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考古與科技論文

考古遺址受水文地質作用的影響分析 自舊石器時代起，便已產生了墓葬的風俗，在階級社會中，通過墓葬形式，更是能突出的反映出階級關系。而我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歷朝歷代、各個民族、地區更是有著自己特有的文化和墓葬形式，縱有歷史的變遷，仍流傳至今。因此，我國分布著大量的古文化遺址。在這些遺址中，有的已經被發掘，有的已經成為準備發掘的對象，而更多的還埋藏在地下不為人們所了解。

考古遺址作為挖掘后的第一現場，亦理應作為一種文物而加以開發保護。遺址所具有的歷史性，殘存的藝術性，以及暫時不便發掘出土的文物更是見證人類物質文化發展的重要實物例證。而受考古遺址自身特點的限制（如占地面積大，無法移動，受地質事件影響較大等等），存在著許多看似簡單的難題。因此，對考古遺址的保護開發手段的研究創新，已成為考古發掘后續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下面就考古遺址受水文地質作用的影響作簡要分析：

一方面，是地表徑流及地下水的水動力作用和腐蝕影響。在某些水量豐盛的地區，一旦遺址被開挖，周圍穩定的環境即被破壞，保存幾百上千年的文物遺址很有可能由于微小的疏忽，而造成無法挽回的損毀。比如土壤間微小裂隙，巖石土塊間的滑脫錯動等，都有可能造成土層的滑塌、破裂，造成周圍各種流體的侵入，由于地表徑流及地下水中含有許多種鹽類，能輕易的對文物表面紋飾，紗質織物以及一些金屬器物造成破壞腐蝕，使一些重要信息無法考證。而一旦遇到較大的地表徑流或流速較快的地下暗流，輕則使裂隙加大，流體增多，重則可能使遺址整體發生位移甚至完全破壞坍塌。

針對此問題，首先應提前了解該區域的地質狀況，堪明徑流及地下暗流的走向，判斷巖石及地層類型。根據勘測結果可提前加筑隔水層，防止周圍流體侵入。或更改開挖線路。其次，在開挖過程中應與相關部門或工廠協商，有計劃地關閉周圍排污管網、水渠（相關法律的執行尤為重要），并及時引流周邊的河流水洼等，防止降雨積水。最后，在發掘過程中，應根據條件及遺址價值，盡量配備備用抽水機

等設備，以防過程中偶遇積水、暗流。

另一方面，是原本保存于地下水或潛流中的文物遺址，如何發掘出并保護的問題。在地下水位較高的地區，很有可能一些文物遺址在未被發現前就已經被周圍水流侵圍，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在該水環境中處于穩定保存狀態，一旦被偶然挖出，會很容易在空氣中氧化破壞，喪失原貌。

針對此問題，若僅僅是環境濕潤，可將文物連同泥土一起取出，然后嘗試著清理泥土，若可行，則可大量開挖，然后用薄膜保存，避免直接與干燥的空氣接觸；若是完全浸沒在水環境中，則可首先分析其中礦物質及各種鹽類的含量，然后人工配制與該環境液體性質相同或相近的溶液，將文物保存在溶液中并逐步研究。

以上分析和解決方案可能并不全面，在實際考古工作中更需根據具體情況綜合采用，并借以其他科技方法加以輔助配合。相信隨著我國各項領域科技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新方法、好方法運用于遺址發掘及保護工作中，使得我國的考古事業再一次得到質的飛躍！

第二篇：中國三峽考古文化論文

論長江三峽地區特殊的埋葬習俗懸棺

姓名：任晏數

學校：重慶醫科大學學號：2010221603專業：預防醫學指導教師 ：楊華2011年5月

長江三峽地區特殊的埋葬習俗

-----懸棺

摘要：三峽地區墓葬資料內容豐富，從目前三峽地區考古發現的墓葬資料獲知，歷史上三峽地區的人們安葬死者的方式大致上有三種葬法：一為土坑葬；二為甕棺（罐）葬；三為崖葬墓。其中發現一種特殊的埋葬習俗----懸棺。

關鍵詞：三峽地區；埋葬習俗；懸棺

在我國的東南方的武夷山地區，西南的云南、貴州、四川一帶，北至重慶的小三峽，大約有10多個省市，發現了放置在懸崖絕壁上的棺木，甚至于近來在陜西的商洛地區，也發現了類似的崖葬。懸棺不僅中國有，在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也有。這些懸棺或崖葬，有的在崖洞中，有的擱在橫木上，有的近貼水面，有的高離水面，遙遙在上。這些懸棺或崖葬是什么時代的？它們屬于什么人的葬俗？又因為有的懸棺或崖葬處在離水面60至100米的絕壁或絕壁的洞中，就使人們不禁要問，它們是怎樣被放置進去的？這些問題就成了千古之謎。

一：三峽流域懸棺出現的時間

小三峽位于重慶市巫山縣境內，是長江支流大寧河風光最秀美的一段。這里也散布著許多懸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考古學家在大寧河上游取下一具棺木，從棺木的主人和殉葬品判斷，這具棺木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歷史。四川珙縣麻塘壩和蘇麻灣兩地的僰人懸棺，起于秦，止于明。四川內江發現的古代崖墓，其年代為東漢。

二：何人留下的懸棺葬

秦漢時期，武夷山屬閩越，是閩越人的活動中心。三千年前，《周禮·夏官》記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之民。”“七閩”，經學家鄭玄注解：“七乃周所服之因子。”《逸周書》載周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部，四方貢獻方物：“東越海直(蛤)，頤人蟬(繕)蛇”。再上溯《〈商書·伊尹朝獻〉中記伊尹為四方令，管理四方部族，正東有“漚(頤)深之民等九夷十蠻，越漚(頤)箭(剪)發文身......”武夷山可歸入越漚之中，這是三干五百年前。因而就推斷，武夷山的懸棺是閩越人的遺物了。春秋、戰國之際的江西貴溪龍虎山船棺,據考察推斷也是越人遺跡。陜西商洛一

帶的崖葬，據推斷是古巴人的葬俗。重慶巫山小三峽的懸棺，據推斷當屬古代巴人所為了。東漢至唐，湘、川、黔、鄂邊境的五溪蠻，有懸棺葬之俗，為古三苗后裔所為。三國時浙江臨海境內的“安家族”，葬俗與武夷相似。明代，四川珙縣懸棺屬于僰人。也有人把僰人和古越人關聯了起來。

有人據于懸棺或崖葬風俗的沿續性考慮，認為散布在全國各地及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的懸棺或崖葬都是古越人及其后人所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考慮到進行這種葬俗的民族的生產生活環境影響。

人類的許多風俗是自然形成的。越是在早期，人類就越受到當時的生產條件、生活環境所制約，他們不可能去作對自己來說很不便的事，或者不容易辦到的事。據此認識，我認為，我們已發現的這些懸棺或崖葬大都是古代一些漁民所為，至少他們的勞動與生活是和船有關

其一、從已發現的懸棺或崖葬來看，均在溪流的懸崖上，且大都在大江大河支流及其末端，兩岸高山峻嶺、斷崖絕壁，中間溪水流淌，在這樣的環境中，只有漁民才有可能在此生產和生活。而且，這些地方都遠離農耕區域，這就可以排除農耕民所為的可能性

其二、在福建武夷山、江西龍虎山的懸棺中，有幾具船形棺。可以設想：懸棺的主人是以船為家，也就把棺槨造成船形了，使死去的人能像活著時一樣生活；或者在最早時，就是以船作棺來存放尸體的，漸而成俗。考古工作者曾對一具船形棺進行研究，發現隨葬品中有龜形木盤和許多魚骨，棺的主人生前很可能是個漁民了。

其三、葬制規格低，除了處在崖洞和懸崖外，葬法簡單。陪葬品少或無陪葬品。這種葬制符合山溪漁民的社會結構。這種山溪漁民的社會組織基本以家族為主，家族與家族之間無隸屬關系，也就無嚴密的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也就無極富和極窮，所以除極個別可能有什么特殊性外，葬制很平淡。這很符合山間小溪漁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

江西龍虎山是道教的發祥地之一，或許有人把懸棺葬與道教文化聯系了起來。但是本人認為，懸棺葬與道教文化基本無關。其一，懸棺葬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現今發現的最早的已是商周時期了，而道教作為一種宗教要到東漢才形成；其二，作為道教的思想道家雖然在春秋戰國已經形成，但它的影響主要是在黃河流域，并且，道家的思想是無為，薄葬，與懸棺葬不相容；其三，同為道文化發祥地之一，并且就在龍虎山北鄰的三清山，有同樣的懸崖絕壁——西海岸，卻并未發現懸棺葬或崖墓葬。

三：懸棺是如何放置的確定了懸棺和崖葬是古代山溪漁民所為后，對我們認識這些漁民為什么要把棺木放置在山崖和怎樣把棺木放上去很有幫助。作為漁民，他們特有的本領是造船和織網了，而在建筑、農具制造、手工工具制作等方面，肯定要落后于農耕民了。所以，同時代農耕民已有的技術，漁民不大可能具備。像現在大家所推崇的吊裝法，需要有技術、物資、人力和財力，以家族為主的漁民很顯然無法辦到。而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僅僅是為把棺木草草地放置到天然的崖洞中或簡單地擱置在插入崖壁的兩橫木上究竟又為了什么？所以，我們就不能以農耕文明來設想山溪漁民的生產生活狀況。也許，他們放置的方法是極其簡單的。

當來到小三峽，一定會被展現在眼前的景象所吸引，禁不住要贊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網上查這種特殊的地貌是如何形成的，結果是由于水流等外力沿巖層裂隙的沖刷作用，當下部或底部巖層（塊）被沖蝕或側蝕掉，上部巖塊失去了下部或側部的承載體，在重力作用下，只要被觸發就會沿構造紋理或裂隙而發生崩塌作用，沿裂隙或軟弱巖層面，巖塊不斷的自由崩落，殘余形成了懸崖絕壁。山體崩塌，這種局部的地質地貌的變遷，使我們的先民有了“安身”之處——懸崖。山體崩塌還會出現一些獨特的景象。在長江三峽大壩未建之前，國家年年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加固三峽地段兩岸的山體，以防止山體崩塌。設想，三峽中的某一山體如果崩塌了，那么，水運不通，下泄的水流被堵，從崩塌處往上游，水位抬高，兩岸被淹，河道變寬，還會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這啟示我們，山體崩塌還會使河道堵塞，形成天然的水壩。水壩以上的水位抬高，形成湖泊，而且完全有可能將水面抬升幾十米乃至百米。這當然要看山體崩塌的位置和崩塌的規模了。龍虎山懸崖上的天然洞穴就證明水位曾到過近百米的高度。因為據地質專家推斷，這些洞穴就是由水流沖刷而形成的。溪流一旦成為湖泊，經過幾年的積蓄，水美魚肥，能不吸引漁民嗎？而且這樣的湖泊肯定會持續一段時間存在著。

早期湖泊的形成為早先的漁民提供了生存的空間，但死后葬到哪里呢？崖壁上不是有天然的洞穴嗎？漁民從船上把棺木抬上去一放。最早來到這些地方的先民不會用深奧的思想去考慮怎樣安葬死去的親人更符合本民族的特性。還要說明的是，他們用的木材也是就地取材的。棺木上發現的手柄就是為扛抬的方便而設的，發現的繩索也是抬棺木用的。

但是這種早期湖泊形成的水壩是不牢固的，隨著溢出壩體的水流作用，壩體的高度漸漸下降，水面也跟著下降，到最終達到現在這樣。在水面的下降過程中，也自然要有人死去，親人們也會依照先例，把他們放置到崖壁上。但水位已經下降，也就自然地把棺木安放到低一點的位置上了。這就形成了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有序”排列了。而早先貼近水面的洞穴，現在看來也就高高在上了。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山體崩塌，山體形成直上直下的懸崖，塌下的泥石在溪流中形成天然的堤壩，堵塞水流，水位抬升，形成湖泊，漁民或船工生產生活于此，過世后就把棺木放置在臨近水面的懸崖上，堤壩漸次下降，棺木也往下排列，到堤壩全部垮塌，這些棺木就成了后人所見到的懸棺，有的高至百米。先民的這種葬制無需奇思妙想，是一種極其簡單的葬制。

重慶巫山小三峽崖葬，就可以解釋了。假如在大寧河匯入長江處的靈芝峰一帶出現山體崩塌，那么，從靈芝峰往上，水位將大大提高，大寧河就成了一個水庫，成為湖泊。這樣，大寧河就成了漁民捕魚的理想之地。于是就有一批漁民在此長期“捕魚為業”了，死了就“近水樓臺先得月”，葬在岸邊，即現在的山崖。至于古棧道，也有可能是在山體崩塌后，為了行船拉纖的需要而作的。從大寧河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古棧道直達陜西鎮平、湖北竹溪的情況來看，大寧河是古代關中通往巴蜀的一條水上通道，可能在軍事和經濟上曾承擔過重要的作用。當大寧河的水位抬升后，遷道就不得不作在了崖壁上，而在塌下的泥石被沖走后，這些古棧道就自然地高高在上了，留下了一道景觀和一個千古之謎。

當然，在人們的葬俗觀念形成后，特別是在社會發展到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和人力物力后，可能有一些人為了某種追求，采用某種方法把棺木放置到高處。但那肯定是屬于后來的事。

至于認為葬得高為求吉利的觀點，也是后人在解釋前人行為時產生的一種臆想。在云南昭通市威信縣，有幾處僰人懸棺，所處的懸崖下有可至棺木的斜坡，明顯有人工開鑿的痕跡。在四川的珙縣，有幾座懸棺所在山，人是能很方便地爬上去的，當然也就能安裝“天車”了。但這肯定是在懸棺葬的風俗形成且已有一定的技術和物質條件后才能做到的。而且，那時這些早先的漁民可能已經上岸成為農耕民了。懸棺葬的最初目的已經發生改變了。

參考文獻：1.湖北省博物館.宜昌前坪戰國兩漢墓三峽考古之發現.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2.東南文化200年第三期長江三峽地區遠古人類埋葬習俗(墓葬)資料的考

古發現與研究楊華。

3.參觀重慶三峽博物館

4中國國家地理西南區

5.三峽旅游指南

第三篇：中國西南考古論文

中國西南考古

淺談楚文化的西進

09級公共管理學院0944014054雷娜

指導教師：李映福

【摘要】：楚文化源遠流長 ,歷史悠久 ,是我國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漢地區為中心 ,在原始宗教、巫術、神話的沃土中發展起來的一支由楚人創造的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開放而多元的南國文化。楚文化作為一項人類遺產，其發掘、研究、保護與人們的認識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

【關鍵字】：楚文化；文化交融；西進歷程

一、楚文化的概述

楚文化源遠流長 ,歷史悠久 ,是我國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是以江漢地區為中心 ,在原始宗教、巫術、神話的沃土中發展起來的一支由楚人創造的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開放而多元的南國文化。楚文化形成以后 ,一直對中原文化有一定的影響 ,豐富了中原文化的內容。漢朝統一天下以后 ,采取熔北南文化于一爐而治之的文化政策 ,以楚文化為表率的南方文化 ,終于同北方中原文化融合 ,成為水平比它們更高、范圍比它們更廣的漢文化了。這當然并不意味著楚文化的個性從此消失 ,實際情況是楚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一起 ,轉化成為全國的共性凌駕于區域的個性之上的漢文化了。考古工作者在荊楚地區發現了大量具有鮮明特色的遺址、墓葬等春秋時期的文化遺存，說明至遲到春秋時期，以荊楚民族為主體、以楚國為中心的楚文化體系已經形成。至戰國時代，楚國繼續擴張，占有長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區，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貴州的部分地域，成為“戰國七雄”中疆土最廣闊的政權。隨著楚國和荊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強大，楚文化經歷了一個產生、發展、傳播以及與與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過程。

二、楚文化西進的歷程概述

關于楚文化的西進，大致從西周中期開始，到戰國晚期，范圍逐漸擴大，地域從巫山推進到了忠縣，并與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相契合，其西進戰略倚重于軍事、經濟的需要。

根據考古學斷代結果, 目前峽區的楚文化遺存可分為春秋早、中、晚期和戰國早、中、晚期。從各時期的文化分布范圍來看, 春秋早期楚文化分布范圍可達今宜昌西陵峽地區、秭歸一帶。春秋中期楚文化遺存發現得較少, 在空間上沒有什么進展。春秋晚期楚人勢力急劇向西擴張, 奉節老關廟、新浦、云陽李家壩等遺址均含有楚文化因素。戰國早期的遺存也比較少。

戰國中期是楚人西進的又一高潮。最西可達今忠縣一帶, 忠縣發現了一批戰國中期楚墓。1958 年四川省博物館在忠縣洽甘 井溝曾采集一件鬲, 與江陵雨臺山二型IV 式(M483: 7)相似, 時代屬戰國中期, 也說明戰國中期楚人勢力已達忠縣一帶。目前還少見戰國晚期的楚文化遺存, 說明楚文化已基本退出峽區。這是從考古學角度得出的初步結論。

三、楚文化西進的歷程

下面介紹一下楚文化兩次大規模西進的概況：

(一)楚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西侵

時間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根據現有的資料,鄂西地區此時已成為典型楚文化的分布范圍,發現的典型遺址有宜昌上磨培第4 層、柳林溪周代文化遺存第二、三期等, 墓葬有姊歸廟坪M3、巴東西鑲口M1、宜昌后坪等地點。瞿塘峽以東的巫山地區發現的春秋時期楚文化遺存主要有巫山跳石、藍家寨、大溪等地點。

跳石遺址位于巫峽內, 出土的陶器有扁、罐、豆、缽、盤、壺、甕、缸等, 均為典型的楚文化遺物, 與鄂西地區的宜昌朱其沱、小溪口等東周遺址出土遺物相似,文化面貌與周圍同期文化存在密切聯系,尤其是與鄂西聯系更密切,雖有本區特色的遺物, 但總體特征, 仍屬楚文化范疇。跳石遺址是楚文化沿峽江西漸的一個重要據點。

藍家寨遺址出土遺物絕大多數為較典型的楚文化遺物。典型陶器主要有束頸聯檔高足扇、矮領鼓腹凹圈底罐、折沿束頸凹圈底盆、高柄淺盤豆等。陶器特征均是鄂西、湘北楚文化遺存中常見的，應屬于楚族文化占主體的楚文化遺存。

大溪遺址近年來的考古發現顯示, 楚文化遺存在該遺址也有分布, 且相當單純。2001年發掘了一座深達4 米左右的灰坑,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陶片多為夾砂陶, 紋飾以豎向的弦斷繩紋為主, 其器物組合為折沿束頸聯體蔑、束頸聯檔帚、折沿束頸凹圖底盆、細柄豆、高領罐等, 巴文化遺物很少見, 楚文化遺存的比例占絕大多數, 其特征與藍家寨遺址的楚文化遺存相近, 時代為春秋晚期。大溪遺址是目前所見典型、單純的楚文化遺存在春秋時期分布最西端的一個點。

瞿塘峽以東的巫山地區還發現有這一時期的楚文化墓葬。這些墓葬無論形制、隨葬品等都屬于典型的楚文化墓葬。瞿塘峽以西地區基本沒有發現單純的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楚文化遺存, 但部分地點仍有一些楚文化遺物發現。

奉節新鋪遺址上層遺存中, 楚文化遺物占有一定比例, 主要有扇、盆、豆、罐等。同時, 與這些遺物共存的還有傳統的土著巴文化遺物。類似情況的遺址還有老油坊等地點。

云陽縣李家壩、舊縣坪、萬州麻柳沱等遺址也發現有部分楚文化遺物。但李家壩墓地的陶扁、頗底部絕大多數為圈底, 腹呈釜形, 整器似為釜或釜顫加三足而成, 這與楚文化中大多為癟檔有所不同, 顯示其與典型的楚文化有一定差異。

萬州以西地區極少見楚文化的蹤影。忠縣中壩遺址的東周遺存有少量暗紋陶豆、折沿盆、暗紋束頸鼓腹甕等帶有楚文化特征的陶器;豐都玉溪坪遺址、秦家院子等遺址出土有極少量的春秋至戰國早期的扁腿等帶有楚文化特征的遺物。這些地點的帶有楚文化因素的遺物, 所占分量極小, 絕大多數均為巴文化遺物,楚文化遺物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綜上所述, 瞿塘峽以東地區基本為楚文化所完全控制, 巴文化基本退出一這一地區;瞿塘峽以西地區的楚文化遺物多與巴文化共存, 且表現為越往西其影響越弱的趨勢。

此時, 出現楚文化西侵這一狀況的原因主要是：楚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西部, 先后滅掉了夔、庸等西邊靠近峽江地區的一些國家。楚國向西擴張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它的子國—夔子國。加強了對現今瞿塘峽以東的三峽地區的控制和統治, 并修筑了城池,這正是春秋中、晚期巫山一帶呈現典型楚文化面貌的主要原因。此外, 巴國政治中心的向西發展和遷徙, 不可避免地要帶來一些楚文化。由于巴人

與楚的長期接觸,其西遷不可避免地要帶來一些楚文化, 這也正是峽江奉節以上地區具有一定楚文化因素的主要原因。

(二)楚文化的第二次大規模西侵

此次是在戰國中期至晚期偏早階段。此時在巫山、奉節、云陽、萬州、忠縣等地的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的隨葬以鼎、敦、壺為基本組合的楚文化墓葬, 這種典型的楚文化墓葬出現得比較突然, 消失也比較快。重慶峽江地區戰國中期以后的楚墓在巫山瓦崗槽、琵琶州、麥沱、塔坪、奉節上關、云陽平扎營、萬州大丘坪、忠縣崖腳等地均有分布, 這些地方發現了較大規模的成片分布的楚文化墓葬群;墓葬規模以小墓為主, 也有少量的大、中型墓葬。

忠縣崖腳墓地發現大量年代集中于戰國中期的楚人墓葬;墓葬中楚文化因素非常單純, 整個戰國中期階段(有的可晚到戰國晚期早段)墓葬的形制特征、隨葬品風格都保持著很強的楚文化特征, 是目前已知位置最偏西、規模最大、文化因素最單純的楚文化墓地。該墓地普遍使用懸底弧形棺、懸底長方形棺和長

方盒形棺, 墓葬中的隨葬品多為陶器, 器類有鼎、敦、壺、豆、盂、匝、盆、長頸罐等;也有部分銅器, 如子母口式高蹄足鼎、敦、一字格劍、矛、戈、蹲等。均為典型的楚文化葬制和器物。有人認為, 這些墓葬很少隨葬兵器, 墓主應非楚國軍人, 可能楚國占領巴地后大舉移民于忠縣進行鹽業生產的結果。

云陽李家壩墓群的發掘則又顯示出另外一種景觀, 李家壩遺址的文化面貌始終是以當地土著文化因素為主, 戰國中期晚段時情況突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出現的典型楚式陶器成為該遺址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器;墓葬中出現了楚文化最具特色的鼎、敦、壺陶銅器組合, 同時, 這些新的考古學文化的墓葬在墓地中打破了早期墓葬, 學者們解釋認為是外族的大規模人侵, 他們的到來不僅帶來了大量典型楚文化因素, 還打斷了當地文化的正常發展軌跡, 侵占了土著巴人的居址及墓地, 在安排墓葬位置時也不再遵循巴人原有的墓地規劃, 出現了打破巴人墓葬的情況。

目前所見本次西進考古所見楚文化墓葬分布最西邊止于忠縣。

總體說來, 這次楚文化的西侵應與楚、秦兩國進人巴地并數次發生直接沖突有關。第一, 《史記·西南夷列傳》載：“楚威王(前339一一前329年)時, 使將軍莊躊將兵循江上, 略巴、蜀、黔中以西。”第二, 大概在秦滅巴之前不久, 楚

國曾出兵峽江地區助巴平亂。第三, 秦滅巴后, 秦、楚展開了多次對巴地的爭奪, 文獻有“楚得積而國亡, 齊得宋而國亡”(見《戰國策·燕策》)的記載。

這兩次楚文化的西侵, 影響深遠, 在成都平原的許多蜀文化墓葬中, 都能見到楚文化的蹤影。隨著楚向西的步步緊逼, 巴文化愈益向西退卻。公元前316年后, 即使有秦的庇護, 巴人帶有自治性質的政治中心——“都”，亦屢屢向西遷徙。

（三）楚文化西進歷程中與其他文化的碰撞

從戰國晚期中段起, 由于秦國將楚國勢力徹底趕出重慶峽江地區, 秦人又對巴人實行了“ 自治”的政治策略, 巴文化再次獲得了復興。從戰國晚期中段到秦代, 巴文化再次向東發展, 填補了楚人勢力退出后留下的文化空白。巴文化的回流, 不過是填補了楚文化回撤的真空, 響應了這一地區人們對傳統回歸的呼喚而已。

但是, 戰國晚期早段以后,楚文化以國家勢力整體西進的情況雖已不存在, 但是楚文化在重慶峽江地區的零星存在卻一直延續到了漢初。這一時期重慶峽江地區單純的楚文化墓葬很少見, 但楚文化器物和葬制仍在一些墓葬中可以見到。如崖腳墓地DM10, 該墓為典型的戰國晚期狹長形巴墓, 在墓擴外一小坑內置放有兩件楚式的陶盆和陶高柄豆, 推測應為楚遺民墓或巴人使用了楚人的器物。

此外, 崖腳墓地還具有鮮明楚文化特征的長方形土坑豎穴木撐墓, 長頸罐、孟、豆的組合形式在崖腳墓地中占有一定比例, 甚至直至秦代還發現有與楚文化因素的陶器。對于這一部分墓葬, 有的專家認為是楚遺民墓。主要理由是:這些陶器的演變規律已偏離典型楚器的演變規律。說明他們是在楚國勢力退出這一地區后, 與楚中心地區失去了文化上的聯系導致的這一結果。

【結束語】：楚文化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對于我們后世研究探索中原楚地乃至整個中華文明歷史文化精髓提供了珍貴的素材，為我們中華民族留下了豐富的悠久的歷史文化遺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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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絲路考古結課論文

絲綢之路簡論

課程：絲路考古

學號：2012502212

姓名：石夏麗

學院：政法學院

專業：政治學與行政學

摘要：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今天我在本篇文章中主要對絲綢之路做了簡介，介紹了吐魯番中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以及樓蘭古國。

關鍵字：絲綢之路吐魯番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樓蘭古國

絲綢之路自開通以來就是一個全方位多用途的載體, 是連接古代東西方及沿線諸國各族的紐帶, 是架在他們之間的金橋, 成為他們之間互通有無、物暢其流的商貿之路和物種傳播之路； 成為他們互相學習, 相互影響的文化藝術和科技交流之路；成為他們彼此不斷增進了解的友誼之路；成為沿線諸國進行政治交往的使節之路；成為沿線各族傳播佛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的朝圣之路。此外, 它還是民族遷徙之路, 是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交融之路。同時也是沿線諸國間風云變幻的政治斗爭之路, 進行長期角逐大動干戈的戰爭之路。絲綢之路諸如此類廣泛而持久的各種作用及運動軌跡, 都在絲路沿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成為這個時期世界歷史的主要標志之一。可以說絲綢之路凝聚著當時世界上各種主要的歷史事件,絲綢之路沿線諸國各族的歷史和他們之間的關系史, 極大影響了當時歷史發展的格局和進程。我們很多人都以為絲綢之路是自西漢開始才出現的，其實不然。于1976年，考古工作者發掘了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婦好墳塋。墓內出土玉器多件，絕大部分完整或稍殘缺。

以深淺不同的綠色為主，也有棕色的，白玉很少。當安陽市玉雕廠的工作人員看了玉器之后，就有人提出墓內所出以新疆青玉為多。后經多位有經驗的人士驗證，確定婦好墓內所出以新疆玉為主。又由科學鑒定，多為透閃石，也有陽起石。透閃石與新疆玉相合，所鑒定標本硬度為摩氏6度。婦好幕中出現了產自新疆的軟玉，這說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紀，中國就已經開始和西域乃至更遠的地區進行商貿往來。依照晉人郭璞在《穆天子傳》中的記載，前963年周穆王曾攜帶絲綢、金銀的貴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將和田玉帶回中國。雖然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還沒有定論，但是在絲綢之路東段沿線的考古中，確實出土了部分在這一時期的絲綢制品。

在中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已經存在了相當規模的對外經濟交流。《史記·趙世家》中記錄了蘇厲與趙惠文王的一段對話：“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非王有已。”蘇厲用趙國通過對外貿易得到的財富威脅趙惠文王一段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因為人們相信，“昆山之玉”即為昆侖山下出產的軟玉，而胡犬則是產自中亞、西亞的一個狗的品種。絲綢之路歷史的悠久，超出了我們的想象。絲綢之路的存在，也帶動了沿線很多地區的經濟發展。接下來，我要提到的是絲綢之路所經過的一些重要的地區。

說到絲路重鎮，那么，吐魯番是不可不提的。一般情況下，說到新疆無論對新疆有多么的不熟悉，我們都會想起阿克蘇的蘋果庫爾勒的梨，吐魯番的葡萄哈蜜的瓜。在這個聞名全國的瓜果之鄉中，并不只是只有水果這一亮點。這里還有眾多的名勝古跡，宗教遺跡以及獨特的名族風情。

交河故城是吐魯番最有名氣的景點之一。這座沒有城墻的城池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好的土建筑城市。古城遺址保存相當完好，古城南北長1600余米，東西最寬處約300米，分為寺院，民居，官署等部分。古城總面積47萬平方米，現存建筑遺跡36萬平方米。城內建筑物大部分是唐代修建的，建筑布局獨具特色。該城保留著宋代以前我國中原城市的建筑特點。

全城象一個層層設防的大堡壘，人行墻外，像處在深溝之中，無法窺知城垣內情況，而在墻內，則可居高臨下，控制內外動向，城中布防，也是極為嚴密的。交河故城的布局大體分為三部份，一條長約350米，寬約10米的南北大道，把居住區分為東、西兩大部分。大道的北端有一座規模宏大的寺院，并以它為中心構成北部寺院區。城北上還

建有一組壯觀的塔群，可能是安葬歷代高僧的的塔林。東南方，有一座宏偉的地下宅院，頂上有11米見方的天井，天井東面南道，沒有四重門柵，天井地面，有一條寬3米，高2米的地道，長60米，與南北大道相通。據考察推測，可能是安西都護府的住所，后為天山縣的官署衙門。

西部有許多手工作坊。大道兩側是高厚的土垣，垣后是被縱橫交錯的短巷分割的“坊”，臨街不開門。“坊”內有居住遺址和紡織、釀酒、制鞋等手工作坊。東側有軍營、余為民居。交河城僅有東門和南門兩座城門。由于城建在30米高的懸崖上，不用筑城垣，城門亦非正式建筑。南門，是古代運送軍需糧草、大軍出入的主要通道。南門地勢險要，有“一人守隘，萬夫莫向”的山崖，東門，巍然屹立在30米高的峭壁上，主要是為城內居民汲引河水的門戶。

1961年國務院公布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譽為“世界上最完美的廢墟”。與交河齊名的絲路名城也位于吐魯番。高昌故城坐落在火焰山腳下，木頭溝畔的哈拉和卓鄉，西距吐魯番市40千米。城墻高聳，昔日雄風猶存。登高展望，全城平面略呈不規則的正方形，布局可分為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部分，總面積220萬平方米。城垣保存較好，外城墻基厚12米，高11.5米，周長約5.4千米。城墻都由夯土筑成，夯層厚8至12厘米，間雜少量的土坯，有極清晰的夾棍眼。據史書記載，高昌城當年城墻上共有12重大鐵門，分別冠以“玄德”、“金福”、“金章”、“建陽”、“武城”等不同名號。城市中房屋鱗次櫛比，有作坊、市場、廟宇和居民購買力區。城內的建筑布局與當時長安城相仿。全城人口達3萬，僧侶3千。現在，城內建筑遺址遍布，尤以西南最為密集，當年的廟宇、佛堂、街道都歷歷在目。當年唐代高僧玄奘也曾在此盤桓過一段時間，還為高昌王講過經。高昌故城位于吐魯番市以東偏南約46公里火焰山鄉所在地附近。城郭高聳，街衙縱橫，護城河道的殘跡猶存，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分內城、外城、宮城三重。外城大體呈正方形，墻厚12米，高11.5米，周長5.4公里。為夯土板筑，部分地段用土坯修補，外圍有凸出的馬面。每面大體有兩座城門，而以西面以北的城門保存最好，有曲折的甕城。

內城居外城正中；西南兩面城墻大部分保存完好。周長約3公里。宮城為長方形，居城北部，北宮墻即外城北墻，甫宮墻即內城北墻。這一帶尚存多座3-4米高的土臺，當時為回鶻高昌宮廷之所在。內城中偏北有一高臺，上有高達15余米的土坯方塔，俗稱“可汗堡”，意為王宮，稍西有一座地上地下雙層建筑，可能為宮殿遺址。外城內西南有一大型寺院，寺門東西長約130米，南北寬約85米，占地約1萬平方米，由山門、庭院、講經堂、藏經樓、大殿、僧房等組成。大殿內尚殘存壁畫痕跡。唐代高僧玄奘西游取經，于貞觀二年（628年）春，曾到高昌國講經一月余，據即在此寺內。寺院附近，還殘存手工作坊和集市遺址。外城內東南部有一小型寺院，殘存的壁畫較上述大寺完美。

樓蘭古國也是絲綢之路所經過的重要國家之一。二千多年前，樓蘭作為西域的一個文明古國就開始見諸文字。據《漢書》記載，樓蘭古國屬于天山以南三十六國之一。其都城樓蘭是亞洲腹地的一個中樞城市，是中國古代通往中、西亞各國的咽喉重鎮，是古絲綢之路南線上的一個中間貿易站。當時，從中國內陸通往蔥嶺以西的大夏（今阿富汗境內）、安息（古波斯，今伊朗境內）、身毒（古代印度地區）、條支（今阿拉伯半島）、黎軒（今地中海地區）以及中亞各國，都要經過這里。樓蘭是西漢時西域三十六國之一。張騫通西域后，樓蘭成為東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西域政治 軍事 經濟 文化的中心。古絲綢之路南 北兩道早些時候就從樓蘭分道。樓蘭作為亞洲腹部的交通樞紐城鎮，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重要作用。漢朝 匈奴和周圍一些游牧民族國家經常為爭奪樓蘭進行大規模戰爭。但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由于氣候干燥造成了人口大遷移：高山冰山萎縮，河流水量也有可能減少造成古城衰落；河流變遷使得居民遷徒，樓蘭廢棄。公元20世紀初，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為了尋找羅布泊不遠萬里來到孔雀河畔。突然，一座寸草不生、滿目瘡痍的古城呈現在他面前。欣喜若狂的斯文·赫定發現，這座古城留有頹廢的城墻，殘存的街道、住宅的廢墟和寺廟的殘垣，遍地都是散落的古錢幣、碎陶片以及依稀可辨的漢文木簡和文書等物。這就是傳說中的古城──樓蘭。至此之后，樓蘭才又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

絲綢之路，這條為古代中西方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的路線，隨著時間的流逝，它曾經的許多輝煌也被那金燦燦的黃沙所淹沒。但是，我相信，在后人不斷的努力下，曾經的輝煌，總有重建天日的一天。

參考文獻：《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考古研究》

《絲綢之路宗教研究》 《絲綢之路：圖像與歷史》 《絲綢之路(新疆古代文化)》

第五篇：考古研究與文物保護

國寶藍釉燈回歸之路的反思

摘要：文物是人類活動中遺留下來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遺物和遺跡，是重要的文化遺產。每個中國公民都有義務維護、保護這些先人們留下來的貴重文物。國寶藍釉燈是我國唐朝時期的一個重要文物，然而藍釉燈的經歷卻讓我們沉思，文物保護的道路任重而道遠。

關鍵字：藍釉燈回歸反思問題及原因解決方法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豐富的科學的藝術文明。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不僅種類繁多，而且數量極其豐富。都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和智慧的結晶，都是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極其重要的實物資料。但是，這些歷史文化遺產，隨著時間的流逝，都經受著不同程度的破壞和損害，如：金屬文物銹蝕、陶器、瓷器破碎等等，自然原因的破壞，已然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最令人心痛的是人為的原因造成的破壞。

這些古老的文明在地下靜靜躺了上百上千年，一遇到現代人，它們便有了各種各樣顛沛流離、驚心動魄的命運。

國寶藍釉燈，便是這樣經歷的親歷者。

一、藍釉燈的被盜經歷

藍釉燈，唐代陶瓷制品，是唐朝太子李弘的皇后——哀皇后的陪葬品，千年來，它一直平平靜靜的躺在洛陽偃師的唐恭陵哀皇后的身邊。然而，似乎不平凡的東西注定要以不平凡的方式與世人見面。

1998年1月21日黑夜，洛陽偃師一片僻靜的山中悄無聲息，突然，一輛汽車疾馳而過，奇怪的是，這輛夜行的車并沒有打開車燈??

車子停下來了，六個黑影從車里跳了出來，他們拿著鐵鍬，對著一塊空地一陣挖鑿。沒錯，這塊空地，正是中國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的唐恭陵其中的一處皇妃墓穴——哀皇后墓。唐恭陵位于河南省洛陽東南約20公里，是今天偃師市西南的景山之巔。這個山坡名叫“太子冢”，是中國唐朝時期武則天長子李弘的墳墓。

公元675年，一件震驚朝野的事情發生了，年僅24歲的太子李弘被武則天毒死。高宗聞訊，悲憤不已，卻又無法將武則天治罪，無奈之下，他只好詔令天下，給李弘冠以尊名，追封為“孝敬皇帝”，并下令以皇帝標準厚葬李弘。就這樣，唐恭陵開始修建，整個陵區呈正方形，邊長440米，陵墓四周有神墻維護，神墻四周有角樓，南神門外還有一條寬50多米的神道，規模宏偉，耗資巨大。

據傳說，李弘死后，皇后一直清燈獨照，直至終老，她的墓室也是崇榮繁華，隨葬品甚多。而國寶藍釉燈，也正是深藏這處大墓之中。黑夜中，被六個黑影一通猛鑿的空地，位于唐恭陵主墓東北，這是一個方形的土冢，正是李弘的妃子哀皇后的墓室。

顯然，這群瘋狂的盜賊早有圖謀，為首的盜墓賊名叫張少俠。然而，一陣忙活兒，天已漸亮，他們一無所獲。無奈之下，張少俠決定先行撤退。

初盜未果，他們又想出了一個膽大妄為的罪惡計劃。此時，包括藍釉燈在內的國寶仍舊靜靜地躺在哀皇后墓中。可是，一聲巨響，打破了隱藏了千年的寂靜。國寶藍釉燈也隨之開始了險象環生的經歷。

1月22、23兩天，張少俠帶領同伙繼續盜墓，可還是一無所獲。24日下午，張少俠想到過幾天就是春節了，他突然心生歹念，立即叫來同伙商議，最終，這一伙人決定鋌而走險：用炸藥爆破！

1月30 日，又是一個黑夜，趁著農歷大年初三的爆竹聲，張少俠又帶人驅車上了山。不久，隨著一聲沉悶爆炸，唐恭陵哀皇后墓被炸開了。經過商議，他們并沒有在當晚實施盜墓，而是掩蓋好坑洞，迅速撤離。

幾天之后，張少俠等人全副武裝又來到哀皇后墓第二次對坑洞實施爆破。墓道被嚴重破壞，墓坑也顯露出來了。面對一米見方的黑洞，六個盜墓賊打開手電開始了盜掘。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張少俠發出了一聲瘋狂的低吼：“挖到了！”眾賊圍過來觀看，夜色下一抹剔透的藍顏色閃閃發亮，雖然張少俠不知道這是一件什么寶貝，但還是馬上就把它塞進了懷中。被張少俠盜處的正是哀皇后墓中的稀世珍寶——藍釉燈。這件唐朝時期的陶瓷制品，通高33.6厘米，不僅性質特別，而且通身施藍釉，燈上有小盤，燈盤內還有管柱形燈纖，下有燈柱，燈柱下有一大盤，盤下有喇叭形圈足，造型優美，釉色純正，胎質精細，頗具皇家風范，是難得一見的國寶。其他盜墓賊見狀，也都開始趴在地上瘋狂的扒拉著，最終將哀皇后墓室的寶物洗劫一空。

二、國寶的回歸之路

2月15日，管理陵墓的工作人員發現墓室被盜，立刻報警。此時，天還沒有亮，但驚聞此事的各級領導已經出現在了案發現場。此時的哀皇后墓被洗劫一空，墓中只剩下一些殘存的陶俑和唐三彩的碎片，在被炸開的洞邊發現了一些電池、雷管和編織袋。看著哀皇后墓被盜的洞口，專家們為之嘆息，公安干警更是攥緊了拳頭。案發墓坑旁，田野寒風中，破獲“2·15”文物盜案的第一次會議召開了。

洛陽警方勘察現場后，立即做出決定：控制海關出口，抓緊偵查，劃定重點，進行地毯式排查。排查進行到第五天，警方獲得了偵破“2·15”大案的重要線索。循著線索審查，得知工齡被盜文物已經倒賣到了北京，藍釉燈已經脫手。國寶藍釉燈和眾多文物的下落基本明晰。專案組立刻趕赴北京，請求公安部協助尋找線索，追回國寶。1998年2月27日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力協助之下，抓捕小組趕赴天津將重要文物販子于潤明逮捕歸案。于潤明交代，他是在北京某酒店收購這批文物的，大部分文物分別賣給了北京、天津的文物販子，只有國寶藍釉燈和一些比較貴重的文物賣給了香港的翟某。

隨后，經請示公安部，并動用國際刑警，經過一連7天的抓捕，24件被盜文物分別從北京、天津追回，數名犯罪嫌疑人落網。消息很快傳到了遠在香港的翟某耳中。翟某自知案件重大，非一般文物所比，遂派人四處活動甚至遠渡重洋，設法將已經賣出的文物高價收回。最后。翟某委托中間人將購買的文物逐一退回，并派專機將國寶藍釉燈送往北京。

國寶被追回后，眾多文物專家被請到現場鑒別，看著一個個精美絕倫、很多見所未見的文物，專家們不由自主地一起驚呼：國寶！全都是難得的國寶！

在收回的61件文物中，有19件國家一級文物、30件國家二級文物、12件國家三級文物。這些文物是唐代社會生活的形象載體，是研究唐代經濟、習俗、墓葬制度、服飾以及雕塑、燒燒制、施釉、彩繪工藝的珍貴資料，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這批文物代表了中國初唐時期陶瓷藝術的最高水平！

這些文物的價值實際已經宣告了11名犯罪嫌疑人的末日。1998年10月1日，在唐恭陵前，11名盜墓賊被就地正法。

歷經劫難的藍釉燈被送回故地洛陽，珍藏于洛陽市博物館，給前來參觀的游客帶來無盡的美的享受。同時，也靜靜地無語訴說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風風雨雨，引人深思??

三、藍釉燈回歸之旅的反思

文物是人類祖先在社會生產活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遺物和遺跡，是勞動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結晶，是歷史的見證和再現，是“活”歷史。

歷史文物源自人民群眾的集體創造，人民群眾保護自己創造的文化遺物是兩者之間本原關系的必然要求。眾多藏于地下的史前及歷史時期的文化遺產正在不斷被今人發現、挖掘，他們都在向世人詮釋著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歷史文物為全人類所創造，歷史文物為全人類所共有，歷史文物理應得到全體民眾的共同保護。簡言之，歷史文物之于社會，應當是“源于民眾，歸于民眾，全民保護，權益共享”。

套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保護文物，人人有責”。然而對于那些盜墓賊來說，他們早已脫離了人這個群體，只是空余這么一個軀殼，行的是禽獸的行徑。盜墓賊的行為無疑是天理難容的，是背棄于道德準則的，是對歷史的不尊重，是污蔑先人的罪惡行為，是令人發指的。當他們掘開墓葬的時候，同時也為自己挖好了墳墓。文物是屬于全體國民所共有的，它所具備的不僅僅是經濟價值，還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藝術價值。然而，當文物遇見了紅眼黑心的盜墓賊它便僅僅只保留了經濟價值，只剩下了金錢交易。

近年來，由于文物經濟價值的漸漸凸顯，誘發了大量盜掘古墓葬的案件，而且盜掘活動日漸呈現出集團化、專業化、暴力性等特點。在文物被盜現象頻頻發生的同時，政府、公安等各界都在致力于文物的保護工作，然而始終不能有效禁止這類事件的出現。原因在于：

一、文物本身高價值的誘惑；

二、宣傳力度不夠，人們沒有從更深層次認識文物保護的重要性；

三、各級政府在文物保護方面沒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運行體系；

四、國家在立法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有待于進一步建立健全我國的文物保護法律法規體系。

總之，文物保護工作是一項復雜、系統、艱苦、持久的工作。當下，文物工作中文物保護仍然是重中之重。然而，文物保護工作如何有效開展，是擺在政府、文物保護部門及文物保護工作人員面前的首要難題。政府要進一步建立健全文物保護法律法規體系。對于文物保護部門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管理體制：完善已劃定的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的工作、逐步建立健全文物保護單位專門管理機構、嚴格執法，依法推進項目管理工作。為保護祖先留下的文物古跡免受破壞，我們更應加強認識。在政府重視的基礎上，提高我們文物保護人員的素質和能力也是其中的重要條件之一，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和文物部門的終極目標。歷史文物是重要的文化符號，表征的是人類自身亙古至今的發展歷史，體現的是人類社會的各類文化創造。文物的存在，是對歷史的證明，是對我們民族過往的記錄，通過這些珍貴的文物，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歷史，了解歷史。文物本身就是歷史，保護文物就是尊重歷史，是對歷史的最好認知。因此，文物保護工作迫在眉睫且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共有·共保·共享——關于社會參與文物保護的思考》王運良

《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0年03期

2、《國寶檔案：藍釉燈》http：//v.ku6.com/show/BwZWODO-20P_oxoh.html3、《藍釉燈》http：//baike.baidu.com/view/1684335.htm4、《文化科學》懷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5、《關于文物保護與管理的思考》王翠玲《大眾文藝》2010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