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外貿商品結構的變動分析及優化對策研究

【數據庫】人大2005年三季度經濟類專題

【文獻號】106

5【原文出處】宏觀經濟管理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50

4【原刊頁號】35～37，4

3【分 類 號】F5

2【分 類 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508

【標 題】我國外貿商品結構的變動分析及優化對策研究

【作 者】易瑾超

【作者簡介】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商學院。

【摘 要 題】貿易實務

【正 文】

建國以來，隨著經濟建設步伐的加快，我國對外貿易獲得了長足發展，貿易總額不斷攀升，為國家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事業躍上一個新臺階。1978年—1998年的20年間，對外貿易總額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5.6％，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越來越大。2004年，我國進出口總值達到11547億美元，增長35.7％，其中，出口額已達5934億美元，增長35.4％；進口額5614億美元，增長36.0％。貿易大國的地位進一步鞏固。然而，也應清醒地看到，我國自“九五”時期以來，外貿經歷一個調整階段，其中包括結構上的調整，而外貿結構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商品結構。

一、我國外貿商品結構變動分析

（一）我國外貿商品結構變動的歷史回顧

建國初期，我國出口商品以初級產品為主，工業制成品比重很低。隨著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工業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53年的20.6％上升到1979年的46.4％，接近出口總額的1/2。20世紀80年代以后，更加明顯的體現了這一趨勢。1981年我國出口商品中的工業制成品比重達53.3％，第一次超過初級產品比重46.7％，以后不斷上升，工業制成品已成為我國的主要出口商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出口實現了兩次大的跨越，1986年，紡織品取代石油成為我國第一大出口產品，標志我國擺脫了以資源為主的出口結構，進入了一個以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為主導的時期。1995年，機電產品的出口首次超過紡織品成為最大類的出口產品，這次出口結構的跨越比第一次更有分量，為我國實現出口的大國之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在1980年—1998年這19年中，勞動密集型產品一直占較大比重，特別是目前作為我國最大類出口商品的機電產品，表面上屬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但實際上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中75％以上是通過加工貿易實現的，其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增值率很低。這說明同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占優勢相比，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層次較低。

同出口商品結構一樣，我國進口商品結構也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建國初期，我國處于經濟恢復階段，在1953年的進口總值中，生產資料的比重達到92.1％，占了絕大部分。60年代國民經濟處于嚴重困難和調整時期，生活資料占進口總值的比重由1953年的7.9％上升到1962年的44.8％，生產資料則相應

下降。70年代以后才明顯回升。80年代以后，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國進口商品結構又發生新的變化，工業制成品比重遠遠高于初級產品比重，1986年以后一直穩定在80％以上。

（二）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變動的特點

第一，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向合理方向發展。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歷經了80年代初的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與90年代中期以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為主向以資本、技術密集型制成品為主的轉變。目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貿易競爭的重要力量。這些轉變反映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這種發展趨勢同世界貿易的總趨勢是一致的。

第二，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層次偏低，靜態效益低下，結構競爭力較弱。現階段，我國經濟兩個根本性轉變尚未完全實現，外貿出口以創匯為中心的觀念還沒有徹底改變，造成外貿粗放經營，出口制成品大多加工度淺，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特別是我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貿易競爭力還比較弱。這表明我國依靠產業多樣化、充足熟練的勞動力資源使制成品出口健康發展，但還沒有在最具活力的技術密集型領域建立起國際競爭優勢。

（三）我國進口商品結構變動的特點

第一，工業制成品進口穩步上升，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成為進口主導產品，進口商品結構呈現逐步優化的趨勢。1980年以來，隨著我國外貿規模的擴大，初級產品在進口總額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工業制成品的進口比重穩步上升。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進口比重一直比較穩定，基本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近年來這一比重有下降趨勢。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比重呈上升趨勢，成為進口的主導產品。這種變動趨勢表明我國一般加工業的國產化能力正在逐步提高，從而對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同時，隨著國內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對國外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的需求日益增加。

第二，進口需求剛性加強，造成進口依存度較高。我國進口商品結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進口需求剛性不斷加強，造成國家進口依存度偏高。由于我國工業化起步晚，生產力水平較低且人均資源量有限，現代化建設中必需的物資、技術設備嚴重不足，很大程度上要依賴進口支持，形成了強勁的進口需求和較高的邊際進口傾向，這就造成了進口剛性。80年代后期曾一度出現原材料（以鋼材為代表）進口過度的現象；90年代以來國家吸收外資增加，外商直接投資也帶來大量設備、零配件及輔料的進口，使得我國進口依存度節節升高。

二、我國外貿商品結構變動的原因分析

（一）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

理論和實踐都表明，一國外貿商品結構與其國內產業結構有密切關系。產業結構是一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物質基礎，產業結構的狀況和演變趨勢制約著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下面就不同歷史時期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動對外貿商品結構的影響進行分析。

建國初期，國民經濟處于恢復時期，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了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入。結果，一方面，造成消費品生產落后于社會需要；另一方面，重工業的發展實際是加工工業的發展，基礎工業受到忽視。所以多年來，我國重工業產品在出口產品中比重一直不大，而輕工業產品在國內長期緊缺，難以發揮出口優勢；反之，生產資料的進口占我國進口商品的比重一直很大。在重工業產品和輕工業產品出口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國家只能將初級產品拿來出口，以賺取外匯支付進口，造成初級產品出口比重居高不下。

70年代末，我國開始針對國內嚴重的產業結構矛盾進行改革。首先，加大了對農業投入，使農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這一變化反映在我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中便是從80年代初開始，初級產品比重下降。80年代初，我國實行鼓勵輕工業更快發展的政策，連續10多年的輕工業高速增長使輕重工業比例發生明顯變化：輕工業比重從1979年的43.1％上升到1990年的49.4％；重工業比重則由56.9％下降至1990年的50.6％。到90年代初，我國輕重業比例失調問題基本解決。同時，外資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上，所以80年代后期，輕紡產品和以鞋類、服裝、玩具等為代表的雜項制品占我國出口商品的比重均有上升。90年代以來，我國加強了對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特別是對能源、交通、通訊等“產業瓶頸”投資強度加大，從而重工業重新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在這一時期的出口產品中，辦公和電信設備及機器比重有所上升；同時重工業化又帶來大量機械運輸類商品的進口，礦物燃料的需求也在增加，這兩類商品在進口結構中的比重也上升了。另外，受世界范圍內新技術革命的浪潮的影響，我國從90年代中期開始加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2002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額首次超過紡織品，成為我國外貿出口的新亮點。

（二）我國出口商品在世界上競爭優勢的影響

一國產品的比較優勢總是通過競爭優勢體現出來，而且一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更易于形成競爭優勢，所以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來研究商品結構更有價值。在這里我們引入貿易專業化系數TSC（亦稱貿易競爭力系數）。其基本公式是：TSC＝（出口－進口）/（出口＋進口）。1990年—2001年我國主要出口制成品的TSC值最高的是雜項制品（主要為鞋帽、箱包、玩具等），每年都保持在0.7以上且呈上升變化，說明這類行業出口競爭力最強。機械及運輸設備TSC值雖全部為負，但負值是逐漸減小的，說明我國這類產業的競爭力正逐漸增強，90年代以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大量增加恰好和這個趨勢是一致的。化學品及有關產品的TSC值也全是負值，其變化略有些不平穩，但仍可見其競爭優勢逐漸好轉。盡管目前我國出口制成品比重占全部出口的80％以上，但競爭力最強的是雜項制品，競爭力最小的是機械及運輸設備，次小的是化學品及有關產品，也即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出口商品主要來自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仍偏低，但呈現逐步提高的趨勢。所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品出口，既是我們的一個長期優勢，也是我國經濟和外貿出口穩定增長的客觀要求。我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貿易競爭能力與我國機電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現狀相適應。

（三）跨國公司的影響

跨國公司對我國外貿商品結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我國的貿易總量、貿易方式和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來實現的。

1.對我國貿易總量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到我國投資建廠。從而，帶來了大量建設資金、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突出的表現是外資企業對我國貿易總量增長的貢獻。從1980年到1998年這19年里，我國進出口總額增加了約7.5倍，而外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占我國總額的比重則從1980年的0.1％上升到1998年的48.7％，接近我國進出口總額的一半。

2.對我國貿易方式的影響

我國的外資企業有相當大一部分從事加工工業生產。隨著外資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上升，加工貿易逐漸成為我國主要貿易方式中的一個突出代表。

在按貿易方式劃分的我國對外貿易構成中，加工貿易項下的貿易額占優勢。進入我國從事加工生產的外資企業通過加工貿易的方式，既推銷它們的原料、零部件和機器設備，又控制了我國對其母國和其他國家的出口。這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進出口商品的構成：外資企業要進行加工生產，大量進口原輔料和機械設備，使我國這部分產品在進口總額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其加工成品的出口又會引起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相應項目的比重增加。

3.對國內產業的影響

更多的外資進入主要為了搶占我國國內市場。90年代在我國以獨資或控股合資公司為投資方式的跨國公司，其出口額對國內銷售額的比率遠低于全部外資企業的平均比率。這些外資的到來對國內制造業發展體現出明顯的產業壓制。而我國為了吸引更多外資以促進國內經濟建設，實際上給予了外企以“超國民待遇”。這樣，跨國公司相對于國內企業，其壟斷優勢更容易轉化為競爭優勢。產業壓制增加了我國產業進一步升級的困難，對我國外貿商品結構也帶來了不利影響。

三、優化我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對策思路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將在更大的范圍、更寬的領域和更高的層次上融入世界經濟。要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就應從優化我國外貿商品結構入手。

（一）以發展支柱產業為核心，推動國家產業結構升級

由于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因此不可能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短期內迅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只能在一定時期內定位于發展傳統支柱產業，以增強這些行業的競爭力。與此同時，應通過一定的積累和創新，選擇一些具有相對優勢和長遠發展戰略意義的高新技術產業予以支持，逐漸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全面升級，進而實現外貿商品結構的全面優化。

（二）大力促進區域經濟和行業經濟的協調發展

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也需注意到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較大的區域差異。沿海地區技術和資金力量比較雄厚，有較強的科技開發能力，應抓緊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向高增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實現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國內自給，同時促進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中西部地區的優勢是勞動力和資源豐富，為使資源優勢轉化為商品競爭優勢，應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相結合的新興產業。

（三）以增加產品的科技含量為先導，化比較優勢為競爭優勢

目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出口商品結構上的差別，已不再是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差別，而主要是傳統制成品與高科技產品的差別，是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與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差別。要發展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必須以科技為先導。要實現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關鍵在于大力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改善出口商品結構。

（四）要特別強調有效提升現階段加工貿易質量和層次

從宏觀上加強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導，實現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較變，把一味地追求數量擴張的目標轉變為依靠提高加工貿易產業的經濟效率、產品質量和技術附加值來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標。要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加工貿易的產業關聯度，通過產業政策引導資金投入中上游產業，以促進加工貿易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的國產化。

（五）以外資為媒介，實現出口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

要圍繞我國優先發展的產業吸引外資，特別是引導大型跨國公司將資金投向基礎產業，投向設施和設備亟待更新的行業，以提高其整體的資金實力和技術水平；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并通過外資企業對標準生產、配套需求等方面的要求，發揮其對其他企業和行業的關聯性，以實現外資引進與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良性循環。

（六）繼續調整進口商品結構，增加高科技含量進口商品的比重

我國要改善外貿商品結構，客觀上要求進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必須與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同步。一是要注意進口商品與出口商品在品種和特色上的互補性，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二是要增加科技含量高的進口商品比重，以充分提高我國可利用的技術存量，學習并掌握國外的先進技術。

（七）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和優化還有賴于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

我國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必將進一步減少對國內出口企業的財政補貼和保護措施。所以，加快金融發展，促進貿易結構優化就顯得尤為重要。通過金融業的發展，可為制成品產業和出口企業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資渠道，以高效的資本配置機制支持其產業結構和出口商品結構升級，有效地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和競爭中的地位。

第二篇：商品結構優化思路

水晶店商品結構優化方案

目的:優化商品結構,提升門店客單價,來客數,周轉率,毛利貢獻率.思路;引新汰劣,并集考核

方式方法

一動銷率考核

1.分大類計算出大類的周轉天數(第一級考核,不設立周轉天數標桿)

2.分大類計算出大類的動銷率(以周轉天數為系數)

3.分大類計算出毛利貢獻率

以當前大類周轉天數為系數, 計算出該大類的動銷率.以該大類的動銷率為標桿查詢出該大類類別下不達標的中類和超標20%的中類

分析該中類不達標的原因

1.商品線做得太深,造成整個中類動銷率下降.2.商品線沒有品牌帶動,造成品類沒有吸引力.3.價格沒有競爭力.4.價格帶不合理

4.商品本身的屬性動銷慢(適應人群少）

5.陳列動線

6.其他

動銷率超標的原因

1.商品品牌，品類，單一,顧客可選性少.2.商品品牌結構失衡,缺少二線三線毛利貢獻商品.3.促銷價格太低.4.其他.措施：結合商品功能結構，價格帶合理性，淘太動銷率低，不動銷的商品。

二．毛利貢獻率考核

以中類為單位計算出本中類的毛利貢獻率，以此為標桿查詢出不達標的小類。

分析不達標的原因。

1.小類動銷率低，造成整個小類毛利貢獻率低

2.小類毛利率標桿不合理。

3.小類商品一線品牌與二三線品牌占比失衡，一線品牌占比過高

4.促銷價毛利率過低

措施：結合商品功能結構，價格帶合理性淘汰動銷率低的商品，引進能帶來毛利的補充品牌品類，調整促銷策略防止促銷商品毛利率過低

三．新品引進階段計劃

參考大潤發 銀座的 商品品類、品牌、單品引進新的品類 品牌單品

分階段引進計劃1.優先引進 以上品牌性補充和品類補充商品.2.引進差異化的品類，品牌，單品.3.引進新奇特高毛利品類，品牌，單品

4.引進價格帶補充商品

第三篇：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分析

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分析

[摘 要]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金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資本結構是企業籌資決策的核心問題，是影響企業管理活動的重要因素，資本結構是否合理直接影響到公司的經營業績和長遠發展，因而對資本結構的研究至關重要。本文闡述了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分析了我回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現狀，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井提出相應的優化措施。

[關鍵詞]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資金；籌資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0)05-0172-03

[作者簡介]廖敏霞，江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會計系講師，碩士生，研究方向為會計學、財務管理。(江西南昌330088)

資本結構理論是財務管理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國家，有關資本結構的理論已經相當完善，并且在資本市場、上市公司中也得到充分的實踐。而我國目前仍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時間不長，與之關聯的資本市場也只有不到20年的發展歷史，資本結構的理論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基于這一嚴峻事實，對資本結構的研究極其重要。分析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結合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現狀，尋求優化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途徑，不僅有利于實現企業自身價值最大化，而且對健全和完善我國資本市場體系，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

(一)公司財務狀況。財務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公司籌資方式的選擇。而產品銷售狀況直接影響公司的財務狀況，銷售狀況越好，公司獲利能力越強、財務狀況越好、變現能力越強，負擔固定財務費用的能力越強，其舉債籌資就越有吸引力。衡量公司財務狀況的指標主要有流動比率、投資收益率等。

(二)公司決策人員的態度與金融環境。公司決策人員對待控制權和風險的態度直接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若所有者不擔心控制權的分散，可能會更多地采用發行股票的方式來籌集資金。反之，為了保證少數股東的絕對控制權，多采用優先股或負債方式籌集資金。管理人員對待風險的態度也會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喜歡冒險的財務人員，可能會安排比較高的負債比例，而持穩健態度的財務人員則利用較少的負債。

金融環境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工具和利率。企業總是需要資金從事投資和經營活動，而資金的取得，除了自有資金外，還需要從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中取得。因而，金融環境也是企業資本結構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金融市場的運行情況直接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若金融市場不穩定，將增大企業的財務風險，進而影響企業的穩定性。在決定企業的資本結構時，需要權衡風險和報酬，才能獲得較好的結果。財務管理人員認為利息率暫時較低，但不久的將來可能上升，公司應利用發行長期債券，在若干年內把利率固定在較低的水平。

(三)行業因素與所得稅稅率。資本結構隨著行業的不同有很大差別。行業的公司數量、行業的交易方式、行業產品的穩定性程度等因素都會對資本結構產生影響。因而財務人員必須充分考慮本企業所在的行業，以確定最佳的資本結構。所得稅稅率是影響公司資本結構的另一因素。由于利用負債籌資可獲得抵稅效益，因此，所得稅稅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利用舉債方式的抵稅效益。

(四)公司資產結構與資本成本。公司資產結構和資本成本都會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資產結構會以多種方式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一般而言，擁有大量固定資產的公司，主要通過長期負債和發行股票籌資；擁有較多流動資產的公司，更多以流動負債籌資；資產適用于抵押貸款的公司舉債額較多；以研發為主的公司則負債很少。一般情況，加權平均的資金成本最低、企業價值最大所對應的資本結構為最優資本結構，而資金的籌集方式有很多，各籌資方式的資本成本又有所不同。所以，資本結構優化決策必須充分考慮資本成本因素。

二、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資本市場在逐步完善。但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時間不長，與之關聯的證券市場也只有10多年的發展歷史。從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來看，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問題，以下就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現狀做出簡要分析。

(一)從資金的取得方式看，偏好于外源籌資，?仍闖鎰什蛔恪０醋式鸕娜〉梅絞講煌?，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可分為內源籌資和外源籌資。內源籌資是指利用自身的儲蓄(留存收益)轉化為投資的過程。外源籌資是指吸收其他經濟主體的閑置資金。企業的留存收益是內源資金的主要來源，留存收益是指企業從歷年實現的利潤中提取或留存于企業的內部積累，它來源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所實現的凈利潤，包括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利用留存收益籌資的優點有：第一，所籌集的資金是永久性的資本。企業可以長期使用；第二，留存收益所籌措的資本是股權資本，既可以提高公司的信用、增強償債能力，又可以避免原有股東的控制權受到削弱；第三，沒有固定的利息負擔、到期償還本金的義務；第四，沒有籌資費用，因而資金成本較低，內源融資對企業的資本形成具有原始性、自主性、低成本和抗風險的特點，是企業生存與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內源融資是企業首選的融資方式，是企業資金的重要來源。然而從我國上市公司來看，未分配利潤為正數的上市公司，利用內源籌資的在20％以下，80％以上是利用外源融資；而未分配利潤為負數的上市公司，利用外源融資的幾乎為100％。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公司的留存收益資金不足。留存收益資金不足，無法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因而偏好于外源籌資；二是受到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制約，有些上市公司為了在資本市場上樹立一個良好的形象，增強投資者對公司的信心，穩定公司股票的價格，不考慮公司的實際經營情況，有贏也分，無贏也分，如此惡性循環，增加企業的融資壓力。

(二)從資金的來源渠道看，偏好于權益籌資，并且有強烈的股權籌資偏好。根據西方籌資等級理論，企業在籌集資金時，應當首先考慮企業的內部留存，當內部積累不能滿足需要時，通過舉債來滿足。當以上兩種方式都不能滿足需要時，再考慮利用發行股票進行股權融資。然而，我國上市公司剩余收益較少，遠遠滿足不了公司的融資需求。因此，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主要依靠外源融資，而外源融資又主要以股票融資為主，且對股權籌資具有強烈的偏好。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股票發行限制條款比債券發行限制條款寬松，雖然債券融資因其利息在稅前支付，具有抵稅作用，但對上市公司而言，發行股票比發行債券更為容易。加之我國上市公司的多數管理人員認為通過債務籌集資金有到期還本付息的義務，一旦到期無法還本付息，即有可能面，臨破產的風險，因而風險較大。而股權融資沒有還本付息的壓力，所以，無論是擬上市公司還是已上市公司，在籌資方式的選擇上，股權籌資都是首選。擬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前有著極其強烈的需求去謀求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成功上市，公

司上市之后面對再融資時，幾乎也沒有公司愿意放棄利用股權再融資的機會，這一現象被稱之為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而股權籌資的成本較高，過渡偏好股權融資不僅會加大公司籌資成本，而且會導致社會資源低效配置，上市公司持續盈利的能力下降，最終妨礙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的實現。

(三)從債務籌資方式看，債務資金籌資較少且結構不合理。負債按償還期限的長短可分為流動負債和非流動負債。從我國上市公司目前的籌資方式看，利用債務籌資較少，且占籌資總額的比重較低。債務資金的內部結構不合理，其中流動負債比重較高，資產負債率水平偏低，長期負債也主要依靠銀行長期借款，利用長期債券籌資比例極低。原因主要有我國政府對公司發行債券進行嚴格控制，發行手續復雜，成本和風險較大。雖然我國債券市場比股票市場發展較早，但多年來發展不足，普遍存在“輕債務重股權”的觀念。所以，企業通過債券融資的概率更低，而將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和發行公司債券相比，對企業而言是一種較為容易的籌資方式。所以，我國企業在選擇負債融資的時候，通常會優先考慮銀行借款。流動負債比重過高，盡管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融資成本，但會增加短期償債壓力，加大了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對企業穩健經營極為不利。

三、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的措施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還存在不少缺陷，要優化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完善。

(一)加強內源籌費力度。我國上市公司內源籌資不足，必須加強內源融資的力度。要想大力拓展內源籌資首先必須改變觀念，要充分認識到內源籌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內部資金不僅是評價一個企業經營狀況好壞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一個企業發展后勁的重要尺度，還是公司降低經營成本和經營風險的需要，更是公司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因而，公司為了應對未來發展對資金的需要，必須高瞻遠矚，高度重視自我積累，培養對公司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內源籌資能力。其次，要想內源資金充足，必須強化內源籌資機制、完善相關制度。導致我國多數上市公司自有資金比例過低、自我積累能力較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自我積累機制以及先進的管理制度。為此，上市公司必須建立嚴格的自我積累機制，培養良好的自我積累能力，建立科學的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效率，并在以下方面進行改善：1 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硬化公司的財務約束力。上市公司應該明確規定和規范相關的成本管理、財務收支、利潤分配等財務制度，硬化財務約束力，進行科學的成本核算，避免亂攤成本，并堅決杜絕對留存收益隨意分配、對企業積累資金任意侵蝕的行為。2 注重留存收益的用途，建立以留存收益轉增企業資本金的制度。一方面。公司可以通過加大提取盈余公積金比例的方式增加內源融資的規模；另一方面，建立并嚴格遵守留用利潤轉增資本金制度，在稅后利潤中規定專門用途的留用利潤，促使企業盡量依靠自身積累完成日常的設備更新改造等。3 嚴格執行并遵守折舊提取制度，明確折舊的使用范圍和途徑。折舊是公司內源融資的重要來源之一，公司應嚴格按照折舊提取制度的規定提取折舊，并明確折舊基金的使用范圍和使用途徑。4 建立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只有建立起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才能夠使公司的經營者和員工真正關心公司的積累，從而在根本上提高公司的自我積累能力，即內源融資能力。再次，利潤是擴大公司內源融資的源泉，利潤的多少主要取決于收入和費用，這就要求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必須開源、節流，加快資金的周轉，提高投資的效率，增加公司的獲利能力，并根據公司的實際經營狀況制定適當、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

(二)優化股權籌資結構，強化監管力度，規范上市公司經營行為。首先，從目前情況看，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從類型上看包含國家股、法人股、公眾股和職工股四個部分。全流通的實施，增加了可上市流通股份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應，如股權融資會面臨每股收益被稀釋、股價降低的風險，而且也會降低老股東的持股比率，導致控制權的旁落，加之我國上市公司大多數是由原國有企業或其他政府控股的實體重組改制而成，所以，我國上市公司呈現國家股高度集中、公眾股比重降低的獨特股權結構，這種特殊的股權結構使得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持股比例嚴重不足，剝削了股東對公司的控制權，并給公司治理結構造成了一系列負面影響，不利于股東對經營者的有效約束。只有通過優化股權結構，使股權結構變得合理，公司的融資行為才會更加合理。其次，要加強各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強化監管力度。一是要不斷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對《公司法》中不完善的地方進行修訂，二是加大監管及打擊力度，規范上市公司經營行為。證監會要切實依法把好審批關，堅決杜絕不符合上市條件的公司上市，從法律上約束上市公司在股權融資時的弄虛作假行為，對違法操作、披露虛假信息通過股權融資的上市公司要給予嚴重的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對公司主要負責人的法律責任一追到底。上市后繼續對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和配股的行為進行嚴格審批，規范上市公司的經營行為，不斷優化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最終實現資本結構的合理化。三是建立和完善事后問責制度，以防止各類監管部門和各類服務部門濫用職權或玩忽職守，保證對上市公司的監管有力和真正有效。

(三)調整負債結構，充分發揮財務杠桿效益。我國上市公司目前的負債結構既不合理也不穩定。從償債期限的長短來看，流動負債比重過高，從債務的來源來看，借款的比重高。因而，調整負債的結構，主要是從償債的期限以及債務的來源來調整。要降低流動負債的比重，應大力發展長期債券市場。股票市場過熱而債券市場過冷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對企業債券市場的管制較嚴，我們可以通過以下途徑來改變這種狀況：一是公司可以債務重組減少流動負債。適當增加長期負債的比例；二是改善對企業債券市場的宏觀管理，放寬對上市公司發行債券的審批條件及程序，減少行政干預；三是相應增加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難度和成本，完善股票市場，培育廣大投資者的理性投資心理，進而選擇風險相對較小、收益相對穩定的債券投資；四是要規范債券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加強債券市場的資信評估工作；五是可以通過鼓勵我國上市公司適當地回購股份，達到提高財務杠桿的效應。股票回購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現金或負債等方式，從股票市場上購回本公司發行在外的一定數額股票的行為。公司在股票回購完成后可以將所回購的股票直接注銷或者作為庫存股股票回購是一種資本收縮的行為，可以減少流通在外的股票數量，而公司的凈資產和股東權益不變，因而會使得公司的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有所提高，增強投資者的信心，進而使得股票在二級市場上價格上揚。同時上市公司在股份回購過程中通過負債減少股東權益，能夠達到提高財務杠桿的效果，增加每股收益，提升股票的內在價值；六是建立和完善利率形成機制。逐步實現債券定價市場化，通過上述方法使得公司負債比例合理化。只有維持一個相對合理穩定的負債水平，上市公司才能獲得財務杠桿效益，在盈利水平較高的情況下，注重通過借人資金來提高權益資本的獲利能力，增加可能獲得的利益，當公司預計的息稅前利率大于每股收益無差別點的息稅前利潤時，更能體現出債務籌資的優勢所在。

綜上所述，優化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要從影響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出發，充分利用各種籌資方式的優勢，激勵企業降低各種籌資方式的資金成本和籌資風險，提高企業經營效率，優化企業資本結構，使企業價值實現最大化。

責任編輯 陳 瑾

第四篇：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研究分析論文

一、引言

資本結構又被成為融資結構，是現代企業管理的主要主題。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來說，產品生產并不是其運營的核心部分，債務資本與權益資本的最優化關系才是公司運營的關系。當前，我國的上市公司已有上千家的發展規模，但由于絕大多數都來源于國有企業，其債務比率并不十分理想，在公司價值與公司效益等方面，沒有得到應有提升，業績下滑現象屢見不鮮，因此，需要進一步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問題進行研究。

二、文獻綜述

國外在資本結構優化方面的研究相對較早，發展也比較成熟，優化理論的研究總體來看大致可以分為早期、經典以及現代三個階段的資本結構優化。其中，早期資本結構優化理論最早誕生于上個世紀中葉，由美國經濟學家戴維·杜蘭德在《企業債務與權益成本計量方法的發展與問題》一文中首先提出，該理論將資本結構優化理論分為凈收益、凈經營收益以及傳統三方面理論。經典資本結構優化理論最早也誕生于上個世紀中葉，與早期資本優化理論相比稍晚。由美國經濟學家莫迪利亞尼與米勒在《資本成本、企業財務以及投資理論》一文中正式提出，因此，該理論又被稱為MM理論，是優于早期資本優化理論的一種存在。現代資本結構優化理論是以經典資本結構優化理論為基礎形成的，其內部主要分為三部分:其一為由詹森與麥卡林首創的代理成本理論;其二為基于MM定理假設的非對稱信息理論;其三為由哈里斯等人所提出的控制權理論。

我國在資本結構研究相對較晚，最早的理論誕生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由劉利與朱民在《企業金融資本結構之謎一一現代企業資產結構理論》一文中最先提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國學者開始對MM、信息傳遞以及控制等模型進行研究，并結合我國企業實際情況，對資本結構以及其形成原因、優化對策等問題進行了科學系統的探討，得出以下兩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一為對資本結構經濟效益的實證;其二為對資本結構最優化模型的實證。

三、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狀態

1.內部與外部融資

我國的上市公司大體上可以分為未分配利潤為正以及未分配利潤為負兩種，業內比較有代表性的年份為1995年至2000年這六年。

對于未分配利潤為正的上市公司來說，1995年其內部融資為12.4%，外部融資為87.6%;1996年其內部融資為14.75%，外部融資為85.25%;1997年其內部融資為15.43%，外部融資為84.57%;1998年其內部融資為13.37%，外部融資為86.27%;1999年其內部融資為14.23 %，外部融資為85.77%;2000年其內部融資為19.19%，外部融資為80.81%。由此可見，在未分配利潤為正的上市公司中，其內部融資平均值為15%左右，并大致呈現出遞增趨勢;外部融資的平均值為85%左右，并大致呈現出遞減趨勢。

對于未分配利潤為負的上市公司來說，1995年其內部融資為9.5 %，外部融資為90.S%;1996年其內部融資為3.23 %，外部融資為96.77 %;1997年其內部融資為13.28%，外部融資為103.28%;1998年其內部融資為10.55%，外部融資為110.55%;1999年其內部融資為15.83%，外部融資為115.83%。可見，在未分類利潤為負的上市公司中，內部融資逐年下降，并在1997年以后呈現出負增長，公司完全依賴于外部融資。

2.直接與間接融資

在公司的外部融資中，又可以將其分為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直接融資大體上包含股票與證券市場，通過兩者來獲取相應資金;間接融資則主要以銀行或金融機構來獲取相應資金。從2001年到2005年這五年我國上市公司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情況來看，呈現出如下數據:2001年，我國上市公司在股票及企業債券方面的融資額為898.5億元，銀行貸款增加余額為10215.45億元，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為8346.15億元，股票及企業債券融資占銀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8.796%，占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10.765%;2002年，我國上市公司在股票及企業債券方面的融資額為1048.14億元，銀行貸款增加余額為10139.79億元，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為8289.54億元，股票及企業債券融資占銀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10.337%，占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12.644%;2003年，我國上市公司在股票及企業債券方面的融資額為1177.56億元，銀行貸款增加余額為10815億元，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為8587.69億元，股票及企業債券融資占銀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10.888%，占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13.712%;2004年，我國上市公司在股票及企業債券方面的融資額為1162.71億元，銀行貸款增加余額為15263.3億元，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為11347.21億元，股票及企業債券融資占銀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7.618%，占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10.247 %;2005年，我國上市公司在股票及企業債券方面的融資額為992億元，銀行貸款增加余額為9895億元，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為7287.63億元，股票及企業債券融資占銀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10.025%，占國有很行貸款增加余額比例為13.612%。從總體上看，除2004年受到通貨緊縮影響之外，反映直接融資的股票與企業債券融資基本上呈現出逐年上升態勢。

3.股權與債券融資

在外部融資中，可以分為股權融資與債券融資兩種方式，在我國當前上市公司的外部融資中，長期以來呈現出股權融資較高，債券融資較低的狀態，但隨著融資結構的不斷變化也在不斷發生改變。在2001年到2005年這五年中，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與債券融資呈現出以下數據:2001年股權融資751.5億元，占總體比重的83.64%，債券融資為147億元，占總體比重的16.36%;2002年股權融資723.14億元，占總體比重的68.99%，債券融資為325億元，占總體比重的31.O1%;2003年股權融資819.56億元，占總體比重的69.6%，債券融資為1358億元，占總體比重的30.4%;2004年股權融資835.71億元，占總體比重的71.88%，債券融資為327億元，占總體比重的28.12%;2005年股權融資338.13億元，占總體比重的34.07 %，債券融資為654億元，占總體比重的65.93%。由此可見，發展到 2005年，債券融資的比重已經從原來的不到30%發展到了65%，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當時暫停新股發行的政策，不足以說明債券市場受到的足夠重視。另外，我國股權結構復雜、股權集中程度過大以及管理層與企業職工持股的比重相對較低等也是當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所呈現出來的主要特點。

四、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產生影響的因素

1.從宏觀角度看

從宏觀角度看，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經濟形勢與政策環境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公司的長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與國內的經濟形式影響，其與公司所做出的融資決策密不可分，經濟相對繁榮的時期，公司在融資上便會更偏向于債券融資。另外，國家政策也會對公司融資決策產生影響，如國家在2000年推行的西部大開發發展戰略，便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西部公司的發展。

第二，金融環境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舉例來說，在金融市場資金相對緊張的時期，公司長期借貸的難度也會相應增大;再比如，在金融市場利率相對較高，且預期相對下降時，短期債券便會“大行其道”。在這個過程中，對公司資本結構產生最大影響的是利率變化，而這種變化又主要受到通貨膨脹以及實際貸款利率所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影響公司的經營風險;其二，公司可能會因此喪失節稅利益;其三，影響公司獲得與其現金流量的穩定性。

第三，行業前景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公司的收人與利潤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公司的負債能力，而公司所處的行業的競爭程度則會左右公司的收人與利潤。如果行業競爭相對較低，公司的銷售利潤也會相對穩定，這種情況公司便可以大量舉債，使公司資本結構中的負債比重有所提升。另外，公司發展前景也會對企業資本結構產生影響，如果企業發展前景不穩定，公司便會提升股權融資的比重，以避免公司面臨更大的經營風險。

2.從微觀角度看

從宏觀角度看，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公司規模與資產形式對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在規模相對較大的公司中，普遍會實施多元化的經營戰略使公司的經營風險得到有效分散，提升公司的經營穩定性，破產風險也會隨之降低，其負債水平也會相應較高，規模相對較小的公司則相反。另外，公司的資產形式也會對其融資的選擇產生影響，有形資產較多的公司在企業陷人財務危機時能夠在短時間內將資產出售，從而保障了債權人的根本利益，企業也因此具有較強的負債能力。

第二，公司的成長性對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處于高成長階段的公司在投資增速方面與利潤增速相比會相對較高，需要運用更多的方式來籌集資金。另外，成長性較高的公司普遍擁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因此，為不損害原有股東的利益，公司不會發行很多新股，在這種情況下，資金的獲取主要依托于負債融資。

第三，公司蓋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提升公司的蓋利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強公司的負債能力，蓋利性相對較強的公司普遍不會選擇低收益的項目進行投資，但高收益項目的風險也會相對較大，因此，會更偏向于選擇債券融資，而且，具有較強蓋利能力的公司其負債水平也會相對較高。

五、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研究

資本結構的優化主要指的是以過去資本結構的運行狀況為基礎，對公司資本的構成比例進行更加科學合理的調整，其調整的過程主要以公司經營目標與公司所處環境為依托。具體的內容主要包含優化目標、最優結構、如何實現等幾個方面，其中，資產負債率的計算為最主要的研究內容，是確定公司資產結構調整方向的關鍵所在。

1.定量決策方法的研究

定量決策方法主要是以一個方面為最值標準進行資本優化決策的研究方法，當前運用比較多的主要有以綜合資本成本最低、股東財富最大以及公司價值最大為標準的三種決策方法。其中，以綜合資本最低為標準的方法主要運用的是比較資本成本法;以股東財富最大為標準的方法主要運用直接比較法、單目標線形規劃法、概率分析法以及遺傳算法等;以公司價值最大為標準的方法主要運用測算分析法與直接比較法兩種方法。

2.以多目標規劃為基礎的優化研究

但無論以上哪種決策方法，都是以一個方面作為標準的，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最具科學性的判斷方法應在公司的資本成本及財務風險最低的基礎上，取得盡可能大的公司價值，因此，構建其一個多目標的資本優化結構決策是比較科學的。作為數學規劃方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多目標規劃法以其能夠有效解決各個目標之間的平衡問題已經得到行業內的廣泛運用。

在以多目標規劃為基礎的資本結構最優化模型構建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對約束條件進行設置。公司作為一個經營系統，其中的構成元素非常復雜，在經濟利益方面，也包括很多不確定的干擾因素，主要包括經營風險、還債能力、股東效益以及蓋利能力等。所以在對約束條件進行設置的過程中，也可以按照以上提到的這幾個幾方面進行。之后，需要構建相應的目標函數，如上述公式。

六、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的主要對策

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產生影響的因素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因所處行業、籌資環境、經濟狀態、利益劃分等方面的不同，其資本結構也會各不相同，但其基本因素還是有其共同之處的。本文依照上述影響資本結構的相關因素以及優化模型，提出以下幾方面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的主要對策:

對上市公司當前所處的宏觀環境進行系統分析，以對資本與貨幣市場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還能夠對公司的中長期發展進行合理預測。之后，針對上市公司本身，做出全面客觀的分析，以充分預判公司未來可以得到的期望收益，還能夠對公司未來的資金需求有一個大體上的評估。然后，便能夠得出公司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相關指標值，并根據這此指標值，設置出以多目標規劃為基礎的資本結構優化模型的基本約束條件，進而構建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最優化的模型，求出資產負債率。結合上述數據，便能夠制定出上市公司初步的融資決策，之后根據實際要求，對融資決策進行適當的調整，并制定出最終的融資決策。最后以最終的融資決策為依托，調整公司的資本結構，使公司的資本結構更富有合理性。

另外，在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進行調整的過程中，融資策略的確定需要以公司的持續增長為前提，以公司的外部環境為基礎;在資本結構的確定方面，需要以公司中長期的發展情況為依托，將其彈性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

七、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先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發展狀態進行了分析，得出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產生影響的宏觀因素與微觀因素，詳細研究了以多目標規劃為基礎的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模型，并提出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進行優化的主要對策，以期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可以在發展過程中更加合理與科學。

第五篇：當代中國家庭結構變動分析之一

當代中國家庭結構變動分析（之一）

王躍生

2012-10-14 22:43:4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京)2006年01期第96～108頁

【作者簡介】王躍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732）

【內容提要】 當代中國家庭結構變動呈現出三種狀態：1.相對穩定的家庭類型。三代直系家庭是其代表；城鎮三代直系家庭的維系得益于家庭內部管理的松弛，在農村則與獨子比例增大有關。2.明顯上升的家庭類型。夫婦核心家庭提高幅度顯著，實行20余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是這一家庭類型的主要推動力量；隔代直系家庭增長率最高，它既是中國社會轉型階段的重要現象，又是社會發展具有缺陷的反映；單人家庭也有增長，青年人晚婚和老年人口預期壽命延長、老年喪偶比重提高是主要影響因素。3.以下降為表現形式的家庭類型。缺損核心家庭明顯減少，標準核心家庭有所下降。后者的降低主要是夫婦核心家庭上升所致，或謂核心家庭內部不同類型調整的結果。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家庭結構總體上將持續這種狀態，一些家庭類型將發生進一步的變動。當代家庭的結構簡化和規模縮小使家庭功能及家庭成員關系方式發生改變，將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

【關 鍵 詞】“五普”長表數據/家庭結構/夫婦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隔代直系家庭

伴隨著中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中國的家庭結構也在發生變動，不同類型家庭成員的生存條件和關系方式亦產生了相應的變化。社會及政府相關政策的制定只有跟上和適應這種變化，才能通過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滿足家庭及其成員的基本需求，從而使家庭真正成為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本文即以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并結合對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比較，揭示當代社會變革背景下中國家庭結構的狀態、特征和趨向。

一、簡單說明

家庭結構分析為不少學者所關注，但其研究尚存在一定困難，主要是相關數據獲取不易。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們對家庭結構總體狀況的了解。以往一些學者有的通過具體調查一個或幾個村落、社區的家庭類型，進而對區域等大范圍的家庭結構狀況加以把握（注：費孝通：《三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喬健主編《中國家庭及其變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暨香港亞太研究所，1991年；王躍生：《華北農村家庭結構變動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區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沈崇麟、楊善華：《當代中國城市家庭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有的則以個案匯總分析來間接認識歷史時期的家庭結構（注：王躍生：《十八世紀中后期的中國家庭結構》，《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這些研究提供了觀察中國家庭結構變動的重要視角，但整體性分析仍受到限制。

那么，能否找到一種數據并可借此較為直接地認識全國性家庭結構的狀況？就目前而言，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將是最主要的資料途徑。曾毅等學者曾對1982年第三次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抽樣數據庫做過開發（注：曾毅、李偉、梁志武：《中國家庭結構的現狀、區域差異及變動趨勢》，《中國人口科學》1992年第2期；曾毅、梁志武：《中國80年代以來各類核心家庭戶的變動趨勢》，《中國人口科學》1993年第3期。）。他們的分析主要著眼于家庭代際，但其研究對了解當時的家庭結構狀態亦有很大幫助。

與前幾次普查相比，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對戶主之下家庭成員的分類相對全面，計有戶主配偶、子女、父母、岳父母或公婆等八類。這些關系類型代表了現實生活中家庭成員的基本關系。它為識別和分析當代家庭結構狀態創造了條件。本文將通過開發“五普”長表1%抽樣數據庫（以下簡稱“長表數據”），力求對當代中國家庭結構的基本狀況有所把握。

我們將家庭結構分為以下幾類：

（一）核心家庭。指夫婦及其子女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可進一步分為：1.夫婦核心家庭，指只有夫妻二人組成的家庭。若從與戶主關系的角度表述，指戶主與其配偶組成的家庭。2.一般核心家庭，或稱標準核心家庭，指一對夫婦和其子女組成的家庭，或稱戶主與配偶及其子女組成的家庭。另外一種關系形式也屬標準核心家庭，即未婚子女為戶主，與其父母及未婚兄弟姐妹組成的家庭。因為它是核心家庭的完整形式，亦為最普遍的核心家庭。3.缺損核心家庭，或稱單親家庭，指夫婦一方和子女組成的家庭，或稱戶主與子女組成的家庭。同樣，未婚戶主與父母一方組成的家庭也是殘缺核心家庭。4.擴大核心家庭，指夫婦及子女之外加上未婚兄弟姐妹組成的家庭，或稱戶主與配偶、子女及未婚兄弟姐妹組成的家庭。

（二）直系家庭。可細分為：1.二代直系家庭，指夫婦同一個已婚兒子及兒媳組成的家庭，或稱戶主夫婦同兒子兒媳組成的家庭。2.三代直系家庭，指夫婦同一個已婚子女及孫子女組成的家庭。從與戶主關系上看，戶主夫婦與父母及其子女組成的家庭也是直系家庭。3.四代直系家庭可有多種表達。從普查數據的戶主關系上看，戶主夫婦與父母、兒子兒媳及孫子女組成的家庭是四代直系家庭；戶主夫婦與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也是四代直系家庭。4.隔代直系家庭。從形式上看，三代以上直系家庭缺中間一代可稱為隔代直系家庭。從戶主關系角度看可表述為戶主或戶主夫婦同孫子女組成的家庭以及戶主同祖父母或祖父母一方組成的家庭。以上所述為三代隔代家庭。在實際生活中，還有四代隔代家庭。

（三）復合家庭。復合家庭是指父母和兩個及以上已婚兒子及其孫子女組成的家庭。在此將其分為兩類：1.三代復合家庭，主要是父母、兒子兒媳和孫子女組成的家庭。2.二代復合家庭，是指父母和兒子兒媳或兩個以上已婚兄弟和其子侄組成的家庭。

（四）單人家庭。只有戶主一人獨立生活所形成的家庭。

（五）殘缺家庭。可分為兩類：1.沒有父母只有兩個以上兄弟姐妹組成的家庭。2.兄弟姐妹之外再加上其他有血緣、無血緣關系成員組成的家庭。

（六）其他。指戶主與其他關系不明確成員組成的家庭。這其中有的彼此之間關系可能很密切，如叔侄關系等。但因無從判定，只好將其列入其他類中。

以上分類是建立在不同代際家庭成員血緣和婚姻關系明確的基礎之上。可以說，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家庭的成員關系比較簡單，所構成的是不同形式的核心家庭。稍微復雜的是夫婦和一個已婚兒女（包括兒媳或女婿）及其孫子女、外孫子女構成的直系家庭。因而，通過“五普”長表數據足以使我們掌握絕大多數家庭的類型或結構。

二、當代家庭結構基本狀態及形成方式

（一）不同類型家庭統計

表1顯示，核心家庭是當代中國最普遍的家庭類型，直系家庭也是重要的家庭形式，單人家庭占有一定比例，復合家庭比較少見。根據這項統計，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單人家庭是目前中國最基本的家庭類型。為了對不同類型家庭有進一步認識，可將表1再作分解（見表2）。根據表2，標準核心家庭是核心家庭的主體。直系家庭中三代直系家庭比重最大。復合家庭以三代復合家庭為多。

表12000年全國家庭結構(N=336753)(%)核心家庭68.15單人家庭8.57

直系家庭21.73殘缺家庭0.73

復合家庭0.56 其他0.26

合計 100.00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長表數據庫（1%抽樣）計算后得到。以下表格數據除特別注明外，均為作者據此計算所得。

表22000年全國家庭結構細分(N=336753)(%)在全部家庭樣在本類家庭樣

家庭類型 本中所占比例本中所占比例

夫妻核心家庭 12.93 18.97

標準核心家庭 47.25 69.34

缺損核心家庭6.359.32

擴大核心家庭1.622.37

核心家庭小計 68.15 100.00

三代直系家庭 16.6376.55

四代及以上0.64 2.95

直系家庭

二代直系家庭2.3710.90

隔代直系家庭2.09 9.60

直系家庭小計 21.73100.00

三代及以上0.44 77.19

復合家庭

二代復合家庭0.13 22.81

復合家庭小計0.57100.00

單人家庭8.57

殘缺家庭0.73

其他0.26

合計 100.00

說明：本表不同類型復合家庭比例之和與表1復合家庭比例之間有0.01之差。

（二）不同類型家庭的形成方式和制約因素

這里不打算對所有家庭類型的形成方式和制約因素展開分析，主要探討變動比較明顯且有代表性的家庭類型。

1.核心家庭

依據表2，核心家庭中，標準核心家庭比重最大，占69.34%。在我們看來，它應占核心家庭的絕大多數。那么，為什么核心家庭的其他形式還占相當比例？下面著重對標準核心家庭以外的兩類家庭加以觀察。

(1)夫婦核心家庭

根據長表數據，夫妻組成的核心家庭是重要的核心家庭形式。夫婦核心家庭比重高低主要受制于兩個因素，一是已婚夫婦婚育間隔，一是夫婦所養育子女離家獨立生活的時間。當然，若青年夫婦婚后與父母生活在一起，對夫婦核心家庭的比重將不產生影響；一旦其婚后獨立生活，影響將顯示出來。

那么當代夫婦核心家庭究竟以子女已婚離家的中老年夫婦為主，還是已婚未生育青年夫婦為主呢？圖1顯示了夫婦核心家庭戶主的年齡分布。

附圖

圖1夫婦核心家庭戶主年齡構成

資料來源：同表1。

夫妻核心家庭戶主年齡集中于45-69歲年齡段。根據長表數據，這幾個年齡段夫妻核心家庭比重超過總數的60%；低谷在30-40歲各年齡段，同時24歲以下75歲以上年齡段所占比重也較低。這種曲線走向與中國當代家庭生命周期有密切關系。24歲以下比重較低，在于這一年齡段者尚未普遍完婚，城市尤其如此；25歲年齡組夫婦核心家庭上升，與該年齡段已婚夫婦晚育有關。30-40歲年齡段夫婦處于養育子女時期，他們多半已經生育，但子女尚未成年，由此組成的多是標準核心家庭。45歲以上夫婦的子女逐漸長大成人，他們或離鄉求學，或出外謀生，夫妻“空巢”家庭比重隨之上升。75歲以后，喪偶情形增多，其中一部分人因此進入單人戶行列；一部分年老體弱且有已婚子女的喪偶老人則可能與子女生活，形成直系家庭。

標準核心家庭夫婦生育數量與夫婦核心家庭的形成有密切關系。這是因為，當代中、高等教育相對普及，子女離開父母赴外地求學比重增大；同時自主擇業普遍，子女于家鄉之外尋找工作漸成趨勢。即使在本地就業，子女婚后獨立生活的比例明顯增加。這種背景下，只有一個或兩個以下子女的標準核心家庭易于“轉型”。對父母來說，很容易形成“空巢”家庭。

長表數據提供了15-50周歲婦女的生育史數據，借此可觀察20-50周歲之間各年齡段夫婦核心家庭戶主妻子的生育狀況，進而了解中青年夫婦核心家庭的形成。夫婦核心家庭中，戶主妻子在20-50歲未生育者占27.50%。而長表所有20-50歲婦女樣本中，尚未生育者只有6.31%。這表明，20-50周歲夫婦核心家庭中，妻子未育率明顯高于同齡組所有婦女未育比例。其中25歲年齡段戶主妻子未育者占71.39%，30歲年齡段戶主妻子未育者仍有38.27%。它意味著晚育對這些年齡段夫婦核心家庭的維持和占有相對高的比例起著很大作用。

獨生子女政策對夫婦核心家庭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40歲年齡段戶主妻子只生一孩者占55.29%，45歲年齡段戶主妻子的這一比例為31.10%（而這兩個年齡段所有已婚婦女中，生育一孩者分別為31.57%和20.80%）。若這兩個年齡段婦女的平均生育年齡在25歲左右，至2000年其子女已基本成人，離開父母是造成夫婦核心家庭比例升高的主要原因。

計劃生育政策下少育環境的形成亦促使夫婦核心家庭增加。根據長表數據，夫婦核心家庭中，40歲和45歲年齡段戶主之妻生育二胎比例分別為32.52%和42.19%，而三胎以上分別為8.51%和27.71%。其中45歲年齡段戶主之妻生育二胎者在不同胎次生育中所占比重最大。從時間上看，2000年普查時40歲和45歲年齡組戶主夫婦90%以上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結婚，正值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期。其子女在90年代末逐漸長大成人，并開始離家。

夫婦婚后推遲生育使婚育間隔擴大，將直接提高夫婦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總數中的比例。而只生育一孩家庭比重大，當夫婦進入中年之后，隨著子女離開家庭，形成夫婦核心家庭的概率也將提高。可見，198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對核心家庭所起的影響和作用，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日漸突出。

(2)缺損核心家庭

缺損核心家庭主要由戶主與未婚子女組成。下面觀察戶主婚姻狀況以認識其形成方式。

初婚有配偶與再婚有配偶者在有婚姻行為戶主中占57.82%。這說明，戶主與配偶不在一地生活是缺損核心家庭形成的主要原因。根據統計，缺損核心家庭戶主初婚有配偶類中，男性占23.38%，女性占76.62%；再婚有配偶類中，男性占30.18%，女性占69.82%。它表明，夫妻兩地分居時，子女隨母親生活是主流。

喪偶所產生的缺損核心家庭比重接近30%，可見它也是導致核心家庭“缺損”的重要原因。性別構成上，女性戶主稍高，但兩者差距并不很大。年齡構成39歲以下占13.71%，40-59歲占54.40%，60歲以上占31.88%。中年戶主喪偶者所占比重最大。老年戶主未占主導地位的原因是，喪偶老年人的子女絕大多數已結婚，若與子女居住，他們所組成的多是直系家庭；若未與子女同住，則生活在單人家庭中。中年以下喪偶戶主占較大比例表明不少喪偶者未及時婚配。

當然，離婚是形成缺損核心家庭不可忽視的因素。離婚戶主的性別構成為男性58.03%，女性41.97%。就數據而言，夫婦離婚后子女跟父親生活的比重大于隨母生活。這一點城鄉之間應有區別。在城市，人們的一般印象是，夫婦離婚后，未成年子女隨母親生活的比例較高；在農村，婚姻方式仍以妻隨夫為主，離婚則以妻子離開丈夫村莊回娘家、子女留在丈夫家為表現形式。長表數據證實了城鄉夫婦離婚后子女隨父或母生活的差異：城市缺損家庭離婚戶主的男女構成分別為36.35%和63.65%，農村分別為82.75%和17.15%。

需要指出的是，根據表3，有183個戶主樣本為未婚，在該類缺損家庭中占1.01%。若從親生子女角度去理解，未婚男女將婚外生育子女養育起來會形成未婚有子女家庭。不過，在中國現階段，雖不能排除這種情形，但應該比較少見。我們推測，這種現象主要是未婚戶主收養子女所造成，當然也包括過繼子女。若從這一點去認識，未婚男性戶主應是主體。長表所做統計證實了我們的推斷。這些樣本中，男性占98.36%，女性占1.64%。其年齡集中在40-60歲年齡段，20歲以下占1.64%。一般而言，低年齡戶主收養子女的可能性較小。或許這些未婚有子女樣本的產生還有收養之外的其他原因。

表3殘缺核心家庭戶主婚姻狀況(N=18072)(%)未婚1.01 離婚 11.85

初婚有配偶55.71喪偶 29.32

再婚有配偶2.11

合計 100.00

表4單人家庭戶主年齡構成(N=26955)年齡組%年齡組 %

20-9.00 55-7.16

25-9.53 60-8.98

30-7.28 65-9.79

35-6.20 70-9.00

40-5.92 75-6.57

45-7.91 80-3.60

50-7.29 85 1.76

合計100.00

2.直系家庭

根據長表數據，直系家庭的主體是三代直系家庭。在當代，從家庭代際生命周期和成員關系角度來看，大多數家庭能實現三代共存（注：這里的“共存”是指直系親屬中有三代、四代人或以上者同時在世，包括分居另爨的直系成員。）的目標。隨著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實現四代人共存的家庭也在增加。當然其中有城鄉之別，城市由于推行晚婚晚育，四代共存家庭較少。2000年我們在農村調查時發現，不少70歲以上老人的孫輩子女開始結婚生育。但這些老人或與配偶生活，或單獨生活，多代同堂已不是他們的追求。孫輩子女結婚生育后或獨立居住，或與其父母生活，而不是與祖父母同住。所以四代直系家庭產生的可能性提高不等于其在實際生活中比重增加。“五普”數據對家庭成員關系分類線條相對粗略，也許會掩蓋部分四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當戶主下有兒孫、上有父母，或上有父祖、下有子女時，能容易判定其屬于四代家庭；若戶主是四代中輩分最長或最低者，就需設定曾孫子女或曾祖父母等關系類型，這樣才能判定其是否為四代家庭。然而，“五普”將曾祖父母以上直系長輩均定義為“祖父母”，將曾孫子女以下直系晚輩定義為“孫子女”（注：國務院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編《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手冊》，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第7頁。）。由此失去判定其代際數的線索，因而可能丟失四代以上家庭樣本。就社會實際而言，四代及以上家庭中，最年長一代往往退出勞動領域，最低輩分者多未成年，由他們充當戶主的比例是比較低的。所以，從這一角度講，被“丟失”的四代家庭樣本不會很大。

直系家庭中隔代直系家庭值得關注。這些隔代家庭主要是祖父母與孫輩子女構成的生活單位。隔代家庭形成有兩種途徑，一是子、媳先父母去世，留下孫子女，這種情形是存在的。不過，子、媳雙亡形成的隔代家庭比例不會很大。二是戶主子、媳在外地工作，孫子女留給老人照料。在相對封閉的農業社會，這種情形比較少。即使兒輩離家謀生，也以兒子為主，兒媳與未成年孫子女留在家中。現代化水平高的社會，未成年子女以跟隨父母生活為主，他們很少被留給異地居住的祖父母照顧。但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階段，在婦女充分就業的社會，人口遷移受戶籍約束較多的社會和現代化水平不均衡的城市社會，第二種隔代家庭有了形成條件。

“五普”長表有對家庭戶籍人口外出半年以上者的統計。這有助于認識隔代家庭與人口流動的關系。整體而言，隔代直系家庭比重在2%以上地區（省級單位），離家半年以上者在隔代直系家庭中所占比重超過60%。其中一戶有二人以上離家且超過50%的省份均在南方，這些地區有高比例的隔代直系家庭（如江西隔代家庭占4.89%，重慶5.24%，四川4.42%）。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集中且隔代直系家庭比重大的地區，離家半年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并不大（如北京為12%，上海3%）。這說明這些都市隔代直系家庭并非由于子輩離家所形成，而與孫輩子女寄居有很大關系。

3.復合家庭

復合家庭是傳統時代的一個重要形態，亦是被當時社會推崇的家庭類型（雖然受主客觀條件制約，同一歷史時期多數家庭難以保持復合家庭的居制）。傳統意義上的復合家庭建立在“同居共財”基礎上，家長統領家庭事務。

根據2000年前后我們在河北、浙江和湖北等地農村所做調查，一個上百、數百戶的村莊，已很難見到復合家庭的蹤影。然而，按照長表數據，當代中國復合家庭雖少，卻仍然存在。不可否認的是，其中具有傳統意義的復合家庭或許尚有遺存，但已婚兒孫將經濟收入如數上交給家長的復合家庭不會是多數。它們更多的是一個共伙單位。有的則是“虛擬復合家庭”：戶口登記簿上兩個已婚兒子均在父母名下，或已婚兄弟同登一處，但日常生活單位卻相互獨立。

4.單人家庭

單人家庭存在的前提是戶主本人具有生活自理能力。根據長表數據，80歲以上高齡老人在單人戶主中占5%。這些老年人究竟真實地獨自生活，還是“虛擬”性單獨居住？依據“中國高齡老人健康長壽研究”課題組1998年一項調查，80歲以上老人獨居比例占10.9%，其中85歲以上獨居比例為7.4%（注：“中國高齡老人健康長壽研究”課題組：《中國高齡老人健康長壽研究調查數據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7頁。）。它表明，當代社會高齡老年人獨自居住并非個別現象。當然，不排除曾經單立戶口、但實際與子女共同生活的高齡老人被登記為單人戶。

幼童，甚至嬰兒單人戶也出現在數據中。一般而言，未成年人單獨生活的可能性較高齡老年人小得多。14歲以下少年和幼兒構成的單人戶占4.11%，這一比例不低。實際上，不僅14歲以下，甚至19歲以下者單獨生活也是很少的。故其中大部分應是虛擬單人家庭。通過對其戶口性質進行檢查，我們發現，所有14歲以下樣本中，農業人口占91.04%，非農業人口占8.96%。那么這些單人戶是怎樣產生的呢？比較一致的看法為，留守兒童是其中的主體。即父母離開戶口所在地半年以上，其一個子女留在家中，依附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生活。普查時往往將這個子女單獨統計，形成虛擬單人戶。而按照家庭類型劃分原則，這些未成年人如與祖父母生活，應被列入隔代直系家庭之中。若是這樣，留守兒童所形成的虛擬單人戶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隔代直系家庭比重。不過，普查當年出生者或只有一兩歲者成為單人戶戶主的現象表明，還有其他虛立戶口行為。如將單人戶中19歲以下者除去，單人家庭戶主年齡構成比例如表4所示。總的來看，25歲年齡段和65歲年齡段比重相對最大。不過從20歲年齡段到75歲年齡段，都有一定比例。可見，單人家庭并非年輕和年老人口群體所特有。

根據長表數據，單人家庭戶主中男性占58.94%，女性占41.06%。圖2顯示，兩者在不同年齡段的構成有明顯區別。男性峰值在25歲年齡段，但比較窄；女性峰值在60歲和70歲年齡段，且明顯高于男性，范圍也寬。可以說，前者尚處于青年階段，后者則在老年時期。這種分布狀況提示我們，很可能婚姻行為差異導致這種特征。即30歲前后男性單人家庭戶主中有高比例的晚婚者，而女性單人家庭戶主在70歲左右有高比例的喪偶者。長表數據顯示，未婚類別中，30歲年齡段男性高于女性662.07%；喪偶類別中，75歲年齡段女性高于男性92.40%。

附圖

圖2不同性別單人家庭戶主的年齡構成^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