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回顧

新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回顧

http://www.tmdps.cn 2010年06月30日 10:52 來源： 當代中國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的重要方面，從毛澤東沒有革命文化事業，革命與建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到鄧小平“不論是對于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從江澤民“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對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起巨大促進作用”，到胡錦濤“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精神上的旗幟，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顯著標志”，都是對文化建設所做的深刻論證。通過對新中國文化歷程的回顧，可以總結文化建設60年來所發揮的解放思想、動員人民、引領時代風尚的作用，促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關鍵詞：文化建設 “雙百”方針 “二為”方向 文代會文化產業

[中圖分類號]G120；K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09)05-0111-10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20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的歷史也是人類文明史中最輝煌的篇章之一。一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斗，今天大踏步地趕上時代潮流，穩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文化建設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取得了輝煌成就。總結和回顧歷史，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全面深入地認識和把握文化發展規律，對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17年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揭開了新中國文化建設的第一頁。中共中央給大會的賀電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這次大會實現了老解放區與新解放區兩路文藝大軍的會師，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并將其作為發展新中國的人民文藝的基本方針，大會號召文學藝術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貫徹執行這一方針，更進一步地與廣大人民、與工農兵相結合。大會建立了全國統一的文學藝術界組織——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一次文代會后陸續成立了美術、舞蹈、曲藝、文學、音樂、戲劇、電影等專業文藝工作者協會組織。

第一次文代會上提出了改革舊戲劇的任務。會后，立即成立了以歐陽予倩為主任的全國戲曲改進會籌備會，毛澤東為該會題寫了“推陳出新”的題詞。1950年7月，文化部又組成戲曲改進委員會。如何對待京劇和各種地方戲中的傳統戲曲，不但涉及廣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關系到成千上萬藝人就業的社會問題。1951年5月，政務院發布《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戲、改人、改制”的號召。明確規定保留與發展舊戲曲的優良傳統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長期封建社會所造成的反現實的落后部分，使其成為以新民主主義及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的戲曲藝術。提出依靠用新戲曲逐漸代替舊戲曲，按照有益、無害和有害的三類標準，和戲曲藝人一道，對傳統劇目和傳統的表演藝術進行整理和改革。此舉使許多瀕『J缶滅亡的劇種獲得了新生。大批傳統劇目經過去蕪存菁，劇本、唱腔和表演都綻放出新的光彩。無論在劇目的創作和改編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臺藝術的革新方面，還是在培養青年演員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績，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國家將所有的民間文藝團體、戲班子、藝人和國有文藝團體組成國家、省、地區三級設置的國營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為了改革舊電影事業，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電影舊片清理暫行辦法》、《國外影片輸入暫行辦法》和《電影新片頒發上演執照暫行辦法》等，規定舊片映演必須送電影局影片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后發放上映執照方能上演；舊片內容如有妨礙新社會秩序的，視其情節輕重，要刪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隨著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布，全國范圍內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為了適應形勢確定文學藝術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新任務，9月在北京召開第二次文代會。第二次文代會主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有：第一，在新的建設時期，文藝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以抓創作為主。第二，確定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周恩來在會上所作政治報告中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結合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第三，對建國以來文藝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現實主義的傾向，對文藝批評上的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和文藝領導上的行政命令等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運用社會方式領導文藝工作，以克服違背藝術規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當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會對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進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實現產生了積極作用。文學創作不僅在數量上大幅度增長，質量上也有顯著提高，涌現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藝術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很有生氣的優秀作品。

李準1953年11月發表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通過翻身貧農宋老定想買地的故事，對土改后農村兩極分化及廣大農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紹。1955年趙樹理發表的《三里灣》以他慣常的為群眾喜聞樂見的風趣幽默的表現手法，描繪了合作化時期農村的復雜斗爭和各個階層人物的內心世界。歐陽山的《前途似錦》、王希堅的《迎春曲》、劉澍德的《橋》、康濯的小說集《春種秋收》、劉紹棠的《運河的槳聲》等都是展示農業合作化歷程的作品。

用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人們，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也開始達到一個新的藝術水準。峻青1954年發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寫了交通員小陳帶領武工隊負責人通過敵人封鎖區時，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務看得高于一切，最后連同母親、弟弟壯烈犧牲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王愿堅1954年發表的第一個短篇作品《黨費》，主人公黃新那種無畏的斗爭精神和不怕犧牲的正氣，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鵬程發表的優秀長篇小說《保衛延安》，是第一部大畫面描寫解放戰爭的鴻篇，當時被評論界稱為“具有古典文學中的英雄史詩的精神”，小說不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軍指戰員的英雄形象，再現了保衛延安的幾次著名戰役，而且第一次在當代文學作品中描繪了彭德懷的領袖人物形象。高玉寶1955年發表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也受到普遍歡迎。

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即將完成，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日益成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是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就奠定了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正確政策的基礎。1956年四五月間，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的身份分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和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為進一步宣講和闡述“雙百方針”，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請中宣部長陸定一舉行了報告會。

“雙百”方針的提出極大地鼓舞了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一大批優秀的中長篇小說相繼問世，其中在1957年發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紅旗譜》、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蕪的《百煉成鋼》，1958年主要有楊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決定實行劇目開放。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劇目有5萬多個，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劇目，昆曲《十五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年秋天的北京，還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劇《柔密歐與幽麗葉》(當時的譯名)，由田華飾演的幽麗葉受到英國《工人日報》來華記者阿蘭·魏寧頓的高度贊揚。7月，首都文藝界集會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奧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誕生200周年、荷蘭畫家倫勃朗誕辰350周年、愛爾蘭作家蕭伯納誕生100周年和挪威劇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這都是新中國成立后所少見的。“雙百”方針的提出和貫徹使文化藝術界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使大批有才華的文藝工作者被錯劃成“右派分子”，一大批優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開展“大躍進”運動，以高標準、瞎指揮、浮夸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泛濫起來，正如周恩來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執行總路線在具體工作上發生偏差，這不能不影響到各個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藝方面。”由于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強調主觀能動作用，提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那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等方面都要爭取“大躍進”，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詩、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還要求文化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像搞政治運動一樣發動文藝“大躍進”，嚴重違背了藝術生產的規律。

為了糾正精神生產領域內的種種偏差，調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以及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在會議上發表講話，總結經驗教訓，闡述精神生產的規律，批評文化思想領域的一些錯誤作法，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與此同時，先后制定了《文化部黨組、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黨組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文化部關于劇院(團)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劇院(團)工作十條”)、《文化部關于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簡稱“電影工作三十二條”)等，提出了加強文藝建設、改進文藝工作的意見。文藝工作經過調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音樂創作中涌現出《我們走在大路上》、《我為祖國獻石油》、《唱支山歌給黨聽》、《馬兒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優秀歌曲。電影音樂取得令世人矚目的進展，《劉三姐》、《英雄兒女》、《冰山上的來客》等影片的音樂家喻戶曉。革命歷史題材的大型作品《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和史詩《東方紅》應運而生，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佳作。歌劇代表著音樂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蘊的厚重程度。中國歌劇曾經擁有一批影響深遠的作品，唱腔家喻戶曉，劇情耳熟能詳，強烈吸引了幾代觀眾。如《洪湖赤衛隊》、《劉三姐》、《紅珊瑚》等對歌劇藝術進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劇高潮，其中《江姐》一劇堪稱中國歌劇藝術史上的經典華彩樂章。

總起來看，新中國成立后，文化建設雖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點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正如鄧小平所總結的：“我們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

開創文化建設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處于撥亂反正、走向歷史轉折的進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這一方針維護了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造成了黨和國家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藝界落實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過去受人民歡迎的一大批文藝作品重獲新生。文藝工作者心情舒暢，創作熱情高漲。短短幾年里，通過清算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小說、詩歌、戲劇、電影、曲藝、報告文學以及音樂、舞蹈、攝影、美術等作品。這些作品對于打破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對于解放思想，振奮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1977年11月，文藝界開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漫畫、相聲脫穎而出，成為猛刺林彪、“四人幫”的“匕首”。詩歌打破長期沉寂，抒發了人民群眾的戰斗激情。特別應當提到的是傳誦一時的《天安門詩抄》，以及《團泊洼的秋天》、《中國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在浪尖上》、《周總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廣大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新聞紀錄片《敬愛的周總理永垂不朽》，表達了千百萬人民的哀思和懷念。許多長期以來文藝界不敢觸及的問題，現在敢于突破、敢于議論、敢于探討了，不僅打破了“四人幫”套在文藝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鎖，沖破了他們設置的許多禁區，而且還沖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規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準成立籌備小組，恢復被迫停止了12年活動的文聯和各個協會的工作，各協會普遍進行了會員重新登記，并發展了一批新會員。同時，相繼恢復《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還創辦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會是在大轉折的關頭召開的一次解放思想、總結經驗、探討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繁榮文化建設的重要會議，鄧小平親臨大會并發表《祝辭》。他在講話中提出了新時期文學藝術的任務，進一步解決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以及黨如何領導文藝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問題。他強調指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文藝創作必須充分表現我們人民的優秀品質，在藝術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濫造，認真嚴肅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這些論斷根據新時期的特點對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調整和理論概括，為新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確立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不僅比較完整地反映了社會主義時代對文化的歷史要求，而且更體現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強烈文化要求和廣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責任感與使命感，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文化建設的根本方針，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化時代。新的歷史時期黨的文化發展方針深入人心，文化創作熱情空前高漲，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家、藝術家和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園地展現出一派勃勃生機。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藝創作開始進入以揭露和反思極“左”危害為主題的創作階段，文藝工作者以戰斗的姿態和無畏的精神率先從文學角度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撥亂反正中起到了引領作用。

《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發表的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標志著揭批“四人幫”的作品在現實主義描寫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作品通過對中學生宋寶琦、謝惠敏兩個不同形象的生動描寫，深刻揭示了“四人幫”的罪惡不僅在于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且更在于給廣大青少年帶來的精神上的傷害。它所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響。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發表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小說通過描寫一個16歲的小姑娘王曉華與其“叛徒”身份的母親徹底“劃清界限”，8年后母親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曉華明白了真相，但為時已晚，母親已與世長辭的經歷，揭露了極“左”路線給中國社會特別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劇和災難，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共鳴。

這以后揭批極“左”路線的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作品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面對“四人幫”的淫威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一類是對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對美好情操的熱情頌揚。前者有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中杰英的《羅浮山血淚祭》、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諶容的《永遠是春天》、莫應豐的《將軍吟》等；后者有張潔的《森林里來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夢》、張賢亮的《土牢情話》、劉紹棠的《峨眉》、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葉辛的《蹉跎歲月》、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

接下來發表的作品已不再滿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訴，作家開始把筆觸伸向歷史縱深，主要有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茹志鵲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劉真的《黑旗》、梁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古華的《芙蓉鎮》、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葉文玲的《心香》、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張鐵匠的羅曼史》、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國文的《月食》等。這一波創作浪潮后期的優秀作品，如朱曉平的《桑樹坪紀事》、陳建功的《轆轤把胡同9號》、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風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張賢亮的《綠化樹》等，都曾在社會上產生較大的反響。

話劇發揮了它介入現實短、平、快的特點，率先創作了一批及時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會主題的作品，如《于無聲處》、《丹心譜》、《楓葉紅了的時候》。1978年初，宗福先創作的四幕話劇《于無聲處》再現了1976年中國人充滿風險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幫”，昧著良心出賣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門事件前后尖銳、復雜、險惡的政治環境。這出話劇在圍繞天安門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爭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陳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舉了《于無聲處》為例。蘇叔陽創作的五幕話劇《丹心譜》被稱為“對恢復發展革命現實主義傳統帶有標志性意義的作品”，它表現了以方凌軒為代表的醫務工作者，為執行周總理的指示研制治療冠心病新藥，與“四人幫”親信爪牙展開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

詩歌的代表則有1977年發表的賀敬之的《中國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巖的《周總理，你在哪里?》等。《中國的十月》是一首優秀的政治抒情詩。它熱情謳歌了中國史詩般的十月，放聲歌唱粉碎了“四人幫”的偉大歷史性勝利。《一月的哀思》抒寫周恩來光輝的一生，表達了全國人民在周恩來逝世后的悲痛和懷念以及對粉碎“四人幫”的無比歡欣。濤人善于選擇典型的細節和運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達昂揚奮發的激情。《周總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現代抒情詩，是為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而創作。詩人運用“詢問——呼喚——尋找——應答”的獨特構思來展現主題，用54個“周總理，你在哪里”對周總理的英靈急切地反復呼喚，反復詢問，反復傾訴，表達了億萬中國人民的無限熱愛和懷念的深情，富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上述文學作品，主題鮮明，緊扣時代脈搏，有力地推動了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促進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吹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號角，文化藝術界以敏銳的洞察力及時地推出一批以改革為題材的力作，逐漸取代傷痕文學和反思小說而成為文學創作主流。《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上發表了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就題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從車間、工廠放大到社會，揭示改革的困難、斗爭和已經出現的變革與轉機，著力塑造了改革家喬光樸的正面形象，寫他的堅毅剛強和困惑苦惱，寫他感情世界的波濤起伏和對待愛情的果敢態度，性格鮮明突出，有棱有角。這正好應和了變革時代的人們渴望雷厲風行的“英雄”的社會心理，一時間引起了讀者和評論家們的盛情贊揚，被評論家們贊美為“改革文學”的代表作。載于《人民文學》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鄉場上》，像一陣潮潤的清風卷起了鄉間芬芳的泥土氣息。它深刻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村在實行新的經濟政策以后農民的新風貌，他們不僅逐漸擺脫長久的貧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權作風，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其他還有高曉聲的《陳奐生進城》、趙本夫的《賣驢》、路遙的《人生》、水運憲的《禍起蕭墻》、譚談的《山道彎彎》和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等，這些作品已經不僅限于為改革鼓與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帶來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心態變化的深層寫作。

伴隨著改革開放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深入發展，文化建設中的一系列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紀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門明確提出改革體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問題。1983年國務院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部署文化體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文化部《關于藝術表演團體的改革意見》，明確提出合理調整藝術表演團體的布局結構；確定編制，精簡人員；改革領導體制和內部管理體制，擴大自主權；加速培養藝術人才，繁榮藝術創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國務院批轉文化部《關于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意見》。1989年，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實行“雙軌制”改革思路，即一軌為國家扶持的少數全民所有制院團，另一軌為多種所有制的藝術團體。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大體遵循了經濟領域“增量改革”的戰略，在國有藝術表演團體特別是省級和中央藝術表演團體改革難于取得突破時，藝術院團改革轉上了“雙軌制”發展的道路，轉軌并催生了一批民間職業劇團和社辦院團，改變了藝術表演團體由政府單一投資的體制。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趨多樣化和豐富，文化的產業屬性逐步顯現出來。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了《關于改進舞會管理的通知》，正式認可營業性舞會等文化娛樂經營性活動。1988年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關于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場的概念，同時明確了文化市場的管理范圍、任務、原則和方針。這標志著我國“文化市場”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認。1989年國務院批準在文化部設置文化市場管理局，全國文化市場管理體系開始建立。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全面提升文化建設的地位和作用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強調要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1991年，江澤民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整個文化建設的方向，指出：“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94年，他進一步指出，要“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倡導一切有利于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是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具體體現。1997年黨的十五大旗幟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繁榮的經濟，也應該有繁榮的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黨必須從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和民族振興的高度，充分認識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00年，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將先進文化建設上升到立黨之本、執政之基的高度來認識，對于提升文化建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整體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為進一步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文化體制改革逐漸向縱深發展。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對文化體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劇團體制，集中力量辦好代表國家級藝術水平的劇團”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要求對藝術表演團體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見：一是調整布局結構。國家重點扶持少量的在國內外、省內外有重大影響，或具有實驗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歷史保留價值的藝術表演團體；辦好地、縣級藝術表演團體；提倡和鼓勵社會辦團。二是搞活內部經營機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頒布《關于繼續做好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國有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建立充滿活力的運行機制。由此開始，文化部連續三年對中直院團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學合理的布局結構、建立充滿活力的運行機制、建立長期穩定的經費來源為三項基本內容的宏觀思路。以建立完善的運轉機制為重點，整體推進，分步實施，對推進全國藝術表演團體改革產生了積極的示范作用。

1996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任務和一系列方針，指出“改革文化體制是文化事業繁榮和發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強文化事業的活力，充分調動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多出優秀作品，多出優秀人才”。強調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遵循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改革要區別情況，分類指導，理順國家、單位、個人之間的關系，逐步形成國家保證重點、鼓勵社會興辦文化事業的發展格局。

發展文化產業是改革開放以后文化建設的重大舉措。文化產業是以文化資源為投資對象，以現代管理機制為手段，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向社會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并獲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一種新型產業。1985年，國務院轉發國家統計局《關于建立第三產業統計報告》，把文化藝術事業、旅游、教育、科技事業等一并列入第三產業。在市場意識、競爭意識不斷增強的90年代，文化產業的發展越發引起中央及有關部門的關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發展文化產業”的命題，文化系統由“以文補文”、“以文養文”逐步轉入產業發展軌道。1998年政府機構體制改革逐步推開，文化部在機構大精簡的背景下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文化產業司，為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提出了“文化產業”問題，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這一概念，標志著我國對于文化產業的承認和對其地位的認可，這對于文化體制改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200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宣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文化體制改革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集團化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著重在宏觀管理體制、微觀運行機制、政策法律體系、市場環境、開放格局等5個方面積極進行探索創新，進一步壯大實力，增強活力，提高競爭力。意見還強調要加強黨對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領導，始終掌握對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對資產配置的控制權、對宣傳業務的審核權、對主要領導干部的任免權。

這一階段文化體制改革主要圍繞以下幾個重點進行了探索：一是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轉到以國有藝術表演團體尤其是省級和中央藝術表演團體為重點，在落實加大財政投入、合理布局結構、規范演出市場秩序和建立文化經濟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時，重點突出了院團內部運行機制的建設和調整，院團生產和演出的市場化導向得到明顯加強，逐漸由機關化管理模式開始向企業化管理模式轉變，產業化經營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范市場行為，完善運行機制，促進文化市場繁榮健康、活躍有序地發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藝演出市場、電影電視市場、音像市場、文化娛樂市場、文化旅游市場在內的文化市場體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門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轉變職能，提高效率，加強和改進對文化事業的宏觀管理；四是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單位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機制。

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確立了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和戰略地位，第一次將文化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明確了整個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003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按照黨的十六大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要求，專門研究部署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全國有包括北京、重慶、廣東、深圳、沈陽、西安、麗江在內的九個省市和39個宣傳文化單位作為改革試點。開展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就是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探索，為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做準備。同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強文化建設納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布局加以強調，進一步提出：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要深化勞動人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國家投入，增強活力，改善服務；對經營性文化產業單位要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要健全文化市場體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鼓勵多渠道資金投入，促進各類文化產業共同發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增強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要依法規范市場競爭秩序。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確定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本要求。決定提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這一重要命題，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現“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提法。決定還要求抓緊制定文化發展綱要和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十六屆五中全會把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確定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抓好的一項重大任務。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這是指導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要求、目標任務、基本思路，有力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發生深刻變化。

2006年3月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決定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從9個省市擴展至全國有條件的地區，試點單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臺，極大地釋放了文化生產力。9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出臺，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由國家制定的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規劃綱要，為我國文化建設描繪了一幅壯美藍圖。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發展戰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將文化建設推向科學發展、和諧發展之路。

總之，黨的十六大以來，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對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受到黨和國家以及全社會的高度重視，進入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文藝方針政策穩定明確，文藝創作環境寬松和諧，文藝隊伍團結向上，廣大文藝家心情舒暢、精神煥發，文化生產力進一步解放，文藝作品和表演藝術空前繁榮，規模、數量持續增長，內容、形式不斷創新。

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強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的歷史重任，發出“推動文化建設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的時代號召，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著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大力推進文化創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斷發展、文化市場更加繁榮，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

總結60年文化建設，盡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輝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的文化事業把握機遇，開拓進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發展難題，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挑戰，成功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亮麗的中國文化風景線。我們將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參引文獻]

[1]《中共中央委員會電賀文代大會開幕》，《人民日報》1949年7月2日。

[2]《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頁。

[3]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1979年10月31日。

[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頁。

[5]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頁。

[6]《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頁。

[7]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頁。

[8]《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頁。

第二篇：新中國鋼鐵工業60年發展歷程及成就回顧

新中國鋼鐵工業60年發展歷程及成就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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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鋼鐵大國 夢想照進現實

——新中國鋼鐵工業60年發展歷程回顧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已經整整60年了。在60年中，新中國的鋼鐵工業在戰爭廢墟上艱苦創業，既有順利發展的機遇，也有探索前進的挑戰；有過三年“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的沉痛教訓，也遭遇過10年“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干擾和挫折。盡管如此，中國鋼鐵工業仍克服重重困難，艱難前行，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

改革開放后中國鋼鐵工業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鋼鐵工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國鋼鐵行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和正確領導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針，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積極滿足下游產業發展的需要，在鋼鐵產量快速增長的同時，加強技術進步和節能減排，不斷改善品種質量，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作為基礎原材料工業，鋼鐵工業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實現了前人的躋身于世界鋼鐵大國的夢想。2008年中國粗鋼產量超過5億噸，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粗鋼產量的3164倍，鋼產量占到全球的38.2%。

一、新中國鋼鐵工業發展的歷程

回顧新中國現代鋼鐵工業的崛起、壯大，大體經歷了改革開放之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1949～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2年，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1993～2000年)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國民經濟高速增長時期(2001年以來)四個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1949～1978年)

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經歷了“一次重大轉變”、“兩個黃金發展期”、“三次基本建設高潮”和“一段坎坷、曲折路”。

1.一次重大轉變

從建國初期到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是在前蘇聯大力支援下開展的，幾乎全盤照搬蘇聯的模式。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系》之后，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在認真總結學習蘇聯經驗教訓基礎上，轉變到從中國國情實際出發，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走大、中、小相結合之路。這一轉變，對中國鋼鐵工業的崛起、壯大具有重要意義。2.兩個黃金發展期

第一個黃金發展期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年)，年均增鋼80萬噸，年均增長31.6%，到1957年達到了535萬噸。

第二個黃金發展期是國民經濟調整期間(1963～1965年)，年均增鋼185萬噸，年均增長22.4%，到1965年達到了1223萬噸。

3.三次基本建設高潮

第—次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蘇聯156個援建項目中的八大鋼鐵項目的建設，包括新建武鋼、包鋼、北滿鋼廠、吉林鐵合金廠、吉林炭素廠、熱河釩鈦廠，改擴建了鞍鋼和本鋼等。同時還進行了大冶鋼廠、太鋼、唐鋼等近20個企業改擴建工程。

第二次是1956年規劃并開始建設的“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是繼續進行鞍鋼、武鋼、包鋼三個大型鋼鐵基地建設；五中是擴建、新建五個中型鋼鐵企業，即擴建太鋼、重鋼、馬鋼、石景山鋼鐵廠，新建湘鋼；十八小是新建十八個小型鋼廠，即邯鋼、濟鋼、臨鋼、新余、南鋼、柳鋼、廣鋼、三明、合鋼、長特、新疆八

一、杭鋼、鄂鋼、漣鋼、安鋼、蘭鋼、貴鋼、通鋼等。

第三次是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主要是新建了攀鋼、長城特鋼、峨嵋鐵合金廠、水城鋼鐵廠、遵義金屬制品廠、樂山軋輥廠等：恢復建設了酒鋼、蘭鋼、略鋼；擴建了成都無縫鋼管廠、重鋼、重特、昆鋼、貴鋼、遵義鐵合金廠，還有鞍鋼援建寧夏石嘴山鋼繩廠。這三次基本建設高潮的開展，為新中國鋼鐵工業日后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

4.一段坎坷、曲折路

1958年“大躍進”的高指標、大辦鋼鐵、浮夸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壞、整頓、再破壞，以及其后的“鬧翻番”、“洋躍進”等脫離實際、違背鋼鐵工業發展規律的行為，使中國鋼鐵工業在十幾年的時間里，走了一段三起三落的坎坷、曲折路程，使中國鋼鐵工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中，國家對鋼鐵工業的總投資為615.28億元，其中基本建設投資526.46億元，占85.6%；更新改造投資88.8億元，占14.4%。中國鋼鐵工業在跌宕起伏中，經過數百萬鋼鐵人的頑強拼搏，初步建立起了包括采礦、選礦、燒結、煉鐵、煉鋼、軋材、焦化、耐材、鐵合金、碳素等要素結構比較完善，地質勘探、工程設計、建設施工、設備修造、科學研究、冶金教育等門類比較齊全，以大型企業為骨干、大中小相結合，具有3500萬噸鋼生產能力的新中國冶金工業體系。鋼產量由1949年的15.8萬噸增加到1978年的3178萬噸，年均增鋼100萬噸；鋼材板管帶比由1952年的12.3%提高到1978年的32.3%；低合金鋼、合金鋼比由1962年的10.1%提高到1978年的16%；鋼材自給率由1953年的61.25%提高到1978年的72.66%；噸鋼綜合能耗下降到2.54噸標煤。這30年取得的成果，為后30年中國鋼鐵工業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打下了基礎。

(二)第二階段(1978～1992年)

在1978～1992年的14年中，中國鋼鐵工業對外開放取得了顯著成效。鋼鐵工業從國外引進了700多項先進技術，利用外資60多億美元。特別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裝備新建了寶鋼、天津無縫鋼管公司兩座現代化大鋼廠，并對老鋼廠實施了一系列重點改造項目，使中國鋼鐵工業的技術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在發展鋼鐵工業生產規模上，除新建上海寶鋼、天津無縫鋼管公司以及一些鄉鎮鋼鐵企業外，主要是抓現有鋼鐵企業的技術改造。在抓老企業技術改造、走內涵式擴大再生產方面，邁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立足現有企業，走挖潛、改造、配套、擴建的路子。”第二步：重點解決發展速度(數量)、品種結構、產品質量都不適應國民經濟和國防軍工需要的“三個不適應”問題。第三步：鋼鐵工業要上“四個新臺階”：上品種質量水平的新臺階，上現代化工藝裝備水平的新臺階，上集約經營和規模經濟的新臺階，上綜合經濟效益的新臺階，以增強鋼鐵工業的發展活力。

在這十幾年中，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現有企業技術改造的不斷推進，使鋼鐵工業實現了持續、穩定、健康發展。1978～1992年，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共計1465.43億元，其中基本建設投資759.72億元，占51.8%，更新改造投資705.71億元，占48.2%。建成投產了上海寶山鋼鐵總廠一、二期和天津無縫鋼管公司。1983年鋼產量突破4000萬噸，1986年突破5000萬噸，1989年突破6000萬噸，1991年突破7000萬噸，1992年達到了8093萬噸。1978年到1992年，鋼材板管帶比由32.3%提高到37.4%，連鑄比由3.5%提高到30%，合金鋼、低合金鋼比由16%提高到21.6%，鋼材自給率由72.7%提高94.7%，噸鋼綜合能耗由2.54噸標煤降低到1.57噸標煤。

(三)第三階段(1993～2000年)

從黨的十四大到2000年，是中國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這個時期中國鋼鐵工業發展的突出特點是著力“一個適應”，實施“二個轉變”，即著力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由發展數量規模為主向調整、優化結構為主轉變，由鋼鐵產品長期數量短缺向控制總量轉變。這個時期中國鋼鐵工業是深化內涵式擴大生產的階段。

這一時期鋼鐵行業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實施調整、優化結構，推進和實現了兩個重大轉變，促進鋼鐵工業生產力的發展。

第一個轉變：由長期規模擴張為主轉向調整優化結構為主，提高綜合競爭力，提出把“結構優化作為鋼鐵工業發展的中心環節”，主要是優化產品結構和工藝技術結構，同時優化企業組織結構，大力推進淘汰落后，采用新技術對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實現工藝技術現代化。由此拉開了采用高爐噴煤粉、連續鑄鋼、濺渣護爐、熱裝熱送等六大共性先進技術改造老企業、優化品種結構和工藝技術結構的大幕。

第二個轉變：鋼鐵產品由長期數量短缺轉向階段性、結構性過剩，開始實行總量控制。1993年到1998年期間，由于低水平重復建設形成了大量過剩的生產能力，從而提出“控制總量，優化結構，大力提高冶金工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的方針，并在全行業特別是大中型鋼鐵企業中展開了壓縮生產總量的工作。1993～2000年，中國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達3476.06億元，其中基本建設投資為1446.14億元，占41.6%，更新改造投資2029.87億元，占58.4%；鋼產量由1993年的8954萬噸增加到1996年10124萬噸，2000年鋼產量達到了12850萬噸，成為世界最大的產鋼國和消費國：鋼材板管帶比由1993年的36.7%提高到2000年的41.7%，低合金鋼、合金鋼比由22.8%提高30.9%，連鑄比由33.9%提高到82.5%，平爐鋼比下降到0.9%，轉爐鋼比提高到87.5%：鋼材自給率達到93.1%；噸鋼綜合能耗下降到1.18噸標煤；加速了淘汰小高爐、小轉爐、小電爐、平爐、化鐵煉鋼、多火成材、橫列式和復二重軋機的進程，大大縮小了中國鋼鐵工業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

(四)第四階段(2001～2008)

2001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鋼鐵工業發展的外部環境陸續出現了一系列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

在這一階段中，中國鋼鐵工業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努力滿足相關行業快速發展的要求，積極應對新挑戰，不斷解決新問題，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產業規模迅速擴大，鋼產量連續跨越2億噸、3億噸、4億噸的臺階，2008年粗鋼產量超過5億噸。2001～2008年期間，鋼產量年均增長率達到20%，占全球鋼產量的比重從17.8%提高到38.2%，在世界鋼鐵業的地位顯著提升；鋼鐵產品的進出口格局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徹底結束了中國鋼鐵材料供給不足的歷史。見表1。

技術裝備國產化、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品種質量得到優化。鞍鋼、武鋼、首鋼、馬鋼、太鋼、濟鋼、萊鋼、安鋼等大型老企業的現代化技術改造，廣泛采用了高效鐵礦采選技術，鋼鐵冶煉技術、軋鋼技術、高端產品開發、大型冶金成套技術集成、節能節水技術和資源綜合利用技術：鞍鋼、武鋼、太鋼、馬鋼、邯鋼、包鋼等大型老企業的現代化新區、新基地的建設和相繼投產；鞍鋼營口鲅魚圈沿海鋼鐵基地項目、首鋼與唐鋼集團合作的河北曹妃甸沿海鋼鐵基地項目也于2008年和2009年投產；正在開展前期工作的寶鋼集團的廣東湛江項目和武鋼集團的廣西防城港項目等一批沿海的現代化鋼鐵基地正在籌建之中。

節能減排取得巨大進步。全國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的噸鋼綜合能耗由876千克標煤降到628千克標煤，這一指標意味著目前冶煉1噸鋼的綜合能耗僅相當于改革開放前1978年的1/4，噸鋼耗新水下降到5.31噸，SO2、COD、工業粉類排放均大幅下降；使鋼材品種與質量顯著改善，國內市場占有率大幅提升，2007年22類鋼材中有18類鋼材的自給率超過100%。

產業組織結構得到優化。2008年，全球年產鋼2000萬噸以上的企業有12家，其中中國占5家。2008年與2001年相比，年產鋼500萬噸以上的企業從4家增加到24家；此間，唐鋼整合宣鋼和承鋼，唐鋼集團與邯鋼集團組建為河北鋼鐵集團；濟鋼與萊鋼組建為山東鋼鐵集團；寶鋼重組新疆八鋼和控股廣東鋼鐵集團；武鋼重組鄂鋼、昆鋼和控股廣西鋼鐵集團；馬鋼重組合鋼；沙鋼重組淮鋼、江蘇永鋼和河南安陽永鋼等等。鋼鐵企業聯合重組的步伐逐步呈現加快之勢，適應國際化競爭的能力增強，中國鋼鐵工業整體素質提高。2009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寶鋼、河北鋼鐵、江蘇沙鋼等三家中國大陸鋼鐵生產企業上榜，分列第220、375、444位，其中寶鋼已經連續5年入圍，并由2005年的第309位躍升至2009年的第220位。

二、我國鋼鐵工業近年來取得的成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為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經過幾代鋼鐵人的艱苦創業、頑強拼搏和自主創新，有效地滿足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對鋼鐵材料的旺盛需求，有效地支撐了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進程，有效地支撐了國民經濟主要用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創造和積累了大量財富，創造了曠世空前的發展紀錄，鑄就了鋼鐵大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一)為適應我國國民經濟需要鋼產量不斷增加，自1996年以來鋼產量一直居世界第一

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鋼鐵工業順應國民經濟發展對鋼材的旺盛需求，繼1996年鋼產量首次突破1億噸并一舉成為世界最大產鋼國后，自2003年以來，鋼產量又連續跨越2億噸、3億噸、4億噸、5億噸的臺階，并在2005年結束了自建國以來連續57年凈進口鋼的歷史，徹底扭轉了鋼總體生產能力不足的狀況。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鋼鐵工業在發展速度方面和發展規模方面均創造了世界鋼鐵發展史上的奇跡。

(二)中國鋼鐵產業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已成為世界最大的鋼鐵生產、消費和出口國。中國鋼產量占全球的比重從2001年的17.8%躍升至2008年的38.2%。

2008年我國鋼產量超過世界排名第二至第八位的日本、美國、俄羅斯、印度、韓國、德國、烏克蘭之和。

2003年我國鋼產量比2002年增加了3997萬噸、2004年比2003年增加6057萬噸、2005年比2004年增加7033萬噸、2006年比2005年增加6591萬噸、2007年比2006年增加7014萬噸。見表2。

從2004年開始，中國鋼材市場供不應求向供求平衡轉變，鋼材進口大幅下降，出口持續增加。

到2006年，中國鋼鐵產品對外貿易格局發生了歷史性轉變，鋼坯和鋼材均實現了凈出口，凈出口鋼材2450萬噸、凈出口鋼坯(錠)867萬噸，坯材合計折合粗鋼凈出口3463萬噸。

到2007年，中國鋼鐵產品出口進一步擴大，出口量躍居世界首位，共出口鋼材6265萬噸、出口鋼坯(錠)645萬噸，鋼材和鋼坯合計折粗鋼出口7310萬噸；凈出口鋼材4578萬噸、凈出口鋼坯(錠)606萬噸，坯材合計折合粗鋼凈出口5476萬噸。見表3。

(三)鋼鐵工業裝備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鋼鐵工業進一步加大投資的力度，整體實力明顯增強，整體裝備水平迅速提高，依托自身技術實力，在部分引進國外高端技術的基礎上，實現了技術裝備設計和制造的自主集成與創新，主要裝備的國產化率進一步提高，有些先進技術裝備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如鞍鋼不僅實現了自主集成單條生產線——中國第一條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1700中薄板坯連鑄連軋帶鋼生產線(ASP)，并實現了向濟鋼的技術輸出：首鋼自主設計建造了世界首座全干法除塵的5500立方米特大型現代化高爐；太鋼自主集成與創新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不銹鋼生產企業。

2001～2008年，中國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從505.6億元增加到3903.3億元，年均增長30%以上，累計投資16329.58億元。大量的投資不僅使鋼鐵工業的生產能力快速增加，更使以裝備大型化、自動化、連續化為代表的冶金工藝技術裝備現代化、國產化取得了重大進展。見表4。

在煉焦方面，2001年與2007年相比，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機械化焦爐從193座增加到291座，年產能從5128萬噸上升到9961萬噸，每座焦爐的年平均生產能力從26.6萬噸上升到34.3萬噸。

在燒結方面，2001年與2007年相比，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燒結機的年產能從7184萬噸增加到45404萬噸，其中130m2及以上燒結機35臺增加到125臺，占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年產能的比重從38.5%提高到52.3%。

在煉鐵方面，2001年與2007年相比，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煉鐵高爐的年產能從12152萬噸增加到36629萬噸，其中1000m3及以上高爐50座增加到120座，增長了1.40倍，而1000m3及以上高爐的年產能從6433萬噸增加到19118萬噸，增長了1.97倍。

中國鋼鐵行業的高爐在大型化的同時，還廣泛采用了煉鐵先進技術，高風溫熱風爐、無料鐘高壓爐頂、富氧大噴煤、高爐長壽、自動控制、節能、余能余熱回收利用和環境保護等先進技術得到普遍推廣應用；攀鋼高鈦型釩鈦磁鐵礦高爐強化冶煉技術和寶鋼高噴煤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在煉鋼方面，中國煉鋼工藝裝備圍繞以連鑄為中心，包括鐵水預處理、大轉爐、精煉、連鑄，工藝配備基本實現了現代化、高效化、自動化煉鋼生產的模式。轉爐煉鋼和50噸以上電爐煉鋼己基本實現了煉鋼一精煉一連鑄一對一的最佳經濟規模的工藝裝備配置。2002年，中國鋼鐵工業徹底淘汰了平爐煉鋼。

2007年與2001年相比，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煉鋼轉爐的年產能從11803萬噸增加到38749萬噸，增長了2.28倍。其中100噸及以上轉爐從30座增加到140座，增長了3.67倍，而100噸及以上轉爐的年產能從3602萬噸增加到19875萬噸，增長了5.49倍；占重點企業轉爐鋼年產能的比重從30.5%上升到51.3%。

2007年與2001年相比，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煉鋼電爐的年產能從2574萬噸增加到4764萬噸，增長了0.85倍。其中100噸及以上電爐從11座增加到21座，增長了0.91倍，而100噸及以上電爐的年產能從727萬噸增加到2012萬噸，增長了1.77倍；占重點企業電爐鋼年產能的比重從28.2%上升到42.2%。

中國100t以上轉爐和50t以上超高功率大電爐基本達到國外同類裝備的先進水平，并成為中國煉鋼生產的主體設備，寶鋼、武鋼、鞍鋼和國內大企業新建的大型化裝備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四)鋼鐵產品品種優化，質量明顯改善

30年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鋼鐵工業根據我國鋼材消費結構及其變化大力調整產品結構，改善產品質量，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短缺品種。板管帶材比例從1978年的32.3%提高到2007年的50.6%：合金和低合金比從1978年的14.6%提高到2007年的36.3%。目前我國大多數鋼材品種的自給率超過了100%，凈進口的鋼材只剩下冷軋薄板帶、電工鋼等少量高附加值品種，而這些品種的增長很快，預計不久也能實現自給。目前我國機械、汽車、造船、家電、石油、電力、鐵路等行業使用的鋼材絕大多數是國產的，其質量能夠滿足這些行業的基本需要，其中部分品種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近幾年來，我國開發的船用高強度寬厚板、高強度海洋結構用鋼板、高檔汽車用板和汽車零部件用鋼、工程機械和高層建筑用高強度厚鋼板、X80以上高等級管線鋼板、百米在線熱處理鋼軌和時速350公里高速鐵路鋼軌、高速動車組用鋼、高端壓力容器用鋼板、高牌號取向和無取向硅鋼、高檔不銹鋼新品種、高強度角型鋼等均實現了重大的突破，有力地支撐了國家經濟建設、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和機電產品出口對鋼鐵材料的需求。我國出口鋼材結構也從以長材為主逐步變為以高附加值的板材和管材為主，說明我國鋼鐵產品的質量和成本競爭力有了顯著提高。

(五)技術進步成效顯著，技術經濟指標明顯改善

隨著技術裝備水平提高，工藝優化，企業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鋼鐵工業各項技術經濟指標有了很大改善，與發達產鋼國的距離大大縮小，大中型企業的很多指標已經接近、達到甚至超過發達產鋼國的水平。如大中型企業的高爐利用系數從1978年的1.43噸/m3·天提高到2007年的2.74噸/m3·天，高爐入爐焦比從600千克/噸左右降低到397千克/噸：轉爐鋼鐵料從1184千克/噸降低到1085千克/噸：軋鋼綜合成材率從74.8%提高到95%以上；噸鋼綜合能耗從2.52噸標準煤降低到632千克標準烷噸鋼耗新水從2000年的25噸以上降低到5.3噸；鋼鐵職工實物勞動生產率從33噸/年·人提高到370噸/年·人。

(六)鋼鐵工業的經營規模和經濟效益明顯提高

1978年鋼鐵行業利潤只有34億元，此后雖有增長但最好的年份也沒有超過300億元；1997～1999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市場不景氣的影響，全行業利潤很少；進入新世紀后經營規模迅速擴大，經濟效益明顯改善。2007年與2001年相比，大中型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從3793億元提高到20700億元，增長4.5倍；實現利潤從163.8億元提高到1599.6億元，增長8.8倍：銷售收入利潤率從4.32%提高到7.73%。

目前中國鋼鐵行業正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總體要求，努力統籌國內外兩個市場，堅持以控制總量、淘汰落后、企業重組、技術改造、優化布局為重點，積極推動鋼鐵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進一步增強企業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加快推動鋼鐵產業由大到強的轉變，為早日實現鋼鐵強國的夢想而拚搏努力。

第三篇：新中國鐵路62年發展歷程

新中國鐵路62年發展歷程

從第一條營運鐵路——1876年通車的上海吳淞鐵路算起，中國鐵路迄今已有135年的歷史了;如果從中國人自行設計和施工的第一條鐵路干線——1909年通車的京張鐵路算起，也有102年的歷史了。但中國鐵路的大發展是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的62年時間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只有2.18萬公里鐵路，其中能夠維持通車的僅有1.1萬公里。1950年中國首先決定填補西部地區的鐵路空白，開始建設成渝線（成都到重慶）和天蘭線（甘肅天水到蘭州），以及蘭新線（甘肅蘭州到新疆烏魯木齊），這標志著新中國鐵路建設的開始。1952年成渝鐵路建成，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建設的第一條鐵路。

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先后建成的新干線有:成都至重慶、天水至蘭州、來賓至憑祥、寶雞至成都等鐵路。

1958—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先后建成的新干線有:包頭至蘭州、北京至承德、蘭州至西寧等鐵路。

1970年7月成都至昆明鐵路建成，這是中國鐵路網中的重要干線，改善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狀況。

1983年京秦鐵路通車，這是中國新建的第一條雙線電氣化鐵路。

1992年大秦鐵路全線貫通，大秦鐵路是中國第一條重載列車線路，第一條實現微機化調度集中系統線路；第一條采用全線光纖通信系統的線路，科技含量達到了國際水平。1994年廣深鐵路建成，這是中國第一條準高速鐵路。廣深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于1996年5月在香港和紐約上市，是目前中國唯一一家在境外上市的鐵路。

1996年9月京九鐵路開通，京九鐵路不僅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沿線地區農業生產成本，也為沿線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提供了極大便利，使貧困地區大規模人口流動得以實現，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2003年10月12日秦沈客運專線開通運營，它是中國第一條快速客運專線，設計時速達到或超過200Km/h，成為中國高速鐵路的技術和裝備試驗基地。

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里程最長的高原鐵路——青藏鐵路提前一年建成通車。

2008年8月1日中國擁有了第一條時速超過300公里的高速鐵路（最高350公里）--京津城際鐵路。成了世界上最快的列車，北京到天津也由過去的一個半小時縮短到了半個小時。

2009年中國又擁有了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長、運營速度最高的高速鐵路（設計350Km/h）--武廣客運專線。

目前，中國已投入運營的高速鐵路營業里程達到7500多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已成為世界上高速鐵路系統技術最全、集成能力最強、運營里程最長、運行速度最高的國家。

第四篇：新中國的法治發展歷程.

新中國的法治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62年，彈指一揮間，但締造了一段輝煌的法治篇章。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臺。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第五篇：新中國的法治發展歷程

新中國的法治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62年，彈指一揮間，但締造了一段輝煌的法治篇章。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臺。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