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讀后感

“黎明時窗旁的白瓷杯，看著陽光流入其內，遇見尚溫熱的咖啡，于是屋內的濃郁親吻擁抱了窗外的明媚。

或許生活會在之后的一天中漸漸破碎，但至少，請允許我們帶著些許淚水，感謝來自每個人身上微弱的光輝，感謝這來自世界每個角落短暫的心靈安慰。”——自序

在這個近一個多月的放假中，我拜讀了【覺醒】一書。書中以詩歌般的語言，在其中平淡而美好的意境中，通過一篇篇或長或短的散文，緩緩向我們傾訴了這個平凡生命中，那些輕易被常人所忽視的、尋常舉動中包含的美好、善意與尊重。而我在書中最大的感悟就是——感謝生活，享受生命。

本書的作者是全球最富盛名的心靈作家、雕刻家、神學家的肯特·納爾本（Kent Ner burm），他還是現居住于美國明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曾就讀于明尼蘇達州大學的美國研究課題專業和斯坦福大學的宗教學與人文學專業，畢業之后進入伯克萊研究生技術協會，并在明州大學取得了宗教學與藝術博士學位。著有【非狼亦非狗】【目光中的狼群】【真諦】【隱藏的美麗】【一個印第安人的靈魂】【讓我成就你的平和】【走在寬恕的路上】【本土美國人的智慧】【讓我耕耘愛】等二十余部作品。

本書分為【前言】、【覺醒】、【清晨的許諾】、【流逝】、【相聚】、【分別】、【尾聲】與【關于本書作者】八個部分。期間一直在探尋這樣的問題：我們希望生活得榮華富貴，但是每個人卻都生活在平凡之中。生命中的每一天，我們從最初的黎明到最終的午夜時分才形成了有意識的、屬于我們自己的思想，于是我們將生命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從內心深處思考最重要的問題——諸如，我們為什么會來到這個世界？愛是什么？死亡的背后是什么？但往往在追尋的過程中，我們卻發現，有時，答案已經超越了我們的生活閱歷。

在書里，每篇文章和道理，都是用一句句短小簡練的話，唯美的闡述出來，而其中有這樣幾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晨開啟了新的夢，心靈倍感清爽，在黎明的色彩里萬物得到了寬恕。”在【覺醒】的部分，作者就說明了這樣一件事：黎明，是一個神圣的時刻。我們必須暫停一切，集中精神，在這完整的一天開始被世俗種種破碎之前，在她分散于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之前，去花費一個片刻，感受一天得開始，并且崇敬這一天的到來。那么，為什么，這一天是如此神圣的存在呢？

“沒有誰能一定擁抱明天，而今天，他所綻放的所有美麗，都是我們擁有的”。這就是作者在【分別】這部分講述的道理，他在文中講述了一個朋友的死亡，對他的感觸。“沒有誰一定能擁抱明天，但今天，它的美麗，它的悲傷，它的復雜，都是我們擁有的。眼前的光也許就是我們在塵世看到的最后一縷。沒有什么是肯定的，除了一個事實即有一天我們都不再擁有明天，并且我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時候來臨。”

“感謝生活，給予我們的恩賜；感謝生活，給予我此刻的光芒。”感謝，或者說是感恩，是一種偉大的力量。這就是我們最需要擁有的，誰也無法保證，我們將會在未來的什么時刻失去什么，所以，要感受現在，要“活在當下”。

“我們都生活在怕被別人評價的恐慌中，然而我們之間的空白正在等待一個簡單真誠的關懷去填補。”這句話是【流逝】這一部分的一句話，給我的感觸也非常深刻。在這部分中的【一位鄰居和一個朋友】這篇文章里，講述了作者一個朋友的故事，作者一直擔心他的一位教授與自己關系不好，他的朋友卻一再鼓勵他去熱情的嘗試，結果在半信半疑的狀態下，卻發現那位教授居然也是位親切的人，而在作者與他的教授兩人搭肩而去的時候，他看到了自己的朋友正看著他們開懷大笑。

這個故事，讓作者意識到：人與人相遇，都帶著一種害怕，都在擔心對方如何評價自己，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我們敞開心扉，真正地為別人想一想，關心對方的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就能打動每一個人，消除每一寸隔閡。

想要享受生活，其實很簡單。“我們的生活是渺小的，但我們的夢想是偉大的。我們滿懷信心和希望生活在我們生活的角落里。”我們或許擁有的不多，但每一寸我們擁有的角落，都可以承載我們的希望，為我們提供一個夢想的起航地。不要被生活的大喜遮蔽目光，讓我們自私起來；不要被生活的大悲擊垮，從此怨天尤人。“大喜讓我們愛這個世界，大悲讓我們理解這個世界。”作者用短短的話語，告訴了我們怎樣才可以享受生活。

“我們的靈魂是由風、光和流逝的歲月彈奏的豎琴弦。我們必須去學著聽她們的音樂，讓她們在我們心中演繹美妙的旋律。”這句話，讓我感受到，音樂的根源，不在于多么浩瀚大氣，又或婉轉靈明，她的本源，應該是演奏者，那一刻感受到的，自己靈魂與精神所感受的世界的旋律。

所以，讓我們在未知的下一刻到來之前，在現在這一刻，感謝生活，享受生命。

文化的發展，文明的發生，都離不開人的參與，人類精神覺醒在人的發展過程中舉足輕重，覺醒讀后感。對于哲學、思想、學術和文化，可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未有統一的標準。看過劉家和的《論古代人類精神的覺醒》一文深有感觸，他似乎將雅斯貝斯的“軸心期”理論加以概括，升華出了深刻的主題。

劉家和用三個部分系統論述“古代人類精神覺醒”這一問題。第一部分是作者個人對“古代人類覺醒”的內涵的理解；第二部分是綜合地分析公元前八世紀——公元前三世紀的那次古代人類的精神覺醒的條件；第三部分則是具體地比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臘，中國的人類精神覺醒的特點。通讀全文，我們就會對對其觀點有一定的思考與不同程度的認同。

關于 “人類精神覺醒”的概念，劉家和指出是“人類經過對自身存在的反省而達到一種精神上的自覺”。可能很多人會將“精神覺醒”僅限于“覺醒”的層面，即簡單地認為是人類的“反省”、“反思”、“思考”，或者說是一般的認識，至于對“反省”、“反思”、“思考”及認識的內容就不會太關注，也不可能思考的太深入，更不會考慮到這種“反省”及認識的層次感，當然也就對“覺醒的內容”的認識達不到一定的高度。因而，劉家和用三個層次的反省使我們認清了這一概念。首先，要反省人與自然或天的關系，達到關于自身對外界限的自覺，也就是人能將自己從自然界中辨認出來；其次，要反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達到關于自身內部結構的自覺，也就是人要認清自身的內部結構；再次，要反省人的本質或人性問題，達到關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覺。在這里強調的是，只有實現前兩個層次的反省，才能最終達到精神覺醒的層次——對人性問題的反省與自覺。這就體現出一種哲學傾向，也正如文章開頭作者提到的：“在中國，印度，希臘等地首次出現了許多哲學家，人類開始了對自身的反省，其精神的潛力遂得以充分展開”。可見，作者肯定哲學在人類精神覺醒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哲學的相關概念也可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哲學，作為人類知識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智慧性因而也具有更廣泛而深刻的指導意義。哲學史也就是人類對包括自然、社會和人類自身在內的整個世界的最普通、最一般的規律的認識發展的歷史。正如列寧所說：“簡略地說，就是整個認識的歷史。”（《哲學筆記》）誠然，這也是雅斯貝斯的“軸心期”理論首先表現出的一個特征，即涌現出眾多的先哲。在中國誕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荀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注意和虛無主義的全部范圍的哲學可能；在伊朗，祆教創始人瑣羅亞斯德提出了一種挑戰性的論點，認為宇宙的過程和人世的生活屬于善與惡之間的斗爭；希臘也賢者如云，有詩人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等。這些名字標志著人敢于依靠個人自身了。哲學家首先出現在世界上，他們象征著人在自己身上發現了最根本的源泉，人以自己內在的世界來抗拒整個外在世界，借此他可以超越自身和世界之上。出現了先哲，有了哲學，人類精神覺醒便開始了。

此外，在第一部分中劉家和還通過分析原始時代和文明時代早期的社會條件，界定了“人類精神覺醒”的具體時間，即公元前八世紀——公元前三世紀，再具體點提到：公元前六世紀希臘的泰利士，印度的釋迦牟尼和中國的孔子的出現。這是人類系統的哲學思考的開端，也是人類精神覺醒的明顯標志。劉家和和雅斯貝斯都認為：原始時代無精神覺醒。劉家和用兩例來證明：一是，原始的圖騰制度，它使人類把非人類的異物視為自己的同類，這說明人還沒有從自然中分離出來；二是，原始的社會組織——部落，它使人類把本為同類的其他人視為異物，這又說明人對自己的內部結構還沒有清醒的認識。這兩方面恰恰對應人類實現“精神覺醒”的前兩個層次，既然前兩個層次都沒有實現，如何能達到人類的“精神覺醒”呢？作者同樣又認為：文明早期無精神覺醒。文明時代雖伴隨著生產的發展，城市的興起，國家的產生，文字的出現等等，而恰恰這些也是人類精神覺醒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充分條件。因為這一時期，生產雖有發展，但卻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城市遂興起了，卻沒有起到一定作用；國家亦產生了，但早期國家發展并不充分，血緣與地緣組織仍然并存，國家還處于一種過渡階段；文字出現了，卻沒有關于人類對自身反省的記載。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原始時代（史前時代）與文明時代早期人類并沒有出現“精神覺醒”。

正因為史前時代與文明早期不具備這樣那樣的條件，所以作者在第二部分著重介紹“人類精神覺醒”的條件。劉家和通過具體分析比較古印度，希臘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總結出的條件有三：其一，這一時期鐵器廣泛使用，經濟空前發展，擴大了人類對自然的開發深度和廣度，也擴大了人們在地區內和地區間的往來，從而使人有可能由原先的狹小的活動范圍和狹窄的眼界中解脫出來；其二，約公元前八世紀以后，印度，希臘和中國都經歷了一個血緣關系削弱或解體的過程，血緣組織的解體，使人們得到難得的自由，從而越來越注重個人的存在價值；其三，公元前八世紀以后的幾個世紀中，印度，希臘和中國都曾有過小邦林立的狀態，邦與邦之間存在著種種矛盾和沖突，爭霸戰爭頻繁不斷，讀后感《覺醒讀后感》。這種形勢下，一方面為贏得戰爭，各國都會不擇手段，重用一切人才，當然也給了廣大知識分子以難得的機會，因而相當于古代“哲學家”的人士應運而生；另一方面，戰爭引發了種種社會矛盾，為了解決各種矛盾，人們不得不注重精神上的思考，關于人性問題的探討也就理所當然地浮出水面，成為人類精神覺醒的標志。通過這些條件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也正如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期事件事實上是一個關于人類內部的新起點，而不是關于人性整體的共同發展的問題”。（《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它只涉及少數區域。“軸心期并非人類進化的普遍階段，而是一支獨特的歷史分叉過程。”（同上）通過總結古代印度，希臘和中國三個古文明的共同條件，我們也清楚了為何“人類精神覺醒”偏偏發生在這個時期的這些地區，而在其他地區其他時間卻沒有發生。（如古代埃及，兩河流域，皆因條件不具備，且深受傳統所限而與“精神覺醒”無緣。）

最后劉家和比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臘和中國的“人類精神覺醒”的特點，分別加以論述。在人與自然或天的關系研究上，印度形成宗教研究的傳統，希臘形成科學研究的傳統，中國則形成人文研究的傳統；在人與人的關系研究中，印度佛教主張無差別的平等，古希臘學者揭示人類平等中的內在矛盾，而中國儒家則以具有禮的形式的仁使現實的有差別的仁同一起來；在人性問題上，古印度將人理解為宗教的動物，古希臘將人理解為政治的（城邦的）動物，而古中國則將人理解為倫理的動物。從這一部分的比較中，我們對三種古文明的“精神覺醒”的不同特點一目了然。對于異地同時發生的這次突破現象，特點卻迥然各異，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而作者的分析闡述，也使我們用現代的眼光去審視這些特點，從而找到了古今的共通點，那就是“古代人類覺醒”帶來的中西方文化上的差異。在印度尤其重視宗教，不僅在研究人與自然關系中、在人與人關系上、人性問題上都離不開宗教的影子，因此古印度的這種“精神覺醒”造成的正是它的宗教性文化特征。同理，古希臘是歐洲文明的搖籃，黑格爾說過：“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感。”（《哲學史講演錄》）后世的歐洲文化都是在希臘古典文化的孕育下發展起來的，古希臘的“精神覺醒”形成的正是那種科學嚴謹的歐洲文化；而中國則依然繼承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人文倫理傳統思想，處處彰顯中國特色的儒家人文文化特色。

《信仰與覺醒》讀后感

在《信仰與覺醒》一書中把康德列在黑格爾之后，這在中外學者中并不少見。這樣做實際上是把康德擺到了黑格爾之上的位置。在反形而上學的氛圍中，這是很自然的。但我卻不是太贊同這種做法。尤其當談到信仰時，我認為黑格爾還是應當擺到康德之后，后面可以再加一個波蘭尼。

康德說，我限制知識，為的是給信仰留下地盤。但他把知識限制得太過了，以至于只把自然科學作為科學，而人文社會科學則全部作為準科學或次科學。新康德主義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截然二分，就是這種做法的延續。如果說近代經驗主義（經驗論）把物理學作為知識的典范，理性主義（唯理論）把數學作為知識的典范，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黑格爾是把人文社會科學作為知識的典范，盡管當時作為典范被公認的人文社會科學還不存在。狄爾泰等哲學家的貢獻，恰恰在于像康德為自然科學劃定范圍那樣，為人文社會科學劃定了范圍。信仰與知識的界限，由此才獲得了充分的含義。也就是說，信仰與知識的差別，不僅是信仰與自然科學的差別，而且是信仰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差別。

馬克思認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對立，實際上是由勞動和資本的對立造成的。當勞動從屬于資本的時候，人文社會科學必然會被從屬于自然科學，而當勞動起而反對資本的時候，人文社會科學也會起而反對自然科學。當勞動與資本的對立消除之后，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對立也將消失，“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將成為同一門科學”。

按照波蘭尼的看法，不管能否消除勞動和資本的對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對立都應當消除。至于信仰與知識的對立，在波蘭尼看來也應當消除，因為任何科學，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都以信仰為前提和基礎。這樣，波蘭尼就以另外一種方式回到了黑格爾。

黑格爾把宗教和藝術都作為絕對精神的一個方面，這表明，他混淆了知識與信仰的界限，實際上把信仰當成了最高的知識類型，而知識當成了信仰的最高形式。這當然是錯誤的。但實證主義者把經過狹隘理解的自然科學作為知識范式，并以此批判黑格爾，更加大錯特錯。相比之下，馬克思劃分生活與意識，認為生活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生活，然后把科學作為意識的升華形態，強調科學與生活的統一，這種批判才是真正有效的。

黃慧珍認為，馬克思過分抬高了“醒”的作用，忽視了“覺”的作用。這在終結論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在過程論的意義上是不正確的。終結論意味著，共產主義（馬克思把這之后的社會稱為“人類社會”）作為醒的狀態，與它之前的階段（馬克思稱為“市民社會”）作為“覺”的狀態，兩者之間有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而過程論則意味著，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之間，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兩者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馬克思一生既有終結論觀點，也有過程論觀點，但早期終結論色彩較濃，后期過程論色彩較濃。表現在覺、醒關系上，馬克思早年認為人可以完全進入醒的狀態，后期則認為覺的狀態會永遠存在。在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的關系中，馬克思早期傾向于人類可以超越必然王國，晚年則傾向于必然王國永遠存在。

馬克思去世以后，馬克思觀點中的兩種傾向分離開來，各自得到了片面發展。這種分離和片面化產生了嚴重的后果。馬克思由此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和錯誤的批判。因此，今天我們需要做的，不僅是回到馬克思，而且是對馬克思本人的觀點進行批判，表現在信仰問題上，是重新劃分“絕對”知識與“絕對”信仰的界限。就我本人的觀點而論，我認為共產主義在終結論的意義上是不成立的，在過程論的意義上是成立的，終結論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只能是一種信仰，而不可能成為一種知識。只有過程論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才能成為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