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探索新中國發展模式

在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中，輝煌的模式都有靈魂。承建靈魂的基礎是思想家們的創新思想，而創新思想一經非凡領導團隊組織的革命或者改革實踐活動的檢驗，融會貫通的偉大思想必然造就出一個輝煌盛世，此時，一個新模式的靈魂就騰空而出，它橫跨國界、縱穿歷史、響徹云霄。

一、中華民族首次輝煌的靈魂

在歷史上被尊

為思想家的，大都是在他們去世之后，由后來掌權者或者新奪取政權者領導的非凡團隊，對理念共鳴的思想融會貫通的進行二次思想創新，從而呈現出指導實踐活動的正確思想。比如，秦始皇進一步融會貫通商鞅的創新思想，把秦國本土經過實踐檢驗的正確思想貫徹落實到統一后前六國的新轄地，漢武帝進一步融會貫通孔子、老子的創新思想，等等，這些使中國法家、儒家、道家以及引進的佛教等思想匯合，形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和諧力量，成為貫通一期期輝煌盛世的民族文化，成為橫跨國界、縱穿歷史、響徹云霄的靈魂。

可以看出，中華民族首次輝煌的靈魂，至少由兩撥、四位靈魂人物組成，思想家一撥的代表人物是孔子、老子，二次創新非凡領導團隊一撥的代表人物是秦皇、漢武。

上述“中國模式”的靈魂是中華民族首度輝煌的靈魂，它雖然已經成為歷史，卻蘊藏著可借鑒的再度輝煌的經驗。

二、共和國成立以來實踐對思想的檢驗

任何思想的正確與否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比如，共和國成立以來社會體制改革的實踐活動，以及大踏步追趕時代潮流借鑒西方先進經驗的實踐活動；這些活動有的已經基本停步了，有的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被領導團隊篩選、吸收的思想，有零星與系統之分，有錯誤與正確之分，有普通與偉大之分。然而，一般篩選、吸收了思想者創新思想的新政策在剛出臺時往往十分看好，但是經過實踐檢驗后，支撐制訂政策的思想就被一分為二了，部分思想創造出政績，而部分思想卻引發出弊端。

就社會體制改革的實踐活動而言，若一分為二地看待毛澤東團隊從基層發現和掀起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其亮點之一是把勞動力組織起來，之二是以“勞動主權”替代“土地主權”，人們初步嘗到了集體力量的威力和人民當家作主人的滋味；其缺陷是由于沒有破解通過科學制度來涌現引領人的難題，使在人民公社核心崗位上的干部普遍缺乏引領人的資質，出現“放衛星”隨風倒的局面；另外，“一刀切”地搞運動之方式方法不科學。

就大踏步追趕時代潮流借鑒西方先進經驗的實踐活動而言，鄧小平團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大膽借鑒西方成功經驗、摸著石頭過河等實事求是的舉措，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騰飛成就。若一分為二地看待借鑒西方先進經驗促使經濟騰飛，其亮點之一是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之二是企業的核心崗位上經過大浪淘沙涌現出引領人即職業經理人，人們初步嘗到物質豐厚的滋味和引領人們不再被選用干部的簡單指標拒之門外的苦楚；其缺陷是沒能找到產生腐敗的源頭，只能被動地懲處腐敗；另外，能夠根除貧富兩極分化現象的政治體制改革遠遠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

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其取向是中華民族的社會精英們一直以來夢寐以求希望能夠掌握的“大道”，但是，目前它只是處在體系化制度創新的前夜，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個騰飛的新試點。

三、創造符合規律性的偉大思想

規律性的東西不是人們祈求就可以創造出來的，它只能是被人們去發現和去運用；思想家的創新思想中有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規律性的東西，比如有“社會進化規律”、“體制進化規律”和“行政權力下移規律”等。

1．社會進化規律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講到：“歷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會制度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無窮發展進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所由發展的時代和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于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同樣要走向衰落和滅亡的。”

恩格斯的這段話，說明馬克思、恩格斯發現了“社會進化規律”；而列寧、毛澤東等領導的革命運動順應了這個規律才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假如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團隊沒有通透馬克思主義中的規律性東西，那么，無產階級革命就沒有的正確實踐活動，可能轉化為農民起義，也可能轉化為資（中）產階級革命，而不是“后無產階級化”的、落實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勞動主權”革命。

2．體制進化規律

◎畜牧業產業革命：奴隸主領導社會革命～建立奴隸私有制體制。

◎農業產業革命初期：奴隸解放～新生農民建立土地

私有制體制。

◎農業產業革命中期：封建主領導社會革命～建立土地分封制體制。

◎農業產業革命后期：帝王進行體制改革～建立封建帝國體制（天下之濱，莫非王土）。

◎工業產業革命初期：資產階級領導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建立起資本私有制體制。

◎工業產業革命中期：①資本主義社會進行

體制改革～建立起兩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資本股份制體制；②無產階級領導社會革命～建立起資本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

◎工業產業革命后期：①資本主義社會進行體制改革～建立資本帝國體制；②社會主義社會進行體制改革～建立以資本國有制為主的混合所有制體制。

◎信息產業革命初期：①資本主義社會進行體制改革～建立資本與期權混合的所有制體制；②社會主義社會進行體制改革～建立勞動力私有制體制。

我們從以上歷史事實中發現了“體制進化規律”，概括起來有以下兩點：

（1）每一個生產力要素的私有性質，不可能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就能夠一次性地全部轉化成為公有性質的，而是經過一次次不同的產業革命逐次轉化成為非私有性質的。只有到了信息產業革命的后期即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勞動力的私有性質才能轉化為公有性質的。

（2）產業革命與社會革命是互動的，兩者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即科學技術的積累爆發產業革命，不同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所建立的不同所有制體制，是為了維護產業革命的成果及本統治階級的利益。人類不同國家發展的總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其社會進步的歷史階段及其統治特質不同而已。

假如沒有通透“體制進化規律”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有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實踐活動。

3．行政權力下移規律

◎農業產業革命，通過武力爭奪具有壟斷性質的皇權（沒有民主）。

◎工業產業革命，通過民選來競爭最高核心崗位的執政權（追求民主）。

◎信息產業革命，通過有序競爭使“引領人”服務于市、縣、企事業等基層核心崗位的執政權（分享民主）。

到了信息時代，推動人類發展及社會進步的源動力，已經從上層最高的核心崗位，即壟斷的皇權、競選的執政權，下移到基層的一個個核心崗位上。以人為本，人民要求民主，是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行政權力下移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人是世界萬物之首，引領人是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之統領；對引領人的科學配置，是民主化之精髓；以市、縣、企業、事業等基層核心崗位為基礎，對引領人實行組織化管理，在有序競爭中凝聚引領人、淘汰落伍者。各單位的“勞動主權”、行政管理權和中介權，在各單位黨組織的政治綱領統帥下，形成了目標一致、利益與共，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的自動制衡態勢；原先的腐敗、貧富兩極分化和失業等問題，會因抓住了引領人配置這個核心統領之綱都全部迎刃而解了；從而營造出一個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假如沒有通透“行政權力下移規律”進行黨內及社會民主化建設，就不可能有主次、有分寸的領導人民依序完成民主化的進程，只能往返于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的仿民主的徒勞中。

四、中華民族再度輝煌的靈魂

信息時代的到來，卓爾不群的人們以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信息產業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中國化、現代化和群眾化的思想創新，從而產生出新一輪“諸子百家”即思想者及思想家群。

中華民族再度輝煌所產生共和國的靈魂人物是誰？

參照歷史經驗，思想家的靈魂人物至少有兩位，一位是工業產業革命中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即馬克思，另一位是信息產業革命中思想家的代表人物，正在涌現；二次創新非凡領導團隊的靈魂人物至少有三位，兩位是工業產業革命中非凡領導團隊的代表人物即毛澤東、鄧小平，另一位是信息產業革命中非凡領導團隊的代表人物，他組織的體制改革正在通過實踐檢驗造就輝煌盛世；思想家與非凡領導團隊二次創新的思想融會貫通，必然成為“中國模式”的新靈魂，這個新靈魂將騰空而出橫跨國界、縱穿歷史、響徹云霄。

靈魂，像美酒一樣飄香萬里；而思想，像太陽一樣光芒萬丈。作者：馮克安；中共黨員；《和諧中國網》高級研究員；發表過《體制進化論》、《錢學森在社會科學領域最撼人的創新理論》、《馬列主義理論“短板”之研究》、《開創勞動力所有制時代》、《論“中國模式”的核心競爭力》等文章，獲得過多個全國征文大獎賽獎金及證書。

第二篇：總結發展經驗 探索發展模式

第十六期

大同市建設社會主義 2006年8月10日

新農村領導組辦公室

總結發展經驗

探索發展模式

市委副書記馬福山深入左云農村調研

8月9日，市委副書記馬福山帶領市新農村建設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市新農村建設領導組辦公室工作人員，深入左云縣鵲兒山鎮丁家村、店灣鎮西溝村、水窯鄉興隆溝村，就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行專題調研。

馬書記每到一村，都認真聽取他們的匯報，詳細了解他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路、做法以及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針對這三個村集體經濟實力雄厚，有的已經搬遷，有的準備搬遷建新村的實際，馬書記提出了三點意見：

一是要求像左云這樣有工礦企業的村，新農村建設要按照率先、全面、高標準的要求推進。率先就是加快發展，起示范帶頭作用；全面就是按照中央“二十字”方針的要求，從產業發展、村容村貌、民主管理等各個方面，全面協調地發展；高標準就是從高標準規劃入手，用超前的思維，建設一流的新農村。

二是要求左云有煤炭企業的村，建設新農村要更多地考慮搬遷，向縣城周圍集中。要利用現有鄉村兩級經濟實力較強的優勢，整合資金在縣城辦幾個大的企業，這樣既解決了搬遷農民的就業問題，又解決了職工的住宿問題。搬遷后的舊村，除了可以充分挖掘地下的煤炭外，還可以通過治理，植樹種草，發展畜牧業。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減少農民、擴大城鎮，推進城鎮化進程。左云縣城現有2萬多人，如果通過搬遷能達到7萬人，全縣城市化率就能達到50%。

三是經濟發達的地方，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都改善了，就要下決心培育新農民。要從教育入手，培育出更多的大中專學生，實現勞動力轉移；要引導農民樹立社會主義新風尚，自覺抵制黃賭毒；學習科技知識，去除愚昧落后。從長遠來看，這是新農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大問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要舍得投資下本錢。

（郭萬連）

報：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領導組辦公室，市人大、市政協，郭良孝書記、豐立祥市長、馬福山副書記、郝月生副市長

送：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領導組成員單位

發：各縣（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領導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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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探索“春暉模式”發展現代農業

探索“春暉模式”發展現代農業

作者：■袁華江 來源：孝感日報 字數：2274

近年來，孝南區始終把“三農”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三化同步”、“兩增同步”的要求，積極開展農村土地經營體制機制創新，大力推進現代農業發展，探索形成了“春暉模式”，有效解決了新形勢下“誰來種田、如何種田”的問題，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省委書記李鴻忠，省委副書記張昌爾等領導對“春暉模式”給予充分肯定；農民日報、湖北日報等媒體對“春暉模式”的作法進行了深度報道；內蒙古、山東等全國十多個省市組團學習考察“春暉模式”的經驗。今年4月，省委、省政府將孝南區列為全省10個農村體制機制改革試驗聯系點之一，要求借鑒“春暉模式”，依托龍頭企業，解

決新形勢下“誰來種田、如何種田”的問題。

動因：面臨三個困境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孝南區和全省許多地方一樣，土地經營上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存在有田無人種，有人要種田的矛盾，主要面臨三個困境。一是不想種田。由于從事非農產業收益遠遠高于種田收益，許多農民認為種田不劃 1

算，不如打工來錢；一部分農民向往城里人的生活，加之農業生產成本高，灌溉用水難，由于機械作業的農田少，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大，因此不想種田。二是不會種田。在青壯年勞力外出務工經商以后，在家的婦女、兒童、老人等留守人員體力不夠，干不得重活；一些新生代農民雖然在農村長大，卻沒有農業生產的實踐經驗，往往是讀完書就去打工，因此不會種田。三是沒有田種。一些社會資本進軍農業領域，需要大量土地發展規模經營，但很多農民“寧可拋荒、不可失地”的觀念根深蒂固，擔心流轉土地收不回，惠農資金領不到，因此一批種養大戶和農業企業想擴大規模卻又沒有田種。如何解決“有田無人種、有人要田種”的矛盾，區委、區政府審時度勢、改革創新，及時開展了農村土地經營體制機制創新試點，推進土地流轉，實行規模經營，探索形成了發展現代農業的“春暉模式”。

探索：實行三種形式

2010年，在省、市有關部門的指導下，孝南區引進湖北省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孝感市偉業春暉米業有限責任公司，在三汊鎮龍崗等4個村，開展以“土地流轉股份化、農企聯姻產業化、經營管理職業化、生產種植規模化、政府服務全程化”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土地經營體制機制創新試點工作，探索了三種形式，開創了現代農業發展新局面。一是土地流轉三制并行。采

取“股份制+租賃制+托管制”的模式，擴大流轉規模，集約經營土地。股份制就是組建湖北龍崗土地股份合作社，由三汊鎮龍崗村、同昶村、東橋村、彭橋村的村集體、農民和偉業春暉米業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組建，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和經濟實體。村集體以機動地經營權折資入股、農民以承包地經營權折資入股、春暉米業公司以農機具折資入股。組建過程中，村集體、農戶與合作社簽訂《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入股合同》，春暉米業公司與合作社簽訂《農機具折資入股合同》，經營期限截止到2028年12月31日。合作社現有社員（股民）669人，總資產1062.02萬元，總股份11773.73股。其中，村集體和農民入股土地6004.6畝，每畝折1股，畝均折資902.02元，共折股6004.6股，折資541.63萬元。租賃制就是春暉米業公司租賃經營孝南區三汊、肖港、朋興、臥龍、朱湖等鄉鎮的土地，擴大經營規模。托管制就是采取委托經營和發展訂單農業，向孝南以外縣市擴大經營面積。二是生產種植三社合作。采取“土地合作社+農機合作社+香稻合作社”的模式，建立分工協作機制。土地合作社主要是提供集中連片的土地，擴大經營規模，建立糧食生產示范基地；農機合作社主要是從機耕、機插、機播、機防、機收等環節上，為土地股份合作社提供全程機械化服務，并對外提供農機社會化服務；香稻合作社主要是采用先進技術，加強田間管理，提高效益。三是經營銷售三業連鎖。采取“生產種植業+收儲加工業+物流營銷業”的模式，構建產、加、銷一條龍經營、一體化發展格局，形成相對完整的產業

鏈條。生產種植業就是以種植香稻和糯稻為主，為收儲加工業提供最安全、最優質的糧源。收儲加工業就是代國家儲備糧食，并對糧食進行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打造屬于自己的農業品牌。目前擁有“朱湖”牌珍珠糯米、“孝豐”牌大米、“黃香”牌大米等5個農產品商標使用權。物流營銷業就是通過建立春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型農產品超市，實行物資集中配送、農超對接，直接銷售自己的農產品，提高企業經濟效益。

成效：實現了三方共贏

“春暉模式”運行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在各級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取得了較好成效，實現了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贏。從國家層面看，主要是解決了拋荒現象，確保了國家糧食安全。“春暉模式”通過土地整理、遷村騰地等方式較好解決了拋荒和耕地不足等問題，大大提高了糧食生產能力，保障了國家糧食安全。以龍崗村為例，在開展土地股份經營之前，每年都有大量的拋荒田；土地股份經營實行后，全村沒有一塊拋荒田。而且，合作社對土地進行集中整理后，消除田埂，開發邊角余料，重新丈量土地，土地面積增加了10%。從企業層面看，2011年，春暉米業公司在承包經營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流轉土地后，實現水稻總產719萬斤，單產1200斤，比上年提高50斤，經營收入達到781.68萬元。按股份結構，春暉米業公司分紅23.56萬元。從個人層面看，農

民獲得了“四金”收入，即保底租金、糧補資金、分紅紅金、打工薪金，總收入比土地流轉前明顯增加。2011年，入股農民畝平純收入達到568元，其中保底租金360斤中稻谷折款385元，國家“三補”資金142元，合作社分紅“紅金”41元。

第四篇：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

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發展奇跡。在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也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開創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功道路，譜寫了人類法治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

一、在創建新中國的進程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權基礎。我們黨領導人民，圍繞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順利進行，迅速著手創建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

徹底摒棄剝削階級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會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首先，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價值。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其次，創立了比較系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國體和政體的科學內涵與階級本質，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運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確立了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則。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

堅決廢除國民黨舊法統，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清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體制。毛澤東同志曾說，這部憲法，“使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道路可走”。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新中國在短短兩三年時間里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同時抓緊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構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舊的國家機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設的迫切任務。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從《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的頒布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施行，新中國在法制的框架內實現了由多黨合作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到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體系的平穩過渡，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的法學教育、研究體系，培養了10多萬法學法律人才。在全面廢除舊法統的同時，新中國也拋棄了舊的法學教育制度，在學習借鑒蘇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社會主義法學教育、研究機構和隊伍。從1949年到1957年，新中國建立了10個全國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畢業生達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輪訓了10多萬名司法干部。同時，各法學學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發表了很多著作和論文，一些法學刊物紛紛創刊。這些成就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改革開放以后法學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復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恢復和發展法治，確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權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上來，并圍繞這一重大轉變致力于法治的恢復、重建和發展，開創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期。

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文革”結束后，痛定思痛，撥亂反正，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產生了新的歷史飛躍。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還精辟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這一重要思想指導下，1982年憲法作出莊嚴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

重點抓立法，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具規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現行《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相繼出臺。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頒布了三資企業法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規598件，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重要領域無法可依的局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機構、行政執法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文革”期間，我國法律機構基本癱瘓。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重建檢察機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恢復整頓，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隨著行政管理領域單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繼出臺，工商、稅務、土地、衛生等行政執法機構恢復運轉。同時，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級各類法律機構基本得以恢復和建立，全國法律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

大力發展法學教育和研究，持續實施五年普法規劃。“文革”結束后，受到重創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大繁榮局面。一個比較完整、以專門政法院校和綜合大學法學院（系）學位教育為主的多層次、多途徑、多形式的法學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各級法學會、各種法學研究機構、各類法學法制報刊應運而生。法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得到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為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施了4個五年普法規劃，目前已進入“五五”普法階段，通過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

三、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提出并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 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并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實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開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階段。

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依法治國、實行法治越來越重要而緊迫。1996年，江 澤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認下來，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治國理政模式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加強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要抓緊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按照這一要求，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環節，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勞動法》、《對外貿易法》等各類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陸續頒布，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與此同時，《憲法》修正案出臺，《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重新修訂，《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等綜合性行政法律頒布實施。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規353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為依法治國的主要環節。1993年3月，國務院明確提出：“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國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步伐明顯加快，規范行政執法和制約行政權力的力度明顯加大，推進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999年11月，為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依法行政開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進轉變。

積極運用法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妥善處理國際經濟政治關系。根據《憲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并依據憲法和上述兩個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有力推動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2001年，我國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開始更加主動和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處理涉外經濟關系和經濟糾紛，大規模清理、修訂、廢除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法治在促進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確立黨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三位一體推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 錦 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新世紀新階段，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并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

確立依法執政，實現了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與法治的關系既是整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黨的建設及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的關鍵問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這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執政經驗和法治建設經驗上，積極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需要作出的一個戰略性論斷。胡 錦 濤同志強調指出：“依法執政，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科學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

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2004年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頒布憲法修正案14條，修正條文數是現行憲法4次修改之最，并將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制定《監督法》、《反分裂國家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訪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行政法規180件。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共七大部門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與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基本健全。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提出與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為法治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指明了前進方向。2005年底，黨 中 央在總結我國法治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作出了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戰略決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2007年底，黨中央進一步提出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以法治保障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為適應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國 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首次明確提出經過10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標志著我國法治政府建設開始步入全面規劃和整體實施的新階段，在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了貫徹落實《實施綱要》，國 務院又先后重點抓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執法責任制、行政復議、市縣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頒布了《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在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法治建設，凝聚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智慧和不懈探索實踐的心血。其間雖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權威得到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人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規劃和加快推進新世紀新階段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努力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到新水平和新階段。

中國立法六十載步履鏗鏘留痕 法學專家詳解我國依法治國進程6大事件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全國人大60年的發展歷程中，在推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方面，有很多階段性、標志性的事件值得銘記。京華時報記者梳理全國人大60年發展歷程中，在法治建設方面的6個重大事件。昨天下午，就這些事件的歷史意義，記者采訪了著名法學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

京華時報記者孫乾張劍

1953年7月中國歷史上首次全國范圍普選

事件：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0次會議決定，在1953年召開由人民普選產生的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并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3年3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頒布。從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拉開帷幕。

意義：洪道德說，1953年頒布的《選舉法》，是新中國第一部規范選舉活動的法律，標志著人民依法行使當家做主權利的開端。同年進行的全國范圍內的普選，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立的奠基性偉大事件，標志著我國在實現民主政治方面邁出了第一步，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管理國家的政治熱情。為1954年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對選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最重要的是實行差額選舉。1979年制定的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規定，不僅各級人大代表要差額選舉，而且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員也要差額選舉。與此同時，規定了選民或代表聯名提候選人的制度，改變了過去那種“上面提名單，下面畫圈圈”的做法。還把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擴大到縣一級。選舉制度的這些重大改革，打破了過去長期存在的僵化的、形式主義的選舉模式，提高了選舉的民主程度。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

事件：1954年9月15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經過熱烈討論并經無記名投票，《憲法》草案獲得全體代表一致表決通過。此次會議上通過了全國人大、國務院、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大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五個組織法。會議還選舉產生新的國家領導人。

意義：洪道德認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標志著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全面確立，共和國一切國家權力開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它預示著新中國的民主政治由此掀開嶄新篇章。這次會議制定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出了比較系統的規定。它明確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惟一機關。由此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在我國國家政權體系中的中心地位。

1979年七部法律標志中國立法新開端

事件：1979年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七部法律破繭而出，即《刑法》、《刑事訴訟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以及《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意義：洪道德指出，1979年頒布的這7部法律，不僅標志著新時期的人大工作從立法方面打開了新的局面，也標志著我國的

依法治國進程又重新回歸正軌。特別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對懲罰犯罪，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有重大作用；更從保障公民權利的角度，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亂抓亂捕、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隨著經濟社會的新發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做出了相應的修訂，這兩部法律越來越朝著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方向發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則是我國向世界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第一份法律宣告書。

1979年7月縣級以上地方人大首設常委會

事件：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地方組織法和《關于修正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確立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意義：洪道德分析，我國縣級單位有2000多個，是國家政權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大構成。但1949年建國后，縣級人大沒有設常委會，一定程度上屬于基層政權建設的不完整。1979年7月，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注定成為一項被載入史冊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舉。

它改變了我國權力機關和執行機關不分的狀況，保證了人大工作的正常運行，增強了人大對政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進一步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到1981年底，全國2756個縣級單位全部建立了人大常委會。20多年來地方人大工作愈見活躍，在立法、監督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創新，成為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豐富完善的重要見證。

1982年—2004年頒布新憲法及22年內四次修憲

事件：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修改憲法，組成了陣容強大、精英薈萃的憲法修改委員會。修改、討論工作歷時兩年之久。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3037票贊成，3票棄權，通過現行憲法。

自1982年憲法頒布以來，它歷經4次部分修改。1988年4月12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增加規定，“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轉讓”。1993年3月29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修憲，做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重要修改。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修憲，增加“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重要內容。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增加“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內容。

意義：據洪道德介紹，1982年憲法是在1954年憲法基礎上，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驗，特別是“文革”的深刻教訓，適應新時期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需要而制定。它體現著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此后進行的四次修憲，每次修正，都是對原有認識、舊有體制的突破，體現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斷深化。

2011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

事件：2011年3月10日上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意義：洪道德說，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個目標最終得以實現。2011年3月10日，吳邦國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對于我國的依法治國進程來說，是一個值得永遠銘記的日子——中國幾代立法者的艱辛努力終于有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果，將永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史冊。

洪道德認為，按照國家的長遠規劃和部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雖已形成，但它只表明已經實現了立法工作的階段性目標，并不意味著立法任務已經終結。這又是一個新的起點——我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有法可依，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為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奠定堅實法制基礎。

中國的法治建設走過了30多年的進程。如何評價30多年中國的法治進程，每一個側身期間的人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和認知，如有的人看到是成就與進步，有的人則感受的是問題。本文嘗試以事實為依據，從整體上對30多年的中國法治進程作一宏觀梳理與把握，為后人留下一點記憶。筆者深知，由親歷者來書寫當代史，拋開學識與能力問題，即便是主觀上再自醒，也難以做到客觀公正，何況30年中國法治的進程實在是過于宏闊，任何梳理和觀察都難免掛一漏萬。

一、從“無法無天”到依法辦事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項事業的領導力量，因而，梳理中國法治的進程首先需要觀察的就是執政黨政策的轉變。1976年10月，延續十年之久，給國家、社會和公民造成極大傷害的“文化大革命”終于結束。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首先處理好如下幾項艱巨的任務，一是認真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從理論上真正弄清“文革”發生的原因，防止“文革”之類事件的再次發生；二是平反冤假錯案。自反右運動以來，由于國家政治生活不正常和缺少法制，導致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只有平反冤假錯案，才能增強民眾對執政黨的認同，同時也才能使隨意打擊迫害持有不同意見者的惡劣風氣有所改變；三是盡快結束社會的動蕩。近百年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于激烈的戰亂和動蕩之中，人民群眾對穩定和秩序充滿了渴望。

就是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解決過程中，執政黨中以鄧小平等為首的一批“文革”期間身受迫害的領導人對法制與民主的重要性開始有了深刻認識，“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與此同時，理論界亦開始了關于權大還是法大的討論。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明確指出“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聯系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該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于法律和制度，忠實于人民利益，忠實于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

由于人治觀念的影響，加之整個社會與法治隔閡太深，主要是把法律當作成一種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和手段。這一時期中國法治建設的口號是“依法辦事。”

出現了第一次立法高峰。1979年 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了法制委員會，后改為法制工作委員會，負責研究、起草、修改法律草案，協調法律起草工作，立法工作的速度由此大大加快。同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7部法律。一次人大會議通過7部法律，開共和國歷史上之先例，新時期大規模立法的序幕由此拉開，各種社會關系開始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八二憲法”又擴大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權，進一步推動了立法工作和法制建設。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八二憲法”的制定。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憲法”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做了廣泛的規定，對國家機關職權的規定更為細致，還特別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也就是說法律至上、民主、自由等現代法治理念在八二憲法中均有了清晰的表達。盡管法律至上在當時更多的是一種昭示，但將其寫入國家根本大法，畢竟是共和國法制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八二憲法”為此后中國法治的發展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法律框架。

重建司法機關和司法系統。1978年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決定恢復人民檢察院（1975年被撤銷）；1979年全國人大通過決議恢復司法部，主管司法行政事務。1979年律師制度也開始恢復，1986年進行了第一次全國律師資格考試。1986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決定重新設立監察部，司法機關和法律監督機關開始逐漸健全。與此同時，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沖擊的原司法人員陸續歸隊，同時還從復轉軍人以及政府機關、學校等企事業單位抽調了一些人補充進司法機關。復轉軍人進法院既反映了這一時期人們對法律作用的認識，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法治建設的無奈，尚無合格的法律人才可用。

更為重要的是，反右之后被搞亂了的執政黨與司法機關的關系被重新理順，如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取消由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1980年1月，恢復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員會，作為執政黨領導全國司法工作的最高和唯一組織，其目的是為了使國家的法治建設能夠擺脫任何個人和地方組織的影響，始終朝著執政黨所需要的方向發展，保證了整個國家政法工作的統一。1982年1月13日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又明確指出：“各級黨委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管方針、政策，管干部，管思想政治工作，監督所屬政法機關模范地依照國家的憲法、法律和法令辦事。”

法學教育重新起步。自1977年起停招了多年的高等法學專業開始重新招生，承擔起培養合格法律人才的重任。

此外，這一時期的法治建設還有一點需要提及，即對民主的強調與重視。這一時期的法制建設始終是把民主和法制結合在一起的。因于歷史的欠帳太多，這一時期的法治建設操作中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諸如日后爭議頗多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活動（八三嚴打）。”

二、從以法辦事到依法治國

法律的創設、制度的增多并沒有從根本上減少現實生活中有法不依的現象，這一問題引發了民眾、理論界和執政黨領導人和對法制建設中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對治國方略的思考。知識界率先開始了對“法治”與“法制”詞義的辨析。1990年代以前無論是知識界還是實務界說起法律問題使用的都是“法制”一詞。隨著有法不依問題的一再重復出現，知識界開始注意到“法制”與“法治”概念的異同，經過探討，最終形成了如下的共識：法制一般是指法律制度。而法治則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法制在價值取向上是中性的，而法治的價值取向極為明白，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等。法治的內容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有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說依法治國所依據的法律必須是良法；另一方面這種良好的法律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要得到普遍的服從和遵守。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鄭重地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了修正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1999年3月15日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正式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了憲法，使其上升為國家意志，力圖實現治國方略的根本轉換。“法治”由此具有了超越法律工具主義的深廣意涵，中國法治建設掀開了新的篇章。

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首先要有法可依，在此背景下立法工作再次提速，并出現了新的特點：第一，有了制度創新的意義。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對“八二憲法”進行修改，規定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后大批用來規范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紛紛出臺，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又為法治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第二，不再單純地滿足國內的需要，還需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2001年11月10日，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貿易組織要求的法制統一原則、非歧視性原則、透明度原則，客觀上對中國的法律制度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應對入世的承諾，中國制定、修改或者廢止了數百件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第三，突出保護人權。2004年，全國人大再次修改憲法，將保護人權正式寫入憲法。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吳邦國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了更為扎實的法制保障。

行政執法不斷強化。各級政府出于快速發展經濟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在推行法制方面表現出了極大的積極性，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路、依法治林，依法治礦，甚至依法治校、依法治家等響亮的口號紛紛出臺，就是在這一系列的“治理”過程中，政府在法治建設中的主導地位越發突出，并在這一過程中使政府積攢起了足夠的能量。

司法愈來愈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社會流動的加快、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各類案件急劇增多，據統計1978年全國法院受理各類案件52萬余件，2010年已超過一千萬件，翻了20翻。收案范圍也由原來的民、刑事案件，擴展為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海事五大類，還有涉外和涉港澳臺的案件，司法在維護公民和法人合法權益方面的作用日益彰顯；1995年《法官法》和《檢察官法》的頒布，對從業人員入門門檻的提高，使接受過正規法學院教育的畢業生逐漸成為了各級司法機關從業人員的主體，司法從業人員完成了替換，法律職業共同體也開始漸露端倪。

法學教育高歌猛進。由于市場經濟需要大量的法學人才，加之市場經濟也為法律人帶來了較為豐厚的經濟報酬，于是進入90年代后法學專業開始從冷門專業變成為熱門專業，一大批高等院校加入進了開辦法學專業的行列。

就價值層面而言，權利觀念的興起最值得我們重視。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體的價值日益受到重視。此外，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改變中國民眾法律意識淡漠、守法意識不強的習慣，形成現代國家必不可少的法律秩序，國家開展了五年為周期的“普法”活動。這場波及億萬民眾的普法活動不僅使民眾的法律知識有了顯著的增長，同時也啟迪了民眾的權利意識。伴隨著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等概念的逐漸深入人心，自下而上的維權事件層出不窮。權利觀念的興起，極大地改變著中國的法律制度，并將從深層次上影響著中國法律制度的重構。

三、從依法治國到全面深化依法治國

中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但與法治國家的要求還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法治意義上的對公權力的制約尚未實現。由于權力運行不規范，公權力隨意進入私權領域，造成腐敗屢禁不止，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了人們普遍質疑；民主、平等、人權、依法辦事等法治理念尚未被整個社會所接受，更未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從而使公平、公正問題較為突出，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缺乏表達的機會與渠道，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開始凸顯；司法在社會治理中的地位亟待提升。當代中國各階層、各族群以及各種不同的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錯綜復雜，在法治的背景下這些矛盾和沖突直接或間接地交給了司法。但遺憾的是中國的司法在國家權力結構中及在全社會的權威體系中并不具備法治社會所要求的尊崇，司法尚不具備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能力和實力。

面對這些問題，中共十八大報告不僅重提依法治國，而且使用了更為迫切、更加強烈的用語“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出了更加直觀的目標建設“法治中國”。世界各國的歷史及經驗已一再證明，一個國家發展經濟的手段和方法可能有多種，但治理好結構復雜的現代社會方法卻只有一個，就是依法治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五十多個民族的發展中大國來說更為重要。這是因為，法治所依賴的各項合理制度會使權力受到真實的制約與監督，換來國家的平穩發展；法治所內涵的特定理念，能夠讓社會中所有群體的合理利益以及每一個個體的權利受到嚴格的保護。如果說前三十年中國的發展，更多依靠的是解放思想和對外開放，那么未來的中國依賴的只有制度的力量。

十八大之后，中國在法治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進展：

反腐力度大大提高，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執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開始提升。通過簡政放權和扶植新的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等措施使法治政府建設有了正確的方向。擱置多年的《預算法》修改終于完成，對公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有了更具體的制度。

勞動教養制度被廢除，戶籍制度改革啟動，這些實實在在勢必會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公平和正義。

司法改革有序推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全會上通過《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各項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2014年6月6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全會上通過了《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對若干重點和難點問題的導向進行了規定。以建設現代法官制度為中心的司法改革艱難起步。

第五篇：新中國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

新中國

60年法治建設的探索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發展奇跡。在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新中國的法治建設也走過了60年的光輝歷程，開創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功道路，譜寫了人類法治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篇章。

一、在創建新中國的進程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廢除國民黨舊法統，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我們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權基礎。我們黨領導人民，圍繞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順利進行，迅速著手創建社會主義法制，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

徹底摒棄剝削階級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會主義法律思想和原則。首先，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和價值。毛澤東同志強調指出：“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其次，創立了比較系統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國體和政體的科學內涵與階級本質，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運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確立了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則。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則，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

堅決廢除國民黨舊法統，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清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體制。毛澤東同志曾說，這部憲法，“使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道路可走”。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新中國在短短兩三年時間里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同時抓緊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構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制度。舊的國家機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設的迫切任務。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成立，從《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的頒布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施行，新中國在法制的框架內實現了由多黨合作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到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體系的平穩過渡，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國的法學教育、研究體系，培養了10多萬法學法律人才。在全面廢除舊法統的同時，新中國也拋棄了舊的法學教育制度，在學習借鑒蘇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新的社會主義法學教育、研究機構和隊伍。從1949年到1957年，新中國建立了10個全國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畢業生達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輪訓了10多萬名司法干部。同時，各法學學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發表了很多

著作和論文，一些法學刊物紛紛創刊。這些成就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改革開放以后法學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復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恢復和發展法治，確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權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沉痛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上來，并圍繞這一重大轉變致力于法治的恢復、重建和發展，開創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期。

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文革”結束后，痛定思痛，撥亂反正，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產生了新的歷史飛躍。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還精辟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這一重要思想指導下，1982年憲法作出莊嚴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

重點抓立法，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具規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現行《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相繼出臺。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頒布了三資企業法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規598件，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重要領域無法可依的局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機構、行政執法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文革”期間，我國法律機構基本癱瘓。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重建檢察機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恢復整頓，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隨著行政管理領域單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繼出臺，工商、稅務、土地、衛生等行政執法機構恢復運轉。同時，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級各類法律機構基本得以恢復和建立，全國法律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

大力發展法學教育和研究，持續實施五年普法規劃。“文革”結束后，受到重創的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大繁榮局面。一個比較完整、以專門政法院校和綜合大學法學院（系）學位教育為主的多層次、多途徑、多形式的法學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各級法學會、各種法學研究機構、各類法學法制報刊應運而生。法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得到快速發展，成果豐碩。為提高全民法律素質和法治意識，我國從1985年開始實施了4個五年普法規劃，目前已進入“五五”普法階段，通過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動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

三、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提出并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并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實行依法

治國的基本方略，開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階段。

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依法治國、實行法治越來越重要而緊迫。1996年，江澤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認下來，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治國理政模式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加強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要抓緊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按照這一要求，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環節，開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勞動法》、《對外貿易法》等各類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陸續頒布，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與此同時，《憲法》修正案出臺，《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重新修訂，《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等綜合性行政法律頒布實施。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規353件，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為依法治國的主要環節。1993年3月，國務院明確提出：“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嚴格依法辦事”。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國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步伐明顯加快，規范行政執法和制約行政權力的力度明顯加大，推進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999年11月，為適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要求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政府”，對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標志著我國依法行政開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進轉變。

積極運用法治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妥善處理國際經濟政治關系。根據《憲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并依據憲法和上述兩個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有力推動了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2001年，我國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開始更加主動和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處理涉外經濟關系和經濟糾紛，大規模清理、修訂、廢除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制定了《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法治在促進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維護國家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確立黨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三位一體推進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新世紀新階段，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并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確立依法執政，實現了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與法治的關系既是整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黨的建設及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的關鍵問題。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這是我們黨在深刻總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執政經驗和法治建設經驗上，積極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需要作出的一個戰略性論斷。胡錦濤同志強調指出：“依法執政，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科學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

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2004年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頒布憲法修正案14條，修正條文數是現行憲法4次修改之最，并將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制定《監督法》、《反分裂國家法》、《行政許可法》、《物權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訪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行政法規180件。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共七大部門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與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基本健全。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提出與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為法治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指明了前進方向。2005年底，黨中央在總結我國法治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作出了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戰略決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2007年底，黨中央進一步提出要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以法治保障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為適應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國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首次明確提出經過10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標志著我國法治政府建設開始步入全面規劃和整體實施的新階段，在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了貫徹落實《實施綱要》，國務院又先后重點抓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執法責任制、行政復議、市縣基層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頒布了《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在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法治建設，凝聚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智慧和不懈探索實踐的心血。其間雖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權威得到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人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規劃和加快推進新世紀新階段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努力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到新水平和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