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管干部原則

黨管干部原則

【黨管干部原則】黨管干部原則是指由黨來管理干部的原則。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黨管干部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組織保證，是黨的干部建設的一條重要原則，更是堅持黨的領導的根本原則。黨管干部原則必須適應黨所處的環境和政治任務的需要，不斷地進行調整和變化。

革命戰爭年代，黨的主要任務是奪取政權，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戰爭。根據戰爭環境和任務的特點，黨的干部除軍隊系統是單獨管理外，全部由中央及各級黨委的組織部來統一管理。這種由黨委和組織部門統一任命、統一調配干部的方法，與當時革命斗爭任務是適應的，它有利于黨委和組織部門根據斗爭形勢發展的需要來統一使用干部力量，并有利于保守干部工作機密，防止敵人破壞。建國以后，黨的主要任務由領導革命戰爭轉變為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干部種類趨于復雜化，干部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戰爭年代“一攬子”管理干部的方式已難以適應新形勢與環境的需要了。根據這種變化了的情況，黨改變了過去由黨委和組織部門統一管理干部的制度，實行分級分部管理干部的制度，使干部管理工作同檢查業務的工作結合起來。這種分級分部管理干部的方法，對當時穩定干部隊伍和促進干部專業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1960年以后，干部管理工作又重新收歸黨委，在組織部內部設立對各類干部分別管理的部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黨原有的管理干部的方式已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需要，必須進行改革。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指出黨管干部原則的主要內容為：“加強對干部工作的領導，制定干部工作的方針、政策，推薦和管理好重要干部，指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做好對干部人事工作的宏觀管理和監督。”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黨管干部工作不斷得到改進。如在干部管理權限方面，實行了下管一級的體制；在干部分類方面，將“國家干部”分為黨政干部、企業領導人員、事業單位領導人員三大類，探索各自特色的管理方式；在管理方法上，探索了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推薦、考核、決定、選舉等多層次多角度的做法；在理論上，提出了“要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改進黨管干部的方法”這一命題，等等。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繼續強調要“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堅持民主、公開、競爭、擇優，形成干部選拔任用科學機制”。

·干部制度

【干部制度】干部制度是干部管理體系、管理制度及其工作機制的總稱。它為干部隊伍建設提供制度保證，為實現黨的政治任務服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政黨的歷史使命和中心任務不同，對干部隊伍建設的要求也不一樣，相應地干部制度也會有不同的特點。

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制度，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逐步形成的。建國后，經過不斷的調整、補充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逐漸形成了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黨委領導下的高度統一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這一干部制度曾在過去長時期內對黨的干部隊伍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隨著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黨中心任務的確立，原有的干部制度中有的部分已不適應新情況的發展，黨對其進行了修改、調整和改革。例如，在實際上廢除了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建立并實行干部離退休制度，實行任期制、競爭上崗等多種形式以解決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問題；改變了領導者個人選拔任用干部的做法，逐步建立起科學的選人用人機制；改變了單一的委任制為主體的干部管理體制和任用方式，初步建立了黨政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分類選拔和多種選拔任用方式并存的干部人事制度管理體制和選拔任用模式；干部工作中的民主程度和公開程度大大提高，“公開、平等、競爭、擇優”被確立為干部工作的基本原則；干部監督制度建設不斷加強，建立健全了領導干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等制度，加強了對選拔任用領導干部工作的監督檢查，群眾監督、輿論監督在干部工作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同時，干部人事工作法規建設也明顯加強。特別是近年來，黨內先后頒布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2000年）、《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2002年）、《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工作暫行規定》（2004年）、《黨政機關競爭上崗工作暫行規定》（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2005年）、《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2006年）、《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2006年）等法規文件。這些法規文件一起，初步形成了我國干部人事法規體系。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要“不斷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著力造就高素質干

部隊伍和人才隊伍。”干部制度改革還任重道遠。必須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要求，以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為改革目標，進一步深化干部制度改革。

·干部管理體制

【干部管理體制】干部管理體制是關于干部管理機構設置、管理權限、管理原則和方法的總稱。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建國初期，在黨管干部原則指導下，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高度集中統一的干部管理體制。這套干部管理體制，對于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完成黨在民主革命和建國初期所擔負的任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任何干部管理體制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必須根據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進行不斷地調整和改革。

在新的歷史時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原有的干部管理體制的某些方面已不適應新的形勢。主要表現在：黨委對干部的管理包攬過多，黨政對干部管理職能的劃分沒有很好解決；干部管理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央及各級黨委，下級機關缺乏管理干部的自主權，不能根據實際需要及時調配干部；管理辦法過死，沒有建立分類管理干部的制度；干部調配制度單一，干部“部門所有”現象嚴重，不能根據事業需要合理流動，造成人才的積壓和浪費。針對這些情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著手進行干部管理體制的改革。一是提出了對干部要管少、管活、管好的原則，根據分級管理、層層負責、適當下放干部管理權限、原則上只管下一級主要領導干部的精神，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都調整了干部管理范圍，提高了下級機關管好干部的責任感和積極性。二是明確了企業事業單位管理干部的自主權。企業干部與行政級別逐步脫鉤，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企業領導人員選任、激勵和約束機制正在形成。以推行聘用制和崗位管理制度為重點的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也已經在科、教、文、衛各個部門逐步展開。三是對“國家干部”進行合理分解，以建立公務員制度為重點，建立科學的分類管理體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實現干部人事工作的依法管理和公開監督，在干部管理中引入競爭機制。

現階段，必須繼續堅持擴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建立和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有效機制，從而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進一步引向深入。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改革現有干部管理體制，實行領導干部和業務干部的分類管理；實行任期制、任

屆制和任職年齡限制，在領導干部中普遍實現有限任職；建立領導干部任職資格考試制度；完善退出機制，疏通領導干部“下”的渠道，等等。

第二篇：黨管干部原側

黨管干部原側

黨管干部原側，即只有中央及黨的各級地方委員會才擁有處理干部管理及其相關事務的權利。這是中國干部人事制度的根本原側和基本制度。

黨管干部也是中國共產黨干部管理的根本原側。向各級國際政權機關和社會各界推薦或安排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從而通過這些干部形成對國家政權和社會生活的領導是黨管干部的實質。其黨管干部的模式，主要包括：

1、中共中央統一制定和貫徹執行干部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實現干部管理上的思想統一、步調一致。

2、中共各級黨委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和范圍直接管理一定層次的領導干部，并按規定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干部。

3、中共黨委負責監督和控制整個干部工作的貫徹執行情況。

4、干部管理的基本體制是分部分級管理。“分部管理”就是在中共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組織部門統一管理下的中央和中共黨委的各部分管干部的制度。“分級管理”,就是在中央和各級黨委之間建立分工管理各級干部的制度。

5、中國共產黨任免干部的基本形式。中國共產黨管理全國干部的核心是干部任免權。

6、任免干部的主要程序。

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組織部門考察，黨委討論決定。

其次是上級黨委審批。

再次是正式認命。

7、干部調配。干部調配是中國共產黨黨管干部的一個重要方面。干部調配是指干部管理部門通過改變干部的隸屬關系或工作關系，重新確定其工作崗位和職務的過程。

佘山鎮原黨委委員、財政所所長徐震，2002年4月至2007年1月，在擔任佘山鎮財經管理辦公室主任、財政所所長期間，先后十多次擅自將佘山經濟聯合總公司的資金無償出借給私營企業上海某服飾有限公司從事經營活動，累計出借資金額高達2000余萬元人民幣（案發前已全部歸還），并多次收受該公司法人周某某的賄賂10余萬元。徐震違紀違法案已移送檢察機關立案偵查。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國家工作人員犯罪類型主要集中于職務犯罪，結合近年來的案例分析，產生原因。

（一）、人性的局限性與權力的二重性

公共權力是根據公共意識組織、協調和控制社會公共生活的力量，它是基于人類共同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是社會正常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社會資源。但國家職能權力，而只能經授權程序由部分人代為行使。這樣就使公共權力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會整體利益相聯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權者的個體利益相聯系，這兩種聯系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點的，公共權力的內在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決定了權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權力具有造福社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權力本身潛藏著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蝕性。當權力的運行偏離了法律預設的軌道，被用來服務于個人或小團體的意志和利益時，權力通常就處于同授權人整體的意志和利益相沖突的狀態。這時，權力蛻變為個別人實現私欲的手段，成為被濫用的力量。職務犯罪在本質上就是權力失控和權力異化的結果。

（二)體制轉軌與社會失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社會就一直處于深刻的變革過程之中，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后，市場開始啟動，而計劃尚有余威，從而形成了新舊兩種體制并存的局面，這也在客觀上給權力腐敗帶來空前的“機遇”。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是加劇腐敗問題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權力系統朝著放權、松綁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種權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這對于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具

有積極意義，然而，由于相應的配套措施如規范體系、監督機制等沒有跟上，結果造成權力運行中自上而下的約束管制減弱，權力的橫向制約與自下的民主監督又不到位，從而為腐敗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

(三)監督乏力與法網疏漏

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中，長期以來存在權力過于集中，同時權力運作缺乏有效制約的弊端。盡管我國黨政體制中設置了諸多的權力監督機構，如人大的監督、政協的監督、執政黨內的紀檢監督、政府內部的監察部門的監督以及專門的檢察機關的監督等，但監督權和被監督者的權力之間明顯失衡，使得監督機構的職能作用受到限制。監督不力的另一體現是輿論監督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作為社會中最具活力也是運行成本最低的監督形式，國外許多腐敗丑聞就是由媒體和公眾參與揭露出來的，但在我國，輿論監督的能量還遠沒有完全釋放出來。

由于在以上這些發生黨員干部產生貪污賄賂犯罪成因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違法亂紀案件，一次又一次的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如可建立系統預防體系，針對一些重點行業，熱點系統職務犯罪易發、多發的特點，相關部門加強聯系與配合，指導有關部門制定行業系統預防方案，積極開展預防工作。也可探索同步預防體系，在重點工程建設過程中，有關職能部門有選擇地適時介入，開展同步預防工作，防止和減少在工程項目規劃、設計、招投標、采購、施工、質監等關鍵環節中發生貪污賄賂犯罪。也可由相關部門聯合成立預防職務犯罪指導委員會，建立“聯絡員制度”，落實“聯席會議制度”和“復查回訪制度”，攜手共同搞好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由于職務犯罪產生原因的復雜性，對它的治理不能采取單一的手段，應多管齊下，綜合治理，懲罰與救濟并舉，媒體要多進行正確的引導和宣傳，呼吁整個社會重視職務犯罪的危害，讓國家、社會和個人結合起來，拒絕職務腐敗。人人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法治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三篇：黨管干部

關于我國公務員制度黨管干部原則的一些看法

20091020087 公共事業管理專業 尹

我不得不承認在第一次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在我的內心是有一些“糾結”的，自小到大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理念：那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伴隨著這樣的理念我自小就很崇拜黨，加之我爸爸又是一個老黨員，我也經常受他的影響而對黨有更多的了解，我就想以后一定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黨的一份子，但遺憾的是至今我還不是一名黨員。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黨我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到了高中我知道了有公務員這回事，盡管那時只是知道以后要是能考上國家公務員就好了！直到進入大學，再到上了這門課，我才更深的了解公務員和公務員制度，也知道了黨管干部原則。

黨管干部原則是指由黨來管理干部的根本原則。主要是指各級黨委堅持貫徹執行黨的干部路線、方針和政策，嚴格按照黨的原則選拔任用干部，并對各級、各類干部進行有效管理和監督。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一個重要保證，是黨和國家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內涵。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黨管干部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組織保證，是黨的干部建設的一條重要原則，更是堅持黨的領導的根本原則。黨管干部原則無疑是確保黨的領導地位和更好實現為人民服務從質的前提。在我們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唯一執政黨，“***”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才能穩定持續的發展。黨管干部的原則，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項重要原則，是黨的組織路線為政治路線服務的一項有力保障。

革命戰爭年代，黨的主要任務是奪取政權，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戰爭。根據戰爭環境和任務的特點，黨的干部除軍隊系統是單獨管理外，全部由中央及各級黨委的組織部來統一管理。這種由黨委和組織部門統一任命、統一調配干部的方法，與當時革命斗爭任務是適應的，它有利于黨委和組織部門根據斗爭形勢發展的需要來統一使用干部力量，并有利于保守干部工作機密，防止敵人破壞。這也是順應當時革命發展的需要。建國以后，黨的主要任務由領導革命戰爭轉變為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干部種類趨于復雜化，干部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戰爭年代“一攬子”管理干部的方式已難以適應新形勢與環境的需要了。根據這種變化了的情況，黨改變了過去由黨委和組織部門統一管理干部的制度，實行分級分部管理干部的制度，使干部管理工作同檢查業務的工作結合起來。這種分級分部管理干部的方法，對當時穩定干部隊伍和促進干部專業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此后黨管干部有了很多變化。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指出黨管干部原則的主要內容為：“加強對干部工作的領導，制定干部工作的方針、政策，推薦和管理好重要干部，指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做好對干部人事工作的宏觀管理和監督。”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黨管干部工作不斷得到改進。如在干部管理權限方面，實行了下管一級的體制；在干部分類方面，將“國家干部”分為黨政干部、企業領導人員、事業單位領導人員三大類，探索各自特色的管理方式；在管理方法上，探索了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推薦、考核、決定、選舉等多層次多角度的做法；

在理論上，提出了“要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改進黨管干部的方法”這一命題，等等。至此黨管干部正式形成。在這二十年來黨管干部原則不斷完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管理體系。

黨管干部原則是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原則，并且明文寫進《國家公務員法》。這既是由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所決定的，也是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八十多年間，特別是成為執政黨以來的重要歷史經驗。我同意黨管干部原則是執政黨對于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原則這一觀點。

現代國家政治結構都離不開政黨政治，任何國家的執政黨都堅持黨管干部原則。這是由執政黨的執政要求所決定的，就是說，實施執政綱領，鞏固執政地位，提高執政能力，這一切，都必須通過執政黨的干部來具體實現。但是，由于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政治體制結構和政黨制度的不同，執政黨干部政策的影響范圍、作用重點、表現方式和實際效果有著很大的不同。

綜合西方國家執政黨干部政策的影響范圍、作用重點、表現方式和實際效果來看，資產階級政黨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執政黨干部政策的影響范圍比較集中在黨的領袖競選活動，按照執政黨的意志和標準選拔政務官為其作用重點，通過議會、行政等法律程序表現出來，運用法律來推行事務官的任職管理和價值中立，限制政黨直接干預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事務等，執政黨干部政策對于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是受到相當的限制的，這既體現了西方國家多黨政治斗爭與制衡的主觀需要及其格局，也反映現代法治國家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的科學性、合法性的客觀趨勢，但是，無論如何是不能否定黨管干部原則是執政黨對于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原則；在我國，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基本制度，決定了與之相聯系的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具有高度的統一性，由于共產黨的性質、使命和宗旨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執政黨的社會基礎更加廣泛和團結，執政黨的干部政策也就能夠更為普遍、直接和有效地體現在公共管理領域，貫穿于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的全過程之中。

在我國，在公共部門人力資源中間中共黨員為數甚多，特別是領導干部中的中共黨員數量比例最高是勿庸置疑的。

黨的干部政策的影響范圍極為廣泛，遍及公共部門各級各類組織之中，其作用重點是處以上黨政領導干部，在表現形式上，黨的干部政策在人事安排、組織考察、紀律檢查和懲戒、制度創新等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行政管理手段措施與之相輔相成，同時，法律形式也逐漸普遍化，總而言之，執政黨的干部政策在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作用突出，效果明顯，影響巨大。由于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長期以來確立的領導地位以及取得的人民信任，由于中共的執政黨地位和民主黨派參政的政黨格局，也由于中國共產黨吸收和擁有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廣泛聯系和團結社會各界人才，決定了執政黨的干部政策的作用和效果是非常直接、普遍和顯著的。這也就意味著執政黨干部政策一旦發生偏誤，造成的社會損失也是相當驚人的，“反右擴大化”和文革**所制造的冤假錯案就證明了這一點。進一步說，在現代法治國家，執政黨的干部政策，必須通過法律形式，才具有合法性和普遍約束力，對于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如果讓黨管干部原則不受法律審查、約束和保護地任意作為，這樣的偏誤將導致更加嚴重的公共危機，將以執政黨的權威損害、政局動蕩和人才流失為代價。

另外，隨著無數“貪官污吏”的落馬，我們也不難看到，在黨管干部中無論是對政府官員監督機制或者是績效考核都存在著一些不足。就像咱們云南楚雄州

長楊紅衛事件一樣，我們都知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其落馬之后，貪污受賄、吸毒、艷照等丑事相繼不斷曝光。這不得不讓我們反思：黨管干部，究竟該怎么去管呢？為何直到一系列違紀違規事件發生后我們才去處理，而不是將它滅殺于搖籃或直接讓它無處滋生呢？貪污受賄等腐敗問題是哪一個歷史社會或國家都無法避免的問題。但是近年來類似事件缺呈上升之勢！我覺得我們黨管干部中需要一個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和順應政府公開行政的國際形勢!

雖然我們國家現在一直都在力圖打造“陽光政府”，“透明行政”等等！但為何每每都是在事件發生之后，百姓、公眾才會知道呢？？公開行政意味著黨、國家為人民服務的原則得到了操作化、具體化；也為我國政府績效的評估增加了新的途徑；還是政府了解公民需求的重要機制。所以說公開行政不該是空話，應該加速進行和完善！！

我們每個人都清楚的知道，政府公開行政的前提就是擁有相關的法律制度規范，無論是對政府行政公開的要求還是大眾傳媒對政府相關政策的可知度都需要相應的規章制度對政府和大眾的行為進行約束，而不得不承認的是，在我國類似這樣的針對性法律還沒有。所以在在高喊公開行政的今天，利益相關者在做決策或執行響應上級政策的時候，都會為自己的利益而作出利己選擇。這樣在很多時候，違規違紀的事件就會產生。人們在做選擇的時候都會衡量選擇的結果。在我國很多方面違規違紀所要承擔的后果與所得利益相比，風險程度較低，同時存在法律制度的缺陷，鉆法律空子的情況就時常發生，這種選擇的結果就是腐敗的誕生。隨之產生的就是公務員的腐敗墮落，黨管干部在其執行力度上必然會減弱，所以我認為為確保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黨管干部原則的實現，加強對公務員隊伍廉潔執政能力建設是勢在必行的，而首要的就是以法律為保障，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加強執法力度加強對執法人員的監管，確保在執法過程中嚴格依照相關法律執法。在不少的腐敗案件中，執法人員與先關人員互相勾結的事件出現，這五想讓普通民眾對公務員隊伍的信任度大打折扣。知法犯法總是屢見不鮮，因此在對待公務一違規違紀行為上處罰力度應該加深。使得公務員犯法的“成本”加大。這樣在公務員在作出違紀行為之前，考慮到犯罪成本的大小，就會減小犯罪的“利益動機”。

另外在提倡“反腐倡廉”，打擊腐敗的同時，我們不能只考慮到如何去打擊嚴懲“犯罪份子”，我們更多的應該是去考慮他們犯罪的動機，他們只是單純的為了利益才去觸碰法律底線而鋌而走險嗎？在提倡以人為本的今天，我們在加強對公務員隊伍監管的同時，我們更應該考慮公務員的利益的實現，在為人民服務的同時，我們的公務員也需要自身合法利益的實現，付出的同時也應該得到回報，我國公務員隊伍是一個龐大的系統，要確保每一個成員的利益得以實現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一系列的績效考核制度，根據這些制度對公務員的業績進行考核，對優秀的進行合理的獎勵，借此來激勵公務員工作的積極性。只有在利益得以實現的前提下，才可能去履行公務員應盡的職責。

從我國古代的官吏制度到近代的公務員制度，都存在著一個除腐敗之外的問題，那就是機構冗雜，權責不分。在國家機構中，從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機構有無數個，所有機構中又有著不同的級別官員干部，對這些官員職責的明確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在有利可圖的時候所有人都參與其中，但每當出現問題的時候又都為了撇清關系而對問題視而不見，相互推脫責任。所以我認為在我國當前的公務員隊伍中，精簡機構是必須的，在地方我國正式編之中，鄉鎮機構是最低層的，在許多地方，很小的一個鄉政府，就擁有一百多人的人員，除正式人員外，非正

式職工有著不少，但是民眾普片都認為的是地方政府效率太低，同時從很多地方鄉鎮辦公樓的建設可以看出，我國在很多地方過于奢侈，無數政府豪華的辦公大樓讓人們能夠看清楚在許多地方政府辦公地過于奢華。這無疑已經超出了政府辦公所需，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資源的浪費。現如今，三公問題已經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在三公問題上黨對政府公務員的管理尤其重要，在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金錢至上的觀點無時無刻不在侵蝕著人們的內心。在金錢的基礎上，名譽、地位已經成為人們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總會有那么一些人為了自己的虛榮心，被金錢所奴役，漸漸的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法律規范，更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在虛榮、金錢的華麗外衣下存在的是一幅沒有靈魂、信仰的軀殼。殊不知，這種沒有意義的存在卻對這個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法律因此遭到破壞、踐踏，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金錢利益關系，親情、友情、愛情逐漸變成了金錢的附屬品。我們必須承認在主流意識形態中，即便在信息高速化的今天，政府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四篇：國有企業黨管干部原則

國有企業黨管干部原則

【內容提要】 本文從國有企業的“國有”和“企業”這一雙重屬性論述了國有企業黨管干部原則的內在合理性和必然性。

在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中，黨管干部原則與現代法人治理結構并行的企業管理模式是由中國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環境決定的。在市場經濟導向和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下，國有企業黨管干部原則是否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否還存在著實現黨管干部原則與法人治理結構相融合的可能性空間，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所不可回避的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為此，就必須充分發揮執政黨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政治核心作用，科學、合理地劃分國有企業黨管干部與企業法人治理的邊界，在實踐中不斷探求兩者可能的共事機制和合作形式。

國有企業黨管干部原則：合理性與必然性

在中國，黨管干部原則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創立，并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得以長期堅持的一項干部管理原則，是完成中共各個歷史時期中心任務的強有力組織保證。“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國有企業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有利于企業領導權掌握在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正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人手中。從1992年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明確后，企業的改革方向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相應的企業管理體制也轉變成為由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組成的相互制衡、協調運轉的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特別是隨著股權多元化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國有企業黨管干部原則是否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少人對此提出了質疑。有人認為，當前國有企業干部隊伍的行政級別不明確，干部同員工沒有明顯的界限，國企干部不應再屬于黨管干部的范疇；還有人認為，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公司法》規定了誰出資、誰管人的原則，黨管干部的原則在國有企業原有的地位和作用已經不復存在。因此，黨管干部的原則不宜再在國有企業中實行。

筆者認為，新時期國有企業黨管干部的原則并沒有過時，這不僅是因為，國有企業黨管干部原則是執政黨的組織領導在經濟領域中的體現，是執政黨在國有企業改革中貫徹落實路線、方針、政策的組織保障，而且還因為，國有企業黨管干部原則與法人治理結構并行的做法有其現實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首先，國有企業的“企業”屬性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是一種經濟組織和經濟實體，它具有企業的一般屬性，比如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以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根據市場需求調整自身的微觀經營活動，在市場中競爭，在市場中生存。離開了市場，企業也就不成其為企業，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以為繼。而企業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就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公平競爭的市場準則。對企業干部人事的管理自然也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力和活力為歸宿，即國有企業黨組織對干部的管理要體現市場經濟的取向，這是企業黨管干部與政法系統黨管干部的顯著不同。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高度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模式不利于企業充分發揮經濟實體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企業的經營活動脫離了千變萬化的市場需求，自然也不能給企業帶來活力和競爭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國有企業對干部的人事管理也相應做出調整，在保留和改進舊體制下黨管干部模式的同時引入了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是遵照市場經濟原則而形成的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企業人事管理結構，它使企業的產權更為明晰、責任更加明確、管理更為科學。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引入法人治理結構是企業發展和市場需求的產物，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有效途徑，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其次，國有企業的“國有”屬性決定了黨管干部原則。國有企業不同于一般企業的地方在于控股主體不同，普通企業的控股主體一般為自然人，而國有企業的控股主體則是國家，國家又通過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和企業黨組織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干部進行任免、考核、培訓等。由于國家是國有企業的最大股東，根據誰出資、誰管人的原則，國家自然有資格行使對企業的人事管理權，包括對企業管理干部的選拔、任用、罷免、培訓、考核等。國家對企業干部的人事管理具體又落實到相應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和企業黨委身上，最終通過黨管干部來實現。因而，國有企業實行黨管干部原則于法有據，具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黨的領導，發揮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一個重大原則，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應該說，國有企業中黨管干部原則與法人治理結構的并立模式是由國有企業的雙重屬性決定的，兩者在根本目標上是一致的，即都是為了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因而不存在著根本矛盾，這也同時說明二者存在著合作與融合的可能性空間。

第五篇：黨管干部和黨管人才的關系

黨管干部與黨管人才的關系黨管干部和黨管人才是我黨按社會發展形式在不同時期作出的不同的決策。從黨管干部到黨管人才，是時代發展的要求，體現了黨對人才認識的與時俱進。二者的相同之處在于都是由黨制定工作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都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保證。黨管人才既延續了黨管干部的優良傳統，又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是黨管干部在人才管理上的實質深化、拓展和延伸。同時，二者又有一定的區別。

1、黨管的對象不同：黨管干部原則中，管的重心在“管干部、建隊伍”作為黨的建設的一項重要原則，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推進曾經起到重要作用。但在新的歷史時期，“管”的對象的更加寬泛了，不僅包括黨員干部，還包括各類經營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以及自由職業者，可以是培養的，也可以是引進的，即管理社會上的各類人才。通過黨管來協調各方面的骨干力量，促進社會發展。

2、黨管的觀念不同：黨管干部要求嚴格按照黨的原則選拔干部，并對各級，各類干部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監督。實行直接管理。但干部是固定的，人才是流動的。因此黨管人才不是要管住人才而是要為人才建設培養成長的平臺，樹立“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新觀念和“能力本位”的用人導向。

3、黨管的主體不同：對于干部的管理、決定任免或推薦、提名，必須由各級黨委（黨組）按照干部管理權限負責。選拔任用干部必須經黨委（黨組）集體討論，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作出決定。而人才資源的開發利用則要求由政府為主體向企事業等用人單位為主體的格式轉變，強化用人單位吸納人才的主體地位。此外，黨管人才還要尤其注重環境的營造。良好的用人環境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對內產生凝聚力、鼓舞力和驅動力，對外產生影響力、競爭力和吸引力。環境好，則人才聚；人才聚，則事業興。我國曾大興“出國熱”辛苦培養的人才，結果卻到海外發展，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環境。國外的工作環境、生活環境都優于國內，去的人自然趨之若騖，要改變這種“我們種樹，別人乘涼”的局面，要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吸引人才，就必須改善人才的發展環境，創造人才脫穎而出、人盡其才的優良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