第一篇：關于大學生友善品質培育的必要性修改版

關于大學生友善品質培養(yǎng)的必要性

李姜柏

（四川師范大學政治教育學院 四川.成都 610068）[摘要]友善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內容，是對個人行為準則的要求。當前對大學生進行友善品質培養(yǎng)是切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早日實現中國夢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大學生個人素養(yǎng)，增強道德修養(yǎng)的內在要求；是增強大學生人際關系能力，構建和諧校園、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更是一項必不可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事業(yè)，體現著黨的文化先進性。

關鍵詞：大學生

友善品質培養(yǎng)

必要性

2012年10月18日，胡錦濤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的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方向，要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積極培養(yǎng)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可見，友善成為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個人層面的道德行為規(guī)范，大學生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后備人才，培養(yǎng)他們與人為善、寬容待人、平等待人等友善品質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

一、大學生友善品質培養(yǎng)是切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早日實現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友善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個人層面要求，它要求我們每個人都要與人為善，友愛他人，形成人與人之間和諧友善的局面，友善觀作為核心價值觀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里面缺一不可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因為每一個大學生只有愛國，即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將來走向社會才會敬業(yè)，兢兢業(yè)業(yè)的努力工作。同時，也只有每個人都踏實努力的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不弄虛作假，才能夠形成誠實誠信的社會局面，從而人與人之間才會友好相處，友善待人，社會才將會變成是一個友善和諧的小家庭，所以，友善作為個人層面行為規(guī)范，是個人行為道德的最高升華，也是愛國敬業(yè)誠信的最終歸宿。而中國夢既是國家富強夢，民族振興夢，更是我們每個人的幸福夢，大學生在大學階段培養(yǎng)友善品質，提升道德品質，將國家夢和民族夢與自己的人生價值相結合，才能夠勝任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才能夠作為一名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因此，大學生友善品質培養(yǎng)是一種在核心價值觀理論指導下的一種實踐，是為中國夢奮斗的必然選擇，也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理論轉化為實踐的必然要求。

二、大學生友善品質培養(yǎng)是提升大學生個人素養(yǎng)，增強道德修養(yǎng)的內在要求

“友善”自古以來就是我們先賢圣人們對善的價值追求，成為我國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孔子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張溫良恭儉讓，提倡友愛他人。孟子也主張與人為善，認為人性本善，注重教化等。總之，友善是我國古代君子圣人的行為標準，也是一種對美德的追求，而在西方，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把友愛分為善的友愛、有用的友愛和快樂的友愛三種，認為善的友愛才是穩(wěn)定、持久，值得人們追求的。即友愛必須是發(fā)自內心的、無所欲求的善行為才能維持人與人之間的良性關系。因此，從中西方的優(yōu)秀傳統“善”文化中可以看出，友善是個人內心對美好事物的追求，是個人內心修養(yǎng)的一種自發(fā)性美德。當前我們大學生作為社會先進文化的吸收者，也是推動社會先進風氣的主要力量，提升大學生素質是大學生的精神需求，加強友善品質的培養(yǎng)是大學生個人對美好事物的向往，也是增強個人友善、恭敬謙讓的道德修養(yǎng)的內在需要。

三、大學生友善品質培養(yǎng)是增強大學生人際關系能力，構建和諧校園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

“友善”是處理公民關系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而“友善品質”是每個公民應該具備的基本道德品質。雖然當今大學生的文化水平較高，接受先進思想的能力較強，但是在社會大變革的文化時代，一些大學生的文化素質還需要提升，人際關系能力還需要加強。因為在當今社會大分工和價值多元化時代，存在著利益分配和權利維護的問題，每個人需要明確自己的權利和他人權利的界限，需要我們社會基本道德規(guī)范來處理一些利益模糊的事，需要用友善來解決價值觀多元化后出現的新問題。所以特別是作為當今的大學生大多都是九零后，生于“計劃生育”時代，兄弟姊妹少，從小與同輩群體相處時間少，同時受到父母等長輩的關愛較多，所以，當他們獨自一人步入大學環(huán)境中，就會有一種感情上的“落差感”，在一些事情方面都會以自我為中心，遇到與同學的矛盾而不能友善的處理。例如本調查組通過對成都市十所大學進行友善品質培養(yǎng)情況的調查發(fā)現，69%的大學生都認為“有時發(fā)生”過對身邊的人不友善行為。這就說明我們大多數大學生的不友善行為還很多，處理矛盾的能力較弱。同時，在問到大學生對自己學校的友善教養(yǎng)滿意程度時，66%的同學認為只是一般，還沒有達到滿意程度，說明我們當今的大學里還是存在大量的不和諧不友善的情況，所以進行大學生友善品質培養(yǎng)能夠提高自己的素質，增強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也是建立大學和諧的環(huán)境，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

四、大學生友善品質培養(yǎng)是一項必不可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事業(yè)，體現著黨的文化先進性

我黨一直以來具有重視文化建設的優(yōu)秀傳統，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經驗，早就把精神文明建設提到與物質文化建設的同等地位。十八大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fā)揮文化引領風尚、教養(yǎng)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fā)展的作用”。友善品質培養(yǎng)作為一項思想意識建設，屬于文化建設的組成部分，我們黨作為執(zhí)政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物質強國，精神強國，增強人民的精神文化滿足程度。大學生作為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大學更是一個文化創(chuàng)造的陣地。因此，大學生友善品質培養(yǎng)是我們黨顯示其文化先進性，解放和發(fā)展大學生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和活力的內在要求。也是我黨發(fā)展文化事業(yè)，建設文化強國的必然選擇。

總之，友善觀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觀念，友善品質作為每個人的基本道德品質，必須在大學這一文化自由的陣地進行友善品質培養(yǎng)，加強友善觀的教育，這既是社會的必然選擇，更是個人的必然需要。

參考文獻

[1]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樓宇烈.論語注.學而篇[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4:4 [3]田克勤主編《中國話馬克思主義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版

第二篇：價值觀培育的必要性

敬愛的黨組織：

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只有贏得青年，才能贏得未來。”高校大學生黨員價值觀及其發(fā)展關乎黨和國家的命運。因此，高校在認真抓好發(fā)展大學生黨員工作的同時，更要高度重視大學生黨員價值觀的培育。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加快發(fā)展大學生黨員，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大眾化到來，入黨的條件不可能隨著大學門檻的降低而降低，為此，加強和改進在大學生中發(fā)展黨員工作和大學生黨支部建設，是充分發(fā)揮黨的政治優(yōu)勢和組織優(yōu)勢、做好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養(yǎng)和造就高素質人才的迫切需要，對于把我們黨建設成為優(yōu)秀人才高度密集的政黨，對于實施科教興國戰(zhàn)略和人才強國戰(zhàn)略，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興旺發(fā)達、后繼有人，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戰(zhàn)略意義。由此不難看出：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加強大學生黨員價值觀培育是黨的建設的必然要求。

價值觀是培養(yǎng)黨的后備人才的必然要求。從現代社會對人才學歷需求的趨勢來看，大學及其以上學歷的人才將在社會生活中占居主導地位，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將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發(fā)揮重要作用，因此在高學歷人群中培育黨的后備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另一方面，從培養(yǎng)黨的事業(yè)的接班人的角度看，青年是民族的未來，是各種政治力量爭奪的焦點，當代大學生是未來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在校大學生黨員是同齡人中有遠大理想和抱負的先進分子，是同齡人中的帶頭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將來要走上各級領導、甚至是重要領導崗位。從近幾年畢業(yè)分配情況分析，大學生黨員由于其自身素質好，深受用人單位歡迎，許多用人單位都把學生黨員列入培養(yǎng)視野，放在重要崗位，寄予厚望。因此必須加強對在校大學生黨員價值觀的培育。

價值觀是大學生黨員所擔任的工作和在黨建工作中所扮演角色的必然要求,大學生黨員是學校的骨干力量，他們中大多數都擔任一定的社會工作，其中班、團干部占了很大比例，這些黨員干部分布在校系班的各個層面，組織和開展社會工作，發(fā)揮著學校、老師和學生的橋梁作用。他們接觸同學面廣、影響大，且許多人已經在學生黨建工作中發(fā)揮了很大作用。如組織黨章學習小組、做培養(yǎng)聯系人，他們的價值觀如何直接影響同學，在學生中具有導向和潛移默化作用，因此，角色定位必然要求對其價值觀進行培育。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三篇：淺析大學生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必要性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與發(fā)展

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石，是貫穿于社會主義發(fā)展始末的思想主線，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是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度而來，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價值觀在本質上是繼承與發(fā)展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成立的那一日起就將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黨。領導革命，并通過反右傾主義，反本本主義，反教條主義等使全黨始終保持在正確的思想路線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不斷的總結經驗與教訓，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fā)展了毛澤東思想。形成了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念，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決心，和建立富強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崇高追求。這些思想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軍民的主流價值觀念，指導他們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之后，如何將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而達到共產主義，變落后的農業(yè)國為先進的工業(yè)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仍至中國人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解放思想，發(fā)動群眾，立足國情，明確目標”是這一時期，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中國人民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從此步入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國的思想領域出現過思想大混亂的局面尤以文革十年最為突出，要明確的是出現這樣問題的原因在于中央領導的錯誤發(fā)動，而被反革命集團的利用，雖然思想領域混亂但大致上沒有背離毛澤東在1959至1960年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的 “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工業(yè)現代化，農業(yè)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那四個現代化。”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在吸收西方先進的思想的同時一些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觀念也進入中國。對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造成了很大的沖擊，葉劍英也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目標，也是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同時鄧小平也認為，外來落后腐朽思想的沖擊才是對外來開放的最大威脅，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黨在這一時期的奮斗目標總結為建設 “現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上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fā)展一些領域里，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長，在廣大的青少年價值觀念受到沖擊，為此，中央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有文化的四有新人，皆在固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進入新世紀，面對意思形態(tài)。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明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

黨的十八大提出三個倡導，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概括，又是它的升華，其中既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優(yōu)秀內涵，又總結了新民主義革命以來黨在思想文化領域倡導的科學價值觀念。它從三個方面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是從個人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是社會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則是從國家層面。

二、當代大學生的思想現狀

時任山東省委高校工委副書記田建國《當代大學生思想道德狀況分析與對策》中總結的當代大學生的思想觀念現狀為“一個中心，五個更多”。

一個中心：以自我成材為中心，學生中出現了考研熱、實用知識熱、晚自習率高、去圖書館人多的現象。但深入分析部分學生的成材動機與國家的振興、社會的發(fā)展聯系不多，主導思想是自我價值與自我奮斗，與黨的培養(yǎng)目標，與“四有”人才的標準有較大差距。

五個更多：大學生在觀察問題處理問題上往往表現出五個更多。更多地采用生產力的標準，而不是意識形成的標準；更多地采用市場經濟標準，而不是傳統道德標準；更多地采用批判的標準，而不是建設的標準；更多地采用“與國際接軌”的標準，而不是“中國特色”的標準；更多地采用具體利益的標準，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標準。

而我個人認為大學生的思想狀況還兩個矛盾與三個壓力以及校園文化的有著深刻的影響。

兩個矛盾：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與所受思想教育的要求之間的矛盾，社會的高速發(fā)展，生活的快節(jié)奏使大學生往往注重眼前利益，失去了科學思想體系對價值觀的引導作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價值觀二者相互影響的矛盾，正是這一矛盾的發(fā)展使大學生思想領域滋生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

三個壓力：第一是學習壓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對學生的要求越來越高，使學生更加注重自我完善，除了學校的正常學習任務要求學生要更加注重能力的培養(yǎng)；第二是思想壓力，當今的大學生大多為90后獨生子女家庭，家庭的期望值高、大學生的社會負擔重，同時大學生的社會能力與知識不相匹配、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不相匹配導致學生的思想壓力大；第三是就業(yè)壓力，教育體制改革的滯后性以及人才招錄和使用上某些不公平競爭，讓學生擔心自身才能和發(fā)展前程會被無規(guī)則的選人用人機制斷送。學院文化的影響：當今大學活動主要以娛樂為目的缺乏教育性。錯誤的認為大學就是“烏托邦”并且大學校園文化以所謂的“愛情”為中心，忽視愛國主義教育造成極端愛國思想滋長，同時缺乏對傳統美德繼承也是大學生思想偏離主線的重要因素。

三、培育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途徑

面對上述情況對于當代大學生而言，大學生如何做好個人層面工作，或者說從何處入手去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顯得尤為重要。大學生作為一個思想活潑的社會群體，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觀應當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

（一）立足內在，以思想道德教育與核心價值普及為基礎

宣傳和普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踐行的必要前提，只有大學生能夠清楚的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內容才能真正調動他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性。自我學習、自我完善是高等教育不變的主題，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就是培養(yǎng)自我學習能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所以從內在方面要做到以下幾點：

（1）樹立崇高的理想。理想是目標，是努力的方向，是前進的動力，只有樹立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才能與人民大眾保持一致，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在現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全社會的共同理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永恒不變的主題。當代大學生應該在這個理想的感召與凝聚下，堅定不移的將自己培養(yǎng)成‘四有’新人，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

（2）學習馬克思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作為偉大的思想武器武裝自己教育自己，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不斷變的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我們同樣要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我們認識社會，融入社會，進而發(fā)展社會。

（3）加強思想道德修養(yǎng)，錘煉道德品質，這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當代大學生內在要求，所以我們要做到學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覺遵守社會公德、職業(yè)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領悟人生真諦，創(chuàng)造人生價值，積極的向黨組織靠攏，參與志愿服務，弘揚雷鋒精神。

（二）抓住外在，以構建和諧校園文化為手段

校園文化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但目前的高校校園文化難以充分發(fā)揮其載體的功能。因此，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從注重精神文化的構建、利用多樣的教育渠道、建立完善的長效機制等三方面來加強高校校園文化建設，使其發(fā)揮載體功能，在大學生中成功培育并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1）以思政授課為主要渠道，貫穿于其他課堂教學。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我國特有的一門政治性、科學性、理論性和德育性很強的學科，是當代大學生必修課程之一，承擔著對大學生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任務，如何讓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更加深入人心，這是校園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充分發(fā)揮思想政治理論科的主渠道、主陣地作用，通過教師的講解與傳授，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問題。同時在掌握理論知識的基礎上，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自身的學科專業(yè)中，增強大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在以思政課為主渠道外，還應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于高等教育體系中，讓核心價值觀的引導充分滲透在校園的課堂、活動、環(huán)境和日常管理中。

（2）以職業(yè)發(fā)展為依托。高職院校作為培養(yǎng)一線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陣地，學生一畢業(yè)就將成為標準的“職業(yè)人”。因此高職院校建設必須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以職業(yè)發(fā)展為依托，突出高職院校特色，提升校園文化的內涵和品位，在辦學理念、校訓、校風的規(guī)劃上，引入企業(yè)相關的名人名言，激勵學生職業(yè)性格的塑造，樹立職業(yè)歸屬感。

（3）校園文化建設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性工程，是處于探索中的事物，它不僅需要方方面面的協調工作，更需要從制度上對校園文化建設作出規(guī)定，通過制度把校園文化建設目標、內容以及實施辦法作出具體的制度規(guī)定，根據學生不同專業(yè)，有層次性、針對性的進行規(guī)范。同時建立全員督導制度，確保制度規(guī)范的運行和健康發(fā)展。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社會主義的主流價值觀念，是社會主義意識的核心，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轉型對于大學生客觀的要求，也是社會給大學生的新課題。正如溫家寶總理說：“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靠每個大學生，仍至每個公民自覺奉行，唯有每個大學生乃至每個個公民自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使國家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使社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使人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第四篇：法律《條例》修改必要性報告

《蘭州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

修改必要性報告

《蘭州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自2014年1月1日正式實施，距今已近滿三年。這三年來，我市通過強化社會宣傳，依法建立控煙工作機制與工作體系，夯實屬地化管理與強化執(zhí)法監(jiān)督等措施，使廣大市民依法控煙意識得到不斷加強，各行業(yè)經營者、管理者自覺履行《條例》控煙責任意識逐步加深，總體呈現出違法吸煙現象減少，無煙單位、場所增多的良好發(fā)展態(tài)勢。但是，由于控煙現狀與法規(guī)的要求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還存在一定的差距，《條例》中部分規(guī)定也不符合現實執(zhí)法需求，為維護廣大市民的健康權益，《條例》的修訂迫在眉睫。經市控煙辦研究，對我市控煙工作現狀與發(fā)現問題報告如下：

一、我市控煙工作目前主要工作方法

（一）深入開展控煙宣傳、提高市民控煙意識 為加強我市控煙宣傳工作，市控煙辦舉辦了 “無煙蘭州，最美微笑”照片征集活動。在蘭州市公共頻道和公交數字移動電視平臺上播放 “二手煙危害”、“吸煙危害”及“戒煙治療”等控煙公益宣傳片。在我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六次會議和政協蘭州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召開期間，積極推進“無煙兩會”宣傳活動，向參會代表發(fā)送“無煙兩會”短信提示，在所有禮堂大廳、會議室、休息室、餐廳、住所等室內公共場所設置“無煙兩會”宣傳標識，實現室內場所全面無煙。在蘭州國際馬拉松賽上，組織了無煙馬拉松宣傳活動，通過“無煙拉拉隊”和無煙宣傳展臺，向參賽運動員選手、志愿者、觀賽群眾傳遞“無煙蘭馬，助跑健康”的理念，獲得市民的高度評價。

2016年5月31日，為進一步深入宣傳《蘭州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蘭州市成功舉辦了第二十九個“世界無煙日”大型宣傳活動。蘭州市人大，蘭州市人民政府相關領導及各縣區(qū)政府相關領導、各相關部門控煙工作負責人及工作人員、控煙執(zhí)法人員、相關醫(yī)療機構及志愿者共300余人參加了活動，多家媒體全程跟蹤報道。

（二）完善控煙執(zhí)法機制、推進控煙執(zhí)法檢查 為進一步完善我市控煙執(zhí)法機制建設，結合年初國家控煙辦提出的指導意見，市控煙辦組織召開了2016年上半年蘭州市控煙工作座談會和“蘭州市2016年媒體記者懇談會”會議就蘭州市控煙工作現狀、存在問題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各成員單位及媒體進行了深入探討，并要求各縣區(qū)、各成員單位對各自組織機構進行自查，進一步強化工作制度的落實，制定控煙工作計劃、落實控煙培訓及信息報告制度。

市控煙辦組織相關單位對部分公共場所的控煙工作進行了暗訪調查。暗訪范圍涵蓋了蘭州市6所市屬醫(yī)院及市中心的餐館、旅店、美發(fā)店、網吧等30余家場所，并及時對暗訪結果進行了匯總分析，為“世界無煙日”聯合執(zhí)法檢查行動提出了指導性建議；5月31日，蘭州市控煙辦與相關執(zhí)法部門對蘭州市部分餐飲場所進行了聯合執(zhí)法檢查。當日共檢查各類場所100余家，對部分不規(guī)范場所提出了整改意見；9月6日-9日，我市在近郊四區(qū)開展了為期四天的大型控煙聯合執(zhí)法活動。執(zhí)法共計檢查公共辦公場所80家，餐飲娛樂場所105家，發(fā)放禁止吸煙標識300余張，并對其中的12家進行了責改。此次聯合執(zhí)法行動得到了省市各大電視、廣播、平面媒體的廣泛關注、跟蹤報道，電視、電臺、網絡及報紙共報道相關信息20余篇，蘭州電視臺“零距離欄目”還對執(zhí)法檢查進行了現場直播。

2016年1-11月，各縣區(qū)、各成員單位在控煙日常執(zhí)法檢查中，共檢查各類場所14331家，勸阻個人吸煙行為2321例，警告、責令整改場所567家，罰款4家，共計10000元。其中，蘭州市衛(wèi)生計生監(jiān)督所積極行動，自 2016年3月起，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控煙專項檢查，共出動監(jiān)督員206人次，檢查公共場所經營單位83戶，責令整改78戶，警告24戶，一般程序行政處罰4戶，罰款金額10000元。

9月13日-9月28日，我市作為全國三個試點城市之一，在開展了餐飲、辦公場所尼古丁被動檢測工作。該項工作由中國疾控中心指導，主要目的是收集科學數據并檢驗我市現階段控煙工作實際情況。項目在我市城關區(qū)、七里河區(qū)隨機抽取共50家辦公、餐飲場所開展，為期10天。期間我市高度重視，共出動工作人員130人次參與，并有媒體記者跟蹤采訪，通過電視、報紙、網絡發(fā)表相關信息8篇。

二、存在的問題

（一）控煙執(zhí)法機制還未能全面形成

依法控煙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國家立法已在進行當中。《條例》實施以來，我市控煙執(zhí)法工作現階段正處于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狀態(tài)，目前各級控煙辦人員編制與工作經費尚未落實；各執(zhí)法監(jiān)管部門對控煙執(zhí)法案件的處置持非常謹慎的態(tài)度，勸導多、處罰少，起不到威懾作用；控煙執(zhí)法工作還存在畏難情緒，缺乏更加主動開展控煙執(zhí)法工作的責任意識，執(zhí)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還沒有充分調動起來。舉報難、勸阻難、執(zhí)法難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執(zhí)法困難問題的存在，與現行《條例》規(guī)定不滿足執(zhí)法需求有關。例如對個人罰款為50元，《條例》規(guī)定不能使用簡易程序進行處罰，導致各執(zhí)法部門在落實執(zhí)法主體責任時有一定約束性，致使控煙執(zhí)法未能保證有效的開展。

（二）控煙執(zhí)法的有效落實缺少抓手

目前我市控煙執(zhí)法體系沒有有效的督促和激勵機制，各級控煙辦沒有督促控煙執(zhí)法工作推進的有效手段。各成員單位根據職責對本行業(yè)開展控煙執(zhí)法工作，各縣區(qū)政府、各行業(yè)主管部門對控煙工作的重視程度也參差不齊，對我市控煙工作的整體推進十分不利。

為督促各縣區(qū)、各成員單位認真落實控煙執(zhí)法，真正把控煙執(zhí)法工作與日常監(jiān)督檢查工作相結合，控煙工作需要從《條例》出發(fā)，根據各縣區(qū)、各成員單位實際情況及行業(yè)特點制定較為合理的控煙執(zhí)法工作目標，并制定行之有效的督導考核辦法。市控煙辦計劃在《條例》修訂完成后，組織專業(yè)技術機構定期對全市控煙工作進行系統評估，并將評估結果向社會公示。

（三）《條例》的宣傳還很薄弱

市民的廣泛知曉是《條例》的有效執(zhí)行的基礎。目前各縣區(qū)、各部門對控煙執(zhí)法宣傳投入欠缺，宣傳方法單一，致使市民對《條例》知曉率和熟悉程度較低，加上全市宣傳資源偏少，各類媒體的公益播放和發(fā)稿偏少，宣傳工作要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仍是一個需要長期和深入的工作。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辦計劃一是協調市政府逐步加大控煙工作的經費投入，加大公益廣告投放力度，逐步擴大控煙宣傳的深度和廣度；二是加強各行業(yè)的控煙知識培訓，提高市民對《條例》的知曉率，形成全社會共同控煙的社會氛圍；三是通過與團市委接洽，招募和發(fā)展民間志愿者團隊力量，以民間支持輔助現實執(zhí)法力量。總結 構建“場所自律、社會監(jiān)督、行政監(jiān)管、執(zhí)法檢查、專業(yè)監(jiān)測、定期通報”相結合的控煙執(zhí)法體系，需要建立在合乎執(zhí)法實際的法律法規(guī)基礎上。在《條例》施行的三年間，我們在摸索中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對蘭州總體控煙執(zhí)法環(huán)境也有了足夠的了解和準備，為建立控煙執(zhí)法的長效管理監(jiān)督機制，《條例》的修訂勢在必行。

第五篇：試論《工會法》修改的必要性

試論《工會法》修改的必要性

四川大學鄧覺新

內容提要：現行《工會法》缺乏具體法律責任條文，對工會“維權”保障力度有限，對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企事業(yè)單位起不到警戒效果，已明顯滯后于形勢的發(fā)展。“柔性”的工會民主參與權利、會員職工的合法權益應當得到“鋼性”的、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法律保障！為此修改《工會法》應當提上國家法制建設的議事日程。

關鍵詞：工會維權法律保障修改《工會法》

當前，黨中央國務院對工會組織“維權”作用極為重視，對其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更寄以厚望。在黨的“十七大”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的報告提出了堅定不移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關注民生，擴大基層民主的要求，為中國工會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用武之地，工會巨大的社會協調功能已逐漸為全社會所公認。然而曾經發(fā)生過重大社會影響的《工會法》在新的形勢下，其法律效力已明顯滯后，尤其在保障工會履行“維權”職能的相關法律條款弱化及空洞現象更加凸顯出來，原因在于工會“維權”的法律定位過余原則化、概念化和模糊，尤其是法律授予工會組織“維權”的法定權利、對違法“侵權”的預防機制和制約機制尚未得到根本性有效解決，現行《工會法》已適應不了國家在科學發(fā)展觀引領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構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新形勢的發(fā)展，本文就工會“維權”的法律問題進行探討。

一、依法“維權”的法律保障機制不夠健全完善，工會組織依照《工會法》“維權”，在法律保障上存在盲點

由于企事業(yè)單位相對職工個人擁有調動社會資源的絕對優(yōu)勢，擁有許多有利的“剛性”法律法規(guī)保障，掌握行政支配及指揮的權力，處于相對弱勢的會員職工群眾合法權益一旦遭受侵害，《工會法》賦予工會組織的權利不足以擁有獨自“維權”的能力。

《工會法》規(guī)定工會組織“維權”具有的權利歸納為：“建議意見權、提請解決權、要求糾正權、要求追究權、參與研究權、平等協商權、進行調查權、提請仲裁權和提起訴訟權”，這些權利都不是“最終決定權”。提出建議意見可以不接受；提請解決可部分解決、不解決；要求糾正可不理采或避重就輕；要求追究可拖延或敷衍應付；參與研究協商而不讓參與民主決策；行使調查可制造障礙拒不配合。除了人人都有權行使的“提請仲裁和提起訴訟外”，工會“維權”的空間相當小，顯得單薄和柔軟，對嚴重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事件，更不具備依法強制性和有效抵制性。由此不難看出法定的工會權利和義務是不相稱、不對等的。例如《工會法》規(guī)定工會有“平等協商權利”：一是工會雖作為獨立法人組織，具體到企事業(yè)單位，工會經費根本不能支撐工會組織正常的獨立運行（人員配備、工資待遇、工作經費、活動場地等等），財務完全不獨立，實質是靠單位養(yǎng)活的“下屬機構”，脫離不了依附關系，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做到、也不敢要求與企事業(yè)行政平等，其“平等協商”份量很難界定；二是工會雖有權代表職工“提請政府處理、向法院提起訴訟”，實際上除了依靠各級總工會，企事業(yè)單位工會很難做到。因為企事業(yè)基層工會要維護本單位的利益和發(fā)展，任何有可能提請政府或向法院起訴的行為都會對企事業(yè)不利，從而危及到基層工會組織自身的權利和長遠利益；三是“平等協商”中，工會組織的“獨特”性作用在《工會法》中體現不出來，也沒有相應的能在司法實踐中實際操作的司法解釋。基層工會要把“屁股坐在職工這邊”切實做好“維權”，常會不受歡迎，甚至得罪企事業(yè)領導，由于工會不敢旗幟鮮明地堅持“維權”，所謂 “平等協商”過程常流于形式，往往只能兩邊“勸解、合稀泥”，難達到真正的“維權”效果。

二、《工會法》過于封閉、單薄和原則，保障工會“維權”缺乏與其它相關法律法規(guī)銜接、照應的空間，尚未完全融入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

全國人大目前已通過了《勞動合同法》，這是一部規(guī)范勞動關系的重要法典，其中多達11處提到了工會組織和職代會，對維護職工勞動權益制定了相當具體的條文，為工會組織“維權”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武器，也為工會“維權”預留了極大的法律空間。而《工會法》對職工勞動權益的保障相當籠統又無具體實施細則，僅限于在幾種情況下可“責令”企業(yè)恢復職工被非法解除了的“勞動合同”，若不執(zhí)行并未設定違法責任。縱觀《工會法》，缺乏保障實施的“罰則”條文，進而使得該法缺乏嚴肅性。必然造成工會“維權”得不到《工會法》有效的法律保護。工會在“維權”實踐中，往往不得不轉向尋求其它途徑、其它實體法律法規(guī)進行“維權”，其“維權”成本、代價和風險大增，常常因不現實，最終“維權”行動失敗。如此，企事業(yè)單位只要“《工會法》明文制止的（會受到政府勞動部門責令的行為）不犯，侵權就難以被有效制止”。正是由于《工會法》缺乏對侵權企事業(yè)阻撓“工會依法履行維護職能”制定切實可行的處罰條文，使“國家保護工會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落不到實處，即便不履行《工會法》也受不到法律追究。于是侵權時有發(fā)生，“隱性侵權現象”更為普遍存在。鑒于《工會法》“法律責任”中存在的遺漏、缺位、不確定性和難以操作，《工會法》體現不出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易受到其它實體法（如《勞動法》、《民法》、《治安處罰法》直到《刑罰》等）的照應及有效保障。架空的《工會法》對企事業(yè)單位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行為既然不足以構成法律強制約束力，就難以規(guī)范企事業(yè)單位落實好職工各項合法權益，更難以對違反本法者實施懲戒、處罰，工會的“維權”自然就顯得蒼白、尷尬和困難。

三、《工會法》賦予工會“維權”的法律武器，不具備獨特的法律權威，且難以操作 《工會法》更像綱領性文件。很大程度上像在重復《中國工會章程》。每一部法律應有執(zhí)法主體，例如《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是勞動部門，《合同法》是工商管理部門等等，而工會卻成不了《工會法》的執(zhí)法主體。法律關于工會“維權”的權利、義務，更像規(guī)范工會的工作方法。《工會法》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有相關性，但更應各有專指，其“法律責任”卻多比照違反《勞動法》制定，更像其“附法”。所涉及到的執(zhí)法權，均為勞動行政部門（《工會法》七條法律責任中就有四處提到勞動行政部門）。實際上，職工可能遭受侵權的現象情況復雜、涉及面廣，職工在政治、經濟、人權等各個方面均享有充分的合法權益（如選舉權、被選舉權與表決權、社會保障權、享受休假等權利），在企事業(yè)內部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jiān)督權”，這些權益若受侵害，法律責任沒有明確，必然造成《工會法》在本法意義上的虛化，即權利與義務、違法與處罰不對稱，作為《工會法》維護的主體--工會自身的“維權”也會成問題，因為任何法律中都沒有體現關于違反《工會法》應當承擔的法律后果。不難看出《工會法》除了很原則地提到治安案件和犯罪須追究責任外，違背其它任何條款均不構成治安案件或犯罪，不必承擔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經濟處罰，對侵害職工權益最高賠償也僅是本人年收入的二倍（這是本法中可見的唯一量化標準），試想一個收入很低的農民工費盡周折，通過工會依法“維權”成功，僅得到年收入兩倍賠償，其“維權”成本是得不償失的，反之對企事業(yè)單位來說，“侵權”成本微不足道，根本起不到任何警示和懲戒效果。總之《工會法》較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安全生產法》等法律要“軟性”和籠統得多。

工會依照《工會法》做不到獨立自主地“維權”，往往只能以民事代理（如律師）的角色，代表職工運用相關法律法規(guī)（如《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公傷條例》等）去調解、協調或提請仲裁、訴訟，權限和作用還不如律師（后者是專業(yè)法律工作者，有著法定的職業(yè)優(yōu)勢），工會“維權”大多數情況是在事后和間接發(fā)揮作用，其“維權”空間狹窄，政府和法院審理“維權”案例，依《工會法》操作難度大。就工會“維權”，縱觀全國幾乎很少有依《工會法》上訴、審理和勝訴的案例。這部涉及面非常廣的法律，除了如《工會章程》那樣規(guī)范工會工作外，當前新形勢下，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還沒有產生過其應有的巨大作用。

四、《工會法》難以保障工會維護自身的民主政治權利，使得工會“維權”常顯軟弱、力不從心，工會應有的、代表職工群眾的民主政治作用難以充分發(fā)揮

一是對工會組織、工會干部的地位，《工會法》表述比較模糊。各級總工會比照國家行政機構設置，“機關化”傾向較濃，干部隊伍結構過于“專業(yè)”固定，缺乏基層工會經歷；反之基層企事業(yè)單位工會從屬性、依賴性較普遍，工會負責干部受單位人事調整變化大，專職人員年齡結構偏大（企事業(yè)單位往往將其作為安置老弱的部門），業(yè)務素質堪憂。工會主席應具有同級副職地位，享受相應待遇，只是政策性一般要求，不具法律效力。由于《工會法》對工會組織和干部定位較模糊，加之工會自身建設和機構改革調整不夠完善，造成了工會組織地位低下、工會干部說不起話，開展“維權”不易。二是《工會法》對工會的“民主參與、民主決策權利”不是剛性要求，使工會難以介入企事業(yè)核心決策，難以實現民主參與和源頭“維權”。知情知政難，參政議政更難，主動“維權”常無從談起。因為《工會法》對企事業(yè)單位在法律責任中沒有體現約束力和對違法的查處及懲罰，一旦侵權容易形成“馬后炮”局面，事后“維權”成本高、代價大、會留下后遺癥，于職工不利，很難取得成效。

綜上所述，鑒于中國工會的特殊性質，不具備強制性權力，法律也沒有賦予工會組織“維權”所必須具有的約束性權力，又缺乏其它法律法規(guī)對《工會法》的充分照應和保障，使得工會的維護職能顯得蒼白、缺乏力度，職工通過工會“維權”難度大、成功率不高，極可能還后患嚴重（一次“維權”小勝而最終導致勞動者失業(yè)），所以職工一般情況下不會主動尋求工會組織“維權”。

正是基于工會“維權”法律責權的不明確性，使得基層工會組織軟弱、工會干部腰桿不硬、“維權”不力、不敢及無權“維權”現象普遍存在。因為基層工會干部首先是職工，“勞動人事關系”決定權掌握在單位領導人手上，形式上按《工會法》程序走，實際上常常由“老板”做主，“維權”令人堪憂。

工會是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我們要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辦會原則，堅持科學發(fā)展觀，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創(chuàng)新，化解矛盾、構建和諧，促進國家的穩(wěn)定發(fā)展。現在國家既然專門為工會立法，就應樹立起《工會法》的法律尊嚴和權威，就應當使《工會法》與其它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如《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工傷管理條例》等等）相照應和銜接，就應設定相應的、可操作性的民事及刑事責任，就應該給工會“維權”賦予專屬的、強有力的法律武器，使工會“維權”有法可依、行之有效；行政司法部門執(zhí)法有據、違法必究；企事業(yè)單位遵紀守法、關愛職工；全社會人人依法行事、守法光榮，為此修改《工會法》勢在必行。

作者簡介：鄧覺新四川大學工會副研究員中宣部四川大學輿情直報點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