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位一體”：為人民謀幸福的“總體布局”

新華網(wǎng)評?關注十八大：“五位一體”：為人民謀幸

福的“總體布局”

【編者按】十八大是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攻堅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承載著13億民眾對未來福祉的期望。從11月6日起，新華網(wǎng)《新華網(wǎng)評》欄目推出“新華網(wǎng)評?關注十八大”系列評論，以網(wǎng)友視角說感受、議熱點、話期盼、聚共識，凝聚中國繼續(xù)前行的力量。今天推出第五篇。

關注十八大系列評論之五 任俊明

十八大報告將生態(tài)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宣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總體布局從“四位一體”發(fā)展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發(fā)展和豐富，是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為民理念內涵發(fā)展和豐富的具體體現(xiàn)。“五位一體”是從人民利益出發(fā)、為人民謀幸福的“總體布局”。

在總體布局的變化中，人民群眾看到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的認識不斷提高。從“兩手抓”、“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到現(xiàn)在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國共產黨不斷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的認識，不斷為總體布局添加“增項”，豐富治國理政實踐。

在總體布局的變化中，人民群眾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能力不斷提高。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豐富百姓的精神世界、政治文化生活，執(zhí)政為民的理念始終蘊含其中。百姓現(xiàn)在想什么、要求什么，今后五年或者十年哪些事可以做、提前做，黨始終在思考著、謀劃著。從全能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從高成本政府轉向高效率政府，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職能實現(xiàn)根本性轉變，職責更加明晰、工作更加高效、水平不斷提升。

在總體布局的變化中，人民群眾感受到生活更加幸福，對未來期待的信心更加堅定。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國內生產總值翻番到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人民享有的不僅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水平的提高，還伴隨著質量的提升，而且，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話語權保障也更加完善。

如今，隨著生態(tài)文明建設列入總體布局，人民生活條件的進一步改善指日可待。與工業(yè)文明相比，生態(tài)文明更加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自然界的資源是有限的，掠奪式開發(fā)帶來的后果人類無法承受，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自然資源總量高、人均低的國情來講，我們無法走以高消耗換發(fā)展的路，更無法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有理由相信，隨著生態(tài)文明的不斷建設，藍天、碧水、青山將離我們不再遙遠。

第二篇：為人民謀幸福

為人民謀幸福 每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因此也叫八一建軍節(jié)。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jù)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fā)布命令，“為人民謀幸福”

每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因此也叫“八一”建軍節(jié)。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jù)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fā)布命令，以“八一”兩字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將此紀念日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jié)。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汪精衛(wèi)先后在南京和武漢發(fā)動“清共”行動后，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利用共產黨掌握和影響下的國民革命軍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并指派周恩來為起義領導機關前敵委員會書記。7月27日，周恩來在南昌召開了有朱德、劉伯承、惲代英、彭湃、葉挺、聶榮臻以及江西黨組織負責人參加的重要會議，成立了以劉伯承為參謀團長，周恩來、葉挺、賀龍為委員的參謀團，下設起義軍總指揮部，由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8月1日凌晨2時，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各指揮的各個起義軍向駐守南昌的國民黨軍隊發(fā)動進攻，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zhàn)，殲敵三千余人，繳獲槍支五千余支，子彈百萬余發(fā)，大炮數(shù)門，占領了南昌城。當天上午，在南昌舉行了共產黨中央委員、各省區(qū)特別市和海外各黨部代表聯(lián)席會議，通過了《中央委員宣言》，成立了由宋慶齡、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25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通過了《八一起義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實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號和政綱。同時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整編，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以賀龍兼代總指揮。因敵以重兵進攻南昌，中共前委決定根據(jù)中共中央的預定計劃，起義部隊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離南昌，揮師南下，取道臨川、宜黃、廣昌，直奔廣東潮汕地區(qū)。起義部隊在江西瑞金、會昌打垮了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堵截，然后經過福建的長汀、上杭和廣東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領了潮州、汕頭，主力部隊經揭陽向湯坑西進。10月初，西進部隊和留守潮汕的部隊遭到優(yōu)勢敵軍的圍攻，起義部隊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圍到了海陸豐，與當?shù)氐霓r民武裝會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陳毅率領經贛南、粵北轉入湘南，開展游擊戰(zhàn)爭。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黨組織和農民武裝的配合下，在宜章舉行了“年關起義”。由于遭到優(yōu)勢敵軍的“協(xié)剿”，起義部隊和農民武裝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部隊勝利會師，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起義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關于這次起義仍用國民黨左派名義號召革命的指示精神，發(fā)表了國民黨左派《中央委員宣言》，揭露蔣介石、汪精衛(wèi)背叛革命的種種罪行，表達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繼續(xù)反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斗爭決心。8月1日上午，召開了有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區(qū)特別市和海外黨部代表參加的聯(lián)席會議，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鄧演達、宋慶齡、何香凝、譚平山、吳玉章、賀龍、林祖涵(伯渠)、葉挺、周恩來、張國燾、李立

三、惲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為委員。革命委員會任命吳玉章為秘書長，任命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組成參謀團，作為軍事指揮機關，劉伯承為參謀團參謀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并決定起義軍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賀龍兼代方面軍總指揮，葉挺兼代方面軍前敵總指揮。所屬第11軍(轄第24、第25、第10師)，葉挺任軍長、聶榮臻任黨代表；第20軍(轄第1、第2師)，賀龍任軍長、廖乾吾任黨代表；第9軍，朱德任副軍長、朱克靖任黨代表。全軍共2萬余人。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眾數(shù)萬人集會，慶祝南昌起義的偉大勝利和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會后各界青年踴躍參軍，僅報名的學生就有數(shù)百人。南昌起義后，汪精衛(wèi)急令張發(fā)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進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決定率起義軍向廣東進軍，計劃以廣東為基地再次組織北伐。８月３日至６日，起義軍分批撤出南昌，沿撫河南下。起義軍進至進賢縣時，第１０師師長蔡廷鍇驅逐在該師工作的共產黨員，率部折向贛東北，脫離起義軍。由于起義軍撤離南昌比較倉促，部隊未經整頓，加上酷暑遠征，部隊減員較多，７日到達臨川時，總兵力約１．３萬人。８月下旬，起義軍在瑞金、會昌地區(qū)擊破國民黨軍錢大鈞、黃紹竑等部的攔阻，殲敵6000人，繳獲槍2500余支（挺）。起義軍傷亡近2000人。會昌戰(zhàn)斗后，起義軍陸續(xù)折返瑞金，改道東進，經福建省長汀、上杭，沿汀江、韓江南下。９月２２日，第１１軍第２５師占領廣東省大埔縣三河壩，主力繼續(xù)南進，于２３日占領潮安（今潮州）、汕頭。在此期間，駐廣東的國民黨軍第８路軍總指揮李濟深令錢大鈞殘部牽制第２５師，令黃紹竑部經豐順進攻潮安，令陳濟棠、薛岳部３個師１．５萬余人組成東路軍，由河源東進，尋起義軍主力決戰(zhàn)。根據(jù)上述情況，中共前委決定，第20軍新建的第3師隨革命委員會駐守潮汕地區(qū)，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擊東進之敵。9月28日，起義軍主力在揭陽縣山湖(玉湖)附近地區(qū)同東路軍遭遇，將其擊潰，繼向湯坑(今豐順市)推進，在汾水村地區(qū)與敵再次激戰(zhàn)，至30日，起義軍傷亡2000余人，無力再戰(zhàn)，遂向揭陽撤退。是日晚，黃紹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義軍主力在流沙(今普寧市)與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員會會合，繼續(xù)向海豐、陸豐地區(qū)撤退，在經過流沙西南鐘潭村附近的蓮花山時，再次遭到東路軍的截擊，激戰(zhàn)不勝，部隊大部潰散。革命委員會和起義軍領導人分散轉移，余部1300余人進入海陸豐地區(qū)。駐守三河壩的第25師，在給錢大鈞部以重大殺傷后，向潮安轉移，10月5日在饒平縣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師一部會合。此后，這兩支部隊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戰(zhàn)閩粵贛湘邊，最后保存起義軍約800人，參加了湘南起義，并于1928年4月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同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會合。這是一次長途行軍，從南昌出發(fā)，經撫州、宜黃、廣昌、石城、瑞金、會昌、長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領潮州、汕頭，整整走了一個多月才停腳，而先頭部隊則已進入海陸豐地區(qū)。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勝仗，在會昌又打了一次勝仗，殲滅敵人一個多師。警衛(wèi)隊的戰(zhàn)士們雖然萬分疲勞，但精神興奮，始終保持著高漲情緒，保衛(wèi)起義軍領導機關——革命委員會的安全。當時我在警衛(wèi)隊當班長。占領潮州后，我們這個排奉命留在那里，擔負后勤部門和物資倉庫的警衛(wèi)任務。撤出潮州后，我們東渡韓江，向饒平方向前進。到饒平時，朱德同志已率領二十五師和九軍教導團從三河壩撤到那里，我們同這支隊伍會合一起了。接著就在朱德、陳毅同志領導下，開始向閩贛方向作戰(zhàn)略轉移。這又是一次長途行軍，經饒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豐到達南康、大庾地區(qū)。由于連續(xù)行軍作戰(zhàn)，部隊減員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堅定的戰(zhàn)士和干部，對革命產生動搖，陸續(xù)離開了部隊，到南康時還剩下一千多人，到達大庾時只剩七、八百人，因為部隊成分不純，加之基層黨員太少，沿途軍紀不好，乃將部隊整編為一個團，朱德同志任團長，陳毅同志任團指導員。他們親自整頓部隊紀律，加強政治工作，壞分子被淘汰，留下來的同志更堅定了。形勢變化得極快，將過舊歷年的時候，我們進湖南到宜章，消滅了該縣反動武裝以后，即公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正式打起了鐮刀、斧頭的紅旗，舉行了轟轟烈烈的湘南起義。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帶有全局意義的一次武裝暴動。它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創(chuàng)造革命軍隊和領導革命戰(zhàn)爭的開始。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jù)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從此，8月1日成為中國工農紅軍和后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jié)。南昌起義，由于客觀上敵人力量過于強大，主觀指導上缺乏經驗，沒有和湘、鄂、贛地區(qū)的農民運動相結合，開展土地革命戰(zhàn)爭，而是孤軍南下廣東，企圖打開海口，爭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據(jù)地，再次舉行北代，加之兩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殲敵，成為敵人各個擊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敗。但這次起義的偉大歷史功績

是不可磨滅的。它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斗爭旗幟，充分地表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畏強敵、前仆后繼的革命精神。它以實際行動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對創(chuàng)建偉大的人民軍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文章來源-迎客樓、首頁是：

第三篇：為人民謀幸福

為人民謀幸福

當歷史以雄健的姿態(tài)跨入2011，我們偉大而光榮的中國共產黨也迎來了建黨90周年華誕。回顧90年來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前仆后繼，自強不息，經歷曲折和艱難，一步步走向勝利，一步步走向輝煌，建立新中國的光輝歷程。猶然在心中蕩漾起曹火星創(chuàng)作的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雄壯嘹亮的歌聲唱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辛勞為民族，共產黨他一心救中國，他指給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領導中國走向光明……中國共產黨始終以“為人民謀幸福”作為共產主義信仰，指引人民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奮斗不息，代代相傳。促使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和一切關心祖國命運的華夏子孫為擁有這樣一個偉大而光榮的黨而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導，高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大旗，以實現(xiàn)“為人民謀幸福”作為共產主義信仰，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土地革命，在中國人民面前破天慌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完整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展了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轟轟烈

烈的大革命運動，參加和領導了北伐戰(zhàn)爭，在政治上基本推翻了北伐軍閥的統(tǒng)治，給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在艱難困苦的環(huán)境中顯示出黨領導中國人民為謀取幸福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的英雄本色。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首先舉起了團結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聲張民族大義，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并最終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為鞏固勝利果實，爭取和平民主，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xiàn)廣大人民幸福生活，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戰(zhàn)爭，終于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在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刻起，實現(xiàn)了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解放。歷史實踐告訴我們，黨為實現(xiàn)“為人民謀幸福”的共產主義信仰，團結和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進而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把100多年來倍受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成了獨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依靠工人階級，動員一切社會力量為恢復和發(fā)展生產而奮斗，領導了穩(wěn)定物價和統(tǒng)一財經等重大斗爭，保證了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進行了土地和各項民主改

革，把農民、手工業(yè)者個人所有的小私有制，基本上轉變?yōu)閯趧尤罕娂w所有制，將資本家所有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基本上轉變?yōu)閲宜兄萍慈袼兄疲瑸橹袊呦驀腋粡姾兔褡逭衽d開辟了光輝道路。促使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的提高，全國各族人民迸發(fā)出空前的建設熱情，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強大生命力，是中國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無法比擬的，在短短20多年里，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通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回顧這段歷程，可以看出黨為實現(xiàn)“為人民謀幸福”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多么堅強和充滿信心。

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實現(xiàn)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重大決策，吹響了我們黨和國家在新時期“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擁護。尤其是1978年以來，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從容應對一系列關系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fā)事件，戰(zhàn)勝在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現(xiàn)的困難和風險。無論是面對東歐劇變、蘇聯(lián)解體和國內嚴重政治**，還是面對西化、分化圖謀

和所謂的“制裁”，無論是面對歷史罕見的洪澇、雨雪冰凍、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還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和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黨和人民始終同心同德、奮勇向前。堅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在國內外嚴峻形勢的考驗面前，緊緊依靠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成功地穩(wěn)住了改革和發(fā)展的大局，捍衛(wèi)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捍衛(wèi)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wěn)定，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奮力維護和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繼續(xù)引領改革開放的航船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勝利地抗擊南方部分地區(qū)嚴重低溫雨雪冰凍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害，圓滿完成了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任務，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取得積極成效。經過30年的不懈奮斗，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銳意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使我國成功實現(xiàn)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成功實現(xiàn)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家綜合國力邁上新臺階；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大力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當家作主權利得到更好保障；大力發(fā)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滿足；大力發(fā)展社會事業(yè)，社會和諧穩(wěn)定得到鞏固和發(fā)展；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重大成就；成功實施“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祖國和

平統(tǒng)一大業(yè)邁出重大步伐，使香港、澳門先后回到祖國懷抱；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的領導水平和執(zhí)政水平、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明顯提高。這些成就的取得都生動展現(xiàn)了在改革開放中不斷發(fā)展壯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偉大力量。展現(xiàn)了闊步前進的13億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展現(xiàn)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力量，展現(xiàn)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力量。歷史實踐再一次充分證明，黨為實現(xiàn)“為人民謀幸福”的共產主義信仰，在前進的道路上，無論遇到什么復雜局面，無論遇到什么風險考驗，始終堅定不移地為實現(xiàn)“為人民謀幸福”的共產主義信仰毫不動搖。他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已經正在并將進一步在黨和國家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的進程中充分顯現(xiàn)出來。

90年風雨兼程，90年歲月滄桑，如今，強大的中國已經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作為新世紀的我們，沐浴著黨的光輝成長，我們在緬懷革命先輩“為人民謀幸福”這一信仰而舍生忘死的同時，“為人民謀幸福”這一共產主義信仰的明燈已經在我們的心中點燃。我們更應該為建設祖國的繁榮富強，竭盡所能的貢獻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第四篇：敢想會干為人民謀幸福

敢想會干為人民謀幸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 汪洋

剛剛結束的中共廣東省委十屆八次全會，將“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作為廣東省“十二五”期間發(fā)展的核心任務。讓全省的人民群眾感到有更給力的幸福、更長久的幸福，是全省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使命和責任所在。這一目標能否實現(xiàn)，取決于我們能否建設一支敢想、會干、為人民的黨員干部隊伍。

建設幸福廣東，就是讓老百姓能夠看得見、摸得著、享受得到在廣東生活的幸福。老百姓看待幸福與否的標準并不復雜，一是看跟過去相比生活是不是改善了，二是看我們的工作是不是在為改善他們的生活而努力。如果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立足點，都始終把群眾的利益、群眾的疾苦放在心上，群眾就會感到黨和政府正在他們身邊，正在關注著他們生活上的大事小事，正在為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奔波操勞，老百姓就會覺得這樣的執(zhí)政黨是靠得住的，這樣的社會是有希望的。只有老百姓從心底真正認可的幸福感，才會是最給力和最長久的幸福感。因此，全心全意為廣東人民謀幸福，是我們存身立命的根本宗旨。

建設幸福廣東，為人民謀幸福，一要敢想，二要會干。-1-

敢想，首先要解放思想，先行先試。建設幸福廣東，要堅持以人為本，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宜居城鄉(xiāng)，改善社會治安，保障人民權益，暢通訴求表達渠道，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這就要求我們強化轉型升級的目的依歸和價值導向，從傳統(tǒng)的發(fā)展理念和發(fā)展模式中解放出來，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大膽地推進體制創(chuàng)新和機制轉換。其次，要有自加壓力、搶抓機遇的勇敢氣概。“十二五”期間，國際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國內宏觀經濟環(huán)境趨緊、轉型期社會矛盾凸顯，我省經濟社會發(fā)展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嚴峻挑戰(zhàn)。因此，實現(xiàn)“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將會是一場攻堅戰(zhàn)和持久戰(zhàn)。全省的黨員干部要樹立不畏懼任何風險、不回避任何矛盾的必勝信念，更加主動地適應環(huán)境變化，更加有效化解各種矛盾，敢于運用“倒逼機制”，打大仗打硬仗，更加奮發(fā)有為地推進經濟社會的轉型升級。再次，要敢于探索、敢于創(chuàng)新。形勢越復雜，任務越繁重，越要開動腦筋，在困難局面中發(fā)現(xiàn)積極因素，在危機和挑戰(zhàn)中把握住新的發(fā)展機遇。我省在抗御國際金融危機的復雜條件下，既保持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又果敢地堅持轉方式、調結構的事實證明，只有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幸福，才會有勇于擔當、勇于變革的膽略和氣魄。

敢想才能敢干，但敢干不等于會干。會干，首先要具有

洞察國內外形勢新變化、準確了解人民群眾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盼的本領。其次，要有把握和利用產業(yè)轉型升級規(guī)律的本領，“十二五”期間，要以辯證思維和戰(zhàn)略眼光，統(tǒng)籌兼顧處理好發(fā)展速度與發(fā)展方式、硬實力與軟實力、經濟增長與民生福祉、政府與市場、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等重大關系，努力在發(fā)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fā)展。再次，要具有出新招、出好招、出絕招的本領，擺脫傳統(tǒng)的思維定勢和路徑依賴，以開闊的全球視野和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敢于另辟蹊徑，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在拉動工業(yè)投資、推進產業(yè)轉型升級、推進“雙轉移”、推進城鎮(zhèn)化等重點領域取得重大突破；要善于向群眾學習、向書本學習、向實踐學習，在建設幸福廣東的實踐中增強為人民謀幸福的本領。

《南方》雜志作為省委機關刊物，一直圍繞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對我省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各項重大部署進行準確解讀和深度報道；對我省產業(yè)結構轉型升級、構建現(xiàn)代產業(yè)體系和推進民生社會建設，推進黨的建設的好經驗、好做法，及時歸納總結和宣傳推廣。希望《南方》雜志再接再厲，把雜志辦成凝聚黨心民心，匯合群智群力，推動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大平臺。農歷新年即將來臨，在此，我再次借《南方》雜志的卷首，向廣大讀者和全省黨員干部拜個早年！希望全省廣大黨

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在新的一年里，立足本職崗位，加強理論學習和知識學習，進一步提高自身素質，既敢想又會干，全心全意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幸福。

（原載1月18日《南方》雜志）

第五篇：講稿“五位一體”黨的建設總體布局

關于推進“五位一體”黨的建設

總體布局的思考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從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等五個方面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五位一體”黨的建設總體布局是隨著黨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內在規(guī)律，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建設規(guī)律的認識不斷深化而提出來的，是一個動態(tài)的、不斷發(fā)展的過程。回顧這一總體布局的發(fā)展歷程，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對以改革創(chuàng)新的精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五位一體”黨的建設總體布局的形成過程

在我們黨的早期，黨的建設主要是指組織建設，在中共一大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就強調接收新黨員、設立黨的組織的問題。[1] 中共二大、三大又相繼通過《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組織法》[2]，此后每次代表大會都會通過類似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發(fā)展吸收優(yōu)秀黨員、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確立黨組織運行的各項原則，等等。可以說，早期黨的建設與黨的組織往往是相通的，因為對于一個政黨來說，只有建立起黨的各級組織及組織運行的原則，政黨才有建設的對象和運行的基礎和載體。

從政黨建設的一般規(guī)律來說，組織建設是政黨建設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一個政黨又必須有自己的指導思想和價值取向，這決定著一個政黨的性質，也是不同政黨的本質區(qū)別所在。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不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思想武裝，是一個關系到中國共產黨是不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性問題。在黨的初創(chuàng)時期，黨的主要創(chuàng)立者大都是一些掌握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和具有樸素無產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構成，無產階級意識與非無產階級意識的矛盾沖突并不明顯。但是，隨著中國革命的重心從城市轉入農村，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一個新的建黨環(huán)境，即80%以上的黨員來自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就不可避免地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意識帶入黨內，使黨在思想上產生混亂。那么，如何克服這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把黨建設成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黨的建設中最突出的矛盾和面臨的最主要問題。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將黨內思想教育列為最迫切的任務之一，堅決糾正黨內的各種錯誤思想，首次提出了思想建黨的要求。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確定了從思想上建黨的方針，系統(tǒng)論述了思想建黨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

政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的成效是通過政黨的組織和黨員在工作、生活、學習等方面一貫態(tài)度和行為模式所表現(xiàn)出來的，這就是作風建設的重要內容。民主革命時期，隨著黨的組織和黨員數(shù)量不斷增加，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對待工作、對待學習、對待群眾、對待革命、對待同志、對待自己的問題也越來越凸顯出來，特別是一些黨員開始滋生驕傲自滿、官僚主義等問題也開始顯現(xiàn)。因此，在毛澤東提出要從思想上建黨的同時，也開始強調黨的作風建設。1942年2月，毛澤東發(fā)表《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進行延安整風，把作風建設提到了黨的建設的高度。1945年“七大”期間，毛澤東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明確了黨的建設必須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3] 這樣，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三位一體”抓黨建的思想，成為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搞好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們黨整體推進“三位一體”的黨建布局，終于建設成為一個真正“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無產階級政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面臨的歷史使命發(fā)生了重大轉變，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轉變?yōu)橐粋€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zhí)政的黨，黨所面臨的執(zhí)政壓力和考驗日益加劇，如何保證黨的“三位一體”建設能夠具有穩(wěn)定性和持續(xù)性，成為黨的建設面臨的新的主要矛盾。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認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在堅持毛澤東“三位一體”抓黨建的基礎上，特別強調要加強黨的制度建設。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4]制度一旦形成，便對全黨及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具有強制性、規(guī)范性，制度還帶有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把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黨的建設的內容也正式從“三位一體”走向“四位一體”。

改革開放以來，黨所面臨的誘惑和各種外面壓力也不斷加強，消極腐敗成為黨在推進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一個日漸突出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黨非常重視黨風廉政和反腐敗工作，把其視為作風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鑒于黨風廉政和反腐敗工作在黨的建設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單靠作風建設無法從根本上承擔起一個執(zhí)政黨推進反腐敗斗爭這一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務。而且就一般而言，作風建設大多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屬于方式方法問題，反腐則屬于敵我矛盾，是黨和人民同腐敗分子你死我活的斗爭，兩者在性質是根本不同的。因此，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反腐倡廉建設這個科學概念，并其他四大建設相并列，形成黨的建設五個方面。2009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延續(xù)了十七大報告對五大建設的定位。習近平在對文件作出權威性解讀的《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文獻》中，明確地把五大建設表述為“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五位一體’的黨的建設總體布局”。[5]2011年，胡錦濤在慶祝黨成立九十周年的講話中，基于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表述中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了制度建設之前。在黨的十八報告中延續(xù)了這一表述，“五位一體”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和制度建設。

“5+2”的總體布局。“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補”，這是黨的十九大報告對黨的建設總體布局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創(chuàng)新，對于新時代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將長期沿用的“思想政治建設”區(qū)分為政治建設和思想建設，凸顯了政治建設在黨的各項建設中的統(tǒng)領和首要地位；新增“紀律建設”，體現(xiàn)了管黨治黨要把紀律規(guī)矩挺在前面的新鮮經驗；將制度建設貫穿黨的各項建設之中，回歸了制度建設的內在規(guī)定性，更加凸顯了制度建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強調要“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與加強紀律建設一起，充分表明了我們黨堅定不移正風肅紀的堅強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