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審計實證理論》的讀后感

審計理論與實務

讀書筆記之

《審計實證理論》

隨著實證思想在審計理論研究中的滲透和貫徹，實證審計學的研究將會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重視。我們要理解審計，必須把它放入現實中，并觀察審計是怎么運行的。解析運行中的各種現象，是需要審計事實（審計主體行為的集合）的，而審計事實的取得要通過收集各種資料并對資料進行分析。這就需要借鑒實證法了。本文把審計風險與實證法相結合來對審計風險相關內容進行了研究。

一、對重要性概念的實證研究

審計重要性直接決定著審計工作開展的范圍、審計檢查的內容、采用的審計

方法和必須實施的工作步驟，直接決定著審計工作質量的高低。因此，對重要性概念的認識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方面的研究可以采用實證的方法：

1.市場研究。即研究公開財務信息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根據市場對某項財務信息的反映來確定它是否重要。但是在市場研究中，我們不能肯定市場反應來自某種特定的信息，因此要設計有控制的實驗來調查某一財務信息變量的市場反應，從而確定其重要性。

2.實驗研究。實驗通過使用假想的數據，了解實驗對象針對這些數據的相應對策，這些變量是根據諸如凈收入的百分比、事項性質、流動資產的百分比、盈利趨勢等來安排的。實驗對象可以是審計師、財務人員和一般百姓，這樣可通過對統一財務變量進行不同的數據實驗來確定該財務變量的重要界限，而且還可以發現在社會中哪些事項是相對重要的。

3.對審計實務的描述性研究。主要是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實務指南的描述，以及法院對一些自身建立的判決結果。研究證明，絕大多數會計師事務所是具有重要性的定量化依據的。美國學者Lee在1984年的一項研究中描述了30個大的英國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程序中有關重要性的內容，結果僅7個沒有。

二、建立分析審計風險的模型

《獨立審計準則第9號———內部控制與審計風險》將審計風險定義為：“審計風險是指會計報表存在重大錯報或漏報，而注冊會計師審計后發表不恰當審計意見的可能性”。隨著審計風險影響范圍的擴大，審計風險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前者一般是指會計師事務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以及遭受損失的可能性，而后者是指審計行業因審計風險而可能遭受的損失，一般表現為因審計失敗而引起的中介市場份額的減少或業務范圍的受限。本文要討論的是狹義的審計風險。因而建立的模型是目前審計職業界普遍使用的由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1983年提出的審計風險模型，該模型認為審計風險由固有風險、控制風險和檢查風險三要素組成，由于審計過程中三要素的存在，未能揭示會計報表存在重大錯報、漏報給審計關系人造成客觀損失，其可能性（審計風險）用P表示。P=固有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審計主體總是希望將P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并以此估計檢查風險。

如果審計主體高估固有風險、控制風險，若再主觀上將檢查風險控制在一個較低水平，會產生誤拒風險，這時必須擴大審計范圍，增加審計程序，來盡量降低檢查風險；反之，若低估固有風險、控制風險，而主觀上又將檢查風險控制在一個較高水平，將產生誤受風險和道德風險，可能發生在審計過程中未查出重大錯報和漏報，或有意減少審計程序和審計成本，此時審計人員應保持應有的職業謹慎并將審計風險降到可接受水平。根據上述模型，審計主體在確定可接受的審計風險時，首先要評估固有風險、控制風險，在此基礎上推算可接受的檢查風險。審計風險能直觀反映審計風險產生的原因及可能產生的后果。但在應用該模型時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模型可以擴展；

（二）模型并不唯一；

（三）模型可以定量、定性或定量定性結合使用；

（四）模型具有主觀性。

三、確定重要性概念的內容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審計人員面臨的信息資料多如牛毛，在成本———效益的原則下，支出和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審計人員總會把記憶力集中在重要的經濟業務、會計事項甚至舞弊和差錯等方面，而不會與雞毛蒜皮的事糾纏不休。為此，人們提出了重要性概念，并對它加以規范和補充。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對重要性的定義是：“如果信息的錯報或漏報會影響使用者根據會計報表采取的經濟決策，信息就具有重要性。”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對重要性的定義是：“一項會計信息的錯報或漏報是重要的，旨在特定環境下，一個理性的人依賴該信息所做的決策可能因為這一錯報或漏報得以變化或修正。”我國獨立審計準則對重要性的定義是：“重要性指被審計單位會計報表等會計資料中出現錯報或漏報的嚴重程度，這一程度在特定環境下可能影響會計報表使用者的判斷或決策。”由此可見，各國對重要性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說，可以這樣來定義重要性：信息的錯報或漏報可能影響到會計報表使用者的決策即為重要性。

在審計過程中，需要運用重要性概念的情形有二：①是在確定審計程序的性質、時間和范圍時，重要性被看作審計所允許的可能或潛在的未發現錯誤或漏報的程度，即審計人員在運用審計程序以檢查會計報表的錯報或漏報是所允許的誤差范圍。②是在評價審計結果時，重要性被看作是某一錯報或漏報（或匯總的錯報或漏報）是否影響會計報表使用者判斷和決策的標志。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對

重要性作初步判斷時要結合以往的審計經驗，并同時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1.企業規模及特定的環境。企業規模的大小對重要性的判斷有重要影響。一般來說，規模大的企業，重要性的絕對數較大，相對數較小；反之，其絕對數較小，相對數較大。同樣，不同企業面臨不同的環境也會影響重要性的判斷。如某一金額對某個企業會計報表來說是重要的，而對另一個企業來說就可能是不重要的。而且，對某一特定企業來說，重要性還會因時間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2.有關法規對財務會計的要求。財務會計法規越來越要求企業必須采取更加穩健的會計政策，以斷絕企業粉飾財務報告的路子。如果有新的財務會計法規需要企業去實施，那么這些法規的目的無外是為了真實反應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因此，當有關法規對被審計單位存在特別的要求，或者企業存在可由管理當局自主決定處理的會計事項時，審計人員應從嚴確定審計重要性水平。

3.審計項目。對于不同的審計項目，要有不同的重要性標準。審計人員應對數額高、波動幅度大、會計報表使用者比較關心的項目，從嚴制定重要性水平。

4.錯誤的性質。如果錯誤的性質嚴重，即使錯誤的金額較小，也應看作是重要的錯誤。例如，現金短缺800元，如果短缺是由于盤點差錯引起的，則屬于不重要錯誤；如果短缺是由于出納監守自盜引起的，則屬于重要錯誤了。因為故意的錯誤說明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往往隱含著更嚴重的問題。可能引起嚴重后果的錯誤，是要看作重要錯誤的。

5.會計報表各項目的性質及相互關系。會計報表項目的重要程度是有差別的。一般而言，會計報表使用者更關心流動性較高的項目，審計人員應對此從嚴制定重要性水平，由于會計報表之間是相互聯系的，因此在制定重要性水平時，必須考慮這種相互聯系。

6.內部控制與審計風險的評估結果。由于被審計單位建立的內部控制存在固有的限制，這就要求審計人員必須注意內部控制對審計的影響。如果內部控制比較健全，可依賴程度高，可以將重要性水平定得高一些，以節省審計成本；反之，應把審計重要性水平定得低一些，以保證審計的質量。由于重要性與審計風險呈反方向關系，如果審計風險評估為高水平，則意味著重要性水平較低，此時應收

集較多的審計證據，以降低審計風險。

第二篇：審計理論心得

審計理論專題學習心得

12010030804趙哲

上大學以前，我只知道有會計，這是個熱門專業，但是從未聽說過審計這個名詞，或許是和審計比較有緣吧，高考報志愿的時候我報的專業是會計，因為我家從事會計行業的親屬比較多，再加上自己的性格特點，覺得這個專業還是比較適合我的，不過通知書下來的時候我的錄取專業上卻寫著一個我從沒聽說過的專業——審計，問過叔叔們才對這個名詞有了那么一點點認識，最直接且通俗易懂的解釋便是：審會計，查會計的賬。所以那時候只是簡單的認為這是個很厲害的專業，學好了該是多么神氣！

而對于審計的相關理論，雖然有些在本科學習過，但是僅僅是限于了解，而且因為事實上在大學期間甚至對于學習的目的和這個專業的用途都只是一知半解，雖然對于這個專業依然是懷著極大地憧憬與敬畏。審計學原理、財務審計、經濟責任審計、政府審計、績效審計、內部控制以及西方審計這些課程的知識也僅僅是在后來的學習中碰到了，才似乎是恍然一悟：哦，原來以前老師有講過的。所以對于現在還有機會接觸到審計學以及內部控制相關的課程，不僅僅是對于以前知識的一種梳理，更讓我意識到已經流失的時光無法挽回，現在還有機會能重溫這些東西是一次很難得的機會。

通過這個學期的課程，我想我所獲得的不僅僅是與審計理論相關的知識，更多的是啟發，本科的學習我們只是被動的在輸入，那時候對自己即將要學的或是正在學習的專業缺乏感性認識，再加上這本身就是一門實務性很強的專業技能，對這扇門背后所有的知識都充滿著向往但同時也是迷茫的，不知道為什么要學這些課程，學了這些有什么用，以后工作中會怎么用，所以除了聽老師講述他們的經歷他們的理解都忘記了自己該如何去思考。可是研究生卻是有很大的不一樣的，這一階段我們的自學能力以及學習的自主性都在增強，老師在課堂上所講的只是引子，引導我們自己去學習去發掘。這個時候我們也會遇到一些問題，學者們對于相關理論的研究總是已經走的很遠了，縱使像海綿一樣的吸收到飽和似乎也未能吸取浩瀚學海里的一瓢。

記得大一的時候我們有一門選修課叫做《〈紅樓夢〉與審計》，當時這門課對于我們審計專業的學生來說特別稀罕，因為才大一，專業課都才只是開了基礎會計學，更別提審計相關的課程了，講課的老師算得上是本校審計專業的權威了，我很幸運的選上了這門課，老師講的很好，主要是以《紅樓夢》為背景探究審計在我國起源的雛形，這門課程在我的學習生涯中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只是覺得老師講的很精彩，研究做的很獨特，而現在再回想起這門課程我所獲得的最重要的一個認識便是：跳出會計來看會計，跳出審計來看審計，同時最重要的還有，要選取自己感興趣和熟悉的方面來深入學習。

現在我已經是一名研究生了，上課學習最最重要的不是聽老師講，而是對于這些專題理論進行思考并形成自己的理解與認知，碰到感興趣的地方還可以繼續的深入學習，自己搜集資料進行閱讀和分析，甚至形成自己的見解，當然這是對于研究生的基本的也是硬性的要求，我們應該借著這個機會給自己一些壓力并朝此去努力，做到三年的寶貴時光沒有虛度。

第三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讀后感

《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讀后感

在看這篇文章之前，我們已經在課上學習了一些有關“實證”的知識。實證經濟學就是探討是“什么的經濟學”。與之相對應的是規范經濟學，也就是探討“應該是什么的經濟學”。讀完這片文章之后，我對實證經濟學有了一些更加具體的理解。粗略地劃分，這片文章主要講了兩個方面地內容。首先，有關實證經濟學。從原則上說，實證經濟學應該是一門客觀地科學。這有些像一些自然科學，譬如化學，要研究的就是物質是由什么化學成分組成的。目的就是將物質的實際組成原原本本的揭示給大家。而實證經濟學畢竟是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現象是獨立于研究者的價值觀的。在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研究者有時會不經意地將自己的價值判斷帶入到結論當中，這就造成了“實證”與“規范”的混淆。經濟學就是這樣。而當結論發表之后，人們在判定這一結論時，也會帶著自己的價值尺度，從而造成爭議。而我們一般所進行的經濟學研究都應該是“實證”的，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能夠預測經濟狀況發生變化的影響的概括體系，而這也是經濟學的科學性的要求所在。“實證科學的最終目的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或?假說?，它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作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當然經濟學的“預測“不只是對于尚未發生的事件，對已經發生但還未被觀察到的現象也可以進行預測）而理論是一種實證性假說體系，它的判斷標準就是實際證據。這樣就是下一個方面的內容：假說。第二，有關假說。上面提到，實證性假說體系就是理論。所以要發展出理論，就是要在現實世界重紛繁復雜的現象中提取其抽象本質的東西。而對于社會科學，沒有一件事情是必然要發生的，也就是我們所研究的東西并不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現象。這樣，我們就會有一些已知的經濟現象提出一些假說用以推測。而判斷這種假說是否合理的標準就是要檢驗假說的預測是否與實際情況相符合。但社會科學無像自然科學那樣提供那種可以給人強烈的可信任感的受控實驗，而只能從偶然的“實驗”（也就是現實發生的沒有被控制的）中進行檢驗。可是這并不阻礙這也是種檢驗，且檢驗結果更加使人印象深刻。在這里人們容易產生的誤解是認為假說中假設（假說中有含義和假設）的正確與否是判斷假說是否成立的標準。這是錯誤的。例如書上關于臺球手的例子，雖然臺球手并不會進行如此復雜的線路選擇，但這并不妨礙他打出我們按照他可以進行線路選擇的假設而得出的預測。一種假說的假設的真實與否不能影響假說在現實事例中的應用。就如文章中關于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當然，在有些情況下在實際情況與假設有很大出入的情況下，一種假說不能適用。判斷假說是否屬于這種情況的標準有兩個：1，替代理論的精確程度；2，更高精確度所帶來的成本（個人認為第二條更適用于社會科學，因為自然科學總是竭盡所能找到最真實的）結論是只要假說合理，無論假設是否符合現實，我們都可以接受這個假說。理論中的假設是十分重要的：1，它們是對理論的簡潔描述或表述方式；2，它們有時促進了通過假說的含義而對假說所進行的間接假設；3，它們有時是明確說明理論可能正確的條件的一種簡便方式。對于第一條可以這樣理解，假說是可以看成由抽象模型和一系列規則所組成的。在我們判斷可觀測的現象與模型中的實體之間的一致性時，就用到假設（關鍵性假設）。它能夠簡潔的描述出模型，使我們可以判斷模型適用性。（第二點不太明白，請老師指教）總體來講，經濟學的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提出假說（模型＋規則），其中包括假設和含義。假設是模型的簡潔性描述，當判斷實際現象是否與模型相對應，是否能用此規則加以推測

時，就可以看假設是否基本上滿足事實情況。而判斷一種假說是否有意義，是否正確而可以為大家所接受時，不是看假設現實嗎，而是看這種假說的預測是否與現實情況相符合。最后要強調，經濟學是門科學，它的目的就是預測。二,《經濟學家與經濟政策》 經濟學家的有趣表現在他的職業：“經濟學家通過解釋其他人為什么貧窮而變得富有。”經濟學家的有趣也表現在他的坦率：“我寧肯含含糊糊地對，也不愿嚴謹無誤地錯。”這句由凱恩斯說出的話讓大家覺得很有意思。經濟學家的有趣也表現在他的遮遮掩掩：“經濟分析就像比基尼，其所暴露的都是重要的；但是其所掩蓋的，卻是致命的。”經濟學家自然也難免給人留下乏味的印象，以致于使大家對于經濟學家的不滿延伸到經濟政策專家身上：“經濟政策專家沒有律師的嚴密，不像神學家那樣身體力行，但是比經濟學家更能賣弄學問。”經濟學家的乏味也被好事者狠狠攻擊了一下，當然從故事中我們還找不出為什么經濟學家乏味的原因。說是一個婦人被確診患了絕癥，醫生說她只能活半年時間。這位婦人十分熱愛生命，所以十分痛苦，醫生于是建議她嫁給一個經濟學家，婦人奇怪地問：難道經濟學家可以治好我的病嗎？醫生說：不是的，但是你如果與經濟學家結婚，就會覺得半年也是十分漫長的。于是，就有人說：“應當說，哥倫布是第一個經濟學家。當他出發去尋找美洲大陸時，他卻不知道自己該往哪里去；當他到達美洲大陸時，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他的所有活動都是由政府無償支持的。” 看來，國外的經濟學家的處境似乎并沒有中國的經濟學家風光，經濟學似乎也沒有那么高的地位；但是國外的經濟學家取得的成就似乎要比我們大。惟望中國的經濟學家慎思之，明辨之。

在拜讀過 宋 先生的《貨幣戰爭》后，不經覺得這是一本驚世駭俗的小說，但如果作為學術著作來來，那么宋 先生的論述漏洞百出。

因此我希望以此文作為對 宋 先生貨幣戰爭的批判。

我的觀點可以概括為：1.金本位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復辟，信用貨幣將會繼續存在；2.但信用貨幣的發展必須在嚴格限制下進行。

在展開論述之前，我希望現澄清一點： 宋 先生所說的國際銀行家家族的存在與否并不影響我以下的分析。原因很簡單：1.國際銀行家家族既然神秘，其存在的準確性不可以隨意肯定；2.即便其存在，由于國際銀行家的控制力無論在金本位，還是信用本位的貨幣制度基礎上都足以破壞整個金融秩序，因此我們可將其影響設為一個常量，在此基礎上分析金本位與信用本位的差別。

一.我的第一個觀點是：黃金（或白銀）的儲量根本無法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將從金本位的缺陷與信用本位的相應優勢兩方面來論證。

眾所周知，黃金和白銀作為貴金屬，其已探表明儲量可以看作一定值，而人類社會所創造和積累的財富數量和價格總量卻在不斷的擴張，無論這個價值總額現在

是否已經超過金銀總量所能承擔的上限，但終有一天這個界限將被打破，到時如果沒有一個能夠不斷增長的貨幣量來與產量相對應，經濟將會徹底崩潰！

但是如果僅從數量角度來分析金銀本位的弊端，難免不足以服人，我的下一個證據將源自于經濟制度本身。可以先假設黃金儲量無限，但短期內開采量并不能迅速上漲，而且成本極高。這樣的話，如果實行金本位，在一定時期內，勢必造成金銀的高度升值，作為貨幣的金銀一旦升值，那么還有什么人愿意放棄這種既可儲備，又可流通的“絕對財富”，來冒極大的風險，從事回報率并不一定能夠超過金銀升值幅度的投資呢？這也就是所謂的通貨緊縮，它對經濟的沖擊不會亞于通貨膨脹，從當前次貸危機的實例中就可見一斑。同時通貨緊縮也必將挑戰黃金作為貨幣，被賦予的幣值穩定的內在條件，難道只有貨幣貶值的才可以稱作幣值不穩，而貨幣升值就是很好的事情嗎，如果說通貨膨脹可以造成潛在的財富分配，那通貨緊縮將會造成社會大眾的普遍貧困，因為人們手中持有的黃金固然在一定時期內可作為絕對財富的象征，具有不斷升高的購買力，但是如果這些購買力不能徐速變成實在的購買行為，那么所有生產將會停止，屆時黃金的購買力可能也會也會逐漸被蠶食。由于黃金開采的技術限制、成本限制都遠高于信用貨幣的成本，因而開采黃金的必然要求其購買力水平帶到一定程度，黃金這種稀缺程度又勢必刺激了對黃金及霍金抵押貨幣的需求，制約經濟發展，而且這種機制在經濟衰退時期將使蕭條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衰退時間進一步延長，從而起到了另一種杠桿的作用，而且還是一種非中性的杠桿。這種黃金貨幣的內在機制即便在黃金儲量無限的假設下也是成立的，其成立原因就是高昂的開采成本和由此產生的稀缺性。其實我也看到 宋 先生在《貨幣戰爭》的結尾順便提到了他本人對中國的未來貨幣制度的構想，那種令人放心的金本位可能建立嗎？不能！那么原因呢？

依我看來，要探求著這個問題的答案，首先就必須知曉金是如何確立絕對財富的地位的呢？信用，金的地位依舊是靠信用確立的，只不過信用通過金這種形式表現出來，會多少有些特殊，但僅絕非貨幣之王，信用才是！馬克思在其資本論第一卷就介紹了貨幣的發展史，金之所以確立貨幣的正統地位，是因為所有人都認可金作為交易的媒介，進而獲取了財富的代表著一美稱，而其本質與其前任，各種商品無異，這種貨幣的本質是建立在普遍認可的基礎上，這就是一種集體信用的表現形式，而之所以選擇黃金這種形式，只是在于其自身的種種特性，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黃金貨幣能夠保持幣值穩定，他的供給量不會快速增長，不會造成嚴重通脹，而這其中就有一個潛臺詞——各種產品的產量也不會過快的增長，那么反觀現在。這個潛臺詞所要求的前提已經不復存在，那么黃金如何來凝聚整個經濟社會的信用呢？顯然，黃金已不合時宜，貨幣需要新的載體，于是貨幣所要求的信用找到了債務這一新形勢。但歸根結底，貨幣的信用本質沒有改變，人們之所以認為債務貨幣極其容易造成通貨膨脹，是因為現行貨幣是有央行憑借各種發行并由各國法律賦予信用的，因此它是掌握在當政者的手中，而金貨幣的創造是掌握在自然的手中并有全人類賦予信用的。讓我回到原先的話題上，中國單一實行金本位不能成功的原因。原先的金本位之所以成立正如我剛才所講，是全人類認可授信的結果，而如今世界范圍內的美元本位的確立

也是全人類認可授信的結果，任何一個主流國家如果不承認基于金的中國元作為世界貨幣，那么即便有金作為支撐，中國元本位制度也不可能在全世界確立，而且如果反對國的經濟實力足以在世界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中激起波瀾的話，那么中國只可能在本國及周邊地區確立金本位，而欲擴張則決不可能。宋 先生不考察金貨幣的由來就妄下評論，頗有偏離實際之嫌！

以上我們從金本位的固有的缺陷以及金貨幣的實質兩方面論述了金本位不可能復辟的原因，下面我們可以來對應的具體考察信用本位的優勢。

信用本位可以解決貨幣供給量不足對經濟增長的阻礙作用，這等于給了經濟體更多的選擇，而且信用貨幣的低成本極大的釋放了被凝固在黃金開采上的經濟資源。我絕不否認：在信用本位下通貨緊縮的風險并未消除，同時增大了通脹風險。但是信用本位起碼取出掉了金本位制套在經濟發展頭上的最高限額，而且信用本位與金本位同根同源，其之所以令通脹膨脹不斷出現、甚至愈演愈烈，只是具體操作上的問題，而非本質上的錯誤，如果不然，復辟金本位也毫無用處。

在此，宋 先生在不斷的妖魔化信用貨幣，具體手段是不斷強調債務的膨脹和通脹的迅速攀升，我想有必要對具體來對這兩點進行澄清。

首先是債務擴張，的確放棄了金本位的美國其債務在飛速擴張，原因是貨幣的絕大部分是以美國國債為支撐的，而且國債是需要支付有利息的，這部分利息需要以稅收來償還，稅收與利息的差額就已發新債來將舊債延期的方式進行支付，這的確會造就一個永遠也無法還清債務，但以此就來說明嚴重增加納稅人的負擔，未免太過子虛烏有。相反，我倒認為這種債務的積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普通納稅人的收入，原因也很簡單，在稅率不變的前提下，如果普通納稅人持有的國債越多，其利息收入就越高，那么比起不持有國債而情況，其收入是多了還是少了。這是由于相當一部分國債并非發給中央銀行作為發行貨幣的抵押物，而是作為優化資金配置的工具流到納稅人手中，因此納稅人即使債務的承擔者，也是自身的債權人，而且通過這種債權人身份收回了自己所繳納的一部分稅款，反倒變相減輕稅負，這有如 何用宋 先生的理論來解釋呢？的確，對外債務和對央行的債務（前提是央行必須是私有的，但這并不確定）可以說是增加了美國民眾的債務負擔，但這種負擔是起到的是正效應還是否效應。

從實際情況來看，的確是負效應大于正效應，但這也是具體操作的結果，而非制度本身之過。盡管如此，宋 先生在貨幣戰爭一書中所形容的美國債務積累的過程實在過激，雖不知道它的具體一圖為何。信用貨幣的確是以債務無抵押的，但并非債務增量的與貨幣增量，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中央銀行掌握貨幣發行權，因此只有經過中央銀行購買或由中央銀行貼現的債券才能轉化為貨幣，而且中央銀行能夠購買或貼現的債券也不是全部債券，此外，如果國家通過發新債來延期舊債的行為也只是債務的轉化，而非創造新的債務，所以那種任何被創造出的債務都會被貨幣化的觀點必然是錯誤的！在這里我想澄清一個觀點，宋 先生說的不錯，現代經濟離不開債務、離不開信用，但信用、債務并不應被妖魔化，從

一個微觀的個體來看，的確，他可以不欠債，但是從整個宏觀經濟來看，它不可能不欠債，起碼光是銀行就做不到，因為居民儲蓄就是債務。我們從實際中也不難發現，債務并非如我們印象中那樣恐怖，而且因為現代信用經濟的體制已經規定了一套較為完備的信用體系，在此基礎上的債務往來是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如果一份永遠也還不清的債務是一份永遠都能償還的債務，那么未來人們自然可以放心的把錢貸出，因為他們希望的是未來的收益，而不是現在的貨幣！按照 宋 先生的說法恢復金本位制度的話，那么現代銀行系統也就不需要了，而且也不可能被需要，因為現代銀行制度時刻創造著借貸。而且讓我們來看看銀行所吸納的儲蓄：截至2007年末，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172534億元。接近18萬億人民幣的儲蓄存款，其利息數額也比是一筆天文數字，那么銀行以何償付呢？憑的是貸款利息或更多的人的儲蓄，而貸款利息來自于經濟增長、他人儲蓄則相當于借新債償舊債，這與國債的操作方式如此相似，或者說根本就是同根同源——信用基礎，那么如果想要廢黜債務貨幣，是否也應該廢黜一切信用制度呢？這種工作僅憑金本位根本無法實現，因為金本位充其量只能使貨幣找到金作基礎，但貨幣的借貸行為永遠不可能終止，那么即便金能夠與信用“脫鉤”、但經濟的發展有如何擺脫信用呢？況且金本身就是信用的載體。

在讓我們來看通貨膨脹，我首先肯定，通貨膨脹的確具有財富的分配作用，但是這種財富分配作用真的降低了多數人的生活質量，從而是社會矛盾愈加激化了嗎？答案應該不一定。的確就固定收入群體而言，通貨膨脹的確剝奪了他們的財富，但是固定收入階層其收入一定就固定嗎，難道他沒有參與各種投資或投機嗎，而且在當今這個投資金融資產成為家庭儲蓄的重要手段的時代，有幾個擁有儲蓄的家庭不是資產通貨膨脹的受益者呢？如果不理清通貨膨脹的受益者就妄斷通貨膨脹的分配效應剝奪了人民財富，實在難與實際相符？這里 宋 先生翻了和剛才分析國債負擔是犯了同樣的錯誤！而且通貨膨脹還具有生產效應，即促進了生產的擴張和實際財富的積累，只是正面的作用，宋 先生在其分析中豈能拒而不談呢？當然通貨膨脹對整個經濟金融體系有著致命的殺傷力，這點后面還會提到！

在以上論述中，我已說明了債務擴張和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并非一無是處，在一定限度內，對經濟發展有益，那么現在我就來闡述經濟系統應如何保留這些益處：第一.國債的發行應以促進經濟經濟增長為目的，應該以是否有財富積累（即GDP總量與增速）與債務本利總量和增速相對應為衡量標準；第二.貨幣供給總量應符合市場交易需求，同時為了保證貨幣流向符合經濟發展需要，應該對不同的市場設定邊界！這兩點原則如果能被有效貫徹，即便國家債務龐大到永遠無法還清，即便信用貨幣多到到令我們瞠目結舌，但這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是有益的結果！

二.在有了衡量債務和貨幣數量的標準這一基礎后，我可以以次貸危機為例來完成此篇文章的第二個論點的論述——信用貨幣應該在強烈的限制下發展。

次貸危機對信用本位是一次無與倫比的打擊，因為其爆發的根本原因是信用過度膨脹、以及由此引發的資產通貨膨脹。這也構成了那些金本位支持者打擊現代信用經濟的的強有力武器。但我認為，次貸危機是現代信用經濟完成轉型的千載良機，而非發展盡頭！

首先，來看一下次貸危機影響如此之大的原因，正如《貨幣戰爭》附錄部分所述，各種資產抵押債券從橫向（同類債券不斷增大）和縱向（各種證券層層打包）兩方面迅速擴張，隨之而來的是信用無節制膨脹，并且整個金融市場中不同風險偏好類型的參與者被日益連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并通過商業銀行體系和房地產市場與實體經濟實現互聯，再以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綁定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這種緊密的關系網也成就了利益與風險的傳導機制，市場繁榮期，個參與者通過這套機制分享高額回報，而如今則共同承擔巨額損失，可見損失和利益均不產生于這層關系網，而是來自其源頭——信用的擴張！但是需要著重說明的是，這種信用擴張并非產自信用制度本身，而是來自信用制度的使用者。說的更明確一點：網絡金融泡沫的破裂和“911事件”的爆發式美國經濟瀕于衰退，信用制度在此時顯示了其強大的威力，美國人將信用貨幣與實體經濟的結合點設立在房地產業，并由此將強勁的的需求擴散到其他行業，不可否認，房地產業強大的輻射能力很快將美國經濟帶上快車道。截至此時，信用制度都還在發揮積極作用，但當人們開始進一步追逐貨幣利益的時侯也開始扭曲信用制度。顧名思義，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之上的，這就需要對信用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并確立一個合理的衡量標準，不符合標準的主體是不具有信用的，這些標準構成了信用經濟的一部分邊界，一旦越過信用經濟將會逐步喪失其根基，當美國投行們把金融巨人的一般身體都已除了信用邊界，那么這已經不再是信用經濟所統轄的范疇了，其爆發危機是必然的，因為至今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那些不具備信用的市場主體可以很好地履行還款義務！

信用制度是否會將經濟自發的推出信用邊界呢？我的答案是，現行信用制度會，但完善的信用制度不會。這需要再來仔細看看到底是何種因素導致投行們舍身踏出信用邊界的呢？資產通貨膨脹。沒錯，房價的持續上漲，而且無下降趨勢，造就了本無信用的人具備的很高的信用，而在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地方，通貨膨脹不可避免，這與信用制度并無直接聯系，之所以信用制度與通貨膨脹聯袂為我們送上了這一場百年不遇的大危機，那是因為信用制度的另一側邊界被通貨膨脹所掩蓋了，人們本就不清晰這另一側邊界的具體位置，再加上資產通貨膨脹的猛烈沖洗，無論當政者還是銀行家都忘記了這條邊界的存在，慢慢的通貨膨脹也徹底腐蝕掉了信用制度的這一側邊界！在前面我曾談論到通貨膨脹的好處，而此處正好補充了通貨膨脹的危害！

那么通貨膨脹的這種危害真的出金本位之外無其他方法可以消除嗎？答案是否定的！

如前所述，信用制度的邊界不是由通貨膨脹決定的，而是制度內在決定的，通貨膨脹只是混淆了邊界，要想遏制通貨膨脹的信用邊界的蠶食，就必須以政治權力和法律等最堅固的“材料”來修筑這條邊界，即在建立金融制度時，必須分清實體經濟與金融的主次關系，并以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和財富的真實積累為原則，實際做法我在第一部分結束也就是我在第一部分論述結尾處所陳述的那兩點！

三.在即將結束本文之時，我想在對之前的論述做一個總結，由于金本位是信用本位的一種特殊形式，而且具備期一般形式所不具有的更強的約束條件，所以在一定時期內保證了經濟的發展同時穩定了物價，但其限制條件在人類發展過程中已形成嚴重的約束線，所以不再適用，而現行的一般形式的信用本位可以解決金本位對經濟的制約作用，但如果不能以法律獲國家權力的形式明確其內在要求所構筑的信用邊界，那么通貨膨脹將持續地、猛烈地蠶食這一系列邊界，并最終摧毀經濟發展成果。因此我們既不能回到落后的金本位，也不能奔向無疑延續的超信用本位，我們所需要的應該是一種被嚴格限制的信用本位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可以充分利用信用增廣和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促進經濟發展和實際財富的積累！

第四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讀后感

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讀后感

在看這篇文章之前，我們已經在課上學習了一些有關“實證”的知識。實證經濟學就是探討是“什么的經濟學”。與之相對應的是規范經濟學，也就是探討“應該是什么的經濟學”。讀完這片文章之后，我對實證經濟學有了一些更加具體的理解。粗略地劃分，這片文章主要講了兩個方面地內容。

首先，有關實證經濟學。

從原則上說，實證經濟學應該是一門客觀地科學。這有些像一些自然科學，譬如化學，要研究的就是物質是由什么化學成分組成的。目的就是將物質的實際組成原原本本的揭示給大家。而實證經濟學畢竟是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現象是獨立于研究者的價值觀的。在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研究者有時會不經意地將自己的價值判斷帶入到結論當中，這就造成了“實證”與“規范”的混淆。經濟學就是這樣。而當結論發表之后，人們在判定這一結論時，也會帶著自己的價值尺度，從而造成爭議。而我們一般所進行的經濟學研究都應該是“實證”的，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能夠預測經濟狀況發生變化的影響的概括體系，而這也是經濟學的科學性的要求所在。

“實證科學的最終目的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或?假說?，它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作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當然經濟學的“預測“不只是對于尚未發生的事件，對已經發生但還未被觀察到的現象也可以進行預測）而理論是一種實證性假說體系，它的判斷標準就是實際證據。這樣就是下一個方面的內容：假說。

第二，有關假說。

上面提到，實證性假說體系就是理論。所以要發展出理論，就是要在現實世界重紛繁復雜的現象中提取其抽象本質的東西。而對于社會科學，沒有一件事情是必然要發生的，也就是我們所研究的東西并不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現象。這樣，我們就會有一些已知的經濟現象提出一些假說用以推測。而判斷這種假說是否合理的標準就是要檢驗假說的預測是否與實際情況相符合。但社會科學無像自然科學那樣提供那種可以給人強烈的可信任感的受控實驗，而只能從偶然的“實驗”（也就是現實發生的沒有被控制的）中進行檢驗。可是這并不阻礙這也是種檢驗，且檢驗結果更加使人印象深刻。

在這里人們容易產生的誤解是認為假說中假設（假說中有含義和假設）的正確與否是判斷假說是否成立的標準。這是錯誤的。例如書上關于臺球手的例子，雖然臺球手并不會進行如此復雜的線路選擇，但這并不妨礙他打出我們按照他可以進行線路選擇的假設而得出的預測。一種假說的假設的真實與否不能影響假說在現實事例中的應用。就如文章中關于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當然，在有些情況下在實際情況與假設有很大出入的情況下，一種假說不能適用。判斷假說是否屬于這種情況的標準有兩個：1，替代理論的精確程度；2，更高精確度所帶來的成本（個人認為第二條更適用于社會科學，因為自然科學總是竭盡所能找到最真實的）結論是只要假說合理，無論假設是否符合現實，我們都可以接受這個假說。

理論中的假設是十分重要的：1，它們是對理論的簡潔描述或表述方式；2，它們有時促進了通過假說的含義而對假說所進行的間接假設；3，它們有時是明確說明理論可能正確的條件的一種簡便方式。對于第一條可以這樣理解，假說是可以看成由抽象模型和一系列規則所組成的。在我們判斷可觀測的現象與模型中的實體之間的一致性時，就用到假設（關鍵性假設）。它能夠簡潔的描述出模型，使我們可以判斷模型適用性。（第二點不太明白，請老師指教）總體來講，經濟學的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提出假說（模型＋規則），其中包括假設和含義。假設是模型的簡潔性描述，當判斷實際現象是否與模型相對應，是否能用此規則加以推測時，就可以看假設是否基本上滿足事實情況。而判斷一種假說是否有意義，是否正確而可以為大家所接受時，不是看假設現實嗎，而是看這種假說的預測是否與現實情況相符合。

最后要強調，經濟學是門科學，它的目的就是預測。

經濟學家的有趣表現在他的職業：“經濟學家通過解釋其他人為什么貧窮而變得富有。”經濟學家的有趣也表現在他的坦率：“我寧肯含含糊糊地對，也不愿嚴謹無誤地錯。”這句由凱恩斯說出的話讓大家覺得很有意思。經濟學家的有趣也表現在他的遮遮掩掩：“經濟分析就像比基尼，其所暴露的都是重要的；但是其所掩蓋的，卻是致命的。”經濟學家自然也難免給人留下乏味的印象，以致于使大家對于經濟學家的不滿延伸到經濟政策專家身上：“經濟政策專家沒有律師的嚴密，不像神學家那樣身體力行，但是比經濟學家更能賣弄學問。”經濟學家的乏味也被好事者狠狠攻擊了一下，當然從故事中我們還找不出為什么經濟學家乏味的原因。說是一個婦人被確診患了絕癥，醫生說她只能活半年時間。這位婦人十分熱愛生命，所以十分痛苦，醫生于是建議她嫁給一個經濟學家，婦人奇怪地問：難道經濟學家可以治好我的病嗎？醫生說：不是的，但是你如果與經濟學家結婚，就會覺得半年也是十分漫長的。于是，就有人說：“應當說，哥倫布是第一個經濟學家。當他出發去尋找美洲大陸時，他卻不知道自己該往哪里去；當他到達美洲大陸時，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他的所有活動都是由政府無償支持的。” 看來，國外的經濟學家的處境似乎并沒有中國的經濟學家風光，經濟學似乎也沒有那么高的地位；但是國外的經濟學家取得的成就似乎要比我們大。惟望中國的經濟學家慎思之，明辨之。

第五篇：委托——代理激勵理論實證研究綜述

論文標題:委托—代理激勵理論實證研究綜述

論文作者 張躍平/劉荊敏

委托—代理問題的激勵研究是現代經濟學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困難的問題之一，這是因為委托—代理激勵理論中牽涉到人的利益沖突和不對稱的信息問題。隨著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飛速發展，現代激勵理論出現了一系列突破性的進展，成為令人振奮的現代經濟理論研究和實踐的前沿領域。委托—代理問題的產生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數經常不一致，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間存在著對工作的詳細信息、代理人的能力、品德和偏好的信息不對稱，度量代理人業績的成本昂貴。所以，除非委托人能有效地約束代理人，否則代理人做出的決策通常不是最優的，這就有可能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委托—代理問題的解決原則是如何建立一種激勵機制，使代理人的行為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

一、委托—代理問題的主要研究結論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科斯的產權理論和威廉姆森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的發展，信息經濟學和契約理論在微觀經濟學領域的突破，始于科斯、伯利和米恩斯的現代企業委托代理理論在近20年取得的迅速發展，取得如下主要研究結論：

1.解決代理問題的顯性激勵方法。由威爾森(1969)、羅斯(1973)、米爾利斯(1974)、霍姆斯特姆(1979)以及格羅斯曼和哈特(1983)等人開創的委托—代理理論和應用模型分析，主要解決委托—代理關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他們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研究提出激勵措施，是在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按一定的契約財產剩余索取權的分配，將剩余分配與經營績效掛鉤。這是目前絕大多數兩權分離的公司實行激勵經理努力的方法，不同的只是剩余索取權的分配比例。1972年，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提出的團隊理論，認為企業采取團隊模式進行生產使得每一個成員的努力程度不可能精確度量，這會導致人們“搭便車”式的機會主義行為產生。為此，需要設立監督者，并以剩余索取權對監督者進行激勵。這是一個理論突破，將企業的交易費用從企業外部的市場交易領域擴展到企業內部的代理成本領域。1976年，詹森和麥克林在《公司理論：管理行為、代理成本和資本結構》一文中，用“代理成本”概念，提出了與上述交易費用理論相類似的觀點，認為“代理成本”是企業所有權結構的決定因素，讓經營者成為完全剩余權益的擁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包括夏皮羅和斯蒂格利茨(1984)以及布盧等(1985)，仍強調監督的重要性。霍姆斯特姆和蒂羅爾在《企業理論》(1982)一文的綜述中進一步強調了剩余所有權在解決企業激勵問題上的重要性。

2.解決代理問題的隱性激勵方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將動態博弈理論引入委托—代理關系的研究之中，論證了在多次重復代理關系情況下，競爭、聲譽等隱性激勵機制能夠發揮激勵代理人的作用，充實了長期委托—代理關系中激勵理論的內容，法瑪(1980)的研究是其代表。他的基本觀點是，在競爭性經理市場上，經理的市場價值決定于其過去的經營業績，從長期來看，經理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的責任。因此，即使沒有顯性激勵的合同，經理也會有積極性努力工作，因為這樣做可以改進自己在經理市場上的聲譽，從而提高未來的收入。霍姆斯特姆(1982)將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聲譽模型。這一機制的作用在于，經理工作的質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種信號，表現差的經理難以得到人們對他的良好預期，不僅內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被其它企業重用的機率也很弱。因此，由于外部壓力的存在，該經理意識到偷懶可能有害于他未來事業的發展。由克瑞普斯等人(1982)提出的聲譽模型，解釋了當參與人之間重復多次交易時，為了獲取長期利益，參與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聲譽，使一定時期內的合作均衡能夠實現。倫德納(1981)和魯賓斯坦(1982)使用重復博弈模型證明，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保持長久的關系，雙方都有足夠的耐心（貼現因

子足夠大），那么帕累托一級最優風險分擔和激勵就可以實現。

在競爭、聲譽激勵機制理論中，證券市場中公司控制權接管的激勵作用極為重要。曼勒(1965)對公司控制權市場理論做出了開拓性貢獻，曼勒指出，公司接管的可能會使管理階層小心謹慎。哈里斯和雷維夫(1988)發展的證券設計理論，建立了有關投票與剩余索取權相匹配的模型，認為證券是一種有效的公司控制手段。其主要觀點是，通過投票來選擇管理者的權力必須由那些承受經營風險的人掌握。這種理論用到經理激勵研究方面，其重要影響表現在，只要將選擇經理的權力交給那些承受經營風險的投票人，經營業績不好的經理將會因此而失去對企業的控制權，因此，這一選擇機制會激勵經理為獲取企業控制權而努力經營，提高經營業績。由此可見，經理激勵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于經理選擇權的安排；把控制權與企業績效相聯系是激勵有控制權欲望的經理提高經營業績的重要條件。

二、委托—代理激勵理論的實證分析

根據委托—代理激勵理論，為使代理人行為滿足股東利益最大化要求，在股權結構設計過程中，可通過使代理人擁有公司部分股份的方式，對代理人進行激勵。委托—代理問題的激勵理論認為，企業高級管理者的收入狀況是影響企業效率的一個重要變量，企業高級管理者的持股比例應該與企業效率呈正相關關系。同時，市場競爭、特別是企業兼并會導致代理人聲譽損失，會促使代理人努力工作。那么，國外的經驗觀察和有關實證分析的結論是否支持上述理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一）企業的經營激勵實證分析主要結論

有關美國企業經營激勵的實證研究非常活躍，這是由于在美國很容易獲得與企業高級經營者報酬相關的資料。例如，美國企業的最高經營責任者(CEO)的報酬，就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周刊》和《福布斯》而獲知。正式的對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關系的研究始于詹森和麥克林(1976)，他們將股東分為兩類：一類是公司內部股東，主要指董事會成員及公司其他高層經理人員，他們實際上擁有公司控制權及專有投票權；另一類是公司外部股東，他們不擁有對公司的控制權，只能“用腳投票”。對兩類股東來說，每股股權都能得到相同的股利，然而，內部股東卻可以通過特權消費來增加這種現金流。在此理論框架中，經理人員存在機會主義行為。詹森和麥克林認為，背離價值最大化的成本隨經理人員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當經理人員持股比例增加時，他們必須支付大部分背離價值最大化的成本，從而更加不可浪費公司財富。因此，公司價值隨經理人員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詹森與墨菲(1990)的分析結果，其研究集實證研究之大成。詹森與墨菲進行了以代理理論為基礎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美國CEO的報酬變化與股票市值總額變化之間雖呈正相關關系，但由于相關系數以及估計的修正系數相當小，因而得出的結論是經營者報酬與企業業績的相關性并不大。但是，羅森(198 5)指出，在對此進行判斷的時候，缺乏適當的基準，因為股票市值總額大小并不是描繪企業績效的恰當方法。美國麥肯錫咨詢公司(1987)的調查表明，基于業績而付酬的激勵方法不一定有效：支付了巨額激勵金的90家上市公司，與90家沒有采用激勵措施的上市公司相比，股票表現幾乎沒有區別；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認為，如果公司股權高度分散，股東就不會有足夠的激勵來密切監督公司經理人員。德姆塞茨用1980年美國511家公司的會計利潤對各種股權集中度進行回歸，發現股權集中度和會計利潤率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法瑪和詹森(1983)認為，當經理人員只擁有公司少量股權時，市場約束仍可以使經理人員趨于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反，持有公司大量股權的經理人員可能有足夠的投票權或廣泛的影響力來保證他們能以令人羨慕的工資水平受到雇用。然而，霍爾和利伯曼(1998)公布的研究成果則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他們的研究周期為1980-1994年，公司樣本數量為368，有關樣本公司CEO的報酬數據，CEO報酬與企業業績相關性明顯遞增。霍爾和利伯曼認為，研究結果之所以不同于詹森和墨菲的結論，是因為1980年以后CEO股權價值變化的結果。事實上，樣本企業CEO的股權激勵

從1980年的30%增長到1994年的70%。可見，股票激勵對經營者有很好的長期激勵作用。所以，國外對這一問題的理論及實證分析的結論有時是相矛盾的，但其主流觀點是公司經營績效是股權的函數，總經理報酬對企業業績有一定的正面相關性但不顯著。

（二）收購、所有權結構、資本構成及激勵

由于企業的最高經營責任者事實上掌握了管理人員的任命權，即使在美國，董事會也不能夠充分履行股東利益代表的職能。因而，資本市場的資本結構與企業收購的威脅提供了職能上的補充作用，這起到了促使經營者重視股東利益的激勵作用。

1.并購與經營激勵。在歐美，企業經營者除了面對來自金錢的激勵外，也會面臨因企業被收購而失去職位的風險。如果經營者的行為偏離了股東利益至上的經營方針，股票價格就會降低，因而實力強大的并購組織就會把這樣的企業作為尋求潛在機會的目標。被收購企業原有的經營管理人員不久即被迫辭職。這樣，在資本市場上，失職的經營者通過并購而被淘汰，有能力的經營者被選拔任用，并忠實地貫徹執行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經營方針。并購對經營者而言真是一種壓力嗎？而被收購企業的經營管理此后真正得到了改善嗎？

第一類研究使用會計數據來研究公司并購的績效，利用資本生產率來衡量公司的業績，諸如利用投資資本回報率來比較不同范疇的并購公司間的業績。拉文思與克拉福特(1987)通過對被并購企業的會計收益性的效果所進行的分析研究，得出了與并購活動改善企業經營效率之說相反的結論。這一結論與里利坦伯格(1992)關于工廠的總產量與工廠的所有者交替之間的關系的分析結論相一致。這些研究結果發現，公司業績與公司的并購之間的關系是不明確的。

第二類研究是通過股票價格來研究，是考慮在宣布公司并購時，即在宣布兼并、收購、分割和敵意接管時股票市場的反應。根據日本學者植草益以股票投資收益率為評價基準做過具體分析：很多的實證分析已經證明，收購后企業溢價現象是存在的。邁克爾·詹森和理查德·魯拜克對這些情況下的股價波動研究進行了總結，他們考察了股價在公司控制發生變化后的反應。得出的三個重要結果是：(1)若母公司和目標公司股票價值在宣布合并的時候都上升了，則說明兼并是有效率的；(2)目標公司的股東收益異常地高（平均在30%左右）；(3)收購公司的股東獲得較小的并且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收益（4%左右或者更少）。這些結果表明，收購對收購者確實能夠產生潛在的價值創造。

第三類研究是對并購公司的長期業績進行研究，通過對60年代和80年代的兼并結果進行比較。其研究結論是，從長期來看，并購公司的業績是很差的。邁克爾·波特研究了33個主要的并購公司的組合后發現，在1950年到1986年間所進行的兼并和收購中，1/3以上的兼并和收購在最后都被剝離。

總體來說，公司并購后相對于在并購前的每股權益的收益是否更高仍然是不清楚的。

2.所有權結構與對經營的監督。最近，研究人員開始注意機構投資者在美國企業治理結構中的作用。證券基金經理不再使用購入收益率較高的股票、賣出收益率較低的股票這種消極的運作方法，其經營方針正轉向在董事會行使股東權利，給經營隊伍施加壓力以改善經營績效。特別是，由于證券交易委員會在1992年到1993年間確立了新的股東規則，規定年金基金等大股東可以對其所投資企業的董事會選舉施加影響作用。這樣一來，證券基金等部分機構投資者對企業的人事、經營管理人員的報酬以及股票期權的決定，可以較為容易地施加壓力。但是，貝克爾(1992)指出，基金經理積極的干預不僅不能改善基金的投資收益率，反而會使經營者變得屈從于機構投資者的壓力，只注意有價證券的短期收益率，追求短期性的股價上升，從而放棄股東的長期利益。

三、委托—代理激勵理論失敗的原因分析

上面這些研究對依據委托—代理理論的各種激勵措施在公司里的實施效果進行了檢驗，結果與激勵理論相差很大。詹森和墨菲(1990)指出：“我們的證據顯示的報酬—績效激勵敏

感性很小是令人困惑的。……股份公司的管理激勵一般蒼白無力，這向社會科學家和補償政策的實踐者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們雖然不能由這些事實徹底否定個人績效報酬，以及它們的理論基礎委托—代理理論，但是，通過以上分析，說明委托—代理激勵理論應用于實際是失敗的。

貝克爾(2000)對分享激勵理論失敗賦予更為豐富的內涵：“激勵措施反而導致職員怠工，造成員工間非合作行為，挑起上下級進行博弈……總之，為組織帶來非意愿的破壞性結果”。貝林納(1976)將分享激勵理論失敗歸因于棘輪效應；在棘輪效應模型中，過去的業績傳遞的是有關企業內在生產能力的信息，企業內在生產能力的所有權屬于企業所有者，經營業績越好，企業所有者認為企業內在生產能力越高，經營者給所有者上繳的份額越高，因此，經營者努力工作的積極性也就越低；由威廉姆森(1985)最初提出，霍姆斯特姆和米爾格羅姆以及泰勒予以發展的解釋較為經典。他們認為，一個組織的各項任務之產出是極難觀察的，結果，對所有任務而言，激勵措施變得“低能”了；貝克爾(1992)的分析與威廉姆森等的分析在精神實質上大體一致。但他切入的角度是可實施合同的基礎。在一個顯性合同模型里，他指出，員工行動對公司的價值不能作為合同的基礎，應當代之以“不完美的客觀標準”，例如生產的量而不是質。但這將導致員工的次優行動。霍姆斯特姆和米爾格羅姆(1991)證明，當一個代理人從事多項工作時，對任何給定工作的激勵不僅取決于該項工作本身的可觀測性，而且還取決于其他工作的可觀測性。特別是在有些情況下，固定工資契約可能優于根據可觀測的變量獎懲代理人的激勵契約。也就是說，如果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在某項工作上投入更多的努力，而該項工作又難以觀測到，那么對其他工作不應采取激勵契約。霍姆斯特姆和米爾格羅姆(1994)對他們原有的解釋進行了深化。他們指出，狀態依賴報酬激勵、產權激勵和工作設定等企業的三種激勵措施會相互沖突，產生激勵的扭曲。一種激勵措施的作用也會因為其他激勵措施的采用或不采用而分解；迪西特(1997)是從企業的委托人在增多這一角度來分析的。他認為，“利益相關者經濟”已經來臨，那么，企業的委托人就不僅有股東，還有信貸人、地方社區等等。更多的委托人要么合謀，更大地降低最優合伙合同的風險；要么窩里斗，導致更大的委托人行為負外在性。這都使得激勵產生扭曲現象。

另外一種解釋認為依據分享激勵理論制定的傳統的期權薪酬本身就存在著漏洞。傳統的管理層股票期權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公司股票價格，持有上漲期權的管理人員就可以獲得相應的報酬，但是并不需要為公司股票價格的下降負任何責任——起碼不會因此受到經濟意義上也就是薪酬上的懲罰。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高級管理人員手中都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權，只要公司的股票價格上漲，這些高級管理人員的實際收入就必然大大增加，而不管這種股票價格的上漲到底是因為市場整體處于一種高漲狀態還是真正得益于管理層的努力結果，因而，以這種“固定型”股票期權將員工的薪酬和公司的股價聯系起來并不見得能使股東真正從中受益或者說真正保障他們的權益。原因很簡單，只要公司股票價格上升就可以視為公司業績的提高，管理層就可以從持有的股票期權中獲益。事實上，在1993年到1999年間，幾乎所有主要的股價指數都上升了近兩倍，也就是說，市場上公司的股票價格平均翻了兩番，這對于持有大量股票和固定股票期權的管理人員來說，無異于一筆橫財。因為股市的這種整體走好是由于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而并非得益于個別公司管理人員的管理績效。因此，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管理層的獎金、公司的財務指標和公司的股價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例如，詹森與墨菲(1990)就經常用類似“CEO的薪酬激勵不在于支付多少，而在于采用什么樣的方式支付”這樣的話來闡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他們認為，CEO的薪酬和他們工作的努力程度從而也就是公司股東的價值之間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聯系。最近幾年，美國的經濟學界對一些公司在推行股票期權計劃的同時存在著明顯的市場操作行為感到憂慮，在解決經營者被委托—代理理論稱之為代理人“道德風險”的同時，股票期權制正在誘發企業經營者新的道德風險。

還有學者從“內部人控制”的角度進行解釋。青木昌彥教授于1994年最早地提出了“內部人控制”概念。該概念原是針對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情況而提出的，內部人控制看來是轉軌過程所固有的一種潛在可能的現象，是從計劃經濟制度的遺產中演化而來。青木昌彥主要分析了20世紀70-80年代中歐和東歐的情況后指出，在那里，計劃經濟制度的停滯迫使中央計劃官員下放權力和計劃指標，從而使企業經理獲得不可逆的管理權威。而中央計劃經濟解體后留下的真空，又使這些已經獲得很大控制權的經理們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權力。例如在南斯拉夫，主要是職工控制了企業，在俄羅斯，則是經理控制了企業，共同之處在于政治上發生了突然的轉折，一時間出現了“權力真空”，內部人權力突然間急劇擴大。內部人控制，原來泛指國有企業制度在轉型過程中，由于缺乏其它方面改革措施的配套，企業外部成員監督不力，因而變態地轉化成了由企業的經理和職工控制了企業的產權，其主要特征是經營權對所有權的侵害與實際意義上的控制和支配。現在，內部人控制是指企業經理和職工掌握了企業資產使用的剩余控制權，并掌握了企業資產使用的剩余索取權。在一些情形中，內部人只是竊取利潤，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內部人則以低于市價的價格將產品、資產或公司增發證券出售給他們控制或擁有的另外一個公司。價格轉移、資產剝離、委托人稀釋等方法可能常常是合法的，對外部投資人權利的剝奪采取以下方式：轉移公司的合作機會，把可能不合格的家族成員安置在管理崗位上，或者給高層經理過多地支薪。

總而言之，在代理人可以利用信息不對稱追求自己利益時，單純的分享激勵和聲譽并不能消除其道德風險，必須采取激勵、監管與懲罰一攬子方法約束代理人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