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城市化過程中被征地農民再就業問題

論城市化過程中被征地農民再就業問題

公共管理學院 李琴 0744013060

摘要：在中國農村，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保障。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地方政府征地范圍的擴大，農民不斷從土地剝離出來。沒有特殊技能，沒有高等教育的被征地農民面對著嚴峻的就業問題。失地又失業的農民失去了基本的長期生活保障。要促進被征地農民的再就業，農民本身要轉變觀念，加強技能學習，積極就業。政府要對被征地農民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組織就業培訓，建立充分就業的機制。

關鍵詞：被征地農民 就業 社會保障

一、問題產生的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東南沿海為代表的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在此進程中，農村集體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農民的數量日趨龐大。地方政府在GDP 誘惑下大力推進土地非農轉用，許多被征地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成為新的弱勢群體。1987—2001 年，全國征占耕地160 萬hm2，有3400 萬農民因此失去或減少了土地，而以現在的經濟發展速度，2010—2030 年期間占用的耕地將達到5450 萬畝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農民將超過7800 萬人[1,2]。

改革初期對被征地農民的補償安置還是采取“誰征地、誰用工”、以就業為先導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農轉非”一攬子保障計劃，因而不存在失地農民問題。到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城鎮勞動用工制度由計劃走向市場，被征地農民的補償安置也隨之由就業保障轉變為貨幣補償安置。

近年來，企業與個人雙向選擇的市場化機制已經形成，農民由于自身素質和技能不高，很難再就業市場找到滿意的工作。被征地農民面臨著收入下降、就業困難和長遠生計缺乏保障的問題[3]，其中就業是他們面臨的最大難題，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4]。

二、被征地農民再就業難的原因

1、被征地農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專業技能，就業空間狹小。

農民在征地前主要靠從事農業勞動生存。農民不重視教育，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較低。而且農民除了務農，沒有其他技能，也沒有接受過相關的培訓。征地后的農民，沒有較好的教育和學歷，沒有專業的技術和技能，在市場上很難找到薪酬高的工作。被征地農民主要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消費型服務業這類對文化和技術要求比較低的工作。在其他就業領域，農民的就業機會相對小的多。

2、被征地農民對職業薪酬期望較高。

被征地農民的身份比較微妙，一方面他們在征地后面臨著就業的轉型，由農業向非農業轉變，生活方式也逐漸向市民轉變；另一方面，他們的許多內在特征，如學歷水平、思想觀念、人際關系網絡等等還仍然保留著農民的特征。這種矛盾的表現也出現在對就業的態度上。

將被征地農民與外來勞動力（農民工）進行比較，發現被征地農民與外來勞動力對于收入水平的參照物有所不同。對于被征地農民而言，他們的參照物通常是自己原來的收入以及周圍本地人的收入狀況；而絕大多數外來務工人員的參照物則是其家鄉普遍的收入水平。因此面對相同工資水平的工作時，二者的選擇會有較大的差別。另外，被征地農民的心理適應過程與農民工相比也是不同的。被征地農民的工作熱情往往來自于未來的壓力，而并不是現實的壓力。被征地農民在工作經歷上與外來農民工的差別不大，同樣需要知識、技能、心態、價值觀等全面的轉變。外來農民工由于巨大的現實生存壓力可以較快滑過這一過程；而被征地農民由于身份的轉變，產生了更高的生活目標，從而使這一轉變過程顯得比較漫長。

被征地農民雖然知道由于自己能力有限，愿意選擇一些技術含量較低，社會地位較低的工作，對于就業的種類要求不高，但是他們對于薪酬的要求比農民工高。被征地農民已經脫離了土地和農業戶口，有些拿到了城鎮戶口，從心理上說，被征地農民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方式，也就相應的希望有更高的收入和生活品質。

3、被征地農民的就業環境不佳。

從經濟環境上講，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產業結構、產業布局與就業結構、就業形態的失衡，以及各地區多種經濟成分發育的成熟程度，制約著被征地農民的就業轉移。鄉鎮企業曾經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但是，近年來，鄉鎮企業關、停、并、轉與改制中的貨幣化處理，以及征地過程中村辦鄉鎮企業被迫撤、停、轉，都使一度對農村勞動力流轉做出巨大貢獻的鄉鎮企業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上的作用減弱。有數據顯示，1996年，全國鄉鎮企業就業人數為13000多萬人，但是，直到2002年，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始終沒有到達1996年的水平。

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和被征地農民爭奪就業崗位，更增加了被征地農民就業的難度。

從社會環境上講，被征地農民的社會環境在征地前后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這表現在其社會關系網絡仍然以親戚、朋友為主，他們獲取就業信息的渠道仍然十分狹窄。與外來農民工相比，被征地農民呈離散狀態，組織化程度較低，無法形成有效的力量來面對就業市場的競爭。

從制度環境上講，被征地農民的安置費用并不高且大多數是一次發放，農民沒有足夠的資金自己創業，也沒有足夠的理財知識用安置費用進行投資。失業農民缺乏足夠的生活保障，缺乏完善的就業服務體系和網絡。

三、改善被征地農民就業的若干對策

1、政府要建立科學合理的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

建立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保障體系，確保被征地農民的基本生活。把被征地農民就業納入城鎮就業體系。對于已就業的農民，與城鎮職工一樣，由用人單位繳納失業保險費，失業后享受城鎮職工失業保險金同等待遇。對于年齡較大，缺少就業機會的人群，發放失業生活補貼。

2、政府積極構建被征地農民就業平臺，拓寬被征地農民就業渠道，鼓勵自主創業。相關部門要為失地農民提供職業介紹場所，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失地農民招聘專場，暢通擇業信息。建立政府協調的被征地農民就業通道。由政府進行主導協調，大力鼓勵用地單位企業把合適的崗位優先安排給失地農民，明確社區保安、道路保潔、綠化管理、河道保潔、交通協管等采用公開招聘形式，優先錄用被征地農民。還通過會同有關部門聯合開設招聘專場的形式，幫助被征地農民求職就業開發社區工作崗位，用足用好政策。政府倡導被征地農民積極就業，鼓勵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鼓勵失地農民通過非全日制、臨時性、季節性工作等靈活多樣的形式實現就業。倡導農民積極主動適應市場化就業方式，鼓勵失地農民自謀職業、自主創業。

3、政府要建立社會參與的全員培訓機制，提高被征地農民技能，轉變就業觀念。政府要著力構建于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培訓基地和服務平臺。展開農民素質教育、擇業指[5]

導培訓、職業技能培訓、創業培訓，積極鼓勵農民參與培訓。

首先要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普及和完善九年義務教育，把學生培養成為合格的勞動者，這是提高農村人口整體素質的關鍵。其次要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大力推廣適用技術，加強失地農民技能教育。關注轉移就業所需要的知識，根據本地多數農民外出就業的需要組織相關知識和技能培訓，包括信息的交流和獲得信息的技能。尤其是要加強他們的能力開發。要搞好上崗前培訓，培養一批有文化、有技術的合格勞動者。同時還要引導被征地農民轉變就業觀念。被征地農民的就業觀念關鍵是理念問題。要重點加強對失地青年的教育，把轉變就業觀念作為培訓的一項重要內容，改變失地青年不切實際的就業觀念，使其積極主動適應市場化就業方式。

4、加快推進農村社區服務

近年來，我國城市社區服務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受到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管理學家的高度重視，但在農村因物質條件和社區特點等因素的限制，社區服務尚處于空白狀態。然而農村對社區服務的需求，如孤寡老人供養、軍烈屬優撫、婚喪服務、失足者幫教等，實際上比城市更為迫切。所以在農村更應加快社區服務事業的建設與發展。要因地制宜在社區管理、社區教育、社區娛樂、社區醫療保健、社區心理咨詢等方面逐步建立起非贏利社區服務組織。這樣不僅可以推動農村社會發展，而且可以吸納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開發農村社區服務。是解決農業勞動力過剩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社區就業方式靈活多樣，未來就業機會的增長潛力巨大，因此應大力推進。逐步建立完善的農村社區服務對于解決被征地農民的就業問題和促進未來農村的發展都有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2] 李劍閣，韓俊.解決我國新階段“三農”問題的政策思路［J］.改革，2004，（4）: 56.[3] 張曉玲，盧海元，米紅.被征地農民貧困風險及安置措施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06，20（1）: 245.[5] 洪睿.被征地農民生計問題研究 [ J ].經濟論壇，2009，（10）

[6] 張瑛.完善被征地農民就業保障對策 [ J ].江蘇農村經濟，2008，（12）

第二篇：城市化進程中被征地農民權益保護問題芻議

轉自論文部落論文范文發表論文發表

城市化進程中被征地農民權益保護問題芻議

作者：邢姝媛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被征地農民補償安置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提出了被征地農民權益保護的對策建議。要使得征地有法可循，各法律條文具有可操作性；要將被征地農民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征地補償基金，真正落實“以土地換社保”制度；要加強被征地農民的教育與培訓工作，使其具有一技之長，提高再就業能力；推動農村土地股份制改革，使土地更加高效利用，農民利益得到保障。

【關鍵詞】 城市化進程；被征地農民；權益保護

隨著城市發展帶來經濟用地的擴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在土地征用過程出現了大量失地、少地農民的生存保障問題，如果失地農民補償安置問題解決不好，則會造成極大的不安定因素，是政府建設和諧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但目前的征地過程中，農民的補償安置出現了很多問題，如征地制度不健全、對失地農民補償標準低，安置方式單一，地方政府、鄉村集體組織對補償金不合理的留存等，使得失地農民權益不能得到有效的生存保障。因此，本文通過對被征地農民補償安置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及其原因進行分析，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

一、被征地農民補償安置存在的問題

1、征地補償標準不合理，補償費偏低

對于征地補償標準，按照《土地管理法》相關規定，征地補償包括土地補償、青苗及其地上附著物補償費、勞動力安置補償費組成，按該標準每畝土地補償款也只有3-8萬元，一些發達地區高一些，但與每畝20-30萬甚至上百萬元的出讓價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在我國，實際發到被征地農民手中的補償費遠低于市場價值，同時也低于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尤其是隨著現代社會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物價的上漲，與征地前口糧、蔬菜、部分水果等不被計算入支出相比被征地農民農轉非后生活開支明顯增加，對于拿著低微補償款的農民來說，面對城市高昂的消費費用力不從心。

2、安置渠道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整

目前，對被征地農民補償安置絕大多數是一次性貨幣補償，其他安置方式所占比例小。但這種方式對于部分農民來說，可能會因為拿到一大筆錢而進行不節制的消費，絕大部分的征地補償款轉化為消費資金，比如拿到征地補償款后優先考慮蓋房、買房、婚嫁、買車等大額支出，這種行為對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不利。甚至有部分人進行一些吸毒、賭博等違法行為，形成社會不安定因素。而只有少數的人進行再投資生產，以賺取利潤。可見，大多數失地農民對現金消費量的短期化行為導致貨幣補償起不到生活保障的作用。

同時，被征地自謀職業人員基本被排斥在城鎮社會保障制度范圍之外，按照規定，被征地農民一次性全額領取安置補助費后，自行解決社保問題。但是，實際調查顯示，集體或政府基本沒有提供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而被征地農民個人或有組織的參與社會保險、商業保險的人數很少。另外，一部分人還沒有意識到今后的養老問題，一旦補償金用完了，基本生活費怎么辦。

3、補償費用在政府、集體、農民個人之間的分配管理不明晰

政府對征地補償費的管理與分配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地區各自為政，比如補償費的標準、各級如何分配基本上是地區自行制定。同時，鄉鎮、村集體對征地補償費留存比例過大，使得原本就低的補償費發到農民手中就

更少了，補償費的發放、支配隨意性較大，同時還滋生了農村腐敗。如以征地價格加上地方各級政府收取的費用為 100，最終發放到農民手中的約占 5%～10%，而村集體經濟組織大約占 25%～30%，而政府及其各部門則占到60%～70%。可見，征地收益絕大部分留存于各級政府、集體手中。但目前很多村集體沒有真正實行村務公開和財務公開制度，因此，這部分資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督，并且有些村干部依靠手中權力大肆揮霍甚至有部分直接收歸自家囊中，引起農民的不滿和大量的上訪。

4、被征地農民再就業難

被征地農民安置主要采取一次性交付安置補助費后，由農民自謀生計的貨幣安置方式，直接就業安置很少。據調查了解，西安被征地農民實現非農就業轉移的比例低于期望就業轉移勞動人口所占的比例，年齡越大向非農部門成功轉移的概率越小。在就業形式非常嚴峻的當前，對于文化水平低、缺乏一技之長的農民，再就業中絕大多數是臨時工、做小生意、或靠吃補償款生活，缺乏提供一個長期、穩定、又能維持生活所需的工作機會。

上述被征地農民補償安置不合理現象的出現是目前我國土地征用法律制度建設和監督體系不健全所致。如單向、壟斷的土地流通制度，使得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形同虛置，出現所有權代表和執行主體之間界限不清晰的問題，因此，執行主體相沖突現象時有發生；同時，征地監督管理體制的不完善，如現行土地征用程序基本上是內部程序，對于征地補多少、怎么補等問題，完全由政府說了算，農民沒有參與制定標準的機會和話語權；另外，對于征地過程中出現的糾紛裁決規定過于原則，往往導致被征地農民告狀無門；征地補償費的分配和使用及安置方式等也缺乏監督。

二、被征地農民權益保護的對策建議

通過對國內外被征地農民權益保護經驗的總結，現提出以下建議：

1、發達國家的經驗與啟示

對于大部分發達國家，征地的法律法規具有明確、嚴格、詳細的規定，同時有社會各界、各級組織（如議會、法院、新聞媒體、民間組織等）多層次監督體系。并且，在發達國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非常謹慎，要求政府必須是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為目的才能執行征地程序，而且要在充分尊重和保障農民合法權益的前提下，以主體平等、雙方自愿互利為原則，按照土地的市場價格和被征地后相關損失進行補償，并對失地農民以后的生活問題作出相應的安排。雖然發達國家是以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制為前提條件，但對我國的被征地農民權益保護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一，必須使得征地有法可循，相關的法律法規必須嚴格、明晰且具體詳細，使得各個法條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必須將被征地農民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被征地農民應享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包括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為失地農民提供法律援助等。同時，設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基金，加強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第三，各級政府、鄉村集體應組織被征地農民的教育與培訓工作，使其具有一技之長，如現在緊缺的電焊工、泥瓦工等，增強失地農民再就業的能力。

2、國內各地區處理被征地農民權益保障問題的經驗與啟示

國內各地區在保護被征地農民權益的實踐中有很多探索和創新，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教訓，為解決保護被征地農民權益保護問題提供值得借鑒的經驗與啟示。第一，農村土地股份制改革是近年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一種主要的制度創

新模式，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農民自主建設制度與政府政策引導合力作用的結果，這是對被征地農民權益保護的長效機制，但目前這種模式還沒有普遍應用。因此，建議在經濟發展較好，條件成熟的地區可以嘗試將分散的農村土地以股份形式集中起來，農民以股東身份參與進來，并按股份比例分紅，突出股權，弱化行政手段，使土地更加高效利用，讓土地效益充分發揮出來，農民利益也能得到保障，這是一條值得探索的方式和途徑。

第二，建立征地補償基金，真正落實“以土地換社保”制度。被征地農民以擁有的土地資源作為保障，尤其是使用鄉村集體留存的部分補償金，為本集體農民謀求長效福利，以彌補一次性貨幣補償安置的不足，使失地的農民權益從根本上得到保障。具體措施：依據各個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因地制宜、分層次建立征地補償安置費用標準和基本生活保障標準；完善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體系，采取不同年齡階段實行不同的保障標準；各級政府必須高度重視招商引資時將吸納失地農民就業作為重要條件，為被征地農民就業創造條件和就業機會，同時，要注意避免短期行為即剛就業就失業的現象出現，建立土地使用與安置就業掛鉤的協商機制；另外，對于從事個體經營、自我創業的失地農民，各地區可視具體情況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

總之，要通過創設一個嚴格、透明、具體有效的制度體系和環境，建立健全失地農民再就業培訓機制，構建失地農民就業信息服務平臺，幫助失地農民獲得就業信息和擇業指導等措施，積極有效地保護被征地農民權益。

【參考文獻】

[1] 田富強.西安失地農民就業安置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10.29.[2] 武小巖.針對失地農民的生存保障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08.05.[3] 胡凌云.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權益保護問題研究[D].浙江大學，2006.06.

第三篇：農村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再就業問題

龍源期刊網 http://.cn

農村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再就業問題

作者：王德仁

來源：《科技創新導報》2011年第18期

摘 要:本文從現實出發,對促進農村再就業的主要思路進行綜合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議,以在促進農村再就業的實踐中,更注重用系統的方法分析問題并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關鍵詞:城市化進程失業農民再就業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1)06(c)-0254-01城市化進程的發展狀況

目前,我國城市化的水平已經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9年的48.7%,發展速度非常迅速。有專家指出,我國的城市化建設是大規模的造城活動,以大量占用農民的土地為基本形式。城市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發展過程中導致的農民失地現象也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如何維持生活卻是必須關注的問題。導致農村失地農民再就業難的因素

2.1 地方政府領導的認識不夠

作為領導干部,應該以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根本需求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強化服務理念。現階段因為部分地區的領導干部對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夠,從而出現了就業扶持力度不夠的現象。只是單純地進行生活費用的補貼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生存問題。

2.2 征地安置補償措施缺乏多樣性

我國征地安置補償模式存在很多問題,補償措施非常單一。雖然相關規定明確了三種針對失地農民的安置方法,但是許多征地單位只是對失地農民進行一次性的費用補償,這種方式根本不能很好的解決失地農民的在就業問題,不利于長遠發展。

2.3 失地農民缺乏市場競爭力

失地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多只能從事勞動強度大、勞動時間長的工作,而這類工作的工資待遇又不高。另外,失地農民的就業觀念也不強使得他們缺乏競爭意識,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民的再就業安置工作。

2.4 再就業培訓機制不夠完善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勞動力市場正逐步從體力型轉向技能型,許多用人單位都對應征者提出了技能要求。而失地農民的文化水平偏低,以及勞動技能較低的現狀很難適應這一要求。而部分地方政府由于缺乏資金,而導致對農民的再就業培訓力度不夠。3 解決我國農村失地農民再就業問題的對策

3.1 政府方面

(1)制定相關的就業政策,成立解決失地農民再就業問題的專門機構,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為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安置工作提供各種便利,積極引導失地農民實現再就業。

(2)加大對鄉鎮企業的扶持力度,為當地失地農民創造良好的再就業環境。我國大部分農民的思想比較守舊,不愿意走出找工作,因此針對這部分失地農民,如果鄉鎮企業工作的發展可以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對于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3)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完善,仍然以國家救濟鄉村集體辦福利事業為主。只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已經開始在小范圍內進行改革試點,其他的項目還沒有建立起來。政府沒有很好的履行相應的職責,不能為失地農民提高良好的社會保障。

(4)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普遍偏低,是失地農民就業難的直接原因。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大對失地農民的就業培訓。政府要提供相應的培訓機構,開展多種方式、多層次的技能培訓。在培訓中要考慮到農民的年齡、性別以及技能需要等各方面的因素。同時,在培訓過程中不僅要進行理論知識的講解,更重要的是要進行技能的實踐培訓。

(5)土地是廣大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是農民生存發展的重要保障。土地的大量征用而導致了失地農民的出現。因此想要從源頭上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必須有效規范土地征管制度及征地程序。建立嚴厲的征地節約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

3.2 社會方面

(1)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各種中介機構在解決失地農民再就業的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所以,各地政府必須注重并培育各種社會中介機構的發展,以此作為連接和溝通用人單位與失地農民的媒介,為失地農民免費提供就業信息,對失業農民進行合理的職業安排,專門組織面向失地農民的招聘會。

(2)中介機構不僅可以提供免費的培訓,而且具備廣泛搜集各企業用工信息的能力,并且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籌集資金,組織專業人員對失地農民進行相關的技能培訓。這樣可以提高失地農民的技能,為增加其就業的成功率提高保障。

3.3 企業方面

(1)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生產效益,從而推展失地農民再就業安置工作的展開。企業發展可以相應的增加就業崗位,這對于解決失地農民的在就業問題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因此鄉鎮企業要充分利用改革開放的契機,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現代化的管理方式來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和管理能力,成為吸納失地農民實現其再就業的主要載體。

(2)鄉鎮企業不僅要注重發展自身經濟,還應該關注對失地農民的吸納與利用。不能限制或歧視失地農民,并且要為失地農民提供能夠勝任本企業工作崗位的技能培訓。另外,企業還要維護失地農民在本企業從事勞動過程中的各項合法權益,建立合理、合法的工資制度以及社會勞動保障制度,從而為失地農民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

(3)鄉鎮企業要合理的安排產業布局,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鄉鎮企業在進行選址的時候,要盡量選在農村的中心城鎮,這既有利于各企業間的互相合作,還能夠幫助失地農民實現就近就業的愿望。另一方面,鄉鎮企業應該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結合當地特色發展相關產業,例如:農副產品加工業、食品加工業以及旅游文化產業等,這樣不僅可以幫助大量失地農民實現就業,而且也有利于企業自身經濟的發展。

3.4 其它方面

發展小城鎮吸納失地農民實現再就業是現有條件下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而且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其原因是:

(1)小城鎮建設所需要的費用比較低,而吸收的就業量卻比較高,在促進失地農民再就業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

(2)小城鎮的發展不僅可以解決部分失地農民再就業的問題,而且還能夠為農業發展提高更多的市場信息以及相關技術,從而可以帶動我國農村和農業的發展;

(3)相對于發展大中城市,發展小城鎮的過程中城鄉矛盾相對較小,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結語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失地農民難就業是我國應該重點關注的問題。因此,社會各界應該共同努力,為解決失地農民的再就業問題提高各種幫助,以促進我國各項事業以及社會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 農村就業促進政策高級研討會論文集(國家勞動部主辦),2000.1.[2] 趙樹凱。緩解就業壓力需要城鄉統籌.中國經濟時報,1999.3.3.[3] 張澤榮.緩解剩余勞力與就業新思路.亞太經濟時報,1999.3.23.[4] 湯沛文．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問題的政府責任研究[J]．法制與社會,2008(8)．

第四篇：論城市化問題[范文模版]

論城市化問題

為了響應祖國“學習地理，建設祖國“的號召，我針對我國的城市化問題作出一番認真研究??

城市化，是20世紀對人類影響巨大的社會發展過程。主要體現為：人口向城市集中，人口總量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城鎮密度、規模擴大；農業用地漸漸發展為城區，城市用地進一步分化；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變。城市文明向農村地區擴散。其中，第二、第三產業的建立和集聚是城市化的本質內容。

現在，城市化已經成為了世界性的潮流。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正在加快，1978年我國城市人口僅有1.72億，1989年為2.95億，1997年為3.69億，2001年底為4.8064億，城市化水平接近了40%。

但是，凡是有利就有弊。在我國，城市就被譽為經濟、文化、娛樂等活動中心，導致農村人口盲目向城市遷移。城市化的大發展，給我國帶來了城市問題：以水污染、噪聲污染、垃圾污染為主的環境問題。以及交通阻塞、停車難的交通問題等。種種類似問題接踵而至。最近的“就業難、用工難”等問題也屬于城市化的結果。

為了防止帶來盲目城市化，中國應該吸取各發達國家的經驗，我經過研究發現得出一條規律：加強了農村公共設施建設的國家，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現象就少很多，因為只有農村人們生活得安居樂業，才不會因為各種生活問題大量遷移，國家還應提高落后地區待遇，促進落后地區工農業發展，才能盡可能地減少城市化帶來的弊端，中國人民才能生活得更美好，中國才能更加又好又快發展。除此之外，應并同實行城市精神建設，農村文化建設，使城市農村二者各有所長，人們就不會只選擇城市了，到那時，說不定農村也是一個圣地??

第五篇：論征地過程中頻發暴力事件的問題

論征地過程中頻發暴力事件的問題

人口多、土地資源人均占有量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這就決定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人地關系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之一，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輕言土地問題已經解決了。隨著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對于土地的需求也日益加劇，這就造成了各種產業與部門加大了對土地的開發力度，征地拆遷給城市發展提供充裕的土地供給，但征地拆遷，特別是不合理的強行拆遷，也導致了頻繁的矛盾和糾紛。

一、土地征收糾紛的概況

征地主要指國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定程序強制征用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并根據補償標準一次性給予被征地者（包括土地所有權人、使用權人以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發包人、承包人、轉包人等）一定的貨幣補償，有的還必須按照要求進行必要的就業安置。

改革開放后，建設熱，征收熱，特別是近年來，過度征收、違法征收甚至野蠻暴力征收的現象屢見不鮮，由于土地征收而產生的糾紛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復雜程度之高都不得不引起重視，近年來土地征收糾紛呈現以下兩個突出特點：

第一，土地征收糾紛成為目前所有社會糾紛中的熱點，也是農民維權活動的焦點。

第二，土地征收糾紛矛盾復雜，惡化和升級傾向比較突出。

二、土地征收糾紛產生的原因

（一）征地拆遷中政府盲目招商，好大喜功的行為失范

現實中，很多地方政府在征地拆遷中無視國家法律規定，違法征地，暴力拆遷現象普遍存在。政府的失范行為不僅損害了農民利益，而且導致群眾對政府不滿，嚴重損害了政府形象。征地拆遷事關農民切身利益和經濟發展，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

作為政府其主要工作就是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而現實中，政府沒有將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將政府自身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為了發展經濟，大量的進行招商引資，并給予開發商優厚的條件，而某些開發商與政府相勾結，不斷剝奪群眾的利益，為了減低拆遷成本，政府盡量壓低補償標準，如有群眾不滿或不愿意拆遷的，政府有些執法人員就會采取過當行為，這也是暴力事件頻發的主要原因。所以近些年來，因為征地拆遷相關問題引發的糾紛、沖突和群眾上訪從數量和規模上均呈現上升的趨勢。

（二）土地的村集體所有性質，使農民土地權利得不到保障

農民對土地只有承包經營權，沒有所有權。政府和開發商往往只要和當地的村委會簽訂協議就把土地賣了，不用征得農民的同意,。雖然有的也召開村民代表會議討論，但大多是走過場，變成強奸民意的另一種形式，沒有真正的民主可言。

（三）征地程序設置不合理，透明性和公正性不足

實際生活中，征地程序形同虛設，一般的公告都是在征地補償方案確定之后才發出的，并且已經進入到實質征地的階段，農民才被一紙告知。有些地方，就連這一紙公告都是很難看到的，有的是就沒有發出公告，而有的也是張貼在偏僻的地方，這就更不要說是提取意見了。整個土地征收過程往往成了暗箱操作，被征地農民既無從知情，更無法參與，社會輿論也無從監督。

（四）土地征用補償標準過低、不合理

我國土地征用法律制度建立了嚴格的土地征用審批制度。但是嚴格的制度并不等于是完善的制度，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發展對土地需求日益增大，客觀上要求土地的利用和流轉市場化。而且現有土地征用補償制度與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已經很不適應。我國在土地征用過程中，土地糾紛暴力事件頻發，阻擾著土地征用的正常進行。

我國土地征用補償包括土地補償、安置補助、地上附著物補償和青苗補償費四項內容。土地征用中關于被征地農民生存權與發展權保障的補償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支付的土地補償費中用于保證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的；第二，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補助；第三，物權法規定的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險費用。而實際的補償標準并不能做到“足以保證被征地農民的生活水平”，物權法也僅僅是空泛地規定了要求安排農民的社會保險費用。總之，現有的補償，無法做到對被征地農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有效保障。

（五）糾紛解決機制不暢通，信訪等救濟途徑沒有發揮作用。

雖然對于農村土地征用補償糾紛的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但是現行法律框架下司法對于農村土地征用補償糾紛案件審查依然存在諸多問題，如對該類案件的受案范圍有限、處理方式單一以及部分訴訟主體資格不明確等。直接導致了各地法院對該類案件的處理缺乏統一標準，造成農村土地征用補償司法救濟途徑不暢通，很多糾紛被排除在司法救濟之外，不利于糾紛的解決和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的保護。

信訪制度僅僅是向有關部門轉達情況，并不能直接處理信訪問題，在解決如此復雜、矛盾尖銳的征地糾紛中束手無策。法院由于司法權威不夠，與地方政府的千絲萬縷的關系，對征地訴訟“千方百計”拒之門外，即便是受理征地案件，也鮮有判決征地違法的情況，案件難以有效的解決。整個救濟渠道不暢通，基本處于無效運行狀態。

（六）缺少征地拆遷法律

我國至今沒有一部獨立的、專門的關于集體土地上征地拆遷的法律，導致實踐中征地拆遷無法可依，政府權力的濫用，引發了大量的征地拆遷的矛盾和糾紛。而征地拆遷工作主要的依據一《土地管理法》沒有將征地拆遷與土地征收分離開來，無法在實踐中給予征地拆遷準確的指導。地方政府在處理拆遷問題時都按照自行制定的地方法規執行，這些法規缺少科學依據，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并且沒有說服力，這就導致在拆遷過程中，被拆遷人的抵觸較大，激化了征地拆遷的矛盾，頻頻發生暴力拆遷事件。

三、完善土地糾紛解決機制的建議

（一）公共利益界定明確。征地拆遷實質上是國家強制權力對公民私權的侵犯，嚴格界定公共利益范圍，可以縮小征地拆遷范圍，提高補償標準，強化政府對被拆遷人的責任，提高政府取得土地的成本，防止拆遷權利的濫用，客觀上有利于政府行為的規范。為了保證以憲法為基礎的法制秩序的統一，也為了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保證土地資源的有效配置，我國法律應該取消非公益性用地的審批權，實現非公益性用地市場化。

（二）在土地征用補償訴訟中引入協調工作機制。此機制可以引導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通過法定渠道化解征地矛盾，解決征地糾紛。在行政訴訟中，對爭議雙方進行協調，實踐證明，這一做法有利于化解官民矛盾，使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三）制定征地拆遷法律制度。我國至今沒有一部獨立的征地拆遷的法律，征地拆遷在實踐中無法可依，導致了政府行為的失范，引發了大量的矛盾和糾紛，在不少地方出現了暴力拆遷的事件。為了規范政府的行為，保障被拆遷農民的利益，國家應盡快出臺征地拆遷方面的法律法規。

（四）完善征地拆遷的程序。農村征地拆遷程序法律規定應當體現正義性、科學性、公示性，即農村征地拆遷程序的設計應當充分體現法律的公平正義精神，盡可能科學的體現公共利益與征地單位和農民利益均衡保護觀念，應當突出農村征地與拆遷的公示性，盡可能的避免暗箱操作的可能。目前，缺少的是“上訴權”的保證，征地以國家強制權為基礎，被征地單位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保證，是不公平的，征地行為是強制的，而征地補償和安置應該是平等協商，只有“聽證”規定還不能保證被征地單位及農民的應有權益，應當賦予被征地單位及農民以上訴權，協商不成的，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尋求司法救濟。

（五）完善我國土地征用補償制度。

1、提高補償標準，保障失地農民生活水平。主要補償項目的補償價格參照當前土地市場的價格，實行公平補償，應充分體現公平的原則對于非公益性用地，以農地轉用后土地的用途為土地價格確定的依據，以切實保證失地農民的基本權益。征地行為必須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且必須給予充分的補償，以實現土地征用目的的合理性。同時，政府征地補償必須履行法律規定的正當程序，實現征地行為形式的合理性。假如因為土地征用補償引起矛盾沖突，侵犯了農民的合法權益，法律必須規定救濟機制，使矛盾可以通過合法的方式解決，防止出現救濟無門而引發集體暴力事件。建立在完善的征地補償法律規范基礎上的土地征用行為，可以使政府和民眾之間相互信任，實現農村的和諧穩定。

2、建立失地農民生活和就業保障機制。對于被征地農民的土地征收之后，政府應積極的向被征地農民推薦就業機會，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征地安置應重在培訓，政府以培訓為手段，培養農民在其他勞動崗位的勞動技能，以適應新勞動崗位的勞動技能為目標。將目前的一次性貨幣補償為“永久性受益”補償，以保證被征地農民有比較穩定的經濟收人。

（六）應積極鼓勵律師和專業人士為失地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以彌補農民文化素質低、缺乏法律知識，維權能力差的問題，使得在法律救濟的途徑中，使農民更

好的利用法律武器切實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也將促進政府依法行政、開發商依法經營。

我國城市化腳步不斷加快，征地拆遷規模也在逐漸擴大，伴隨而來的是征地拆遷糾紛、暴力事件頻發的不斷加劇，征地拆遷已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征地拆遷事關城市建設，經濟發展以及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須解決好征地拆遷中存在的問題。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黃祖輝非公共利益性質的征地行為與土地發展權補償經濟學研究黨國英當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現狀與問題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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