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應從七方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1[推薦]

張岸元 張一

當前應著手研究將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最重要的中介目標，明確通脹目標的上限、下限及具體持續時間，設置數量型工具、價格型工具的觸發點，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公信度和有效性，給市場明確的預期在5月19日的《第一財經(相關:理財 證券)日報》上，我們曾發表文章，提出中國在近期需要防范六個主要的金融風險，即：存在出現較長時期、較為顯著、較大范圍通脹的可能性；內外均衡沖突嚴重，干預外匯市場的機制存在隱患；證券市場大幅波動，可能引發多方面后果；房地產市場劇烈調整引發房貸危機；微觀金融主體經營風險引發連鎖反應；國際貨幣體系發生危機影響我國對外經濟活動。

綜合考慮短期與長期、體制及行業等各方面因素，我們認為，中國當前可從以下七個方面著手，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一、探索建立內外均衡決策新體制，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

開放的經濟大國傾向于由財政部門持有外匯儲備，并承擔外匯市場的干預職能，其邏輯是：一是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項政策目標，因此內外均衡決策的分離似乎更為可取；二是在嚴格的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優于實現對外均衡，而貨幣政策則優于實現對內均衡，因此應由財政部門主導匯率政策，貨幣部門主導利率政策。

我國目前照搬國外體制的條件不成熟，但改革的方向必須明確。2007年發行特別國債購匯轉化外匯儲備的做法，調整了財政、央行、中投公司間的委托-代理關系，彌補了貨幣機制自我調節能力的不足。更為重要的是，特別國債的發行具有強化財政部門在匯率干預中地位的潛在含義。如果將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行為劃分為釋放流動性和回收流動性兩個環節，目前財政部門顯然已經進入了第二個環節。

可沿著這一改革方向，繼續拓寬干預外匯市場資金來源渠道，逐步降低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投放中的比例，緩解沖銷壓力，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二、減少相機決策，制定新的貨幣政策規則，根據明確的貨幣政策框架指導落實反通脹目標

1996年央行正式采取M1、M2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實踐證明，此目標在可控性、可觀測性以及與最終目標的關聯度上，與最初的預期都相距甚遠。2005年7月匯改后，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安排開始變化。至此，貨幣供應量、固定匯率制這兩個貨幣政策“名義錨”全部失去作用，相機決策成為貨幣政策決策的重要特征。

金融形勢越是復雜，越是需要按照簡單的規則行事。當前應著手研究將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最重要的中介目標，明確通脹目標的上限、下限及具體持續時間，設置數量型工具、價格型工具的觸發點，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公信度和有效性，給市場明確的預期。如果月通脹水平持續超過8%，可考慮對一年期以上存款采取保值貼補措施，逐步緩解實際利率為負的狀況。鑒于本輪通脹的成本驅動特征，也應加強貨幣政策的針對性，更多采取區域性、行業性政策，加強窗口指導實施精確調控。

三、切實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匯率，在市場預期較為平穩的時間點擴大資本項目開放，避免三元沖突引發貨幣危機

兩年多來的人民幣持續升值沒能實現當初匯改的主要目標，金融領域的某些矛盾甚至有所激化，但爬行升值確實沒有對實體經濟造成大的負面影響。當前國際金融形勢動蕩，年內只能考慮切實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匯率調節，不追隨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進一步貶值。

理論模型難以預測按照目前人民幣的升值速度，人民幣匯率何時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綜合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形勢，以及各主要貨幣的利率形勢，預計下半年美元可能出現反彈，人民幣匯率水平可能出現圍繞某一水平波動的局面。屆時應積極考慮顯著降低干預外匯市場的力度，擴大匯率浮動幅度，推出擴大資本項目開放的措施。形成“較強貨幣政策獨立性、較高資本自由流動程度、較大匯率彈性”三者的結合，從制度上降低三元沖突引發全局性風險的可能性。

鑒于外匯儲備規模龐大，資本開放仍應采取非對稱、結構性開放策略，即：資本流出限制，少于資本流入限制；長期資本流動限制，少于短期資本流動限制；居民在國外的交易限制，少于非居民在境內的交易限制；有真實交易背景的限制，少于無真實交易背景限制。在制度設計中，應包括管理層在特殊情況下中止、逆轉開放進程，恢復管制的內容。

此項改革可能導致短期內金融風險上升，但這一關口遲早要過，不能無限期地等待出現更加成熟的改革環境。

四、管理層應進一步超脫于市場之外，采取中性政策應對國內證券市場波動

從2007年以來的情況看，境內外資本市場變動的相關性和因果性已經顯著上升，年內，國內外資本市場繼續大幅震蕩在所難免。而與2007年10月的高位相比，目前的股票市場回調已經相當到位，進一步下行尋求支撐的慣性不大。

應圍繞實體經濟運行的需要考慮資本市場的發展戰略，采取中性政策應對市場波動。貨幣政策不針對資產價格，不遷就證券市場的要求，不因市場波動而變動。財政政策方面，鑒于去年印花稅政策調整不是中性的政策，將印花稅率回調至去年上調前的水平，減少“漏斗效應”，具有合理性；印花稅政策回調后，不應再出臺新的財稅政策打壓或刺激市場。監管方面，除繼續強化監管職能外，應進一步放松證券市場自身的管制。可以采取多種措施增加需求，以給市場利好，但不能以損害資本市場融資功能為代價抑制供給來支撐大盤指數。失去IPO、再融資功能的市場純粹是投機市場，對實體經濟沒有意義。

五、堅持和穩定現有房地產金融調控政策，避免信貸等政策松動引發房價報復性反彈，防止泡沫進一步膨脹

強化房地產調控和金融調控的協調。嚴格限制境外主體直接用外匯購買房地產，規范外資房地產開發企業市場準入，控制房地產開發經營用匯總量。加強房地產企業資本金比例、居民第二套房貸款，尤其是貸款申請者收入的核實。如果繼續加息，應注意利率調整的結構性，避免貸款者還款壓力過快增長。

六、主動參與國際協調，防止國際貨幣體系出現大的問題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正持續發生和緩、低調但實質性的變化。長期對貨幣紀律的遵守，使得歐元的價值尺度職能進一步完善，其取代美元地位的實力逐步增強。歐元成為最主要國際貨幣，缺少的只是意愿和時間。市場和各國貨幣當局對貨幣格局變動心照不宣，在是否持有美元問題上“只做不說”、“多做少說”。伊朗宣布全面停止石油貿易美元結算后，如果多數石油出口國采取類似舉措（如原油歐元報價、貿易歐元結算等），美元地位將顯著下降。

IMF在國際貨幣體系穩定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有限。按照目前IMF的調整股權和發言權分配節奏，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難以在該制度框架下謀求與經濟總量相稱的地位。我國應穩步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加緊與周邊經濟體的貨幣合作。除現有區域性集體外匯儲備安排外，應研究內地和港、澳、臺等地集體外匯儲備體制或貨幣互換安排的可能性，建立周邊的貨幣合作小環境。在對美歐日的經濟對話中可考慮主動涉及國際貨幣體系穩定問題，扭轉我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被動局面。

七、關注境外人民幣業務發展，支持香港成為境外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洲美元類似，人民幣在境外的沉淀、境外各類人民幣業務的發展，必然對傳統意義上的金融穩定造成影響。一是人民幣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下降，離岸人民幣利率與境內非市場化的人民幣利率形成利差。二是境外各NDF市場、外匯衍生產品必然對人民幣的匯率決定造成影響。三是金融監管有效性下降，境外銀行人民幣業務的開展游離于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之外，人民幣資金跨境流動難以得到有效控制。四是境外銀行體系中存在大量人民幣流動性，為投機者攻擊我外匯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提供了條件。

但是，人民幣區域化關系到國家長遠發展，我們必須面對境外人民幣規模越來越大的局面。應采取積極的管理措施，一是抓緊建立完善與周邊經濟體的人民幣清算體系；二是除繼續采取措施促進人民幣回流外，還要通過規范的途徑促進人民幣流出，維持境外人民幣的流動性；三是鼓勵香港發展內地暫不具備條件開展且境外其他金融中心已經推出的、與內地有關的衍生產品業務，提高香港在相關定價中的地位；四是著眼于與全球其他金融中心的競爭，推進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支持香港成為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從國家的長遠發展看，一個具有較強影響力、控制力，能夠與紐約、倫敦并駕齊驅的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的誕生，有助于我國金融風險的化解與防范。至于該金融中心是香港還是上海，或者兩者都是，則有待于市場的選擇。

（作者單位：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

第二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奮力跨越重大關口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郭樹清

李強書記、小川理事長、應勇市長、易綱行長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大家早上好！很高興時隔六年再次參加這個論壇。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作為黨的領袖，對金融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全面系統深刻地闡述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問題，不僅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前所未有，在國際政治實踐中也極為罕見。

有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就有金融風險。無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都會發生不平衡、不協調。但是迄今為止，多數國家仍然通過危機來強制調整，付出沉重代價后，恢復經濟金融平衡。只有在我們國家，才能夠做到由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各級政府主動作為，集中動員全社會力量，及早防范化解各類風險，防止生成系統性金融危機。

總書記關于金融工作的理論和政策論述，深刻把握現階段經濟金融運行的內在規律，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中國方略，充分體現了中國智慧。其核心要義就是，從國情現實出發，以自我革命的理念和方法，主動消除經濟金融隱患，成功跨越重大關口，確保“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順利實現。“自我革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動力源泉，是處理新時代各種社會矛盾的基本方式，因而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根本途徑。

我國現階段的金融問題具有極大的特殊性。總的歷史背景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興市場經濟、“三期疊加”，同時處于市場化、國際化不斷深入，經濟增長正在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特定時期。這種特殊性決定了我們面對的矛盾更為復雜，有些風險的形成有著深遠的歷史原因，必須以更積極的態度處置各類隱患，以經常的“小震”釋放壓力，避免出現嚴重的“大震”，總體上要用事先的而不是事后的、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整體的而不是零散的方法，去矯正各種偏離，及早恢復經濟金融平衡。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直接領導和指揮下，我們展開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一系列戰役。在工作實踐中，有以下幾個方面體會較深。

一是底線思維防患未然。總書記指出，要把各種困難和復雜性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可能的風險和挑戰想得更深入一些，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中國自古就有“治未病”的醫學思想，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也需要樹立預防為主的意識，做到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努力把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和早期階段。近年來，針對房地產貸款、地方政府債務和互聯網金融等系統性風險隱患較大的領域，我們設定審慎監控指標，開展壓力測試，加強清理規范，及早介入干預，有效遏制了風險累積。同時督促銀行保險機構在經濟上行期，加大撥備和準備金計提力度，多渠道補充資本，不斷提升應對風險沖擊的能力。

二是穩定大局逐步加嚴。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治理金融業內部層層嵌套、自我循環，必須充分考慮機構和市場的承受能力，在保持國民經濟列車平穩運行中拆除“炸彈”，防止出現“處置風險的風險”。在化解“類信貸”業務風險過程中，我們沒有全線出擊、四面作戰，而是合理安排過渡期,先由機構自查再由監管部門檢查，有計劃、分步驟，漸次達成目標。在整治同業業務時，先從規范同業投資和同業理財入手，使特殊目的載體投資放慢增幅，繼而出現負增長。同業理財余額逐月下降，至今已壓減三分之二。與此同時，同業存放和同業存單則只有較小變化。直至去年底今年初，才開始啟動規范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同樣沒有采取“一刀切”和急剎車的辦法。

三是統籌兼顧突出重點。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必須善于抓主要矛盾，優先處理最可能影響全局、威脅整體的問題。在推動去杠桿過程中，金融管理部門堅持以結構性去杠桿為基本思路，優先推動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桿率。針對交叉金融野蠻生長、影子銀行急劇膨脹等突出問題，我們及時開展市場亂象綜合整治，有力遏制了銀行業和保險業資金脫實向虛勢頭。一年多來，銀行業在保持12%以上信貸增速的同時，總資產規模少擴張20多萬億元。在發展方式轉變和總保費收入下降的情況下，保險業的保障功能不斷增強，今年前4個月，人身險中純保障類產品占比上升2.9個百分點。

四是區別對待分類施策。根據不同領域、不同市場的金融風險情況，采取差異化、個性化的辦法。工作實踐中，對于不法分子控制的金融集團等“惡性腫瘤”，毫不手軟，及時實施“外科手術”。對于情況復雜、牽涉面廣的案例，采取徐緩調理的辦法，通過“慢撒氣”逐步緩釋，條件具備時再果斷出手。在這方面我們要特別感謝上海市的支持和配合。對于“金融科技”，英國等國家提出了“監管沙盒子”的概念，而我們采取的實際上類似“監管沙房子”的框架，可能需要逐步調整優化。

五是抓住時機攻堅克難。總書記指出，應對金融風險和挑戰必然要付出代價、經歷痛苦，我們必須勇于直面問題，敢于碰硬、善于碰硬，把握時機，主動出手，及時消除隱患。去年以來，我們督促銀行利用當前撥備較充足的有利條件，做實貸款分類，真實反映信用風險。目前逾期90天以上貸款與不良貸款之比，已由高峰期的近120%降至100%以內。同時鼓勵銀行綜合運用壞賬核銷、現金清收和批量轉讓等手段，加大不良貸款處置力度，2017年以來共處置不良貸款1.9萬億元。有的觀察家將這些行動解讀為銀行的負面訊息，恐怕不太合理。

六是標本兼治依法規范。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是系統性工程，必須及時采取措施強力治標，有效處置重大風險事件，同時，要對所有違法違規行為全面排查，嚴肅處理，力爭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市場上的歪風邪氣壓制下去。但是從根本建立起規范有序的金融市場體系，更要注重加強金融法治建設，補齊監管短板，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鞏固治標成果。2017年，銀行業重點推進70多項補短板項目，已完成48項，今年又新提出40多項；保險業去年以來修訂出臺規章和規范性文件60多項。

七是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金融系統堅持以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國成立1.68萬個債權人委員會，積極推動企業的財務重組和破產重整。在著力破除無效供給的同時，支持培育新動能，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2017年銀行業新增減費讓利440億元，今年一系列新的降成本措施正在陸續出臺。信貸增速繼續明顯超過貨幣供應量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持續實現“三個不低于”目標。目前，小微企業貸款覆蓋率17.3%，申貸獲得率95.1%，但是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還需做出新的努力。

八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總書記指出，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發展歷程，解決影響和制約金融業發展的難題必須深化改革。在利率、匯率市場化不斷深入的條件下，我們積極推動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強化股權管理，優化機構布局，健全市場體系，持續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有的同志對金融業對外開放心存顧慮，認為開放金融服務業可能沖擊中國的金融市場，引進外資股東可能威脅國家金融安全，這種擔憂是多余的。到目前為止，外資銀行在我國的市場份額只有1.3%，外資保險公司也不過6%左右。事實上，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更無法想象有許多中國金融企業進入全球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前列。金融業擴大開放是增強我國服務業競爭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迫切需要。按照總書記提出的“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的要求，我們正在加快落實金融業對外開放舉措。

九是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必須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金融改革發展正確方向，并服從服務于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總書記強調，要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人民群眾既是金融監管保護的對象，更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和依靠力量。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注重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過程中實現自我教育，提升自身免疫力，同時成長為治亂象的生力軍。在打擊非法集資過程中，努力通過多種方式讓人民群眾認識到，高收益意味著高風險，收益率超過6%的就要打問號，超過8%的就很危險，10%以上就要準備損失全部本金。一旦發現承諾高回報的理財產品和投資公司，就要相互提醒、積極舉報，讓各種金融詐騙和不斷變異的龐氏騙局無所遁形。

在充分看到成績、樹立必勝信心的同時，我們也清醒認識到還面臨一些突出問題。一是自我革命本身意味著許多特有的困難。刮骨療傷，壯士斷腕，知易行難。既有傳統觀念的束縛，也有利益固化的藩籬，大多涉及體制機制調整，需要更大的決心和勇氣。二是道德風險根深蒂固。相當多的金融機構仍然存在“壘大戶”情結，不少企業高度依賴債務投入，各類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沒有真正打破，“預算軟約束”“投資饑渴癥”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市場化法治化破產機制遠未形成。三是一些地方、部門、銀行和企業缺乏應有的緊迫感和危機意識，對去產能、去杠桿心存僥幸，對不良資產處置和“僵尸企業”出清等待觀望、猶豫不決，總希望國家出臺政策給予救助。四是平衡各方利益面臨很多制約。隨著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兼顧多重利益的難度越來越大，調整越來越困難，有待于各個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征程上，需要著力解決一些領域滯后的問題，加強薄弱環節。當前需要優先考慮的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快企業結構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處于膠著狀態，必須求同存異，尋找最大公約數，建立健全企業、銀行、政府各方責任共當和損失分擔機制，加快“僵尸企業”退出，加快困難企業重組，加快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同時，要注意防止生產過剩，形成新的庫存。二是妥善處理企業債務違約問題。市場經濟下出現債務違約十分正常，相比國外，我國企業債務違約率總體仍然較低。到2018年5月末，企業債券違約后未兌付金額，只占存量信用債總金額的0.43%。要遵循市場規律，實行差異化金融政策，對于長期虧損、失去清償能力的企業要堅決退出，對于出現暫時經營困難的企業，相關各方要加強溝通協商，采取積極措施共同努力，幫助其渡過難關。三是大力推進信用建設。金融機構作為信用中介，要帶頭講誠信，真實反映資產情況，真實披露相關信息。企業要依法披露自身信息，特別是對債權人更要及時、全面、準確地通報經營狀況。去年以來發生債務危機企業提供的教訓是，必須防止四處借貸、盲目擴張。一旦出現償債困難，應主動作為，及時調整經營結構，收縮產業鏈條，提高償債能力。各地區各部門都要加強信用體系建設，依法依規增進信用信息共享。四是努力解決違法成本過低問題。無論是金融企業還是非金融企業，都要認識到，做假賬就是違法犯罪。所有投融資活動都要在陽光下進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媒體網絡虛假廣告，誤導性宣傳，欺騙性投資咨詢和理財顧問，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的公害。究其原因，說到底還是處罰太輕，不足以形成震懾，這種局面必須改變。要加大懲戒力度，對違法違規者必須嚴懲，必須讓他們付出沉重代價。五是合理把握金融創新與風險防范的平衡。金融創新有利于滿足金融消費者多層次、個性化需求，有利于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也要有利于金融風險防范。對于不當創新、過度創新等行為，監管部門要加強監督檢查，及時發現制止。對于假創新、偽創新現象更要及早揭露，及時處罰。六是加強機構投資者隊伍建設。持續培育價值投資、長期投資理念，強化金融機構的專業化分析研究能力，努力促進一流水平投資銀行的形成。資管新規和即將發布的理財業務監管辦法，有利于機構投資者隊伍的壯大，有利于投資資金的優化配置，有利于解決直接融資比重過低問題，有利于整個金融體系“開正門、堵旁門”，加速走向規范化、透明化和法治化。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一定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我們堅信，只要我們牢固樹立“四個意識”，不斷增強“四個自信”，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認真踐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中國方略，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勇于自我革命，就一定能夠打贏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成功跨越這個重大關口。

第三篇：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

資管產品在跨市場金融中的風險防范

目錄

摘要...........................................................................................................................................2

一、跨市場金融簡述...............................................................................................................2

二、跨市場金融產品創新的新特征和主要途徑...................................................................3 1.跨市場金融創新的新特征...............................................................................................3 2.跨市場金融創新產品的主要通道及未來發展趨勢：...................................................3

三、資管產品在跨市場金融運作中存在的問題和關鍵風險點...........................................5 1.交叉金融產品在運作中存在的問題.............................................................................5 2.交叉金融產品在運作中存在的風險.............................................................................8

四、防范和化解風險的一些建議.........................................................................................10 1．宏觀監管層面...............................................................................................................11 2．微觀管理層面...............................................................................................................12 3．微觀操作層面...............................................................................................................13 4．其他建議.......................................................................................................................13 參考文章：.............................................................................................................................14

摘要：隨著金融改革與金融脫媒的發展，金融業的綜合經營已大勢所趨。跨市場金融產品在近幾年的快速發展，有效打破了金融市場間的分隔，加速了資源的有效配置。但相關資管的交叉金融產品中也出現了通道疊加、投向復雜、剛性兌付、管理乏力等問題，并構成了金融風險的重要來源。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頭版首次提出了“既防‘灰犀牛’，又防‘黑天鵝’。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本文從跨市場金融出發，列舉了金融創新產品的主要傳導途徑和通道，提示了資管業務中交叉創新金融產品在跨市場金融中的關鍵風險點，并從宏觀審慎監管到微觀管理和操作上提出了應對方法。

一、跨市場金融簡述

金融，簡單地說就是通過貨幣的流通，達到有效資源配置、價值實現的行為，它的本質就是經營活動資本化的交換過程。跨市場金融指的是通過具有交叉屬性的金融產品，借助相關的管理通道，達到資源間跨越市場的有效配置行為。近幾年，伴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金融脫媒、金融業綜合經營發展以及泛資產管理市場的開放，跨市場的交叉金融產品逐漸在銀行業中盛行，并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整體來看，跨市場金融是我國金融業改革必然出現的行為。它有效地打破了金融市場間的分隔，成為推動利率的市場化的重要力量；提高了資金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實現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價值創造；為我國經濟轉型升級、與國際金融接軌做出了貢獻。

但是，在泛資產管理市場格局逐步形成中，隨著各類金融機構之間混業競合的進一步加深，交叉金融產品的快速發展，金融風險的交叉和傳遞變得日益復雜。交叉金融產品作為跨市場金融業務合作及投資運作的主要產品，其在運作過程中 的通道疊加、投向復雜、剛性兌付、管理乏力等問題形成了“三高一低”的風險特征，構成了金融風險的重要來源。

2017年金融工作的基調是“防控金融風險，堅決治理市場亂象”。針對市場上交叉金融產品的亂象，銀監會陸續推出整治“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并提出需要防范的“十大風險”。如何防范和化解跨市場金融風險成了當前的重要課題。

1二、跨市場金融產品創新的新特征和主要途徑

1.跨市場金融創新的新特征

跨市場金融經營活動可分為：一是內部綜合化經營。金融機構利用業務和產品的創新，來跨越貨幣、資本等多個金融市場的子市場；二是外部綜合化經營。金融機構通過獲取多種金融牌照，同時從事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通過跨市場的機構主體來打通資本、貨幣市場以及保險市場。由于跨市場牌照獲取難度相對較大，中小型金融機構往往難以介入，因此，利用業務、產品創新來實現跨市場交易已成為更為主流的模式，這也是當下我國金融綜合化經營值得關注的一個特征。

2.跨市場金融創新產品的主要通道及未來發展趨勢：

具體來說，業務、產品層面上主要集中在資產管理領域。從機構來看，銀行、信托、證券、保險、基金公司、私募基金、期貨公司、地方金融交易所及互聯網平臺等，都直接或間接涉足其中。從產品類型看，有銀行理財、信托計劃、券商 1 “三高一低”：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具有資金杠桿率高、信息不對稱性高、利益相關度高、失敗容忍度低的特征。

資管計劃、保險資管計劃以及互聯網理財產品等各種類型，門檻和風險收益特征覆蓋了絕大多數客戶的資產配置需求。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17-2022年中國資產管理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顯示，2012年，我國資產管理規模為27萬億元；到2016年，資產管理規模已達到116萬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43.97%。

圖表1：2012-2016年我國資產管理規模（單位：萬億元）

從市場份額來看：銀行是我國資產管理行業的有力競爭者。截止2016年底，銀行業理財產品存續余額29.05萬億元，占我國資產管理總額的25.06%；基金管理公司和子公司合計管理資產規模26.05萬億元，占資產管理總額的22.47%；全國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資產規模達到20.22萬億元，占資產管理總額的17.44%。未來幾年，隨著資產管理行業競爭加劇以及監管政策的轉變，市場格局將有所變化。銀行業資金和渠道優勢明顯，仍將是中堅力量；受益于過去監管層對金融創新的大力支持，券商、信托和基金子公司資產管理業務迅猛發展，隨著通道政策紅利逐步消失，這些機構則面臨轉型；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得益于直接融資加速，增速較快。

圖表2：2016年資產管理機構市場份額情況（單位：%）

總體來講，經過幾年的爆發式增長，資產管理業務已經成為跨市場金融的主要通道。銀行、信托、證券、保險、基金公司、私募基金、期貨公司、地方金融交易所及互聯網平臺等通過跨市場金融創新產品，借助相互間資管合作等業務通道，達到跨市場、跨行業的金融投資或投機的目的。跨市場金融創新產品主要表現為交叉金融產品，產品運作的基本邏輯在于跨行業、跨市場的業務合作及投資運作。其中以銀行理財產品占比最大，銀行產品未來將成為資管產品的中堅力量。

三、資管產品在跨市場金融運作中存在的問題和關鍵風險點

資管市場中交叉性金融產品運作的根本邏輯在于資金在跨市場、跨機構、跨產品主體、跨地域之間的流動。其在運作過程中形成了通道疊加、投向復雜、剛性兌付、管理乏力等問題，而由此引發的期限錯配、流動性轉換、信用轉換以及杠桿層層疊加等風險則構成了資管產品風險的重要來源。

1.交叉金融產品在運作中存在的問題

（1）產品運作通道疊加，風險復雜程度高。受過往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交

易規則的約束，銀行理財產品和部分銀行不具備合格投資者資格，加之銀行理財產品缺乏明確的法律主體地位，無法以理財名義辦理抵質押手續，造成了同業投資、理財業務運作中的一些交易環節必須借助其他機構作為通道來完成。特別是2012年證券、保險監管部門出臺的“資管新政”，促成了各類新型合作模式對傳統銀信合作模式的替代，逐步形成了當前銀證、銀保、銀基、銀證信、銀基信交叉合作，以及各種“收益權”轉讓，并附加保證擔保、權利質押、回購條款或分級設計等特殊結構的業務模式。如此復雜的交易結構，雖然達到了法律關系的合規，但是衍生出更多的資金通道和過橋環節。一是為規避監管而進行的跨業合作形成了復雜的風險傳遞鏈條，不但增加了資金運行環節，推高了融資成本，而且各參與機構權責不清，風險發生后互相推諉。二是復雜結構的產品不能做到充分的信息披露，交易各方均不對相關資產采取相應的風險緩釋措施。

（2）投資范圍日益復雜，風險關聯程度偏高。2015年以來，銀行開始更多地參與資本市場，交叉金融產品從過去不同類別機構的跨業合作逐漸向不同市場的跨市場投資發展。相應的風險也呈現出從不同機構間的交叉傳染，向不同市場間的交叉傳染發展。一是債券市場、股票市場風險向銀行體系傳導。二是銀行結構化分級產品形成對資本市場加杠桿，加劇市場波動。三是價格風險、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相互交織轉換。股票型交叉金融產品中近40%投資于定向增發、大股東增持、員工持股計劃和股票質押融資。前三類投向的退出方式為限售鎖定期后通過證券交易所賣出股票的市場化退出。能否實現本金安全和預期收益，既取決于增發認購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價差，也取決于上市公司基本面是否支持股票的理性估值。以股票質押融資為投向的交叉金融產品雖然實質上為資金融出業務，主要面臨融資人的信用風險，但因以上市公司股權為質押，融資人信用風險

可能轉換為標的股票的市場風險。

（3）風險意識不足，管理精細化程度低。一是管理體系方面，部分銀行未建立具有交叉金融產品特色的統一風險管理框架。相關授權管理、交易對手管理、產品管理、投資管理、銷售管理、風險管理的要求，分散在理財業務、同業業務、金融市場業務、投資銀行業務等各業務條線相對獨立的業務制度中。二是交易對手管理方面，各銀行總行普遍建立了同業業務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對手清單以及理財和投資業務合作機構清單。但是，部分銀行未對通道類、委托投資管理類、風險管理參與類合作機構加以區分，并未根據合作機構的不同風險參與程度制定差異化的資質審查標準。

（4）未能準確計量風險并計提撥備，缺乏專門的資金業務信息管理系統。部分銀行機構在以自營資金或同業資金購買交叉金融產品時，雖能在投資前開展風險審查和資金合規性審查，但未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根據所投資基礎資產性質，準確計量風險并計提相應資本與撥備，也未運用交易賬戶異動監測、壓力測試、限額管理等手段，有效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跨行業跨市場風險。部分銀行雖然成立了專門的資金業務部門，配備了具有資金業務工作經驗的專門人員，但目前還未建立專門的資金業務信息管理系統,無法進行自動化操作和管理。部分銀行未建立有效的風險“防火墻”，用以防范外部風險傳遞；也沒有建立風險識別、計量、檢測、預警和管理體系及對各類風險的緩釋制度，從而無法有效預防和管控跨行業跨市場風險的侵襲。

（5）削弱了微觀審慎監管的效力。跨市場業務中，有一部分與金融機構的監管套利有關。比如，早期為了規避存貸比和合意貸款規模限制，銀行先后與信托、證券以及基金子公司進行通道合作，形成了一輪跨市場業務發展的浪潮。最

近兩年以來，隨著內外部環境變化，繞貸款規模的現象明顯減少，但利用其來提高資本充足率、降低不良率以及拓展銀行資金運用范圍（如借道其他金融機構進入股市）等，成為新的發展方向。不管形式如何，分業監管體系下，不同監管主體對相似業務的監管標準不同，為監管套利類的創新提供了長期的動力，反過來講，這些業務的發展也削弱了微觀審慎監管的有效性。相當程度的風險沒有被合理考量并納入監管視野。

2.交叉金融產品在運作中存在的風險

（1）系統性風險。本質上說交叉（跨市場）風險是一種傳導風險。各種金融機構在追求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不斷突破分業經營限制而相互融合的過程中，由于加強了在資本、資金、產品等方面的聯系，很容易將某個市場或行業的風險傳導到其他市場和行業。這種風險的影響不僅僅局限在某一市場或行業中，而是通過股權控制、資金交易等紐帶，將單個行業、單個市場的風險滲透到金融市場的各個子市場。與傳統的金融風險，如信用風險、操作風險以及市場風險不同，對交叉業務風險的關注更多地在于其加速了上述這些金融風險外溢的速度，并擴大了金融風險外溢的范圍，這些都意味著系統性風險的上升。

（2）市場局部的泡沫和劇烈波動風險。跨市場業務消除了不同市場的分割，有助于提高資金的配置效率，但這也降低了某些金融市場（尤其是高風險的權益市場）的準入門檻。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交叉金融業務的過度發展，極有可能使巨額資金在局部市場上快速集聚，加劇其泡沫化程度，并形成巨大的危害。2015年我國股市的劇烈波動與跨市場資管產品的繁榮有著很大的關系。

（3）基礎資產風險和杠桿疊加可能引發的連鎖傳染風險。在交叉性金融產

品中為了規避監管政策的限制，基礎資產、交易模式、產品嵌套不斷創新，形成了較為復雜的風險傳遞鏈條，存在誘發連鎖性風險的可能。一方面，許多產品最終投資于房地產、政府融資平臺，以及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領域，當前信用風險壓力較為突出。另一方面，交叉性金融產品中大量運用了類資產證券化的技術，并通過合同安排創設了各種名目的資產“受益權”、“收益權”等，這些新型的權利缺乏完備的法律依據和司法判例支持，一旦發生風險將面臨權利主體利益難保障、資產懸空和處置困難等問題。而且產品嵌套層次越來越復雜，各參與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不明晰，風險發生后各方互相推諉責任的事件已屢見不鮮。

（4）“剛性兌付”導致的信用轉換風險。“剛性兌付”在銀行理財、信托產品等資產管理產品中普遍存在。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了吸引客戶，可能存在誤導性銷售，片面強調產品高收益，在投資運作中只能通過增加高風險資產配置、放大固定收益投資的杠桿倍數來提高產品收益率，還有通過“資金池”和“資產池”的組合運用，內部進行期限錯配、風險遞延、交叉補貼等方式來運作，導致風險積累。雖然資管產品都屬于表外業務，基本能夠實現單獨賬戶、獨立核算管理，但都缺乏必要的風險緩釋機制，產品到期兌付危機發生后，直接導致金融機構聲譽風險。金融機構為了維護聲譽，往往采取自有資金先行賠付等方式化解兌付風險，導致轉化為表內風險。

（5）監管不平衡導致政策套利風險。在分業監管格局下，由于監管政策導向與標準不統一，客觀上使得資產管理業務存在監管套利可能性，為交叉性金融產品創新提供了長期的動力。各資管機構所進行的業務交叉領域通常是監管相對薄弱的領域，交叉性金融產品可能會因為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欠缺而導致政策沖突。從微觀主體具體業務操作的每個環節看，可能都是合法合規，分別符合

不同監管部門的針對性監管要求，但相互交叉合作后，隱藏下了制度套利的空間和隱患。

（6）交叉金融產品風險仍主要集中于銀行體系。我國經濟增長模式仍以投資拉動為主，融資是當前金融服務的重點，特別是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仍在融資結構中占據絕對比重，資本市場等直接融資發展嚴重滯后。雖然市場中已經出現了以產業、銀行、保險等為核心的不同類型金融控股集團雛形，完成了各類金融平臺布局，但其業務仍更多圍繞公司客戶開展綜合化融資服務。以銀信理財合作為例，最初主要是出于銀行規避信貸規模和投向的限制，銀信合作政策收緊后，銀行依靠證券、基金子公司資管產品為通道的新交叉產品模式開始快速擴張。近兩年銀行與信托、基金、證券等合作的資管交叉性產品已經由規避信貸規模限制逐步轉向調整資產負債結構、降低不良率、拓展銀行資金運用領域等目標。但由于銀行是最終的資金和資產提供方，其他機構產品更多扮演通道角色，風險并未從銀行體系轉移。

四、防范和化解風險的一些建議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我國資產管理市場是順應金融市場改革而發展起來的，應以疏導為主。未來，資管市場仍處于高速成長階段，潛力巨大。交叉性金融產品作為金融資管的創新產品，由于產品的結構較為復雜，合同約定責任不清，加上規則不明，極容易形成監管套利，并且伴隨著跨市場、跨行業的風險傳遞，最終會對各參與機構的當前業務和未來發展產生共振影響。因此，加強資產管理領域交叉性金融產品的審慎監管尤為重要。應通過宏觀監管和微觀的管理、操作三個層面來防范和化解跨市場金融風險。

1．宏觀監管層面

（1）加強宏觀的審慎監管，提早做好經濟“灰犀牛”的預防措施。借鑒英美國家的監管體制改革，構建符合我國特色的金融安全體系。傳統中國金融監管的思路沿襲了西方金融的風險監管傳統，并沒有將競爭問題視作關注的重點。然而，隨著國際社會已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形成共識，而宏觀審慎管理中的集中度、規模、關聯度等指標都具備很強的競爭屬性，應與時俱進地將對“競爭”的監管納入監管層的法定職責，加緊建立中國的金融競爭性監管體系。

（2）加緊推動資管領域立法，規范資管基本法律關系，統一監管規則，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短期來說，強化金融監管部門監管協作，淡化分業監管思維。一是加強部門間的協調配合，確保行業間規則的一致性，避免金融機構利用監管政策不統一進行監管套利。二是強化部門間的交流協作，發揮金融監管聯席會議的作用。對重大創新業務和風險事項進行不定期溝通，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產生的監管真空。三是制定協同監管應急預案，建立系統性風險監測預警和防控機制，做好金融市場重大風險處置和危機處理的統一預案。

（3）圍繞“脫虛向實”，防止資金投資于房地產、政府融資平臺，以及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領域以及“三高一低”行業。加強“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的教育與監督。客觀、全面認識交叉金融產品，以疏堵結合的思路，建立創新業務備案、監測評估和叫停機制，按照“三個有利于”2的標準審視交叉金融產品創新。符合標準的，鼓勵支持；不符合標準的，及時叫停通報，防止風險積累和擴大。

（4）實行功能監管，建立統一高效的資管產品登記、信息披露、后臺監管、2 “三個有利于”：有利于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有利于降低金融風險、有利于保護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訴訟受理等信息平臺，規范統一資管產品開發設立的準入制度，強化信息披露，形成有效的市場化約束機制。從產品募集來源、投資方向等進行分類監管。

（5）推動銀行資產管理業務轉型。一是建立“柵欄”原則，要求交叉金融產品在管理主體、產品運作方面必須做到代客與自營相分離。二是繼續推動產品端的凈值化轉型，充分披露產品投向和風險信息，以透明、合理、公允的產品價格變動將風險傳遞給投資者。三是創造有益于交叉金融產品的監管環境。包括加快推進信貸資產流轉、促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嚴厲打擊監管套利等，通過市場化機制推進交叉金融產品正常發展。

（6）穿透式監管。不僅要穿透至底層基礎資產，也要穿透至資金提供方和使用方。此外，在通道疊加上還要穿透杠桿水平。

2．微觀管理層面

（1）風險融入。以我行為例：在制定交叉金融產品制度時，進行了風險管理的全流程融入，提出了風險準入、風險分類、風險應對的3個層面的8個規定動作。通過風險準入把住風險源頭，通過風險分類判斷風險狀況，通過風險應對消除風險隱患。嚴格對交易對手管理、產品研發管理、投資運作管理、銷售管理、交易集中度管理、客戶作適當性管理。區分風險職責，跨行業跨市場風險識別、計量、監測、控制和報告，資本計提、風險撥備等提出明確、嚴格的要求。

（2）提升研發能力和信息系統建設，加強新產品風險管理的“機控”水平,將風險管理融入流程的規定動作將逐步通過系統實現。

（3）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金融創新要確保風險創造主體的一致性，嚴禁向金融消費者轉嫁風險、藏匿風險、延滯風險，堅持透明、簡單和規范的原

則，加強信息披露和投資者教育，強化投訴處理和錄音錄像等保護措施。

（4）加強與監管層和行業協會間的溝通與協作。一方面，加強領會監管層的思路和要求，以“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來制定創新產品。另一方面，為監管提供全面、準確和及時的產品信息。最后，加強與行業協會間的互動協作，通過在協會間共享負面清單、基礎資產投向等數據，提高資管信息透明度。

3．微觀操作層面

（1）合規操作。加強員工新業務和新產品的學習，領會監管要求與制度要求，理解產品的適用范圍，避免出現操作上的失誤，降低操作風險。

（2）加強從業人員的廉潔建設，施行獎懲制度，建立產品漏洞匯報機制。鼓勵“獎善罰惡”，對知法范法、嚴重違紀人員應加大處罰力度，對于操作人員在創新產品運行過程中，發現并上報的問題和漏洞給予足夠重視并給予獎勵。

（3）做好投資者教育及分級篩選。一方面，在銷售銀行理財等產品時，應認真履行對投資者灌輸風險與收益掛鉤的投資教育，并保存好相關的錄像和原始記錄；另一方面，需嚴格做好投資者和投資產品的分級，避免出現交叉分級銷售，嚴禁出現誤導和將高風險產品銷售給低承受能力儲戶的現象。

4．其他建議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經濟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融入，國際金融機構間的競爭與合作不斷加深。跨市場交叉金融產品未來將不僅局限于國內的資本與市場，必將融入國際的資本與市場中。

一方面，需加強國家金融安全審查。2015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安全法》通過。雖然該法將金融安全納入其中，但是卻未提及金融安全審查。值得注意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草案）已出現國家安全審查。對此，中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業應未雨綢繆，盡快出臺國家金融安全審查制度規范，構建國家金融安全戰略防御體系。

另一方面，各主管部門與金融機構需提前做好相關產品與業務的調查、研究及風險測試，搭建好與國外資本與市場對接的風險防范體系；

參考文章：

[1] 英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趨勢與借鑒

來源：財新網；作者：李震 [2] 銀監會高層：加強跨行業、跨市場產品創新監管 來源：金融市場；作者：吳紅毓然 [3] 跨市場創新需高度關注交叉金融風險 來源：中證網；作者：曾剛 [4] 商業銀行交叉金融產品的風險防控 來源：金融時報；作者：沈國金 [5] 資管市場交叉性金融產品的發展與風險 來源：財新網；作者：王玉國 [6] 資管市場交叉性金融產品演進與發展 來源：華龍網；作者：王玉國、鄧陽 [7] 我國資產管理規模突破110萬億 行業發展前景可期來源：前瞻產業研究；作者：王輝 [8]《境內分行直營業務風險管理融入流程指導意見》 來源：建總函〔2017〕591號

第四篇：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

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

近年來，發生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機，造成全球性的經濟蕭條，給我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金融危機的發生主要是金融業存在的金融風險造成的。因此，在我國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非常必要。

一、金融風險的含義和基本特征

金融風險是指金融資本在經營與交易過程中預期收益的不確定性，即投資人預期收益與實際收益的偏差。金融風險的存在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危害巨大，它不但能使個別金融機構蒙受巨額損失，而且還可能破壞一個國家或地區，乃至世界經濟秩序的穩定，引發社會動蕩。對此，以前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巴林銀行倒閉，東南亞金融**等都作了充分演示。在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工程，但由于處在特定的轉型時期，新的機制遠未健全，法律規范尚不完善，加之長期計劃體制的影響根深蒂固，個別市場主體在利益驅動下利用市場監管和法律調控的疏漏，頻繁地進行違規操作，使中國金融業的風險隱患日漸凸現。

金融風險是以貨幣信用混亂為特征的風險，它不同于普通意義上的風險，具有一定的特征。正確地認識金融風險的特征，對于建立和完善金融風險的防范機制，加強金融風險的管理和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具體地說，金融風險最基本的特征主要有：

（一）客觀性

只要有金融活動存在，金融風險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存在。所謂無風險的金融活動在現實金融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二）隱蔽性

金融風險往往并非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才存在，金融活動本身的不確定性損失很可能因信用特點而一直為其表面所掩蓋著。這是由于：其一，因信用有借有還、存款此存彼取、貨款此還彼借，導致許多損失或不利因素為這種信用循環所掩蓋；其二，可能由通貨膨脹、借新還舊、貸款還息等形式來掩蓋銀行事實上的金融損失；第三，因銀行壟斷和政府干預或政府特權，使一些本已顯現的金融風險，被人為的行政壓抑所掩蓋。盡管隱蔽性可以在短暫時期內為金融機構提供一些緩沖和彌補的機會，但是它終究不是金融防范和控制的有效機制。

（三）擴散性

金融風險不同于其他風險的一個最顯著特征是，金融機構的風險損失或失敗，不僅影響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更突出的是導致眾多的儲蓄者和投資者的損失或失敗，從而引起社會的動蕩。這就是金融風險的擴散性。

（四）加速性

金融風險一旦爆發，它不同于其他風險爆發只在既定范圍內勻速變動，而是因風險失去信用基礎而加速變動。形成貸款循環困難和惡性循環。所以，一旦金融風險爆發，往往都伴隨著突發性、加速性，直到金融危機。充分認識金融風險加速性的特征，對于高度重視金融風險的社會危害性是非常必要的。

（五）可控性

盡管金融風險是客觀，但是金融風險是可控的。所謂金融風險的可控性，是指市場金融主體依一定的方法、制度可以對風險進行事前識別、預測，事中防范和事后的化解。正是因為金融風險是可控的，才使得建立健全現代金融制度具有現實意義。

二、對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風險的認識

近年來，國際金融市場**迭起，因違規進行金融衍生交易、資本運作效益低下、金融詐騙發生頻繁且高科技化跨國化等而引發的金融風險案令世人震驚。各種金融動蕩的后果已不再僅局限于某個金融機構或國家，而且呈鎖鏈式傳遞或擴散，危害波及周邊地區至整個經

濟區域。隨著世界金融貿易服務自由化的加快、金融創新工具的推陳出新而導致的傳統條件

下金融內控制度與監管制度的滯后，不能適應現代金融業飛速發展的需要的種種嚴重問題

性，已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金融風險防范已成為國際性的共同課題。

在中國，目前反映出來的潛在金融風險隱患除了違規操作衍生交易、資產效益低下、呆

帳壞帳率偏高、金融詐騙嚴重等國際共同的金融風險外，還具有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明顯特

點，如金融主體資格不健全、部分非銀行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偏低、金融機構設置布局不合理而引發的過度同業競爭、銀行信貸資金違規流入股市炒作、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偏

高等等。檢討中國現有金融風險隱患的成因，不外是體制的不健全與法制的不完備兩個方面，而這兩方面又是相互聯系與影響的。

（一）制度方面

中國的金融體制盡管已進行了歷史性的變革，并初步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金融市

場雛形，但這種雛形與完善的市場機制所需要的金融市場差距甚大，呈現出明顯的“過渡性”

特征。其一，中央銀行調控體系尚未健全。央行盡管已開始采用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間接

調控宏觀金融市場，但由于貨幣市場、利率市場、外匯市場等配套運作機制不健全，央行完

全依賴信貸、利率、匯率等金融杠桿進行間接宏觀調控的條件尚不具備。同時，國有商業銀

行雖然已向商業化方向轉變，但因長期實行的政策金融與商業金融的影響尚存，加之地方政

府干預嚴重，缺乏對經濟利益刺激的反應機制，以致短期內很難實行以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

風險管理為特征的商業銀行運作機制。在這種狀況下，商業銀行不可能將央行貨幣政策信號

有效地傳導至生產與流通領域，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央行的間接調控功能。第二，市場

運行機制與市場體系尚不完善。一方面是證券、信托、保險、期貨等市場已建立，使金融市

場呈現出資產多元化格局。另一方面，是市場運行機制缺乏完整的制度模式和架構，以至出

現了證券期貨市場違規行為不斷、信托業定位模糊、保險業非均衡發展及過度競爭等問題。

這些不正常現象若長期存在，必將對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均衡發展造成不良影響，使市場

融資方式趨向單一，并最終危及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金融法律規定方面

中國的金融法制建設起步甚晚，與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同步發展，同時具有“摸著石頭過

河”的特征，制度不健全、法律規范的缺位和金融監管體制的不完備在所難免。但從法律與

經濟發展的關系不難看出：金融體制的建立與完善必須有相應的制度與規范作后盾，金融市

場的有效運作則必須以秩序為前提。而無論是制度、規范，還是秩序，都是法制建設的基本

任務與目標，因此，金融法制的不健全可以說是形成中國金融市場風險隱患的更為主要的原

因。中國金融市場建設應以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監管為最終目標，這實質上也是市場

機制合理、有序運行的基本要求，要實現這一要求，必須規范金融市場主體行為，建立金融

市場秩序，協調金融關系，完善金融宏觀調控手段。而這些目標，只有在金融法制健全和完

善的前提下才能進行，這是由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法律的功能所決定的。

三、當前我國存在的金融風險隱患

（一）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

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于資本市場發展滯后，融資格局以銀行的直接融資為

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日常經營

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

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

（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

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信托

投資公司是由各級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業銀行的總行與分支行建立的規模較為龐大的一類

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運用額僅次于國家銀行與城市信用社。這類機構在發展中演化為“金

融百貨公司”，不但與商業銀行一樣從事存貸款與投資業務，也大量染指證券經營業務。與

此同時，隨著保險公司數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費收入的過程中，不乏隨意利用

保單圈套社會資金的較混亂現象。而由于法規制度和現實市場環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費

資金沒有適當正常的投資渠道，這其中的風險積累也值得重視。

（三）金融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隱含的風險

金融資源基本上是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的間接融資渠道和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渠道配置的。就我國目前間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機構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不夠，而非國有經濟已成為

我國經濟增長與促進就業的重要支撐。金融機構的絕大部分資金在效率相對低下的環境中運

行，如此信貸資金配置，不僅不符合經濟增長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風險也值得關注。

（四）監督機制不完善

我國一些銀行違規操作、過度投機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和金融領域內時有發生的大案要案的根本原因就是內部管理混亂，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外部監管不力，缺乏行業自律組織。

（五）經濟結構不合理

從發展經濟的角度看，東南亞國家出現的經濟結構等總是在我國也不同程度存在。改革

開放以來，我國家電、輕工、紡織、食品等行業曾得到迅速發展，但也帶來不少重復建設、重復引進、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這些行業便出現生產能力相對過剩、市

場容量相對縮小，從而出現經營困難、職工下崗或就業不充分等現象。另外，一些老工業基

地、軍工及老傳統行業，企業虧損嚴重，舊體制的包袱越背越重。同時，沿海地區部分“兩

頭在外”的外貿生產企業直接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制約，產生新的結構問題。這都構成潛在的金融風險因素。

四、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措施

目前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正在不斷深入，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已經實施資本項

目下的自由兌換只是有待時日，研究如何防范金融風險，使內外資如何更多、更有效、更健

康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有著重要的意義。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措施主要有：

（一）法制化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金融市場在整個市場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規范運作和穩健發展就顯得

更為重要。而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制經濟，依權利法定的法治原則。政府如何運用金融政策

進行宏觀調控需要法律授權，政府宏觀調控的權力、范圍、措施及效力均需法律明確規定；

金融市場主體的行為規則需要法律確認，金融市場秩序需要法律建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法制化是中國金融市場建設的必由之路，當然也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必由之

路。法律化、制度化的金融市場才能實現合理、有序、秩序運行的目標，也是由法律的特殊

功能所決定的。第一，法律是市場主體資格健全和行為規范化的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主體

是構成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健全的市場經濟必須有合格的市場主體，而合格的市場主體本

身又包含了主體資格健全和行為規范化兩層含義：一方面，法律規范明文規定金融市場主體的準入條件和標準，從而杜絕不健全主體及非法進入者對市場秩序的沖擊；另一方面，法律的規制、引導、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體行為的自發盲目性，使之真正成為具有自覺性、守法性和自律性的合格主體，成為自覺遵守市場“游戲規則”的理性“經紀人”。第二，法

律是合法市場行為的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主體間的經濟往來，普遍以契約方式完成。契約自

身的平等、誠信、等價有償等特點可以擔當維護交易安全的重擔。而作為法律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契約制度，不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確認，而且還能以法律強制力切實保障契約的履行。

第三，法律是金融市場適度競爭和有序運行的保障。競爭機制作為市場機制中資源配置的基

本方式，是價值規律作用的直接體現，是市場機制運行的前提基礎。但良性競爭與公平競爭的實現，無法依靠市場機制自身力量維系，只能依賴法律的強制力加以調整和保障。只有在通過法律機制確認的政黨的市場準入標準、準入主體、行為規則的條件下，公平交易、平等競爭才能切實得到保證。同時，市場秩序雖然是主體共同行為選擇的結果，但這種運行秩序的確立只有以信用規則和法律約束加以確認，才能真正為主體自覺遵守。

（二）加快企業與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理順銀企關系，活化銀行資產

現在最根本的還是應當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按《商業銀行法》規定，切實落實分業經營、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強化約束機制等改革措施；在對銀行信貸資產按風險標準分類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對不良資產存量進行重組與清理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理順銀企關系。經過改革至少能夠解除目前困擾銀企關系的信息約束問題，使銀行與產業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上具有競爭意識的企業實體，從資產營運效益出發，銀行努力尋找值得貸款的企業，企業也可自由選擇能夠給予貸款的銀行，在這種基于效益基礎上的相互尋求對象的過程中使信息暢通，以求信貸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三）加大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

對于問題較多的信托投資公司，在清理的基礎上堅決與各級政府部門脫鉤，杜絕經營資金的財政化；基于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金融機構問題關注較多，國際金融動蕩尚未平息，為了避免引起過大的波動及對信心的消極影響，對信托投資公司的清理應慎重，主要應按金融信托的應有原則積極進行改組，盡量實行平衡過渡。對于證券經營機構，應盡快建立健全有關證券業財務會計制度，完善有關會計賬戶體系結構，充分發揮商業銀行對證券投資清算資金的監督作用。

（四）提高銀行信貸政策與資本市場政策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首先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應以收益與風險的衡量為主要標準，擴大對發展前景較好的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建議隨著各家銀行“中小企業信貸部”的成立，真正將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列入各行的貸款計劃中，作為中央銀行起引導作用的“指導性貸款規模”中也應明確列出對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意見。其次是向非國有經濟開放證券融資市場，特別是對于進入基礎產業、高科技、制造業的非國有企業，允許并引導其根據現代股份制企業制度改制上市，進行股權融資，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持續發展的資本。與此同時，對于符合條件的非國有企業，也應允許按一定程序與要求發行債券融資，經過市場自律組織的審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業資本結構。

（五）在繼續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加強金融管理，增強風險防范能力

當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著全球化方向邁進，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順應歷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步發展的關鍵。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外資流入已不同于當初純粹工業資本的引進，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地以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等為內容的金融資本開始流入中國，這無論對保持海外工商資本持續投資我國并保障其穩定性，還是對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資本相比工商業資本的流入，附帶著更大的風險因素。因此，今后在繼續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業資本流入的同時，應當視經濟現實需要，加快金融監管標準與體制的建設，在總量控制的原則下，積極穩妥地吸引金融資本的流入，并重點從外匯管理制度與行業、企業準入的程度上予以嚴格監控。

（六）積極推進財政改革，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與風險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堅實可靠的基礎

就當前來說，應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并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

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

（七）在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過程中，優化股權結構，通過市場逐步明晰產權為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運行與發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礎，就必須減少由過分投機行為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可見，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應認清我國金融形勢，加強金融監管，防患于未然，以保障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

第五篇：防范化解四類金融風險

防范化解四類金融風險

所有金融機構都必須持牌經營，必須先證后照，不允許先照后證、事中事后補監管的情況存在。

黨的十九大和今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均要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為我國金融業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即金融發展要回歸本源、防范風險。

金融的本源，一是理財和融資；二是讓信用、杠桿、風險形成合理的平衡，沒有信用和杠桿就沒有金融，杠桿基于信用產生，杠桿過大就會產生風險；三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實業興則金融興，實業衰則金融亡。

目前，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主要風險有四點：一是宏觀上國民經濟的整體杠桿率；二是金融機構本身，如何在強監管中去杠桿；三是要素市場的去杠桿要求；四是金融創新的風險。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防范宏觀杠桿風險

首先，要注意宏觀杠桿方面的風險。

我國政府部門杠桿水平是GDP的46%，居民部門杠桿水平是GDP的44%，兩者總和90%，而企業杠桿率高達160%。

我國企業債務高，微觀層面上是因為產能過剩、庫存過剩、僵尸企業較多而引發了壞賬，導致債務周轉問題。宏觀層面，從債務存量看，70%的社會融資是債務，只有20%多的融資是股權，且企業債務越來越多。

我國企業尚缺資本的市場化補充機制。按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要建立企業資本的市場化補充機制。資本市場的發展不能主要靠債券市場，債券雖然是融資但仍是債權而非股權。

如果我國能充分發展股權融資市場、私募市場、公募市場等多層次資本市場，就可以把工商企業、非銀企業的債務降下來，把國民經濟的宏觀杠桿降下來，這樣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債務再增加幾個點也尚可。企業去庫存、去“僵尸”、增加利潤、優化產業結構都比較重要，但對降債務的作用有限，要害就在于補短板和優化結構。負面清單制嚴防金融機構風險

其次，要注意金融機構自身風險。

對于金融機構如何在強監管中去杠桿，最重要的是要確定三個原則：

一是所有金融機構都必須持牌經營，必須先證后照，不允許先照后證、事中事后補監管的情況存在。這就要求準入門檻要高、要規范，無牌照經營或有牌照但超出牌照功能的業務，都屬于非法經營。早年，重慶在落實國家工商總局有關“先照后證”改革之時，就明確要求三類企業，比如經營爆炸品和危險品的企業、公共服務企業以及金融機構等，必須先證后照。

二是獲得牌照后，業務范圍必須在其牌照明確的正面清單中，必須嚴格按此執行。

三是負面清單。工商登記、部門發照時，必須給每一種金融工具、金融牌照制定一個現階段的負面清單，即事中事后監管，且這一負面清單必須在牌照頒發的當天就必須明確。以小貸公司為例，負面清單就包括幾個不準：不準非法集資和吸收公眾存款，不準發放超出有關部門上限利率的貸款，不準開辦未經監管部門批準的任何業務，不準超范圍、超比例投資等。

對于擔保機構要給出多個方面的負面清單。比如，不能為產能過剩和受國家調控約束的企業做擔保；不能為資質差且不具備相應實體、有不良經營記錄的房產公司做擔保；不能為非合規從事互聯網經營的企業做擔保；不能為高利息貸款人或機構做擔保；不能為第三方關聯人做擔保；擔保不得超出上限等。

對私募基金的負面清單，資金來源方面應有四個限制：不搞高息攬存，不搞亂集資，不搞形股實債，不搞信托融資等通道業務。資金投向方面，應要求不投二手房、不炒外匯、不炒股票、不放高利貸。通過這些管理和限制手段，可使各個方面都比較安全。12條紅線嚴管要素市場風險

第三方面風險，來自要素市場。

目前，全國各地都有小、雜、散的各類要素市場，類似上世紀80年代的交易中心。交易所過多、過濫、高杠桿，各種非標化產品被標準化、碎片化，風險極大。

對交易所的監管，首先須得到“一行三會”批準，然后應執行12個不準：

一是嚴格管理，不得亂設分支機構、亂設網點；二是不得違規發展各類會員代理商，發展代理需要和有關方面溝通；三是不得違規發展投資者，包括亂集資、亂投資，嚴格管理市場交易體系；四是嚴格管理資本金，不得擅自轉讓和變更股權，不得抽逃留用資本金，不得以交易所的體系對外做擔保、抵押；五是嚴格管理自身業務，不得擅自變更交易品種和業務品種，不得開設網絡借貸中介公司；六是不得高息攬儲以及沒有固定對象的亂集資，違規建立資金池；七是不得開展期貨業務、高杠桿業務等；八是不得代客交易、代客理財、違規使用他人賬戶進行交易；九是不得虛假宣傳、誘騙客戶等；十是不得侵占挪用客戶資金，不得操縱市場價格；十一是不得虛設賬戶、虛擬資金進行虛假交易；十二是嚴格信息報送管理，杜絕刻意隱瞞重大風險等。

這些負面清單不是馬后炮，交易所成立時就應宣誓遵守，否則不論私營或公營的都必須接受處罰，避免后患。金融創新的智慧和風險

當前各種“金融創新”常使用的“武器”是六種：一是高息攬存；二是剛性兌付；三是資金池；四是資金錯配；五是通道，例如，18種金融牌照，?y、證、保，信托、保理、租賃、小貸等以及各種金融工具，只要是政府發牌的皆為通道，且可多通道疊加，但不能疊加過度；六是嵌套，合理的嵌套也是智慧，但如果把三五個嵌套在一起，最后底數都不清了，就會出現巨大的風險。

當橫坐標上有18種金融牌照，縱坐標上有6種工具，如果組合成一個信用較好、杠桿合理、風險可控的產品且得到了應用，那么就是智慧，就是真正的金融創新；如果產品底數不清、杠桿極高、風險極大，則最終將崩盤。

近期，銀監會在衍生產品、銀行理財、影子銀行等領域對“三套利”、“四不當”等發布了文件，相關政策符合負面清單原則。“一行三會”不久前也對資管業務形成了非常具體的負面清單，非常及時。相信在“一行三會”和各地方政府的努力下，我國金融業強監管、防風險、去杠桿定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