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三峽考古文化論文
論長江三峽地區特殊的埋葬習俗懸棺
姓名:任晏數
學校:重慶醫科大學學號:2010221603專業:預防醫學指導教師 :楊華2011年5月
長江三峽地區特殊的埋葬習俗
-----懸棺
摘要:三峽地區墓葬資料內容豐富,從目前三峽地區考古發現的墓葬資料獲知,歷史上三峽地區的人們安葬死者的方式大致上有三種葬法:一為土坑葬;二為甕棺(罐)葬;三為崖葬墓。其中發現一種特殊的埋葬習俗----懸棺。
關鍵詞:三峽地區;埋葬習俗;懸棺
在我國的東南方的武夷山地區,西南的云南、貴州、四川一帶,北至重慶的小三峽,大約有10多個省市,發現了放置在懸崖絕壁上的棺木,甚至于近來在陜西的商洛地區,也發現了類似的崖葬。懸棺不僅中國有,在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也有。這些懸棺或崖葬,有的在崖洞中,有的擱在橫木上,有的近貼水面,有的高離水面,遙遙在上。這些懸棺或崖葬是什么時代的?它們屬于什么人的葬俗?又因為有的懸棺或崖葬處在離水面60至100米的絕壁或絕壁的洞中,就使人們不禁要問,它們是怎樣被放置進去的?這些問題就成了千古之謎。
一:三峽流域懸棺出現的時間
小三峽位于重慶市巫山縣境內,是長江支流大寧河風光最秀美的一段。這里也散布著許多懸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考古學家在大寧河上游取下一具棺木,從棺木的主人和殉葬品判斷,這具棺木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歷史。四川珙縣麻塘壩和蘇麻灣兩地的僰人懸棺,起于秦,止于明。四川內江發現的古代崖墓,其年代為東漢。
二:何人留下的懸棺葬
秦漢時期,武夷山屬閩越,是閩越人的活動中心。三千年前,《周禮·夏官》記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之民。”“七閩”,經學家鄭玄注解:“七乃周所服之因子。”《逸周書》載周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部,四方貢獻方物:“東越海直(蛤),頤人蟬(繕)蛇”。再上溯《〈商書·伊尹朝獻〉中記伊尹為四方令,管理四方部族,正東有“漚(頤)深之民等九夷十蠻,越漚(頤)箭(剪)發文身......”武夷山可歸入越漚之中,這是三干五百年前。因而就推斷,武夷山的懸棺是閩越人的遺物了。春秋、戰國之際的江西貴溪龍虎山船棺,據考察推斷也是越人遺跡。陜西商洛一
帶的崖葬,據推斷是古巴人的葬俗。重慶巫山小三峽的懸棺,據推斷當屬古代巴人所為了。東漢至唐,湘、川、黔、鄂邊境的五溪蠻,有懸棺葬之俗,為古三苗后裔所為。三國時浙江臨海境內的“安家族”,葬俗與武夷相似。明代,四川珙縣懸棺屬于僰人。也有人把僰人和古越人關聯了起來。
有人據于懸棺或崖葬風俗的沿續性考慮,認為散布在全國各地及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的懸棺或崖葬都是古越人及其后人所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考慮到進行這種葬俗的民族的生產生活環境影響。
人類的許多風俗是自然形成的。越是在早期,人類就越受到當時的生產條件、生活環境所制約,他們不可能去作對自己來說很不便的事,或者不容易辦到的事。據此認識,我認為,我們已發現的這些懸棺或崖葬大都是古代一些漁民所為,至少他們的勞動與生活是和船有關
其一、從已發現的懸棺或崖葬來看,均在溪流的懸崖上,且大都在大江大河支流及其末端,兩岸高山峻嶺、斷崖絕壁,中間溪水流淌,在這樣的環境中,只有漁民才有可能在此生產和生活。而且,這些地方都遠離農耕區域,這就可以排除農耕民所為的可能性
其二、在福建武夷山、江西龍虎山的懸棺中,有幾具船形棺。可以設想:懸棺的主人是以船為家,也就把棺槨造成船形了,使死去的人能像活著時一樣生活;或者在最早時,就是以船作棺來存放尸體的,漸而成俗。考古工作者曾對一具船形棺進行研究,發現隨葬品中有龜形木盤和許多魚骨,棺的主人生前很可能是個漁民了。
其三、葬制規格低,除了處在崖洞和懸崖外,葬法簡單。陪葬品少或無陪葬品。這種葬制符合山溪漁民的社會結構。這種山溪漁民的社會組織基本以家族為主,家族與家族之間無隸屬關系,也就無嚴密的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也就無極富和極窮,所以除極個別可能有什么特殊性外,葬制很平淡。這很符合山間小溪漁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
江西龍虎山是道教的發祥地之一,或許有人把懸棺葬與道教文化聯系了起來。但是本人認為,懸棺葬與道教文化基本無關。其一,懸棺葬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現今發現的最早的已是商周時期了,而道教作為一種宗教要到東漢才形成;其二,作為道教的思想道家雖然在春秋戰國已經形成,但它的影響主要是在黃河流域,并且,道家的思想是無為,薄葬,與懸棺葬不相容;其三,同為道文化發祥地之一,并且就在龍虎山北鄰的三清山,有同樣的懸崖絕壁——西海岸,卻并未發現懸棺葬或崖墓葬。
三:懸棺是如何放置的確定了懸棺和崖葬是古代山溪漁民所為后,對我們認識這些漁民為什么要把棺木放置在山崖和怎樣把棺木放上去很有幫助。作為漁民,他們特有的本領是造船和織網了,而在建筑、農具制造、手工工具制作等方面,肯定要落后于農耕民了。所以,同時代農耕民已有的技術,漁民不大可能具備。像現在大家所推崇的吊裝法,需要有技術、物資、人力和財力,以家族為主的漁民很顯然無法辦到。而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僅僅是為把棺木草草地放置到天然的崖洞中或簡單地擱置在插入崖壁的兩橫木上究竟又為了什么?所以,我們就不能以農耕文明來設想山溪漁民的生產生活狀況。也許,他們放置的方法是極其簡單的。
當來到小三峽,一定會被展現在眼前的景象所吸引,禁不住要贊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網上查這種特殊的地貌是如何形成的,結果是由于水流等外力沿巖層裂隙的沖刷作用,當下部或底部巖層(塊)被沖蝕或側蝕掉,上部巖塊失去了下部或側部的承載體,在重力作用下,只要被觸發就會沿構造紋理或裂隙而發生崩塌作用,沿裂隙或軟弱巖層面,巖塊不斷的自由崩落,殘余形成了懸崖絕壁。山體崩塌,這種局部的地質地貌的變遷,使我們的先民有了“安身”之處——懸崖。山體崩塌還會出現一些獨特的景象。在長江三峽大壩未建之前,國家年年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加固三峽地段兩岸的山體,以防止山體崩塌。設想,三峽中的某一山體如果崩塌了,那么,水運不通,下泄的水流被堵,從崩塌處往上游,水位抬高,兩岸被淹,河道變寬,還會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這啟示我們,山體崩塌還會使河道堵塞,形成天然的水壩。水壩以上的水位抬高,形成湖泊,而且完全有可能將水面抬升幾十米乃至百米。這當然要看山體崩塌的位置和崩塌的規模了。龍虎山懸崖上的天然洞穴就證明水位曾到過近百米的高度。因為據地質專家推斷,這些洞穴就是由水流沖刷而形成的。溪流一旦成為湖泊,經過幾年的積蓄,水美魚肥,能不吸引漁民嗎?而且這樣的湖泊肯定會持續一段時間存在著。
早期湖泊的形成為早先的漁民提供了生存的空間,但死后葬到哪里呢?崖壁上不是有天然的洞穴嗎?漁民從船上把棺木抬上去一放。最早來到這些地方的先民不會用深奧的思想去考慮怎樣安葬死去的親人更符合本民族的特性。還要說明的是,他們用的木材也是就地取材的。棺木上發現的手柄就是為扛抬的方便而設的,發現的繩索也是抬棺木用的。
但是這種早期湖泊形成的水壩是不牢固的,隨著溢出壩體的水流作用,壩體的高度漸漸下降,水面也跟著下降,到最終達到現在這樣。在水面的下降過程中,也自然要有人死去,親人們也會依照先例,把他們放置到崖壁上。但水位已經下降,也就自然地把棺木安放到低一點的位置上了。這就形成了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有序”排列了。而早先貼近水面的洞穴,現在看來也就高高在上了。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山體崩塌,山體形成直上直下的懸崖,塌下的泥石在溪流中形成天然的堤壩,堵塞水流,水位抬升,形成湖泊,漁民或船工生產生活于此,過世后就把棺木放置在臨近水面的懸崖上,堤壩漸次下降,棺木也往下排列,到堤壩全部垮塌,這些棺木就成了后人所見到的懸棺,有的高至百米。先民的這種葬制無需奇思妙想,是一種極其簡單的葬制。
重慶巫山小三峽崖葬,就可以解釋了。假如在大寧河匯入長江處的靈芝峰一帶出現山體崩塌,那么,從靈芝峰往上,水位將大大提高,大寧河就成了一個水庫,成為湖泊。這樣,大寧河就成了漁民捕魚的理想之地。于是就有一批漁民在此長期“捕魚為業”了,死了就“近水樓臺先得月”,葬在岸邊,即現在的山崖。至于古棧道,也有可能是在山體崩塌后,為了行船拉纖的需要而作的。從大寧河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古棧道直達陜西鎮平、湖北竹溪的情況來看,大寧河是古代關中通往巴蜀的一條水上通道,可能在軍事和經濟上曾承擔過重要的作用。當大寧河的水位抬升后,遷道就不得不作在了崖壁上,而在塌下的泥石被沖走后,這些古棧道就自然地高高在上了,留下了一道景觀和一個千古之謎。
當然,在人們的葬俗觀念形成后,特別是在社會發展到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和人力物力后,可能有一些人為了某種追求,采用某種方法把棺木放置到高處。但那肯定是屬于后來的事。
至于認為葬得高為求吉利的觀點,也是后人在解釋前人行為時產生的一種臆想。在云南昭通市威信縣,有幾處僰人懸棺,所處的懸崖下有可至棺木的斜坡,明顯有人工開鑿的痕跡。在四川的珙縣,有幾座懸棺所在山,人是能很方便地爬上去的,當然也就能安裝“天車”了。但這肯定是在懸棺葬的風俗形成且已有一定的技術和物質條件后才能做到的。而且,那時這些早先的漁民可能已經上岸成為農耕民了。懸棺葬的最初目的已經發生改變了。
參考文獻:1.湖北省博物館.宜昌前坪戰國兩漢墓三峽考古之發現.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2.東南文化200年第三期長江三峽地區遠古人類埋葬習俗(墓葬)資料的考
古發現與研究楊華。
3.參觀重慶三峽博物館
4中國國家地理西南區
5.三峽旅游指南
第二篇:中國三峽考古文化
中國三峽考古文化課心得
中學曾讀過余秋雨先生寫的《三峽》,文中所描繪的三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者筆下,三峽,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山水風景,更含有極具濃郁的文化氣息,是作者心中的一塊圣地,一個無從替代的意象。“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兒時的我便對三峽充滿了向往,被三峽的美與神秘所吸引!
學習了《中國三峽考古文化》這門選修課程,讓我對三峽有了更深的了解。不僅開闊了自己的文化領域,同時也增強了自己的文化底蘊。下面來說一說自己學習了《中國三峽考古文化》這門課的感受。
三峽,顧名思義是由三個峽谷組成,由西至東分別為:瞿塘峽、巫峽、西陵峽。三峽西起四川省奉節縣的白帝城,東到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關。
三峽兩岸不僅峰巒競秀、雄偉險峻,而且在秀美的山色中還點綴著充滿神奇色彩的棧道、懸棺、古遺址、古石刻、古橋、古民居……長江三峽地區人文薈萃、文物古跡眾多,是我國遠古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是世界上罕見的一條文化走廊。三峽區域積淀著豐厚而燦爛的歷史文化遺產,這里地上、地下的文物資源十分豐富,眾多的文物古跡等人文景觀同秀美的自然風光交相輝映,三峽地區這些自然和人文遺產都是我們應該倍加珍惜的。
學習了這門課程,讓我對考古也有了更深的認識。考古就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考古學主要是以地下出土的實物遺存為研究對象的。不僅要研究過去人們的物質生活,而且應當透過實物遺存,研究其中所蘊涵的與當時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社會組織結構有關的信息。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地了解當時人們的生活與社會狀況,解析文化與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為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奠定堅實的基礎。
通過學習這門課程,使我了解到長江三峽地區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隨著長江三峽工程的興建,城市現代化的發展,對文化遺產、對文物的影響越來越大。世界遺產地文化旅游的過度開發,各地紛至沓來的游客對考古地點、遺址、歷史地點、文化地點以及重大歷史事件的遺跡都會帶來巨大的壓力。三峽文化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量珍貴文物和研究成果正不斷地向世人展現三峽地區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不斷豐富和完善了博大精深的長江文明。峽江地區古代文化與下游地區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同組成的長江史前文明共同證明,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長江是中華文化的母親河。因此保護搶救好長江三峽工程庫區的文化遺產和文物資源,對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進而建立三峽文明工程形象及提高我國的國際形象等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極為深遠的意義。
學習了這門課程讓我了解到,三峽是巴渝文化的發祥地。三峽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是生活在三峽地區的人類團體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巴渝文化是長江上游最富有鮮明個性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三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巴渝文化起
源于巴文化,它是指巴族和巴國在歷史的發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在眾多的文化遺存、遺物中,有不少內容與巴文化有關(或者說帶有巴文化因素),所以說巴文化是非常久遠的一種文化。三峽貫穿于巴蜀大地,為巴蜀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一名來之歷史文化發源地——河南的學子,我對歷史文化古跡有著不一般的情感。河南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祥地之一,在這塊古老的黃土地上,我們的祖先先后創造了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等令世人贊嘆的史前文化。更有安陽殷墟遺址,龍門石窟,白馬寺,嵩山少林寺,清明上河園等歷史文化景點,可謂引人入勝,令人流連忘返!讓我不禁為家鄉歷史文化感到驕傲與自豪。通過本門課的學習,我感覺到中原文化與三峽文化有著很深的關聯。三峽文化同中原文化一樣,歷史悠久,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重要的歷史文化發源地!從表層看,她是一種地域文化,從深層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三峽”之所以不同凡響,并不在此一般文化意義,而在其構成了歷史上三峽對外文化形象的核心價值及其共同文化特征。這個核心價值和特征,主要由結合三峽自然形象的人文形象構成。三峽這才秉有了千萬年形成的極其豐富、自然形態的豐富多彩支持著它的詩情畫意、名噪世界的歷史文化內涵。
學習了本門《中國三峽考古文化》的課程,作為一名理科生,我覺得是很有必要的。它不僅讓我豐富了知識面,而且了解到三峽文
化是在人類發展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使我對三峽文化有了另一種深刻的認識,并且使我有了繼續深入學習三峽考古文化的信心。同時我也意識到我們不僅要保護三峽文化,更要將三峽文化發展下去。總之,學習此門《中國三峽考古文化》是值得的!
第三篇:中國三峽文化考古心得
中國三峽考古文化課心得
一直以來,受我的初中歷史老師的影響,我對中國的歷史就有著特別的興趣。但是,我的家鄉在重慶,雖然我出生在重慶、生長在重慶,卻對重慶的歷史不太了解。進入大學,身邊的同學都是來自全國各地,他們經常問我一些關于重慶的歷史和重慶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每每遇到這樣的問題,我便啞口無言。因此,為了使自己再次遇到類似的問題時不再覺得尷尬和開闊自己的視野,在今年的選修課上,我選擇了中國三峽考古文化課。
在這門選修課上,學到了許多不曾了解的知識。在第一節課上,老師要選課代表,我在內心掙扎了良久,自從進入大學,我就沒有擔任過任何職務,于是帶著幾分不安和惶恐,我堅決的舉起了右手,最后成了本課的課代表之一。這是我進入大學的第一個職務,我很高興自己選了這門課程,給了自己一個鍛煉的機會。在這門選修課上,不僅開闊了自己的文化領域、增強了自己的文化底蘊,還通過這門課結識了一些新朋友,選擇這門課,使我獲益匪淺!
在課上,老師介紹了三峽的地理位置:三峽位于北緯28°00′至32°12′,東經106°54′之間,總面積達到了5.67萬平方公里,三峽有高三峻嶺,有低山峽谷,地勢形態各異,其中山地面積占總面積的69%,丘陵面積占總面積的27%,平原、坪壩、盆地占總面積的4%。其中高山海拔在500米到1500米之間。多樣的地勢條件蘊含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總量多達60多種。
說到三峽,顧名思義就會想到它是由三個峽谷組成,由西至東
分別為:瞿塘峽、巫峽、西陵峽。峽谷長約90公里,寬谷月長103公里。三峽氣候是亞熱帶季風氣候,溫暖的氣候孕育了多種多樣的生命,其中獸類就有80多種,爬行類有27種,鳥類更是多達300多種。三峽地區,總人口有1780.22萬人,人口密度250人每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53萬公頃,人均耕地只有0.09公頃。三峽地區主要的農作物有:玉米、紅苕、小麥、蠶豆。目前三峽地區的主要概括就是工業十分的落后,資源量很大,但是開發難度也大。
學習了此門課程,我了解到考古的定義,即:考古就是人們為了認識人類發生、發展有目的的進行科學發現。南北朝時期的《南齊書·祥瑞志》記載:“建元元年(公園479年)十月,涪陵郡郔民田健所住巖間??獲古鐘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郔人以為為神物奉視之。”我想,這大概就是關于三峽考古的最早的記載了吧!上世紀20、30年代,美國學者格爾階·納爾遜和美國傳教士埃德加發現了巫峽大溪、跳石、碑石等,以及一些植物標本。這大概就是近代三峽考古文化的開端。1959年至1975年間發現了巫峽大溪遺址;1972年、1980年、1983年發現了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20世紀80年代發現了宜昌中堡島、楊家灣、柳林溪等遺址。至今發現的地下文物埋藏總量面積多達3000余萬平方公里。這不得不說是華夏文明的重大閃光點!
學習了本門選修課程,了解到三峽文化的豐富多彩,同時也了解到三峽考古工作的艱難性,考古研究者們,為中國考古史事業的發展不辭勞苦的工作在考古現場。這打動了我,所以我想了解更多的有關于三峽的知識,于是我通過網絡查到了許多的知識,讓我明白了考
古工作的艱巨性和危險性。
通過上網查詢,我觀看了上海大學00級歷史系三峽考古紀實的一些生活片段。這是由楊群教授、寧鎮疆副教授帶隊,遠赴重慶萬州區武隆陵鎮寨子村進行搶救性發掘考古工作。通過觀看視頻,我看到了他們的生活條件是很艱苦的。住在農民家里,幾個大學生擠在一間屋子里,睡的床就是用木板現鋪的。本就不寬敞的房間,再擠上幾個高個頭的男生,使這間屋子顯得更加的擁擠。吃也是和農民一起的,視頻中他們吃的基本上都是素食,但是并沒有看見他們臉上出現一絲絲的埋怨。屋子的周圍是被大山環繞著的,交通顯得是那樣的不方便。但是正是這樣艱苦的環境,才可以體現出他們對考古工作的熱愛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也使我懂得了,博物館里面的那些文物是多么的珍貴,不僅在于它的歷史價值,還在于它是我們考古隊員歷盡千辛萬苦才發掘出來的。所以,我們有責任保護好那些文物。
通過查詢資料,我還發現在1999年,考古隊在豐都高家鎮、煙墩堡發現多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將三峽地區的舊石器文化向前推進了5萬至10萬年;在豐都玉溪遺址首次發現了巴蜀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距今7000年左右,并在三峽地區找到約5000年前形成的聚落遺址80多處,初步建立起三峽地區原始文化序列的基本框架;考古學家還發現,廣泛分布于湘、鄂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遺存也存在于忠縣哨棚嘴文化遺址中,表明先民早就在峽江地區打通一條文化走廊,三峽庫區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這些考古成果的發現,為完善三峽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
序列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證明三峽地區在新石器時代以及更早期就已經成為了長江中游的一條重要文化走廊,對研究長江中上游地區在華夏文明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價值。
學習了中國三峽考古文化課,改變了我的一些錯誤的觀念。我曾一度被“學習歷史無用論麻痹”,卻殊不知這卻是使得我們中華文化得以源遠流長的關鍵之所在。通過這門課的學習,又重新調動起了我對歷史、對考古的興趣。這門課程開闊了我的視野,改變了我的錯誤那想法且幼稚的想法。我將在今后的學習和生活中,正視文物的價值,尊重考古隊員們的勞動成果,繼承和發揚中國的燦爛文化!
第四篇:三峽考古文化心得
三峽考古
李陽
學號:20100513598 學院:化學學院
三峽位于北緯28°00′至32°12′,東經106°54′之間,總面積達到了
5.67萬平方公里,三峽游高三峻嶺,有低山峽谷,地勢形態各異,其中山地面積占總面積的69%,丘陵面積占總面積的27%,平原、坪壩、盆地占總面積的4%。其中高山海拔在500米到1500米之間。多樣的地勢條件蘊含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總量多達60多種。
三峽三峽,顧名思義是由三個峽谷組成,由西至東分別為:瞿塘峽、巫峽、西陵峽。峽谷長約90公里,寬谷月長103公里。三峽氣候是亞熱帶季風氣候,溫暖的氣候孕育了多種多樣的生命,其中獸類就有80多種,爬行類有27種,鳥類更是多達300多種。三峽地區,總人口有1780.22萬人,人口密度250人每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53萬公頃,人均耕地只有0.09公頃。三峽地區主要的農作物有:玉米、紅苕、小麥、蠶豆。目前三峽地區的主要概括就是工業十分的落后,資源量很大,但是開發難度也大。
三峽考古文化,剛說了三峽,現在來說說考古文化。學習了此門課程,我了解到考古的定義,考古就是人們為了認識人類發生、發展有目的的進行科學發現。南北朝時期的《南齊書·祥瑞志》記載:“建元元年(公園479年)十月,涪陵郡娫民田健所住巖間??或古鐘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娫人以為為神物奉視之。”這大概就是三峽考古最早的記載了吧。上世紀20、30年代,美國學者格爾階·納爾遜和美國傳教士埃德加發現了巫峽大溪、跳石、碑石等,以及一些植物標本。這大概就是近代三峽考古文化的開端,1959年至1975年間發現了巫峽大溪遺址;1972年、1980年、1983年發現了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20世紀80年代發現了宜昌中堡島、楊家灣、柳林溪等遺址。至今發現的地下文物埋藏總量面積多達3000余萬平方公里。這不得不說是華夏文明的重大閃光點。
綜合各個階段考古發現的資料概況,目前發現的巫山猿人出現在距今200
多萬年前,比國外發現的最早的人類還要早上許多。為亞洲才是人類發源地的學說取得了鐵定證據。
三峽,是巴渝文化的發祥地。說到巴渝文化,就不得不說巴文化了,巴文化
是我們巴渝文化的發源,從200多萬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長陽人”,再到新石器時代及進入階級社會后,不同時代都發現了不同的文化遺存和遺物。在這些文化遺存、遺物中,有不少內容與巴文化有關(或者說帶有巴文化因素)。所以說巴文化是非常久遠的一種文化。而且從已有的考古資料獲悉,三峽地區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時代以前的動物化石和人骨、牙齒等標本,我們不敢妄加斷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頭,或與巴文化有直接關系,但它說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類(或早期人科)在三峽活動則是無疑的。從發掘物來看,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石器,另一種是陶器。其中石器有石片、石錛、石鑿、石斧、石鏇等,常見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剝皮或刮魚鱗等,陶器陶器以夾砂灰褐陶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燈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細長柄豆、花邊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規鬲、三足禾皿、鳥首形器把、大口尊、器蓋、器座等。這些遺物的發掘地主要在川東的涪陵小田溪、陳家壩子,忠縣洽甘井溝,巫山大昌壩、雙堰塘、江東嘴、云陽李家壩等;鄂西有秭歸鰱魚山、朝天嘴、楊泗廟、宜昌路家河、中堡島、三斗坪、前坪、白廟子、下岸溪、葛洲壩、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紅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長陽的香爐石等。而且據研究表明在夏商時期巴文化遺存遺物的這些特點與前面新石器時代的原始文化特點有不少相
似之處是不言而喻的。有更多的證據表明夏商時代的巴人文化遺存是由該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原始文化遺存直接發展而來的。這不得不說是考古史的重大發現。
目前三峽文化遺址正面臨遷移的局面,長江三峽工程建成蓄水后,這些豐
富的文物古跡資源將被淹沒或受到嚴重影響。及時保護搶救好這些地面文物,系統發掘地下文物,搞好長江三峽工程庫區文物保護工作是一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惠及子孫,造福人類的事業,是國家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是三峽工程建設本身的要求和人們的共同心愿,也是衡量三峽工程庫區移民工作成敗好壞的一個重要方面。三峽工程庫區各地地面文物保護工作正在按規劃有計劃地實施。三峽庫區地面文物保護工作順利開展,文物保護項目的設計、征地等前期工作都已基本到位,建筑物落架拆除工作進展順利,工程施工順利開展,項目復建把關嚴格,質量較好,能夠按計劃完成地面文物保護工作任務。其中重慶市云陽縣張飛廟,忠縣“漢代雙闕”,奉節縣瞿塘峽壁石刻、清靜庵、永安宮,湖北省巴東縣清風亭,秭歸縣青灘民居、江瀆廟、屈子橋、水府廟等一批重點地面文物保護項目己經完工,保護工程質量良好,并投入旅游、文物保護開發等使用,發揮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重慶市涪陵區白鶴梁水文石刻,忠縣石寶寨,巫山縣大昌古鎮古民居,湖北省秭歸縣屈原祠等一批重點地面文物保護項目工程施工正在按計劃進行,工程進度正常,項目保護施工質量良好,能夠按期完成有關地面文物保護工作任務。保護搶救好長江三峽工程庫區的文化遺產和文物資源,對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進而建立三峽文明工程形象及提高我國的國際形象等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極為深遠的意義。同時,三峽工程庫區文物古跡保護工作在歷史研究、藝術研究、自然科學研究和旅游開發等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綜合價值。因此,我們要按照依法、科學的原則,采取得力措施,進一步做好長江三峽工程庫區文物古跡保護工作。
由此看來,國家對三峽文化的重視已經達到了一個極其高的水平。不得不
說,三峽文化,是華夏文化的重中之重,是西南地區人類發展史的重要文化,我們不僅要保護三峽文化,更要將三峽文化發展下去。
學習了本門三峽考古文化的課程,不僅是我的知識增加,而且了解到三峽
文化是在人類發展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使我對三峽文化有了另一種深刻的認識,并且使我有了繼續深入學習三峽考古文化的信心,總之,學習此門三峽考古文化是值得的。
第五篇:中國西南考古論文
中國西南考古
淺談楚文化的西進
09級公共管理學院0944014054雷娜
指導教師:李映福
【摘要】:楚文化源遠流長 ,歷史悠久 ,是我國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漢地區為中心 ,在原始宗教、巫術、神話的沃土中發展起來的一支由楚人創造的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開放而多元的南國文化。楚文化作為一項人類遺產,其發掘、研究、保護與人們的認識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
【關鍵字】:楚文化;文化交融;西進歷程
一、楚文化的概述
楚文化源遠流長 ,歷史悠久 ,是我國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漢地區為中心 ,在原始宗教、巫術、神話的沃土中發展起來的一支由楚人創造的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開放而多元的南國文化。楚文化形成以后 ,一直對中原文化有一定的影響 ,豐富了中原文化的內容。漢朝統一天下以后 ,采取熔北南文化于一爐而治之的文化政策 ,以楚文化為表率的南方文化 ,終于同北方中原文化融合 ,成為水平比它們更高、范圍比它們更廣的漢文化了。這當然并不意味著楚文化的個性從此消失 ,實際情況是楚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一起 ,轉化成為全國的共性凌駕于區域的個性之上的漢文化了。考古工作者在荊楚地區發現了大量具有鮮明特色的遺址、墓葬等春秋時期的文化遺存,說明至遲到春秋時期,以荊楚民族為主體、以楚國為中心的楚文化體系已經形成。至戰國時代,楚國繼續擴張,占有長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區,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貴州的部分地域,成為“戰國七雄”中疆土最廣闊的政權。隨著楚國和荊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強大,楚文化經歷了一個產生、發展、傳播以及與與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過程。
二、楚文化西進的歷程概述
關于楚文化的西進,大致從西周中期開始,到戰國晚期,范圍逐漸擴大,地域從巫山推進到了忠縣,并與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相契合,其西進戰略倚重于軍事、經濟的需要。
根據考古學斷代結果, 目前峽區的楚文化遺存可分為春秋早、中、晚期和戰國早、中、晚期。從各時期的文化分布范圍來看, 春秋早期楚文化分布范圍可達今宜昌西陵峽地區、秭歸一帶。春秋中期楚文化遺存發現得較少, 在空間上沒有什么進展。春秋晚期楚人勢力急劇向西擴張, 奉節老關廟、新浦、云陽李家壩等遺址均含有楚文化因素。戰國早期的遺存也比較少。
戰國中期是楚人西進的又一高潮。最西可達今忠縣一帶, 忠縣發現了一批戰國中期楚墓。1958 年四川省博物館在忠縣洽甘 井溝曾采集一件鬲, 與江陵雨臺山二型IV 式(M483: 7)相似, 時代屬戰國中期, 也說明戰國中期楚人勢力已達忠縣一帶。目前還少見戰國晚期的楚文化遺存, 說明楚文化已基本退出峽區。這是從考古學角度得出的初步結論。
三、楚文化西進的歷程
下面介紹一下楚文化兩次大規模西進的概況:
(一)楚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西侵
時間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根據現有的資料,鄂西地區此時已成為典型楚文化的分布范圍,發現的典型遺址有宜昌上磨培第4 層、柳林溪周代文化遺存第二、三期等, 墓葬有姊歸廟坪M3、巴東西鑲口M1、宜昌后坪等地點。瞿塘峽以東的巫山地區發現的春秋時期楚文化遺存主要有巫山跳石、藍家寨、大溪等地點。
跳石遺址位于巫峽內, 出土的陶器有扁、罐、豆、缽、盤、壺、甕、缸等, 均為典型的楚文化遺物, 與鄂西地區的宜昌朱其沱、小溪口等東周遺址出土遺物相似,文化面貌與周圍同期文化存在密切聯系,尤其是與鄂西聯系更密切,雖有本區特色的遺物, 但總體特征, 仍屬楚文化范疇。跳石遺址是楚文化沿峽江西漸的一個重要據點。
藍家寨遺址出土遺物絕大多數為較典型的楚文化遺物。典型陶器主要有束頸聯檔高足扇、矮領鼓腹凹圈底罐、折沿束頸凹圈底盆、高柄淺盤豆等。陶器特征均是鄂西、湘北楚文化遺存中常見的,應屬于楚族文化占主體的楚文化遺存。
大溪遺址近年來的考古發現顯示, 楚文化遺存在該遺址也有分布, 且相當單純。2001年發掘了一座深達4 米左右的灰坑,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陶片多為夾砂陶, 紋飾以豎向的弦斷繩紋為主, 其器物組合為折沿束頸聯體蔑、束頸聯檔帚、折沿束頸凹圖底盆、細柄豆、高領罐等, 巴文化遺物很少見, 楚文化遺存的比例占絕大多數, 其特征與藍家寨遺址的楚文化遺存相近, 時代為春秋晚期。大溪遺址是目前所見典型、單純的楚文化遺存在春秋時期分布最西端的一個點。
瞿塘峽以東的巫山地區還發現有這一時期的楚文化墓葬。這些墓葬無論形制、隨葬品等都屬于典型的楚文化墓葬。瞿塘峽以西地區基本沒有發現單純的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楚文化遺存, 但部分地點仍有一些楚文化遺物發現。
奉節新鋪遺址上層遺存中, 楚文化遺物占有一定比例, 主要有扇、盆、豆、罐等。同時, 與這些遺物共存的還有傳統的土著巴文化遺物。類似情況的遺址還有老油坊等地點。
云陽縣李家壩、舊縣坪、萬州麻柳沱等遺址也發現有部分楚文化遺物。但李家壩墓地的陶扁、頗底部絕大多數為圈底, 腹呈釜形, 整器似為釜或釜顫加三足而成, 這與楚文化中大多為癟檔有所不同, 顯示其與典型的楚文化有一定差異。
萬州以西地區極少見楚文化的蹤影。忠縣中壩遺址的東周遺存有少量暗紋陶豆、折沿盆、暗紋束頸鼓腹甕等帶有楚文化特征的陶器;豐都玉溪坪遺址、秦家院子等遺址出土有極少量的春秋至戰國早期的扁腿等帶有楚文化特征的遺物。這些地點的帶有楚文化因素的遺物, 所占分量極小, 絕大多數均為巴文化遺物,楚文化遺物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綜上所述, 瞿塘峽以東地區基本為楚文化所完全控制, 巴文化基本退出一這一地區;瞿塘峽以西地區的楚文化遺物多與巴文化共存, 且表現為越往西其影響越弱的趨勢。
此時, 出現楚文化西侵這一狀況的原因主要是:楚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西部, 先后滅掉了夔、庸等西邊靠近峽江地區的一些國家。楚國向西擴張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它的子國—夔子國。加強了對現今瞿塘峽以東的三峽地區的控制和統治, 并修筑了城池,這正是春秋中、晚期巫山一帶呈現典型楚文化面貌的主要原因。此外, 巴國政治中心的向西發展和遷徙, 不可避免地要帶來一些楚文化。由于巴人
與楚的長期接觸,其西遷不可避免地要帶來一些楚文化, 這也正是峽江奉節以上地區具有一定楚文化因素的主要原因。
(二)楚文化的第二次大規模西侵
此次是在戰國中期至晚期偏早階段。此時在巫山、奉節、云陽、萬州、忠縣等地的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的隨葬以鼎、敦、壺為基本組合的楚文化墓葬, 這種典型的楚文化墓葬出現得比較突然, 消失也比較快。重慶峽江地區戰國中期以后的楚墓在巫山瓦崗槽、琵琶州、麥沱、塔坪、奉節上關、云陽平扎營、萬州大丘坪、忠縣崖腳等地均有分布, 這些地方發現了較大規模的成片分布的楚文化墓葬群;墓葬規模以小墓為主, 也有少量的大、中型墓葬。
忠縣崖腳墓地發現大量年代集中于戰國中期的楚人墓葬;墓葬中楚文化因素非常單純, 整個戰國中期階段(有的可晚到戰國晚期早段)墓葬的形制特征、隨葬品風格都保持著很強的楚文化特征, 是目前已知位置最偏西、規模最大、文化因素最單純的楚文化墓地。該墓地普遍使用懸底弧形棺、懸底長方形棺和長
方盒形棺, 墓葬中的隨葬品多為陶器, 器類有鼎、敦、壺、豆、盂、匝、盆、長頸罐等;也有部分銅器, 如子母口式高蹄足鼎、敦、一字格劍、矛、戈、蹲等。均為典型的楚文化葬制和器物。有人認為, 這些墓葬很少隨葬兵器, 墓主應非楚國軍人, 可能楚國占領巴地后大舉移民于忠縣進行鹽業生產的結果。
云陽李家壩墓群的發掘則又顯示出另外一種景觀, 李家壩遺址的文化面貌始終是以當地土著文化因素為主, 戰國中期晚段時情況突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出現的典型楚式陶器成為該遺址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器;墓葬中出現了楚文化最具特色的鼎、敦、壺陶銅器組合, 同時, 這些新的考古學文化的墓葬在墓地中打破了早期墓葬, 學者們解釋認為是外族的大規模人侵, 他們的到來不僅帶來了大量典型楚文化因素, 還打斷了當地文化的正常發展軌跡, 侵占了土著巴人的居址及墓地, 在安排墓葬位置時也不再遵循巴人原有的墓地規劃, 出現了打破巴人墓葬的情況。
目前所見本次西進考古所見楚文化墓葬分布最西邊止于忠縣。
總體說來, 這次楚文化的西侵應與楚、秦兩國進人巴地并數次發生直接沖突有關。第一, 《史記·西南夷列傳》載:“楚威王(前339一一前329年)時, 使將軍莊躊將兵循江上, 略巴、蜀、黔中以西。”第二, 大概在秦滅巴之前不久, 楚
國曾出兵峽江地區助巴平亂。第三, 秦滅巴后, 秦、楚展開了多次對巴地的爭奪, 文獻有“楚得積而國亡, 齊得宋而國亡”(見《戰國策·燕策》)的記載。
這兩次楚文化的西侵, 影響深遠, 在成都平原的許多蜀文化墓葬中, 都能見到楚文化的蹤影。隨著楚向西的步步緊逼, 巴文化愈益向西退卻。公元前316年后, 即使有秦的庇護, 巴人帶有自治性質的政治中心——“都”,亦屢屢向西遷徙。
(三)楚文化西進歷程中與其他文化的碰撞
從戰國晚期中段起, 由于秦國將楚國勢力徹底趕出重慶峽江地區, 秦人又對巴人實行了“ 自治”的政治策略, 巴文化再次獲得了復興。從戰國晚期中段到秦代, 巴文化再次向東發展, 填補了楚人勢力退出后留下的文化空白。巴文化的回流, 不過是填補了楚文化回撤的真空, 響應了這一地區人們對傳統回歸的呼喚而已。
但是, 戰國晚期早段以后,楚文化以國家勢力整體西進的情況雖已不存在, 但是楚文化在重慶峽江地區的零星存在卻一直延續到了漢初。這一時期重慶峽江地區單純的楚文化墓葬很少見, 但楚文化器物和葬制仍在一些墓葬中可以見到。如崖腳墓地DM10, 該墓為典型的戰國晚期狹長形巴墓, 在墓擴外一小坑內置放有兩件楚式的陶盆和陶高柄豆, 推測應為楚遺民墓或巴人使用了楚人的器物。
此外, 崖腳墓地還具有鮮明楚文化特征的長方形土坑豎穴木撐墓, 長頸罐、孟、豆的組合形式在崖腳墓地中占有一定比例, 甚至直至秦代還發現有與楚文化因素的陶器。對于這一部分墓葬, 有的專家認為是楚遺民墓。主要理由是:這些陶器的演變規律已偏離典型楚器的演變規律。說明他們是在楚國勢力退出這一地區后, 與楚中心地區失去了文化上的聯系導致的這一結果。
【結束語】:楚文化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對于我們后世研究探索中原楚地乃至整個中華文明歷史文化精髓提供了珍貴的素材,為我們中華民族留下了豐富的悠久的歷史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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