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40年：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動問題和對策

改革開放40年：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動、問題和對策

階級階層分析，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國旗的五星圖案，代表了當時階級階層結構的基本格局，即圍繞中國共產黨這顆大星的人民大團結，由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四顆小星組成。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一些社會階級階層逐漸消失，階級階層結構呈現簡單化趨勢。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提出“兩個基本”和“一個主要矛盾”，即“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循序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1956）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都是在那個時期寫成的。

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之后，提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到1962年進一步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這些思想在“文革”浩劫中形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實踐中帶來極為嚴重的后果，導致經濟和人民生活長期停滯不前。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果斷地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把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實行了大規模的階級階層關系調整，如為幾百萬人摘掉“反革命”“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黑幫分子”“臭老九”的帽子，為幾十萬錯劃的“右派”摘掉帽子，為一大批人摘掉“地主”“富農分子”的帽子，為70萬工商業者恢復了勞動者身份，等等，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改革開放初期，經過階級階層關系的調整，形成“兩階級一階層”的階級階層格局，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本文揭示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分析了當前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現狀以及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調整階級階層關系的政策建議。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方面發生兩個重大轉變：一是從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從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社會，逐步轉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伴隨著這兩個巨大轉變，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極為深刻而廣泛的變化，原來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構成的相對簡單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現在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了，適應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現代化要求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正在形成。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變遷，我國階級階層結構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一）工人隊伍空前壯大，農民工成為新生力量

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在我國4億多從業人員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6900多萬人，占17.3%，第三產業從業人員近4900萬人，占12.2%。現在近40年過去了，到2016年，在全國7.7億多從業人員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達到2.2億人，占28.8%，第三產業從業人員達到近3.3億人，占43.5%。隨著工人隊伍總人數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隊伍的結構也發生三個顯著變化：一是農民工成為工人隊伍中龐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國農民工的總量達到2.82億人。在整個非農從業人員中，扣除黨政干部、事業單位從業人員、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等之后，約占工人隊伍的60%。雖然農民工的戶籍身份還是農民，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工人隊伍的平均水平，但他們成為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生產流水線、一般建筑業和日常服務業的骨干支撐。二是服務業工人的人數超過了工業工人，成為工人隊伍中人數最多的部分。改革開放初期，服務業工人是三次產業中從業人員最少的部分，而到2016年，服務業工人的人數不僅超過了工業工人，也超過了農民。特別是隨著以通訊、金融、物流、電子商務、房地產為主體的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一支與新技術、新業態密切聯系的、有別于傳統體力勞動工人的新型工人隊伍迅速成長，人數已達數千萬人。三是工人隊伍中的國有企業職工比重較大幅度減少，其經濟社會地位分化較大。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我國工人中大約75%是國有企業工人，25%是集體企業工人，幾乎沒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經濟組織。改革開放后的前十幾年，隨著經濟的恢復和快速發展，特別是鄉鎮企業的崛起，國有企業的工人和集體企業工人都較大幅度的增加，但1995年是一個拐點，那時國有企業工人達到7000多萬人，集體企業工人達到約3000萬人。經過國有企業改革和多種經濟成分的大發展，國有企業工人的人數大幅度減少，到2015年，全國6200多萬國有部門從業人員中，扣除700多萬黨政機關公務員、3000多萬國有事業單位人員等，國有企業工人實際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萬人，集體企業工人也只剩下400多萬人，而私營企業、港澳臺資企業、外資企業和各種非國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工人，達到近2億人，其中私營企業工人1億多人。這些變化也使得工人隊伍的經濟社會地位發生分化，現代服務業、效益較好的國有壟斷行業、與新技術、新業態相聯系的知識經濟部門，工人的經濟收入情況相對較好，而傳統產業部門、去產能國有企業需要安置的工人經濟收入次之，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

（二）農民數量大規模減少，并且日趨分化和高齡化 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我國9.6億人口中，有7.9億農民（農村居民），占82%，在4億多從業人員中，有農民（農業從業人員）2.8億人，占70%，是典型的農民大國。改革開放后，農民有了選擇職業的自由，很多農民轉換了職業，變成鄉鎮企業工人或管理者、進城農民工、個體經營者、私營企業主等。到2000年，農民占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下降到44.2%，不過由于從業人員總量增加了，農民的絕對人數增加到3.1億人（扣除領工資的農業工人）。經過近40年的發展變遷，到2016年，在全國13.7億多人口中，有6億多農民（農村居民）占42.6%，而在全國7.7億多從業人員中，有2.2億多農民（農業從業人員），占27.7%。在近40年改革開放中，盡管人口總量增加了5.8億人，但農村居民和農業從業人員的絕對數都減少了，比例數更是大幅度地減少。根據《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2015年）》，2015年全國有26744個農戶，耕作土地面積在10畝以下的占79.6%，10～30畝的占10.3%，30～50畝的占2.6%，50～100畝的占0.9%，100畝以上的占0.4%，未經營耕地占6.2%。農民階級發生了幾個大的變化：一是相當大部分的農業勞動力特別是絕大多數農村青年勞動力，都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2016年我國持農村戶籍、從事非農工作的農民工總量達到2.8億人，其中以進城務工為主的外出農民工達到近1.7億人；二是在務農的農民中，出現了一些從事種植、養殖、漁業、牧業、林業等規模經營的農業大戶以及量眾多的兼業戶，純粹務農的小耕農的數量和比例都大幅度減少，完全靠幾畝土地耕作維持生活的小耕農，成為農村的和整個社會的低收入群體；三是留在農村從事農耕的農民，呈現高度高齡化，40歲以下的務農農民已經很少了，如果不改變農村的耕作方式和耕農收入過低的狀況，耕農將無以為繼；四是務工經商、參軍、上大學、嫁入城市等似乎成為農村孩子改變自身命運的主要渠道，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改革開放前仍作為農村階級分析的“家庭成份”概念，已經成為歷史記憶。

（三）專業技術人員成為中產階層的主力

專業技術人員是指在企事業單位和各種經濟社會組織中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員，是一個以教師、醫生、律師、工程師、經濟師、科研人員、記者、編輯、演員、作家、藝術家等為主體的職業群體。這個群體以高學歷和腦力勞動為特點，我國習慣稱之為“知識分子”，而在西方研究社會分層研究的文獻中，他們通常被劃為“新中產階層”或“白領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區別于以小資本者為主體的“舊中產階層”和以體力勞動者為主體的“藍領階層”。我國的專業技術人員分散在各行各業，總的人數還不是很多。按照國家統計局就業分類來估算，1978年我國專業技術人員約1500萬人，約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4%；到2015年，這個群體達到5000多萬人，約占全部從業人員的12.5%。專業技術人員隊伍也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一是他們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不僅不再是“被改造”對象或“資產階級知分子”，也不僅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且成為知識創造和科技“創新”的主體。二是經濟地位也顯著提高了，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收入“腦體倒掛”的現象，即所謂“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現象，得到根本扭轉，他們的平均收入水平已高于公務員的平均水平。三是這個在改革開放初期還幾乎是完全依靠國家財政發工資的群體，現在其所在的單位，已經分化成財政全額撥款單位、差額撥款單位和完全自收自支單位。如出版行業等一些事業單位，已經轉變成企業，全國公立高校的財政撥款大概占總經費支出50%，全國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大概只占醫院全部日常支出的近10%。專業技術人員也面臨著一些發展的矛盾。一方面，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眾對教育、醫療、文化的需求大大提高，教育、醫療和文化等事業日益繁榮，專業技術人員擁有了廣闊發展空間，知識價值大為提高；另一方面，專業技術人員所在的非營利機構，在“創收”機制的驅動下，也出現某些行為扭曲，如趨利的傾向和所謂的“道德滑坡”。

（四）私營企業主成為廣受關注的社會階層 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完成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私營企業主作為民族資產階級就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后，私營企業主階層從無到有，快速發展。根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統計數據，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私營企業1908萬戶，私營企業主（投資人）3560萬人，全國實有私營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比重為87.3%；注冊資本（金）90.55萬億元，占全國實有企業注冊資本（金）的53.8%；全國私營企業從業人員1.64億人，雇工人數1.28億人。總的來看，我國私營企業絕大多數都還屬于中小企業，到2015年，戶均資本規模為475萬元，但在經濟新常態條件下，仍呈現快速發展勢頭，2015年全國新登記私營企業421萬戶，比上年增長22.0%，新增私營企業注冊資本（金）合計22.7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55.4%。與此同時，私營企業也加快清理僵尸企業，2015年全國注銷私營企業68.25萬戶，比上年增長65.2%。我國的私營企業主目前呈現出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從產業分布來看，私營企業主絕大多數集中在商業服務業，這一領域私營企業的戶數占全國私營企業總戶數的74%。二是從區域分布來看，近60%的私營企業主集中在東部地區。三是從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狀況來看，私營企業主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高，遠低于公務員群體和國有企業負責人群體，約40%只受過高中及以下教育，受過大專教育的占31.8%，但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也占28.7%。四是從收入情況來看，呈現高度分化，絕大多數小私營企業個人收入并不高，2015年的年收入的中位數是12萬元，億元資產以上大企業的業主年薪中位數為40萬元。但與此同時，根據福布斯的研究報告，2016年全球共有1810位富豪凈資產超過10億美元，中國富豪總數世界第二，有300多位富豪凈資產超10億美元，其中251位來自中國大陸。五是從私營企業主的來源和政治參與看，私營企業主的20%來自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下海”人員，28%是中共黨員，4.8%是民主黨派，23.9%擔任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五）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不斷產生

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通常是指那些在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不太容易被歸類為傳統的階級階層概念中的新階層、新群體。“新社會階層”實際上是中國特有的一個概念。2001年，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之際，發表了“七一講話”，他在講話中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他還強調，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此后，“新社會階層”的概念就包括了六種人：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2015年頒發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對“新社會階層”做了新的概括，在原來六種人基礎上歸納出三種人：一是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二是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包括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專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團、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從業人員）；三是自由職業人員和新媒體從業人員。該文件強調，“他們”是“統戰工作新著力點”。此外，一些不斷產生、翻新和擴張的“新社會群體”，也被媒體冠以一些新稱號，如“蟻族”“北漂”“海歸”“海待”“散戶”等。這些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有的是伴隨社會結構的發展趨勢不斷成長的，有的是經常變動不居的。2016年，全國新社會階層約有5000多萬人，他們在社會上影響不斷增強。在新社會群體中，應當特別關注被稱為“我能行”的年輕一代，他們具有世界視野、創新精神，思想開放、積極進取、個性鮮明，生活方式完全融入移動互聯網，推動大眾消費行為和消費觀念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對我國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第一，極大地調動起全國人民和社會各階級階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成長，形成我國發展的強大推動力；第二，加快了我國的社會流動，使各種社會資源實現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三，基本形成了適合我國發展階段和社會制度的現代社會結構，為最終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條件。從現實情況來看，當前我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既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本質上不同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與改革開放以前的情況也有了很大的差異。正確地分析階級階層結構和階級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我們黨確定政治路線和制定實施經濟社會文化政策的客觀依據，關系到黨長期執政的階級基礎、群眾基礎和政策取向，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我國階級階層結構變動產生的新特征新挑戰

（一）利益格局多樣化發展，社會依然充滿活力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多種經濟主體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差距擴大。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城鄉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依然巨大，短期內也難以完全解決。這些情況都造成我國利益格局朝著多樣化的方向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產生各種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也在所難免。盡管如此，我國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仍處于快速變化之中，仍具有很大的變動彈性，社會流動較快，具有很多發展機會和較大的發展空間，社會依然充滿活力。

（二）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矛盾重疊，產生一些兩難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發展，實際上是一種跨越式的發展，用幾十年走完很多國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過程。所以，往往一個階段還沒有結束，另一個新的階段已經開始，不同的階段性特征并存，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矛盾同在，從而使我們解決一些社會矛盾處于首尾難顧、投鼠忌器的兩難境地比如，在一些貧困集中的西部地區，既要大規模減少貧困，又要保護脆弱的生態環境；在企業勞動成本方面，既要注意依法保護勞動者權益，也要防止企業人工成本上漲過快導致勞動密集型企業喪失競爭力；在社會安全方面，既要防止火災、礦難、交通事故等傳統風險，也要防止因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工資待遇、下崗失業、轉業安置等方面的不滿而產生的社會沖突，還要防止突發傳染病、金融危機、恐怖主義行為等現代“風險社會”問題。總之，現在往往會出現解決一種社會矛盾反而導致另外一種社會矛盾加劇的情況，真正做到統籌兼顧很不容易。

（三）工農基礎階級的構成發生深刻變化，實現共同富裕要有一個過程

工人和農民是我國的基礎階級，人數眾多，但近幾十年來其構成發生深刻變化。工人階級的兩個最大變化，一個是有2億多農民工加入到工人階級，他們在生活待遇的改善和思想意識的轉變上，都需要一個過程，另一個是以腦力勞動為特征的“白領”職工超過了以體力勞動為特征的“藍領”職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對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都會產生重大影響。農民階級也發生深刻變化，不僅人數大大減少，高齡農民可能會成為我國最后一代“小農”，未來的新型“農業經營者”，將會極大地改變傳統的農業經營模式。然而在這個變化過程中，要特別注意保護工農基礎階級的利益，特別是防止他們當中的那些弱勢群體被現代化的列車拋下。但中國工農基礎階級的人數眾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勢必經過一個漫長過程，我們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和耐心。

（四）處理好精英群體與大眾群體的關系至關重要，要防止社會分裂

“精英群體”并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但通常被用來描述那些在經濟、政治和知識等領域中可以對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群。他們往往領風氣之先，能夠更好地把握未來的發展趨勢，但也往往搶占先機，成為在變革和發展中的獲利者。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精英群體脫離大眾群體，從而造成社會認同危機和社會分裂，始終是一個巨大的危險。我國在近40年的改革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實事求是地說，隨著利益格局的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擴大，也出現了精英群體脫離群眾的傾向，這是需要特別警惕和防止的一種傾向。

（五）人民內部矛盾演化成對抗性群體性事件的情況將會長期存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建設，是一個長期的完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社會階級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需要長期磨合，通過良性互動和有效協調，不斷完善相關制度。由于各種原因，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一些群眾因利益受損產生強烈不滿，采取集體上訪、游行示威、靜坐、堵塞交通、焚燒汽車甚至沖擊黨政機關等對抗方式使人民內部矛盾走向激化，都是可能發生的。在這些事件中，往往是參與者的合理訴求與他們的不合法的行為方式交織在一起，多數人的合理訴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交織在一起，群眾的自發行為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織在一起。如果處置稍有不當，再加上發生在部分政府官員身上的諸如貪污腐敗、決策失誤、官僚主義等方面的原因，局部問題就有可能擴散到全局，從而把非對抗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所以，必須充分認識到此類矛盾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不斷提高依法、依規、靠制度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我國當前關于階級階層的一些爭議問題

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驗表明，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是我國在現實中要處理好的最重要的關系之一，沒有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改革和發展的目標都難以實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階層矛盾是始終存在的，只不過有時表現為緩和，有時表現為激烈。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快速的發展使幾百年的發展過程產生“時空壓縮”，也使得不同發展時期的社會矛盾集中凸顯，甚至產生“發展起來”以后的時期比“欠發展”時期面對的問題還要多、還要難解決，形成發展起來的“苦惱”和“困惑”。本文嘗試著在學理上解釋和分析人們普遍關心的、與階級階層結構變遷相關的若干理論和現實問題。

（一）怎樣理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序言中也強調，“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從這些憲法規定來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主要依靠者。而在學界的調查研究中，工人在現實階級階層結構中的經濟社會地位并不高。怎樣理解這種理論和現實的看起來的不一致呢？其一，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來講的，是說工人階級代表著工業社會大機器生產階段的先進生產力，就中國的發展階段來看，這一點并沒有改變，而且隨著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和生產力的發展，工人階級的構成發生了深刻變化，智力型、專業型、技術型工人的比例大幅度增加，進一步增強了工人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性；其二，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是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而言了，在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和當前過剩產能消化的過程中，一部分國企工人下崗失業、一部分去產能企業工人崗位變動，這是產業結構升級中的正常變動，不應對此進行不切實際的政治解讀；其三，工人、農民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主體，改善工人、農民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把這項任務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黨的十六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二）當前收入差距是在擴大還是在縮小？

根據衡量收入差距基尼系數，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收入差距曾一度縮小，那主要是由于農民的收入最先通過獲得經營的自由而較大幅度提高，但隨后隨著市場經濟的展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上世紀90年代中期基尼系數超過0.4,到2008年達到峰值0.469，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扭轉，開始緩慢地縮小，這種縮小的趨勢持續到2015年，2016年有輕微的反彈。這樣一個總的趨勢，或者說近若干年收入差距開始緩慢縮小的趨勢，無論是用國家統計局調查數據還是學界的調查數據測算，結果是一致的。但這樣一個學界的實證研究結果，卻似乎與民眾的感受有很大差別。這主要是因為，影響我國收入差距的三個主要因素，是城鄉差別、區域差別和社會成員個人之間的差別，其中城鄉差別的影響最大，大概可以解釋整體收入差別的約40%，近若干年來我國整體收入差距的縮小趨勢，最重要的就是來自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和農民工收入持續增長的貢獻。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成員個人之間的差距也在同步縮小。而民眾的感受，可能更多地來自富豪榜、明星出場費、巨額貪腐等與普通民眾生活水平的比較。另外一個因素是，我們所說的收入差別，還不是整體的貧富差別，也就是說并不包括財產的差別。直到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全民的財產登記制度，而學界的一些關于家庭財產的調查，由于很多人難以真實填報，數據質量受到很大影響，還難以做出符合信度要求的科學分析。但根據世界各國的研究結果，財產的差距要比收入差距大很多，由于我國還沒有開始實施財產稅，估計財產的差距會更大一些。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依然過大，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無論從促進共同富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來說，還是從促進大眾消費、保障經濟長期持續增長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

（三）社會階層真的“固化”了嗎？

“社會階層固化”，是近來媒體經常談到的一個話題，但這還算不上一個規范的學術概念，可以說是一種描述性概念。它主要是指社會流動性減弱，社會位置變動的難度加大，即產生極而言之的“龍生龍、鳳生鳳”的社會現象。從這種意義上說，“社會階層固化”是與“社會流動”相對應的概念。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大調整、大變動的時期過去了，一夜暴富式的“社會流動”機會減少了，社會結構進入轉型時期相對穩定的常態；另一方面，社會結構仍在轉型變化的過程中，社會流動的頻率仍然很高，社會仍然充滿活力。在學術界，社會流動是社會學研究的經典議題，在這個領域產生了很多不同的社會地位獲得的模型，其主要關注的是，在一個社會中，人們改變社會位置的機制是什么？其基本的假設是，影響人們社會位置的，在傳統的社會中主要是家庭背景、戶籍、性別、宗教等先賦因素（ascribed factors），而在現代社會中主要應該是教育、業績、努力程度、機會把握等自致因素（achieved factors）。我國社會學的多數經驗研究表明，隨著社會的發展，自致因素在人們經濟社會地位的獲得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所謂“社會階層固化”的判斷，無法在科學意義上得到經驗研究的實證基礎。

（四）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和中產階層有多大規模？ 國際上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還沒有一個像國際貧困線那樣的統一標準，但已經有30多年的研究歷史。我們按照三種標準對中國目前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進行了測算和估計：一是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最常用的標準，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10～100美元（PPP$），按此標準，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全部收入群體的比例2015年達到約44%，這也成為一些國際媒體報道中國的中產階層已經超過5億人的依據；二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探索性標準，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萬元至45萬元人民幣來界定中等收入群體，按此標準，2015年我國中等收入家庭占全部家庭的24.3%，這也是一些媒體報道中國中等收入群體達到3億多人的依據；三是按照相對標準，即按照收入中位數的75%～200%的區間來定義中等收入群體，按此標準，則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2015年為38%，但在相對標準下多年來比例變化不大。這三種標準中，世界銀行的標準是針對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對我國目前發展階段來說標準過低，難以被社會認同；國家統計局的探索性標準，比較適合我國，也能夠反映我國消費市場的擴大，但存在難以反映收入差距變化的弱點；而相對標準，優點是便于進行國際比較更能反映收入差距變化，但也有“中等收入線”隨平均收入提高而不斷變動的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界，中等收入群體與中產階層幾乎是同義語。但在國際社會學界，這兩個概念還是有較大差別。中產階層更多的是依據職業來界定，所要反映的是在后工業社會從業人員中“白領”超過“藍領”的結構性變化，這種變化基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將會在生活消費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帶來一系列的變化。

（五）我國農民怎樣才能普遍富裕起來？

中國的問題說到底還是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沒有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我國農民人數眾多，絕大多數是小農，每個農戶的平均耕地面積只有約0.5公頃，相當于歐洲農戶平均耕地面積的1/60到1/80,單靠農耕收入微薄，增收很難。從東南亞一些農地缺乏的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經驗看，農業普遍像西方國家那樣實行規模化經營很難做到。而目前“80后”農村青年已經很少務農，務農農民過早出現老齡化，很難再轉移成非農勞動力。農產品價格也已經多數高于國際市場價格，靠政府補貼財政壓力很大，難以為繼。怎樣讓廣大農民普遍富裕起來，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是我國面對的最大難題。實行新型城鎮化，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擴大農戶的多樣性經營，不斷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和農民的兼業收入，可能是唯一的選擇。在未來的發展中，農民的總人數將會持續減少，但農業勞動者將會長期存在，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在現代化的過程將會逐步消退。

（六）現階段的貧富矛盾、勞資矛盾、干群矛盾是一種什么樣的矛盾？

我國現階段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地表現在貧富矛盾、勞資矛盾、干群矛盾這三大矛盾。在貧富矛盾方面，收入和財富差距的擴大，強化了階級階層利益格局的分化勢頭，這方面的矛盾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不斷積累，并通過企業改制、征地拆遷、失業下崗等各種社會事件凸顯出來，個別暴富者的狂妄言論、炫富行為和惡劣表現，極易激起公憤。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表明，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社會的分裂和動蕩，從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秩序，最終對經濟增長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在勞資關系方面，多數私營業主是能夠遵守法律、接受社會主義制度和道德觀念約束的，但也有一些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業主，非法延長工人的工時，克扣工資，忽視勞動安全，甚至侮辱人格，使局部勞資關系比較緊張。隨著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和勞工維權意識的增強，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和諧勞動關系，需要認真研究。在干群關系方面，總體上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但在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門，干群關系疏遠了，甚至比較緊張，有的還引起沖突。一些干部選拔使用上的“買官賣官”現象，一些干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虛報浮夸和說大話、空話、假話現象，特別是少數干部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現象，影響了干群關系，加劇了干群矛盾，在一些地方引起群眾強烈不滿。但總的來說，這些社會矛盾絕大多數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即便是一些矛盾演化成對抗性矛盾，也不屬于“階級矛盾”，要依法依規治理，不能簡單地用“階級斗爭”的辦法處理。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要全面貫徹依法治國，推進國家和社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但也絕不能放棄人民民主專政。

（七）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為何沒有引起社會震蕩？ 農民工在我國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上，還從未有如此大規模的人群（數以億計）在短時期內從農業向工業、從鄉村向城市流動。農民工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和“世界工廠”形成都是緊密相連的。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為了解決勞動力缺乏問題，引入欠發達國家的移民，曾是普遍的做法，但大量的外來移民，由于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習俗、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也帶來很多社會問題，諸如社會融入難、民族宗教沖突、犯罪率升高、排外情緒高漲、恐怖襲擊威脅社會安全等。所以，中國出現的所謂“民工潮”，從一開始就受到各種質疑和擔憂，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大規模的民工流動會對社會安全社會穩定形成“顛覆性”力量，國內也有學者提出“歷代王朝都毀于流民之手”。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國大規模的農民工流動，雖然也存在生活條件和待遇較差、社會保障欠缺、欠薪問題曾經比較嚴重、社會排斥和社會歧視普遍存在等問題，但在幾十年中幾乎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相關的研究表明，與城市工人相比，農民工的收入和經濟社會地位相對較低，但農民工卻意外地具有比較積極的社會態度。農民工的社會安全感、總體社會公平感、對地方政府的滿意度都高于城市工人。中國的農民工之所以持積極的社會態度，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農民工在流動中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他們更傾向于把自己過去艱難的農民生活作為比較的參照體系。他們不是與社會橫向利益比較，而是與自身的縱向利益比較。另一個原因是，農民工以他們的辛勤勞動和社會貢獻贏得了社會輿論的支持和贊譽，并通過社會傳統的關系網絡不斷融入城市社會，政府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保護農民工的權益，支持農民工轉化為市民。整個社會對農民工的包容性不斷增強，并形成了農民工作為共和國建設的“脊梁”的形象。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總結的成功的社會融合案例。

（八）為什么當前很多民生問題表現為教育、醫療、環境等公共產品供給問題？

我國當前的階級階層矛盾，絕大多數是涉及物質利益的矛盾，這些物質利益的矛盾，又絕大多數表現為民生問題。而民生問題，在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發展過程中，在不同的階段表現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民生問題主要表現為商品短缺問題，但隨著人民物質文化需求層次的提高，隨著商品領域從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變化，現在的民生問題更突出地表現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或供給體制不完善的問題。如在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產生了一些諸如因學校收費過高、勞動權益受損、醫患關系惡化、企業職工退休金過低、空氣和飲用水污染嚴重等問題。這類民生問題，在任何社會、任何發展階段，都會存在，都會有其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我國當前收入和財富差距較大，社會不公現象還相當普遍地存在，人民的發展需求快速提升，公共產品的供給還不健全不均衡，所以這類民生問題的突發事件，在新媒體快速傳播、社會輿論快速形成的條件下，有時也會與階級階層矛盾以及部分公務人員的官僚主義行為糾合在一起，并引發對政府和社會的強烈不滿。這是需要給予高度關注、認真面對的一種發展趨勢和社會問題。

（九）什么是新集群行為或非直接利益沖突？

集群行為通常是指自發的、不受正常社會規范制約的眾人的短暫狂熱行為，這種行為往往具有很大的社會破壞性，并且產生越軌行為和犯罪行為。集群行為也有可能發展成有組織、有目的的持續抗爭，從而演變成社會運動。傳統的集群行為，往往涉及到物質利益關系，在表面的無目的、無取向的背后和深層，是受直接利益關系的驅使。例如我國近年來也頻頻發生“鄰避運動”（NIMBY，Not In MyBack Yard），在殯儀館、垃圾處理站、PX項目、核電站等建設中，往往會遭到當地民眾的抵制和抗爭。所謂“新集群行為”，是現代社會興起的一種基于價值認同的非直接利益的社會沖突，如在民權、環境保護、女權、同性戀、反戰等方面形成的集群行為。參加這類集群行為的人群，可能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也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他們的集群行為更多地不是為了自身的直接利益，而是基于某種價值取向。在西方社會，這些行為往往被認為是不同于傳統“工人運動”的“新社會運動”。而在我國，這些“非直接利益沖突”，往往容易以“新集群行為”的形式爆發出來。這是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處理好的一種新型社會矛盾。

（十）為什么說要警惕權貴主義和民粹主義？

在一個大變革的時期，也是各種社會思潮風起云涌、各種社會趨向展露鋒芒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防止極端主義走向非常重要、也是我們面對的非常現實的問題。從現階段的情況看，主要應該防止兩種極端主義走向：一種是權貴主義，即在權錢交易之下，資本和權力結合，掠奪社會財富，如以“產權改革”為名鯨吞公共財富，以“土地批租”的形式完成個人原始積累，以幕后交易掠奪廣大股民。幾百名部級官員的被查處、一些數以億計的巨額貪腐，足以讓人對權貴主義觸目驚心。另一種是民粹主義，即以反對權貴、維護大眾權益為旗號，制造蔑視權威、拒絕變革、不信任政府和仇富仇官仇專家仇名流的社會氛圍，通過主張不切實際的福利要求來迎合民眾，以民權代言人自居綁架民意，甚至要把改革拉回“文革”。

四、關于正確處理現階段階級階層關系的若干建議

（一）充分認識解決階級階層矛盾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

我們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時我們也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變化發展的階段，因此必須清醒認識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清醒地認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提出的新要求、新問題，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工作與人民的期望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和不足，進一步增強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責任感、緊迫感。新的人民內部矛盾大量涌現，這是我們國家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必定要出現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快速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各種不平衡不充分的新問題，階級階層矛盾是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歷史現象。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時代，各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短期內不會消除，有的甚至還會加劇。因此大量的新型社會矛盾（包括階級階層矛盾）還會不斷出現，有時還會在一些局部有所激化。在經濟增長較好的時候，很多矛盾還容易在發展中化解，一旦經濟出現大起大落，很多潛伏的矛盾就更容易爆發。我們要充分認識到解決階級階層矛盾的艱巨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新實踐，必然會面對各種新問題、新情況、新趨勢，新的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也會給我們提出很多新挑戰，而我們處理新型階級階層矛盾的能力還有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對處理新型階級階層盾的途徑和辦法，也有一個需要準確把握和深化認識的過程。這種大背景決定了當前解決階級階層矛盾的復雜性。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原則是統籌兼顧，協調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現階段群眾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體的特殊利益，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最大限度地化解和緩和人民內部矛盾，把人民內部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和程度上，不使其大規模地轉化為對抗性矛盾，保證現代化建設在基本穩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

（二）把改善民生作為當前解決階級階層矛盾的一項重要社會政策

改善民生是當前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一項重要社會政策，必須千方百計落實好這項政策。根據新時代新階段我國民生問題的新特點，在改善民生問題上要有新舉措、新突破：一是在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方面有所突破。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特別是我國進入中高收入國家發展階段和即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群眾有了更高的物質文化需求，因此必須加強在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提高這方面供給的均等化程度，提高人民群眾在這方面的享有能力、享有水平和享有質量。二是在進一步減少和消除貧困方面有所突破。我國已經確定了精準扶貧戰略和到2020年全部消除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的目標，必須下大力氣、以抓鐵有痕的精神，保質保量地完成這一重大任務，防止數字脫貧、口號脫貧。同時，要盡早研究2020年之后的新的扶貧標準，規劃新的減貧目標和長期安排。三是在城鄉一體化發展方面有所突破。我國城鄉差距過大、農村發展滯后，是我國發展的軟肋。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推進，都要把改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面貌作為重要任務。要爭取到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候，能夠基本消除城鄉之間存在的基本生活條件的巨大差異。

（三）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解決階級階層矛盾的長期任務

新時期的階級階層矛盾歸根結底是利益的矛盾，要把完善分配體制作為解決階級階層矛盾的關鍵環節。正像鄧小平同志說的：“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辦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完善收入分配體制，對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非常重要。要建立健全以稅收、財政支出和社會保障為重點的再分配機制。就稅收制度而言，要逐步增加直接稅并相應減少間接稅在整個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從而逐步提升中國稅收的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要逐步建立覆蓋全民的收入和財產登記制度，抓緊研究財產稅問題，結束財產保有層面的無稅狀態，從而建立起至少在收入和財產兩個層面全方位調節貧富差距的直接稅稅制體系。就財政支出而言，要加快公共財政制度建設進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一步完善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此外，要考慮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之外，建立鼓勵贈與等慈善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如通過所得稅優惠等措施，鼓勵所謂三次分配的開展，為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溝通、階層之間和諧關系的建立創造良好的氛圍與環境。要整頓收入分配秩序，打擊各種非法謀利行為，取締各種非法收入，平衡一般競爭行業與壟斷行業的收入差距，規范公務員的工資制度體系，協調勞動收益與資本收益的關系，建立職工正常的工資增長制度，進一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四）全面貫徹民主法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制度保證。實施民主的過程，特別是實施基層民主自治的過程，既是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事務、表達訴求、體現意志的過程，又是協調、磨合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過程。要擴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要完善城鄉社區基層民主管理制度，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與民主建設緊密相連的是法治建設，要全面貫徹依法治國，更加充分地利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解決各種糾紛和矛盾，尤其要把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工作納入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要在司法實踐中貫徹“以人民為中心”，降低司法救濟門檻，降低訴訟費用，保證群眾打得起官司。司法行政部門要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建立多種形式的法律志愿者隊伍，為貧困和低收入群體提供免費法律服務。要堅決懲治司法腐敗，保證社會主義司法實踐的公平正義。當前，應針對一些社會焦點糾紛，面向群眾受理一批典型案件，簡化案件審理程序，加快審理速度，有效地通過司法途徑化解社會矛盾，保證司法救濟渠道的暢通，從而減輕信訪部門的沉重壓力。

（五）加強和改進黨和政府的群眾工作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們黨團結最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大優勢之一。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黨的群眾工作面臨著新的形勢。在新形勢下，黨和政府的群眾工作要著重做好三個面向：一是面向基層，重心下移，讓群眾工作進入城鄉社區和千家萬戶，要改變過去重點依靠“行業”和“單位”做群眾工作的傾向，把群眾工作的重點放到基層城鄉社區，幫助群眾排憂解難。二是面向基本群眾，解決好基本群眾面臨的共性問題，不能把群眾工作的關注點僅僅放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一些代表身上，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都要加強對普通民眾的群眾工作。三是面向群眾的基本民生問題，把幫助解決群眾一些共性的具體民生問題作為群眾工作的重點。

（六）引導社會輿論和把握社會心態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隨著互聯網和各種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社會輿論的形成機制和社會心態的變動規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解決階級階層矛盾，要注重把握這些變化，進一步改進和加強思想宣傳文化工作。一是進一步加強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輿論引導工作，促進形成更加廣泛的社會共識，促進形成理性平和的社會輿論環境，促進形成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要從苗頭抓起，防止一些極端主義思想和偏執情緒綁架民意和濫用輿論暴力。二是做好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彌合代際之間的觀念沖突，塑造面向未來的、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的青年一代。三是要積極探索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

（七）加強對新時代新階段階級階層結構的研究

階級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的核心部分，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動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決定了一個國家和社會未來的走向。一個國家的階級階層政策，實際上決定了其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取向。我國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階級階層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究竟帶來了什么樣的結果，對我國未來發展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可以說我們至今仍缺乏非常深入的研究。要加強對新時代新階段階級階層結構的研究，做好在這方面未來發展的頂層設計，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謀篇布局。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上海研究院院長李培林；

第二篇：淺析我國的階層固化問題

淺析我國的階層固化問題

乍一聽這個詞大家都還挺陌生的，覺得離自己很遠，但是當你深入的了解以后你就會知道這個問題不僅離我們不遠反而就與我們息息相關。我也是一次在看《郎咸平說》時聽到了這個詞，剛開始挺好奇的，就去百度里面查查，后來隨著了解的深入，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因此就借此機會簡單的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

一、什么是階層固化

網上給出的解釋是：社會學家把由于經濟、政治、社會等多種原因而形成的，在社會的層次結構中處于不同地位的社會群體稱為社會階層。各階層之間流動受阻的情況稱為階層固化。猛一聽大家還是不太明白，那我就舉幾個通俗的例子吧。大家可能都聽說過“富二代”、“官二代”與“貧二代”、“農二代”等這些網絡熱詞吧。從被指“欺實馬”的杭州飆車撞人案，到喊出“我爸是李剛”的河北大學撞人案，從一些地方公務員招考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到大學生舉報“官二代”被寧夏吳忠警方跨省拘捕，這些發人深省的公共事件真好印證了網上為什么會有那句話“拼搏不如拼爹”。

二、為什么會有階層固化

1.經濟的突飛猛進引起的階層分化。

合理、充分的階層流動會使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只有實現社會的良性流動，社會才能在飛速前進中保持穩定與平衡。1978年中國吹響的改革開放號角中，社會層面的最強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論”與“血統論”對人的桎梏。恢復高考，讓無數青年有了改變命運的平等機會，實現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正是充分的階層流動，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持續動力和人才支撐。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步伐明顯加快，社會階層的分化成為必然趨勢。社會上層階級不斷擴大，而社會下層人民卻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渠道和機會，難以實現公正、合理、開放的向“上”流動。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但是人民群眾卻沒有享受的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經濟的發展反而成為那些特權階層炫富的資本，炫富必然引起仇富，這樣就造成就別談兩大階層很難融合互幫互助了，所謂的先富帶后富共奔富裕路就成了一句空話。

2、制度不公引發的階層固化

從我國目前的就業制度看，其公平性的惡化程度已經遠超人們的想象。找個理想的職業--努力工作--實現自我價值，是每一個踏入社會的年輕人的自我期許。但給人希望的《奮斗》只是電視劇，現實卻比《蝸居》還殘酷，就業在很大程度上已淪為“拼爹游戲”，父輩社會地位的高低，掌握社會資源的多少，成為子女就業的決定性因素。一句風行網絡的“恨爹不成剛（李剛）”道出了多少年輕人的無奈與嘆息。

三、怎么解決階層固化

1、以“法”彌合階層固化的裂痕

防止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關鍵是建立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法”就是規則，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對濫用公權的黨政干部，破壞社會公平的人必須依法處理，而不是大事化小，敷衍民意。只有通過對每一起公眾事件的窮追猛打，一查到底，讓踐踏規則的人付出相應代價，才能樹立法律的威信，增強民眾對法治的信心。

2、加快社會改革，防止階層固化

加速階層流動就必須完善我國目前一些制度，打破各種阻礙社會流動壁壘。例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城市化進程，完善我國就業制度，打破某些領導任人唯親的固有觀念倡導任人唯才的新想法，同時加大招聘工作的透明度，積極邀請人民參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第三篇：我國外貿商品結構的變動分析及優化對策研究

【數據庫】人大2005年三季度經濟類專題

【文獻號】106

5【原文出處】宏觀經濟管理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50

4【原刊頁號】35～37，4

3【分 類 號】F5

2【分 類 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508

【標 題】我國外貿商品結構的變動分析及優化對策研究

【作 者】易瑾超

【作者簡介】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商學院。

【摘 要 題】貿易實務

【正 文】

建國以來，隨著經濟建設步伐的加快，我國對外貿易獲得了長足發展，貿易總額不斷攀升，為國家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事業躍上一個新臺階。1978年—1998年的20年間，對外貿易總額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5.6％，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越來越大。2004年，我國進出口總值達到11547億美元，增長35.7％，其中，出口額已達5934億美元，增長35.4％；進口額5614億美元，增長36.0％。貿易大國的地位進一步鞏固。然而，也應清醒地看到，我國自“九五”時期以來，外貿經歷一個調整階段，其中包括結構上的調整，而外貿結構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商品結構。

一、我國外貿商品結構變動分析

（一）我國外貿商品結構變動的歷史回顧

建國初期，我國出口商品以初級產品為主，工業制成品比重很低。隨著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工業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53年的20.6％上升到1979年的46.4％，接近出口總額的1/2。20世紀80年代以后，更加明顯的體現了這一趨勢。1981年我國出口商品中的工業制成品比重達53.3％，第一次超過初級產品比重46.7％，以后不斷上升，工業制成品已成為我國的主要出口商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出口實現了兩次大的跨越，1986年，紡織品取代石油成為我國第一大出口產品，標志我國擺脫了以資源為主的出口結構，進入了一個以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為主導的時期。1995年，機電產品的出口首次超過紡織品成為最大類的出口產品，這次出口結構的跨越比第一次更有分量，為我國實現出口的大國之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在1980年—1998年這19年中，勞動密集型產品一直占較大比重，特別是目前作為我國最大類出口商品的機電產品，表面上屬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但實際上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中75％以上是通過加工貿易實現的，其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增值率很低。這說明同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占優勢相比，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層次較低。

同出口商品結構一樣，我國進口商品結構也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建國初期，我國處于經濟恢復階段，在1953年的進口總值中，生產資料的比重達到92.1％，占了絕大部分。60年代國民經濟處于嚴重困難和調整時期，生活資料占進口總值的比重由1953年的7.9％上升到1962年的44.8％，生產資料則相應

下降。70年代以后才明顯回升。80年代以后，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國進口商品結構又發生新的變化，工業制成品比重遠遠高于初級產品比重，1986年以后一直穩定在80％以上。

（二）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變動的特點

第一，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向合理方向發展。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歷經了80年代初的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與90年代中期以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為主向以資本、技術密集型制成品為主的轉變。目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貿易競爭的重要力量。這些轉變反映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這種發展趨勢同世界貿易的總趨勢是一致的。

第二，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層次偏低，靜態效益低下，結構競爭力較弱。現階段，我國經濟兩個根本性轉變尚未完全實現，外貿出口以創匯為中心的觀念還沒有徹底改變，造成外貿粗放經營，出口制成品大多加工度淺，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特別是我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貿易競爭力還比較弱。這表明我國依靠產業多樣化、充足熟練的勞動力資源使制成品出口健康發展，但還沒有在最具活力的技術密集型領域建立起國際競爭優勢。

（三）我國進口商品結構變動的特點

第一，工業制成品進口穩步上升，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成為進口主導產品，進口商品結構呈現逐步優化的趨勢。1980年以來，隨著我國外貿規模的擴大，初級產品在進口總額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工業制成品的進口比重穩步上升。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進口比重一直比較穩定，基本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近年來這一比重有下降趨勢。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比重呈上升趨勢，成為進口的主導產品。這種變動趨勢表明我國一般加工業的國產化能力正在逐步提高，從而對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同時，隨著國內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對國外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的需求日益增加。

第二，進口需求剛性加強，造成進口依存度較高。我國進口商品結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進口需求剛性不斷加強，造成國家進口依存度偏高。由于我國工業化起步晚，生產力水平較低且人均資源量有限，現代化建設中必需的物資、技術設備嚴重不足，很大程度上要依賴進口支持，形成了強勁的進口需求和較高的邊際進口傾向，這就造成了進口剛性。80年代后期曾一度出現原材料（以鋼材為代表）進口過度的現象；90年代以來國家吸收外資增加，外商直接投資也帶來大量設備、零配件及輔料的進口，使得我國進口依存度節節升高。

二、我國外貿商品結構變動的原因分析

（一）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

理論和實踐都表明，一國外貿商品結構與其國內產業結構有密切關系。產業結構是一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物質基礎，產業結構的狀況和演變趨勢制約著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下面就不同歷史時期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動對外貿商品結構的影響進行分析。

建國初期，國民經濟處于恢復時期，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了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入。結果，一方面，造成消費品生產落后于社會需要；另一方面，重工業的發展實際是加工工業的發展，基礎工業受到忽視。所以多年來，我國重工業產品在出口產品中比重一直不大，而輕工業產品在國內長期緊缺，難以發揮出口優勢；反之，生產資料的進口占我國進口商品的比重一直很大。在重工業產品和輕工業產品出口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國家只能將初級產品拿來出口，以賺取外匯支付進口，造成初級產品出口比重居高不下。

70年代末，我國開始針對國內嚴重的產業結構矛盾進行改革。首先，加大了對農業投入，使農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這一變化反映在我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中便是從80年代初開始，初級產品比重下降。80年代初，我國實行鼓勵輕工業更快發展的政策，連續10多年的輕工業高速增長使輕重工業比例發生明顯變化：輕工業比重從1979年的43.1％上升到1990年的49.4％；重工業比重則由56.9％下降至1990年的50.6％。到90年代初，我國輕重業比例失調問題基本解決。同時，外資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上，所以80年代后期，輕紡產品和以鞋類、服裝、玩具等為代表的雜項制品占我國出口商品的比重均有上升。90年代以來，我國加強了對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特別是對能源、交通、通訊等“產業瓶頸”投資強度加大，從而重工業重新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在這一時期的出口產品中，辦公和電信設備及機器比重有所上升；同時重工業化又帶來大量機械運輸類商品的進口，礦物燃料的需求也在增加，這兩類商品在進口結構中的比重也上升了。另外，受世界范圍內新技術革命的浪潮的影響，我國從90年代中期開始加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2002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額首次超過紡織品，成為我國外貿出口的新亮點。

（二）我國出口商品在世界上競爭優勢的影響

一國產品的比較優勢總是通過競爭優勢體現出來，而且一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更易于形成競爭優勢，所以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來研究商品結構更有價值。在這里我們引入貿易專業化系數TSC（亦稱貿易競爭力系數）。其基本公式是：TSC＝（出口－進口）/（出口＋進口）。1990年—2001年我國主要出口制成品的TSC值最高的是雜項制品（主要為鞋帽、箱包、玩具等），每年都保持在0.7以上且呈上升變化，說明這類行業出口競爭力最強。機械及運輸設備TSC值雖全部為負，但負值是逐漸減小的，說明我國這類產業的競爭力正逐漸增強，90年代以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大量增加恰好和這個趨勢是一致的。化學品及有關產品的TSC值也全是負值，其變化略有些不平穩，但仍可見其競爭優勢逐漸好轉。盡管目前我國出口制成品比重占全部出口的80％以上，但競爭力最強的是雜項制品，競爭力最小的是機械及運輸設備，次小的是化學品及有關產品，也即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出口商品主要來自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仍偏低，但呈現逐步提高的趨勢。所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品出口，既是我們的一個長期優勢，也是我國經濟和外貿出口穩定增長的客觀要求。我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貿易競爭能力與我國機電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現狀相適應。

（三）跨國公司的影響

跨國公司對我國外貿商品結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對我國的貿易總量、貿易方式和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來實現的。

1.對我國貿易總量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到我國投資建廠。從而，帶來了大量建設資金、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突出的表現是外資企業對我國貿易總量增長的貢獻。從1980年到1998年這19年里，我國進出口總額增加了約7.5倍，而外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占我國總額的比重則從1980年的0.1％上升到1998年的48.7％，接近我國進出口總額的一半。

2.對我國貿易方式的影響

我國的外資企業有相當大一部分從事加工工業生產。隨著外資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上升，加工貿易逐漸成為我國主要貿易方式中的一個突出代表。

在按貿易方式劃分的我國對外貿易構成中，加工貿易項下的貿易額占優勢。進入我國從事加工生產的外資企業通過加工貿易的方式，既推銷它們的原料、零部件和機器設備，又控制了我國對其母國和其他國家的出口。這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進出口商品的構成：外資企業要進行加工生產，大量進口原輔料和機械設備，使我國這部分產品在進口總額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其加工成品的出口又會引起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相應項目的比重增加。

3.對國內產業的影響

更多的外資進入主要為了搶占我國國內市場。90年代在我國以獨資或控股合資公司為投資方式的跨國公司，其出口額對國內銷售額的比率遠低于全部外資企業的平均比率。這些外資的到來對國內制造業發展體現出明顯的產業壓制。而我國為了吸引更多外資以促進國內經濟建設，實際上給予了外企以“超國民待遇”。這樣，跨國公司相對于國內企業，其壟斷優勢更容易轉化為競爭優勢。產業壓制增加了我國產業進一步升級的困難，對我國外貿商品結構也帶來了不利影響。

三、優化我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對策思路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將在更大的范圍、更寬的領域和更高的層次上融入世界經濟。要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就應從優化我國外貿商品結構入手。

（一）以發展支柱產業為核心，推動國家產業結構升級

由于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因此不可能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短期內迅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只能在一定時期內定位于發展傳統支柱產業，以增強這些行業的競爭力。與此同時，應通過一定的積累和創新，選擇一些具有相對優勢和長遠發展戰略意義的高新技術產業予以支持，逐漸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全面升級，進而實現外貿商品結構的全面優化。

（二）大力促進區域經濟和行業經濟的協調發展

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也需注意到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較大的區域差異。沿海地區技術和資金力量比較雄厚，有較強的科技開發能力，應抓緊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向高增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實現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國內自給，同時促進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中西部地區的優勢是勞動力和資源豐富，為使資源優勢轉化為商品競爭優勢，應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相結合的新興產業。

（三）以增加產品的科技含量為先導，化比較優勢為競爭優勢

目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出口商品結構上的差別，已不再是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差別，而主要是傳統制成品與高科技產品的差別，是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與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差別。要發展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必須以科技為先導。要實現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關鍵在于大力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改善出口商品結構。

（四）要特別強調有效提升現階段加工貿易質量和層次

從宏觀上加強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導，實現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較變，把一味地追求數量擴張的目標轉變為依靠提高加工貿易產業的經濟效率、產品質量和技術附加值來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標。要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加工貿易的產業關聯度，通過產業政策引導資金投入中上游產業，以促進加工貿易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的國產化。

（五）以外資為媒介，實現出口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

要圍繞我國優先發展的產業吸引外資，特別是引導大型跨國公司將資金投向基礎產業，投向設施和設備亟待更新的行業，以提高其整體的資金實力和技術水平；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并通過外資企業對標準生產、配套需求等方面的要求，發揮其對其他企業和行業的關聯性，以實現外資引進與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良性循環。

（六）繼續調整進口商品結構，增加高科技含量進口商品的比重

我國要改善外貿商品結構，客觀上要求進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必須與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同步。一是要注意進口商品與出口商品在品種和特色上的互補性，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二是要增加科技含量高的進口商品比重，以充分提高我國可利用的技術存量，學習并掌握國外的先進技術。

（七）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和優化還有賴于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

我國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必將進一步減少對國內出口企業的財政補貼和保護措施。所以，加快金融發展，促進貿易結構優化就顯得尤為重要。通過金融業的發展，可為制成品產業和出口企業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資渠道，以高效的資本配置機制支持其產業結構和出口商品結構升級，有效地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和競爭中的地位。

第四篇：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定稿）

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摘 要：財政支出政策是國家調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強大經濟杠桿，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財力保障。近年來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社會資源的配置機制與分配關系也隨之轉變，相應地引起財政職能、財政支出范圍和財政支出的結構變化，雖已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與當前市場經濟發展和政府轉變職能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本文通過對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了優化我國財政支出結構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財政支出結構存在問題對策

1、引言

財政支出作為政府分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實施財政政策,用來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工具，正確的財政支出結構是調節經濟與社會發展和優化經濟結構的強大杠桿。公共財政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要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政府收支活動模式或財政運行機制模式，是國家以社會和經濟管理者的身份參與社會分配，并將收入用于政府的公共活動支出，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以充分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保障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公共財產的基本功能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法制規范和宏觀調控。財政支出結構是指各類公共支出占總公共支出的比重，它直接關系到政府動員社會資源的程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經濟結構各個方面，包括社會總供需結構、產業結構、社會事業各個方面構成等，其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影響可能比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更大。近年來，隨著分稅制的深入，各級政府著眼于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服務水平，大力推動財力向民生傾斜，體現了財政的公共、公平和公益性質，然而在財政支出結構上卻依然存在一些問題。

2、文獻綜述

2.1、國外相關研究綜述

1936年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開創了西方現代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其觀點認為，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導致經濟危機的產生，首次將政府財政支出作為影響國民經濟的主要手段。凱恩斯將政府財政支出作為社會總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引入宏觀經濟模型，并認為國民收入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即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

2.2、我國相關研究綜述

張海星（2002）對我國1981—2001年的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分析，起模型以實際GDP三年平均移動增長率、固定投資增長率和各項財政支出比重以及出口依存度微微變量并考慮財政支出對產業的時滯效應，將財政支出變量設定為滯后三期，其結論為:基本建設、挖潛改造和科技三項費用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商業事業費用、行政管理費用、撫恤和社會福利及財政補貼等轉移性支出預經濟增長負相關，科教文衛事業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郭慶旺、呂冰洋和張德勇利用封閉經濟供應平衡方程從理論上推導的出財政支出比率、財政投資比率、政府物資投資支出占財政購買支出的比重、財政人力資本投資占財政購買支出的比重以及財政投資的潛在社會平均生產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我國1978—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將財政支出劃分為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生產性支出有細分為人力資本投資、物資投資和科學研究支出；并的其結論為：我國經濟支出與經濟支出負相關；財政人力資本投資比物資資本投資更能提高經濟增長率；科學研究支出對于經濟增長的正效應最為顯著。

2.3、財政支出概述

2.3.1、財政支出的概念

財政支出也稱公共財政支出，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滿足社會共同需要而進行的財政資金的支付。財政支出作為政府分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實施財政政策,用來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工具，正確的財政支出結構是調節經濟與社會發展和優化經濟結構的強大杠桿。

2.3.2、財政支出結構

財政支出結構是指各類財政支出項目占總支出的比重，也稱財政支出構成。與財政支出規模相比，財政支出結構直接關系到政府使用社會資源的程度，對經濟運行的影響也更大，從定義來看，財政支出結構與財政支出的分類具有很大的關系。

3、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

3.1、財政職能界定不清，經濟建設支出比重偏高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但是舊有的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仍然在思想上被保留了下來，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計劃經濟體制。由于計劃體制的慣性作用，政府對自身的定位不清楚，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其職能從生產到消費再到社會的再分配過程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同時政府的越位管理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也造成了政府財政資金的浪費。我國的財政資金還存在著過于分散的問題，缺乏重點，這就造成了政府對一些大型公共項目的投資不足，進而會使讓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大大減弱，不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完善，而且也會影響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1]

3.2、教育經費投入不足

盡管中央財政用于教育的投入在逐年快速增長，但是截至2010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只達到3.13%，仍然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較之下，我國的私人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過高的教育私人支出嚴重擠壓了私人消費空間，導致社會消費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教育投入上長期存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教育資源配置很不公平。由于對“科教興國”戰略貫徹實施的理解不準確，導致近十年來高等教育支出加速擴大，而基礎教育支出相對減少，教育支出的層級結構出現了嚴重顛倒，教育支出在城鄉和區域間的分配不平衡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

3.3、衛生醫療支出總費用支出結構不合理

目前，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均衡，醫療資源過分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據統計，全國的醫療資源80%在城市，而占總人口60%的農村居民只能占用20%的醫療資源。同時，財政對衛生醫療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2010年全國衛生總費用19600億元，僅占GDP總量的4.92%。就衛生費用的構成而言，我國政府衛生支出比例持續下降，個人衛生支出比例急劇上升，居民衛生醫療負擔較重。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政府醫療衛生投入機制，不斷加大支持力度。

3.4、社會保障支出嚴重偏低

社會保障通常被稱為和諧社會構建的“穩定器”，實現社會公平的“調節器”，促進經

濟發展的“減震器”。早在20世紀80年代，許多發達國家的社保支出就已經占到財政支出的30%以上，目前我國雖已建立一定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社保支出的比重還很低，僅接近于西方發達國家上世紀60年代的水平。同時，我國公共養老保障體系的覆蓋面狹窄，只占人口總數的15%，低于世界勞工組織確定的20%的國際最低標準，社保支出資金使用效率低下，廣大農村和農民還很難享受到社會保障“陽光”的普照。[2]

3.5、行政管理費支出不斷膨脹，且增長過快

政府的行政資金是為實現其社會管理的職能服務的，這部分資金只能源自于政府的財政收入。我國的行政管理費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1978年的4.7%上升到2006年的18.73%，規模呈現出一個不斷增大的趨勢，雖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行政管理費的增加有其必然性，但是長期以來行政管理費增長速度過快，有的時期甚至超出了同期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和GDP的增長速度，已經成為人們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4、優化我國財政支出結構的對策建議

4.1、合理界定我國的財政支出范圍，弱化經濟建設的支出

在市場經濟和公共財政體制條件下，要求科學界定公共財政支出的職能范圍，明確財政應承擔的事務和不應承擔的事務，這是完善我國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重要前提和基礎。該財政承擔的，財政要積極予以滿足；不該承擔的要堅決退出，解決財政的“越位”和“缺位”，實現公共財政職能的“歸位”。其中，重要的是進一步弱化財政的生產建設職能，減少經濟增長對財政投資的依賴。根據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政府不應承擔社會投資主體責任，財政要退出一般競爭性、盈利性領域，只進行涉及國計民生的公益性、基礎性和重點建設項目的投資。

4.2、完善我國的財政預算與支出體制

近些年來，我國政府不斷加快政府預算體制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問題仍然存在不少。當前，我們工作的重點應該是解決預算編制時間不合理的問題，實行內外資金的統管，為綜合預算提供保障。同時，還應進一步推行政府采購制度，避免某些干部與供應商相互勾結牟取國家財產的現象。最后，應該優化政府采購的形式，堅持招標為主，同時還應當針對采購內容采取靈活的形式。[3]

4.3、大力加強社會公共性開支

社會公共性開支涉及的面很寬，包括教育、科技、衛生、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是代表社會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支出，也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財政支出中十分重要的支出。具體為：

一、堅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我們要確保現有預算口徑的教育支出穩定增長，逐步建立分級負擔、分級管理的教育經費管理體制，同時重視研究增設教育專項資金的新渠道，開征教育稅，取消現有的教育費附加，確保財政教育支出的可靠來源。

二、增加醫療衛生投入。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加快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提高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盡快建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體系。

三、加大社會保障支出。應根據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加強以最低生活保障為主體的社會救助體系建設，促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救助制度的發展，不斷完善城鎮基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保障體系，逐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

4.4、逐步壓縮我國的行政事業費用

行政管理費用是政府機構運行的成本，是政府正常運作的前提，因此一定行政費用的支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政府對此類支出規模不加控制，將導致行政成本過高、行政效率低下，浪費公共財政資源，對經濟社會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政府應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合理控制行政成本，制定完善一般性開支標準，推進服務型、節約型政府建設。嚴格控制行政成本增長幅度，尤其是公務用車、會議經費、公務接待、因公出國等經費的增長，以及黨政機關事業單位辦公樓等樓堂館所建設和信息化建設項目，推進機關節能減排工作。通過壓縮一般性支出，騰出財力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

參考文獻

[1]李永友． 我國財政支出結構演變及其效率［J］． 經濟學季刊，2009，9(1): 307 － 332．

[2]曾康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與推進民生財政[J].人民論壇,2011(03).[3]郭磊.對優化我國財政支出結構的思考[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0(01).

第五篇：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公司治理論文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姓名：xx 班級：xx 學號：xx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xx 摘 要: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趨加快的新形勢下,加強公司治理已成為國際潮流,受到國際企業界的普遍高度重視。公司治理結構,是我國構筑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致力于研究解決的課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而健全公司治理結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本文分析了當前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改進對策。

關 鍵 詞: 公司治理結構;存在問題;對策

一、公司治理結構概述

（一）公司治理結構的內涵

公司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又稱公司治理機制，是公司組織機構現代化、法治化問題。從法學的角度講，公司治理結構有廣、狹二義。前者泛指一切對公司經營管理產生影響的法律制度，包括公司機關（組織機構）制度、股東“用腳投票”（拋售其持有的股份）、上市公司收購等1。后者是指為維護股東、公司債權人以及社會公共利益，保證公司正常有效地運營，由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的有關公司組織機構之間權力分配與制衡的制度體系2。本文僅從狹義上進行探討。

（二）國外公司治理結構理論的發展

國外公司治理結構的理論經歷了一個從“股東本位論”到“利益相關論”的發展過程。與此相適應，立法模式也經歷了一個從“資本基本主義”立法模式到“利益共同體主義”立法模式的演化過程，到目前又有了新的進展。以德國為例，德國聯邦政府于2002年夏季提出了公司治理改革的10點計劃。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聯邦政府改善公司治理的措施目錄》（以下簡稱《目錄》），此后又頒布了《德國公司治理準則》（以下簡稱《準則》

（三）主要內容措施

首先，強化對股東權利的保護。為了彌補股東大會的不足，《目錄》和《準則》提出了強化股東以個人或少數股東身份監督經營者的措施:（1）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2）完善股東集體訴訟制度。其次，加強對董事的約束和激勵。為了防止董事利用其職權侵害公司和股東利益，必須對董事施予一定的約束和義務；同時，為了使董事為公司的利益而勤勉地工作，必須對董事施予一定的激勵。再次，強化監事會的監督職能。《準則》對監事的資格限制和職責作出了一些修正:（1）監事資格的限制。《準則》規定，監事會成員必須具備要求的專業知識、能力和專家經驗。（2）監事會的職責。主要有:監事會成員的選任和解任、監督董事會的業務執行情況、查閱和審查公司的帳冊和文件以及財產、召集股東大會、對外代表公司等。最后，《準則》還進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與審計制度，設立獨立的財務監控主體，使公司治理機制更加合理與科學。另外，日本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的最近修改方案也主要從監事機能的強化、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三方面完善了公司治理結構，與德國的公司治理機制改革一樣，取得了相當的成效。

二、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法律體制基本上反映了公司內部機構之間分權制衡的關系,使公司的外部環境對公司及其機構的制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但仍存在許多缺陷,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董事會的獨立性不夠。

一方面是董事長與總經理 職位的合二為一,另一方面則是經營管理層占據董事會的大多數席位,形成內部董事占優勢的格局,于是管理層可以對自我表現進行評價。董事會由大股東掌握或由內部人控制,比較難以形成獨立的董事會來保證健全的經營、決策機制。與此同時,由于法人股比例低,公眾股東分散,外部董事制度剛剛起步,作用還有限,債權銀行介入公司運作制度沒有普遍推行等原因,上市公司董事會缺乏內部相互制衡的機制。

(二)監事會的功能非常有限。

我國的公司制企業采用 的是單層董事會制度,與董事會平行的公司監事會僅有部分監督權,而無控制權和戰略決策權,無權任免董事會成員或高級經理人員,無權參與和否決董事會與經理層的決策。同時由于我國《公司法》等法規在規范公司治理結構方面以股東價值為導向,只重視了董事會的作用而忽視了監事會的地位,使監事會實際上只是一個受到董事會控制的議事機構。

(三)股權結構不合理。

在股份制改革的初期,國家急于 扶持國有企業上市,又擔心國有資產流失,更擔心境外資本沖擊國內資本市場,因而確定了國家必須在上市公司中保持控股甚至絕對控股的指導思想。按當時有關規定:上市公司在發行新股時,總股本在4億股以下的,流通股本達到25%即可;總股本在4億股以上的,流通股本可低至15%。這種“計劃+行政控制”雙重作用的結果,使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極不合理,形成一種畸形的股權結構。

(四)外部監控機制不健全。

在我國,以市場為基礎的外 部治理機制發育不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銀行等作為債權人對公司實施的監控作用較小。盡管我國建立了以主辦銀行制為內容的銀企關系,但是現行法律禁止商業銀行向證券業和非金融行業進行股權投資,這些行業的公司董事會中沒有任何來自商業銀行的代表。第二,外部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或者是并購市場對公司實施的監控作用也非常有限。由于我國絕大多數上市公司控股方的股份為不可流通股份以及由此導致的上市公司經營者與主管部門之間的特殊關系,使通過并購來接管上市公司進而改進公司績效的努力也大打折扣。第三,經理市場對公司的監控作用也非常有限。我國資本市場的現狀與目前的股權結構極大地限制了經理市場在約束公司經營者行為方面的作用。(五)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

國有企業公司治理重要組 成部分中的信息機制還不健全,治理結構方面的缺陷使企業的信息不公開、不透明、不真實。由于這類企業的信息基本被內部人控制和操縱,外部人和企業普通職工很難獲得企業的真實信息,當被迫或需要向上級、政府公眾提供信息時,首先考慮信息的披露是否損害內部集團的利益,并與此展開博弈,使外界難以知曉企業真實的經營情況,成了經營績效低的“保護衣”。不健全、不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為上市公司信息操縱和信息造假提供了便利條件。

三、完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原則和措施

（一）完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原則 以利益相關論為指導，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應遵循下列原則：

1、效率優先，利益兼顧原則。

用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效率原則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一項重要原則。沒有效率作基礎，其他價值目標就很難實現。即使能夠實現，也是低水平的，沒有多少實質內容。

因此，在市場經濟的各項原則中，應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公司治理結構體制也不例外。

“現代公司法弱化股東會的作用，強化董事會的功能的發展趨勢就是公司法貫徹效率優先原則時的直接反映。”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現代公司乃是一利益共同體。在堅持效率優先的前提下，也應兼顧各方的利益，使其不受侵害地都能得到充分實現。既要考慮到物質資本所有者的利益，也要考慮到非物質資本所有者的利益，還要考慮到債權人利益乃至社會公共利益。

其中，特別需要重視的是股東利益、職工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這一思想應在公司治理結構的設置中反映出來。

2、權力分立與權力制衡原則。

權力分立原本是資產階級國家憲法確立的一項政治原則。它有效地解決了資產階級國家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配置問題。現代公司是現代國家的縮影。公司法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架構一部“憲法”，以界定公司權力配置，即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是公司的業務執行機構（經理為董事會的輔助機構），監事會是公司的監督機構，該三機構分別行使決定權、業務執行權和監督權，各司其職，不受非法干預。公司內部權力的架構和運作也應遵 循這一原則。公司內部的權力制衡可分為兩個具體的方面：一是股東會與董事會之間的制衡關系；另一是監事會與董事會之間的制衡關系。這兩方面制衡的核心就是要界定和限制公司權力中樞——董事會和高級經營層——的特權。權力制衡的目的是要維護經營者利益與股東利益、職工利益和公司利益之間的平衡。實質是要在效率前提下謀求公平。

（二）如何完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

1、加快實現企業產權主體多元化

當前，一些改制為國有獨資或絕對控股的公司制企業，在法人治理結構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甚至出現了不少“翻牌公司”。究其原因，主要是企業投資主體未發生明顯變化，股權過于集中。根據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精神，應當加速推進對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改組，逐步淡化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強化企業制度的市場適應性。

當前，需要加快實施國有股減持、國有資產變現和開放投資限制等措施，鼓勵更多的非國有法人資本、境外資本和民間資本投向國有企業，降低企業中國有資本持股比例，促進公司股權多元化。同時，要推動企業間的相互持股，特別是產業關聯性較強的企業間的股權置換，也可考慮將部分企業間的債務轉換成企業間的持股，改造部分國有獨資和控股公司，形成公司內不同投資主體的相互制衡機制，從而為規范公司治理結構創造條件。

2、大力推進政企分開

實現政企分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司治理結構合理化的前提。近幾年來，隨著政府和黨政機關與直屬企業脫鉤，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已得到了一定調整。但是，由于實現政企分開不僅需要深化經濟領域的改革，也涉及到政治體制方面問題，因此難度很大。許多企業反映政府部門的審批范圍在擴大，針對企業的文件、會議太多。當前，應圍繞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繼續深化黨政機構改革，讓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從而有助于公司治理結構的規范。

為此，一要轉變黨政機構的職能，使政府部門著重于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和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改變過去專注于干預或支配企業的行為。同時，政府部門對經濟調控的范圍應面向全社會，而非專注于國有企業。二要在國有資本出資人與企業法人之間作出制度安排。一方面，國有企業改制后應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擁有法人財產權，依法自主經營；另一方面，通過出資人代表對國家出資興辦和擁有股份的公司依法行使所有者職能，對公司債務承擔相應的責任。三要徹底取消企業的行政級別和經營管理人員的干部身份，從而改變黨政部門對企業的行政指揮和監督。

3、充分發揮“新三會”的作用

實行公司制改造的目的是打破傳統的企業制度模式，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和國

際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是公司制企業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和監督機構，稱為“新三會”。但是，黨委會、職代會、工會“老三會”在體制轉換中仍發揮著作用。由于新老三會并存，造成機構重疊、多頭領導，既影響工作效率，也使公司在治理結構上難以規范。因此，應當按《公司法》要求盡快解決新舊制度的交叉，老三會與新三會的相近職能應逐步向新三會轉移、并軌，著力發揮“新三會”的作用。

一時難以規范的企業，可考慮實行一套人員、多塊牌子的辦法。當前，特別要充分發揮董事會對公司重要問題的統一決策作用，即在一個企業只能有一個決策中心。要建立規范的可以追究董事責任的董事會議事規則，實行集體決策、個人負責。要積極吸收外部董事參與董事會決策，提高決策水平。董事會依法作出的決策，政府部門不應再審批或干預。

4、全面推行經理人員選聘制度

目前，我國國有獨資和控股公司中絕大部分經理（廠長）仍由政府主管部門和黨組織任命，既影響了實現政企分開，用人責任不清，也阻礙了經營者市場的形成。同時，一些改制后的企業，經理人員的收入也難以真正與經營業績掛鉤。為此，必須深化改革，加速將政府部門和黨組織對經理人員的任命制改為董事會對經理人員的選聘制，發揮市場對經理人員 的配置作用。要建立科學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使經理人員的報酬與經營業績掛鉤，使經理人員的行為更加規范。

5、擴大對企業集團經營國有資產的授權

組建和培育大型企業集團是提高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優化企業組織結構的重要方式。隨著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調整，應當擴大和深化對企業集團授權經營國有資產的試點，使企業集團母公司對授權范圍內的國有資產依法行使資產收益、重大決策和選擇 管理者等權利，并承擔國有凈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

另外，要理 順企業集團母子公司體制，母公司負責推進整個集團制度建設。集團的子公司、孫公司一般應改制為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集團母公司依據《公司法》對全資、控股子公司、參股公司行使出資者的重大決策、選擇經營者和資產收益等權利；母公司向子公司派出董事或產權代表，通過子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參與子公司的經營。針對目前政企關系難以完全理順的現狀，應賦予集團母公司更多的權力，建立起“防護墻”，保護子公司、孫公司按規范的公司制要求進行改造，并積極推行股權多元化。同時，母公司要加強制度建設和功能建設，提高決策能力和資產經營能力；尤其要加強對整個集團制度化的控制能力，對子公司的發展規劃、投融資決策和對外擔保實施有效的管理，防止內部失控，發揮集團的整體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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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in China's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Mu Duo Abstract: In an increasingly accelerate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trengthen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trend, generally by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building a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China, is commit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to address issues.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nd sou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the key to building up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problems;counter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