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酒店業30年的回眸和思考

中國酒店業30年的回眸和思考

中國酒店業30年發展歷史表明，中國酒店業總體發展狀況受供求關系影響是主因，各地酒店業經營狀況同樣受供求關系影響而表現不一。因此，控制供求關系是中國酒店業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

當前，大家都在關心中國酒店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本文旨在從1984年至2013年的中國酒店業30年的歷史中來區分不同的發展階段，尋找某些規律性的線索。中國酒店業30年的發展歷史表明，供求關系是制約酒店業健康發展的主因。

中國酒店業的發展是不容易的，2012年與2000年比較，酒店數上升188.54%、客房數上升251.76%、床位數上升233.87%，營業收入上升281.84%，凈利潤從虧損26.43億元到盈利50.46億元。

和任何事物發展的規律一樣，中國酒店業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全國星級酒店歷年凈利潤分別為1990年4億元，1997年7億元，1998年至2004年連續虧損，1998、1999、2000年三年虧損額分別為32億元、57億元和20億元，2005年利潤10億元，2006年33億元，2007年55億元，2008年32億元，2009年虧損12億元，2010年11781家50.70億元，2011年11676家61.43億元，2012年11367家50.46億元。

一、中國酒店投資和管理的起步(1984年至1997年的14年)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指示，國營飯店也應按照北京建國飯店的科學辦法管理。國家旅游局在認真總結該飯店經營管理辦法的基礎上，在全國分兩批選定102家飯店進行試點。試點的主要內容是：第一，推行總經理負責制及部門經理逐步負責制;第二，推行崗位責任制，抓好職工培訓;第三，推廣嚴格獎懲制度，打破“大鍋飯”和“鐵飯碗”調動員工積極性，保證服務質量穩步提高;第四，推行充分利用經濟手段，開展多種經營，增收節支，提高經濟效益的辦法。1985年，國家提出了發展旅游服務基礎設施，實行國家、地方、部門、集體和個體一起上的方針，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從而使飯店業發展勢頭蓬勃高漲。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提出旅游基礎建設采取“國家、地方、部門、集體、個人一起上，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資一起上”的方針，并決定在“七五”時期直接由國家旅游局安排旅游基建投資25億元，平均每年5億元，用于加強旅游基礎設施建設。

1984年4月，國家旅游局在全國逐步推廣學習建國飯店。1984年7月25日，國務院批轉國家旅游局推廣北京建國飯店經營管理方法有關事項的請示，選擇了北京友誼賓館、廣東白天鵝賓館、南京金陵飯店等50家飯店作為學習建國飯店的單位，并享受相應的支持政策。以后又發展到110家。學“建國”的實質是引進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和企業化運作機制。這為中國飯店業現代化、科學化發展起到極大推動使用。1984年底，我國旅游涉外飯店數量達到505家，客房76944間，初步緩解了飯店供不應求的矛盾。當年，上海錦江集團、東湖集團、華亭集團、新亞集團設立。1985年，中國飯店數量達505座，客房7.7萬間，比1980年是5年翻一番。

國家對發展酒店業給予很大的期望和扶持。1986年，中央領導提出要建立我國的飯店集團。1986年11月17日，國務院印發《關于使用國際商業貸款自建旅游飯店有關問題的通知》 1986年11月17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使用國際商業貸款自建旅游飯店有關問題的通知》。1987年全國旅游工作會議指出，“七五”時期，中國飯店業要實現集團化、系列化經營，要成立類似國外的假日等飯店集團公司，采取由幾個“龍頭”帶動“龍尾”的辦法，把全國飯店組織起來。此后，聯誼飯店集團、華龍飯店集團和友誼飯店集團相繼成立。1988年4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旅游局關于建立飯店管理公司及有關政策問題請示的通知》(國辦發[1988]17號)，其中明確規定：中國的飯店管理公司在原則上享受外國飯店集團在中國享受的同等待遇(如：稅收減免政策，進口指標優惠，經營自主權，信貸資金支持等)。1988年8月22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涉外飯店星級標準和評定星級的規定》，是我國飯店業第一個行業規范，是一個完全和國際接軌的標準，也是中國批準較早的一個行業性國家標準。旅游飯店的星級評定工作從些迅速在全國全面展開。1989年5月25日，國家旅游局公布第一批22家星級飯店名單。1990年，中國國家旅游局評出首批3家五星級飯店。

1997年底，我國共有旅游涉外飯店5201家，客房701736間，與1980年203家涉外飯店、3.2萬間客房相比，分別增長24.6倍和20.9倍;其中，星級飯店總量達到2724家。全國5201 家涉外飯店的營業收入812億元，全國飯店利潤總額為8.14億人民幣，96家500間以上客房的飯店利潤為31.9億人民幣，平均每間客房贏利2.3萬元，其他5105家飯店虧損307億元。大飯店的營業收入每間客房平均為19.6萬元，中小飯店為5.8萬元。

二、調節供求關系失衡(1998年至2004年的7年)

1998年后，受亞洲金融危機、洪澇災害、國際恐怖事件、非典型性肺炎和禽流感等天災人禍影響，中國飯店業連續7年出現了全行業虧損，其中1998年、1999年、2000年三年虧損額分別為32億元、57億元和20億元，從供求關系考察，1996年到1998年，全國飯店總共增加7萬間客房，增長56.25%，而供求關系的另一方的客人增長率為32.9%。

國務院在1988年就發布《樓堂館所建設暫行條例》(101號文件)，把旅游飯店列入高檔房地產類型進行嚴格控制。1991年5月29日，國家旅游局、國家物價局共同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旅游涉外飯店星級的規定》。同日，聯合發出《關于旅游涉外客房租價實行最低限價的通知》，國家旅游局發布有關旅游涉外飯店對客人服務的基本標準。

1992年到1998年，中國飯店業進入投資高峰。1987年我國旅游飯店國有投資占80%，1997年下降到64%。1993年至1998年,全國飯店平均出租率逐年下降，利潤率表現同樣的趨勢。1996年飯店行業的平均出租率是68%，大體上達到了90年代的高峰，飯店的收入利潤率是12%。1996年開始，出租率是一年兩個百分點往下跌。1978年至1998年，我國涉外飯店的數量從203家(3.2萬間客房)增加到5782家，20年間飯店數量增長了27.5倍。1993年到1998年，中國飯店的總量翻番，從2552家增加到5782家;客房從38.6萬間增加到76.48萬間，而同期入境人數僅增加了52.9%。

三、中國酒店業的起飛(2005年至2008年的4年)

中國酒店業與中國經濟同步發展，中國酒店業利潤分別為2005年10億元，2006年33億元，2007年55億元，2008年32億元。

2005年，全國星級飯店實現利潤。旅游星級飯店中，國有的共5528家，占全部總數的46.74%，國有的飯店房間62.67萬間，占總數的47.05%。2005年末，全國共有高等旅游院校及開設旅游系(專業)的普通高等院校所693所，比上年增加119所，在校生30.84萬人，比上年增加3.37萬人;中等職業學校643所，比上年減少96所，在校學生25.81萬人，比上年減少4.58萬人。兩項合計，旅游院校總數1336所，在校學生為56.65萬人。2005年末，全行業在職人員培訓總量達267.18萬人次，比上年增加22.33萬人次，增長9.1%。1978年至2006年，我國GDP年均增幅9.6%，2006年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三位，實際利用外資居世界第二位。2006年，全國星級飯店實現利潤33億元人民幣。2006年底全國星級飯店13378家，同比增長11.26%，比2005年增加了1350多家，其中五星級298家，四星級1400家，三星級4993家，二星級6027家，一星級660家。2000年到2006年，全國星級飯店的客房數量從594700間增長至1459800間左右，年均增長率為7.7%。

2007年3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2008年3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以“國辦發〔2008〕11號”發出《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落實《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07〕7號)提出的政策措施。

2007年底中國旅游飯店數量達到14327家，其中五星級361家，四星級1631家，飯店客房數達到160萬間，其中五星級飯店數量增長明顯;2007年新評定五星級飯店65家，比2006年增長30家，同比增長幅度超過20%。在五星級之上增設白金五星級，北京中國大飯店、上海波特曼麗嘉飯店、廣州花園飯店三家飯店2007年8月被正式批準為白金五星級飯店。2007年底國有飯店已經下降到42.7%。私人投資的飯店由1996年的60家上升到2007年的2309家。2000到2007年，中國星級飯店數量年均增長率為12.8%。

2008年開業的飯店約有331家。2006年至2008年星級飯店數量平均年增長率為8.3%，一星級飯店數量年均增幅1.3%，五星級飯店數量平均年增長率16.6%。2008年底我國住宿機構超過30萬家(2006年為28.75萬家)，2008年底星級飯店共16528家，2008年星級飯店平均出租率在60%到65%之間，2008年底在建飯店1700家。

四、中國各地酒店業經營受供求關系影響表現分化(2009年至2013年的5年)

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影響全球經濟。2009年，中國酒店業虧損12億元。2010年，全國11781家星級酒店利潤50.70億元;2011年，全國11676家星級酒店利潤61.43億元;2012年，全國11367家星級酒店利潤50.46億元。

全國五星級酒店規模2000年117家4.52萬間客房、2001年129家5.03萬間客房、2002年175家6.49萬間客房、2003年198家6.96萬間客房、2004年242家8.74萬間客房、2005年281家10.65萬間客房、2006年302家11.52萬間客房、2007年369家13.73萬間客房、2008年432家15.69萬間客房、2009年506家18.11萬間客房、2010年595家21.81萬間客房、2011年615家21.76萬間客房、2012年640家25.20萬間客房。

全國酒店業利潤總額2010年50.70億元，其中五星級60.18億元、四星級1.90億元、三星級-11.86億元、二星級0.38億元、一星級0.10億元，不計虧損的三星級為62.56億元;2011年61.43億元，其中五星級64.83億元、四星級2.09億元、三星級-6.13億元、二星級0.54億元、一星級0.11億元，不計虧損的三星級為67.56億元;2012年50.46億元，其中五星級54.78億元、四星級2.24億元、三星級-7.03億元、二星級0.36億元、一星級0.11億元，不計虧損的三星級為57.49億元。

2010年全國549家五星平均凈利潤1100.242萬元、平均毛利率52.06%、平均凈利潤率

9.59%，2034家四星平均凈利潤9.475萬元、平均毛利率42.36%、平均凈利潤率0.26，5550家三星平均凈利潤-22.036萬元、平均毛利率49.33%、平均凈利潤率-1.94%，3833家二星平均凈利潤1.032萬元、平均毛利率30.29%、平均凈利潤率0.25%，235家一星平均凈利潤

4.823萬元、平均毛利率29.43%、平均凈利潤率2.72%。

2011年全國615家五星平均凈利潤1054.146萬元、平均凈利潤率8.87%，2148家四星平均凈利潤9.730萬元、平均凈利潤率0.27%，5473家三星平均凈利潤-11.200萬元、平均凈利潤率-9.31%，3276家二星平均凈利潤1.648萬元、平均凈利潤率0.40%，164家一星平均凈利潤6.707萬元、平均凈利潤率3.63%。

2012年全國640家五星平均凈利潤855.94萬元、平均凈利潤率7.11%;2186家四星平均凈利潤10.25萬元、平均凈利潤率0.27%;5379家三星平均凈利潤-13.07萬元、平均凈利潤率-1.02%;3020家二星平均凈利潤1.19萬元、平均凈利潤率0.26%;142家一星平均凈利潤7.75萬元、平均凈利潤率3.73%。

2012年中國內地31個省市中，星級酒店盈利省市18個共盈利74.22億元、虧損省市13個共虧損23.76億元，二者相抵為全國盈利50.46億元。其中北京、上海、海南、廣東4省市盈利50.47億元。2012年底五星級酒店全國654家中，北京(62家)、廣東(98家)、海南(21家)、上海(53家)共234家，占全國的35.78%。

2013年全國758家五星級酒店分別分布華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124家、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33家、華東(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305家、中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195家、西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67家、西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34家。

中國酒店業景氣度2011年以來的12個季度5升7降。2011年一季度上升4.50%，二季度下降0.88%，三季度上升2.32%，四季度下降0.40%;2012年一季度上升4.41%，二季度上升5.21%，三季度上升2.32%，四季度下降4.62%;2013年一季度下降13.44%，二季度下降

8.84%，三季度下降8.49%，四季度下降5.28%。

結論：中國酒店業30年發展歷史表明，中國酒店業總體發展狀況受供求關系影響是主因，各地酒店業經營狀況同樣受供求關系影響而表現不一。因此，控制供求關系是中國酒店業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

第二篇：2012年中國保險業回眸與思考

2012年中國保險業回眸與思考（上）

2013年01月08日19:32 來源：中國保險報·中保網

□鄭偉

2012年，中國保險業的改革、發展和創新繼續穩步推進，不乏諸多可圈可點之作。這其中，既有“對保險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政策法規出臺，又有“關乎保險業長遠發展的重要制度探索”的啟動部署，還有一系列的保險監管新政陸續發布。

首先，2012年，有兩部對保險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政策法規，一是國家發改委、衛生部、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民政部和保監會等六部委2012年8月發布的《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二是國務院2012年11月發布、2013年3月1日施行的《農業保險條例》。

大病保險。2012年8月，國家發改委等六部委聯合發文，決定在全國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其核心之一是“采取向商業保險機構購買大病保險的方式”，這是醫改領域的一大重要突破，符合國際主流趨勢，保險業也因此迎來了一個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國家醫改戰略的新機遇。

雖然世界各國的醫改方案千差萬別，但在醫療保障改革領域有一條可資借鑒的共同經驗，即“公私合作”是解決改革難題的一劑良方。“公私合作”在本質上反映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處理問題，不僅體現在“基本”與“非基本”的關系上，而且體現為即使在“基本”層面，政府也應建立“購買服務”的機制。要逐步做到“凡適合面向市場購買的基本公共服務，都采取購買服務的方式；不適合或不具備條件購買服務的，再由政府直接提供”。

當然，大病保險也有“前車之鑒”。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指導意見要求“要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則”，這個“保本微利”使人聯想起交強險的“不盈不虧”，二者有諸多相似之處。如果制度準備不充分、執行不力，那么社會公眾對于交強險的質疑和爭議，也很有可能再次發生在大病保險領域。如何避免重蹈交強險的覆轍，如何抓住第二次“全面深度參與社會管理”的機會，重建保險業的社會公信力？ 面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對保險業的要求，面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對保險業的需求，保險業，你準備好了嗎？

農業保險。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自2004年至2012年，連續9個“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問題，其中多次提到農業保險。《農業法》說“國家建立和完善農業保險制度”，《保險法》說“國家支持發展為農業生產服務的保險事業，農業保險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這一“另行規定”苦等多年，2012年終于迎來破繭，國務院發布了《農業保險條例》。

近幾年，我國農業保險發展迅速，業務規模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農業保險市場。農業保險之所以發展迅速，一個重要原因是財政支持。2007年至2011年，中央財政累計給予農業保險費補貼達264億元，各級財政對主要農作物的保險費補貼合計占應收保險費的比例達80%。各級財政之所以大力支持農業保險發展，是因為農業保險已經成為國家支農惠農政策的重要組成，受到廣大農戶的普遍歡迎。認清這之間的邏輯關系，就不難理解《農業保險條例》的“胡蘿卜加大棒”的用意了。

“胡蘿卜”是一系列的支持表態和舉措，講國家怎么支持發展農業保險，包括保費財政補貼、財政支持的大災風險分散機制、稅收優惠、信貸支持等。“大棒”是若干約束措施，目的是保證“支農惠農”落到實處，強調的是農業保險合同和農業保險業務經營應當遵循什么樣的規則，以及如何防范農業保險經營風險等問題。

其次，2012年有兩個關乎保險業長遠發展的重要制度探索：一是正式啟動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建設；二是廣泛部署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

“償二代”建設。“償二代”是“中國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的簡稱，它是相對于“償一代”（“償一代”于2003年啟動，至2007年底基本搭建成型）而言的。“償二代”以中國保監會2012年3月發布《中國第二代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體系建設規劃》為標志正式啟動，計劃用3至5年時間建成。

不同于銀行業，保險業沒有統一的國際“巴塞爾協議”。關于保險償付能力監管制度，目前國際上比較主流的模式有兩套：一套是歐盟的保險償付能力監管制度（即現行Solvency I和計劃實施的Solvency II），另一套是美國的風險資本制度（RBC和償付能力現代化工程）。美歐之間的分歧較大，在短期內全球統一的保險償付能力監管制度難以形成。

中國怎么辦？從宏觀的角度看，一是充分借鑒美歐等國際主流模式的經驗；二是始終立足中國國情。從微觀的角度看，一是“償付能力要求”與風險匹配，既不能低了，也不要高了；二是“償付能力評估方法”與監管水平相適應，既不能“簡單一刀切”（比如僅根據保費或賠付規模來確定最低資本要求），也不要太復雜了（比如搞什么“內部模型”）。

償付能力監管是保險監管的核心，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對于“償二代”，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稱之為“一項激動人心的事業”“可以載入保險業史冊的系統工程”，此番評價，并不為過。

消費者權益保護。2012年，一系列動作圍繞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展開——重點解決車險理賠難和壽險銷售誤導問題，保險消費者教育官方微博上線，“12378”保險消費者維權投訴熱線開通，聘任首批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社會監督員。監管機構對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對于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除了一些日常工作之外，還需要在“產品監管”和“制度設計”方面深入思考，挖掘侵害消費者權益的深層原因，探索保護消費者權益的長效機制。

一方面，“產品監管”是基礎。如果產品本身很好，確實“想消費者所想，急消費者所急，辦消費者所需”，那么即使銷售環節有瑕疵，也不會造成太大問題。而如果產品本身不好，那么不誤導怎么銷售得出去呢？進一步的，如果經由監管機構審批或備案的保險產品，事后被證明存在嚴重缺陷，那么監管機構是否也難辭其咎呢？

另一方面，“制度設計”是關鍵。有些制度雖然是行業慣例，但依然可以探討，保險業不應以所謂“行業慣例”來對抗消費者的“合理期待”。比如，壽險退保，消費者期待可獲返“未到期保費”，但實際所得到的“現金價值”往往嚴重低于“未到期保費”。這樣的制度是否合理，難道不值得商榷嗎？

（未完·待續）

2012年中國保險業回眸與思考（下）

2013年01月15日12:23 來源：中國保險報·中保網

(1)

鄭偉

本文上篇（2013年1月8日，《中國保險報》）討論了2012年兩部“對保險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政策法規和兩個“關乎保險業長遠發展的重要制度探索”，本篇繼續討論2012年的若干“保險監管新政”。在筆者看來，2012年保險監管新政至少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保險投資新政出爐；（2）交強險對外資開放；（3）加強商業車險管理；（4）治理壽險銷售誤導；（5）反保險欺詐。

新政之一：保險投資新政出爐。

提起2012年的保險新政，很多人首先可能就會想到“保險投資新政”。自2012年7月以來，中國保監會已經陸續發布了《保險資金投資債券暫行辦法》、《保險資金委托投資管理暫行辦法》、《關于保險資金投資股權和不動產有關問題的通知》、《保險資產配置管理暫行辦法》、《關于保險資金投資有關金融產品的通知》、《基礎設施債權投資計劃管理暫行規定》、《保險資金境外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保險資金參與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暫行辦法》、《保險資金參與股指期貨交易規定》等9項規范性文件，后續還將發布其余幾項，預計共約13項投資新政出爐。

怎么看待這些保險投資新政？有媒體報道說，“業內人士認為，13項保險投資新政幾乎已囊括保險業所有能預期的投資工具，一旦全部放開之后，對于保險資金的投資運用將是重大利好。”

對此，我們應當辯證地理解保險投資新政對保險公司的影響，可能未必全是“重大利好”。這些影響至少包括這么幾個方面：其一，保險公司投資運作空間進一步增大；其二，資產配置管理在保險投資中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其三，更加考驗保險公司的投資能力；其四，保險投資風險增大，保險公司的投資風險管理更加重要。

新政之二：交強險對外資開放。

2012年2月，中美雙方發布《關于加強中美經濟關系的聯合情況說明》，宣布中國將對外資保險公司開放交強險經營。2012年5月1日，修訂后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開始施行，允許外資保險公司經營交強險業務。

車險在我國財產險業務中占約70%，此前不允許外資保險公司經營交強險，意味著他們基本與車險無緣，因為大部分消費者都選擇在一家保險公司同時購買交強險和商業車險。正因如此，外資保險公司對此怨聲載道。此次開放交強險，合理回應了外資保險公司的訴求。

我們在2011年12月出版的《入世十年與中國保險業對外開放》一書中呼吁交強險對外資開放，并且提出“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一項保險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只要有利于保險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有利于提高中國保險業的國際競爭力，有利于改善保險消費者的福利，我們就應當支持。”交強險對外資開放，符合這“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我們不必過于計較局部的一時得失，而應當關注全局，關注實質，關注長遠。

新政之三：加強商業車險管理。

2012年3月，中國保監會發布《關于加強機動車輛商業保險條款費率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進一步完善商業車險條款費率管理制度，明確了監管機構、行業協會和保險公司的定位，逐步建立市場化導向的條款費率形成機制。

《通知》的亮點之一是強調了對車險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比如，強調保險公司提示說明義務，規范商業車險免責條款，重點解決車險理賠難問題，回應社會熱點關切。提起商業車險的理賠難和熱點關切，我們自然會聯想起2011年鬧得沸沸揚揚的“高保低賠”和“無責不賠”問題。2012年的《通知》積極回應了這一社會關注的焦點，比如，明確了保險金額的確定方式，即保險公司和投保人應當按照市場公允價值協商確定被保險機動車的實際價值，保險公司應當與投保人協商約定保險金額。再如，《通知》還規定，因第三者對被保險機動車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公司不得通過放棄代位求償權的方式拒絕履行保險責任。

當然，制度好不好，關鍵在落實。《通知》發了，保險行業協會的《機動車輛商業保險示范條款》也發了，接下來，就看保險公司的作為以及相應的監管行動了。

新政之四：治理壽險銷售誤導。

“治理壽險銷售誤導”的重要性當然不言而喻——因為它“深受社會各界詬病，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在2012年1月的全國保險監管工作會議上，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提出，“監管機構要下決心、動真格、出重拳，打一場整頓治理的攻堅戰”。

治理壽險銷售誤導作為2012年保險監管的三項重點工作之一，應當說，在制度建設層面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2012年8月至12月，中國保監會每月發布一個有關治理壽險銷售誤導的文件——8月，《關于在銀郵代理機構購買人身保險產品有關注意事項的公告》；9月，《人身保險銷售誤導行為認定指引》；10月，《人身保險公司銷售誤導責任追究指導意見》；11月，《人身保險業綜合治理銷售誤導評價辦法（試行）》；12月，《關于做好人身保險業綜合治理銷售誤導評價工作的通知》。

然而，這些政策的最終效果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中國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在2012年3月的“綜合治理銷售誤導工作會議”上談到，“最近我們也在反思，監管部門對銷售誤導問題的治理沒少花力氣，幾乎可以說是年年抓，年年查，年年罰，為什么問題仍然存在，且屢查屢犯，甚至在有些方面愈演愈烈。”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入反思。

新政之五：反保險欺詐。

2012年8月，中國保監會發布了《關于加強反保險欺詐工作的指導意見》，其指導思想是“以保護保險消費者合法權益為目的，以防范化解保險欺詐風險為目標，以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聯動機制為保障，組織動員各方力量，懲防結合，標本兼治，著力構建預防和處置保險欺詐行為的長效機制”。

保險欺詐一直是保險業發展中的一個難以完全根除的“毒瘤”。古今中外，幾乎是“凡有保險處，皆有保險欺詐”。有人估計，目前我國因保險欺詐產生的保險金支出占保險公司全部保險金支出的15%-20%，這自然會間接推高保險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損害保險公司和保險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根據《指導意見》，保險欺詐是指利用或假借保險合同謀取不法利益的行為，主要包括涉嫌保險金詐騙類、非法經營類和保險合同詐騙類等。在這幾類保險欺詐中，保險金詐騙類欺詐行為的“度”最難把握，究竟是“疑罪從無”還是“疑罪從有”呢？如果疑罪從無，把握松了，可能給違法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間接損害無辜消費者的權益；如果疑罪從有，把握嚴了，則容易給人造成理賠難的感覺，也會損害無辜消費者的權益。這個“度”的平衡，需要保險公司既科學又藝術地把握。

(責任編輯：陳大偉)

第三篇：回眸中國五年計劃

回眸中國五年計劃

“一五”（1953～1957）：工業增速 超英趕美

“一五”計劃的制定歷時5年，數易其稿。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一五”計劃。頒布時計劃涵蓋的時間已經過半。其確定的一項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大型建設項目（以下簡稱“156項”）為中心、由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

至1957年，“一五”計劃超額完成了規定的任務。

在“一五”計劃執行過程中，曾出現過兩次經濟建設的“冒進”，但都得到及時糾正。

工業化奠基之役

【決策回眸】

“當時，松花江北岸地區幾乎是一片荒蕪的原野，沒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運輸車輛經常拋錨；松花江像天然的‘封鎖線’，隔斷南北兩岸，許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擺渡小船。同時，又缺乏建設經驗，缺少施工工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各路建設大軍開進了施工現場，艱苦奮斗，排除困難，保證了建設的順利進行。”吉林化工區的一名老職工回憶說。

吉林化工區是我國“一五”期間建設起來的第一個化工生產基地，包括“156項”中的3個化學工業項目。

1952年7月，“一五”計劃第一草稿完成。按照陳云的話說，該計劃的要點是“在今后5年中要辦些什么新的工廠”。同年8月，周恩來、陳云等率領政府代表團赴蘇，隨身攜帶的就是該草案。斯大林看后表示，中國應該降低5年中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以免計劃太滿，沒有回旋余地。“一五”計劃洋洋十余萬言，但其核心是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建設項目。這些項目遍布國防工業、機械工業、電子工業、化學工業和能源工業等各個方面，搭起了我國整個工業化的骨架，因此國人也稱之為“工業化奠基之役”。

雖然這156個項目，在“一五”期間投入施工的只有146項，另有4項推遲施工，還有6項最終沒有從圖紙變現實，但這仍是中國近代以來規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業化時期，大多數工程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設計劃。

從“156項”（實際為150項）的產業結構看，當時主要出于以下三種考慮：一是針對朝鮮戰爭爆發后的國際形勢和中國國防工業極端薄弱的情況，將國家安全放在緊迫的地位加以考慮；二是舊中國重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已經成為工業化中的瓶頸部門；三是既考慮到利用原來的工業基礎，又考慮到備戰和改善過去地區布局不平衡。

其中之一的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化汽車制造廠。1953年7月15日，工程破土動工，建設者經過3年奮斗，終讓一座宏偉的汽車廠矗立在長春大地上。1956年7月12日，從總裝配線上開出了國產第一輛“解放”牌汽車，就此結束了中國不能制造汽車的歷史。

鋼鐵是大工業的基礎。根據“一五”計劃，我國不僅要擴建當時最大的鋼鐵基地鞍山鋼鐵公司（以下簡稱鞍鋼），還將興建兩個新的鋼鐵基地，即武漢鋼鐵公司和包頭鋼鐵公司。而鞍鋼的建設又是“一五”計劃鋼鐵建設的中心。為此中共中央發出了“支援鞍鋼”的號召，全國共有55個城市、199個企業從人力、物資、設備等各方面支援了鞍鋼建設。1953年12月26日，鞍鋼的三大工程―――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七號煉鐵爐舉行建成投產典禮，并向中共中央報捷，毛澤東親自復信祝賀。本報記者董偉整理

【數字】

921

在施工的1萬多個建設單位中，限額以上的有921個，它們在很長時期內都是我國現代化工業的骨干，其中有許多是我國過去沒有的新工業，如飛機、汽車、發電設備等等。

三年半

據一機部調查，“一五”時期的大中型項目，建成后平均3年半就能收回投資。同期日本是3年，美國是4年，蘇聯是5年。

18％

“一五”期間，工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8％（計劃規定為14．7％）。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語錄】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球籍！

―――毛澤東（1956年8月）

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一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

―――周恩來（1956年2月）

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評說】

“一五”計劃的成績是巨大的，是1953年至1980年的5個五年計劃中增長最快、效益最好的時期。它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并為我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這一點，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其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評價甚高：“從經濟增長的數字看，‘一五’計劃相當成功。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8．9％（按不變價格計算）??第一個五年計劃具有決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50年代大多數新獨立的、人均年增長率為2．5％左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經驗也是成功的。”

但是，這個成就是有代價的：因為追求高速度和增加工業投入，使我國的供求關系由原來市場機制參與調節的基本平衡，轉變為由國家按計劃實行資源配置的“短缺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是適應上述這種轉變要求的變革，只是這種變革要求過急、轉變過快、形式過于單

一、工作過于粗糙。1957年曾經有所調整，但很快就被后來的“大躍進”所沖掉了

二五”（1958～1962）：大躍進 大倒退

“二五”計劃大起大落，歷程曲折。“二五”計劃作為黨中央的建議，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此后，由于指導方針的變化，各的計劃數字不斷大幅調整變化，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正式文件始終未能頒布。

由于實施過程中的巨大波動，“二五”實際上分成兩個階段：1958年～1960年為“大躍進”階段；1961年～1962年進入調整時期。

1958年的“大躍進”，是作為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之后要出現“經濟建設高潮”提出來的，形成了一場包含著層層高壓和層層虛報的政治運動。這段時期是我國經濟波動幅度最大的時期，工業產值增長速度最高時達54．8％，最低時至－38．2％。1960年非但沒有“躍進”，反而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負增長最嚴重、困難最大、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年。

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到1962年年底，“二五”計劃實際執行結果與原來提出的八大建議相比，除原煤、原油、發電量達到規定指標外，鋼、水泥、糧食、棉花等都未達到；糧食、棉花的產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從三本賬到一本賬

【決策回眸】

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這些風風火火的運動就發生在“二五”期間。回顧這段歲月，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柳隨年曾提到過兩個小故事。

1958年秋，國家計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產主義規劃，問老農一畝能產多少糧食，老農兩次都不吭聲；問到第三次的時候才用嘴指著牌子上的800斤；又問能產800斤嗎？他說，包括秸稈在內。

1959年1月，國家計委和農業部幫徐水辦了個用白薯生產酒精的工廠，可那時，連人吃的白薯都已經沒有了。

不但農業生產如此，當時轟轟烈烈的大煉鋼鐵運動也是如此。柳隨年回憶，大煉鋼鐵運動中，連計委的干部都把鐵絲網剪成一段一段去煉鐵，煉出幾塊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

柳隨年認為，其實在1958年下半年，許多跡象就表明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已經失調。但那時人們不敢反映，怕被說成在潑冷水。

這種怕說潑冷水的“大躍進”，來源于1958年1月毛澤東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以下簡稱《六十條》）。《六十條》要求生產計劃作三本賬。這其中，中央要做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對外公布；第二本則是期成的計劃，不對外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賬也是期成的。

從指標來看，地方的第二本賬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賬，中央的第二本賬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賬。也就是說，從中央到地方，生產計劃層層加碼。“中央帶頭搞兩本賬，各級就都搞自己的兩本賬。下到基層，一個指標就有六七種賬了。不管工業、農業還是其他行業，大躍進的各種指標，大都是通過編兩本賬的方法，層層拔高的。”薄一波認為，這三本賬的制度，是造成大躍進中生產計劃層層加碼、追求高指標的一個重要因素。

僅有三本賬還不夠，《六十條》還要求計劃實施采取“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的辦法。評比采取同級競賽的方式，年終評比以第二本賬為標準。評比不僅比經濟、比生產、比技術，還要比政治，就是比領導藝術，看誰領導得更好。“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在1958年2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很多省、市、自治區紛紛表決心，要用五六七年時間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規定的12年內完成的任務。

高指標、高積累、高估產、高征購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災難。錯誤的計劃，加上從1959年起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得農業生產急劇減產。1960年夏季，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糧食供應緊張局面。鞍鋼工人的供應僅為每月2兩肉，每天4兩菜，甚至連這些也難以長期維持。

1960年7月18日，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建議，計劃只搞一本賬，不要搞第二本賬。

在1961年1月18日的八屆九中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對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賬的意見也表示贊同。他說：今年不搞兩本賬了，就是一本賬，絕不要層層加碼。中央是一個盤子，到省、市又是一個盤子，到地、縣又是一個盤子，到群眾又是一個盤子，層層加碼。總而言之要實事求是。

至此，滿足大躍進要求的“三本賬”終于走到了盡頭。本報記者李松濤整理

【數字】

6000萬噸

1958年6月上旬，冶金部擬訂的規劃中，將1957年11月第六次全國計劃會議上規定的1958年產鋼610萬噸的指標提高為：預計1958年產鋼820萬噸，1960年產鋼3600萬噸；1962年產鋼6000萬噸。

1000萬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1960年我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2877

196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下降，只有2877億斤，比1959年減少53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7年

“二五”期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將15年的趕超英美戰略變成10年，在“大躍進”的高潮階段，毛澤東興奮地將其降到7年，之后又降到2至3年。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語錄】

反冒進泄了六億人民的氣，犯了政治方向的錯誤；“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毛澤東（1957年）

目前我們在經濟方面還有相當大的困難，這兩年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馬鞍形。

———劉少奇（1959年1月27日）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評說】

從“二五”計劃開始，我國同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特別是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差距開始拉大。由于工作失誤，我國失去了一次有利的發展時機。

如今，再來看“二五”計劃，其新認識包括：首先要正視經濟體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其次，計劃決策要以發展生產力為目標，要尊重科學決策的運行規律；第三，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第四，“趕超”要知己知彼，立足于本國國情、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制定對策。

“三五”（1966～1970）：三線建設 備戰備荒

“三五”計劃本應在1963年到1967年實行。1962年，中共中央曾設想“三五”計劃主要是調整和恢復國民經濟，但毛澤東提出，1963年至1965年作為過渡階段，繼續調整打下底子，從1966年起再搞“三五”計劃。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來，正式的“三五”計劃沒有來得及形成。

“三五”計劃指導思想經歷了由“解決吃穿用”到以戰備為中心的變化，總的來說呈現了“起（1966）———落（1967、1968）———起（1969、1970）”的跌宕起伏狀態。1966年，曾出現了預計提前兩年完成計劃的良好發展勢頭，但1967年、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破壞，計劃完成情況連續出現倒退，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1968年還成為我國建立計劃經濟以來惟一沒有計劃的一年。1969年，中蘇邊界武裝沖突使全國進入了戰備高潮，“三五”計劃以臨戰的非正常狀態取代了前三年無政府主義的非正常狀態。1970年的高投入，使“三五”計劃勉強完成。

從抓“吃穿用”到“三線建設”

毛澤東“腦筋急轉彎”

【決策回眸】

“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開會。西昌通不通汽車？不通，我就騎毛驢下西康。”

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顯然對編制已進行3年之久的“三五”計劃安排不滿意。這天，他找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彭真、羅瑞卿等人匯報“三五”計劃的編制情況，聽說主線一是農業，二是國防，三是基礎工業時，非常生氣，說了上面的賭氣話。

毛澤東認為，前一個時期，我們忽視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來經過提醒，注意了，最近幾年又忽視“屁股”和后方了。“‘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他甚至表示：“搞攀枝花沒有錢，我把工資拿出來！”

這讓與會的同志吃了一驚，變化太快了！10多天前的5月10日，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向毛澤東匯報“三五”計劃初步設想時，毛澤東除對個別項目不能上有意見外，總的看法還是一致的。

這個計劃從1962年開始討論起，一直的設想都是要抓“吃穿用”。由于剛從三年困難中走出來，經濟形勢極其惡劣，因此，在“三五”計劃的初步設想中，主要是著眼于解決老百姓的生活問題。

毛澤東對此也一度很認同。當時，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報告中強調第三個五年計劃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他還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說：“各級計委必須克服屁股坐在工業上的毛病，要首先抓農業發展計劃和支援農業的計劃。”

可見，毛澤東原本對國民經濟計劃的戰略考慮，并不是要抓“三線建設”的。但過去20天不到，為什么又徹底改變想法了呢？

原來，在國家計委向毛澤東匯報“三五”初步設想前后，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根據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的指示進行了調查研究，并寫出一份報告，讓羅瑞卿將報告送給了毛澤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

報告中說：我們對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專門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問題很多，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

報告詳細列舉了全國工業過于集中、大城市人口過多、主要交通樞紐和港口碼頭過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問題，認為這些問題是關系到全軍、全民和直接影響衛國戰爭進程的一些重大問題。因此，建議由國務院組織一個專案小組，根據國家經濟的可能情況，研究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積極措施，以防備敵人的突然襲擊。

而當時的國內外艱險情勢也在為報告作注腳。上世紀60年代初期，臺灣蔣介石政權正不斷進行軍事騷擾，叫囂反攻大陸；中蘇關系鬧僵，蘇聯對中國虎視眈眈；美國一直都非常仇視新中國政權，1961年9月，還進行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大型核戰爭演習，并密謀策劃對中國的核計劃進行武裝攻擊；而1962年10月，印度軍隊也悍然向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入侵。

艱險的形勢加觸目驚心的調查報告，讓毛澤東的主導思想迅速發生了變化，他的態度也很快扭轉了大家的認識。1964年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周恩來、鄧小平、朱德等高層領導都陸續講話，對毛澤東的看法表態支持。

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搞“三線建設”的主張，并且表示：“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沖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

毛澤東的講話激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共鳴。大家一致認為，應在加強農業生產、解決人民吃穿用的同時，迅速展開三線建設，加強戰備。從此，全國戰備的氣氛日趨濃厚，“三線建設”全面啟動。

實習生 葉鐵橋整理

【數字】

114．1％～116．2％

按照1965年中共中央批準的“三五”計劃《匯報提綱》，1970年工農業總產值為計劃的114．1％～116．2％，比1969年增長25．7％。

27個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國務院報告，將部委數量由80多個精簡為27個。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語錄】

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現在搞得一塌糊涂，陳云真仔細，如果是陳云當家不可能出這些亂子。

———毛澤東（1959年7月）

三線建設為什么這么慢？沒有錢用我的工資。

———毛澤東（1964年8月）

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評說】

客觀地說，“三五”計劃奠定了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礎，標志著中國經濟建設實行了一個重大戰略轉變，其所奠定的指導方針，一直影響到“四五”計劃。

在“大躍進”和三年經濟困難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甚至發生大批非正常死亡現象之后4年，毛澤東特別提出要為老百姓的生活著想，要備荒，不要搞得太緊張，無疑是接受了過去慘痛的教訓，給即將興起的大規模三線建設安上了一個限制閥門。盡管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相應提高，但也沒有發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劇增加現象。

“三五”計劃各項指標定得較低，留有余地，因此沒有出現“大躍進”期間竭澤而漁的情況，最后仍然能得到完成。這也許是不幸中之萬幸了。

“四五”（1971～1975）：嚴重失控 調整戰略

“四五”計劃最終仍以“草案”的形式印發。

在國際緊張形勢和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四五”計劃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標，導致上世紀7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個突破”的嚴重失控現象：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

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以后，周恩來主持兩年經濟調整，對極“左”思潮進行了批判。

1973年，中共中央兩次修改“四五”計劃的高指標，逐步調整了以戰備為中心的戰略，開始強調經濟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線地區并重，大規模的“三線建設”進入收尾階段。

經過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整頓工作，“四五”計劃得到了基本完成。

“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計劃”

【決策回眸】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被正式寫進新黨章。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總參謀長黃永勝，副總參謀長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及林彪妻子葉群，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他們直接插手國務院部委工作，大肆發布戰爭迫在眉睫的指示，對這一時期的經濟計劃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他們盲目擴大軍事工業生產，亂上“重點”項目，使得因“文化大革命”本已不正常的國民經濟體系雪上加霜。軍事工業的盲目上馬和擴大，又嚴重占用擠壓民用工業的資金、設備和人力，使其生產下降。

江西景德鎮瓷器在國際國內市場上享有盛譽，產品一直供不應求。為了增加陶瓷出口，國家用了2700萬元，在景德鎮建成了一個全國最大的現代化陶瓷廠，設計規模為年產2000萬件。

1969年，吳法憲等人看中了這個廠的廠房，不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借口大搞直升機，占用了這個剛剛投產的陶瓷廠。他們把設備分掉，還把花了500萬元建起來的隧道窯和錦窯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國在國際市場瓷器貿易總額中只相當日本的五分之一。

1970年宣布建成的這個景德鎮的直升機廠，到1971年仍然沒有生產出一架飛機。吳法憲等就采取欺騙手段，把老廠生產的零部件拉到這里總裝、試飛。將這個廠包裝成當年設計、當年基建、當年投產的典型。

他們還肆意破壞計劃管理制度。吳法憲派到成都雷達廠的心腹公開提出了“六不要”，首先就是不要計劃。他們說：要什么計劃？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計劃。我要什么，你就生產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計劃就是計劃，把它丟在一邊。另外還包括不要設計、不要配套、不要檢驗，甚至提出不要質量、不要生產管理：講這個質量、那個質量，威力大了就是質量，給部隊使用了就是質量。過去幾年出不了一個產品，有人說亂，我看這個亂很好，還亂得不夠，這才是正常秩序。

1971年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發生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針對前一個時期因“文化大革命”**和過分強調戰爭威脅造成的問題，以批判林彪極“左”思潮的形式，進行了經濟調整。1972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在周恩來指示下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強國家計劃，整頓企業管理，落實各項政策，反對無政府主義等。

1973年2月，他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計劃工作時嚴厲批判極“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揮”、“三個突破”等現象后指出：“影響到1973年，惡果逐漸暴露出來了。應該把九大以來林彪一伙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后果消除掉。”他歷數了兩年來經濟領域國民經濟發展不講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為政等等亂象，感慨地說，確實沒有王法了。

此后，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四五綱要（草案）”的部分高指標被降低：工業總產值由4000億元下降到3300億元，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從12．8％下調到7．7％??

李朱整理

【數字】

第一

1970年4月，全國煤炭工業會議提出：大干三年，扭轉北煤南運，實現江南9省煤炭基本自給，力爭在1975年煤炭產量超過美國、蘇聯，躍居世界第一。

101．7％

1975年是“四五”計劃的最后一年，主要由于整頓的作用，才使“四五”計劃的多項指標基本完成，其中，工農業總產值完成計劃的101．7％。

10．7年

大中型項目的建設周期，“一五”時期是6．5年，“三五”和“四五”時期則延長到8．8年和10．7年。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語錄】

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毛澤東（1970年10月20日）

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

———林彪（1969年9月27日）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毛澤東（1974年10月）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評說】

“三五”、“四五”計劃的編制給我們留下的教訓，一是制定計劃必須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充分的科學論證、調查研究；二是制定計劃必須盡量符合經濟規律和生產力水平，不能單純從人的主觀愿望和熱情出發。兩個計劃編制中，始終強調“抓革命，促生產”，用精神力量來作為完成指標的依據，這本身就是嚴重違背客觀規律。更何況，“文化大革命”中那種“抓革命”的“熱情”不但不是“促生產”的動力，反而是經濟發展的破壞力。

盡管存在著計劃編制不合理、國民經濟結構失調、經濟效益低下等重大問題，但是，我們還是應當看到，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三五”、“四五”計劃畢竟得到了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業、重點項目和基礎設施，國家經濟總量比以往有較大增加，而沒有出現“大躍進”后嚴重倒退的三年經濟困難局面。而且，“三五”、“四五”計劃是中國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重要階段。

“五五”（1976～1980年）：新躍進 大轉折

恢復和調整是“五五”計劃實施的主線。

“計劃趕不上變化”。“五五”計劃實施期間，跨越了由“文革”至粉碎“四人幫”及撥亂反正的重大歷史轉折，致使計劃的制定與實施亦隨之變化。其制定開始于1974年，沒有獨立的文本，包含在《1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之中。此綱要直至1977年12月才被下發，“五五”計劃縮水僅剩3年。

“五五”計劃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76年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經濟建設處于恢復發展時期。1978年前后的“新躍進”，致使國民經濟結構失調、效益低下。

第二階段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民經濟處于全面調整時期，“五五”計劃指標相應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1980年年底，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開始改善，生產和建設也取得較大發展。

“新躍進”背后的手

【決策回眸】

“一個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

“中國人民有一種不干則已，一干就干到底的英雄氣概。”

“只有一年、兩年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年年保持高速度；只有一個部門、兩個部門的高速度不行，一定要各個部門都保持高速度！”

這三段話，引自1977年和1978年的《人民日報》社論。

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沒有及時總結糾正“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上繼續推進冒進方針，不顧國情國力，強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的老毛病又卷土重來。這使剛剛降溫的狂熱氣氛又逐漸有了升溫的趨勢，甚至出現了“組織新的大躍進”的論調。

這種情況，與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華國鋒同志不無關系。

粉碎“四人幫”以后，作為毛主席接班人的華國鋒威望空前高漲，對他的崇拜之風也在全國漸起。在此情形下，華國鋒感覺重任在肩，因此急于把國民經濟快速搞上去，盡快實現“強國之夢”。

其實，早在1976年，華國鋒和中央有關部門就對農業機械化提出過空浮的口號和脫離實際的高指標。197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就提出目標要求1980年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在工業上的“新躍進”則表現得更為激進。1977年4月至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先后在大慶和北京舉行。華國鋒對于大慶這樣的“社會主義旗幟”相當重視，他在會議講話中雄心勃勃地提出，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至少要有1／3的企業要辦成大慶式企業，并且表示：“石油光有一個大慶不行，要有十來個大慶。”在會上，他還提出要在23年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1977年9月，他又召集國務院領導和有關部委負責人研究加快經濟建設速度問題，并且在會上批評國家計委提出的工業增長速度“太保守”，強調“今后工業部門要開足馬力，挽起袖子大干”，“要比原來的設想更快地實現現代化”。

這樣明顯不符合科學規律、急于求成的發展計劃，對國民經濟危害甚多。1978年，我國國民經濟出現比例失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衡、財政和外匯收支的嚴重不平衡等諸多情況，都是“新躍進”導致的惡果。

由此而來的是開始于1979的經濟調整期，這個調整一直持續了3年，直到1981年基本完成調整任務，國民經濟才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

陳云同志在1978年年底所說，“要循序漸進，不要一擁而上。一擁而上，看起來好像快，實際上欲速則不達”，就是對這次急于求成的“新躍進”的深刻反思。實習生葉鐵橋整理

【數字】

0．4％

1978年，大學生僅占全國學生總數的0．4％，相當于1949年的水平，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低的。

11．7％

“五五”時期，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7．84％，最高年為11．7％，最低年為1．7％；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8．1％，農業總產值平均增長5．1％，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9．2％。

“五五”時期物資分配上很難銜接，企業當年申請，部門當年平衡、當年安排生產、當年交貨，解決一個配件最快也得4個月。而在市場經濟國家，4個小時即可送到。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語錄】

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鄧小平（1979年11月）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評說】

“五五”計劃是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最后一個五年計劃。

粉碎“四人幫”與“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國家面臨三條道路：一條是“老路”，繼續“以階級斗爭為綱”；一條是“邪路”，盲目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一條是“新路”，走一條既不同于蘇聯模式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快速發展的中國道路。走“老路”只會使中國更加貧窮；走“邪路”只會使中國陷入**的深淵；走“新路”雖然艱難，但是最有前途。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確定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歷史的偉大轉折，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法、活動方法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五五”之后，中國的五年計劃翻過了新的一頁。

六五”（1981～1985）：走向改革開放

“六五”計劃是撥亂反正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文革”后認真總結長期社會主義建設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按照中央提出的從1981年到20世紀末20年內力爭實現我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部署制定的。“六五”計劃的編制時間比較長，最初是作為《l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的一部分，于1975年、1977年兩次進行編制。兩次擬定的“六五”計劃指標，指標一次比一次高。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自1980年開始，對“六五”計劃在推倒原方案后開始重新擬定。1982年12月，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正式批準“六五”計劃。

從“六五”計劃開始，我國的經濟計劃中增加了社會發展的內容，計劃的題目也相應改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而以往的幾個五年計劃都是僅僅關于國民經濟發展的計劃。“六五”計劃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一切經濟工作都要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農村改革撥霧見日

【決策回眸】

1978年12月的一個寒冷冬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生產隊長嚴宏昌的主持下，在社員嚴立華家的破屋里開會，決定在保證交夠國家公糧和集體提留的前提下，實行分田到戶。如果隊干部因此坐牢，全體社員要共同負責把他家的農活兒全包下來，并且把他的孩子養到18歲。

接著大家發誓，保證嚴守秘密，并寫成契約，一一在上面按了手印。這頗具悲壯意味的一幕，被認為是一次大轉折的起點。它催生了中國農村大變革，孕育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但在當時的情境下，這是不可想像的。當時連“包產到戶”四個字都是大忌，一提“包”字，都會令人為之色變，更別提徹底分家的“大包干”了。“包產到戶”僅僅意味著農戶各自生產糧食，最后全部交生產隊分配，這在上世紀50年代合作化高潮時就出現過，被定性為“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性路線錯誤”。而“大包干”則讓農民取得了對農產品的實際支配權，這在當時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即使人們已從“十年**”和長期思想禁錮中蘇醒過來，開始了思想解放，但是當時中央最高領導層所能容忍的也還只是“包產到組”而已。

1979年3月，國家農委召開了七省農委領導干部座談會，主要話題是探討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并且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實行“包工包產到組”應當堅持什么原則，二是對“包產到戶”應當采取什么態度。這個時候，“包產到組”已經算半合法了，而“包產到戶”還屬于絕對“不許”之列。

華國鋒專門出席了這個會議并發表了講話。據參加會議的同志后來透露，作為當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強調集體經濟的優越性，認為分隊、分組過小都是不利的，更不要說“包產到戶”了。

當時的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也在會上表示，搞合作化幾十年了，基本上是好的，集體辦不好可能不如單干，但辦得好肯定超過單干。言下之意也是不主張“包產到戶”。

但形勢的發展卻遠遠跑在了前頭。安徽、廣東、四川等省份，“不經領導同意”搞“包產到戶”的農戶已經不少，且得到了一些地方領導的支持，如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就多次為小崗村的改革當擋箭牌，并且呼吁“孩子已經生下來了，給他報個戶口吧，承認它也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但當時阻力仍然很大。方向真正明確起來，還是在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1980年5月發表了著名的《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之后。

在這個談話中，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支持“包產到戶”和“大包干”，表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他由此得出結論認為：“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這一點很重要。”

這個談話為農村的改革撥開了迷霧，指明了方向。此后，農村的改革形勢迅速發展起來，并且逐漸形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在“六五”計劃期間，隨著中央5個“一號文件”的頒布，逐步在全國農村普遍推行。到1983年年底，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已達當時生產隊總數的99．5％，其中實行包干到戶的占到生產隊總數的97．8％。

實習生 葉鐵橋整理

【數字】

由國家計劃直接管理的產品由1979年的188種減少到1985年的23種，機電產品除汽車、半導體和工業鍋爐外，全部實行自由購銷。

11％

5年中，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其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8．1％（不包括村辦工業）。這五年是我國農業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

170萬

高等教育發展迅速，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由1980年的114萬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萬人。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語錄】

今后經濟發展速度總的來說不會慢，但是頭一個五年、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頭幾年，要非常謹慎，重大的事情要穩當一些，摸著石頭過河，看準了再搞。

———鄧小平（1981年10月）

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

———鄧小平（1984年6月）

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盡管是有風險的事。

———鄧小平（1985年3月）

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評說】

“六五”期間，我國勝利完成了進行經濟調整整頓的任務，國民經濟開始走上一條比較協調、注重效益的新路子。在此期間，還成功地推進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并開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全面改革。我國經濟體制開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過去管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僵化體制，轉向適應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要求的充滿活力的新體制。

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我國經濟全面發展，特別是農業發展十分迅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使長期以來非常突出的人民溫飽問題得以基本解決。

“六五”計劃規定的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技術改造、國內外貿易、教育科學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務和指標，絕大部分提前完成或超額完成。

但“六五”后期，在經濟形勢好轉的情況下，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經濟過熱。

“七五”（1986～1990）：改革闖關 治理整頓

“六五”后期，從1984年第4季度開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消費基金增長過猛，貨幣發行過多，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經濟過熱。這些也成為“七五”開局的基礎條件。經濟過熱局面成為整個“七五”期間不得不認真對付的難題。

“七五”計劃的編制工作歷時3年。1983年，國務院即著手組織“七五”計劃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經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準。這是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史上第一次在一個新的五年計劃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制定出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七五”期間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1986年到1988年9月，特點是經濟發展持續過熱，不穩定因素增加；后一階段從1988年9月到1990年，為經濟的治理整頓時期。

價格闖關受挫

【決策回眸】

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幕。幾乎所有的銀行門前都排滿了來提款的儲戶，不管到期還是未到期；幾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擠滿了來購物的大媽大嬸，不管需要不需要。她們抱著、拎著、拖著各式各樣的物件，一趟又一趟。百貨大樓空了，雜貨鋪也空了。這個時刻屬于白糖，屬于洗衣粉，甚至屬于大白菜。因為它們都成為這場空前的搶購風中的搶手貨品。這個時刻也屬于“七五”。

力行近十年的改革開放到了一個關鍵點，計劃和市場也到了生死抉擇的最后交鋒時期。新舊體制的“共榮共存”難以為繼，繼續轉舵勢成必然。“七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力爭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其中最大的嘗試和焦點之戰則是“價格闖關”。

1988年5月8日，各大新聞媒體透露，中國人民銀行將發行第一張百元大鈔。這讓長期習慣了“大團結”（拾元幣）的中國老百姓頗感意外。雖然不知道決策層的具體動向，但是已經對漲價異常敏感的老百姓也悄悄緊張起來，傳言四起。

當時中央在下價格“并軌”的決心。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張塞說，“當時的改革是考慮要由產品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如果不解決物價嚴重的扭曲問題，那就不可能轉到商品經濟的領域里來。我們當時的物價，管你供求關系有多大變化，我照樣不動，價值有多大變化，我價格照樣不動。這就是產品經濟，因此，沒有活力。”

1988年5月19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政府軍事代表團時指出，中國的改革要“過五關斬六將”，物價改革雖然風險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同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改革有險阻苦戰能過關》。文章認為：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性階段，到了非解決物價問題不可的時刻。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戴河召開，討論并原則通過《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該《方案》提出，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這條重要消息。當天，各地就出現了搶購。有的人一下子買200公斤食鹽，買500盒火柴，商店被搶購一空。銀行發生擠兌，有的地方銀行因不能及時支付，群眾在憤怒之下把柜臺推倒。

人民群眾對物價上漲的敏感及其反應，使這次價格闖關遭受重大挫折，也充分表明這幾年經濟形勢中的各種矛盾為改革帶來的巨大阻力。中央重新審視和調整決策，原有計劃大轉彎，急剎車。

8月30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緊急通知》，對物價闖關的改革方案作出解釋。9月26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批準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又作出《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決定延長治理整頓的時間，將原定的“兩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延長為“三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

徐建青 本報記者 董偉

【數字】

90％

到1990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承包面超過90％。

1／3

全國1987年預算的物價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超過700億元，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3。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語錄】

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

———鄧小平（1987年2月）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得太快，給國家和人民都帶來了困難。我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準備用兩年或更多的時間來解決問題。我們的一條經驗是，發展順利時要看到出現的新問題，發展要適度，經濟過熱就容易出毛病。總之，制定一切政策，要從實際出發。

———鄧小平（1989年3月）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評說】

“七五”時期是實現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前10年打基礎”戰略部署的重要時期，也是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兩種體制并存，同時又激烈沖突的時期。

“七五”時期的經濟過熱，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克服過熱的宏觀調控措施，帶有明顯的過渡時期的特點。理論上幾十年爭論不休的計劃與市場之爭這時也到了生死抉擇的最后交鋒時期，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已經不可逆轉。“七五”時期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加快，通過改革，我國經濟體制的格局和國民經濟運行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以后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七五”后期的治理整頓取得的成效，保證了經濟的發展和“七五”計劃的基本完成。

“八五”（1991～1995）：小平南巡 改革潮涌

“八五”計劃是在20世紀80年代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和治理整頓經濟環境的背景下制定的，最初要求保持6％左右的中速增長，設想建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但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之后，人們的觀念和經濟發展態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八五”期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推進最快的時期，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形成了總體開放的格局。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達到12％，是同期世界各國中經濟增長最快的，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最快、波動最小的時期。

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點

【決策回眸】

1990年開始編制“八五”計劃時，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歷時三年的經濟全面治理整頓，西方幾個主要國家也正對我國實行經濟制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說，“要把困難想得嚴重一些，以立于不敗之地。在訂計劃時要留有充分的余地，把計劃編得小一點”。

時年87歲的鄧小平已經退休一年，但仍在思考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對于計劃中的兩個問題，鄧小平心存疑慮。其一是發展速度問題，小平對中央負責同志說，“強調穩定是對的，但強調得過分可能喪失時機”。其二是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事實上，1987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已經提出了“計劃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種說法被認為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只有一步之遙。但兩年之后，中央的表述依然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

鄧小平決定把這些疑慮擺上臺面。1992年1月17日，南方的春天已初現端倪。鄧小平乘坐一輛有8節車廂的專列離開北京，開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之中最后一次“南巡”。先于他到達南方的是中央辦公廳的一份絕密電報，上面只有兩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請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這位來南方“休息”的88歲老人，在那次行程中始終流露出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到了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后，鄧小平一直在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向來并不多言的他，幾乎沒有停止過談話。最激動的一次，從深圳坐船到珠海一個小時，他整整談了一個小時。

鄧小平在這次“南巡”中的談話與思考———“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點”，三個“有利于”標準，“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等等———在一個月之后的2月28日，經中央和小平本人親自審閱，被作為1992年中央第二號文件下發，并發出通知，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干部。自此，鄧小平這次“不要專門匯報，不要陪餐，不題詞，不見記者，不攝影，不報道”的南巡，開始廣為人知。很多人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開啟了。

當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結束了十多年的爭論，第一次在改革目標模式上取得了共識，指出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上世紀90年代的中心任務。

在這次會議上，江澤民同志作報告時提出，到2000年前，經濟每年增長8％～9％———高于當初“八五”計劃提出的6％的指標。在家里觀看電視直播的鄧小平對身邊的人說，“我應該為這個報告鼓掌”。

自此，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經濟建設高潮，一個開放而令人激動的年代開始了。下海經商風起云涌，一批批人從體制內移身商海，這些人后來被歸為“92派”；有如“磚頭”一般的“大哥大”開始為一些人所使用，并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許多后來廣為人知的跨國公司，如摩托羅拉、寶潔等，也是在這一時期進入中國大陸，興辦合資企業。

本報記者 唐勇林

【數字】

12％

1995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57650億元，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礎上，用七年時間又翻了一番。“八五”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2％。

1600億

“八五”期間，對外開放總體格局基本形成，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利用外資大幅度增加。進出口總額五年超過1萬億美元。五年實際利用外資超過1600億美元。6500萬“八五”期間，貧困人口由上世紀80年代末的8500萬人減少到1995年的6500萬人。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語錄】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

———鄧小平（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評說】

“八五”計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執行得最好的五年計劃之一，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提前五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經濟實力顯著增強。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國民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明顯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

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經營管理比較粗放，經濟素質不高，經濟效益較差；農業基礎薄弱，不適應人口增加、生活改善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較多，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在經濟快速增長和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通貨膨脹壓力依然較大；國家財力不足，宏觀調控實力不強；地區發展差距擴大，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別懸殊；腐敗現象有所滋長，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面臨不少新問題。

“九五”（1996～2000）：宏觀調控 經濟“軟著陸”

“九五”計劃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面對的國內外環境，是歷次五年計劃實施中比較少見的。

國際上，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增強，1997年始發于泰國的金融危機迅速波及整個亞洲，對中國的出口、利用外資以及經濟增長都帶來了較大的沖擊。

在國內，“九五”前期，針對通貨膨脹率過高的突出矛盾，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通過綜合治理，高通脹得到了有效控制，需求過熱的局面得以扭轉，國民經濟順利實現了“軟著陸”。而在后期，在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后，又適時通過增加投資、刺激消費等措施，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我的翅膀還在”

【決策回眸】

“九五”期間，中國經濟環境所面臨的復雜變化是前所未有的。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在當時被美國《時代》周刊比喻成“飛向太陽的鳥，但翅膀已被烤焦”。

1997年，始發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外貿出口增幅從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資額跌至20年來最低點；在國內，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又成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到1998年上半年，市場上已經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企業家們都在忙著大打價格戰，大商場也尋找一切理由打折。就連世都百貨———北京城當時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時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這樣，消費者還是不為所動。

事實上，在1997年，關于“軟著陸”后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已經頗有爭議。這年年初，一個名叫劉慧勇的人曾上書朱镕基，建議應當注意通貨緊縮。但這種觀點在當時并未成為主流認識。

到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已相當明朗，并與一系列國內問題疊加，使經濟受阻。2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時任副總理的李嵐清發言表明，決策層不僅注意到了內需不足的存在，還下決心戰而勝之。

當年8月2日，朱镕基第一次明確提出“擴大內需”的構想。國務院隨后增發1000億元財政債券，重點用于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同時采取了降低存貸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稅率等在內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與普通民眾生活休戚相關的教育、醫療和住房三項，也從1998年開始了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和之后開始的黃金周等措施一起，發揮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而從1999年開始的聲勢浩大的高校擴招，則與1998年年底呈交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緊密相關。這封由經濟學者湯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寫的信建議，在3年至4年內使中國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他們估算，擴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億元左右的消費需求，同時可使每年一至兩百萬新增的勞動力延遲進入市場，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

這封信得到了高層領導的重視，并很快有了回應。次年，有關部門擬定計劃，招生人數比前一年增加20％多，幾個月后又增至47％。

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對于拉動經濟增長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8％。這年年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教授米勒來到北京，與朱基總理進行了長談。朱镕基幽默地請米勒教授轉告《時代》周刊，“我的翅膀還在”。（本報記者唐勇林）

【數字】

3．4％

1997年年末，全國下崗職工人數為1200萬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萬人。就業狀況的惡化使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勢開始減緩，1997年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3．4％，處于9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

8．3％

5年間，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增長8．3％，大大高于世界平均3．8％的增長速度。

85％

2000年，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人口覆蓋率達到85％，比1995年的36．2％明顯提高。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初步實現。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語錄】

能否抓住機遇，歷來是關系革命和建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過去我們抓住了重要歷史機遇，也喪失過某些機遇。現在全黨一定要高度自覺，牢牢抓住世紀之交的歷史機遇，邁出新的步伐。

在這個時期，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必須解決好的兩大課題。

———江澤民（1997年9月）

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1998年3月）

【評說】

“九五”期間，中國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在1997年比預期目標提前3年實現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為進一步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體制改革方面，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進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但是，產權制度、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還比較滯后，要素市場“雙軌制”問題依然突出，收入分配制度仍有待完善。

在宏觀調控政策上，決策者適時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和力度，并注意把擴大內需和調整經濟結構緊密結合起來，同時加強了宏觀調控的預測性和指導性。

“十五”（2001～2005）：指令計劃退場 市場配置資源

進入21世紀，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非凡：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勝利實現現代化建設前兩步戰略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在這樣的背景下，“十五”計劃出臺。

“十五”計劃的制定，政府不再是資源配置的主角，市場發揮著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計劃總體上不再具有指令的性質，而是粗線條的計劃。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確立以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主線。生態建設、環保、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得到了加倍的重視。更多關注教育、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更加注意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以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發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

“兩個大局”戰略繼續推進

【決策回眸】

改革開放讓我國東部地區獲得了快速發展，將西部甩在了后面。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洪澇災害、沙塵暴為主要特征的環境問題，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制約因素。

經研究，人們發現環境問題的根源在于西部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而惡化的原因在于過度開發。過度開發的原因，一是窮，二是科技不發達。西部老百姓只有通過對自然礦產資源和能源的大規模的初級開發來獲取利益，沒有能力，沒有技術，也沒有意識去改善已經受到破壞的環境。

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提出“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一個大局是沿海地區加快對外開放，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是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時期，拿出更多力量幫助內地發展，沿海地區也要顧全這個大局。“十五”計劃把第二個大局提上了日程：把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作為調整經濟結構這條主線的一個重要方面，擺在全國人民面前。

1999年6月9日，江澤民同志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1999年9月22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國家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

2000年，西部大開發戰略正式實施。此后5年，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0％以上，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陸續新開工60個重大建設工程，投資總規模約8500億元。2000年至2004年，西部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分別比上年增長8．5％、8．8％、10％、11．3％和12％，高于前些年的增長速度，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顯著加強。西部退耕還林7350多萬畝，荒山荒地造林9570多萬畝，退牧還草1．9億畝。

最讓西部孩子高興的是，國家出資對7000多所中小學危房進行了改造，讀書環境得到改善。“十五”期間，振興東北也是一項重要戰略。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區域發展，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成為一項重要內容。

2004年，溫家寶總理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與西部大開發戰略，是東西互動的兩個輪子”，東北一下子“變成”繼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后的內地經濟“第四增長極”。本報記者李松濤

【數字】

1．2％

2001年至2004年，年平均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只有1．2％，處于“高增長、低通脹”的最好時期。

1．4倍

2001年至2004年，高等教育大發展，2000年普通高校在校學生556．1萬人，2004年增至1333．5萬人，增加了1．4倍。

108．6億元

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進展重大，截至2004年4月，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共投入資金108．6億元，建設2425個省、地、縣三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項目；投入76億元，用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建設，建設項目2518個。實習生許瑞芳整理

【語錄】

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

———江澤民（2002年11月）

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都要自覺地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堅持按照科學規律來謀劃發展大計。凡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的就毫不遲疑地去改，真正使促進發展的各項工作都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

———胡錦濤（2004年3月）

【評說】

經歷了十個五年計劃的洗禮，中國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步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但仍有不少難題擺在中國人面前。盡管我國人民生活總體上已經達到小康水平，但這種小康還是低水平的小康，不全面和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三農問題、失業問題、資源短缺、國有企業退出市場難度大、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環境污染等等，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新世紀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有這樣幾個努力方向。

第一，制定和實施恰當的經濟發展戰略。鄧小平為中國制定了三步走和第三步發展戰略的目標，即到21世紀前半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進一步將第三步發展戰略分為三個階段：從2001年到2010年，經濟總量翻一番；從2011年到2020年，經濟總量再翻一番，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從2021年到2050年，經濟總量大體再翻兩番，基本實現現代化。

第二，發展要有新思路，實施恰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其他重大方針政策。從根本上改變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加強管理，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注重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生態保護，注重地區城鄉協調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第三，改革要有新的突破，從根本上消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第四篇：中國酒店業調查報告

中國酒店業調查報告

雖然中國酒店是最早與世界接軌的，經過20年的發展，酒店數量不斷增加，高星級酒店日漸增多，但酒店業的風光不再。酒店的服務水平也并非隨著星級酒店的增多而日漸提升，給人的感覺一般。并沒有跟上酒店業本身的發展速度，而且近年來隨著酒店人才的招不進、留不住的難題，服務水平有下降的趨勢。服務人員的平均文化層次沒有跟上酒店產業的發展，連有些高星級酒店在客人進入時不但沒有笑臉，甚至沒有人拉門,沒有行李員幫助拿行李，很少有酒店的服務員在客人入住的第二天或第二次入住時能用客人的姓氏稱呼客人。酒店業管理者往往首先注重營銷和培訓，因為營銷解決市場問題，培訓解決人員素質問題，其次才注重服務質量問題。其實，服務質量問題同樣重要，服務的一致性和顧客為先的意識直接影響到賓客的滿意度。我國酒店業的服務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者的期望不成正比。國內消費升級推動國內游的游客人次與人均花費同步增長，現代交通工具提供的更為快捷舒適的運輸服務，使交通對旅游的瓶頸約束效應越來越小，這使觀光游得以繼續發展，而休閑度假游也將逐步興起。旅游市場針對此紛紛推出相關產品，很多度假型酒店更是看準了商機，針對這個市場的變換進行著相關的調節。而對于深處大都市的商務型酒店而言這一消息同樣令其拍手叫好，由于“五一”黃金周的取消，商務型酒店免去了多年來由于假期造成的“空房”甚至是“降價”的尷尬，“五一”的正常工作，讓商務型酒店擁有了正常的“商務”價值。

首先，大力發展大眾化餐飲。其次，重點關注和解決酒店行業的放心消費問題，嚴把食品原料進貨關。第三，積極推進節能環保工作，推動行業節能減排縱深發展。商務部高度重視中國的酒店與餐飲業，在擴大內需、拉動消費方面，將大力發展酒店與餐飲業。

酒店業應順應國家擴大內需的號召，各大酒店尤其是高檔酒店，應調整客源結構，瞄準內需市場，以度過危機。應縮減開支、降低成本，練好內功。酒店消費需求有一定的剛性，總有一部分人得住酒店，所以應抓牢商務市場，開發散客旅游市場。從長遠來看，酒店業的發展前景依然是光明的。隨著近年新建高星級飯店陸續投入經營，市場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來“消化”這些增量。在高星級飯店項目經營回報“穩中走低”、但房地產價值突出的背景下，未來市場上的高星級飯店存量資產交易將受到各路資本的關注。

目前市場上存量的五星級飯店項目以國有資產為主(2007年，非公經濟成分的五星級飯店僅占總數的36%)。全國來看，由于體制問題，項目產權交易不活躍。目前，在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的飯店項目較少，筆者曾嘗試在北京產權交易所網

站查詢飯店項目信息，查詢結果僅僅只有13條，其中高星級飯店項目幾乎沒有。但隨著越來越多的民營資本的進入、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以及產權交易制度的完善，高星級飯店產權交易必定逐漸活躍起來。可以預計，對于擴張中的國際、國內飯店集團，到產權市場上去收購存量高星級飯店將是未來項目發展的理想方式。

去年年初，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計劃用3年至5年時間，在中央企業范圍內全面開展非主業賓館酒店分離重組工作，范圍包括不以賓館酒店為主業的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投資興辦的各類非主業賓館酒店。這些賓館酒店將通過國有產權無償劃轉、協議轉讓、市場轉讓等重組到以賓館酒店為主業的優勢中央企業中。這一飯店資產重組計劃預計涉及2500余家飯店，價值約1000多億元資產。在此次分離重組中，只要能夠實現國有飯店資產的保值增值，任何性質的企業都可以接盤，不論是國有還是民營，以及其他性質的企業。

優質服務的真義

服務的定義有多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專家說，服務是滿足客戶需要的一系列特征的總和管理人員說，服務是由一些項目組成的酒店產品員工說，服務就是工作;客人說，服務是一種能體現自我價值的享受。等等。記得曾經有人問香港半島酒店的總統套房服務員什么是最好的服務，她回答是發自內心的服務，這個定義顯然缺乏學術上的完整性和嚴肅性，但卻是每一位員工都能理解和記住的文字，那么酒店管理者應該選擇什么呢，至少有三層含義：一要有識別、了解、預測客人需求的程度和能力。比如，一位客人在走廊上走過來，樓層服務員正在接電話，看到客人拿著一支煙走過來，象是要找煙缸，急中生智拿起一張紙，為客人接住了煙灰。這就是優質服務，因為優質服務首先是服務人員發自內心的服務，沒有管理人員在場，服務流程中也沒有要求服務員可以用紙為客人接煙灰，客人也沒有向服務員提出要煙灰缸，是服務人員預感到客人的需求，超出了客人的期望，因為客人沒有預期在走廊上有煙灰缸，也沒有想到服務員在關注自己。因此，客人不僅不會介意服務員“違規操作”、超常規地提供服務，而且會感到驚喜，會留下深刻的影響。二是滿足客人需求的程度和能力。滿足顧客的需求就是對顧客表示理解、使他感到受歡迎、使他們感到受重視。服務成功的重要標志是擁有越來越多的回頭客，服務質量的評判權在顧客，所以要在乎客人的實際感受。我們認為好的服務，如果不是客人所需要的，對客人來說就不是最好的服務。三是超常規的服務——超值服務。平凡與卓越之間往往是一步之遙，如果將程序化之外的各項服務項目納入到現有的服務過程中，服務人員注意留心客人的“身體語言”，挖掘顧客的潛在需求，在帶該客人滿意的同時，帶給他們以驚喜，甚至是感動。金陵飯店的一位員工一語道出真諦：“微笑本無價，可是，一旦在員工臉上綻開，服務就會升值，就會為飯店帶來巨大的效益和無限生機。

全面質量管理理念的引入

長期以來，人民在談論酒店服務質量或控制時，不是談論崗位責任制、操作流程，就是全面實施質量管理(FQM或進行ISO9000系列質量認證，而忽略了從深層次的管理理念層面來研究員工創造優秀服務的背景和環境因素。酒店必須制定自己明確的，具體而且可以通過全體員工努力可以達到的目標。并把質量目標和企業目標相結合，引導員工把個人的目標和企業愿景相結合，才能培育出優質服務的環境，全面質量管理強調的是顧客需求為導向，企業的員工都要參與質量管理，即全員參與，全面質量管理的核心是強調一致性，克服隨意性，消除差錯，使顧客得到全面的滿足。服務質量是飯店的生命線，如何加強飯店的服務質量管理，創建服務精品，營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卻時刻困擾著飯店的經營管理者，結合我國的酒店業發展的實際，我們可以采取以下辦法：

1、嚴密的服務質量管理制度，將其作為飯店人員管理、經營管理、服務質量管理的核心準則。建立在完善的日檢、周檢、月檢的質量檢查管理體系，由各級領導負責，實施全面督導檢查。另外在進行日常三級質檢督導工作的同時，還可以聘請一些業內同行，飯店業星評員，或飯店的常住客人等，對飯店的服務質量、衛生質量等情況進行明查暗訪，以便及時糾正，改進飯店的整體服務質量管理水平。值得重視的上，一提到服務質量控制，有些人認為就是酒店質管部的事情，其實質量管理應該由總經理親自牽頭管理。在實施過程中，一定要在質檢紀律上明確人人平等、賞罰分明，這是極其重要的一點。

2、堅持標準化管理與個性化管理想結合。我們知道，飯店業提供的產品是人對人的服務，這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求飯店服務員隨機應變，不能僅僅停留在提供的標準化、規范化的共性服務產品上面。標準化的服務只是采取的到位服務，在強調“細微服務”的今天，我們在服務過程中還要采取適當的換位、補位的服務方式，把服務過程中由于服務不及、不周、不盡所產生的不到位的情況進行修改完善。其實，我們大部分客人都不愿輕易麻煩別人，凡是可以不提的個性服務要求，通常都不會提出來。這就要求酒店一定要培養出一支高素質的、具備較強心理判斷能力和敏銳觀察能力的員工隊伍，善于為客人著想，隨時愿意并能夠為客人提供精細化的個性服務。

個性化服務其實就是規范化服務向深層次的發展，如果我們的飯店企業能夠提供完美的標準化服務，又能夠提供精細化的個性服務，這就表明飯店的服務水平在穩步提升

3、強化“一次到位”意識。這一點是與飯店服務產品的特性有很大關系的。由于飯店服務產品與消費的同步性，事后無法返工或重做，因此飯店就必須強調

服務的一次到位性，并盡可能保證每次提供的服務都是優質產品。在旅游界，有一個著名的“質量否定公式”：100—1=0，它的含義是明顯的，以前的每個環節做的再好，只要一個環節出了問題，也就注定了客人對整個服務質量的低感知度。所以，飯店的每個員工一定不可以有“下次改正”的心理，要使每位員工每次的服務都成為優質產品。

4、堅持全面質量管理的原則。全面質量管理包括對飯店服務質量進行全過程的質量管理和全方位的質量管理兩個方面的內容。全過程質量管理是對飯店服務的三個環節：事前、事中、事后都要進行嚴格的控制管理。事前的管理主要是要消除質量發生的隱患，也就是預防，事中的管理主要是當質量事故發生后，立即采取糾正措施加以改善;事后的管理主要是對服務質量進行科學的評價，提出改進意見，使服務質量不斷提高。全方位質量管理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對飯店所以的部門都要進行質量管理，切不可將目光只停留在前廳、餐廳等窗口部門上;二是飯店所以員工都要參加質量管理，就是說全員參與，每個部門，每個崗位的員工都要有質量管理意識，而不應該把質量看作是質檢部門的是事。

5、堅持細致服務原則。“細致服務”幾乎在每家飯店的標準和要求中都有規定，但真正能夠做到、做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賓館里，客人有著各式各樣的 “小”需求，如果一件事處理不當，一個細節有所疏忽，就會引起客人的不滿而遠離賓館。在行業競爭激烈的今天，客源就是財源。要想留住客人就必須靠優質服務，而優質服務往往都體系在許多細微末節之中。曾有云：賓館無大事，小事能通天。服務員每天都在做著重復的工作，承擔著客人的各種需求，但就服務而言，賓館更無小事，服務工作是不允許有絲毫差錯，不允許有絲毫“小”的失誤的，只有把小事做到位，大事自然成。所以留心身邊的小事，用小事創造優質，用細節成就卓越。

第五篇：中國酒店業十大發展趨勢

中國酒店業十大發展趨勢

日前舉行的“隆達杯2009中國酒店用品行業十大評選活動”頒獎典禮上，慧聰網發布了2009年中國酒店行業市場研究報告并預測了中國酒店業十大發展趨勢。

2008年，中國酒店業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同時也受到了世界旅游業增長勢頭大幅回落的考驗。總體來看，2008年中國酒店業保持了增長勢頭，但年底增長速度明顯下滑，酒店用品及餐飲業與酒店業息息相關，酒店業需求下滑直接影響了酒店用品市場和餐飲市場的發展。

慧聰網研究認為，未來中國酒店產業將呈現十大發展趨勢：第一，中國中長期發展不可逆轉，預測到2015年全國將新增各類住宿設施20萬家，其中星級酒店約1萬家，五星級酒店將超過500家。第二，競爭更加激烈，預計“十一五”期間，我國旅游飯店投資將達到3400億元，集團之間核心競爭力的較量將更加突出。第三，酒店集團的收購、兼并、重組進一步加速，可能會出現跨地區甚至跨國的收購、兼并與重組。第四，營業收入小幅增長，平均客房收益普遍下降，虧損企業增加，這些都將是暫時的困難。第五，休閑度假酒店的需求將成倍增長，促進內需和消費政策將推動國內旅游業從觀光型升級為度假型。第六，會展業和獎勵旅游將持續發展，包括展會、會議、活動、展覽，都能夠推動中國酒店業的發展。第七，互聯網將成為酒店營銷的最大平臺。第八，酒店的網絡營銷以直銷為主，渠道并重，酒店開始重視優化網站和網站推廣的方法，不完全依賴于某些渠道對它的支持。第九，中國經濟型酒店的發展還將繼續有不俗的表現，新開業的高端酒店普遍使用跨國公司的品牌，中國高端酒店的主流正在演變為“房地產開發業+跨國公司”品牌。第十，中國酒店業在海外取得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