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袁士欽讀后感

讀《父母課堂》有感

學校：三臺縣金石中心班級：2014級4班學生：袁士欽 自從升入初中以來，我就一直訂閱《父母課堂》這本書，并且每一本都會看，就算是時間很緊，我也會大致的瀏覽一下，因為我覺得，它是一盞指引我們成長的明燈，也是一座架在孩子和父母之間的橋梁。

最初看時，覺得這本書沒有什么好看的，而且內容好像有點千篇一律。但是當我靜下心來仔細閱讀時，卻發現內容有“大”有“小”。因為有很多人教子無方，最終使孩子走向了犯罪的深淵，這可謂“大” ；里面也有一些家庭瑣事，不過，你可別小看了這些家庭瑣事，它們可能影響孩子的一生。

讀《父母課堂》對孩子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它不僅是一本“故事書”，而且他能培養孩子良好的閱讀習慣，同時，里面很多實例對我們來說就是一聲“無言的警告”。

當然，《父母課堂》這本書也是家長也值得看的，通過看這本書，可以消除代溝。大人和孩子可以就自己的觀點進行討論，增進父母和孩子的理解，和諧家庭的關系。尤其是孩子在青春期遇到的問題，很多家長不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變化，《父母課堂》就可以幫家長們解答。

《父母課堂》中有一篇文章叫《父母閑散殃及孩子》，恰巧今年的四月，我也眼見了一回現實版的——

在我舅舅家隔壁有一家三口，父親白天在外干活很少回家；母親整日在外打麻將，家里沒有人收拾，孩子也沒有人管。那位母親一天走在外面“打理”得很整齊，可是當她從你的身邊走過時，就有一種臭味襲來，讓人很不舒服。有一次，我和舅舅幫她家送東西，一看那屋里簡直沒法住人，地上的衛生紙、花生殼、還有撒了一桌子的菜卻沒有擦的桌子，桌旁一個滿身污垢的小女孩，當時我就想：這就是真正的“父母閑散殃及孩子”！我認為：“一個窮人家庭可以走出一個富翁或者國家總統，但是一個沒有良好習慣和品質的父母，絕對教育不出一個優秀的孩子”。和孩子一起成長，不僅會幫助孩子成長，也會使家長自身受益。《父母課堂》讓我收獲很多，既有成長路上需要的知識，又有為人處事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它讓家長和孩子一起成長，是讓家長和孩子溝通的橋梁，讓社會多了一份和諧和溫馨！

第二篇：《士與中國文化讀后感》

我對中國文化中的士一些看法

——《士與中國文化》讀后感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士”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從整體上看，“士”的形成及演變在中國歷史上也確然具有高度連續性的傳統。

余英時先生在他的《士與中國文化》中說：“中國歷史上的‘士’大致相當于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但兩者之間又不盡相同?！薄拔覀內绻匪輾v史，從孔子算起，中國‘士’的傳統至少已延續了兩千五百年，而且流風余韻至今未絕。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雹冖?/p>

“今天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币蚨糯袊摹笆俊痹谕苿又袊鴼v史的發展中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不知道為什么我總不大喜歡“知識分子”這種說法，或許是源于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吧。比如每次回家，我媽見到我說的第一句話，總是“呀，我們家的知識分子回來了！”，雖然只是一句玩笑話，但我總覺得這無形中把人分為三、六、九等。其實我并不是什么知識分子，也不符合知識分子的定義?，F在所說的知識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識的人，他首先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同時還必須深切的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厲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于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相對來說，我更喜歡“知識人”的提法。我們再看，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商務印書館，1985版，第324頁）中，“分子”是指屬于一定的階級、階層、集團或具有某種特征的人；而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分”別也。從八，從刀，刀以分別物也。因此我個人覺得“分子”這個詞帶有一定的團體的性質，是一類物的整體；而“人”就可以具有精神層面和文化層面上的自由。中國古代的“士”雖在早期是帶有團體性質的貴族階層，但隨著科舉制度的興起與發展，“士”的界限便不再限于某一固定的階層了，因而我個人覺得“知識人”比“知識分子”更為貼切于對中國文化中“士”的表述。

在中國歷史上，“士”從社會地位上來講，經歷過一個從貴族階層到庶民階①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序篇第1頁.② 同上.第9頁

③ 同上.第2頁.④ 同上.④

④③

層的轉變。在周代春秋時期社會階級的金字塔中：

1.金字塔的塔尖：天子

2.金字塔的第二層：諸侯

3.金字塔的第三層：大夫

4.金字塔的第四層：士

5.金字塔的第五層：庶人

6.金字塔的底層：奴隸、蠻裔等等

從第一層到第四層都屬于貴族，在春秋晚期直到西漢末年的社會中，“士”都是出現在貴族階層的，而在封建社會科舉制施行之后“士”便從貴族階層逐漸走向庶民階層。“成為庶民之首?！?/p>

處于金字塔第五層的庶民在也有機會上升為士?！暗搅舜呵锬┤~，士庶的界限已經很難截然劃分了?！斯ど趟臁?、‘ 臺宴士庶子’都說明春秋晚期庶人已有正式的上升之途”。此時庶人上升的途經主要還是依靠戰功，科舉制度興起以后，則更多的是以學術仕進。

英國的哲學家柯林武德的核心理論就是“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中國的“士”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在歷史的每一個時期的的變異也是中國史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折射。

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已逐漸取得了一個共識：“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復返，代之而興起的是現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代“士”而宣告了“士”的傳統的結束。

縱觀中國的封建史，是一部自身內部不斷斷裂、更新的歷史。而“士”的傳統也是這樣在斷裂中不斷更新并最后走向消亡的。

這里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傳統”一詞本身便蘊涵著“連續不斷”的意思。那所謂“斷裂”有是指什么呢？我想表達的是，這里所說的“斷裂”都是指“傳統”內部的“斷裂”，相當于英文中的“Break”一詞，即中斷后仍能沿著原先部分繼續發展進行下去，這種斷裂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就如中國封建史上朝代的不斷更迭一樣，有誰會站出來說，中國的歷史就因此而是斷裂的了么？

事實上每經過一次“斷裂”，“士”的傳統也隨之推陳出新一次，進入下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而連續性則貫穿于它的不斷的內部“斷裂”之中。西方學者曾將基督教的“傳統”一詞形容作“永遠的古老，永遠的新穎“，這句話與“以古為新”很相近，這里也可以移用于“士”的傳統。

“士”的傳統既然是一活物，在一個接一個的內部“斷裂”中更新自身，那么它最后為什么走向了解體，并從歷史上隱沒了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①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頁.①

我認為，這是緣于一切的活動都需要遵循規則，一旦規則不能再約束活動行為，那么之前一直延續的就會不復存在。

“士至于道”，這是孔子最早為“士”所定下的規定。所以“士“在中國史初次出現的時候便有了參與“治天下”的要求。這個要求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儒家。司馬談就告訴我們“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雹購南惹匾詠怼笆俊熬筒粩嗟挠袇⒄囊螅跐h代，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等人的“獨尊儒術”的提議之后，不但郡縣舉孝廉改以“士”為對象，太學中博士的弟子更成為入仕的重要途徑。從此漢代官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

從隋唐到明清一千年間，“士”在文化與政治方面所占據的中心位置是和科舉制度分不開的。通過科舉考試，“士”直接進入了權利的大門，他們的仕宦前程已經有了制度的保障。但這也決定了中國“士”的悲哀?！皩W而優則仕”，“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讀書中舉成為“士”唯一晉身仕途的途徑，一輩子在科舉教育中度過，有多少人能跨過那道龍門，飛黃騰達呢？大多是像孔乙己一樣，連半個秀才都撈不到?？滓壹旱男蜗蟠碇S多在科舉考試中不能中舉的“士”的形象，為一個飄渺的目標而虛度一生?？杀蓢@！

“士”的傳統雖然在現代結構中消失了，但“士”的幽靈卻仍然以種種方式，或深或淺的纏繞在現代中國知識人的身上。“五四”時期，知識人追求“民主”與“科學”，單從他們在行為模式上來看，仍擺脫不了“士以天下為己任”的余韻。有一位西方思想家在二十世紀末曾對中國的知識人這種精神感到驚異。他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把許多現代價值的實現，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是他們獨有的責任，在西方社會中，這些價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知識分子并不比別人應該承擔更大責任。他的這種驚異，在我們看來卻很是平常，因為知識分子的這種思維模式是受到了“士”文化的長期熏染，擺脫不了“士”的陰影。

中國文化中的“士”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我也不再做更詳細的論述，就這樣淺談即止吧，即以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已。

①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758頁.

第三篇：士與中國文化讀后感

《士與中國文化》讀后感

著作簡介：

《士與中國文化》集結了余英時先生十二篇歷史研究的論文集，也是共12章節，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共61100字。由于是論文集，可能在邏輯上有不連貫的地方，但總體脈絡還是十分清晰。研究知識分子比較著名的還有李澤厚<李澤厚十年集>和許紀霖的《知識分子十講》。

作者簡介：

余英時，原籍安徽潛山，1 930 年生于天津。1 950 年至1 955 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 956年至1 961 年就讀于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現居美國。余英時在中國內地比較廣為人知的作品有《士與中國文化》《中國知識分子論》等

余英時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從不同歷史階段的個案出發尋求中國文化內在理路的連續性和價值的再發現,在當代海外學者中,余英時是受中國傳統史學影響較深的,他的論著呈現出一種文人情懷和學者風范相結合的風貌,這種治學氣質比較鮮明地體現在對知識分子的研究和關注中,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士與中國文化》彰顯了這個特色。

作者在各歷史階段中選擇了若干有關“士”的發展的中心論題，然后對每一論題進行了比較具體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過這一重點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訪談時如是說（研究背景）：

“我開始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發生深厚興趣是在1940年代，當時中國史觀正處于一個反傳統的模式。中國整個過往被負面看待，即便中國獨特的發明，也在西方歷史發展的對照之下，被詮釋為偏離普遍文明進步的正軌。當時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以及對自己的認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贅言。”彼時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國都對中國傳統質疑之時，開始研究這樣一個主題，心中難免有不平之意吧？ 本書由于時間問題，我暫時并沒有看完，但是都大概看了下每個章節的內容，結合本書的導讀和簡本，我把本書分為6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士”一詞的起源，本義，并告訴我們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貴族，逐漸演變成庶民，以及“士農工商”四民社會格局的奠定才最終賦予了“士”延續至今的本質含義。

第二部分，主要以漢代的循吏為切入點，闡述了代表著“士”的循吏身上的雙重身份，即治理政務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動教化的“師”的身份。在這里，余先生告訴我們，其“師”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和規定的，而是一種自覺的現象，這里，我們必須引起重視，循吏的自覺的教化，甚至更加認同“師”的身份，這都證明，士和中國文化之間，有著一種自然的承載關系。

第三部分，主要講了魏晉時期的士人“自覺”和社會“自覺”的兩個現象，來論證“禮”和“情”的一種對立統一，這時的士依附于士族社會，并且更加的重視著個性發展和人格精神獨立自由。

第四部分是從唐宋到元明時期，儒學添加進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和禪宗影響下發生著變化，導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漸由一種政治上的功用轉化為一種社會功用。

第五部分，著重介紹了明朝的士人與商人的關系，士而商，或者商而士，四民社會的格局發生變化，以前最被輕視的“商”在此時躍居到第二位，并在社會地位和價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六部分，是對本書的一個總結。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二章節，這里我主要講下我看完第二章節后的感想。第二章節作者通過對“道”與“勢”兩個重要的概念的講解，以達到對“士”的群體形象的探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希望用階級來分析文化現象，尤其用新興地主階級的觀念來分析“士”的興起。而本文卻鮮明的提出“知識階層不屬于任何一個特定的經濟階級，因此他才能堅守‘思想上的信念’，這恰是孟子‘恒心’的現代詮釋”，作者一再強調“從道不從君”的理念。如何來解釋這一特殊群體存在的意義與結果呢？作者再次用傳統經典中“思以其道易天下”的理想，與湯因比提出的“創造少數creative minority”概念，強調“道”的最終目的是改變現狀，具有比政治更高的權威，而且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疏離于普遍階級的“創造少數”也確實可以做到了這一點。而由于中國的“士”追求的是“人道”，因此他的實現沒有確定的保障，因此更重視自愛自立自尊。西方上帝的尊嚴可以通過教會制度來樹立，但是中國“道”則懸在空中，以道自任的知識分子只有守住個人的尊嚴才能抗禮于“道。” 在中國今日的社會背景下，這一觀點也有其現實的意義，既是對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呼喚與對追名逐利之徒的含蓄批評；也是希望通過價值觀的構筑，在廣泛的社會層面上，以道的力量，或者說道德文化的教化，來實現長遠的目標。

問題：

1.為何余先生沒有在書里沒有論述自隋唐以來對中國士階層影響很深的科舉制度，比如階層的流動等…..2.現代的中國，我們時常會聽到現在的中國人缺少的是信念，那么一直有著堅持“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理念，余先生也在書中寫到從漢代以來，循吏，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有二個身份，一個是治理政務的“吏”的身份，還有就是主動教化的“師”的身份。從漢到清末一千多年，但是怎么就是在這個近代的短短時間內會漸漸的淡化了？？

第四篇：《士與中國文化》讀后感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讀書筆記

在圖文無意中看到一本已經泛黃的書——《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興趣，從書名可以看出其敘述的主要對象就是“士”。那么究竟什么是“士”，與中國文化又有怎樣的一些聯系？

這本書的作者余英時教授是美國哈佛大學的華裔史學家，一位以中文寫作為主且專注于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學者，獲得了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是華裔學者獲此獎的第一人。余教授在各歷史階段中選擇了若干有關“士”的發展的中心論題，然后對每一論題進行了比較具體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過這一重點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書的序言中闡述了“士”的現代意義：“‘士’在古代大致相當于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識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知識分子’首先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可以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他行業的腦力勞動者。”而且它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個人的私立之上的”1

關于“士“的起源，書中所記“‘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門掌事的中下層官吏。多數近代學者都認為士最初是武士，進過春秋戰國時社會變動轉化為文士”2，“士最初是最低級貴族”。到春秋戰國時上層貴族下降，下層庶民上升，士階層是上下流動的匯合場所，人數隨之大增。當時農人可上升為士。這一階層擴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職之人，從固定的封建關系中游離出來，進入一種“士無定主”的狀態，這時出現了大批有學問有知識的士人，他們以“仕”為專業，然而社會上沒有固定的職位在等著他們?！啊棵瘛某霈F是中國的知識階層興起的一個最清楚的標志”3。

春秋時期是古代貴族文化的最后同時也是最高階段?！俺跚飸饑摹Y崩樂壞’是‘百家爭鳴’的前奏。而禮樂是章學誠認為的古代王官之學，也就是古代1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自序第2頁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頁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頁

學術的總匯?！?禮崩樂壞，“道術為天下裂”這一過程即“哲學的突破”。所謂“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對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與歷史上的處境發生了一種系統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所謂“哲學的突破”即“對構成人類處境之宇宙的本質發生了一種理性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所達到的層次之高，則是從來都未曾有的”5。這種認識隨之而來的是對人類處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義有了新的解釋。

“中國的‘哲學的突破’是針對古代詩、書、禮、樂所謂‘王官之學’而來的”6?？鬃右环矫娉欣^傳統，而另一方面則賦予詩、書、禮、樂以新的精神與意義。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學的舊傳統。墨子最初也是習禮樂，后來成為禮樂的批判者。就其批判禮樂言，墨子的突破自然遠較孔子為激烈?！罢軐W的突破與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有極密切的關系。因為突破的結果是帕森思所謂的‘文化事務專家’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顯著的集團。他們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最初型態?！?

而對于“哲學的突破”的影響，余教授認為有三點：“古代知識階層興起的一大歷史關鍵，文化系統從此與社會系統分化而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分化后的知識階層主要成為新教義的創建者和傳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導致了不同學派的并起，因而復有正統與異端的分歧。”8而這三點都足以使我們對中國古代士階層的發展在理論上有進一步的了解。

中國知識分子從最初出現在歷史舞臺那一剎那起便與所謂“道”分不開，盡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義。余教授在書中談到：“先秦的士以‘道’自任，受到時君的尊重主要也是由于他們所代表的‘道’。”9諸家論“道”都強調其歷史性，即與以往的文化傳統之間的密切聯系?！叭濉⒛凇豕僦畬W’解體之后，極力要爭取‘道統’上的正宗地位，但他們并不承認‘道’是他們創建的?！敝袊糯馈钡牧硪惶卣?，為“人間性”，中國古代之“道”，比較能夠擺脫宗教和宇宙論的糾纏。中國沒有古希臘那種追究宇宙起源的思辨傳統，強調4

510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頁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頁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0頁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頁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頁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頁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頁

人間秩序的安排。盡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義。由此建立起來的一組核心概念就是“內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余教授是把它作為理解中西思想差異的樞紐來處理的。所有價值都是具有超越源頭的，在這一點上東西方殊無二致，所不同者是超越與人世的關系。從“道”還是從“勢”的困惑來自于知識分子與君主之間微妙復雜的關系,“士與王侯在政統中可以是君臣關系, 但在道統

11中則這種關系必須顛倒過來而成為師弟”。若以師弟關系相論, 知識分子自然享

有指導君主的權利,“道”尊于“勢”,以“道”控“勢”,當是不言而喻。若以君臣關系相論, 作為大夫的知識分子又負有服從君主的義務, 其既然是官僚行政結構的一個部分, 就必須實現整個結構在君主制的條件下, 其往往體現為君主的個人意志所規定的既定功能。師弟關系與君臣關系那里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規范, 知識分子在前者發揮的是價值功能, 在后者發揮的是工具功能, 其扮演的角色規范相去甚遠。然而, 在中國古代那種社會文化情境下, 偏偏要求知識分子一身兼二任焉, 這自然挑起了雙重角色規范從“道”與從“勢”間的劇烈沖突。

在書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已初現端倪。“第一，構成條件不是階級，而是其所代表的道。第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開始就管的是愷撒的事；后世所謂‘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觀念都是從這里濫筋出來的。第三，知識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勢’更尊。第四，由于‘道’缺乏具體的形式，知識分子只有通過個人的自愛、自重才能尊顯他們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別無可靠的保證。”12而中國知識分子自始即注重個人的內心修養，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總之，一方面中國的“道”以人間秩序為中心，直接與政治權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備任何客觀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擔子完全落到了知識分子個人的身上。在“勢”的重大壓力之下，知識分子只有轉而走“內圣”一條路，以自己的內在道德修養來做“道”的保證。但是從歷史的觀點看，儒家的最初與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學》的修、齊、治、平明確地揭示了儒學的方向，《中庸》也同樣說:“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敝R分子雖然自始便有重視“修身”的傳統，絕不能因此肯定他們都在精神修養上有了真實的造詣。事實上，世主也以此為取11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頁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6頁

“士”的標準?！靶奚怼奔热擞诶撝揪捅厝徊幻庖鳛樘搨?。

儒教在漢代確居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儒教對漢代國家體制，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影響是比較表面的，法家的影響仍然是主要的。對孔子和儒家而言，文化秩序是第一義的，政治秩序是第二。循吏兼“吏”與“師”的雙重身分，這雙重身分可以稱之為“政統”與“道統”。這兩個傳統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互相支援，一方面又不斷發生矛盾。漢代的循吏恰好處在這兩個傳統的交叉點上。

到了東漢政權的建立實以士族大姓為社會基礎。光武集團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形勢下獲得最后的勝利，除劉秀個人的身世，及其所處的客觀環境較為有利外，它和士族大姓之間取得了更大的協調，顯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認，士族在當時社會上確實起著主導的作用，大姓跟著士族走。東漢這個靠著士族大姓的輔助而建立起來的政權，最后還是因為與士大夫階層之間失去了協調而歸于滅亡。

看完這本書，感受良多。這本書的主要論題，均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作為考察對象，探討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人格形成的過程。不僅如此，作者在探討“士”這個特殊階層的時候，并不僅僅局限于中國社會，而是能以比較的世界眼光來衡量他們的作用和影響，將“士”與古代西方的知識分子進行比較，找出他們的相似與區別之處，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學習歷史的同學應該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第五篇：苗士中讀后感

讀管建剛《我的作文教學主張》有感

內容摘要：管建剛作文風靡全國，尤其是他提出的作文教學主張，更能讓人循得作文教學規律和方法。讓學生主動的、愉快的學會作文、創造性的寫好作文、享受作文”的主張統領下，提出了九個具體的主張,九個主張又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生活重于生成”。第二層次是“文心”重于“文字”.第三層次是關于興趣與技能、發現與觀察、講評與指導、多改與多寫、真實與虛構、課內與課外、寫作與閱讀。關鍵詞：

生活

講評

興趣

管建剛作文教學系列中的《我的作文教學主張》一書,百讀不厭,讀完直覺神清氣爽,這才叫真正踏踏實實教作文，研究作文.管建剛用自己的努力完成了美麗轉身。

《我的作文教學主張》是一個系統，在“讓學生主動的、愉快的學會作文、創造性的寫好作文、享受作文”的主張統領下，他提出了九個具體的主張,九個主張又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生活重于生成”。管建剛有一個精辟的觀點，學生的作文不是另一種生活。意思也就是不要把學生的作文和日常生活割裂開來，“只要活著就有寫的內容”。第二層次是“文心”重于“文字”.這里的文心指的是寫作興趣和寫作意志。文心是學生寫作的心靈，是心靈的蘇醒，是心靈敞開，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對理想的追求。他說“沒有興趣的寫作是“死”的寫作，他認為興趣比技能重要。母親最辛苦，母親也最幸福，有了興趣，有了愛，寫作的辛苦將全部轉化為幸福。第三層次是關于興趣與技能、發現與觀察、講評與指導、多改與多寫、真實與虛構、課內與課外、寫作與閱讀。下面就前兩大層次做一感受。

首先談談管建剛老師的講評與指導。作前講評和作后指導是作文課的兩大類型，許多老師看了管老師他們班上的學生的作文都說，他們學生寫的作文就是不一樣：很鮮活，各有各的樣。而管老師的回答是，他從不上作前指導，只上“作后講評”。學生進入三年級以后，作 1 文教學成為我們語文教師關注的教學重點之一。一直以來在作文指導方面，都把大量的心思花在了作前指導上。課前鉆研教材，本次習作該寫什么，可以怎樣去寫，寫的時候要注意些什么，然后選擇幾篇優秀的作文，朗讀給學生聽，然后讓學生學著范文的樣子去打草稿。而作后講評只是讀一讀班級中寫得好的習作，再拿一兩篇有代表性的問題作文拿出來集體修改。這樣的作文指導課，大家自認為還是上得比較認真的，學生基本能夠按著我們給他們指領的方向走。但管老師認為作后的講評重于作前的指導，“童言”必須“無忌”，學生的作文才能精彩。文中，管老師有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以“指導”為中心的作文教學，就是老師在前面跑呀跑，學生在后面跟呀跟，跟不上，恨不得把他們臭罵一通。而以“講評”為中心的作文教學，就是學生在前面小跑，教師在后面關照、扶持、傾聽、幫助的教學。學生遇到坑坑洼洼，要摔跤、要跌倒，你上去扶一把，告訴他要注意的事項。因此，我們的作文講評課，就是要先“把脈”，再“下藥”，學生寫出了什么樣的作文，出現了什么樣的問題，老師給診斷，開藥方，如此才能對癥下藥，藥到病除。“文章不厭百回改”、“作文三分寫，七分改”、“好作文不是寫出來的，是改出來的”這些都告訴我們修改的重要?？稍诂F實生活中，學生只要寫完最后一個標點，就感覺萬事大吉了，都對“改”持排斥態度。管老師用將近十年的時間，建立了一個“我要改”的系統。因為學生要在“班級作文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都要經過六次有針對性的修改，每一次都有具體的要求。管老師也說，寫作上的“我要改”，絕不是件簡單的事，需要根據自己的、班級的實際找到一個非常有力的、有效的實踐點。我自己也深知修改的重要，因為一篇文章，每一次修改都會找到瑕疵，即便經過無數次修改感覺已沒什么了，變成紙質的以后，還會有很多不滿意。學生的問題是從思想上不重視，不愿改，因為沒有嘗過修改后的甜頭，所以也發現不了什么問題，如何做好，真是任重道遠。另外，管老師一周讓學生寫一篇作文，而不是一節課 2 寫一篇的做法，我感覺也很有道理。它的秘密在于，作文要深入學生生活的每一天，而不是一節課寫了，從此不聞不問。每個周一，他就宣布寫作主題，讓學生用一個星期去發現符合主題的材料。表面看，它是搜集寫作素材，隱在背后的是，寫作由此成為學生的一個牽掛。牽掛能使人敏感，敏感能使人獲得靈感。這一點，之前我是沒有想過的，我感覺很實用，也很有道理。

其次特別談一下:“興趣”重于“技能”。管老師提出：小學作文教學的第一要務是培養并長期保持學生寫作的興趣。我們都知道，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雖然在教學中，我也知道要激發學生的寫作興趣，但卻沒有像管建剛老師那樣琢磨出一套培養、保持學生興趣的妙招，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為了讓學生體驗“發表”的樂趣，依靠“發表”的力量來激發習作的熱情，他辦起了班級手抄報，后來條件允許，學生看到自己的作文能發表了，心里自然歡喜，但任何一種形式，時間久了，學生的熱情度肯定會受到影響。于是管老師想到了很多法子：學生的作文在《作文周報》上發表之后，管老師就發給學生一張“刊用紀念卡”，卡收集到三張就授予“作文新苗”稱號；再三張，升級為“作文小能手”；再集到三張，就升級為“班級小作家”。“班級小作家”能出“個人專欄”，評“班級諾貝爾文獎。

在習作教學的道路上，我們也要學習管建剛老師，學他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工作態度。學他不停地思索著，妙招層出不窮的創新方法，點燃學生的習作熱情，讓自己的學生也真正愛上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