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問責機制2

【背景鏈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5月22日召開會議，審議并通過《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這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將“問責”制度納入黨的紀律條例，第一次規定出問題不僅要問責行政負責人，更要問責黨委負責人，也是第一次對被“問責”官員“復出”作出明文規定。

2010年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強化行政問責，對失職瀆職、不作為和亂作為的，要嚴肅追究責任。各地區、各部門對中央的決策部署要執行有力，絕不允許各自為政。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要自覺遵守憲法和法律，嚴格依法行政。

【標準表述】

[內涵]問責機制說到底是一個誰來問責的問題，是一個向誰負責的問題。權力是人民賦予的，當然是要對人民負責。所以問責機制的內驅力就要落實在群眾的監督權上。常態化的政府問責，必須以健全的問責機制為基礎，通過立法確保各級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權力始終處于一種負責任狀態，杜絕任何行使權力的行為脫離法定責任機制的監控。

[意義]第一，它是硬約束。制約、規范了領導權力，有多大的“權”就擔多大的“責”。這必將大大增強各級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第二，它是寬范圍。以前行政行為出問題，主要問責行政負責人，黨委負責人并沒有進行問責的規定。問責規定第一次把黨委負責人納入問責范圍。第三，它是民字牌。這個規定不但把依靠群眾寫入原則之中，而且明文點出“檢舉、控告”是黨政領導干部應當問責的線索來源，并重視對群體性事件的問責。另外，對民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官員異地復出現象，也做了詳細規定。

[措施]一方面要從立法上進一步細化政府和官員的權責，不僅開出官員明細的“權力清單”，更需設計出明確的失職狀態下的責任后果;另一方面，須以嚴密的規則將各種責任方式、問責主體、問責程序以及責任實現的監督等納入法制軌道，尤其是要建立對問責的事后監督制度，對免職官員的復出進行必要的約束，以防止官員問責流于形式。

要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指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問責制度要跟上。

其一，自2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的第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建設服務型政府以來，全黨和全國民眾網民對總書記這個百姓渴求的指示反應十分熱烈。這是因為一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飛速的發展，近些年來財政收入更是大幅度增長，政府應該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二是隨著公民民主法治意識的增強，公民在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后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增加，隨著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的拉大，百姓期待更多地參與和分享改革成果等客觀問題越來越突出。而現實生活中，像記者暗訪的長沙市人性化服務不能讓人滿意現象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一些政府部門客觀上仍然存在著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職責不清等問題，門難進、臉難看、服務意識淡漠、服務能力低下等狀況依然存在。要建設服務型政府不僅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急需深化，而且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問責制度要緊緊跟上，使各級政府官員和公務員樹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的執政理念，把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其二，眾所周知，我國從2003年非典期間的官員問責以來，官員問責不斷由中央層面輻射到地方層面。無論是屬于中央權限的部級干部被問責，還是國務院派往各地的調查組問責一些重大事故或事件中的地方和部門官員，總之，最初的官員問責是在中央層面促成的。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自覺而主動地在中央這一精神指導下，結合當地實際，制定出自己的問責辦法，問責制決在實踐中朝著制度化的方向發展。許多地方行政部門與執法單位針對相關問題紛紛推行“問責制”，并陸續出臺了相應的規章制度，有關官員被問責的新聞也頻頻見諸報端。但作為“新生事物”，問責制目前還局限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些大的領域，比如，重大事故、城市建設、招商引資等等，而對于諸如便民服務、公共設施、交通擁堵、噪音污染等事關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等民生層面卻很少引入“問責制”。現實中，一些領導也熱衷于辦大事、習慣于大手筆，不屑于為群眾的小事操心，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生活疾苦，擺不上案頭、上不了心頭——老百姓交費難只是“小菜一碟”，小區垃圾堆積如山“不屑一顧”，居民出行不便、交通擁堵“不值一提”??有的干部對群眾的疾苦不僅不聞不問，甚至到了問題繞不過去的時候也不愿拍個板說句公道話，生怕得罪了那些部門。目前我國有500多萬公務員和近3000萬事業干部，不用問責辦法來增強其責任心，干好干壞一個樣，怎能保證做到“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其三，其實“群眾利益無小事”不是一句政治口號，不能僅僅掛在嘴上。跟老百姓切身利益相關的事情，決不能“抓大放小”，而應該“舉輕若重”。發生大事故、大案件、大損失需要問責，對于“小事”中的“不作為”、“懶作為”、“亂作為”行為，同樣也不能逃避和豁免其應承擔的責任。這既是現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也是打造服務型政府應當恪守的基本原則。

在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同時，讓其問責制度緊緊跟上，讓那些漠視群眾利益的人自食其果，讓那些習慣于“盛氣凌人”的公務員感到壓力，加強責任約束，才能將總書記“建設服務型政府”指示落到實處，才能造就一支群眾滿意的公務員隊伍，進而推進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創新，促進服務型政府建設。

問責機制最終形成的過程

伴隨國內一系列食品、礦山、公共設施等重大安全事故連續發生，一股強力問責風暴在神州刮起；中央事后問責的嚴厲舉措，無疑是重大突破，而以此為契機，避免“免了領導、免不了事故”，建立“科學有效、預防為主”的問責機制，真正貫徹“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領會科學發展觀的實踐內涵，應引起更大重視。

行政問責自古有之，但真正制度衍生舉步遲緩，問責制度滯后于問責需要。2001年4月21日，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正式實施；2003年SARS期間，問責官員逐漸走進公眾視野；2008年5月，國務院進一步強調加快實行問責制。雖然有了對官員涉及“安全工作重大責任事故、市場監管、環境保護、社會管理”等方面監督嚴重失職的對應表述，但條款寬泛，定性人為掌握程度太大。如果沒有最高層的雷霆行動，依據現存制度約束，制度派生的自發懲處保障不足。集體負責往往讓你找不到大錯，多部門交叉管理體系往往讓你難辨真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官員推脫技巧往往讓你找不到方向，權力集中而責任分散的現狀往往讓你一頭霧水，而自上而下體制內監督所限往往讓追究效能不長久。

問責機制，要在觀念上糾偏。公務員一直是經濟利益穩定、社會地位很高的職業，官員則擁有支配社會資源的便捷通道，可以擁有前呼后擁的威儀，可以在自己的管轄范圍里“創造性”地變通一切，其含金量很高、賠本幾率很小。這一方面說明封建舊官場習氣仍主導著相當多官員的行為，做官沒有上升到社會責任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說明官員的職責混淆不清。是否具備相應能力，是否可以承擔相應責任，是否因為失職、瀆職、不稱職而面臨職業風險，是否應該謹慎和守則運用手中權力，大都被淡化。時至今日，監督官員仍是社會難題，一部分官員高高在上，把公權視為利己的私權，甚至走上大肆腐敗貪污的道路。而此次問責風暴，對于糾正“官場”舊意識，還“官”以本來面目，具有極大啟蒙意義。

建立一套獎懲分明、職責清晰的官員管理制度，對全面提高社會效率、促進公務員隊伍的優勝劣汰、防止社會惡性事件發生，迫在眉睫。官員權力要逐步清晰，分工要逐步明確。對涉及社會民生的重大事宜，應有考核問責的科學標準，出現涉及社會穩定、環境破壞、公眾權益、腐敗案件、安全生產、社會信譽、用人失察等問題，相應官員應承擔明確的對應責任；要堅持分級管理問責原則，中央究省部、省部究地司、地司究縣處，讓龐大的行政體系更多形成自發動員。只有層層感覺到壓力，才能層層產生效能，很多問題才可以消滅于萌芽。對被處理過的官員，應上特殊名單，不能再變相錄用。在問責形式上應予以更多的區別和解釋。辭職、引咎辭職應是官員的一種自我修正和覺悟，不應是組織上的一種處罰，責令辭職、撤銷職務以及追究其他責任，才具懲戒性。

黨的紀律和監察機構，除了反腐敗工作，應強化在問責工作上專職機構的綜合作用；問責制度離不開社會參與，官員權力應該為人民所用，接受人民監督必不可少。問責主體需要逐步與民眾民意、社會輿論的監督接軌，與人大、政協等專門機構的日常監督接軌，只要出現傷害公共利益的問題，就能夠引發民眾舉報和反映，就能夠引發媒體實事求是的披露；在問責過程中，亦應公開透明，這不僅是向中央交代，不僅是上級對下級的管理和獎懲，更重要的是向人民交代。

第二篇：監督問責機制

監督問責機制

制定教育督導條例，進一步健全教育督導制度。建立相對獨立的教育督導機構，獨立行使督導職能。健全國家督學制度，建設專職督導隊伍。堅持督政與督學并重、監督與指導并重。加強義務教育督導檢查，開展學前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督導檢查。強化對政府落實教育法律法規和政策情況的督導檢查。建立督導檢查結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

嚴格落實問責制。主動接受和積極配合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教育法律法規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以及司法機關的司法監督。建立健全層級監督機制。加強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強化社會監督。

劉圩小學

2012年9月1日

第三篇：教育問責機制中文材料

健全問責機制

促進學校發展

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教育形勢下，中國的教育在不斷改革，不斷創新，基礎教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對國民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北京市朝陽區是中國改革發展極具代表性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實力不斷攀升，教育的進步發展也有目共睹。本地區中小學在各項工作中均取得長足的進步。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教育行業和學校內部也存在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嚴重制約著學校的發展。其中，教育機構和學校的問責機制不健全便是制約學校發展的瓶頸性問題。

我們知道，問責制是指問責主體對其管轄范圍內各級組織和成員承擔職責和義務履行情況進行監察、實施并要求其承擔否定性后果的一種責任追究制度。它通過各種形式的責任約束，限制和規范相關人員的權利和行為，最終達到明確責任、改善管理的目的。在一個教育機構或一所學校中，領導干部、校長、中層領導、職員、教師都要一定的權力和義務，也都承擔著一定的責任，擔負著一定的風險。在一所學校中，校長作為第一責任人，承擔著培養學生成才，引領教師專業成長、加強隊伍建設、督促學校發展的各方面任務，他擁有著學校在人、財、物方面的決定權，掌握著學校的大政方針，但他的責任也是巨大的：學校的師生員工、學生家長、主管部門都可以因為他工作的的某個方面做得不好而向他發難、問責。同理，學校的其他副校級領導、中層干部以至于班主任、任課教師，都擁有著各自的權利，可能是行政方面的，也可能是教學方面的，或許是其他方面的，他們在擁有各種權利的同時，也擔負了相應的責任。按照問責制的要求，校長、其他副校級領導、中層干部以至于任課教師在完成自己工作的時候發生問題、出現事故，甚至出現責任案件，就應該受到責任追究，受到相應問責以致于接受相應的處罰與懲罰。只有這樣，才能夠在教育教學的實際工作中做到責、權、利分明，才能做到人盡其責，才能有利于學校各項工作的開展，從而促進學校的發展。

問責制作為一種責任追究制度，應該在各級各類學校中廣泛實施，以促進學校各項工作的開展。但是，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很多學校在實施過程中打了折扣，或者是沒有問責，或者是輕描淡寫從輕了事。在一些學校里，教師不能正確履職、發生教學事故未作處理；有的教師違反規定亂補課未作處理；有的干部對自己份內工作推諉拖延未作處理，這表現出的是學校的管理方面的問題，更是問責制不健全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不解決，影響教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影響學校的聲譽，嚴重地阻礙學校的發展。

在北京某區一所寄宿制學校里，學校有三百位住宿生，全部住在一幢四層公寓樓里。學校實行封閉式管理，學生每天晚十點就寢，早六點起床，夜里樓門、校門都是緊鎖的，有宿管老師和干部值班，門衛也有警更人員值守。學校也有明確規定，晚上就寢時間是不能隨意外出的。有一天晚上十二點左右，一名住在三層的學生，偷偷溜出宿舍去會朋友，由于樓門緊鎖，無門可出，他從三層窗臺上一點點溜下，又從緊鎖的大門上跳出，沒有出什么問題。凌晨三點多鐘，他在返回宿舍向三樓的窗戶攀爬時，在二樓窗戶附近掉了下來，摔斷了一條腿。他叫喊起來，有人把他送進醫院。這是一起典型的安全事故，但學校卻以有紀律規定、學生自己違規而推脫責任，也沒有追究其他責任人的責任，沒有任何人因為這起安全事故受到懲處。實際上，從問責制的角度來說，有許多人是逃不了干系的。學校有相關規定，但平時該宣講強調的宣講強調了嗎？三層窗戶學生能跳出，有沒有做好防范呢？學生跳出跳入的時候，宿管人員、值班干部、大門門衛，又都到哪里去了呢？實施責任追究，健全問責機制，他們都脫不了干系，校長是學校的責任人，對于安全事故，也逃脫不了應有的懲罰。安全責任重于泰山，紀律要求強調再強調。校長、主管干部、班主任、宿管人員要時時刻刻提醒學生，不單要在口頭上宣講，還要在檔案材料上做好詳細的記錄。值班干部、宿管人員、大門門衛的責任意識要不斷增強。責、權、利是對立統一的，加強巡視，保持警惕，細致工作，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和減少安全傷害事故的發生。學生摔傷后，要第一時間送往醫院搶救治療，第一時間報告給主管領導、報告校長，并盡快通知學生家長，校長視情節嚴重決定是否向上級主管部門匯報。在事故處理過程中，要對相關責任人員酌情進行責任追究，該做檢查的做檢查，該處分的處分，該處罰的處罰，校長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就承擔什么樣的責任。這所學校所發生的這起安全傷害事件中，沒有任何人因此受到相應的處罰，這是極端錯誤的，體現出的核心問題便是問責制不健全的問題。學校的管理出現一些問題，不利于學校各項工作的正常進行，也嚴重制約學校的發展。作為學校的校長，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負起相應的責任，如何建立健全問責機制，以促進學校的健康發展。

在當前不斷變革發展的教育形勢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校長必須認清形勢、不斷反思、更新觀念，充分調動干部教師的工作積極性，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更要增強他們的責任意識。校長作為學校的法人代表，第一責任人，要受到來自外部、內部的多個方面的問責，有政府方面的，有社會方面的，有道德方面的。作為負責任的校長，他就要充分考慮、不斷反思，要為學校、為教師、為學生做些什么；怎樣去做才能有利于學生、教師的成長、提高；才能有利于學校的發展、進步。他要考慮，我該負責什么？我該對誰負責？我該什么時候負責？我該怎樣表現問責制？負責任的校長要在道德允許，法律框架內從事自己的管理工作，還要充分得理解、運用相關政策，做一個靈活、有自由度的校長。

在前邊我所列舉的案例中，學校出現了安全責任事故，沒有人因此受到責任追究，也就是說沒有人被問責，學生及家長沒有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復，因而產生怨恨情緒。其他教職工看到無人對此次事件付出代價，受到懲罰，當然也會產生不滿，滋生怨言。學校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批評，學校的聲譽也受到影響。如果學校建立健全了責任追究制度，有了較為完善的問責機制，情況就有所不同了。作為負責任的校長，他要考慮校長、學校要向誰負責？要辦讓人民滿意的學校，要想讓學校不斷進步發展，就要樹立為學生、為家長、為社會負責的責任觀念。負責任的校長還要考慮，不同利益相關者，包括學生、家長、社會要對學校提出哪些方面的問責？安全無小事，安全責任重于泰山，當然要放在首位。學校的辦學成績、教育教學管理、校園建設等，也都推脫不了社會各方面的評判和監督。作為負責任的校長，他還要考慮，學校領導如何向學生、家長及社會展現或證明它的問責制？是不是有具體的動作。問責制是一種硬性約束，它既有道德責任、政治責任，還有法律責任，校長、干部、教師都有或多或少的權利，有多少權利就有多少責任。實施問責制必須明確問責制度的構成：一是問責主體。二是問責對象。三是問責內容。四是問責形式。這些內容是相互聯系的。

我們結合前面所述的案例分析，學校安全責任事故發生了，學生、家長有權利問責。他們問責的主體應該是學校，問責的對象就有多個了，校長、主管干部、值班干部、宿管教師、門衛都可說是問責的對象，因為在此次責任事故發生過程中，他們都承擔或多或少的責任。問責的內容可多可少，可深可淺，是教育不到位還是防范疏忽，是監督不力還是處理不及時，誰承擔道義責任，誰承擔法律責任，這就需要有關法律規定或相關部門來界定了。在問責方式方面，出了安全事故，而且驚動了上級主管部門，甚至媒體對此也做了披露，按照責任追究制度的有關規定，要對校長、主管干部及相關責任人進行問責，或通報批評，或降級降職，或調離工作崗位，以至于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按照健全的問責制處理，相關人員受到應有的責任追究，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賞罰分明，才能達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才能夠收到讓學生、家長、社會和全體職工都滿意的效果。

學校的問責制度可以是多方面的，要面向從校長到教職工全體，要本著實事求是、責權統一、公平公正的原則，做到追究責任與改進工作相結合，教育與懲處相結合。要在教學管理、德育管理、行政管理各個層次充分展開。不正確履職的要問責；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完成交辦任務的要問責；職權范圍內事項推諉或拖延辦理的要問責；發生教育教學事故要問責；違反規定亂收費補課的要問責；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的要問責。問責的方式從誠勉談話開始，可視情節輕重做書面檢查、通報批評、停職降職，以至于追究法律責任。通過問責，讓校長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職責，做一個負責任的領導，建立健全問責機制，能更好激發干部教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地促進他們的工作。問責是手段不是目的，問責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它能夠充分調動各方面因素，促進教育事業又快又好地發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發展日新月異。學校要想進步發展，離不開學校上下的一致努力，離不開學生、家長、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建立健全問責機制，才能更好的調動廣大教職工的工作積極性，才能更好地完成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才能更多地得到社會各界的理解幫助，學校才能又快又好地發展，更好地實現辦人民滿意學校的目標。

參考文獻：

康思婷 《批判性的反思型領導》 2011 楊建順 《論危機管理中權利配置與責任機制》 2003 孟衛東 《教育機制問責制的視角》 2009

第四篇：金融監管機構問責機制探析

摘要:隨著金融體系重要性的加深,金融監管機構日益獨立于政府部門。在這一趨勢下,為防止金融監管可能存在的腐敗、低效率、高成本等問題,加強對金融監管權的監督成為必要。為解決這一課題,從立法機關的監督、法院的司法審查、行政系統內部監督、金融監管機構自身治理和社會監督等角度出發,探討構建一個適合我國銀行監管當局適用的程序化、體系完整的問責制度。

關鍵詞:金融監管;問責制度;獨立性

一、國外金融監管問責機制考察

金融監管問責,按照Quintyn等人(2006)的觀點,可分為機構問責、歸制問責、監督問責和預算問責四個部分。從國外的實踐來看,一個完善的金融監管問責機制的建立首先要考慮金融監管機構與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之間的問責關系;其次,這種問責機制還應該建立在與其他利益相關者聯系的基礎之上,這樣,可以允許他們看到金融監管機構不同方面的工作,創造或培養出對金融監管機構目標以及成績的廣泛理解,從而有助于監管者建立起聲譽;最后,監管者自體問責也是必須的。(一)機構問責

1.與立法機關的問責關系。在西方,議會憑借立法權影響監管活動,負責建立金融監管機構運作的法律框架。金融監管機構向立法機關問責有三個目的:確保金融監管機構具有適當的使命;確定賦予金融監管機構的權力得到有效履行并有利于實現預期的目標;在需要對立法進行修改時,提供交流渠道。立法機關不應該對金融監管機構行使直接權力,或具體指導金融監管機構如何從事其監管活動。2.與行政機關的問責關系。行政部門對金融政策的總體方向和制定負有最終責任,并且政府作為規章發布者,在金融監管機構的主要負責人或董事會成員任命上發揮關鍵作用,所以,金融監管機構需要對相關行政部門負責。(二)監督問責

即與司法機關的問責關系。金融監管機構決策影響的個人和公司應有通過法院尋求法律救濟的權利。鑒于金融監管機構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對監管措施的司法審議是其問責關系的基石。這種問責形式在事后基礎上進行,以確保金融監管機構的行動在法律限度內。英國在此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經驗。(三)歸制問責

即如何對其他利益相關者及公眾負責。大部分金融監管機構是通過向被監管機關征收的費用來獲得全部或部分資金的,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向那些為其提供資金的人負責。透明度、協商與參與和承擔對監管影響(RIA)的分析是建立和維持此問責的有力工具。(四)預算問責制度安排

為確保金融監管機構的自主權,最好讓它在財務上獨立于政府。要達到這種結果的辦法之一是由受監管機構支付監督活動花費。然而,這可能為受監管機構行使不當影響開方便之門。因此,無論獲取資金的方式如何,都應該要求金融監管機構明確報告資金支出情況。(五)同體問責的制度安排

在很多國家,金融法律對監管機構治理結構也作了明確的規定,要求最高監管權力層至少設置三類部門:第一類是決策部門,一般是監管機構的董事會;第二類是執行部門,直接負責管理監管機構的日常監管工作;第三類是監督部門,是決策部門和執行部門的內部問責人,可要求后者分別就監管決策和執行過程做出相應的解釋和說明,并負責對監管機構的治理、財務、人員薪酬、風險等方面進行全面的問責。這三類部門的設置為部門間的互為問責提供了基礎。

二、我國金融監管機構問責機制的現狀與完善:以銀監會為例

Quintyn等人(2007)通過對世界32個國家銀行監管機構的問責進行了細致的考察,得出了這些國家在金融監管制度改革前后的問責指標得分(以100為滿分),其中,這32個國家的平均數改革前為40,改革后為61;中國改革前得分是19,改革后是38,數值相對較低。在實踐中,自2003年銀監會成立后,各方在完善金融監管問責機制方面都作出了頗大的努力,但是,仍舊存在著一些不足,需要加以完善。(一)異體問責

1.當前的金融監管問責視野較狹窄。這是異體問責存在的主要問題,主要表現在現行問責機制大多停留在監管機構內部的等級問責,即上級問責下級,這與民主政治的要求是不相符的。等級問責盡管在效力上具有優勢,但如果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么,上級的責任由誰來問就會成為一個問題,其結果必然是最高的一級無人追究責任。在我國,無論是銀監會、銀行,還是立法機構都沒有意識到被監管機構可對銀監會實施問責。同時,監管部門對公眾負責表現得更多的是盡到公布政策的義務,一旦所監管的銀行出了問題,在公眾如何問責監管機構以及其如何對公眾更加負責這點上并沒有更多的說明。我國現行的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沒有賦予利益相關人制定銀行規章的動議權,對銀行規章起草時是否要聽取利益相關人的意見、聽取意見采用的形式規定得較為模糊和隨意,而對在銀行規章審查階段如何處理利益相關人的意見也是模棱兩可(周仲飛,2007)。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缺憾。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體制改革不到位有關,與有關部門沒有解決為誰服務的根本問題有關。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就必須豐富異體問責的內容。其一,出臺保障銀行問責監管機構的法律,在制度上確定監管機構應該對上級相關部門、被監管機構以及公眾負責,以及這些主體對被監管機構實施問責的較具體的形式。其二,可以考慮借鑒國外的做法,在監管機構內部機構設置上增設一個“行業與公眾參與協調辦公室或委員會”,成員中有金融業界的代表,同時,也要包括來自學術界、中央銀行與消費者協會的代表。此舉可以在促進監管機構與利益相關方之間廣泛的咨詢磋商,使前者更加負責且更好地服務于后者。其三,增加對RIA的評估,作為發布監管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這可以使得受影響各方對新監管政策的影響尤其是成本負擔能夠有清楚的認識,也可以作為監管機構是否對受影響各方負責的一個指標來進行問責。其四,要加強監管問責透明度建設,保證問責制度執行的有效性,可以在銀監會內部增設監督委員會。

2.銀監會對國務院負責,但人大和政協有權召開會議聽取銀監會相關匯報,有義務辦理人大政協提交的議案。在我國,人大對銀監會的監督主要體現在人大會議召開期間銀監會有義務接受人大代表的質詢和人大專門委員會的監督,監督力度有限。如果把監督銀監會能夠納入人大專門委員會(如財經委員會)的日常工作,由財經委員會以其委員的專業知識和時間精力代表人大行使監督權力不失為有效的監督方式。

3.由于我國法院無權對銀行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制定這類抽象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同時,對某些監管措施是否屬于具體行政行為而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上也含糊不清,這些缺陷使司法救濟要作為問責我國銀行監管機構的有效手段仍任重道遠。在這方面,既能達到司法救濟的目的又能保證監管獨立性的較好方法是組建專門法庭,由具有銀行監管知識的法官來審理案件。(二)自體問責

目前,我國金融監管機構的自體問責制主要采取垂直問責的形式。《銀監法》第十二條規定了銀監會應公開監督管理程序,建立監督管理責任制度和內部監督制度。銀監會于2007年1月1號開始試行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工作人員履職問責試行辦法》(下稱辦法)對于全面推行依法監管,規范自體問責,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但銀監會自體問責的缺陷也是明顯的,需要合理改進。1.部門設置不盡合理。銀監會按照業務的模塊橫向設立部門,這種結構方式僅適合日常的監督管理工作,對監管決策過程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徐慧娟,2007)。應該建立最高決策中心及其(常務)顧問委員會與具體的執行委員會。最后,應考慮設立合適的監督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共同構成監督管理層,使得監管機構的問責機制和內控制度有效和得到推行。

2.問責委員會的設置不盡合理。履職問責委員會根據調查結果和處理建議,作出追究責任、不追究責任或免責的決定,而履職問責委員會組成人員又來自于其內部,獨立性很難保證。對此,可以通過設立一個較大范圍內的問責委員會的方式來解決自體問責主體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問題。問責委員會的部分來自于銀行監管部門內部,同時,加入來自金融領域的專家以及銀行業協會與消費者協會的人選,適當補充(金融)法學方面的專家。委員會下設辦公室,作為委員會的常設辦事機構,具體承辦問責的日常工作。定期(半年或一年)對監管機構的業績以及監管人員盡職程度進行評價。

3.有免責條款(詳見第二十條),但是這只是試行辦法,并沒有上升到法律法規的層面上來保障對監管人員的法律保護。要真正在法律上建立合適的監管者保護制度。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提倡對善意行為免責,且為多數國家采用。但是,法律保護銀行監管者,并非免除銀行監管者所有行為的責任。工作人員必須在自己職責權限之內根據自己所管理的法律來嚴謹、忠實地履行工作職責,才能免責。同時,可考慮提供有限的法律補償,盡量為監管工作人員的盡職工作掃除后顧之憂。

4.對于問責的過程與結果,并沒有是否公開的說法。這對于基于最大透明度下的問責來說,與其精神是不相符的。如果只是內部處理,很難保證其有效性。應該逐漸加強自體問責的透明度建設,問題人員的處理,無論處罰或免于處罰,信息都要及時的公開,對于原因也要作充分的解釋。

參考文獻: [1]含嶺.加強金融良好監管治理機制中的透明度建設[J],國際金融研究,2003,(5).[2]Arnone,Darbar,andGambini.BankingSupervision:QualityandGovernance[R].IMFWorkingPaper,2007 [3]俞可平.治理與善治[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4]IMF.CodeofGoodPracticesonTransparencyinMonetaryandFinancialPolicies[S].2000.[5]鐘偉.新巴塞爾協議和操作風險高級衡量法框架[J].金融與經濟,2005,(2).[6]王國剛.中國銀行業的治理機制[J].農村金融研究,2003,(8).

第五篇：2011公務員申論熱點問責機制

問責機制

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之問責機制

【背景鏈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5月22日召開會議，審議并通過《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這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將“問責”制度納入黨的紀律條例，第一次規定出問題不僅要問責行政負責人，更要問責黨委負責人，也是第一次對被“問責”官員“復出”作出明文規定。

2010年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強化行政問責，對失職瀆職、不作為和亂作為的，要嚴肅追究責任。各地區、各部門對中央的決策部署要執行有力，絕不允許各自為政。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要自覺遵守憲法和法律，嚴格依法行政。

【標準表述】

[內涵]問責機制說到底是一個誰來問責的問題，是一個向誰負責的問題。權力是人民賦予的，當然是要對人民負責。所以問責機制的內驅力就要落實在群眾的監督權上。常態化的政府問責，必須以健全的問責機制為基礎，通過立法確保各級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權力始終處于一種負責任狀態，杜絕任何行使權力的行為脫離法定責任機制的監控。

[意義]第一，它是硬約束。制約、規范了領導權力，有多大的“權”就擔多大的“責”。這必將大大增強各級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第二，它是寬范圍。以前行政行為出問題，主要問責行政負責人，黨委負責人并沒有進行問責的規定。問責規定第一次把黨委負責人納入問責范圍。第三，它是民字牌。這個規定不但把依靠群眾寫入原則之中，而且明文點出“檢舉、控告”是黨政領導干部應當問責的線索來源，并重視對群體性事件的問責。另外，對民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官員異地復出現象，也做了詳細規定。

[措施]一方面要從立法上進一步細化政府和官員的權責，不僅開出官員明細的“權力清單”，更需設計出明確的失職狀態下的責任后果；另一方面，須以嚴密的規則將各種責任方式、問責主體、問責程序以及責任實現的監督等納入法制軌道，尤其是要建立對問責的事后監督制度，對免職官員的復出進行必要的約束，以防止官員問責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