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歷史觀與各門具體科學的關系

社會歷史觀與各門具體科學的關系

一、文獻資料

1、社會歷史觀的內涵（出自百度百科）

社會歷史觀（conception of society and history）是關于人類社會的起源、本質和發展規律等一般問題的觀點和理論體系，是人類對本身相互交往活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的反思。以社會現象的內在聯系及其發展過程為研究對象。在歷史上社會歷史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各個時代、各個階級的整個哲學世界觀的傾向和實質。雖然社會歷史觀并不直接以考察整個世界一般問題為對象，但它對物質運動最高形式的根本問題的回答，也就是對哲學世界觀的最尖銳問題的回答。因此，社會歷史觀是哲學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實現了根本的變革，確立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

2、從哲學與科學關系出發對馬克思思想本質的再思考（邢立軍）

在哲學傳統教科書中，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定位是，具體科學研究具體領域的具體對象，哲學則研究世界的、普遍的、根本的規律，是對具體科學知識的概括和總結；具體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哲學對具體科學具有指導作用，為具體科學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長久以來，在傳統馬克思主義認識框架的影響之下，我們就是從這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角度看待哲學與科學的關系。

由于唯物史觀強調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從而常常被看作嚴格的科學理論。從科學與哲學截然對立的觀點出發，這也就意味著馬克思關于歷史的一些設想就是千真萬確的、不可動搖的規律。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就是科學與哲學融合的典范。海德格爾主要說明了哲學對自然科學的基礎作用，說明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的融合。而在馬克思那里，哲學成為馬克思考察人類歷史規律的基礎，換言之，馬克思實現了哲學與歷史學的融合。馬克思致力于探索人類歷史規律，他的最偉大的思想貢獻就是唯物史觀，馬克思把唯物史觀理解為“歷史科學”。

3、恩格斯論科學與哲學的關系（王春輝）

恩格斯關于科學的界定：恩格斯沒有嚴格地定義什么是科學，而是在很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的，有點與“真理”的概念接近，有些時候又認為唯物主義就是科學的。這些概念之間有一定的共同性，如都強調要與外界的客觀現實相一致，恩格斯用的一個比較多的詞就是“事實”。恩格斯主要是從兩個方面來界說科學的: 從事實中來和要與外界相符合。

恩格斯在宏觀上又把科學劃分為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的趨勢，但恩格斯不是在嚴格意義上說的，有些時候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并列，把歷史科學歸并入社會科 學，“社會科學，即歷 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

《自然辯證法》中，根據研究對象和運動形式，以及當時科學發展的現狀，恩格斯比較詳細地把科學分成了幾大類:(一)研究機械運動的科學，研究對象是天體和地面上宏觀物體的運動，相當于牛頓力學;(二)物理科學，是關于分子的運動;(三)化學，是關于原子運動的;(四)生命科學，是研究生命的運動，特別是基本的生命單位———蛋白體的運動;(五)社會科學，研究社會的運動規律。

恩格斯認為科學是經驗與哲學相結合的產物，如果輕視哲學、理論的作用的話，就將受到懲罰，科學只有經驗是不行的，還需要一定理論哲學的指導，特別是辯證法的指導。

第二篇：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

哲學部分

1． 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馬克思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

即本區別，又有聯系。兩者研究對象不同，馬克思主義哲學以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普遍規律為研究對象，以各門具體學科為基礎而產生，具體科學以世界某一特殊領域的具體規律為研究對象，具體科學研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

2． 哲學的基本問題？

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它包括兩方面，一是思維和存在誰是第一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區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唯一標準。二是思維和存在有無同一性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可知論和不可知論兩大派別。

3． 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產生？

階級條件：19世紀40年代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是社會條件，無產階階反對資產階級斗爭不斷發展是階級條件，無產階級為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需要科學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哲學應運而用。

科學來源：細胞學說，能量守恒定律，生物進化論。

理論來源：德國古典哲學，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心，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基本內核。

4．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

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自然社會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是唯物論，辯證法，唯物辯證法的自然觀和社會歷史觀的統一。

5． 辯證法與形成上學的區別？

辯證法是同形而上學相對立的世界觀，方法論，它用全面的，聯系的，發展的觀點看世界，論為世界萬物都是相互聯系的，運動發展的。

形而上學是同辯證法相對立的世界觀，方法論，它用片面的，孤立的，靜止的觀點看世界，認為事物即使有變化也是量變而沒有發生質變，事物變化的原因在于事物的外部，否認事物的內部矛盾是發展的動力。

6． 列定的物質定義

物質是標志客觀實在的哲學范疇，這種客觀實在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復寫，攝映，反映。它堅持了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貫徹了唯物主義一元論，同唯心主義和二元論劃清了界限。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可知論和反映論。

7． 物質和運動，運動和靜止關系？

物質和運動不可分割，物質是運動著的物質，沒有脫離運動的物質，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整個世界是永恒運動著的物質世界，運動是標志一切事物變化及其過程的哲學范疇，運動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永恒的，是物質固有的根本屬性，是物質的存在方式。靜止是物質運動的一種特殊狀態，主要指以下兩種情形，一是特定事物之間沒有發生相對空間位移，二是事物保持自身質的穩定性，尚未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絕對運動和相對靜止是辯主的統一，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兩者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絕對運動中有相對靜止，靜中有動，相對靜止中包含著絕對運動，運動和靜止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

8． 世界統一性原理

世界是統一的，世界統一于物質，物質世界的統一性是無限多樣的統一。

9． 社會勞動在意識產生過程中的作用？

意識是社會勞動的產物。

10． 意識的本質：意識是人腦的機能，是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

11． 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原理。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有能動的反作用。

12． 什么叫聯系？聯系的特點？

聯系也叫關系，是指導一切事物，現象，過程之間及其內部諸要素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制

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它具有普遍性，客觀性，多樣性。

13． 普遍聯系的觀點：聯系不是個別事物的個別現象，而是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質，聯系

不是某一事物局部的，暫時的現象，而是貫穿于該事物始終的普遍本性，整個事物就是由無數相互聯系的事物構成的統一整體，任何個別事物都是這個統一整體中的組成部分。（任何一個事物都與它周圍的其他事物存在著聯系。）

14． 發展的實質？

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產生，舊事物的滅亡。廣義的發展泛指運動，轉化，聯系，變化的一切過程，即包括上升的運動，也包括下降的運動。狹義的發展，主要指事物由代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由無序向有序的運動。新事物是指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遠大前途的東西。舊事物是指違反事物發展客觀規律，失去存在的必然性而日趨滅亡的事物。新事物有新要素，新的結構，新的功能，能適應已經變化了的環境或歷史條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舊事已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因此，新事物必然戰勝舊事物，發展是前進上升的過程，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根本方向，對發展我們要堅持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

15． 內因和外因的辯證關系？

內因即事物的內部矛盾，外因即事物的外部矛盾，事物的發展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內因和外因是相對的，在一定的可以實現互相轉化。內因和外因辯證關系是中國共產黨的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方針的重要理論依據。

16． 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區別的。普遍性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是共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特殊性，是個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兩者相互聯結，互相滲透，共性寓于個性之中，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

17． 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

矛盾就是對一統一，事物發展的核心是動力問題，對立統一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對立統一規律是理解唯物辯證法全部理論的關鍵，矛盾分析法是最根本的認識方法。

18．否定之否定規律？

揭示事物發展道路；事物由自我肯定狀態到達自我否定狀態，進而再由這種否定狀態進到新的否定狀態，從而開辟出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的道路，這就是事物發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肯定是事物中維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是事物中促使其滅亡的方面。辨證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揚棄；否定之否定規律是事物發展前進性和曲折性統一，要反對循環論和直線論。

18． 實踐和認識是什么樣的關系？

實踐是指人們能動地改造和探索客觀世界的一切社會性的客觀物質活動。實踐是認識的來源，是認識發展的動力，是認識的最終目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決定認識，認識對實踐有能動的反作用。

19． 認識的辯證過程：感性---理性---實踐

20．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實踐的特點決定的，從真理的本性看，它是人們對客觀事物的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是同客觀實際相符合的認識，只有實踐才能把主觀認識同客觀實際聯系起來，加以對照，判別其是否符合客觀實際，從實踐的特點看，實踐是主觀見之于客的物質性活動，不僅具有普遍性，而且具有直接現實性，即它能把主觀認識變為客觀現實，從而檢驗出思想認識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真理。

21．怎樣做到實踐標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

認識到實踐是檢驗趔的唯一標準，此外再也沒有別的標準，它不可能對現有的一切認識，都作出確定的檢驗，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即不確定性，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踐，都是有局限性的，它不可能對現有的一切認識，都作出確定的檢驗，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并

不排斥邏輯證明在檢驗真理過程中的作用。

21． 如何理解社會生活在本質上實踐的？

實踐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實踐將人類社會從自然界中提升出來，同時又同自然界緊密地聯系起來；實踐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存在形式；實踐使社會歷史的發展實現了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的統一。

22．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生產力理論的一個重要原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個命題有以下含義：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學技術可以轉化為直接的現實的生產力；科學技術可以通過學習和教育，發明和創造，開發和創造等途徑轉化為生產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沒有科學技術就沒有生產力，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由科學技術所推動。

23． 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傳統文化？

文化是所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任何傳統文化都有兩重性，都可以分為精華和糟粕，一方面，傳統文化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和保留下來的，對當時和后來社會的發展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有積極的合理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產生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今天而言或多或少都會存在某些落后的，消極的，保守的因素。對待傳統文化，正確的態度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反之，全盤肯定和全盤否定都是錯誤的。繼承和吸取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過程。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切優秀成果，使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服務。

24． 如何理解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

動力系弘：社會基本矛盾是要本動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存在—解決---生產力發展---社會發展）；階級斗爭是直接動力（階級斗爭的目的是統治，先進生產力階級同落后生產關系階級的斗爭，結果經濟發展）；決定力量是生產力。

25． 個人歷史作用，無產階級歷史作用？

任何人都對社會歷史發展起著一定作用，按作用大小可分為普通個人和歷史人物。出色的歷史人物包括資產階級領袖和無產階級領袖，無產階級領袖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在理論上創建和發展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主義理論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并指導全世界工人運動，使無產階級從“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在實踐上在領導和組織無產階組織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26． 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

群眾路線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主要內容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觀點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觀點，主要內容有：相信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

毛澤東思想部分

1． 毛澤東思想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

產生的現實需要：近代中國社會矛盾和革命運動的發展需要新的理論；物質條件：新的生產力的增長和工人運動的發展；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文化來源：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精華；實踐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實踐；時代背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系統總結和多方面發展：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戰爭時期；繼承和發展：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

2． 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

萌芽于黨的創建和國民革命時期；形成于土地革命前中期；成熟于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戰爭時期；發展于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

3． 什么是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創立的。它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4． 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關于軍隊建設和軍事策略的理論，關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和理論，關于思想政治文化建設的理論，關于黨的建設學說

5． 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是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奪取革命勝利的武器，是鄧小平理論的思想淵源和理論先導。

6． 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求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

7． 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聯系與區別（為什么五四運動是新民主義革命的開端）

五四運動以后資產階級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種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革命，叫新民主主義革命，它同舊民主主義革命即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相同點：革命的對象和任務相同，都是反帝反封建斗爭，都是求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革命的基本動力相同，參加革命的基本隊伍是由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統一戰線。革命的根本性質相同，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點：革命領導權不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是資產階級，工人只是追隨資產階級參加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工人階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級第一次走上歷史舞臺。革命的時代背景不同，五四之前屬世界資產階級革命范疇，五四后屬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范疇。革命指導思想不同，舊民主主義革命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為指導，新民主主義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革命的前途不同，舊民主主義是實現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制度，新民主主義是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然后建立社會主義，再終實現共產主義。

8． 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歷史條件？

經濟條件：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民主革命創造了經濟條件；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工人運動的發展為民主革命奠定了政治基礎；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的傳播為民主革命的性質的轉變提供了思想指導。

9． 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條件？

階級基礎：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思想基礎：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馬列主義的廣泛傳播；組織基礎：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干部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

10．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分別是什么？

政治綱領：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義共和國

經濟綱領：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

文化綱領：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11． 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

12． 中國工人階級為什么能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

首先中國無產階級具有世界無產階級的一般特點：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富于組織性和紀律性，是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其次，中國無產階級成為中國革全的領導階級，還是因為它有這樣一些優點：深受三重壓迫，因此反抗意識強，革命斗爭徹底，來自農民，了解農民痛苦，農民來支持，在黨的領導下，成為最有覺悟的階級。中國無產階級的這些特點必然使它擔當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

第三篇：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關系問題是社會歷史觀的基本問題

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關系問題是社會歷史觀的基本問題

第一，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關系問題，是任何社會歷史觀都必須回答而不能回避的問題。在人類社會歷史中，雖然存在著復雜多樣的社會現象，但不外乎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兩大類。無論哲學家們研究何種社會歷史問題，都必然要涉及到這兩大類社會現象，都必然要對它們的本質及其相互關系做出相應的回答。凡是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屬于歷史唯心主義；凡是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屬于歷史唯物主義。

第二，怎樣解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是解決其他社會歷史問題的前提和基礎。人們只有正確地回答了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關系問題，才能正確地回答其他社會歷史問題。如果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就必然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是一個客觀的、有規律的發展過程；就會承認社會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如果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人們的精神、愿望決定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就必然否認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雜亂無章的，是偶然事件的堆砌，認為歷史是“英雄豪杰”創造的。

第三，如何處理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關系問題，也是社會實際生活中的問題。盡管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多種多樣，但歸根到底就是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問題，要處理好這些問題，首要的是處理好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如果處理不好，或者顛倒了這個關系，那就什么問題都處理不好，就會在實踐中失敗。

第四篇：遵義會議評價的科學歷史觀

遵義會議評價的科學歷史觀

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12月7日在貴州遵義召開的“遵義會議與長征”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講話。——紀念遵義會議七十五周年

一、開題的話

這些年來學界對遵義會議和長征的研究不斷深入，一方面史料有新的發掘，另一方面視點的變化不小，對這段歷史有新的解讀。

我完全贊成多視角、寬領域地研究這段歷史，只有這樣，對歷史的認識才愈趨全面、客觀、真實。

但是，我很不贊成以下兩種傾向。

一是胡編亂侃地戲說，將黨史演義化。若是文藝創作就廣而告之說清楚，不要混同于黨史研究。現在有的著作打“擦邊球”，虛構許多歷史細節，書中記載大段大段的人物對話，似乎是作者本人在場筆錄的，以假亂真，混淆創作與研究。

二是將黨的歷史權力斗爭化，一部黨史被扭曲成權力斗爭史、玩弄權術史、個人恩怨史等。比如，遵義會議被歪曲成毛澤東篡奪中央權力的歷史起點。不是說黨內沒有權力斗爭等，但一部黨史絕不能寫成權力斗爭史。這兩種傾向都對青年人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特別是后一種傾向影響更大，因為它是打著披露“秘史”、曝光“內幕”、還原“真相”的幌子。有些內容不完全是虛構史實，而是片面地截取歷史的一段，以偏概全；或將歷史人物的某些缺點錯誤無限夸大，然后用串糖葫蘆的辦法，將這些片斷演繹成篇，從而一部中國共產黨史或領袖傳記不堪入目，完全被“妖魔化”、“丑惡化”了。毛澤東是怎么成為黨的領袖的？依照這些著述，就是靠玩謀略、整對手、拉幫結派、爭權奪位而成為領袖的；什么共產黨人的理想追求、黨的事業、人民利益等等都化為烏有。年輕人不了解黨的歷史，又涉世不深，思想單純，看了這些書不能不有一種被正規教育愚弄、欺騙的感覺。因此，這給我們黨史工作者提出了應當怎樣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的問題。

我們不是強調學習、落實科學發展觀嗎？科學發展觀是面對現在、面對未來的，使我們的社會、國家得到科學發展。對于過去的歷史呢？按照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就應該以科學的歷史觀，以科學的態度來研究歷史，包括黨的歷史。什么是科學歷史觀？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黨的歷史，評價歷史事件和臧否歷史人物。

我們現在不太講立場、觀點、方法了。其實，講立場、觀點、方法，不是教條主義、不是“左”。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就要堅持立場、觀點、方法論。過去我們強調無產階級的立場，在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后，強調共產黨的先進性首先表現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三者既然是統一的，那么講立場就應當是“三個先鋒隊”的立場，或者說是這樣的黨的性質的立場，即黨的立場。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

過去將黨的歷史寫成路線斗爭史不對，一些著述將黨的歷史描繪成權力斗爭史也不符合黨的真實歷史。如果黨的高層都是勾心斗角、爾虞我詐，能夠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嗎？如果毛澤東就是不斷地玩權術，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為什么沒有眾叛親離？為什么那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還對他忠心耿耿？這是用“愚忠”、封建意識、個人崇拜之說解釋不通的。有人不是說他“用人唯親”么？對“唯親”者，這可能說得通。但對被整后還擁護他的許多非“親”者，這種說法則難以成理。我們要“還原歷史”，但將黨的歷史“丑惡化”、將毛澤東“妖魔化”是對歷史的歪曲。研究黨的歷史應堅持科學的歷史觀，對遵義會議的評價也應當堅持科學歷史觀。有感于一些著作對歷史的敘述以假亂真、片面剪裁、混淆是非，因此，本文以評價遵義會議應堅持科學歷史觀來開題。

二、遵義會議與民主革命的兩個十四年

對遵義會議的研究，30年來召開過多次研討會，論著也很多。有許多人是遵義會議的研究專家，我就不班門弄斧了。這里僅從宏觀黨史來看遵義會議。

2009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媒體宣傳熱點之一是如何看待兩個“30年”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以遵義會議為界的兩個14年的歷史進程，同新中國60年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的兩個30年的歷史進程極其相似。

首先，遵義會議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也是黨的歷史發展的轉折點。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發展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黨領導民主革命歷史發展的轉折點。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轉折點的話，那么遵義會議是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轉折點。

其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30年，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前8年的順利發展，接著是10年曲折和10年大挫折；同樣，遵義會議前的14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參與領導的前6年的大革命運動是黨的歷史輝煌一頁，接著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敗和接二連三的“左”傾錯誤的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戰役的嚴重挫折。遵義會議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都處于黨的歷史發展危急關頭，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

再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的30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樣，遵義會議后的14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體系。

還有其他一些方面可以論列。僅此，就可以看到：這兩個歷史的轉折點對黨的歷史發展的影響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那么，怎樣認識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的關系呢？ 我在比較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關系時，曾經作了一個總的判斷，即前“30年”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后“30年”是前“30年”的歷史延續、校正方向和創新性發展。毫無疑問，不能簡單地將這個說法機械地、生硬地套用來看待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的關系，但是強調要辯證地、歷史地進行比較研究的思路（即要前后對比考察），還是可以借鑒的。

（一）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其后14年的影響，至少可以論列以下五點。

一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已有初步認識，為后14年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進行了艱辛開拓，為后14年概括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奠定了實踐基礎。

三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建立廣大蘇區的革命實踐和在蘇區開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草創建設，為后14年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提供了初步經驗。

四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可貴探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后14年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和決定黨的性質的三大優良作風奠定了認識基礎。

五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領導干部，為后14年形成黨的第一代成熟的領導核心和骨干力量，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干部準備。

因此，肯定遵義會議是偉大的歷史轉折，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并不是要否定遵義會議前14年黨的歷史。講所謂“第一代”，也不是說黨的歷史從遵義會議才開始，此前的都不是。如果有這樣的理解，那是對遵義會議是偉大的歷史轉折的誤解。

過去我多次解釋過，講黨的領袖第幾代，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一種說法，是一個時期的政治需要，屬于政治概念，不一定是說要長期這樣講下去的，它不具有普適性。作為政治宣傳，可按照中央的精神講。作為學術研究，不必強求，既可用這種說法，也可以不用這種表述。用了這種說法，也不必“上綱上線”進行批判。

（二）遵義會議的后14年與此前14年的關系。這后14年也有撥亂反正、歷史延續和創新性發展三個層面，即在撥亂反正、糾正錯誤之后，繼承前14年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和思想理論成果，總結新的歷史經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指引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具體地說：

一是實現了中央高層領導的改組，在確立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正確領導后，逐漸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此，黨領導的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二是實現了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轉變，經過四渡赤水，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在飛越金沙江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達陜北后，抓住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倡導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戰略戰術，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有了新的發展，人民軍隊越戰越強，最后打敗800萬國民黨軍隊，建立了新中國。

三是在總結井岡山時期和蘇區時期開辟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中國革命道路理論，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革命規律和特點的認識和把握，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四是在遵義會議時，由于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中國共產黨根據面對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決定了自己的組織領導和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如果說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在恢復與共產國際聯系后，中國共產黨也開始改變過去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的盲目性，逐漸確立了中國革命的獨立自主原則，并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是通過延安整風，在總結遵義會議前黨領導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批判“左”右傾錯誤，確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定要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指導原則，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開啟了黨的指導思想有屬于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河。

我以為，這樣辯證地、歷史地從前后兩個方面認識以遵義會議為界的民主革命歷程的兩個14年，更有助于科學地把握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

三、遵義會議與長征前期的系列會議

我在“長征行”時了解到中共中央在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據不完全統計，屬于由中央政治局領導主持的會議、包括它的全會、常委會、緊急會和擴大會等，從1934年底至1935年底，僅一年時間，比較重要的，在黨史上有記載的就達20多個。這個情況是我過去不甚清楚的。我將這些會議，按其討論的內容和解決的問題來劃分，大體為三個系列。

一是中央紅軍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召開的中央系列會議。這個系列的會議至少有9個。它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還有瀘定會議。這些會議基本上是討論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指導思想、軍事路線、行軍方向和作戰方案等。

二是中央紅軍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召開的中央系列會議。它至少包括兩河口會議、卓克基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巴西會議、俄界會議等7個會議。這些會議都是討論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的軍事計劃、戰略方針、行動方向、作戰方案，以及與張國燾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識。其中的批評、斗爭，也是希望求得團結，共同北上抗日。但這些會議沒有達到這種目的。

三是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分道后，在單獨進軍陜北途中召開的系列會議。它至少包括哈達鋪會議、通渭榜羅鎮會議、保安鐵邊城會議、吳起鎮會議、下寺灣會議、瓦窯堡會議等6個。這些會議主要是討論中央紅軍對陜北的進軍，以及到達陜北后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調整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問題。

中共中央主持召開的這三個系列會議，對中央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抵制和反對錯誤傾向，經過長征到達陜北根據地，開辟新的革命局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這里，主要講講遵義會議與第一個系列會議的關系問題。

對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還有瀘定會議的內容和作用，我過去也知道一些，但是對其中的細節不甚清楚，而且是孤立地看待這些會議。以往對這些會議與遵義會議的關系也缺乏研究，一些黨史論著對這個問題也講得不多。

2002年7月下旬，我在湖南考察通道會議時，那里的縣黨史辦主任向我介紹通道會議情況，也講了他對通道會議歷史地位的看法。他說：通道會議雖然是一次短促的臨時性緊急會議，但其歷史意義卻重大而深遠。首先，它在危亡關頭，挽救了中國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如果沒有通道會議，中央紅軍不在通道轉兵，而是按原定計劃走，那么，中央紅軍所剩的3萬余人將全軍覆沒。

其次，通道會議打開了毛澤東重新崛起的道路。自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很少參加中央核心會議。這次會議不僅接納他參加，而且贊同他的主張，第一次否定了李德要中央紅軍與紅2、6軍團會合的主張。這為隨后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他還說：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的開始在通道會議，完成于遵義會議。毛澤東是從通道會議開始重新影響中央的最高決策，到遵義會議最終成為黨的核心決策者的。

因此，他的結論是，通道會議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座永放光芒的歷史豐碑。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黨史系統最基層的干部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作為地方的同志都有一點家鄉情結，而且又不是專門研究黨史的，評價通道會議的作用講得比較滿，有的說法不那么周全，表達得不那么準確，這可以理解，不必用專業研究人員的眼光去苛求。我很欣賞的是，一個基層干部能夠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很難得。

我還贊同他的這個觀點：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通道會議為一個月后的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這個看法很好，是他的基本思想，其他一些用語不過是夸張的形容詞而已。

他講的“過程論”對研究這段黨史很重要。對于這段黨史會議，此前，我考察過扎西會議和雞鳴三省會議。此后，考察了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和茍壩會議也是在這之后考察的。我到這些地方考察時，在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邏輯，認為如果沒有在他們那里召開的那個會議，中國革命就怎樣怎樣，毛澤東就怎樣怎樣。因此，在他們那里召開的會議，是非常重要的。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對只肯定遵義會議的歷史作用，不那么服氣，認為有失歷史的公正，沒有做到實事求是。

他們的有些說法不一定合適，但提出一個問題，應當用“過程論”來研究這段黨史；評價黨的歷史事件有一個科學的方法論問題。既然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那么此前此后的一些會議對它起了怎樣的作用，應當給予怎樣的評價？如果說過去的黨史論著對此研究不夠，有各種客觀原因，現在歷史已進入新世紀，有關檔案資料公布了不少，這是一個再也不能不作為研究的問題了。

受到“過程論”的啟發，在考察這段歷史過程中，我提出了“系列會議”的觀點，認為遵義會議發生的歷史轉折與其前后的一系列中央會議有密切關系，只有正確地把握這兩者的關系，才能更好地說明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為了能夠把這個關系說得比較得體，我又提出了認識這些會議關系的方法論原則。在《長征行》一書中，我講了三條。第一，要把理論的邏輯推論同歷史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不宜對歷史問題作抽象的分析。

比如，說通道會議“在危亡關頭，挽救了中國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如果沒有通道會議，中央紅軍不在通道轉兵，而是按原定計劃走，那么，中央紅軍所剩的3萬余人將全軍覆沒”。抽象地看，從純邏輯的推理，能得出這個結論。但是，這個立論要有一個前提，即通道會議完全解決了黨內高層的激烈路線之爭，直接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掃清了障礙。而短促緊急的通道會議，沒有解決要不要北上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爭論。雖然毛澤東應邀到會陳述了反對北上湘西的意見，與會的張聞天、王稼祥和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都贊同，但博古并沒放棄最終北上與紅2、6軍團會合的既定戰略方針，只是這時不再堅持。李德仍頑固地要求立即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會議為了爭取仍是“一把手”博古點頭，只明確了立即西進黔東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到了貴州再議。

這就是說，通道會議只是改變了進軍路線，并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通道“轉兵”，只是遵義會議所發生的偉大歷史轉折的最初一步，即只是進軍路線的轉折，而沒有也不可能立即完全實現歷史轉折。因而在歷史評價上，不能簡單地將評價遵義會議的用語，移來用于評價通道會議。

第二，要把歷史前進的最終結果同歷史發展的漸進過程的分析結合起來，將歷史事件的發生放在歷史過程之中來認識，不應將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直線化。

通道黨史辦主任講“過程論”，是辯證法。但更為重要的是將“過程論”作為研究方法貫穿始終，而不停留于作出某個論斷。

就通道會議言，它的成就并沒有達到那段歷史前進的最終結果，而只走了推動那段歷史前進的第一步。既要充分肯定這“第一步”的歷史作用，又要看到它畢竟是“第一步”。從那段歷史的第一步前進到那段歷史的最終結果，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即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會議而逐步實現的。

當初，對于這段歷史過程，并不像我們現在看得這么清楚。召開通道會議，實現“轉兵”路線進軍貴州時，并沒有想到會出現遵義會議那樣的結果。當時不可能有那種預見。由于通道會議只解決了急需解決的進軍方向，并沒有解決北上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的戰略方針，因而就有隨后召開的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和遵義會議，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會議。這些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級的會議，規格很高，解決的問題是遞進深入的，由戰術到戰略，由軍事到組織，最后才實現毛澤東成為黨的核心決策者的局面。

因此，對通道會議的歷史意義，就應放在歷史發展的漸進過程之中來評價。既要瞻前——它開始改變紅軍長征以來被動挨打，走向機動靈活的新局面；又要顧后——它只是戰術“轉兵”，并非戰略“轉兵”。也就是說，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還要看到未解決的問題。將通道會議放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之中來認識，對它的評價會符合歷史實際一些。

第三，要把對歷史環節的認識同對歷史鏈條的認識結合起來，既要充分肯定具體歷史環節的作用，又要將其放在整個歷史鏈條中加以平衡。這也是“過程論”，只是換了一個分析問題的角度。

我以為，從通道會議到扎西會議和茍壩會議等，可以看做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一段歷史鏈條，通道會議是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歷史環節。從歷史鏈條這個視角看，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和茍壩會議等，都是歷史環節，每個環節都有其不可抹殺的歷史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不應當只孤立地看做是遵義會議的成果，而是這整個鏈條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合力作用。因此，研究這段歷史，要把對歷史主力作用的認識同歷史合力作用的認識結合起來，既充分肯定歷史事件發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殺其他因素的作用。

當然，作為歷史環節的每個會議的作用不是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有的沒那么顯赫。就遵義會議言，它是這段歷史鏈條中發揮了更大作用的歷史環節，這個作用是其他環節不能替代的。這即是說，研究歷史既要講“過程論”，還要講“主要作用論”。歷史是這樣交錯發展的，也應當這樣來認識歷史事件的作用。這既是歷史的辯證法，也是歷史的唯物論。據此，對通道會議的評價，我是這樣跟他們講的：它為黎平會議作出改變戰略方針的決定作了重要準備，為實現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根據上述講的方法論原則，對遵義會議與其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可以作這樣兩點總結。

一是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還有其后的會理會議），可視為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

從“過程論”的角度，應將遵義會議發生的轉折看做是一個歷史過程，不是突然發生的。

講“合力論”，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的諸多會議都為推進黨的歷史轉折發揮了作用，給予應有的評價無可厚非。

講“鏈條論”，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都是實現偉大轉折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歷史環節。

這些會議是一個接一個開的，其歷史作用是一環扣一環的，或者說，沒有上環就難有下環。這樣，每個環節都有其不可抹殺的作用。因此，黨的歷史發生的第一次偉大轉折，不應當只孤立地看做是遵義會議的成果，而是整個歷史鏈條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綜合作用。就此而言，說上述這些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可以避免因孤立講某個會議的作用所引起的這樣那樣的負面影響。

二是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

講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是推進歷史轉折的系列會議，并不是說所有這些會議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絲毫不是要貶低其中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與分力相輔相成，紅花與綠葉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為基礎，綠葉乃為托出紅花。因此，對這段歷史，既要講系列會議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

遵義會議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歷史作用可以作為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偉大標志。具體來說是因為，第一，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軍事路線之亂，只有遵義會議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二，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領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第三，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是小范圍的，只有遵義會議才擴大到主要的軍事指揮人員，這既有利于發揚黨內民主，更有利于統一全軍的思想，堅決保證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

第四，此后的幾次會議，歸根結底是鞏固遵義會議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組織領導，堅持其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因此，評價遵義會議所發生的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作用，應講兩句話：

一是要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 二是要突出遵義會議的標志作用。

這兩句話的關系，簡單說來，前一句話是基礎，后一句話為主導。沒有系列會議的基礎作用，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主導作用。反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標志作用的凸顯，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很難為歷史所承認。據此，我以為對兩個《歷史決議》關于遵義會議的定位，將其作為上述一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來理解，更符合歷史實際。

四、遵義會議與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

鄧小平在1989年6月作政治交代時，回顧黨的歷史講了領導核心問題，指出：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遵義會議開始才逐步形成。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鄧小平文選》第3卷出版時，我以為這是講“核心”的源頭。后來編《鄧小平論中共黨史》時才知道，早在1965年6月鄧小平同亞洲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時就講到：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了。這說明，講遵義會議形成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思想，鄧小平具有一貫性。

對于遵義會議形成的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國內外都有各種質疑。應當怎樣認識這個問題呢？上述講遵義會議與系列會議的關系，說明了它的大背景和大趨勢。前些年和近年來的回憶材料講的一些情況，也有助于對這個問題釋惑。

一是“張王橘談”。

1934年12月18日召開的黎平會議，雖然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戰略方針的決定，但李德對這個決定十分惱怒。幾天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橘林里休息時，坐擔架的張聞天和王稼祥在一起。張聞天對王稼祥說：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李德那樣頑固，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他打仗有辦法，比我們強。當晚，王稼祥將這個意見告訴了彭德懷和毛澤東。隨后這個建議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這個材料很重要，印證了遵義會議發生的實際過程。一是遵義會議的原定議題，沒有人事變動問題；二是遵義會議原定是政治局會議，而不是擴大會議。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才同意了。這就為在會議中提出改組中央領導，讓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

二是“周博長談”。

遵義會議改變原定議題和程序，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的情況，博古在會前一點不知道。對會議批他也沒有思想準備。會后，博古對遵義會議上的一些發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紅軍長征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村子改組中央，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時，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他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道路。這以后，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干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干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他喜歡歷史，善賦詩詞，文筆豪放，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當然，人無完人，但戰爭需要他率領紅軍打敗蔣介石，這是最重要的。我是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軍隊，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里。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決心要盡快“去李換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檢討反“圍剿”失敗的領導責任，批評你的錯誤。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你應想開些。對毛澤東，你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他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權。

這兩個談話，對遵義會議形成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為我們提供了若干基本情況。的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黨的總負責人，也不是軍事指揮的最后決策者，但為什么說他是領導核心呢？這又涉及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是形式地看問題，還是從實質看問題。這也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情況有點相似。從形式上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不是鄧小平，但總設計師是他，一切大政方針由他最后拍板。因此，實際上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是他。再就資歷和威望言，他任最高領導職務，當第一把手，也不成問題。那時，這方面的要求很強烈。但為了考慮培養年輕一點的人，他堅辭不就。因而形成了形式與實質分離的領導格局。

遵義會議也是類似情況。在醞釀由誰來接替博古時，周恩來、朱德等也是力主毛澤東的，但毛澤東推辭不就，認為讓張聞天先干一個時期比較合適。這主要是考慮共產國際的背景，這樣大的人事變動最后都要報共產國際批準。由張聞天接任，容易為共產國際接受。而讓張聞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這就是在遵義會議上沒有立即作出改變最高領導的決定的考量。在長征期間，軍事工作是第一位的，黨的工作也主要是圍繞著軍事斗爭。前述“張王橘談”已說明了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擁戴，讓毛澤東出山直接領導打仗是首要任務。

再則，張聞天也很民主，不專權，對博古交權給他的這個“負總責”不是“念念不忘”。在中央紅軍4月中旬過北盤江前，中央曾討論派一位負責同志去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并設法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張聞天提出他自己出去做此工作，其他同志沒有同意。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盡管他“負總責”，但實際上沒處于核心地位。否則不會有此想法。

在軍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來的態度很明確，要讓毛澤東掛帥。周恩來長期處在軍事領導主要崗位，在李德到中央蘇區后，兩人的意見不時相左，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后，在軍事指揮問題上常常爭吵。從廣昌戰役始，李德和博古親臨前線指揮，讓周恩來回到瑞金說是讓他“管總”，實為“打雜”去了。湘江戰役后，兩人的爭論更加激烈，到黎平會議期間，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居然對李德拍了桌子，可見矛盾之尖銳。軍團領導人都擁護周恩來，遵義會議剝奪了李德指揮權，自然就由周恩來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決策權。

但周恩來不攬權，在作最后決策時都要廣泛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毛澤東的意見。這在茍壩會議上表現得最明顯。

在茍壩的頭一天會議上，與會的紅軍將領對來回渡赤水而沒打仗已有些不耐煩，一致同意林彪、聶榮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但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并以寧可不當剛剛擔任的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職務而努力抗爭，但他沒能說服大家。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

毛澤東堅信自己的意見正確，到了深夜，提著馬燈，摸走山路，到周恩來住處，讓周恩來晚一點下達命令，找來朱德，三人一起認真分析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朱二人。第二天，周恩來提議繼續開會，重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問題，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撤銷進攻決定，使紅軍免遭一次重大挫折。

這次會議上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又稱“三人團”，周恩來仍是團長。新“三人團”的成立，是繼“雞鳴三省”會議解決黨內最高領導分工之后，再次解決了軍事指揮的最高領導機構問題。它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有利于在敵情瞬息萬變的復雜戰爭環境下，保證正確軍事指揮的實施。這個新“三人團”，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最高領導機構中的地位。盡管他不是主要負責人，但周恩來在作最后決定時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見。他的正確主張已經凸顯了發揮的核心作用。

歸納起來，遵義會議后的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是由這樣三個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勢”。

長征從突破國民黨軍的一道道封鎖線開始就是不斷打仗。戰爭的大勢將軍事領導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誰能領導軍隊，誰就能發揮核心作用。遵義會議前，毛澤東是隨隊行軍的。遵義會議后，他參與中央常委和紅軍的領導，使他有了發揮核心作用的大平臺，成為率領紅軍長征的實際主角。

其次是“才”。

“勢”是前提，能否發揮核心作用唱主角，關鍵是才干。有了“勢”，沒有本事、沒有才能，同樣不能成為核心。毛澤東能夠發揮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張聞天和周恩來對他的評價和期待，說明了這一點。“勢”為時勢造英雄提供了機會，“才”是英雄造時勢的根本。

再次是“場”。

這就是毛澤東的活動場所和工作環境。遵義會議后改組過的中央政治局，與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時的情況大不一樣。那時，毛澤東被排斥、受壓抑、處于逆境，才能得不到發揮。遵義會議后完全變了，中央政治局的4個常委，能夠發揮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張聞天、周恩來和他三人了，而張、周都很尊重他。張聞天領導的政治局發揚民主作風，能夠充分討論問題，這為毛澤東展現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場”。有這個“場”和沒有這個“場”大不一樣，毛澤東的境遇完全不同。遵義會議后，有了這個“場”，毛澤東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成為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因此，那種將毛澤東描寫成是靠玩弄政治權術、踏踩別人的肩膀往上爬而成為中央領導核心的各種黨史演義作品，是不符合黨的歷史發展的實際主線的。

五、遵義會議與黨的歷史分期

在黨的近90個春秋的發展歷史上，曾被稱為重要歷史轉折的，主要有三大歷史事件，而且都是黨的會議。除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外，還有1927年的八七會議。這三次會議所起的歷史轉折作用各不相同。八七會議的轉折作用與遵義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作用不在一個層面上，這里存而不論。

前已指出，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黨的歷史的兩個偉大轉折點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此外，兩者還有相異之處。這里著重講講相異之處，即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新中國60年歷史發展的界碑，由此分為兩個歷史時期；而遵義會議卻沒有成為黨的民主革命歷史分期的界線。在比較這兩個歷史轉折點時，經常碰到這樣的疑問。

遵義會議既然是黨的民主革命歷史的轉折點，為什么黨的民主革命歷史不以遵義會議為分期界線？我以為，要弄清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黨的歷史進程分期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發展主要矛盾與任務的變化，而不是黨內路線斗爭。比如黨的民主革命歷史，過去分為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現在將黨的創立和大革命分為兩個時期了。

顯然，這些歷史分期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和革命任務的變化有密切關系，同黨內的路線斗爭只是在個別時期有關系。土地革命戰爭10年，按照過去說法，路線斗爭十分激烈。我們現在淡化路線斗爭，可以說黨的指導思想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與錯誤的發展趨向的博弈十分激烈。如果按此來劃分，那就是路線斗爭史了。

二是對黨內的路線斗爭情況要作具體分析，凡是對社會關系和社會發展主要矛盾變化認識發生重大影響的，就會對黨的歷史進程分期產生重大影響；對此沒有發生重大影響的，就不可能成為歷史分期的界線。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以成為歷史發展分期的分水嶺，就是因為此前此后黨對國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認定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10年是大搞階級斗爭，“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兩年徘徊時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只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始，黨才開始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真正明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認識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由此開啟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黨的十四大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遵義會議不是這個情況。它只是解決黨內的軍事路線問題，既沒有討論黨的政治路線，更沒有也不可能對當時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轉變，以及社會關系和國家政策的變化產生直接影響，因為還不是執政黨，無力解決這些問題。所以，它沒能成為黨的歷史分期的界碑。整個民主革命的歷史分期，都沒有簡單地以黨的路線正確與否來劃分。

三是黨的歷史分期與黨的歷史轉折是既有聯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兩個問題，不能簡單地混為一談。

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歷史轉折和歷史分期的兩重性，固然地位重要。但像遵義會議不具有這樣的兩重性，絲毫不影響它的歷史地位。因此，不能對兩者作簡單的類比，既不能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歷史轉折和歷史分期的兩重性，而要使遵義會議也成為黨的民主革命歷史分期的界線，也不要因為遵義會議不是民主革命歷史分期的界線而否認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發展分期的界碑。評價遵義會議的科學歷史觀，這也算一個內容吧。

（本文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第五篇：以人為本的社會歷史觀意義

●以人為本，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一般的人本主義者以抽象的人為其出發點，而唯物史觀則是從現實的人出發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類解放理想，就是它的以人為本原則的體現；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我們共產主義者的以人為本的最高標準。以人為本，作為一個工作原則與管理原則，已經被人們所接受。仍然有爭議的問題是以人為本有沒有社會歷史觀的意義。對此，我認為，以人為本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馬克思歷史觀回答的首要問題是：人與外部世界（人的世界、人的社會）的總體關系。這一總體關系包括：人的存在從何而來？社會和歷史又從何而來？歷史是誰創造的？處于純粹自然狀態的人不是作為人的人。人是通過勞動實踐（人的自主、自覺和自為的活動），在遵循客觀規律和客觀條件的前提下，按照人的方式能動地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從而造成人的正常生存條件，創造出人的世界、人的社會。人由此擺脫純粹自然狀態，使自己成為社會存在物，成為作為人的人。這就表明，人是唯一由人的勞動而擺脫純粹動物狀態的生物。同時，人的社會、人的歷史、人的世界也不是任何超人的創造，而是人的創造。人與人的世界存在著內在同一性。如果說，勞動實現著人與自然的統一，那么體現這種統一的人的世界、人的社會當然就應堅持以人為本。在馬克思的歷史觀中，以人為本具有以下一些獨特內涵：第一，唯物史觀體系本身就包含以人為本，它們融為一體，并非從歷史觀的外部另加上去的。而學界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的命題則有從唯物史觀外部予以補充的意味。如果馬克思歷史觀體系只是一堆規律的匯總，不包括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價值訴求、取向，那么“外補論”也許有合理性。但真正的唯物史觀全部內容都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結合、融合，所以，作為價值訴求、取向的以人為本是唯物史觀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二，以人為本當然要從人出發。一般的人本主義者以抽象的人為其出發點，而唯物史觀則是從現實的人出發的。所謂現實的人，是指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人。由于現實的人的現實的物質生產，才創造了受客觀社會發展規律支配的現實的人的世界、人的社會。也正是因為現實人的物質性的行為是受一定的思想、觀念、欲求和需要指導的，人在遵循客觀規律的同時也必然要在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形式上來把握自然界的物質生產，力求體現人的超越現實的需求。所以，離開了這個現實的人，就不可能理解唯物史觀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結合的本質。基于兩種不同出發點的“人”，在馬克思主義的以人為本與西方的人本主義之間就產生了一系列理論分歧。例如，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宣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建立在現實的人及其物質生產基礎上的唯物史觀則認為：人作為目的與人作為手段是無法分開的。人固然以自己的生存為目的，但現實的物質生產規律卻迫使人們認識到：任何人都不可能獨自實現自己的目的，他必須把他人當作自己生存的條件。同樣，他自己也是他人達到其目的的手段。這是一種相互關系。在其中，人人是目的，人人也是手段。馬克思主義的以人為本在目的與手段問題上能夠堅持辯證觀，要歸功于它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而抽象人本主義之所以在人是目的與人是手段問題上堅持形而上學的觀點，也正是由于離開了現實的人的立場。第三，馬克思主義的人類解放理想，就是它的以人為本原則的體現。對于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以人為本應當有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在當前的日常工作中貫徹以人為本，真正做到“執政為民”。二是在我們的理論宣傳工作中，始終向人民群眾宣傳我們黨的遠大理想———“解放全人類”，使“每個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觀念深入人心。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我們共產主義者的以人為本的最高標準。前者是當前具體工作中的價值取向問題，后者是長遠的、需要許多年艱苦奮斗才能為其奠定物質和精神基礎的未來價值理想。對于后者，我們不能因為其長遠性而忽視它。應當看到，在馬克思的學說中，以人為本正是這個學說的偉大人性和強烈人民性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