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概論》論述題題庫(珍藏版)

(內部資料、更新至2020年7月試題、涵蓋期末考試中95%以上的原題及答案)

大眾傳媒在政策議程中的作用。

答：大眾傳媒在政策議程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第一，在政策議程設定階段，大眾傳媒可以看作“守門人”和“議程建構者”。傳媒不是機械地反映政策問題，而是對政策信息和問題進行整理、加工、篩選之后，才傳遞給社會大眾，與其說他們是在“反映”現實，不如說是在“建構”現實。

第二，在政策議程創建之后到政策正式出臺的中間階段，往往是各種相關力量進行表達和游說的關鍵時期。大眾傳媒在這個環節中所扮演的角色可稱為“要求通道”和“議題游說者”。大眾傳媒能夠及時、有效地向官方決策者反映社會公眾的政策訴求，在政策網絡中搭建起政策主體之間進行政治溝通的橋梁，幫助官方決策者打開“政策之窗”。

第三，在正式政策出臺之后，大眾傳媒主要扮演“政策的宣傳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傳媒是社會輿論的導向標，官方決策者往往借助傳媒的力量發揮公共政策的導向功能，通過宣傳政策思想和理念，引導或規制人們的行為，從而實現有效的社會控制，促進政策系統的良性運行。

對公共政策分析者而言，重視并掌握結構不良的政策問題的原因。

答：第一，結構不良的政策問題體現了社會價值的沖突性,一個社會中，經常同時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價值；

第二，政策制定者通常傾向于按照自己的價值系統去制定政策，而常常忽略整體社會的偏好；

第三，政策制定者往往不愿去考慮創新性的政策，而傳統的漸進決策模型又無法妥善解決結構不良的政策問題；

第四，由于資源有限，政策制定者無法羅列出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因而限制了解決結構不良問題的可能性；

第五，政策制定者通常無法預測可能解決方案所有的正面及負面結果。

公共政策評價標準大致包括哪些方面？

答：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看法,公共政策評價標準大致有八個方面：

第一,投入工作量。即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所投入的各項資源的質與量以及分配狀況。

第二,績效。即依據具體明確的目標,分析公共政策對客觀事物與公共政策環境所造成的實際影響。績效既包括公共政策推動的結果,又含有民眾心目中認定的滿意程度。

第三,效率。即投入工作量與績效之間的一種比例關系,通常表現為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的比率。

第四,充分性。即滿足人們需要、價值或機會的有效程度,它反映了績效的高低。

第五,公平性。即公共政策所投入的工作量,以及產生的績效在社會不同群體間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共政策的類型不一樣,所反映的公平性的角度與觀點也不一樣。

第六,適當性。即公共政策目標和所表現出的價值偏好,以及所依據的假設是否合適。具體地說,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標是否是社會期望的,公共政策的成本與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公正。

第七,執行力。即探求影響公共政策成敗的原因,進而導致因果模型的構建。

第八,社會發展總指標。即對社會狀態與發展的數量進行描述與分析,既反映過去的動向,又可作為社會現狀的說明,其特征是以描述性指針為主。

公共政策評價在公共政策運行中發揮什么作用？

答：第一，公共政策評價可以檢驗公共政策實施的效果、效率和效益。只有通過嚴格的程序、周全的數據和科學的手段對公共政策加以客觀評價，才能判斷特定的公共政策是否達到了預定效果、產生了怎樣的社會影響、公眾的響應如何等。

第二，公共政策評價有利于政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水平。現代社會人類活動日益復雜、風險增多、不確定性增大，從而對政策的科學性提出挑戰;人們的利益要求趨向多元化，公眾參與要求高漲，從而對政策的民主化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公共政策評價監督著政策資源的有效配置。通過公正、公開的公共政策評價，可以知道在公共政策周期的不同階段上資源投入量的比例分配是否恰當，在政策過程中人力、物力、財力的組合是否合適。

第四，公共政策評價能夠在公共部門內部形成濃厚的競爭意識，有助于提高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和工作效率。

第五，公共政策評價結論決定公共政策的生命周期。對某項公共政策的評價構成一個政策周期的結束，同時又是下一個政策周期的開始。

公共政策未來的基本走向如何。

答：當代公共政策的基本走向：

第一，突顯“公共性”，將決策視為公共行為，視政策為重要的公共物品。(1)公共政策主體擁有公共權力和公共權威，其決策行為不能等同于企業等一般社會組織的決策行為；它們對公共財政資源進行配置，并以公共利益維護者和增進者的身份進行決策。(2)公共政策源起于解決公共問題的需要。這些公共問題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社會共享性，從而在本質上與公共利益直接相關；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也可以視為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的過程。(3)公共政策將對整個社會公共生活產生廣泛的影響，并將通過制定行為規范對其中的利益關系進行協調，從而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正是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公共政策才被稱為公共物品；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乃是提供特定公共物品的過程。(4)作為公共政策的核心主體，政府不僅受特定國家特定時期文化背景的限制，它也通過公共決策行為、通過公共政策中蘊含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而肩負著塑造公共文化、培育公共道德的使命。后兩者對于公共責任感和公共精神十分重要。

第二，公共政策將更加強調公共問題的具體要求。公共問題至少在三個方面影響著公共政策的走向：(1)公共政策應當是問題取向的；(2)公共政策將關注公共機構的能力問題；(3)公共政策仍將以政府為核心主體。

第三，公共政策將突出公平在其目標體系中的地位。(1)社會公平也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物品。(2)如果僅僅將公平理解為規則的公平，將公共政策理解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那么公共政策事實上是在提供這樣一些能夠帶來公平的規則或規范。(3)公共政策所提供的制度安排具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功效(即實現效率)，但這是以公共政策能否提供基本的社會公平為前提的。

第四，公共政策民主化。(1)民主化首先是指對公眾權利和利益的尊重和維護。(2)民主化也可以指代公共政策的公開化和開放性要求。(3)民主化也意味著對法治精神的強調和遵循。

第五，公共政策科學化。(1)公共政策體制的科學化。(2)公共政策諸方法的科學化。

公共政策學中引入案例分析的意義。

答：第一，凸顯“以案論理的理論價值”有利于推動公共政策理論的發展與深化。首先，公共政策案例的素材來自于公共政策的實踐活動，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和典型性，往往能反映公共政策的本質。其次，案例分析可以加深案例分析者對政策理論的理解和把握，更好地指導具體的公共政策實踐。

第二，有利于促進公共政策實踐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公共政策理論作為一般的研究，只能通過對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尋找公共政策活動的普遍規律，案例分析則能夠通過對某一特定公共政策問題的剖析，探尋公共政策實踐的具體規律，是一種“個性中尋找共性”的方法。

第三，有助于促進公共政策學特別是MPA教育質量的提高。案例分析的價值在于把通常需要多年工作實踐方能獲得的經驗濃縮到一些課程里，通過分析案例可以幫助未來的公共管理者學習如何對特定情況進行分析和思考，以及如何選擇合適的行動方案。

國際政策環境的主要趨勢和特點。

答：國際政策環境的主要趨勢和特點有三個，即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識化。

第一，全球化。全球化通常是指國與國之間的界限和各國制度的差異界限趨于模糊，甚至消失。它是以市場化與信息化為基礎，不以任何國家、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進程。

第二，信息化。信息化與全球化相互交織，推動著全球產業分工深化和經濟結構調整，重塑著全球經濟競爭的格局。信息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近年來電子政務的發展。

第三，知識化，是指知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和資源，被人們吸收、創新、轉化利用，從而提高個人素質，改變生產生活方式，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過程。知識化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而經濟則又成為知識化的重要載體。

舉例說明“浴盆模型”在公共政策執行中運用的意義。

答：第一，事物的不斷發展變化，與政策相對穩定性之間的矛盾，決定了每一項政策都有其失效過程。要保證政策執行的可靠性，就要控制它的失效性。依據可靠性理論分析，在政策方案的執行過程中，“失效“表現于早期失效、偶然失效和耗損失效三個階段。這種政策失效率的變化，類似于浴盆狀。人們把這種曲線也稱為“浴盆模型”。

第二，實踐證明“浴盆模型”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它提醒人們，在政策早期失效時，不要為早期失效率一時較大的現象所迷惑，而應著重于對失效的質的分析。切忌輕易地修改政策，造成政策不穩定。早期失效過程是難免的。除非分析結果確系政策本身錯誤，否則輕率政策必然引起振蕩。在偶然失效時，要不斷采取追逐檢查，提出新措施，修改原方案，盡可能地使這一時期延長。而在消耗失效時，失效率反映政策老化的程度，因此要抓緊機會，做好政策創新，及時制定出新政策，取而代之。

第三，舉例說明。(比如：

我國持續了20多年的特區建設就是比較典型的例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政策的出臺、實行及調整等。)

舉例說明巴拉姆驢子思維法在現實公共政策中的運用。

答：“巴拉姆的驢子”說明，一旦決策者知道自己即將獲得某樣東西時，它的吸引力就會減退；而放棄某樣東西的煩惱就會隨之增加。巴拉姆驢子思維法，其基本過程就是讓決策者逐項地對每一個選擇方案極盡挑剔之能事，使它失去原有的吸引力。如果他成功了，那么放棄它們就不再成為痛苦的事，于是最好的決定就產生出來了。如某政府在鬧市區新近拆遷了一片規模不小的土地，這是黃金地段，而到底把它拿來做什么用，卻成了政府的心頭之患。因為哪個領導都知道，一旦決定了，新建了，就不能再改變了。而在本市的核心區，全市的老百姓乃至兄弟省市都在盯著，它到底做什么用。決策成了難事，好端端的土地空閑了很長一段時間。基本方案有：

第一，蓋一個大型商廈，充分利用鬧市區的優勢，為稅收服務，為市財政服務；但周圍商廈已經林立，新建這樣一個大型商廈，到底多大必要，到底是否能夠真正從根本上增加市財政收入是個問題；

第二，建一個大型的市民免費公園，為市民提供休閑娛樂的場所，但對于財政卻沒有貢獻；

第三，蓋政府大樓，改善辦公軟件，展示政府的新面貌。但現在政府的辦公條件并不很差，再大興土木，可能會造成社會的議論；

第四，蓋一個大型停車場，緩解市中心的交通壓力。但這么好看地段，建設一個停車場，未免浪費；很多人提出興建一個地下停車場即可。最終的選擇仍然取決于個人的觀點，但根據決策者自身的價值傾向，現在要放棄那些沒有選中的方案就變得比較容易了。

舉例說明浴盆模型。

答：事物的不斷發展變化，與政策相對穩定性之間的矛盾，決定了每一項政策都有其失效過程。要保證政策執行的可靠性，就要控制它的失效性。依據可靠性理論分析，在政策方案的執行過程中，“失效”表現在早期失效、偶然失效和耗損失效三個階段。這種政策失效率的變化，類似于浴盆狀，人們把這種曲線也稱為“浴盆模型”。比如：我國持續20多年的深圳特區建設，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政策的執行過程，就經歷了早期失效、偶然失效和耗損失效三個階段。早期失效時期，傳統習慣的阻力使人民對政策了解甚少以及政策本身還可以存在著不少缺陷。在政策執行初期，存在著相當高的失效率;偶然失效時期，政策實行后，進入正常狀態，人民對政策的理解與認同，以及政策本身的自我完善，人民從政策執行中得到了實惠，盡管還有失效，但失效率低;耗損失效時期，隨著主客觀條件的變化，政策開始老化，失效率又逐步上升。因此需要調整、修改已有政策，或者重新制定政策。

決策方案評估的標準是什么？

答：決策方案評估的標準：

第一，效益標準。效益標準是根據投入產出關系評估決策方案質量的標準。成本越低，收益越大，效益也就越好。只有那種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預期社會效果的決策方案才是高質量的決策方案。

第二，方案協調性標準。方案協調性標準用以評估方案涉及的各種人力、財力、物力、時間、信息等資源要素，以及各種主客觀條件之間的有機整合程度。一項優質的決策方案，應該是通過方案內在凝聚力和設定的機制，把方案內含的各種要素及條件按事物發展的客觀邏輯有機地統合為一體。

第三，方案的適應性標準。方案的適應性標準主要評估既定方案是否適應環境的變化。一項好的決策方案，應具有較強的環境適應性，當環境條件變化或意外情況出現時，該方案本身有應變的彈性和進行局部調整的余地。

第四，決策方案力度標準。決策方案力度不夠，解決問題就會“力所不及”；力度太大，可能會因矯枉過正而導致社會正常秩序的破壞，或導致事物發展動態平衡格局的崩潰。

決策方案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答：第一，方案執行的必要說明。即指出要將所設計的方案付諸實施，首先應注意哪些問題才能保證方案執行效果與預期效果的一致。

第二，解決決策問題的基本措施。這是方案的核心內容，要盡量做到明確、具體，并給決策方案的執行者一定的機動性。

第三，明確決策方案對應的階段。公共政策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其解決也呈現出長期性與階段性。因此，在方案中必須明確決策階段，以使得決策者進行有針對性的劃分和決策。

第四，決策方案性質的界定。即明確決策方案的適用對象，運用期限以及該方案著重解決的問題等。

第五，方案所需的各種條件的要求。如實施該方案所需相應機構的調整或重新設置，人員的配備狀況，以及資金等其它資源量的要求等。

聯系實際，論述公共政策對發展知識經濟的推動作用。

答：第一，教育政策創新。(1)發展知識經濟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知識經濟中勞動者是其生產要素之一,掌握現代科學知識的高素質的勞動者是知識經濟的基礎。沒有人力資本的積累,也就沒有技術進步與知識經濟的發展。知識經濟中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將替代傳統工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要求勞動者具備較高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否則就不能適應新技術、新工藝的采用。知識經濟的發展,要“創造性地破壞”原有的產業結構,在結構不斷變動的情況下,勞動力結構如果難以適應,將會產生高技術產業職位

空缺與全社會失業嚴重并存的局面。因此,發展知識經濟,必須以較高的社會知識化水平為基礎。(2)教育政策創新與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教育水平,教育是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條件,對勞動者的“再教育”可以解決知識經濟發展中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問題。由于知識經濟是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知識的生產、分配、使用為主要因素的經濟時代,因此,政府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對勞動者進行系統的培養。政府在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方面的投資規模將直接影響到勞動者素質的高低,影響到知識經濟發展的基礎;因此,政府必須加大對教育投資的力度,加強智能教育,最大限度地培養高科技人才,提高勞動者素質,為知識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資源。

第二，產業結構調整。(1)知識經濟時代產業結構的特點。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特點之一是產業結構軟化,即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體力勞動和物質資源的投入相對減少,腦力和科學技術的投入相對增加。與此相適應,在經濟發展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正在日益被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取代,產業結構軟化現象發生在所有產業部門。從知識經濟較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來看,應該說,知識經濟與工業經濟區分的明顯標志是軟產品的大大增加,知識作為生產核心要素在整個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2)我國產業政策的調整。基于以上兩點,“后發”現代化國家必須把握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結合本國實際情況,制定符合社會發展需要而又切實可行的產業政策。

當前,我國應通過調整產業政策,著重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1)逐步減少第一產業對自然界和體力勞動的依賴,使農牧業向著工廠化、離土化、人工智能化方向發展。(2)強化發展生產軟產品的軟件知識產業,反過來再用軟產品改造傳統制造業,增加附加價值,實現傳統制造業產業層次的提升。如果不能使傳統制造業軟下來,計算機軟件的發展、網絡技術和虛擬技術等的廣泛應用就不可能得到推廣,也不可能莫定知識經濟時代所需的物質基礎。(3)在第三產業中,用計算機操作代替手工操作。與此同時,大力發展十算機服務、信息咨詢和信息處理等許多專業知識和技術性服務行業。(4)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因為衡量知識經濟的主要指標之一是產業結構,在知識經濟中,高科技產業占有很大比重,大約為65%。

第三、財政政策變革。

考察各國扶持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中,財政政策起著關鍵作用。它包括增加對教育培訓經費的開支、加大基礎研究及R&D的投資和加強對高科技企業的扶植等。為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加速發展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我國也應當逐步增加對高科技產業財政資金的扶持力度。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盡管有許多私人資本介入了高新科技產業的投入,但是從社會總投資來看,這部分的投資額度還是非常小的。在知識經濟的萌芽階段,要求許多私營企業主投資科技產業是不現實的。一是私人資本小,而高科技信息產業屬于高風險的經營投資,其收益較慢,需要有大量的后備資金,所以從資金總量和承擔風險的能力來說,絕大多數私營業主還是無法承受的。是我國風險投資的市場還不規范,風險投資的制度還不完善,風險投資的補償機制和激勵機制還沒有最終形成。所以,高新技術產業初期的發展仍然需要政府財政的大力投入,這樣才能不斷完善投資高新技術產業的各項制度和配套措施。因此,中央財政和各級地方財政,特別是率先起步發展高新技術的地區,每年應當新增高科技產業發展專項撥款,實行部分撥款、部分低息有償使用的政策,專項用于重大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孵化期和產業化啟動期的投入。部分款項可用于風險損失補貼、貸款貼息和獎勵。在專項撥款的基礎上,逐步向設立專門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基金過渡。在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勢不旺的特殊時期,還可運用財政政策啟動閑置人力資源和資金來進行另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基礎設施一一科教事業和R&D投資建設,為將來我國大規模發展知識經濟和進行國際競爭奠定科技基礎和貯備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創造條件。

第四、優化稅收政策。

世界許多國家為了鼓勵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特別是創業投資都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如新加坡政府規定,創業投資最初5~10年完全免稅;馬來西亞也規定,對從事尖端技術領域的制造企業,5年內全額免除法定公司

所得稅,或者5年期內資本支出的60%可以從納稅額中扣除。我國對于高新技術企業雖然也有一些優惠政策,但是,與其他優惠政策相比優勢并不明顯。因此應當加大優惠政策的力度,將更多資金吸引到高科技產業和創業投資領域。例如,進一步降低高新技術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由一般所實行的投產后兩年上繳15%的所得稅向零稅率過渡,同時延長免稅年限。另外,還應采取措施,優化稅收優惠政策的結構。首先,應將稅收扶持的重點轉移到高新技術的初始產品上來,對科研成果轉讓免征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促進科技開發;其次,可以對高新技術企業試行消費型增值稅,對其外購的無形資產按一定的比例予以減稅,降低其稅負,促進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五、加大金融政策傾斜力度。

發展知識經濟或高新技術產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融資。資金在我國是短缺的,但這只是表象。實際上,我國國民儲蓄率高達40%左右,完全可以滿足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需要,問題的關鍵在于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機制不健全,融資方式不多,融資渠道不暢。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融資應該是方式多樣化、渠道多元化,除內源融資、財政投資外,還要廣泛進行外源融資包括銀行融資、證券市場融資和利用外資等。就銀行融資來說,由于高新技術企業投資風險大,一般商業銀行為資金安全起見不愿貸款,政府就需要采取傾斜性的金融政策,或實現貸款擔保,如設立高科技貸款擔保基金、高科技產業貸款擔保公司等,或進行“窗口指導”鼓勵商業銀行向高新技術企業貸款。這里的重要舉措之一是發揮政策性銀行的作用,加大政策性銀行對高科技產業的貸款力度。但只有銀行貸款還遠遠不夠,因為銀行能夠貸得的資金畢竟是有限的,而且要還本付息,資金成本較高,這就需要發展資本市場。在資本市場上,高新技術企業可以通過發行公司股票和企業債券等來籌集資金。然面,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也要受到經營業績、市場承受能力以及指標和額度的限制,雖說高料技產業是國家扶持的、急需發展的先導產業,可以放寬指標和額度的限制,但經營業績的要求還是必須具備的。這對于正在成長的高科技企業來說沒有問題,只要國家在政策上予以傾斜,鼓勵它們上上市融資或在資本市場兼并收購擴大經營規模就可以了。但對于一些尚處于創業階段的高新技術企業則不可能在現有的證券交易市場上進行上市融資。于是,有必要進一步發展我國資本市場,在現有的第一板市場的基礎上,吸收經驗教訓和參照國際慣例,再開辟第二板證券交易市場,為高新技術企業上市融資服務。不僅如此,國家還可以參照證券投資基金的運用辦法,出臺諸如《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等法規和條例,并依法創立高科技產業投資基金和成立創業(或風險)投資公司,從而為高科技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促進我國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

第六、加強政府宏觀調控。

知識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不是與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級劃分的概念,在這里,計劃和市場仍然是資源配置的兩種基本手段。在發展知識經濟的過程中,除了由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調節作用外,仍然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并且需要更加有效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這是因為：(1)社會分工更加細化的需要。在資訊、新能源等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健康運行方面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越來越快,領域越來越廣時,任何一方面的失控都可能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的重大損失。(2)高科技發展需要巨大的科技投入,這僅靠私人企業很難做到。國家的財政支出中對高科技投入的多寡往往決定了一個國家能在多大領域內占據世界高科技前沿陣地,這同時也對知識經濟時代國際間綜合國力的競爭起著決定性的先導作用。(3)隨著智力資源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無形資產的投入越來越普遍,資產的隱形增值也越來越普遍,這給政府和企業對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測帶來了更大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將不可避免地引發經濟震蕩甚至引起經濟危機。(4)在向知識經濟過渡的過程中和知識經濟的初級階段,會產生社會價值觀變遷、社會結構變革和社會利益分配調整等一系列問題,沒有強大的政府宏觀調控,這些問題是很難解決的。(5)政府可以通過宏觀調控政策對諸如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和引進外資得導向等問題作出規定,可以解決諸如進入國際信息高速公路的管理等問題識經濟的快速發展服務。(6)經驗證明,微觀經濟越是

放開,市場化進程越是加快,就越要求宏周控的有力和靈活有效,越需要必要的集中和相應的手段。總之,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政府必須轉變職能,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加強宏觀調控能力,形成政府與市場二元機制的有機互補,為知識經濟的發展創造個良好的外在環境。

第七、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發展知識經濟絕非平地起高樓,而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起步較早的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有這樣三個條件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工業經濟充分發展,這可以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專家認為一般要達到人均5000美元左右,才有知識經濟自發萌芽的條件;其二是社會知識化水平較高,這可以用成人文盲率和同齡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來衡量,一般認為要發展知識經濟,成人文盲率應在10%以下,同齡人受高等教育率應在25%以上;其三是知識和技術創新能力比較強,這要看可產業化的自主知識產權的多少以及對引進高技術產業項目的再創新能力的高低。按照這些標準來衡量,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全國范圍內發展知識經濟的條件尚不具備。

盡管如此,我們仍必須止視知識經濟帶來的挑戰以務實待發知識經濟的戰略意義,盡早制定發展知識經濟的成略決策。政府部門要通過公共政策積極介紹發達國家發展知識經濟的先進經驗,呼吁人們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積極應接知識經濟的挑戰,同時,又要防止不顧本國的國情總之,后發展國盲目地與發達國家進行攀比、一明面起發展知識經濟的做政策主體應當努力營造一種積極向上、慎務實的論環境,以實事科學態度和積極主動的務實精神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

聯系實際，論述公共政策未來的基本走向。

答：當代公共政策的基本走向：

第一，突顯“公共性”，將決策視為公共行為，視政策為重要的公共物品。(1)公共政策主體擁有公共權力和公共權威，其決策行為不能等同于企業等一般社會組織的決策行為；它們對公共財政資源進行配置，并以公共利益維護者和增進者的身份進行決策。(2)公共政策源起于解決公共問題的需要。這些公共問題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社會共享性，從而在本質上與公共利益直接相關；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也可以視為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的過程。(3)公共政策將對整個社會公共生活產生廣泛的影響，并將通過制定行為規范對其中的利益關系進行協調，從而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正是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公共政策才被稱為公共物品；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乃是提供特定公共物品的過程。(4)作為公共政策的核心主體，政府不僅受特定國家特定時期文化背景的限制，它也通過公共決策行為、通過公共政策中蘊含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而肩負著塑造公共文化、培育公共道德的使命。后兩者對于公共責任感和公共精神十分重要。

第二，公共政策將更加強調公共問題的具體要求。公共問題至少在三個方面影響著公共政策的走向：(1)公共政策應當是問題取向的；(2)公共政策將關注公共機構的能力問題；(3)公共政策仍將以政府為核心主體。

第三，公共政策將突出公平在其目標體系中的地位。(1)社會公平也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物品。(2)如果僅僅將公平理解為規則的公平，將公共政策理解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那么公共政策事實上是在提供這樣一些能夠帶來公平的規則或規范。(3)公共政策所提供的制度安排具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功效(即實現效率)，但這是以公共政策能否提供基本的社會公平為前提的。

第四，公共政策民主化。(1)民主化首先是指對公眾權利和利益的尊重和維護。(2)民主化也可以指代公共政策的公開化和開放性要求。(3)民主化也意味著對法治精神的強調和遵循。

第五，公共政策科學化。(1)公共政策體制的科學化。(2)公共政策諸方法的科學化。

聯系實際，試述發展型政策理念的主要內容。

答：第一，人本觀念。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政策主體應當更加重視人的作用和人的發展。幫助人們進行內在的知識積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創新，從而使人們得到自我更新和自

我實現。

第二，公平優位觀念。效率和公平一直是公共管理的兩大基本目標。傳統的行政管理一直是效率優位，知識經濟時代，公共管理的價值目標應當是公平優位。公共政策作為為公共事務管理活動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其價值目標也應當是公平優位。

第三，科學化觀念。在知識經濟時代，政策主體一定要樹立科學政策理念。

第四，民主化觀念。知識經濟時代是民主參與的大眾化時代。公民直接參與公共政策成為知識經濟時代民主政治的邏輯起點和核心內容。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政策的民主化不僅僅指政策方式方法的民主化，而且指政策目標的民主化。

第五，法制化觀念。在知識經濟時代，為確保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程度不斷提高，還需要政策主體樹立依法決策的觀念。

第六，創新超前觀念。知識經濟時代的政策主體必須樹立超前觀念。要高度前瞻性地預見一定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發展情況，確保公共政策的超前性。知識經濟時代的政策主體還必須樹立創新觀念。

聯系實際，試述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

答：所謂公共政策的功能，就是公共政策在管理社會公共事務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它通過政策的地位、結構、影響力與結果表現出來。

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有：

(1)導向功能。公共政策是針對社會利益關系中的矛盾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而提出的。為解決某個政策問題，政府依據特定的目標，通過政策對人們的行為和事物的發展加以引導，使得政策具有導向性。政策的這種引導作用，不僅體現在直接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向上，而且體現在引導著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之上。政策的導向，是行為的導向，也是觀念的導向。其導向功能，有兩種作用形式：一種是直接引導，另一種是間接引導。(2)調控功能。公共政策的調控功能是指政府運用政策，在對社會公共事務中出現的各種利益矛盾進行調節和控制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它既有調節作用，也有控制作用，這兩種作用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經常是調節中有控制，控制中達到了調節。(3)分配功能。公共政策應具有利益的分配功能。每一項具體政策，都有一個“誰受益”的問題，即把利益分配給誰？這既是重要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嚴肅的實踐問題。離開了“究竟把利益分配給誰”這一核心問題，公共政策將失去制定的必要性，即使制定出來也會失去其靈魂。

論述發展型政策理念的主要內容。

答：第一，人本觀念。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政策主體應當更加重視人的作用和人的發展。幫助人們進行內在的知識積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創新，從而使人們得到自我更新和自我實現。

第二，公平優位觀念。效率和公平一直是公共管理的兩大基本目標。傳統的行政管理一直是效率優位，知識經濟時代，公共管理的價值目標應當是公平優位。公共政策作為為公共事務管理活動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其價值目標也應當是公平優位。

第三，科學化觀念。在知識經濟時代，政策主體一定要樹立科學政策理念。

第四，民主化觀念。知識經濟時代是民主參與的大眾化時代。公民直接參與公共政策成為知識經濟時代民主政治的邏輯起點和核心內容。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政策的民主化不僅僅指政策方式方法的民主化，而且指政策目標的民主化。

第五，法制化觀念。在知識經濟時代，為確保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程度不斷提高，還需要政策主體樹立依法決策的觀念。

第六，創新超前觀念。知識經濟時代的政策主體必須樹立超前觀念。要高度前瞻性地預見一定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發展情況，確保公共政策的超前性。知識經濟時代的政策主體還必須樹立創新觀念。

論述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決策體制的主要特征。

答：所謂公共政策體制，不僅指公共政策權力在政策主體之間進行分配所形成的權力格

局，而且指政策主體在政策過程中的活動程序。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不僅影響到了公共政策主體的政策理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公共政策體制。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知識經濟時代要求建立網絡化的公共政策體制。知識經濟時代扁平的學習型組織的建立和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必將使傳統的集權決策模式向網絡化政策模式轉變。首先，知識經濟時代網絡技術的應用為公共政策敞開了通道。其次，網絡技術有利于公眾廣泛參與公共政策，真正地參政議政。另外，網絡技術不僅能提高公共政策的透明度，而且能對政策的執行形成有效的監督。

第二，知識經濟時代要求建立參與型公共政策體制。在知識經濟時代，社會公眾的知識素養普遍得到提高，知識階層成為社會的主體，社會公眾自身的公民意識.參政意識空前高漲，知識經濟時代成為政治參與大眾化的時代。這為建立參與型公共政策體制準備了主觀條件。參與型公共政策機制的實質是公共決策權力從少數政策主體向普通社會公民的回歸。

第三，知識經濟時代要求建立多者博弈的公共政策體制。在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政策權力分權化和公共政策主體多元化的傾向將更加明顯。就公共政策主體而言，安德森認為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兩類政策制定者：官方的政策制定者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權威去制定公共政策的立法者、行政官員、常任文官和司法人員；非官方的政策決定者包括利益團體、政黨和公民個人等。多者博弈的公共政策機制要求政策主體在政策過程中充分發揚民主，最大限度地讓各級領導者和管理者、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甚至是普通社會公眾真正參與決策，使他們能夠通過各種有效的信息渠道，充分表達對各種未定方案的意見。在知識經濟時代，要提高公共政策能力，其關鍵是形成專家輔助決策、公民參與決策、社會團體監督決策、主要公共管理部門和領導者有效決策的多元政策機制。多元博弈的公共政策機制，其實質是公共決策權力的分散化和多元化。

某市為了解決乘車難的問題，提出了“多家辦公交，緩解乘車難”的對策。政策出臺后，很多個體經營的中巴紛紛投入運營市場，使得乘車難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

在出現中巴熱的同時，一系列相關的社會問題也凸顯出來。隨著車輛的猛增，使市區本來就非常擁擠的交通增加了更大的壓力。個體車主為追求高額利潤，在營運過程中忽視交通安全，交通事故時有發生，由于車輛的增多，又給城市的管理工作增大了難度。由于服務質量差，中巴車主經常和乘客發生糾紛。車主之間為了爭奪客源，也經常發生摩擦，甚至發展到流血沖突。這一系列問題擺到了市政府面前，市政府決定采取措施進行整頓和清理，規范運營市場。

問題：請根據案例材料分析公共問題是如何認定的？

答：公共問題是指那些社會成員在公共生活中共同受其廣泛影響，具有不可分性，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性社會問題。

中巴運營混亂是一個嚴重的客觀事實，已經不是一個一般的社會問題。

中巴運營影響交通秩序，破壞交通及社會安全，導致乘客的怨言和不滿，均構成政府將其認定為公共問題，并采取政策手段予以解決的條件。

*抓住要點展開分析，能自圓其說既可，但需對要點展開論述，否則最高只能得12分。

如何將系統分析運用于公共政策？

答：系統分析就是對一個系統內的基本問題，用系統觀點進行思維推理，在確定和不確定的條件下探索可能采取的方案，通過分析對比，為達到預期目標選出最優方案;也可以說，系統分析就是為政策主體選擇一個行動方向，通過對情況的全面分析，對備選方案擇優，為政策主體提供可靠的依據。公共政策不僅本身可以看成一個系統，而且它不可能孤立存在，總是與其他系統相聯系，處于一個政策體系之中。同時還應看到，公共政策系統是動態的，系統的未來狀態部分取決于過去狀態;觀察目前的行為和結果，是

為了進行目前和未來的調節。在公共政策過程中，通過系統分析應明確問題和目標，并提出解決問題和實現目標的各種可行方案，再由政策主體通過政策分析選用一個滿意的或最佳的方案。目前來看，系統分析已在廣泛的領域內得到應用。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可以在宏觀的國家整體系統分析、部門系統分析、地區系統分析、企業的系統分析和單項工程的系統分析等五個層次的公共政策中應用系統分析。

如何理解公共政策主客體的互動？

答：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政策主體和客體之間不停地進行互動，主體帶著一定的意向和目的去認識和改造客體，客體又不斷向主體施加影響，政策系統的基本功能就是在這種相互趨近的雙向運動中實現的。

首先，這里的政策客體主要是針對公共政策的目標群體而言的。由于公共政策系統及其運行過程的高度復雜性，公共政策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無疑存在著較為強烈的互動。

當然，由于公共政策系統及公共政策過程的復雜性，公共政策主體和公共政策客體的劃分只是相對意義上的。作為公共政策客體的目標群體和公共政策主體之間是相互作用、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換的。一方面，對于許多處于中間層次的人、團體和組織而言，他們往往充當了政策主體和政策客體的雙重角色，也就是說，公共政策主體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作為客體而存在，公共政策客體也可以作為主體而存在。另一方面，公共政策主體對公共政策問題的界定和解決問題的目標直接規定了目標群體的范圍和性質，而目標群體并不是消極被動的，而是具有能動性，對公共政策主體起著反作用。

如何培育公共文化。

答：從本質上來說，公共文化是以公共性為特征的。一般說來，公共文化集中全現在社會成員的以下認識和觀念之上：(1)對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關系的認識；(2)對公共道德觀念的認識；(3)對公共責任必要性的認識。這些維度的共同點都在于，如何確立公共利益在社會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如何通過非制度性的規范和意識形態來保障公共利益的實現。它們構成了公共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如何全面地認識公共問題。

答：第一，公共問題是指那些社會成員在公共生活中共同受其廣泛影響，具有不可分性、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性社會問題。

第二，公共問題的本質特征：影響的廣泛性；不可分性和公共性。

第三，認識公共問題的兩個維度：縱向層次維度和橫向性質維度。

試分析公共政策未來的基本走向。

答：當代公共政策的基本走向：

第一，突顯“公共性”，將決策視為公共行為，視政策為重要的公共物品。(1)公共政策主體擁有公共權力和公共權威，其決策行為不能等同于企業等一般社會組織的決策行為；它們對公共財政資源進行配置，并以公共利益維護者和增進者的身份進行決策。(2)公共政策源起于解決公共問題的需要。這些公共問題具有不可分割性和社會共享性，從而在本質上與公共利益直接相關；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也可以視為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的過程。(3)公共政策將對整個社會公共生活產生廣泛的影響，并將通過制定行為規范對其中的利益關系進行協調，從而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正是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公共政策才被稱為公共物品；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乃是提供特定公共物品的過程。(4)作為公共政策的核心主體，政府不僅受特定國家特定時期文化背景的限制，它也通過公共決策行為、通過公共政策中蘊含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而肩負著塑造公共文化、培育公共道德的使命。后兩者對于公共責任感和公共精神十分重要。

第二，公共政策將更加強調公共問題的具體要求。公共問題至少在三個方面影響著公共政策的走向：(1)公共政策應當是問題取向的；(2)公共政策將關注公共機構的能力問題；(3)公共政策仍將以政府為核心主體。

第三，公共政策將突出公平在其目標體系中的地位。(1)社會公平也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物品。(2)如果僅僅將公平理解為規則的公平，將公共政策理解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那么公共政策事實上是在提供這樣一些能夠帶來公平的規則或規范。(3)公共政策所提供的制度安排具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功效(即實現效率)，但這是以公共政策能否提供基本的社會公平為前提的。

第四，公共政策民主化。(1)民主化首先是指對公眾權利和利益的尊重和維護。(2)民主化也可以指代公共政策的公開化和開放性要求。(3)民主化也意味著對法治精神的強調和遵循。

第五，公共政策科學化。(1)公共政策體制的科學化。(2)公共政策諸方法的科學化。

試分析哪些人群容易從公共政策中獲得利益？

答：公共政策具有利益的分配功能，利益究竟分配給誰，在通常情況下，有三種利益群體和個體容易從公共政策中獲得利益：

第一，與政府主觀偏好一致或基本一致者。政府是政策制定的主體，自然也是公共利益分配的主體；

第二，最能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方向者。政策的好與壞.正確與錯誤，首先看它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其行為體現生產力發展趨勢者，必然會從政策中獲益；

第三，普遍獲益的社會多數者。一項政策的實際效果，取決于該政策是否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因為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利益得到滿足或基本滿足的各種利益群體與個體，會自覺不自覺地擁護和執行政策，促使政策的實際效果與預期效果一致。

試分析我國現階段應用利益分析方法的社會基礎。

答：第一，改革開放前：整體性利益結構、一元化利益格局

從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的利益結構表現出高度的整體性。或者說，是種一元化的利益格局。其基本特征是：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關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經濟所有制，片面強調個人利益(包括局部的利益)服從于整體的利益，個人利益處于一種被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吞噬的狀態中；個人利益主要來自于國家和集體的分配，利益獲取方式單一，標準趨同，個人之間在利益分配上保持平均化。

第二，改革開放后：利益分化的時代改革開放的所有的方針、政策和措施所產生的效應，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利益源泉的多元化。

由于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已經改變了過去只有公有制這個唯的利益源泉的狀況，形成了多種利益源泉。

二是使得原來壓抑、控制人們追求利益的力量變得松弛了。

答：第一，改革開放前：整體性利益結構、一元化利益格局

從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的利益結構表現出高度的整體性。或者說，是一種一元化的利益格局。其基本特征是：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關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經濟所有制，片面強調個人利益(包括局部的利益)服從于整體的利益，個人利益處于一種被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吞噬的狀態中；個人利益主要來自于國家和集體的分配，利益獲取方式單一，標準趨同，個人之間在利益分配上保持平均化。這種一元化的利益格局造成了客觀存在的利益群體的主體意識淡化、利益差別模糊以及社會利益關系單一，低效率的利益組織形式導致社會發展缺乏動力，社會成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沖動被壓制于表面的社會穩定之中，但表面的社會穩定下面實質上潛伏著深刻的危機。

這種利益結構并不是在人民中自發地形成的，而是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產物，是行政權力強控制的結果。

再加上整個國家與外界的隔絕，人們也沒有與其他利益模式比較的可能，就更加促進了這一利益結構的鞏固和發展。這樣，久而久之，人們便逐漸習慣了這一利益結構的軌道，并且進而會認為這種利益結構是天經地義的，堅持其軌道乃是社會進步的必然。

這樣，該利益結構也就滲入到人們的思想意識中來，并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道德信條，諸如大公無私，公而忘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

與之相對的，個人的利益則被看作一種不高尚的甚至是可恥的東西。人們如果追求個人利益就會被看作背離了正常的利益軌道，不僅會受到社會的譴責，而且會受到自己內心的譴責。

然而要使人們完全忘掉個人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個人利益從根本上說來乃是人們生存的要求。人們要生存，要維持生命的延續，就必須有最基本的物質資料。所以，個人利益的本質是對人類最基本需求的滿足。

人類的需求不同于動物的需求——動物的需求基本上是一個常量，而人類的需求則是一個變量，它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而不斷向前發展。不僅如此，它本身還具有層次性。一般來說，人類的需求有三個層次，即生存的需求、享受的需求和發展的需求，而且各層次之間還可以互相轉化。因此，人們對利益的追求也必然是不斷地從低級到高級、從低層次到高層次發展的。想要從根本上遏制這種趨勢是不可能的，不管運用何種手段。

只要人們有對利益的追求，人們就不會滿足于平均狀態，就必然要追求差異，追求差異也就是競爭。因此，要想從根本上遏制利益競爭也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前三十年的發展中，每當社會經濟陷入困難，人們的基本利益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人們的利益追求就會冒頭，而且會運用各種辦法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沖破行政權力的強控制。例如，“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部分農村中出現的“包產到戶”即是如此。

與此相聯系，由于人們的基本利益受到壓抑和破壞而產生的社會矛盾也隨之而發展起來。我們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本身缺乏引導人們進行正常的利益追求和利益競爭的機制和規則，于是便只能用另外的辦法來壓抑和轉移人們對于利益的正常要求，那就是階級斗爭，表現為多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甚至是“文化大革命”等。然而階級斗爭只能暫時地解決問題，而不可能長期地壓抑人們的基本利益追求和轉移人們對于利益追求的視線。另外，階級斗爭手段雖然可以暫時地利用其威懾力量或它所激起的一時狂熱，激發人們的某種干勁，維持社會生產的一定發展，但它卻不能產生經濟和社會建設的根本動力。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對社會的破壞性越來越大，直到把中國引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計劃分配和政府供給成為社會成員獲取利益的唯一途徑，這導致政府在公共政策過程中擁有了絕對權威。普通公民和社會組織由于對政府的完全依賴而泯滅了自我利益需求，喪失了獨立人格。在公共政策過程中，普通公民和社會組織既沒有維護自身利益的愿望，也無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因此，政府在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幾乎不會受到來自社會組織和公民個體的任何挑戰，公共政策表現為集體利益(通常冠之以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排斥個體利益和局部利益，信奉集體利益(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泛道德主義”的政策價值觀。

第二，改革開放后：利益分化的時代

在我國，社會的一切重大變化都是以黨的政策的變化為開端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關系我國命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因為當時我國所面臨的選擇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國家所面臨的選擇。也就是說，為了擺脫經濟的崩潰，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呢，還是根本上拋棄社會主義制度？這的確是命運攸關的極其艱難的選擇。事實證明，中國人的選擇是高明的。黨在十一中全會及其之后的幾年中，總結了過去的教訓，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明確了我國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和步驟，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反對平均主義“大鍋飯”和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一系列政策，肯定了在農村中迅速發展起來的體現責、權、利相結合原則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決定建立特區和開發區及以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引進

國外先進技術，等等。

所有這些方針、政策、措施在我國將會引起什么樣的變化，開始時人們只能作宏觀上的大體預測，而無法預見到它在具體過程中的復雜狀況，特別是無法預知在產生許多正面效應的同時又會產生哪些負面效應。這些只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在實踐中各種矛盾的充分展開而逐漸地顯現出來。現在，三十多年已經過去了，各種變化都已逐漸顯現出來了，因而我們已有可能對其進行一個大致的描述和分析了。改革開放的所有的方針、政策和措施所產生的效應，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利益源泉的多元化。

由于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已經改變了過去只有公有制這個唯一的利益源泉的狀況，形成了多種利益源泉。因而也就開始改變了人們在利益上對于公有制特別是對國家的絕對依賴性。這就預示了人們和國家的關系，從而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將發生深刻變化。

二是使得原來壓抑、控制人們追求利益的力量變得松弛了。

原來作為整體性利益結構存在保證的三種外部強控制和內部自我抑制，由于政策的變化而使其約束力都逐漸有所減弱。

由于以上兩方面的效應，人們的頭腦中產生了一個新因素──利益意識，或者更確切地說產生了利益意識的覺醒(原來就有，只是潛伏著)。利益意識的覺醒是利益結構變化的內在動力和實際開端。這時，利益源泉多元化所提供的可能性才會變為現實。

利益意識的覺醒在我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三十年整體性利益結構在人們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且在不同的人們身上表現的情況也有很大的區別。利益意識覺醒最快的有三類人：一是農民。因為他們原來就處于整體性利益結構的邊緣上。即是說，他們所隸屬的公有制形式層次最低，因而原來的被控狀態(從經濟領域說)相對來說就薄弱些，這樣就使他們容易產生沖擊原有的利益結構去追求自己利益的要求。二是高干子弟。這些人接近政治權力的頂端，對于政策變化非常敏感，因而利益意識也覺醒得快，而且他們也有一些有利條件去實現自己的利益追求。這一時期中最早的經商熱就是由他們掀起的。一時間造成公司林立，“官倒”風行，就與他們密切相關。三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這些人包括“待業”青年、城市無業游民等，其中有些人是失足青年。他們被排斥在整體性的利益結構之外，不受既定框框的束縛，因而利益意識覺醒得也很快。另外，他們在不安定的生活中也經受了鍛煉，使之有勇氣沖破各種障礙(特別是社會輿論的壓力)去追求利益。

當這三部分人開始利益覺醒之時，其余人(主要是城市中的多數人)的頭腦仍然禁錮于原有的利益結構之中。這時，利益最先覺醒的人們被看成異端。但是人們經不住“惡”的誘惑，很快便有愈來愈多的人產生了利益意識的覺醒。幾年之內整個民族便實現了利益意識的覺醒。這時，人們的觀念也隨之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人們的頭腦中，利益問題已經從過去的那種被貶低的地位，變成了合理的、體面的、可以理直氣壯地去追求的東西了。

隨著整個社會的利益意識的覺醒，多年來被壓抑著的利益要求突然迸發出來，而且迅速地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彌漫開來。這樣便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即利益饑渴現象。就是說，人們都如饑似渴地追求各自的利益，有的人甚至為此不擇手段。由于人們的利益意識已迅速地轉化為追求利益的行為，這樣便引起了社會利益關系的一系列重大變化：

首先，利益意識的覺醒和利益追求中的饑渴現象，使得社會的利益單元迅速地從國家和集體縮小到社會的最小單位──家庭和個人。這就使得原來人們在利益關系上的整體聯系迅速地崩解為無數個小碎片。這就是利益單元的個體化。在這種情況下，對每個人說來，個人、家庭的利益和社會利益相比，所占的比重愈來愈大，而且在人們考慮和處理各種利益問題時占有明顯的優先地位。雖然總的說來人們還未從根本上突破整體性的利益結構，因而個人利益的小碎片還被一些有形的或無形的線與整體利益(即以國家為代表的公有制)連接著，但這種情況畢竟已不同于原來的整體性的利益結構了。人們在許多方面的利益雖然還沒有擺脫對于整體的依賴性，但依賴的性質已發生了變化。以前的依賴是建立在個體利益完全服從于整體利益的基礎上的絕對依賴，而這時的依賴則是以實現個人利益為前提的依賴，是要求整體為個體服務，幫助、保證個體利益的實現。

其次，與利益單元個體化相聯系，便產生了人們相互之間在利益追求目標和內容方面的強烈的排他性。也就是說，過去是強調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的融合，以及個人之間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而這時，當人們把個人和家庭的利益放在合法與優先的地位來考慮和處理而利益的源泉又有限的時候，個體與整體之間、各種利益的小單位之間，便在各種具體的利益問題上產生了相互的排斥性，或者說產生了各種利益之間的矛盾和對立，這就是利益追求目標和內容方面的排他性。

最后，利益的排他性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們之間的利益競爭。在多年平均主義一潭死水的情況下，能從社會中生長出利益競爭來，這無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將從根本上使我們的社會擺脫失去動力的狀態，進入欣欣向榮的良性發展的軌道。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三十多年來，我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的繁榮和發展以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我國人民的利益意識覺醒、利益的追求和競爭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這是我們的社會前進的重要標志，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沒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垮掉，相反卻能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充滿信心地向前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國的變化實在是太快了。人們在如此短的時間中就實現了從平均主義大鍋飯到利益競爭的轉變，既來不及好好想一想，也來不及好好地學一學。就是說，歷史并沒有為我們提供充足的時間來學習如何合理地進行利益競爭，沒有為我們提供競爭所必須的各種制度和規范，沒有來得及使我們的社會自身生長出利益競爭的機制來。特別是原有的整體性的利益結構所造成的各種弊病還沒有很好地清除掉，更為利益競爭的正常進行和競爭機制的成長造成許多障礙。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人們的利益競爭除了基本的正面效應之外，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許多負面的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和某種范圍內表現為畸形的競爭，為社會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此外，還有人際關系商品化、集團性利益的形成、追求感性滿足的傾向、體制外人們的短期行為，等等。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同，市場經濟體制是以市場需求配置社會利益資源的主要方式，它能夠使利益主體從利益意識覺醒到利益追求再到利益競爭，有效地調節社會利益資源的配置。非公有制經濟成分迅速發展所形成的多元利益結構，改變了社會公眾在利益獲取上對政府的絕對依賴；控制人們追求利益的意識形態力量正在松弛；社會利益單元縮小至最小——家庭和個人，原有的整體利益結構已被炸成碎片；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僅表現為向國家的索取性競爭，而且各利益主體爭奪資源的斗爭也日趨激烈；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日趨復雜，相互之間的利益差異也在逐漸拉大，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

從政府的角度看，上述社會利益結構和利益關系的變化向原有的政府公共政策價值觀和決策方式提出了挑戰，導致公共決策變得日益困難。以往那種極端強調整體利益而抹煞個人利益，并以整體利益(國家利益)為借口無休止地要求個人奉獻服從的“泛道德主義”政策價值觀，以及由政治領袖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價值判斷來確定整體利益的決策方式，顯然已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多元化利益格局中的公共決策。在利益分化的政治時代，公共政策的價值目標既要體現大多數民眾的意志，保障他們的公共利益，同時又必須尊重個人、少數人、小集體的合法利益，謀求公共政策的公益目標與最大多數集體成員的私益目標相一致。

從社會的角度看，普通公眾作為多元利益主體之一，有著日益清晰的利益訴求。市場經濟給公眾普遍帶來利益的同時，也造成了公眾之間的利益差距；它在滿足公眾的利益愿望的同時，又激發了其更大的利益期望和利益追求。因此，普通公民和社會組織獨立的利益意識和自主意識、政治參與意識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他們已經意識到，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就應當強化自己在公共政策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公民再也不僅僅滿足于作為公共政策的客

體(對象)而存在，被動地認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決策方案；他們也不再滿足于僅僅通過自己的代表間接行使決策權，而要求更多地實際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他們要求政務公開，以便對政府的公共政策過程實行有效的監督，直接行使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民主權利。公民在參與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強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統表達自己的意愿，使公共政策能夠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他們甚至就某些利益關系重大的問題向政府討價還價，施加壓力。

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就是各利益主體把自己的利益要求投入到政策制定系統中，由政府依據自身的利益需求，對復雜利益關系進行協調與平衡的過程。公共政策過程在本質上是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博弈過程，這種利益博弈既表現在公民與政府之間，也表現在利益訴求不盡相同的公民團體之間。

試分析影響政策執行的因素。

答：在政策執行中起作用的影響因素可以分為五大類：政策方案、政策執行組織、政策對象、政策環境和政策執行機制。

一、政策方案

政策方案通過政策執行實現其意義和價值，政策執行以政策方案為基礎和依據。因此，政策執行過程必然受到政策方案的多方面影響。

1.政策目標具體明確、有效協調，具有可操作性

政策執行活動是以政策目標為導向的，因此，政策目標必須具體明確、有效協調，具有可操作性。

首先，目標要具體明確。公平地分配社會利益是公共政策的出發點。實現公平的前提是要解決好目標的需要與可能，否則目標就不能明確，也不會合理。目標的先進合理性表現在既要高于現實水平，又要有一定難度。目標越具體，越便于理解和認識，從而也便于執行和檢查。這就要求：一要把目標用簡明的語言，定性或定量地加以規定；二要規定實現目標的時限和步驟；三要明確規定目標的價值標準，即目標必須具有經濟和社會價值；四要規定實現目標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物質條件和其他有關的政治、文化等社會條件，以確保目標的實現。

目標明確，還要求概念、時間、條件和數量等方面都要有一個清晰的界定，時限要求和約束條件都要具體。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要盡量使目標量化。超出時限的決策，可能導致問題嚴重性、復雜性加大。超出適用范圍和約束條件的行為是突破政策原則性的犯規行為。例如，我國制定的特區政策只能適用于特區。約束條件就是政策目標必須遵從社會道德、倫理觀念、法制等的約束，合乎政治和倫理上的規范。

其次，目標要有效協調。政策目標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目標的有機結合。對復雜的大系統，需要考慮的目標更多，因為同時要考慮很多個目標，其中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有近期的，也有遠期的；有相互補充的，也有相互對立的，還有些目標不是定量的而是定性的。例如，一項重大投資，既要考慮到它的產值，又要考慮到它的利潤，還要考慮到行業配套、運輸，以及環境治理等各種問題，并力求使這些問題都能得到滿意的解決。所以，要從這些多項目標的相關性和整體性出發，運用統籌方法，制定出合理的目標結構。

政策目標的協調，是要強調它們之間的一致性。為實現目標的組合與協調，必須鞏固多目標間的同向性，減少它們之間的異向性。消除目標間的沖突性，有幾種辦法：①對各個目標排序，分清主次與輕重，在區別異同的基礎上，按長期與短期目標、量化與非量化目標等進行歸類；②把同項目標，甚至基本相同的目標加以合并；③對異向目標，尤其是沖突目標，可以減去其中的次要部分，或是降低其中一部分的程度，也可以重設妥協目標；④用數學等方法，對量化目標進行處理，并按前面的方法統一權衡處理。

最后，目標具有可操作性。目標的可操作性是政策目標轉化為現實的前提。政策目標的可操作性主要來源于這樣幾方面的限制：①實現目標直接所需的各種資源狀況，如人力、技術、信息、權力資源等；②目標實現的環境狀況，如國際與國內的政治環境、社會心理狀態、公眾的政治化和社會化程度等；③目標對突發事件的適應能力和目標值自身的彈性狀況。這就要求我們在確定目標的時候，必須從實際出發，充分考慮到主客觀條件，符合國情和國力，使目標建立在扎實的客觀基礎上。

2.政策方案的科學性

一般來講，政策方案有一些基本的標準，如政治價值標準、倫理道德標準、生態價值標準、經濟價值標準以及生產力標準等。對于一個具體的政策方案來說，應該具有協調性和適應性。方案的協調性標準是指方案涉及的各種人力、財力、物力、時間、信息等資源要素，以及各種主客觀條件之間的有機整合程度。一項優質的政策方案，應該是通過方案內在凝聚力和設定的機制，把方案內含的各種要素及條件按事物發展的客觀邏輯有機地統合為一體。方案的適應性標準是指既定方案是否適應環境的變化。任何政策方案都是在具體的時空環境中實施的，而環境總是不斷變化，常常會出現事前難以預料的干擾因素，如意外事變等。一項好的決策方案，應具有較強的環境適應性，當環境條件變化或意外情況出現時，該方案本身應具有應變的彈性和進行局部調整的余地。

3.政策內容具體明確

政策方案應該包括這樣五方面的內容：①方案執行的必要說明。要將所設計的方案付諸實施，首先應注意哪些問題，才能保證方案執行效果與預期效果的一致。②解決決策問題的基本措施。這是方案的核心內容。要明確、具體，并給決策方案的執行者一定的機動性。要明確提出方案的執行者應該做什么、如何做、與實現決策目標有何必然聯系。由此可以增強執行人員對其的可信性，提高方案的可操作性。③明確決策方案對應的階段。政策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其解決也呈現出長期性與階段性。因此，在方案中必須明確政策階段。④政策方案性質的界定。即決策方案的適用對象、運用期限，以及該方案應著重解決的問題。⑤方案所需的各種條件的要求。例如，實施該方案所需相應機構的調整或重新設置，人員的配備狀況，以及資金等其他資源量的要求等。

二、政策執行組織

政策執行與政策方案的制定，其中一個重要的不同點是政策制定基本是由許多決策主體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政策執行階段卻基本只有一個組織擔負政策執行任務，這就是官僚組織。從政策執行的角度來看，官僚機構具有這樣的特性：

1.管理機構具有無所不在的特性

政府機構是根據憲法法律設立的，擁有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力。政治發展史表明，政府規模是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的。特別是近代以來，各國政府規模都有一個不斷增長的趨勢。政府的自我擴張，還可以從能夠反映政府權力膨脹的政府委任立法的出現和設置一定的經濟管理機構中得到證實。在我國，政府的行政權力和活動范圍幾乎無所不在，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是一種“泛政府”體制。在這種體制中，政府的權力與活動范圍，遠遠地超出了其應有的范圍，政府部門極度擴張。

2.官僚機構具有不同的社會目的官僚機構至少有四種社會目的：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特定經濟部門的利益；管制私人經濟的活動；針對各種利益進行重新分配。西方學者認為，大多數處理公共事務的官僚，都是通過長期的自我招募者，他們總會受到所在的工作系統內的主要利益集團和權力機構的牽制，都有自己對一般政策的認同價值觀。假如外部環境發生變化，需要改變官僚機構的運行方向，那么他們一定會受到來自系統內部的連續不斷的壓力。把執行政策的權力授予一個與決策制定者不一致的機構，那是自找麻煩。這是因為控制與對政策懷有惡意的人的行為，所需手段肯定不充分。比如在美國，把對殺蟲劑安全條例交給聯邦和州的農業部門實施，其效果會非常軟弱無力，而把它轉交給環境保護部門實施時，卻產生了明顯變化。由此可以看出，把執行權授予對公共政策的支持者，是較為理想的。

3.官僚機構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扮演支配性的關鍵角色

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合法化階段，官僚機構尚未占據支配性的角色，因為會有很多因素，如政黨、國會、大眾傳媒都會起作用。但當進入政策執行階段后，官僚機構既沒有其他的競爭者，又經常有立法授權，通常擁有很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權。

三、政策對象

因為政策對象是直接的大范圍內的政策利益得失者。公共政策對他們的作用，以及他們對公共政策的反作用同時存在。政策實施能否獲得預期效果，要根據政策執行者和政策對象互動作用關系而定，政策對象也可以用自己的行為去影響和制約政策執行者。

不同的政策對象對政策的認同程度不會完全一樣，但大致分為兩類：接受政策者和不接受政策者。接受政策者又可分為完全接受和部分接受兩種。

四、政策環境

政策系統和政策環境之間的關系，服從于任何一個系統與其所在環境的關系的普遍模式。

公共政策執行本身是一個系統，而這個系統又處在一個更大的系統中，這個更大的系統就是公共政策執行的外部環境。公共政策執行的環境構成了公共政策執行的基礎，時刻影響著執行的整個過程；而外部環境是公共政策執行的客體之一，公共政策執行會對外部環境造成反作用。兩個系統處于不斷的能量交換過程中。公共政策執行的外部環境可以分為：

(1)政治環境。具體表現為：①一個國家的國體會對政策的執行產生影響，如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里統治者會根據不同的需要執行不同的公共政策。②一個國家的政體即政權組織形式也會對公共政策的執行產生影響，如公共政策執行在議會共和制中受到的牽制就比在總統制國家中受到的牽制要多得多，因此，中途流產或變味的可能性也就更大。③公共政策的執行還受到一個國家的結構形式影響，如在單一制國家中公共政策執行的范圍和效率要高于聯邦制國家，而聯邦制國家公共政策執行中的靈活性與創新性更好。④突發的政治事件也會對公共政策的執行產生重大影響，如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戰爭爆發等，它們會使公共政策的執行從平時的按部就班進入一種應急狀態。

(2)經濟環境。表現為：①一個國家不同的經濟體制會對公共政策的執行產生不同的影響。例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公共政策的執行更多的是采用權力壓制。②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會對公共政策的執行產生影響。一般來說，經濟較為發達國家的公共政策執行人員素質較高、執行體系較完善，政策執行起來也就會比較順利。③特定時期的經濟政策對公共政策的執行也會產生影響。例如，財政擴張會大大拓寬公共政策執行的范圍，加重公共政策執行的任務；財政緊縮政策所造成的影響正好與此相反。

(3)文化環境。表現為：①一定時期占社會主導地位的價值觀會對公共政策的執行起到推動或阻礙作用，與此價值觀相符的公共政策執行起來會非常順利，反之，則會受到抵制。②不同的文化會造就不同的工作態度，如在非洲，公共政策的執行拖拖拉拉，常常不能按計劃完成，很多學者認為這與非洲文化中缺少一種工作倫理觀有關。③文化中的科學技術會對公共政策執行的手段造成影響。

(4)生態環境。任何公共政策的執行都是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公共政策的執行必然受到自然資源、生態平衡的制約。公共政策的執行必然要消耗自然資源，但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公共政策執行也要遵守可持續發展原則，要重視對自然資源的節約。更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執行不能破壞生態平衡。地球是人類的家園，人類只能生活在地球上，保持生態平衡是為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如果說在公共政策執行中破壞了生態平衡，不管是因為何種理由，都違背了公共政策的宗旨——以人為本。

五、公共政策執行機制

公共政策的執行機制包括執行權力的配置、信息溝通機制和控制機制等多方面，它們直接影響著公共政策執行運作、方式和過程。

1.公共政策執行權力的配置

政策執行權力的配置，在縱向上，表現為執行權在不同層級存在著分配問題，即執行權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在地方各級政府組織之間，以及在同一組織內部各個層次之間的配置。執行權的相對集中，有利于對公共政策的執行實行監控，使之能夠以一個意志貫徹下去，但不利于調動下級組織的積極性，不利于因地制宜，因情況辦事，容易產生“一刀切”現象。在橫向上，執行權在不同地區和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配置。執行權在橫向上如何配置，一直是科層制中難以解決的問題。

2.信息溝通機制

信息溝通包括信息的下行、上行和平行三個方面的運動，它對公共政策的執行有著重要影響。信息下行順暢，才能政令通行，上傳下達，政策執行才能順利進行；信息上行順暢，才能使信息反饋及時、準確，有利于細化決策和追蹤決策的順利開展，有利于對政策執行進行有效的控制；信息平行順暢，有利于各政策執行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有利于信息來源的多樣化，擴大信息的廣度，增加其全面性。

3.控制機制

控制是管理的重要環節，也是政策執行的重要手段。控制的必要性來自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從構想中的方案到現實的結果之間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控制的主要目的就是減少這些不確定性。控制的另一目的是，在政策執行出現某些沒有料想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時，能夠及時采取措施進行調整和補救。當前，控制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①不重視控制的作用，控制乏力，把控制理解為干涉等。②目標分解控制和總體評估控制難以協調，不能全面、準確地把握政策實施的狀況。③控制方式單一，主要進行事后反饋控制，使控制呈現出低等的應激性，缺乏前瞻性。

試論述公共政策合法化。

答：經過評估論證最后抉擇出的政策方案，并不能立即付諸實施，它需要按照一定程序接受審查，在取得合法化地位，即成為公共政策后，才能在全社會具有約束力與權威性。這一過程就是公共政策的合法化。

(一)公共政策合法化的含義

對于“公共政策合法化”這一概念，應該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進行理解。

1.廣義的公共政策合法化

從廣義角度而言，一般認為，能夠被公眾認可、接受、遵從和推行的政策就是具有合法性的政策，而使政策能夠被公眾認可、接受、遵從和推行的過程就是公共政策的合法化過程。

2.狹義的公共政策合法化

從狹義角度而言，我們主要偏重于從法律角度來解釋公共政策合法化這一概念，它包括決策主體合法、決策程序合法、政策內容合法等內容。

(1)合法的決策主體。要保證公共政策合法化，其前提是決策主體及其決策權力的合法化。決策主體的組建及其享有的各項權力是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是由國家權力機關或上級行政機關授予的。政府的決策權力在來源方式上根本不同于公民權利，在現代法治政府的構架下，對前者而言，“法無明文授權，政府不得為之”；而對后者而言，則是“法無明文禁止，人人得而為之”。決策主體依法組建、依法獲得授權，這是公共政策合法化的前提條件。

(2)合法的決策程序。程序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它是規范決策主體行為的有效途徑。如果沒有程序作保證，公共政策的制定就很有可能演變成隨機性行為，使個人或少數人的意愿凌駕于組織目標之上，個人行為代替組織行為，這絕不是什么好現象。從實質合理的角度而言，我們并不否認政治家能夠做出英明的個人決斷，但如果完全寄希望于決策者個人的英明偉大、道德高尚、行為自律和大公無私，那是非常不可靠的，歷史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需要對程序做出必要的規范，使之符合法律的要求，以更完善的形式合理抑制可能產生的實質的不合理。

(3)合法的政策內容。政策內容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公共政策不能與國家憲法和現行法律相抵觸，公共政策在內容上不僅要符合有關的法律原則，而且要符合法律的具體規定。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不僅需要在決策過程中把備選方案與相關的法律法規相對照，而且需要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審查作用。必要的話，應考慮在政策制定的相關程序中建立專門的法律審查程序。

(二)公共政策合法化的程序

公共政策合法化的程序是指政策方案獲得合法地位的步驟、次序和方式。不同的政策方案，不同的合法化主體，往往導致不同的合法化程序，這說明政策合法化的程序具有相對性的特點。

1.立法機關的政策合法化程序

立法機關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其政策合法化一般要經過下列程序：

(1)提出議案。議案是各種議事提案的總稱。按照立法機關的議事規則，提出議案的同時不一定要提出法律或政策的具體草案。但政策合法化是將已經過政策規劃而獲得的政策方案提交立法機關審議批準，因此，提出議案的同時也就提出了相應的政策方案。

(2)審議議案。議案審議即由權力機關對議案運用審議權，決定其是否列入議事日程，是否需要修改以及如何進行修改的專門活動。

(3)表決和通過議案。經過表決，政策方案如果獲得法定數目以上人員的贊成、同意、肯定，即為通過。

(4)公布政策。政策方案經表決通過后，有的還需經過其他機關或其他形式的批準、認可后，即成為正式的公共政策。但此時的政策還不能立即執行，還需經過公布程序。

2.行政機關的政策合法化程序

行政機關政策合法化的過程是與政府決策的領導體制緊密相連的。領導體制的不同往往導致政策合法化程序的差異。在此體制下，我國行政機關的政策合法化通常要經過下列程序：

(1)法制工作機構的審查。目前，我國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都設置了專門的法制工作機構，其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審查政策方案的合法性。相關行政部門擬定政策方案后，一般先由法制工作機構審查，通過后再報領導審批或領導會議討論決定。

(2)領導決策會議決定。一般性的政策方案由主管的行政領導決定后頒布；重大的政策方案則要召開領導常務會議、全體會議或行政首長辦公會議進行討論，由行政首長行使最后的決定權。我國不采取委員會制的一人一票的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而是大家暢所欲言，集思廣益，充分發揮集體智慧的作用，對于應該做出決定的問題，由行政首長最終“拍板定案”。

(3)行政首長簽署發布政策。行政首長負責制的主要內容是行政首長在各級政府機關中處于核心位置，擁有最高決策權和領導權。本級政府制定的政策，由行政首長簽署發布；根據規定需要上報審批的政策，則應上報審批后發布。

(三)公共政策法律化

政策法律化，顧名思義，就是政策向法律的轉化。具體來說，是指享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依照立法權限和程序，將成熟、穩定而有立法必要的政策轉化為法律。它實際上是一種立法活動，所以又稱為政策立法。

1.政策法律化的主體

政策法律化的主體就是依法有權把政策轉化為法律的國家機關，即享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

2.政策法律化的條件

政策法律化并不是將所有政策都轉化為法律。只有具備一定條件的政策才會被轉化為法律。

(1)有立法必要的政策。只有調整屬于法律調整范圍的社會關系的政策，才有必要轉化為法律。

(2)成熟、穩定的政策。政策與法律都要具有穩定性，朝令夕改會使人們無所適從，影響政策和法律的權威性，甚至導致政治或經濟上的損失。但就政策與法律相比較而言，法律比政策更穩定，政策具有更大的靈活性。政策較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變化，易于在實踐中不斷修改、完善，走向成熟。法律比較定型化、規范化，其制定、修改、補充或廢止，都要經過法定的、嚴格的程序，并受到法定的時間限制。人們對法律穩定性的期望值也比較高。法律的穩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決定了只有經實踐檢驗是成熟的、具有長期穩定性的政策才能轉化為法律。

3.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合法化的一種重要而又特殊的形式

政策轉化為法律，當然就獲得了合法地位，具有執行權力，且有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從這一點上講，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合法化的一種重要形式。但是，從政策過程來講，政策合法化屬于政策制定的范疇，是經政策規劃而得到的政策方案獲得合法地位的過程，政策方案未經合法化過程就不具有執行效力。而政策法律化則不同，它一般是將已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成熟、穩定的政策轉化為法律，即該政策已經處于執行階段，而不是制定階段。從這點講，政策法律化與政策合法化是不同的，只能說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合法化的一種特殊形式。當然，政策法律化也不是把政策原原本本地轉化為法律，而是一個重新制定政策或者說是立法的過程。從政策包含法律的角度講，即法律也是一種政策，立法階段也就是政策制定階段，法律草案也是政策方案的一種，這種政策方案的合法化過程，同時也就是法律化的過程，在這里，政策合法化過程與政策法律化過程則是同一的。

試論述公共政策評價標準大致有哪些方面？

答：第一，投入工作量。即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所投入的各項資源的質與量以及分配狀況。

第二，績效。即依據具體是確的目標，分析公共政策對客觀事物與公共政策環境所造成的實際影響。績效既包括公共政策推動的結果，又含有民眾心目中認定的滿意程度。

第三，效率。即投入工作量與績效之間的一種比例關系，通常表現為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的比率。

第四，充分性。即滿足人們需要.價值或機會的有效程度，它反映了績效的高低。

第五，公平性。即公共政策所投入的工作量，以及產生的績效在社會不同群體間公平分配的程度。

第六，適當性。即公共政策目標和所表現出的價值偏好，以及所依據的假設是否合適。

第七，執行力。即探求影響公共政策成敗的原因，進而導致因果模型的構建。

第八，社會發展總指標。即對社會狀態與發展的數量進行描述與分析，既反映過去的動向，又可作為社會現狀的說明，其特征是以描述性指針為主。

試論述我國各種群眾組織和人民團體公共政策的影響。

答：結合中國的實際，可將公共決策的參與團體劃分如下：(1)職業團體；(2)群眾團體；(3)工作團體。我國的群眾團體，除了要維護它們所代表的那部分群眾的具體利益以外，它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揮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具體利益以外，它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揮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黨和國家的政策必須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呼聲，獲取他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黨和政府在制定有關的政策時，總要征求有關群眾組織的意見。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群眾組織的活動是黨和政府政策制定和執行活動的某種延伸。由于傳統的全能政治的影響，中國社會組織的發育是不太成熟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出現，各種利益團體也將進一步形成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并將對公共政策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

試論述我國政黨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答：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的途徑來實現。可以說，現代政黨特別是執政黨在各個國家公共政策的過程中，都發揮了核心和主導作用。中國共產黨在公共政策中的人用，首先體現在它對國家的政治領導上。凡是涉及有關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則、基本路線.重大方針和各個領域的重要決策，都是首先由黨制定和提出的。為了保證黨的領導作用的實現，黨還自上而下地建立了統一、嚴密的組織體系。黨的組織體系包括中央、地方和基層三個層次。黨的地方各級組織是與各級地方國家機構基本配套設置的，它們大致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的各級黨委。我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個制度中，共產黨是居于領導地位的執政黨，八個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領導，同共產黨合作，共同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參政黨，它們以參與者的地位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試論述西方國家利益團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答：(1)通過對競選的政黨提供支持或撤銷支持等手段對其政策綱領施加影響；(2)通過院外活動對議員施加壓力，使議會通過對其有利的政策法案，阻撓通過對其不利的法案；(3)密切與政府重要行政機關的聯系，影響政府有關社會福利、軍事、援外等方面的具體政策，為自己的經濟利益服務；(4)通過資助等方式支持各種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的工作，以影響政府的政策。

試論述西方國家政黨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答：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的途徑來實現。可以說，現代政黨特別是執政黨在各個國家公共決策的過程中，都發揮了核心和主導作用。多數西方國家都實行多黨制，只有英美等國家實行兩黨制。西方國家的政黨執掌政權，是通過選舉爭奪議會多數席位和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的方式來實現的。西方國家政黨活動的主要范圍是選舉和議會。黨的權力集中在少數領導人和議會黨團手中。黨的地方組織大多只參與組織選舉活動，沒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和組織活動。經過選舉上臺成為執政黨之后，黨的領袖作為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基本上不再以黨的名義活動。

試論述西方國家政府在公共政策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政府作為國家的行政管理機關，是國家各項重要職能的直接體現者和執行者。現代政府活動的主要方式就是制定和實施一定的政策。在各個國家中，政府的政策數量最多，政策活動的制度化程度最高，是政策系統的核心主體，公共政策過程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和作用。

(一)西方國家中央政府在公共政策體制中的地位。

西方國家的政府主要采取總統制和議會內閣制兩種形式，在這兩種不同的形式中，中央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樣。(1)實行總統制的國家，在實行總統制的國家中，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權力很大；許多重要的政策都直接出自總統之手。(2)實行議會制的國家，議會內閣制的政府也掌握了巨大權力，特別是國家行政管理方面的權力，但政府首腦的地

位不如總統制下的政府首腦的地位突出。

(二)西方國家的地方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地位。

(1)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作為聯邦制國家，美國的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中享有很大的權力。在立法權上，美國采取二元結構。(2)實行單一制的國家，英國是實行單一制的國家，英國的中央政府擁有著全國的立法、行政、軍事、財政等決策權力，各郡、區地方政府的權力來自中央政府，國會以法律規定各地方政府的權力。

試論述新政策工具在我國的應用。

答：第一，新政策工具在我國政府治理中的應用。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成熟、公民社會的逐步壯大、行政改革的日益深化特別是政府職能的持續轉變，我國政府管理實踐模式和理論體系都亟待進一步創新。引人“新政策工具“，轉變管理方式，將成為我國

世紀行政管理改革與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①市場化進程加速。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速，我國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某些部門和領域已嘗試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如政府采購制度、公共工程的招標投標、土地的有償使用、營業執照的拍賣等;同時，目標管理、績效評價、全面質量管理、合同聘任制、社會服務承諾制等工商管理技術也逐步在公共部門的管理中得到推行。②第三領域興起。

世紀

年代以來，第三領域在我國興起，并在消除貧困、農村發展、教育、衛生保健、婦女兒童保護、賑濟救災、生態保護等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積極培育第三領域，并發揮它們的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新政策工具在我國應用的實際效應。首先，新政策工具的運用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服務質量和工作效率。例如，在政府行政管理中，重視技入和產出，講求成本核算，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公務員的服務意識，以滿足公民的需求為施政目標;注意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授權;采用創新的政策與管理，打破結構慣＇性，活化公務員思維，達到管理的目標等。其次，新政策工具的運用將競爭機制引入，提高了市場的競爭活力，打破了政府獨家提供公共服務的壟斷地位。尤其體現在對公共產品及公共服務實行公開競標這一方面(例如在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基礎設施產業中)，改變了我國長期以來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存在的“瓶頸”現象。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提高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從而產生更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后，培育非政府組織和社區自治，力所能及地分擔部分政府職能，以減輕政府的負擔。它們遠比政府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在部位及某一階段社會肌體的特定需求，在為公眾排憂解難時也遠比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被稱為政府的“替補者”。

第三，新政策工具的運用需要注意的問題。首先，必須立足國情選擇使用。各國國情不同，價值偏好不同，對新政策工具的選擇和應用也不完全相同。任何理論、方法的引進都要與本國實際相結合;并不是每一種新政策工具都適合我國國情，不能盲目引進。其次，要弄清每種新政策工具的應用機制、條件和范圍。每一種新政策工具都存在不足之處，因此，在應用于公共管理時，應弄清其機制、條件和范圍，在實踐中使其優化。最后，要加強政府的監督監管職能。把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通過民營化、承包、出租、委托代理等形式交給非公有部門來履行，是我國行政改革的方式之一。但各競爭主體的監督制約保障機制缺位，易導致各競爭主體行為失范，而一個缺乏有效監督制約機制的組織，難以保證其自身的健康和行為的高效。

政策工具的選擇關鍵的是要關注環境和人的因素，研究和分析各個影響因素的變化和發展，并針對政策目標選擇正確的政策工具，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或減少政策失敗的可能性，提高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

試論述影響社會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的因素。

答：第一，政治領導人的作用：政治領導人決定政策議程的個重要因素。

第二，政治組織的作用：政治組織是形成決策議程的基本條件。

第三，政府體制的作用：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從制度上規定了信息的溝通渠道和利益的表達方式，從而對社會問題進入政府議程產生重要的影響作用。

第四，利益集團的作用：利益集團在問題構建和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它們對過游說、宣傳等手段，迫使政府將其提出的問題納入政策議程，并阻止對自己各種利益有損的政策，最大限度維護自己的利益。

第五，專家學者的作用：各研究領域的專家能夠發現某些問題，運用科學的理論對社會發展的趨勢進行科學預測。

第六，公民個人的作用：公民個人有權利維護自己的利益，并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實施和影響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七，大眾傳媒的作用：大眾傳媒信息量大，涉及面大，影響力強，能促使政策議程的建立。

第八，問題自身的作用：社會問題自身的特征對政策方程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答：社會問題要進入政策議程，既要有能夠發現問題的觀察機制，又要在公眾與政府、上級與下級之間存在良好的溝通機制。社會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的影響因素有如下幾種：

第一，政治領導人的作用。

政治領導人是決定政策議程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出于政治優先權的考慮，還是因為對公眾利益的關切，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政治領導人可能會密切關注某些特定的問題，將它們告之公眾，并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例如，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由于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而將解決知識分子的問題納入了政府議程。1974年，尼克松政府關于放松

《清潔空氣法案》中某些污染控制標準的建議，直接地提上了國會的議程。

第二，政治組織的作用。

政治組織是形成政策議程的基本條件。政策問題是涉及國家和社會全局的大事情，關系到人們的切身利益，因而政策議程的形成往往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通常情況下，單靠個人的力量是難以實現的，必須借助一定的組織形式(如政黨、政治團體和社會組織等)。在我國，這些政治組織主要包括政府、政黨、工會、婦聯和青年組織。

第三，政府體制的作用。

一個國家的政府體制，特別是其民主程度和開放程度，從制度上規定了信息的溝通渠道和利益的表達方式，從而對社會問題進入政府議程產生重要的影響作用。如果政府的產生方式是民主選舉，執政理念合乎民主潮流，組織程序符合民主要求，政務信息向民眾開放，決策過程吸收民眾參與，傾聽民眾意見，接受民眾監督，那么大量的社會問題才能正常而順利地進入政策議程。相反，專制、封閉的政府則會將大量社會問題阻止在政策議程之外。

第四，利益集團的作用。

利益集團在問題構建和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們通過游說、宣傳、助選、抗議等手段，迫使政府將其提出的問題列入政策議程，并采納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建議，或者通過各種手段阻止對自己利益產生損害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團體成員的利益。戴維·杜魯門在《政府過程》一書中認為，各種利益團體尋求著某種合理的平衡狀態，如果某一事務威脅這種合理的平衡，那么它們便會做出反應。當某一團體的平衡被嚴重破壞時，各種各樣的行為就會出現。如果這種破壞不是太大，那么團體的領導人將努力使先前的平衡得到恢復……這種努力將使團體求助于政府成為必要。

第五，專家學者的作用。

在各研究領域中，專家學者通過對課題的分析，能夠發現某些重要問題，并能憑其專業優勢和特長，運用科學理論和分析技術，對社會發展的趨勢和進程進行科學預測。他們一旦取得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和深遠影響的成果，也能通過各種渠道，將其列如政策議程。例如，三大院士的聯合簽名導致奧運會建設費用的縮減，直接使鳥巢建筑大幅度改動。

第六，公民個人的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講，很多具有公共性質的問題都是由私人問題引發的。公民在生產和日常生活中，對于某些影響或損害其權益的問題不滿，一般會通過各種渠道，將自己的問題告知公眾和媒體，或將與之有類似看法的人組織起來，掀起一場群眾運動，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抗議，或以正當形式展開對話并提交政策議案。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群眾還會采取一些威脅性的方式(如游行、示威、抗議、罷工、**等)，向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政府采取行動解決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關系在政策議程建立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七，大眾傳播媒介的作用。

大眾傳播媒介被譽為“第四種力量”，具有信息量大、涉及面廣、影響力強和傳播迅速等特點，能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從而促使政策議程的建立。有的社會問題可能會引起新聞媒介的注意，通過新聞媒介的報道，它們可能成為政策議程上的事務。例如，貧困地區兒童失學的問題，通過新聞媒介的披露，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從而促進了“希望工程”的出臺和實施。

大眾傳媒的作用體現在：首先，把問題廣泛傳播，以爭取多數人的理解與支持，為建立公眾議程創造了條件。其次，它能制造強大的輿論壓力。再次，它是連接公眾與政府決策系統的橋梁，使公眾參與決策成為可能。最后，它能發揮政府決策系統外腦的作用，是政府決策系統了解和掌握社會信息的重要工具。這種互動過程使得大眾傳媒日益成為政策問題的重要提出者。

第八，問題自身的作用。

社會問題自身的特征對政策議程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美國學者羅杰·科布和查爾斯·愛爾德指出：①一個問題的定義越模糊，這個問題到達更廣泛的公眾的可能性就越大(特殊性程度)；②一個問題被認為社會意義越大，這個問題到達更廣泛的公眾的可能性就越大(社會重要性程度)；③一個問題被認為長期的關聯性越大，這個問題到達更廣泛的公眾的可能性就越大(關聯期的長短)；④一個問題被認為越不具有技術性，這個問題到達更廣泛的公眾的可能性就越大(問題復雜程度)；⑤一個問題被認為越缺少明確的先例，這個問題到達更廣泛的公眾的可能性就越大(先例的明確程度)。

試論述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公共政策主體需要轉變的政策理念。

答：第一，視政策對象—

公眾為伙伴而不是對立者；

第二，公共政策的出發點應是解決公共問題、保證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支持、鼓勵準政策主體的發展；

第四，要具有前瞻性，注重“預防”而非“治療”，掌握政策主動權。

試論述政策環境與公共政策的互動關系。

答：公共政策與政策環境之間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系，兩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政策環境是政策賴以產生和發展的先決條件，決定和制約著政策的特性和功能，居主導地位。換句話說，公共政策環境必須適應政策環境，有什么樣的政策環境，就必然有什么樣的公共政策。反之，公共政策對政策環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它在適應政策環境的前提下，又可以能動地利用和改造政策環境。

(一)政策環境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政策主體首先要實事求是地認識環境、把握環境，并了解各種優勢和弊端，預測政策實施的可行性和政策運行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尊重和適應政策環境。可以說，政策環境對于政策的基礎性影響是全方位的，有時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

一般來說，政策環境的現實需要是政策制定的前提，政策環境的性質決定了政策的性質，而政策環境的發展變化也必然導致公共政策的發展變化。

(1)自然地理環境對公共政策的影響。自然地理環境與公共政策有著緊密的聯系，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內容與方向，為公共政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可能的選擇空間。在一定層面上，我們可以說自然地理環境是公共政策的前提條件。

(2)經濟社會環境對公共政策的影響。經濟社會環境對公共決策的影響是立體式的，貫穿于公共決策的始終。經濟社會環境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礎，同時又影響和制約著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經濟社會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的環境條件，同時也為公共決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公共政策主體總是依據本國、本地區的經濟狀況、利益矛盾、資源分配等因素來制定和推行適當的公共政策。因此，政府要想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方案，并使其取得預期效果，首要的和根本的一條就是從本國或本地的實際情況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出發。可以說，經濟社會環境是一國或地區的公共決策的最重要的依據。

(3)政治法律環境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在政治法律環境中，對公共政策直接影響最強的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規定了公共政策主體的政治地位及決策的運行程序，規定著社會種利益要求進入政策議程的途徑和方式。不同的政治制度對公共決策權力作不同分配，規定著不同的實際決策機構，采用著不同的決策程序。

政治法律環境同時影響了公共政策的合法化程度。公共政策的合法化程度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公共決策本身的合法性，二是公共政策所處的政治法律環境的法制化狀況。只有兩個條件都滿足了，公共政策的合法化程度才能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

(4)文化環境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文化環境貫穿于公共政策全過程，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公共政策問題的提出，決定著公共政策執行的認同感和執行效力，構成政策評價所依據的重要標準。文化環境，特別是政治文化環境，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為公共政策的執行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動力，也是政策評估的重要依據。

(5)國際政策環境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一般來說，國際政策環境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國際政策環境的變化開辟了全新的公共政策領域，國際政策環境導致了公共政策主體的國際化，國際政策環境對公共政策的價值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既充滿機遇，又潛伏危機的國際環境中，各國政府在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時，一方面需要強化國際合作的政策途徑，通過雙邊、多邊合作發展自己；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利用國際規則，依靠實力參與競爭，在競爭中實現合作與雙贏。

(二)公共政策對政策環境的反作用

政策環境在決定和制約公共政策的同時，也受到公共政策對其產生的能動反作用。公共政策系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從實質上來講，該系統就是“適應環境、利用環境、改造環境”的全過程，它通過不斷調整來實現與環境的功能耦合，同時通過自身的特性來影響環境的優化提升。制定公共政策，就是為了正確認識和合理發揮這種能動作用，充分利用政策環境中的有利因素，抑制不利因素，以適度改造環境，達成既定目標。比如，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通過一系列公共政策，轉變職能，界定產權，通過對經濟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和再分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釋放了企業生產力，重塑了經濟社會環境，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當然，公共政策對于政策環境的反作用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運用得當，就能達到改善政策環境的目的，使政策環境不斷得到優化，按照公共政策的目標區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反之，就會使政策環境不斷惡化，成為政策環境健康發展的羈絆，產生消極影響。所以，不能過分地、隨意地強調公共政策對政策環境的反作用，必須遵循客觀規律，順應歷史潮流，依靠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決策；必須從系統的角度，考慮環境因素之間的關系，最大限度地控制沖突與混亂，促進有序、和諧發展。

試論述政府、政黨和其他社會組織在公共決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一)西方國家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國家的政府主要采取總統制和議會內閣制兩種形式，在實行總統制的國家，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權力很大；許多重要的政策都直接出自總統之手。在實行議會制的國家。議會內閣制的政府也掌握了巨大權力，特別是國家行政管理方面的權力，但政府首腦的地位不如總統制下的政府首腦的地位突出。就政策制定方面的權力而言，政府重大政策必須通過內閣會議，而不是由政府首腦做最后決定。政府還在許多方面通過“委任立法”的方式，自己“先行立法”，后經立法機關批準，從而取得了本應由議會行使的一部分實際權力。這樣，政府通過不斷擴大權力和對議會的種種制約方式，使自己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實際上處于主導地位，這也是當代西方各國政府行政權力不斷膨脹的重要表現。

(二)中國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作用。

(1)我國中央政府即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享有憲法賦予的各種行政管理權力，統一領導全國行政事務。它的權力主要包括行政立法權、法律提案權、授權立法、行政管理權、經濟管理權、社會管理權、外交管理權等。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它的決策活動和執行活動都屬于依法行政的范圍。總理領導和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總理召集和主持對重大問題進行決策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總理對決策的問題擁有最后決定權。

(2)我國地方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地位；我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為貫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具體措施，另一方面還要根據自己的權限對所轄地域內的事務進行決策，因而在地方一級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動中擁有相當的實際權力。政府的部門也基本與中央政府部門對應設置。地方政府在貫徹執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時，要把中央的政策要求同本地區的情況相結合，制定指導本地區工作的具體政策。這種執行性政策，在表現和反映地區特點方面為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動留下很大的余地。

(三)西方國家政黨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多數西方國家都實行多黨制，只有英.美等國家實行兩黨制。西方國家的政黨執掌政權，是通過選舉爭奪議會多數席位和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的方式來實現的。在執掌政權之后，執政黨一般不再單獨制定政策，而是通過它所掌握的政府政策來體現黨的意圖，實現黨所代表的社會利益。同時，在野的政黨雖然未能參加政府，但他們通過在議會中的各種活動，通過對政府施加壓力或制造障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政府政策的制定活動。西方國家政黨活動的主要范圍是選舉和議會。

(四)我國政黨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在我國，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在公共決策的權力結構中處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體現在它對國家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上。黨的政治領導包括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政策的領導。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是互相聯系的。其中，思想領導是政治領導、組織領導的基礎，組織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的保證，而政治領導是核心，是最重要的領導。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反映了黨的政治決策以及制定和運用政策在黨的全部領導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個制度中，共產黨是居于領導地位的執政黨，八個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領導，同共產黨合作，共同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參政黨，各民主黨派經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形成的有關決策的各種意見和建議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活動產生重要作用和影響。

(五)西方國家利益集團對公共決策的影響。

(1)通過對競選的政黨提供支持或撤銷支持等手段對其政策綱領施加影響。(2)通過院外活動對議員施加壓力，使議會通過對其有利的政策法案，阻撓通過對其不利的法案。(13)密切與政府重要行政機關的聯系，影響政府有關方面的具體政策，為自己的經濟利益服務。(4)通過資助等方式支持各種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的工作，以影響政府的政策。

(六)我國各級組織和人民團體對公共決策的影響。

我國的群眾團體，除了要維護它們所代表的那部分群眾的具體利益以外，它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揮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因而，它們的這類活動也是我國人民群眾有組織地參與和影響我國政策制定活動的重要途徑和方式。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群眾組織的活動是黨和政府政策制定和執行活動的某種延伸。

試論述中國共產黨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答：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的途徑來實現。在我國，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在公共決策的權力結構中處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首先體現在它對國家的政治領導上、黨的政治領導包括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政策的領導。凡是涉及有關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則、基本路線、重大方針和各個領域的重要決策，都是首先由黨制定和提出的。組織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的保證，而政治領導是核心，是顯重要的領導。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反映了黨的政治決策以及制定和運用政策在黨的全部領導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共產黨還自上而下地建立了統一、嚴密的組織體系。黨的組織體系包括中央、地方和基層三個層次.黨的地方各級組織是與各級地方國家機構基本配套設置的，它們大致包括省

(自治區、直轄市)，市、縣的各級黨委.各級地方黨委是本地區的領導核心，它在地區性政策制定的權力結構中處于校心地位.黨的基層組織，對黨和國家各項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實施進行保證和監督。

我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共產黨是居于領導地位的執政黨，八個民主黨派是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參政黨，它們以參與者的地位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有效政治機制。各民主黨派經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形成的有關決策的各種意見和建議，按規定程序審定后，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送達有關部門，從而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活動產生重要作用和影響。

試論述中國政府在公共政策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政府作為國家的行政管理機關，是國家各項重要職能的直接體現者和執行者。現代政府活動的主要方式就是制定和實施一定的政策。在各個國家中，政府的政策數量最多，政策活動的制度化程度最高，是政策系統的核心主體，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和作用。

我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同時是國家最高的行政管理機關。它除了具有一般國家政府的政治職能、社會管理職能外，還具有領導、組織經濟的職能；與此相關，其社會管理職能方面涉及范圍甚廣。這種狀況決定了我國政府的實際權力大、政策內容廣、職能部門多。同時，作為一個大國，由于管理層次多，各地差別大，地方政府也擁有相當的權力。

第一，我國中央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地位。我國中央政府即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享有憲法賦予的各種行政管理權力，統一領導全國行政事務。它的權力主要包括行政立法權、法律提案權、授權立法、行政管理權、經濟管理權、社會管理權、外交管理權等。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它的決策活動和執行活動都屬于依法行政的范圍。總理領導和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總理召集和主持對重大問題進行決策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總理對決策的問題擁有最后決定權。

第二，我國地方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地位。我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為貫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具體措施，另一方面還要根據自己的權限對所轄地域內的事務進行決策，因而在地方一級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動中擁有相當的實際權力。政府的部門也基本與中央政府部門對應設置。地方政府在貫徹執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時，要把中央的政策要求同本地區的情況相結合，制定指導本地區工作的具體政策。這種執行性政策，在表現和反映地區特點方面為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動留下很大的余地。

試述發展型政策理念的主要內容。

答：第一，人本觀念。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政策主體應當更加重視人的作用和人的發展。幫助人們進行內在的知識積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創新，從而使人們得到自我更新和自我實現。

第二，公平優位觀念。效率和公平一直是公共管理的兩大基本目標。傳統的行政管理一直是效率優位，知識經濟時代，公共管理的價值目標應當是公平優位。公共政策作為為公共事務管理活動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其價值目標也應當是公平優位。

第三，科學化觀念。在知識經濟時代，政策主體一定要樹立科學政策理念。

第四，民主化觀念。知識經濟時代是民主參與的大眾化時代。公民直接參與公共政策成為知識經濟時代民主政治的邏輯起點和核心內容。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政策的民主化不僅僅指政策方式方法的民主化，而且指政策目標的民主化。

第五，法制化觀念。在知識經濟時代，為確保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程度不斷提高，還需要政策主體樹立依法決策的觀念。

第六，創新超前觀念。知識經濟時代的政策主體必須樹立超前觀念。要高度前瞻性地預見一定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發展情況，確保公共政策的超前性。知識經濟時代的政策主體還必須樹立創新觀念。

試述公共政策的本質。

答：公共政策的本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述。

(一)“利益”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

用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語錄，以說明利益研究對公共政策的重要性：①“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②“這三大階級的斗爭和它們的利益沖突是現代歷史的動力，至少是這兩個最先進國家(指英、法)的現代歷史的動力。”③“‘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④“每一個既定的社會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⑤“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⑥“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這種共同的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于觀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為彼此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現實之中。”

⑧“‘共同利益’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由作為‘私人’的個人造成的。”

(二)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

我們認為，假如一定要把公共政策理解為“它是對整個社會價值所做的權威性分配”的話，那么為避免對“價值”一詞有寬泛的理解，同時又能突出公共政策的本質，不如把“價值”改為“利益”。也就是說，公共政策的本質是社會利益的集中反映。政策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各種利益群體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輸入到政策制定系統中，由政策主體依據自身利益的需求，對復雜的利益關系進行調整的過程，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是社會各種利益沖突的集中反映。

政府常常利用公共政策，去保護、滿足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同時抑制、削弱甚至打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并通過政策作用去調整利益關系，在原有利益格局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利益結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政策的本質應該是政府對社會利益實行的權威性分配。因此，我們主張可以在戴維·伊斯頓對公共政策的定義中，把“價值分配”改為“利益分配”。

(三)利益分配的基礎及其動態性。

公共政策確實有分配利益的功能，但這種利益分配的基礎是社會利益的增進。如果仿照經濟學的語言做一個類比，分配社會利益是分蛋糕，而這種分蛋糕的基礎就是做蛋糕。所以公共政策的實質之一是如何增進社會利益。人們既會關心分配前的狀況，也會關心分配后的結果，以及若干其他的分配以外的問題。

分配利益是一個動態過程，在增進社會利益的前提下，分配的基礎是選擇利益和整合利益；分配的關鍵是利益落實。在社會利益中，由利益選擇到利益整合，由利益分配到利益落實，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公共政策的過程取向，是與這種利益取向完全一致的。

(1)利益選擇。政府對利益的分配，不是任意的、無的放矢的。作為公共權力的占有者，政府把利益分配給誰，首先源于政治統治的目的。在階級社會里，無論何種社會、何種政府，它們所制定的公共政策，都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要求。因此，政府要選擇那些與政府的價值取向一致的社會群體作為分配對象，滿足他們的利益需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里，其政策從根本上講自然是為少數剝削者的利益而制定的，它與剝削階級的價值取向一致。而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是要維護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

(2)利益整合。美國著名學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認為，所謂社會是為獲取共同利益組成的協同事業體，因而各社會成員在通過建立社會及其相互協作以增加利益時，具有互相一致的利害關系。至于社會總體所獲得的利益，如何向每一個社會成員進行分配，卻構成了人與人之間在利害關系上相互對立的態勢。所以政府在向社會各成員分配利益時，除了要考慮到社會的整體利益與政府利益之外，還要充分考慮到社會各成員之間的利益相關性。

政策本身所反映的利益關系，是通過社會問題表現出來的。在社會上，人們已獲得的利益和想要得到的利益之間總是存在著差距，因而由利益差距所形成的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組織利益的矛盾總是客觀存在的。為解決由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所產生的矛盾，政策制定者會制定出不同的政策，引導持有不同利益的相關組織和個人采取不同的行為。

與社會利益緊密相關的公共政策，是要提供一種普遍遵循，或者至少相關人員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規范人們在追求利益時所出現的矛盾或沖突中的行為。政府必須綜合地平衡各種利益關系，可簡稱為“利益整合”。利益整合建立在利益選擇的基礎之上，前者既是后者的邏輯結果，又是實現結果，而且往往是兩種結果的有機統一。

利益整合，除體現在政治行為與普通準則上，還體現在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上。在現實社會中，利益主體的利益是多元化的。政策既要反映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需求，又要兼顧保護少數人的合法利益。政策的作用，是要調動人的積極因素，排除那些消極因素，把各種利益矛盾盡量控制在較小的范圍之中，以保證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3)利益分配。不少人認為，政策是一種資源，誰得到了政策，誰就擁有了一定資源。實際上，公共政策本身并不是資源，而是由于政策實施后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滿足，這意味著政策起到了向社會有關成員分配利益的功能。對不同的政策對象來說，公共政策所分配的利益，往往對一些人是直接的，而對另一些人是間接的。一般來說，人們從政策那里所得到的好處，從程度上看是不等的。比如，獲得減免稅政策的企業，是直接利益的獲得者，而與這些企業產、供、銷相關的其他組織與個人，很可能是這一政策的間接獲益者。

利益分配的結果既能使部分人獲得利益，也可以使部分人失去利益。比如，物價政策就經常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謀取合理的平衡。它們有時會削弱生產者的利益，有時則抑制消費者的利益。但公共政策的最大特點之一，即總是要保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尤其是絕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而抑制少數人的利益。

(4)利益落實。政策分配利益，滿足一部分利益群體的合理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利益群體能否按照政策規定的目標，獲得應有的利益，這不僅是相關的利益群體關心的事，更應該是政府關心的事。政府的政策主體地位，需要它們主動地把政策內容貫徹到實踐中去，產生應有的政策效果，即從本質上講，使得分配的利益到位。

比如，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黨中央、國務院曾多次制定了相關政策，三令五申地指出：嚴禁向農民亂攤派、亂收費、亂集資以及發生“打白條”等現象。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許多地方的農民負擔仍然十分沉重，農民的實際利益受到了嚴重侵犯，使得他們產生了“被剝奪感”。很顯然，中央政策是要真正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利益的，但政策不能有效地落實，就意味著農民沒有從中央政策中獲得利益。

四)增進社會利益。人們按照戴維·伊斯頓“分配”的思路理解公共政策顯然是不夠的，這就如同經濟學所講的那樣，僅講分蛋糕不行，還要做蛋糕。公共政策不僅要分配利益，更要增進全社會的利益。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影響，“中國經濟已走到崩潰的邊緣”。為了恢復經濟，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政府出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政策，其目的主要不是表現在利益的分配上，更多的是為了增進全社會的利益。增進全社會的利益與效率有關，分配全社會的利益則更體現在公平上。

(五)公共政策的本質。

我們認為，在對公共政策本質的理解上，應突出以下內容：①要實實在在地增進社會利益；②對全社會的利益進行分配；③基于多種利益關系的有選擇的利益分配；④通過整合各種利益矛盾后的利益分配；⑤要在實踐中得到兌現的利益分配；⑥要在增進社會利益中突出效率，在分配社會利益中突出公平。

試述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

答：第一，整體性。公共政策要解決的問題是復雜的。盡管某一政策是針對特定問題提出的，但這些問題總是與其它問題連結為一個整體，相互關聯、相互影響。整體性不僅表現于政策的內容與形式上，而且還表現在政策過程中。作為政策體系的整體功能，以及政策過程諸環節的整體作用，除取決于自身的聯系之外，還與政策環境密切相關。

第二，超前性。盡管公共政策是針對現實問題提出的，但它們是對未來發展的一種安排與指南，必須具有預見性。任何政策都有明確的政策目標，即解決政策問題所要達到的目的、結果和狀態。先進的政策目標，決定了政策應是超前的。除目標外，相關的政策內容，也能揭示事物的未來發展方向，同樣具有超前性。政策的超前性，不是脫離實際的空想，而是建立在科學預測與對客觀事物發展規律充分認識基礎上的必然結果。

第三，層次性。政策作為政府行為的產出項，根據不同層次的政策主體，具有不同規格。盡管不同的政策間是相互聯系的，但這種關系并非“平起平坐”的關系，而是有主次之分。

第四，多樣性。公共政策的多樣性，顯然導源于政策的“公共”特征。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社會事務的日益增多，總的說來政府職能的發展趨勢是日益豐富、復雜和擴大，那些在過去不太需要政府管理的問題，均被列入現代政府的管理范圍內。由此而引發的政策問題，自然變得多樣復雜。

第五，合法性。政府行為，是一種特殊的“法人行為”。體現政府行為的政策，本身就具有一定法律性質。它的規范作用，與道德規范不同。它既要依靠社會輿論來維持，更要通過國家的強制力量來監督執行。政策的合法性首先表現在內容上，不能與憲法、法律相抵觸；其次還表現在程序上要嚴格守法。

試述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

答：所謂公共政策的功能，就是公共政策在管理社會公共事務過程中歷發揮的作用。它通過政策的地位、結構、影響力與結果表現出來。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有：

第一，導向功能。公共政策是針對社會利益關系中的矛盾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而提出的。為解決某個政策問題，政府依據特定的目標，通過政策對人們的行為和事物的發展加以引導，使得政策具有導向性。政策的這種引導作用，不僅體現在直接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向上，而且體現在引導著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之上。政策的導向，是行為的導向，也是觀念的導向。其導向功能，有兩種作用形式：一種是直接引導，另一種是間接引導。公共政策所具有的導向功能是客觀的，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人們要充分發揮政策的正導向功能，又要清醒地認識到政策的負導向功能，要主動地調整社會的利益關系，克服它們的消極影響，特別要盡量避免那些因錯誤政策所產生的負導向作用。

第二，調控功能。公共政策的調控功能是指政府運用政策，在對社會公共事務中出現的各種利益矛盾進行調節和控制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它既有調節作用，也有控制作用，這兩種作用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經常是調節中有控制，控制中達到了調節。政策的調控作用，主要體現在調控社會各種利益關系；尤其是物質利益關系。公共政策的調控功能，也有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形式，常常還表現出特有的傾斜性。

第三，分配功能。公共政策應具有利益的分配功能。每一項具體政策，都有一個“誰受益”的問題，即把利益分配給誰？這既是重要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嚴肅的實踐問題。離開了“究竟把利益分配給誰”這一核心問題，公共政策將失去制定的必要性，即使制定出來也會失去其靈魂。

試述公共政策評價標準大致有哪些方面？

答：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看法,公共政策評價標準大致有八個方面：

第一,投入工作量。即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所投入的各項資源的質與量以及分配狀況。

第二,績效。即依據具體明確的目標,分析公共政策對客觀事物與公共政策環境所造成的實際影響。績效既包括公共政策推動的結果,又含有民眾心目中認定的滿意程度。

第三,效率。即投入工作量與績效之間的一種比例關系,通常表現為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的比率。

第四,充分性。即滿足人們需要、價值或機會的有效程度,它反映了績效的高低。

第五,公平性。即公共政策所投入的工作量,以及產生的績效在社會不同群體間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共政策的類型不一樣,所反映的公平性的角度與觀點也不一樣。

第六,適當性。即公共政策目標和所表現出的價值偏好,以及所依據的假設是否合適。具體地說,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標是否是社會期望的,公共政策的成本與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公正。

第七,執行力。即探求影響公共政策成敗的原因,進而導致因果模型的構建。

第八,社會發展總指標。即對社會狀態與發展的數量進行描述與分析,既反映過去的動向,又可作為社會現狀的說明,其特征是以描述性指針為主。

試述公共政策學科的發展歷程。

要點提示：

(一)創建階段。

公共政策學的創建和兩次政策爭論及一次學術討論會有關。

(二)形成時期。

西方公共政策學進入正式形成階段的標志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葉海卡?德羅爾寫出了被稱為公共政策科學“三部曲”。

(三)自我批判時期。

第一，加強政策價值觀或公共政策與倫理關系問題的研究。第二，加強政策效率和比較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第三，開展政策信息多元化方面的研究，強調政策學家與政治家合作。

(四)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時期。

20世紀90年代，西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表現出兩種趨勢。一種趨勢是對原有的研究主題進行深化；另一種趨勢是拓展新的研究方向。關于對原有主題的深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問題是公共政策的倫理、價值；另一個問題是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的關系。

答：公共行政學家列夫林指出，政策科學運動是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乃至美國社會發生的一場無聲的革命。公共政策科學在西方經歷了創建、形成、自我批判反思和拓展新的研究方向等幾個階段。

第一，創建階段。“政策科學”一詞是由哈羅德?拉斯韋爾和丹尼爾?勒納在1951年出版的《政策科學：近來在范疇和方法上的發展》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

第二，形成時期。西方公共政策學進入正式形成階段的標志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教授葉海卡?德洛爾在1968年至1971年旅居美國期間，寫出了被稱為公共政策科學“三部曲”的《重新審查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1968)、《政策科學探索》(1971)、《政策科學構想》(1971)。

第三，自我批判時期。1986年，德洛爾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探討了政策科學在近二三十年來的發展，提出了政策科學需要在十四個方面加以突破。

第四，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時期。20世紀90年代，西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表現出兩種趨勢。關于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也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增強公共政策的應用性；二是加強理性意識形態，由傳統的政策決策研究轉向政策調查研究。在開辟新的研究領域方面，公共政策學家將研究的興趣轉向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如電腦犯罪、信息政策、試管嬰兒、溫室效應等。因為這些新的社會公共問題既是對人類的挑戰，也是對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戰。不少研究者感到單靠以往的純客觀研究方法不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還必須采取以后實證主義為主體的主觀研究方法。

試述決策方案評估的標準。

答：第一，效益標準。效益標準是根據投入產出關系評估決策方案質量的標準。成本越低，收益越大，效益也就越好。只有那種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預期社會效果的決策方案才是高質量的決策方案。

第二，方案協調性標準。方案協調性標準用以評估方案涉及的各種人力、財力、物力、時間、信息等資源要素，以及各種主客觀條件之間的有機整合程度。一項優質的決策方案，應該是通過方案內在凝聚力和設定的機制，把方案內含的各種要素及條件按事物發展的客觀邏輯有機地統合為一體。

第三，方案的適應性標準。方案的適應性標準主要評估既定方案是否適應環境的變化。一

項好的決策方案，應具有較強的環境適應性，當環境條件變化或意外情況出現時，該方案本身有應變的彈性和進行局部調整的余地。

第四，決策方案力度標準。決策方案力度不夠，解決問題就會“力所不及”；力度太大，可能會因矯枉過正而導致社會正常秩序的破壞，或導致事物發展動態平衡格局的崩潰。

試述西方國家政黨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答：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的途徑來實現。現代政黨特別是執政黨在各個國家公共決策的過程中，都發揮了核心和主導作用。多數西方國家都實行多黨制，只有英、美等國家實行兩黨制。西方國家的政黨執掌政權，是通過選舉爭奪議會多數席位和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的方式來實現的。在選舉活動中，各政黨的競選綱領或黨的候選人發表的競選演說反映了黨的政策主張，表明了自己對各項社會重大問題的立場和態度，以迎合不同類型選民的要求，爭取他們的選票，謀取選舉的勝利。

在執掌政權之后，執政黨一般不再單獨制定政策，而是通過它所重點掌握的政府政策來體現黨的意圖，實現黨所代表的社會利益。同時，在野的政黨雖然未能參加政府，但他們通過在議會中的各種活動，通過對政府施加壓力或制造障礙，使政府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接受他們的主張，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政府政策的制定活動。

西方國家政黨活動的主要范圍是選舉和議會。黨的權力集中在少數領導人和議會黨團手中。黨的地方組織大多只參與組織選舉活動，沒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和組織活動。

經過選舉上臺成為執政黨之后，黨的領袖作為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基本上不再以黨的名義活動。

黨對議會黨團成員一般都有一定的紀律約束，要求本黨全體議員一致保證黨的政策主張能在議會中通過，成為國家的政策和法律。執政黨對政府政策制定的這種操縱現象，在日本表現得比較突出。

試述政策對象接受政策的基本原因。

答：政策對象能接受某項政策,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作為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通過多年來的各種教育,已逐步形成一種政治行為模式,即對權威的尊重,包括對政府所作的各種決定的服從。不論是道義還是感情上,多數人相信政策、服從政策、支持政策,而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人們習慣于能自動地傾向接受政府政策,即使在現實利益與政策相矛盾時,仍會認為政策是合理、公正的。

第二,自我利益的保護與發展,經常是部分政策對象服從政策的重要原因。通過比較、衡量,人們會認識到執行政策有什么好處,不執行政策會帶來什么麻煩。有這種情況,雖然某項政策沒有直接為自己帶來好處,但不執行可能會從其他政策對象那里帶來壞處,所以也不得不執行。

第三,人們遵守一項政策,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政策合法性的認同。生活于法制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對政府經過合法程序制定的政策,理所應當要遵守。

第四,不少人是因為害怕懲罰才服從政策。政策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應取決于人們自覺自愿而非被迫遵守。然而也常有這種情況,那些按理應服從政策的人看到別人得益于不服從,因而也可能變成政策的違反者。為達到教育之目的,必須及時對政策違反者給予一定懲罰。

第五,對任何一個政策對象來說,都有個對政策從不了解到了解,從了解不多到了解較多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對政策的認識逐步加深,執行的自覺性也會不斷提高。當某項政策已被社會多數成員認同時,即使那些不理解或反對這項政策的人,也能從利益比較中接受政策。

試述中國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地位。

答：政府作為國家的行政管理機關，是國家各項重要職能的直接體現者和執行者。現代政府活動的主要方式就是制定和實施一定的政策。在各個國家中，政府的政策數量最多，政策活動的制度化程度最高，是政策系統的核心主體，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和作用。

我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同時是國家最高的行政管理機關。它除了具有一般國家政府的政治職能、社會管理職能以外，還具有領導、組織經濟的職能；與此相關，其社會管理職能方面涉及范圍甚廣。這種狀況決定了我國政府的實際權力大，政策內容廣、職能部門多。同時，作為一個大國，由于管理層次多，各地差別大，地方政府也擁有相當的權力。

(1)我國中央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地位。我國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享有憲法賦予的各種行政管理權力，統一領導全國行政事務。它的權力主要包括行政立法權、法律提案權、授權立法、行政管理權、經濟管理權、社會管理權、外交管理權等。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它的決策活動和執行活動都屬于依法行政的范圍。從這個角度看，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它的一切管理活動，都是依法進行的；它的決策活動和執行活動都屬于依法行政的范圍。我國政府在領導體制上實行的是首長負責制。總理領導和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總理召集和主持對重大問題進行決策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在這兩個決策會議上，總理對決策的問題擁有最后決定權。國務院下屬的各個部門在輔助國務院行使職權的同時，也獨立行使一些重要的行政決策權力和領導權力。通過這些部門行使的這些實際權力，國務院制定政策的許多活動實際上是體現在國務院各部門的身上。這些部門是政府權力結構中的核心要素，它們實際控制了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環節；在一些政策制定活動中，它們甚至是主要的制定者。

(2)我國地方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地位。我國地方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結構中處于一種特殊的地位。它一方面要為貫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具體措施，另一方面還要根據自己的權限對所轄地域內的事務進行決策，因而在地方一級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動中擁有相當的實際權力。在我國，按照法律規定，地方各級政府在國務院的統一領導下，負責管理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工作；在地方政府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鄉四個層級中，省、市、縣三級政府管理的范圍，特別是事權的范圍，除軍事、外交和戒嚴外，基本上與中央政府相似；政府的部門也基本與中央政府部門對應設置。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方面，我國基本上采取的是單一制──集權型的結構形式。一方面，國務院對地方政府實行直接領導；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門對地方政府的各工作部門也實行領導或業務指導。在傳統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之下，地方政府的獨立決策權力十分有限。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級地方政府普遍擴大了自己的管理權限。地方政府在貫徹執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時，要把中央的政策要求同本地區的情況相結合，制定指導本地區工作的具體政策。這種執行性政策，在表現和反映地區特點方面為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活動留下很大的余地。

試述中國中央政府在公共決策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同時是國家最高的行政管理機關。它除了具有一般國家政府的政治職能、社會管理職能以外，還具有領導、組織經濟的職能；與此相關，其社會管理職能方面涉及范圍甚廣。這種狀況決定了其實際權力大、政策內容廣、職能部門多。

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享有憲法賦予的各種行政管理權力，統一領導全國行政事務。它的權力主要包括行政立法權、法律提案權、授權立法、行政管理權、經濟管理權、社會管理權、外交管理權等。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它的決策活動和執行活動都屬于依法行政的范圍。從這個角度看，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它的一切管理活動，都是依法進行的；它的決策活動和執行活動都屬于依法行政的范圍。

中國政府在領導體制上實行的是首長負責制。總理領導和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總理

召集和主持對重大問題進行決策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在這兩個決策會議上，總理對決策的問題擁有最后決定權。

國務院下屬的各個部門在輔助國務院行使職權的同時，也獨立行使一些重要的行政決策權力和領導權力。通過這些部門行使的這些實際權力，國務院制定政策的許多活動實際上是體現在國務院各部門的身上。這些部門是政府權力結構中的核心要素，它們實際控制了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環節；在一些政策制定活動中，它們甚至是主要的制定者。

為什么說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問題？

答：對于這一命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公共利益的基本屬性。第一，公共利益的客觀性，第二，公共利益的社會共享性。以上兩種特性都是從抽象的意義上來講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虛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可以看作是公共利益的現實的物質表現形式。在縱向上，依次將公共物品劃分為：全球性或國際性公共物品、全國性公共物品、地方性公共物品和社區性公共物品。在橫向上，我們可以將公共物品劃分為：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服務性的公共物品、基礎性的公共物品和保障性的公共物品。這樣，公共物品的層次性和多樣化就對應著公共利益的層次性和多樣化。在這一意義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現實的概念了。

公共機構的特性。既然公共利益也是現實的資源和條件，那么探討公共利益的實現就有了現實基礎。而公共政策主體的特性決定了它將在維護、增進和分配公共利益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第一，公共機構有存在的必要性。第二，公共機構有維護公共利益的能力。第三，公共機構產出的獨特性。

西方國家政黨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是如何體現的？

答：現代國家的政治統治大都通過政黨政治的途徑來實現。可以說，現代政黨特別是執政黨在各個國家公共決策的過程中，都發揮了核心和主導作用。多數西方國家都實行多黨制，只有英、美等國家實行兩黨制。西方國家的政黨執掌政權，是通過選舉爭奪議會多數席位和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的方式來實現的。在選舉活動中，各政黨的競選綱領或黨的候選人發表的競選演說反映了黨的政策主張，表明了自己對各項社會重大問題的立場和態度，以迎合不同類型選民的要求，爭取他們的選票，謀取選舉的勝利、在執掌政權之后，執政黨一般不再單獨制定政策，而是通過它所掌握的政府政策來體現黨的意圖，實現黨所代表的社會利益。同時，在野的政黨雖然未能參加政府，但他們通過在議會中的各種活動，通過對政府施加壓力或制造障礙，使政府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接受他們的主張，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政府政策的制定活動。

西方國家政黨活動的主要范圍是選舉和議會。黨的權力集中在少數領導人和議會黨團手中。黨的地方組織大多只參與組織選舉活動，沒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和組織活動。經過選舉上臺成為執政黨之后，黨的領袖作為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基本上不再以黨的名義活動。黨對議會黨團成員一般都有一定的紀律約束，要求本黨全體議員一致保證黨的政策主張能在議會中通過，成為國家的政策和法律。執政黨對政府政策制定的這種操縱現象，在日本表現得比較突出。

系統方法應用于公共政策領域內應遵循哪些原則？

答：系統方法應用于公共政策領域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整體性。它是系統方法的基本出發點，主要是把公共政策整體作為研究對象。它認為各種公共政策對象、事件和過程是一個合乎規律的，由各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這一整體的性質和規律只存在于組成其各要素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之中，而各組成部分孤立的特征和活動的總和不能反映整體的特征和活動方式。

第二，綜合性。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認為運用系統方法時不僅要看到組成系統的各個要

素，看到各個要素之間存在著的普遍聯系，同時還要看到各要素與系統和環境之間的聯系。二是認為這些聯系不是靜態的，一成不變的。各要素在變化，環境在變化，組成的系統也在變化，應當從政策系統的組成、結構功能、相互聯系方式和歷史發展等方面進行綜合的系統研究。

第三，最優化。這是用系統方法實現政策目標的理想要求，或者說是追求一種最實用性的結果。

第四，可行性。系統方法的最優化目標并非囿于一種抽象的理性原則，實際上它要求的是一種現實的有限理性政策。它強調從實際出發，從多種可用的方案中，選擇與當時當地的主客觀條件相適應的可行方案。基于這一原則，最理想化的政策在實踐中并不一定是最具可行性的政策。

系統分析的主要特點和功能有哪些？

答：第一，系統分析首先把所研究的事物、現象和過程看作是一個整體——系統，確定給定系統的邊界范圍，把它從周圍的系統中劃分出來;同時，鑒定該系統的組成部分，必要時逐級劃分，確定各子系統。

第二，系統分析重視給定系統的外部聯系和內部聯系。體現了系統方法的相關性原則、有序性原則和動態性原則。

第三、系統分析積極大膽地將現代應用數學引入公共政策決策領域。

數學方法的廣泛運用為電子計算機進入公共政策部門提供了可能，使管理和政策逐步走向定量化、精確化和自動化。

第四，系統分析絕不忽視非計量因素，反而往往把它作為“難點”而認真對待。

第五，系統分析在給定系統的設想與現實、計劃與實施之間建立一種“中介”環節，使人們通過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在認識上逐步接近給定系統的實際，并采取適當的控制措施，使它按照人們規定的目標和利益運行。

系統議程和政府議程的區別。

答：系統議程和政府議程是政策議程的兩個不同階段，二者有著本質區別。

系統議程一般由一些較抽象的項目所組成，其概念和范圍都很模糊，僅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它可以不提出政策方案或解決辦法。政府議程比系統議程特定而且具體，它是對政策問題進行界定或陳述的階段。問題經過一定的描述，為決策系統正式接受，且決策系統采取具體方案試圖解決的時候，系統議程就轉入政府議程。

已成為系統議程的問題并不一定能成為政府議程的問題。提上政府議程的問題，也并不一定是系統議程的問題。

現代社會問題的新特點有哪些？

答：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特別是交通與通信技術的迅速發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以及社會結構的迅速變遷，導致公共管理領域發生一系列變革，使社會問題呈現出新的特點。

第一，全球性。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世界逐漸連成一個整體。一系列社會問題時隱時現，原本屬于某個地區或國家的社會問題也開始突破局域的限制，成為全球關注的全球性問題。

第二，突發性。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類所面臨的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群體性事件等社會問題越來越多，這些問題的到來或毫無征兆，或是社會矛盾積攢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發。

第三，結構不良性。根據赫伯特·西蒙的分類，社會問題分為結構優良問題和結構不良問題。現代社會問題具有結構不良性的特點，如在不同時期不同背景下，環境保護的具體內容和本質完全不同。

第四，復雜動態性。當代社會問題并不是單一維度的，而是不同維度之間交互纏繞、相互影響形成的。有學者指出，當代社會問題具有“復雜動態性”的特征，即社會問題是由多種維度的因素相互滲透、相互纏繞糾結而成；這些不同維度的問題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不同維度的問題又不斷變化、發展，不斷改變社會問題發生發展的方式與方向。

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環境的主要特征。

答：我國的經濟社會環境的主要特征主要有四個：(1)生產力發展很快，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完善；(2)經濟結構矛盾突出，經濟增長方式逐漸由粗放轉向集約；(3)不均衡的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仍然較為突出；(4)新型社會階層不斷出現，社會各階層、集團的利益分化加劇。

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

答：第一，政策目標。政策目標是政策制定者希望通過政策實施所達到的效果。政策目標為政策工具規定了方向，為判斷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提供了評判標準。在進行政策工具選擇時，必須考慮到政策目標：

第二，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每種工具都有其優缺點及適用范圍。每種工具都會適用于某些情況，也會不適用于某些情況。選擇工具時要將其優缺點都考慮在內，以避免對工具的濫用。

第三，公共政策主客體關系。豪利特和拉米什使用兩個相互聯系的變量—國家治理能力和政策子系統的復雜程度，建立了政策工具選擇的模型。

第四，政策工具選擇的環境。政策工具選擇的環境是指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生態環境或社會背景，這些環境因素包括執行組織、目標團體、過往使用的工具、其他工具及政策領域的其他特征。

第五，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意識形態是一個信仰的體系，不同的意識形態傾向于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就西方國家來說，其政策工具的選擇有著明顯的意識形態特征。

第六，資源因素。政策工具的選擇受制度資源、經濟資源和法律資源的限制。

影響政策目標群體態度取向的因素有哪些？

答：影響政策目標群體態度取向的因素主要有三個，即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和環境因素。

第一，客觀因素。影響政策目標群體態度取向的客觀因素主要指的是政策主體及政策內容方面對政策目標群體態度取向的影響。

第二，主觀因素。影響政策目標群體態度取向的主觀因素主要體現在政策目標群體的利益需求，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的理解和認知程度以及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的參與程度三個方面。

第三，環境因素。影響政策目標群體態度取向的環境因素主要有政策環境因素和文化環境因素兩個方面。

有人認為無為思維是一種消極被動的思維方式，試簡述你對這種說法的理解。

答：無為思維不是一種消極被動的思維方式，無為就是一種有為。

無為思維指的是政府采取不行動的決策方式，即政府在決策中采取一種擱置或靜觀其變的做法。無為思想是公共決策中一種必不可少的思維方式，原因就在于許多公共事務并不一定必須政府出面解決才行，更多的時候要“止，而后能行“。公共決策者必須明確界定自身的決策范圍和決策對象，在此范圍內的事務可以采取積極的決策方式來進行；而在邊緣或者已經超出范圍的事務需要作決定，必須三思而后行，適當的時候應當采取無為的思維方式，不去招攬和主動吸納新的決策需求。

這里的“無為”，其實恰恰是政府的一種“有為”。無為不等于不思考、不判斷、不分析、不運作；與此相反，無為是必須經過和有為一樣的斟酌和考慮之后的一種決策方式。

政策工具的特征。

答：第一，自愿(自主)性工具。自愿性工具的核心特征是：它很少或幾乎沒有政府干預的作用。相反，它在自主治理的基礎上完成預定任務。由于自愿性工具既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特點，又與個人自由的文化準則相一致，并能維系家庭與社區的關系，所以它被定為首選的政策工具。

第二，強制性工具。強制性工具也叫指令性工具，它控制或者指導目標群體的行動。政府依靠其統治權威，可以指示公民個人與私營企業進行某些活動，也可以建立由政府控制的公共企業來履行其功能，或者通過官僚機構直接提供物品和服務。這些是高度強制的工具，被允許在憲法和法律界限內剝奪或者限定目標群體的全部或部分自由決定權。

第三，混合性工具。混合性工具結合了自主性工具和強制性工具的特征，它們允許政府對非政府行為主體的決策進行不同程度的干預，但仍由私人主體做最終決策。

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的影響和作用？

答：(1)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制定的影響。政策目標群體作為政策的被影響者，與政策過程有著最直接的關聯，同時在實際社會操作中，政策目標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又與政策主體的身份有所重合，因此政策目標群體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會通過各種可能的渠道參與和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換言之，政策的目標是對政策目標群體的利益進行調整，而政策目標群體的范圍往往包含不同的階層和利益集團，它們的利益需求不同，這些不同的利益需求之間的相互交流、彼此影響和沖突撞擊也就形成了相應的利益關系，各利益群體都會試圖去影響政策的具體方案，使其有利于自身利益需求的實現。政策的制定過程充滿了各利益群體之間的角逐，政策制定過程其實也就是一個均衡各利益關系的過程。

(2)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執行的影響。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的理解和認知程度、支持和順從程度，直接影響和決定了政策執行的順利與否和政策的有效性。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作為政策的受眾，政策目標群體會對政策執行產生反作用，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目標群體可以促進和監督對其有利的政策方案的執行；另一方面，目標群體可以妨礙對其不利的政策方案的執行。當政策執行與政策目標群體發生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時，政策目標群體一般會采取對抗的形式對政策執行行為表示反抗，或者通過越級上訪的形式向政策執行主體的上級機構表達對公共政策執行的不滿。

政策主體能力提升的困境。

答：我國公共政策主體能力提升的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決策體制建構較差。從轉型期的具體實踐來看，現代公共管理者對公共決策體制的建構能力有待提高，科學、合理的決策體制通過分工合作集思廣益，有利于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第二，利益協調機制欠缺。多元利益的共存對政策主體調控利益關系的能力提出了很大的質疑。利益協調機制的欠缺則是政策主體利益關系調控能力不足的體現，多元利益直接作用于許多重大、復雜的公共問題上，將會對公共政策的質量形成威脅。

第三，政治溝通渠道受阻。政治溝通，既包括不同或相同部門間政府官員的內部溝通，也包括政府與公民間的外部溝通。政治溝通渠道的不順暢，不僅造成政府內部的決策效率下降，行動受阻，也降低了政策系統輸入端的民意提取質量。

第四，資源配置不夠均衡。政策主體往往都是理性經濟人，在利益誘惑面前，政策主體所采取的行動往往背離最廣大人民的公共利益，造成有限資源的不公平分配。這對公共政策主體能力的提升也是一大挑戰。

政治法律環境的內容。

答：具體包括三個層面：

第一，既有的規范性法律政策體系，如憲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國家政策等。這些因素規定并保障了公共政策系統中權力和資源的分配，保證了公共政策系統運行的協調性、規范性和科學性，同時影響新政策的原則方向。

第二，涉及實際政治權力分配的國家政權制度，如整體制度、國家結構形式、議會制度、政黨制度、選舉制度、輿論控制制度、決策制度等。它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決策主體的構成、民眾參與決策的機會及深度，也會影響政府決策內容的偏好。

第三，國內政治形勢及特定時期的政治人物。任何國家及政府在特定的時期都有其特定的奮斗目標。

知識經濟與公共政策的關系。

答：知識經濟作為一種區別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全新經濟形態，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公共政策作為政府在特定時期制定的行為準則，則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據此分析可見，知識經濟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各國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而各國政府公共政策理念的變革、公共政策內容的創新和公共政策行為的調整，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知識經濟在本國的發展。(1)知識經濟的發展要求各國政府實現政策創新。通過公共政策理念、公共政策體制、公共政策過程和公共政策內容的變革與調整，促進知識經濟的快速、持續、健康發展。(2)政府的公共政策影響知識經濟的發展。知識經濟的發展也有賴于政府公共政策的扶植和推動。在知識經濟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空前加劇，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是知識創新能力。各國政策創新的實踐說明，政府的公共政策對知識經濟的發展有得要影響。因此，政府決策不但要順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而且要適應知識經濟這個新的經濟形態，按照知識經濟的要求進行科學的政府決策。

專家政治指導派產生的條件。

答：專家政治指導派是基于如下事實和邏輯產生的：

第一，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社會中各個決策領域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性不斷加強，舊知識范式已失去效力，越來越依賴新的知識范式。

第二，當代社會問題越來越需要專業政策分析人員通過提出或運用新的專門知識來解決。

第三，政策選擇在技術上的復雜性，為高水平的專業政策分析家直接介入政府決策過程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第四，地位較高的專業政策分析人員直接參與決策過程，增強了他們對重要決策施加影響的能力。

第五，政治家對專業政策分析家的依賴性不斷增長，本身就削弱了政治家原有的決策權力，政府決策權事實上已經開始從政治家向政策分析家轉移與分散。

追蹤決策與一般決策相比，具有哪些特征？

答：追蹤決策與一般決策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回溯分析。一般決策是在分析當時條件與預測未來的基礎上，進行方案的選優。而追蹤決策的分析過程，首先是從回溯分析開始，即對原有決策的產生機制與產生的環境進行客觀分析，找出失誤產生的環節和原因，使追蹤決策建立在現實的正確的基礎之上。

第二，非零起點。一般決策是以零為起點的。而追蹤決策所面臨的對象和條件已經不是處于初始狀態，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即是非零起點。非零決策的含義是，它的決策不是原決策的重復，而是對原決策的修正補充，即把原決策作為零，從而考慮實施結果與原決策標準之間的距離。

第三，雙重優化。一般決策的優選是從幾個并列的方案中一次選優即可。而追蹤決策的方案選優，必須具有雙重優化的特點。第一，要優于原有的決策方案；第二，是在諸多的方案中進一步選優。在主客觀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在諸多新方案中選擇出一個最優方案，以獲得最佳效益。

第四，心理效應。心理效應在決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對于追蹤決策的影響更為強烈。因為，追蹤決策是在已經實施而又要改變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要充分考慮到改變原有決策時，各方面人員的心理變化。所以，當改變原決策，進行追蹤決策時，要充分考慮到決策對象的內部和外部人員的各種利害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