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西師范大學心理學的發展歷程回顧

江西師范大學心理學的發展歷程回顧

心理學院 胡竹菁執筆

一 心理學在1998年以前學科發展的簡要回顧

我校心理學辦學歷史可追溯到1940年的國立中正大學。1978年后楊鑫輝、漆書青等老一輩學者在心理學科重建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楊鑫輝教授于1987年開始招收和培養普通心理學碩士研究生，由他領銜與漆書青教授等學者一起于1990年申報并獲批普通心理學（后更名為基礎心理學）碩士學位授予權。他們還曾于1993年聯合上海師范大學燕國材教授、南開大學樂國安教授等國內著名心理學專家一起申報普通心理學博士點，主要因江西師范大學當時僅有七個碩士學位授予權，未達到申報單位至少要有八個碩士學位授予權的最低要求等原因而未獲批準。

1994年，學校宣布組建由漆書青任院長，戴海琦任院黨委書記的教育科學學院。在他們的領導下，心理學在以下幾方面的工作成就為1998年以后的發展典定了堅實的基礎：

1“普通心理學”于1996年獲批省級“重點學科”； 1997年成立心理學系并開始招收和培養心理學本科專業學生； 以漆書青、戴海琦和丁樹良三位教授為主要骨干的“教育與統計測量”科研隊伍逐漸得到包括張厚粲先生、車宏生教授、張華華教授、侯杰泰教授等國（境）內外心理測量學家的廣泛認可；

4當原江西師范大學心理學科學術帶頭人楊鑫輝教授于1997年2月正式調到南京師范大學工作后，及時地決定將心理學學科發展的重任交由胡竹菁博士擔任（經教育科學學院推薦，學校和江西省教育委員會批準，胡竹菁博士于1998年5月起正式被確定為江西省普通高等學校中青年學科帶頭人）； 1998年6月邀請時任國務院學位辦心理學科評議組組長、天津師范大學副校長沈徳立先生來訪，讓江西師范大學副校長鄒道文教授與沈先生建立起良好的工作互動關系。沈徳立先生在來訪期間，一方面對學校鄒道文副校長和學院漆書青教授兩級領導指出了心理學應如何發展的具體意見，另一方面也對鄒道文副校長作出了幫助江西師范大學大學進行心理學學科建設的允諾；

6協助楊鑫輝教授將我國著名心理學學術期刊《心理學探新》雜志于1994年重新以江西師范大學為主辦單位向江西省新聞出版局申請內刊號并成功獲批，在主編楊鑫輝教授于1997年調離我校、1997年8月第一次申請正式刊號未被批準、江西省委宣傳部已經發文要求所有內刊停刊的艱難情況下，及時將《心理學探新》的編輯發行工作調整由胡竹菁博士負責。之后，胡竹菁博士一方面組織完成了1998年的辦刊任務，另一方面寫出更加詳細的材料繼續向國家科委提出申請，在鄒道文副校長的幫助下，于1998年12月獲批到可以在國內外公開出版發行的正式刊號。

1998年8月，教育科學學院成立了由胡青任院長，王冬生任書記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心理學也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二 心理學在1998年以后學科發展的簡要回顧

如前所述，在楊鑫輝教授調離江西師范大學工作后，經上一屆教育科學學院推薦，學校和江西省教育委員會批準，胡竹菁博士于1998年5月起正式被確定為江西省普通高等學校中青年學科帶頭人，并逐漸擔負起組織該學科發展的重任。回顧至今12年來的發展歷程，我校心理學科在發展過程中所依托的行政機構經歷了教育科學學院（1998-2003）、教育學院（2003-2007）和心理學院（2007-）等三個階段，與學校黨委前后三任黨委書記即熊大成書記（1998-2003）、游海書記（2003-2009）、傅修延書記（2009-）大致重疊。在以校黨委書記為核心的學校領導的正確決策和支持下，我校心理學科主要在以下幾方面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一）學位點建設方面得到較大發展

作為新一屆教育科學學院第一副院長和心理學科學術帶頭人的胡竹菁博士，在考慮心理學的學科建設時，注意到學科發展除了本學科的學術團隊需要提高學術水平外，還需要得到學校行政和國內外專家等方面的支持。在審視我校當時的發展形勢時，欣喜的看到，在學術團隊方面，雖然漆書青教授已經退休，但我校統計測量團隊主要成員戴海琦教授也是我國心理測量學界高度認可的學術帶頭人；在學校內部環境方面，1998年初，學校成立了以熊大成教授為書記、李賢瑜教授為校長的校領導班子。在熊書記的領導下，江西師范大學逐漸形成了舉全校之力沖刺博士點單位的氛圍；在外部環境方面，由于漆書青教授的邀請，我校分管學科建設的鄒道文副校長與時任國務院學位辦心理學科評議組組長、天津師范大學副校長沈徳立先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系。同時，在胡竹菁博士來江西師范大學工作的前幾年中，其導師張厚粲先生幾乎每年都到江西師范大學來指導工作，對我們的學科發展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支持。因此，我校心理學的學科發展已經形成了較好的發展基礎。

在正確分析我校心理學學科建設形勢的基礎上，我們首先選擇申報“應用心理學碩士學位授予權”作為新一輪學科建設的突破口。經過兩年的努力，2000年，我校由戴海琦教授領銜組織申報“應用心理學”碩士點授予權，由于有沈德立先生的支持和主導，我們的申請在國務院學位辦心理學科評議組中獲得通過并最終獲得國務院學位辦的批準。三年后（2003年），該碩士點被評為江西省高校重點學科。

由于作為一級學科的心理學只有基礎心理學、發展和教育心理學以及應用心理學三個二級學科，因此，在擁有兩個二級學科碩士點時，我們把目標鎖定在申報心理學的博士學位授予權上。2000年7月，胡竹菁博士在學校和學院的支持下到瑞典斯特哥爾摩市參加第十六屆國際心理學聯合會學術研討會期間，第一次就我校申報心理學博士點的可能性以及應如何申報等問題向國內頂級專家征詢意見。對此，張厚粲先生指出，從她的分析看，雖然我校當時申報博士點還不夠條件，但在全國來看，多數省市的心理學的發展趨勢是呈下降狀態的，而江西師范大學是少數幾個呈上升趨勢的學校之一，因此，我們應該為申報博士點而努力準備條件；林崇德教授則直接對胡竹菁博士說：“對于你校心理學的博士點申報工作我會給予全力支持，你們可以在2002年開始申報，爭取在2004年獲批??”。2000年12月，學校舉行了一次布置學校2000-2002年沖刺博士點單位的動員會議。漆書青教授和胡竹菁博士代表心理學科出席了會議。會上，漆、胡兩人首次向學校提出了我校心理學在新形勢下開始申報博士點的要求，當漆先生將上述專家的意見轉述給與會人員時，引起了學校的注意，后被學校列入11個候選學科之一：中文，教育，歷史，教育技術，計算機，化學，數學，光學，美術，思政，心理學。

2001年上半年，心理學在組織申報材料的同時，在學校鄒道文副校長的領導和直接參與下，主要做了以下兩件事情：

1由鄒道文副校長率學校人事處副處長周劍萍，漆書青和胡竹菁一起于2月11-15日，拜訪張厚粲、沈德立、林崇德等國內一流心理學家，由學校向他們提出我們希望申報心理學博士點的要求并請求他們的支持。期間還到南開大學樂國安老師的家表達希望他能來我校領銜申報心理學博士點的意見；

2為了得到更多國內一流心理學家的支持，我們以《心理學探新》剛獲批需要得到心理學兄弟期刊指導為理由，在學校支持下于3月25-29日，組織了心理學學術期刊首屆主編聯誼會。這一倡議得到沈德立的高度贊揚和重視，認為不但各心理學學術期刊的主編要出席，而且中國心理學會的主要領導也要出席。因此，在沈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出席該次主編聯誼會的國內心理學家包括：沈德立、黃希庭、楊治良和莫 雷等四位國務院心理學科評議組成員；陳永明（理事長）、沈德立（副理事長）、黃希庭（副理事長）、林仲賢（中國心理學會前任理事長、《心理學報》主編）、楊治良（副理事長、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心理科學》主編）等中國心理學會主要領導；各心理學學術期刊的主要負責人共十八人。主編聯誼會于3月26日上午開幕，江西師大校黨委書記熊大成、校長李賢瑜、主管副校長鄒道文出席；下午繼續進行，后半段介紹江西師范大學心理學的學科建設。晚上，在工會二樓活動室舉行專家與師大師生對話，主題是現代生活與心理學。

2001年7月，學校根據各候選學科點的半年的工作成效，經評估后，保留了包括心理學的八個學科繼續進行沖刺博士點的工作。之后，主要由胡竹菁、漆書青、戴海琦等為核心組織基礎心理學的申報工作。

2003年3月，學校在教育科學學院基礎上組建了以劉建平教授為為書記，胡青為院長的教育學院。心理學在新的學院領導班子的領導下繼續開展博士點的申報工作，申報材料則主要由胡竹菁博士、戴海琦教授和董圣鴻老師負責。申報期間，熊大成書記、李賢瑜校長、鄒道文副校長等校領導還多次拜訪國務院學科評議組第一召集人沈德立先生請求支持，新到任的學校黨委游海書記也對心理學的申報工作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經過多方努力，我校基礎心理學終于在2003年7月27日正式獲批博士學位授予權，成為我校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博士點。與此同時，我校心理學還獲批了發展與教育心理學碩士點。

基礎心理學獲批博士點后，2003年下半年組織了博士研究生指導教師的評審工作，胡竹菁博士、戴海琦教授經評審成為我校首批博士研究生指導教師。2004年，一方面，導師組在校研究生處的指導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等文件，制訂了我校基礎心理學博士點培養方案；另一方面，在校研究生處協助下完成了首屆四位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他們是：由胡竹菁博士指導的董圣鴻和楊莉；由戴海琦指導的周駿和劉聲濤。

基礎心理學獲批博士點后，學校對心理學的學科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3年9月，游海書記在胡竹菁博士的陪同下，到天津師范大學拜訪國務院心理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沈德立先生時，向他提出了下一步要申報一級學科博士點的要求。沈先生為游海校長為學校圖發展的誠意所感動，答應會為我校的這一目標提供幫助，并當場決定2005年由國務院心理學科評議組主辦的心理學博士點建設工作會議交由江西師范大學承辦，以提高江西師范大學心理學的知名度。回來后不久，游海書記就對教育學院下達了要準備力量沖刺心理學一級學科博士點的要求。之后，學院黨委書記劉建平教授與胡竹菁、戴海琦等一道，全程參與了為實現心理學一級學科博士點而進行的所有策劃工作（2006年，董圣鴻被任命為教育學院副院長后，也參與了之后幾年的一級學科博士點的所有申報工作）。2005年，在游海書記的直接領導下，我校成功地承辦了由國務院心理學科評議組主辦的心理學博士點建設工作會議，為一級學科博士點的申報打下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基礎；同時，我校心理學在擁有所有三個二級學科碩士點的基礎上，順利地轉為心理學一級學科碩士點。

為了心理學的學科建設能有更好的發展平臺，學校于2007年4月12日下發了校發〔2007〕23號“關于組建江西師范大學心理學院的通知”的文件，內容是“各學院、處（室、部、館），各直附屬單位：學校研究決定，以教育學院心理學科為基礎，組建江西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并成立了心理學院籌建領導小組（一年后，于2008年8月正式任命心理學院的領導班子，劉建平任黨委書記，胡竹菁任院長）。心理學院成立后，學院領導班子繼續把心理學的學科建設作為是學院發展最重要的工作來抓。

2007年5月，在順利完成了江西師范大學基礎心理學博士培養教學大綱的所有培養任務后，學院為董圣鴻、楊莉和劉聲濤等三位博士生舉辦了我校首屆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答辯委員會的組成情況是：主 席：黃希庭教授（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副召集人，西南師范大學心理學博士生導師）；委員是：王登峰博士（教育部語言應用司司長，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生導師）；沈模衛博士（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浙江大學心理學博士生導師）；許 燕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博士生導師）；漆書青教授（江西師范大學心理學博士生導師）。在各位專家的支持下，我校三位博士生均以優秀成績通過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并獲得則我校學位委員會頒發的博士學位證書。

2007年7月，在游海書記和學校分管副校長曹達忠教授，以及校黨委副書記祝黃河教授的關心和支持下，在以黃加文處長為核心的人事處的協助下，我校在有了首屆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的基礎上，從國家人事部申請并獲批到我校第一個（當時也是唯一的一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詳見國人部發 [2007]110 號文件），為一級學科博士點的申報增加了內涵建設的水平。目前，該博士后流動站已有兩位博士在站與合作導師胡竹菁一起進行高水平的心理學學術研究。至此，我校心理學從1998年只有一個基礎心理學碩士點，發展成為擁有一個博士點，一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和一個一級學科碩士點的學科。這在我校只有四個博士點的情況下，可以說在校內學科建設中處于領先地位；從全國來看，目前，我國共有250多個教學機構招收心理學本科生的高校中，只有22個高校擁有博士點，其中只有17個擁有博士后科研流動站。這表明，我校心理學的學科發展，在全國同行中也處于領先地位。

（二）人才隊伍得到較大發展，科研水平不斷提高

我校心理學專職教師從1994年組建教育科學學院開始，就一直維持在20名左右。其間，在學科建設的帶動下，目前心理學專職教師的學術水平和科研水平比十幾年前有了質的提高：

從職稱的構成上看，我們有了10位教授（其中胡竹菁、戴海琦、李文虎和袁登華等四位教授為博士研究生導師，另外還有丁樹良教授是基礎心理學博士生導師）；

從博士學位的構成上看，2000年以前只有胡竹菁一位教師獲得博士學位。漆書青院長、戴海琦書記注意到培養博士生的重要性，從1997年起，書記先后送了羅照盛、文劍冰、鄧湘云等自己培養的碩士出去攻讀博士學位；以后的各屆學院領導也先后送出童輝杰、郭斯萍、張闊、袁登華、唐日新、易芳、江波、劉明礬等年輕教師出動攻讀博士學位。雖然這十一位教師中只有四位目前仍在我院工作，但學院發展過程中也先后引進了鄭發祥、孫慶民、劉瑞光、張景、張鳳華等五位博士進來工作，2004年后又利用我校擁有的基礎心理學博士點平臺先后培養了董圣鴻、周駿、涂冬波、邱琴等四位博士，因此，目前心理學院24名專職教師中，有14人擁有博士學位（含4名博士后），占教師比例的58%（如果算上葉金輝、曾曉青、傅春江等在讀博士，這一比例則是71%），遠遠高于學校的約20%的博士/教師比。

從科研水平上看，在2003年申報基礎心理學博士點的申報材料中，1998-2002五年的時間中只有我校教師只有胡竹菁和戴海琦各一篇（共2篇）《心理學報》的文章，2005-2009《心理學報》發表文章16篇，自然科學基金2項，五年課題到賬經費390.07萬元，省部級科研獎勵4項。另外，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刊登了一篇由何小清撰寫的文章，該文對SSCI、A—HCI（1956-2006）收錄論文20篇以上的大陸學術機構的排位情況進行了分析，在入圍的72所學術機構中，江西師范大學以被收錄32篇與華中師范大學并列第50名，是江西省唯一一所入圍的學術機構。在這32篇被收錄的文章中，有27篇是我校心理學老師于2000年之后所作的貢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校心理學團隊在整體上已經有了較高的學術水平。

從學科特色上看，經過十多年的博士點申報工作的推動，我校心理學在以下幾個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戴海琦領銜的心理統計與測量省級教學團隊在項目反應理論和概化理論、計算機化自適應測驗等基礎心理學領域的理論研究，在國內心理測量領域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其中丁樹良等在認知診斷與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緊追國際前沿。在實踐應用方面該團隊先后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國家教育科學規劃辦、中央組織部、教育部、人保部、衛生部、國家漢辦研究課題近20項，項目經費達270余萬元。

胡竹菁領銜的推理心理學研究已成為基礎心理學研究的特色領域，《演繹推理的心理學研究》和《人類推理的心理學研究》等專著是我國基礎心理學有關推理與決策等領域教學和科研中的必備參考書，提出的“試題與知識雙重結構模型”對該領域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孫慶民等關于心理學理論與史的研究橫跨中西俄，在國內獨具特色。

（三）教學水平不斷提高，教學條件不斷改善

2007年成立心理學院后，在人才培養方面，擁有心理學本科、一級學科碩士點、基礎心理學博士點和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等不同層次的教學科研平臺，已培養出含14名博士在內的大批心理學專業人才。2009年心理學成為省級特色專業。在教師隊伍的建設方面，2009年由戴海琦教授領銜，“心理統計與測量”獲批省級教學團隊。

在教材建設方面，2010年由戴海琦教授領銜，由分管副院長董圣鴻負責組織各種申報材料的撰寫和錄制，經過努力，《心理測量學》課程獲批為江西師范大學第一個（目前也是唯一的一個）國家級精品課程。同時，由戴海琦教授主編（羅照盛博士任副主編）的《心理測量學》教材和由胡竹菁博士主編（董圣鴻博士和張闊博士任副主編）的《心理統計學》教材，先后于2010年5月和7月由國家級教材出版機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并被中國心理學會心理學教學工作委員會選定為應用心理學專業的推薦教材。這也表明我校心理學這兩門課的整體教學水平已經得到全國心理學同行的認可。

在實驗室建設方面，在游海書記的支持下，學校從2004年起先后撥款300多萬元用于心理學的實驗室建設。該項工作由劉建平教授、董圣鴻博士和胡銀泉老師具體實施。在他們的努力下，目前心理學院已經擁有實驗室面積約1000m2，擁有128導ERP系統和便攜式40導EEG系統，SMI眼動儀等價值500余萬元的設備。學院實驗室于2009年獲批為省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此外，心理學還擁有PsycARTICLES等多個外文數據庫，和CNKI等多個中文數據庫。在中小學、青少年心理學校、監獄、預備役部隊等建立了近十個實踐基地。

（四）《心理學探新》雜志越辦越好

《心理學探新》是我國心理學專業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之一。于1980年由我國已故著名心理學家潘菽先生在河南大學所創辦，性質是心理學專業綜合性學術期刊（季刊），在20世紀80-90年代與《心理學報》和《心理科學通訊》（現名為《心理科學》）并列為心理學三大理論刊物。創辦時的主辦單位是“中國心理學會基本理論專業委員會”，潘菽先生任主編，高覺敷、車文博、呂壽等先生任副主編。編輯部設在河南大學并于1980年出版發行了第1期（該刊于1981年出版發行了3期，與1980年出版的第1期合并為第1卷）。1993年下半年開始，河南大學將該刊更名為《心理世界》，其辦刊性質由學術期刊改為科普期刊。《心理學探新》從1980年創刊至1993年第2期在河南大學出版發行了共13卷50期。

1994年下半年，經楊鑫輝教授向中國心理學會基本理論專業委員會申請并獲同意后，在江西師范大學分管副校長鄒道文教授，原教育科學學院漆書青院長、戴海琦書記的支持下，《心理學探新》經江西省新聞出版局審核，同意江西師范大學以內刊形式緊接原來的卷數和期數繼續出版發行，由江西師范大學和中國心理學會理論與史專業委員會共同主辦，車先生與燕國材教授和李佛銓教授（時任江西師范大學校長）等任顧問，楊鑫輝教授任主編。

1998年第1期開始，由于主編楊鑫輝教授已經于1997年初調往南京師范大學工作，主編的實際工作改由江西師范大學的胡竹菁博士擔任并完成了當年的出版發行任務。

1998年12月，經多方努力，尤其是在時任江西師范大學副校長的鄒道文先生的努力下，《心理學探新》重新獲得國內外公開發行刊號（國際：ISSN1003-5184，國內：CN36-1228/B）。1999年4月18-21日，《心理學探新》雜志復刊后的第一次編委會會議在江西師范大學（后易地井岡山風景區）舉行，討論并確定了該刊的辦刊原則、主要欄目和審稿程序等，在1999-2002新一屆的編委會中朱祖祥、車文博和楊鑫輝三位教授擔任該刊名譽主編（后改為顧問）。主編由江西師范大學的漆書青教授擔任，胡竹菁任常務副主編（2003年在漆書青教授退休后任主編至今），南京師范大學的葉浩生教授和華南師范大學的莫雷教授任副主編以支持該刊的發展。

在上述國內一流心理學家的關心和支持，《心理學探新》雜志在再次獲批正式出版號的十多年時間中聚集起包括莫雷、葉浩生、樂國安等中青年心理學家在內的一批高水平的編委團隊，其辦刊水平在質和量上均出現非常明顯的發展： 在辦刊容量方面，《心理學探新》從2004年第1期開始由原來每期64頁（四個印張）改為每期80頁（五個印張）；2006年第1期開始又改為每期96頁（六個印張）；2009年起由由季刊改為雙月刊。在辦刊質量方面，從1997年—2007年一直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CSSCI）”；2004年入選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在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復印資料影印刊物上也有較高的轉載率，同時，該刊還是《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中國期刊網》、《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等數據庫的來源期刊。我們也可以從下列由清華大學、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研究中心等單位主辦的CNKI（中國知識資源總庫）給出的客觀數據上更清楚地了解《心理學探新》雜志近幾年在質量上的發展：

Web即年下載年份 總被引頻數 影響因子 5年影響因子 他引總引比 被引期刊數

率 2008 441 2007 329 2006 227 2005 235 2004 176 2003 105 2002 89 2001 51 ??

總之，《心理學探新》復刊后，其辦刊質量已經獲得國內一流心理學家的高度認可，這也為我校申報心理學一級學科博士點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我院與國外、境外的學術聯系）

回顧我校心理學這十幾年的發展歷程，得到熊大成書記、游海書記以及傅修延書記等為核心的各屆學校黨委和行政的支持；也得到張厚粲先生、沈德立先生、林崇德先生、黃希庭先生、張華華博士等國內外一流心理學家的支持。我們的目標是，在學校的支持下，繼續努力，爭取在下一屆博士點申報工作中，完成心理學一級學科博士點的申報工作，并爭取在近幾年內將我校“心理統計與測量”的教學團隊申請獲批為國家級教學團隊。0.779 0.586 0.416 0.44 0.481 0.34

0.897 0.776 0.556 0.573 0.543 0.035

0.97 0.98 0.97 0.97 0.97 0.981 0.9438 0.9608

254 205 139

95.4 79.3 43.9 43.9 30.3

0.2667 0.0816 0.2323 0

第二篇：新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回顧

新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回顧

http://www.tmdps.cn 2010年06月30日 10:52 來源： 當代中國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的重要方面，從毛澤東沒有革命文化事業，革命與建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到鄧小平“不論是對于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從江澤民“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對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起巨大促進作用”，到胡錦濤“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精神上的旗幟，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顯著標志”，都是對文化建設所做的深刻論證。通過對新中國文化歷程的回顧，可以總結文化建設60年來所發揮的解放思想、動員人民、引領時代風尚的作用，促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關鍵詞：文化建設 “雙百”方針 “二為”方向 文代會文化產業

[中圖分類號]G120；K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09)05-0111-10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20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的歷史也是人類文明史中最輝煌的篇章之一。一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斗，今天大踏步地趕上時代潮流，穩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文化建設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取得了輝煌成就。總結和回顧歷史，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全面深入地認識和把握文化發展規律，對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17年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揭開了新中國文化建設的第一頁。中共中央給大會的賀電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這次大會實現了老解放區與新解放區兩路文藝大軍的會師，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并將其作為發展新中國的人民文藝的基本方針，大會號召文學藝術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貫徹執行這一方針，更進一步地與廣大人民、與工農兵相結合。大會建立了全國統一的文學藝術界組織——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一次文代會后陸續成立了美術、舞蹈、曲藝、文學、音樂、戲劇、電影等專業文藝工作者協會組織。

第一次文代會上提出了改革舊戲劇的任務。會后，立即成立了以歐陽予倩為主任的全國戲曲改進會籌備會，毛澤東為該會題寫了“推陳出新”的題詞。1950年7月，文化部又組成戲曲改進委員會。如何對待京劇和各種地方戲中的傳統戲曲，不但涉及廣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關系到成千上萬藝人就業的社會問題。1951年5月，政務院發布《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戲、改人、改制”的號召。明確規定保留與發展舊戲曲的優良傳統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長期封建社會所造成的反現實的落后部分，使其成為以新民主主義及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的戲曲藝術。提出依靠用新戲曲逐漸代替舊戲曲，按照有益、無害和有害的三類標準，和戲曲藝人一道，對傳統劇目和傳統的表演藝術進行整理和改革。此舉使許多瀕『J缶滅亡的劇種獲得了新生。大批傳統劇目經過去蕪存菁，劇本、唱腔和表演都綻放出新的光彩。無論在劇目的創作和改編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臺藝術的革新方面，還是在培養青年演員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績，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國家將所有的民間文藝團體、戲班子、藝人和國有文藝團體組成國家、省、地區三級設置的國營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為了改革舊電影事業，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電影舊片清理暫行辦法》、《國外影片輸入暫行辦法》和《電影新片頒發上演執照暫行辦法》等，規定舊片映演必須送電影局影片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后發放上映執照方能上演；舊片內容如有妨礙新社會秩序的，視其情節輕重，要刪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隨著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布，全國范圍內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為了適應形勢確定文學藝術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新任務，9月在北京召開第二次文代會。第二次文代會主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有：第一，在新的建設時期，文藝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以抓創作為主。第二，確定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周恩來在會上所作政治報告中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結合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第三，對建國以來文藝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現實主義的傾向，對文藝批評上的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和文藝領導上的行政命令等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運用社會方式領導文藝工作，以克服違背藝術規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當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會對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進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實現產生了積極作用。文學創作不僅在數量上大幅度增長，質量上也有顯著提高，涌現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藝術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很有生氣的優秀作品。

李準1953年11月發表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通過翻身貧農宋老定想買地的故事，對土改后農村兩極分化及廣大農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紹。1955年趙樹理發表的《三里灣》以他慣常的為群眾喜聞樂見的風趣幽默的表現手法，描繪了合作化時期農村的復雜斗爭和各個階層人物的內心世界。歐陽山的《前途似錦》、王希堅的《迎春曲》、劉澍德的《橋》、康濯的小說集《春種秋收》、劉紹棠的《運河的槳聲》等都是展示農業合作化歷程的作品。

用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人們，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也開始達到一個新的藝術水準。峻青1954年發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寫了交通員小陳帶領武工隊負責人通過敵人封鎖區時，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務看得高于一切，最后連同母親、弟弟壯烈犧牲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王愿堅1954年發表的第一個短篇作品《黨費》，主人公黃新那種無畏的斗爭精神和不怕犧牲的正氣，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鵬程發表的優秀長篇小說《保衛延安》，是第一部大畫面描寫解放戰爭的鴻篇，當時被評論界稱為“具有古典文學中的英雄史詩的精神”，小說不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軍指戰員的英雄形象，再現了保衛延安的幾次著名戰役，而且第一次在當代文學作品中描繪了彭德懷的領袖人物形象。高玉寶1955年發表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也受到普遍歡迎。

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即將完成，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日益成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是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就奠定了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正確政策的基礎。1956年四五月間，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的身份分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和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為進一步宣講和闡述“雙百方針”，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請中宣部長陸定一舉行了報告會。

“雙百”方針的提出極大地鼓舞了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一大批優秀的中長篇小說相繼問世，其中在1957年發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紅旗譜》、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蕪的《百煉成鋼》，1958年主要有楊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決定實行劇目開放。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劇目有5萬多個，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劇目，昆曲《十五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年秋天的北京，還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劇《柔密歐與幽麗葉》(當時的譯名)，由田華飾演的幽麗葉受到英國《工人日報》來華記者阿蘭·魏寧頓的高度贊揚。7月，首都文藝界集會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奧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誕生200周年、荷蘭畫家倫勃朗誕辰350周年、愛爾蘭作家蕭伯納誕生100周年和挪威劇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這都是新中國成立后所少見的。“雙百”方針的提出和貫徹使文化藝術界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使大批有才華的文藝工作者被錯劃成“右派分子”，一大批優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開展“大躍進”運動，以高標準、瞎指揮、浮夸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泛濫起來，正如周恩來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執行總路線在具體工作上發生偏差，這不能不影響到各個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藝方面。”由于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強調主觀能動作用，提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那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等方面都要爭取“大躍進”，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詩、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還要求文化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像搞政治運動一樣發動文藝“大躍進”，嚴重違背了藝術生產的規律。

為了糾正精神生產領域內的種種偏差，調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以及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在會議上發表講話，總結經驗教訓，闡述精神生產的規律，批評文化思想領域的一些錯誤作法，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與此同時，先后制定了《文化部黨組、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黨組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文化部關于劇院(團)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劇院(團)工作十條”)、《文化部關于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簡稱“電影工作三十二條”)等，提出了加強文藝建設、改進文藝工作的意見。文藝工作經過調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音樂創作中涌現出《我們走在大路上》、《我為祖國獻石油》、《唱支山歌給黨聽》、《馬兒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優秀歌曲。電影音樂取得令世人矚目的進展，《劉三姐》、《英雄兒女》、《冰山上的來客》等影片的音樂家喻戶曉。革命歷史題材的大型作品《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和史詩《東方紅》應運而生，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佳作。歌劇代表著音樂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蘊的厚重程度。中國歌劇曾經擁有一批影響深遠的作品，唱腔家喻戶曉，劇情耳熟能詳，強烈吸引了幾代觀眾。如《洪湖赤衛隊》、《劉三姐》、《紅珊瑚》等對歌劇藝術進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劇高潮，其中《江姐》一劇堪稱中國歌劇藝術史上的經典華彩樂章。

總起來看，新中國成立后，文化建設雖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點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正如鄧小平所總結的：“我們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

開創文化建設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處于撥亂反正、走向歷史轉折的進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這一方針維護了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造成了黨和國家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藝界落實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過去受人民歡迎的一大批文藝作品重獲新生。文藝工作者心情舒暢，創作熱情高漲。短短幾年里，通過清算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小說、詩歌、戲劇、電影、曲藝、報告文學以及音樂、舞蹈、攝影、美術等作品。這些作品對于打破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對于解放思想，振奮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1977年11月，文藝界開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漫畫、相聲脫穎而出，成為猛刺林彪、“四人幫”的“匕首”。詩歌打破長期沉寂，抒發了人民群眾的戰斗激情。特別應當提到的是傳誦一時的《天安門詩抄》，以及《團泊洼的秋天》、《中國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在浪尖上》、《周總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廣大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新聞紀錄片《敬愛的周總理永垂不朽》，表達了千百萬人民的哀思和懷念。許多長期以來文藝界不敢觸及的問題，現在敢于突破、敢于議論、敢于探討了，不僅打破了“四人幫”套在文藝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鎖，沖破了他們設置的許多禁區，而且還沖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規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準成立籌備小組，恢復被迫停止了12年活動的文聯和各個協會的工作，各協會普遍進行了會員重新登記，并發展了一批新會員。同時，相繼恢復《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還創辦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會是在大轉折的關頭召開的一次解放思想、總結經驗、探討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繁榮文化建設的重要會議，鄧小平親臨大會并發表《祝辭》。他在講話中提出了新時期文學藝術的任務，進一步解決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以及黨如何領導文藝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問題。他強調指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文藝創作必須充分表現我們人民的優秀品質，在藝術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濫造，認真嚴肅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這些論斷根據新時期的特點對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調整和理論概括，為新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確立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不僅比較完整地反映了社會主義時代對文化的歷史要求，而且更體現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強烈文化要求和廣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責任感與使命感，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文化建設的根本方針，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化時代。新的歷史時期黨的文化發展方針深入人心，文化創作熱情空前高漲，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家、藝術家和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園地展現出一派勃勃生機。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藝創作開始進入以揭露和反思極“左”危害為主題的創作階段，文藝工作者以戰斗的姿態和無畏的精神率先從文學角度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撥亂反正中起到了引領作用。

《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發表的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標志著揭批“四人幫”的作品在現實主義描寫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作品通過對中學生宋寶琦、謝惠敏兩個不同形象的生動描寫，深刻揭示了“四人幫”的罪惡不僅在于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且更在于給廣大青少年帶來的精神上的傷害。它所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響。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發表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小說通過描寫一個16歲的小姑娘王曉華與其“叛徒”身份的母親徹底“劃清界限”，8年后母親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曉華明白了真相，但為時已晚，母親已與世長辭的經歷，揭露了極“左”路線給中國社會特別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劇和災難，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共鳴。

這以后揭批極“左”路線的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作品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面對“四人幫”的淫威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一類是對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對美好情操的熱情頌揚。前者有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中杰英的《羅浮山血淚祭》、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諶容的《永遠是春天》、莫應豐的《將軍吟》等；后者有張潔的《森林里來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夢》、張賢亮的《土牢情話》、劉紹棠的《峨眉》、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葉辛的《蹉跎歲月》、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

接下來發表的作品已不再滿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訴，作家開始把筆觸伸向歷史縱深，主要有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茹志鵲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劉真的《黑旗》、梁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古華的《芙蓉鎮》、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葉文玲的《心香》、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張鐵匠的羅曼史》、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國文的《月食》等。這一波創作浪潮后期的優秀作品，如朱曉平的《桑樹坪紀事》、陳建功的《轆轤把胡同9號》、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風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張賢亮的《綠化樹》等，都曾在社會上產生較大的反響。

話劇發揮了它介入現實短、平、快的特點，率先創作了一批及時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會主題的作品，如《于無聲處》、《丹心譜》、《楓葉紅了的時候》。1978年初，宗福先創作的四幕話劇《于無聲處》再現了1976年中國人充滿風險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幫”，昧著良心出賣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門事件前后尖銳、復雜、險惡的政治環境。這出話劇在圍繞天安門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爭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陳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舉了《于無聲處》為例。蘇叔陽創作的五幕話劇《丹心譜》被稱為“對恢復發展革命現實主義傳統帶有標志性意義的作品”，它表現了以方凌軒為代表的醫務工作者，為執行周總理的指示研制治療冠心病新藥，與“四人幫”親信爪牙展開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

詩歌的代表則有1977年發表的賀敬之的《中國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巖的《周總理，你在哪里?》等。《中國的十月》是一首優秀的政治抒情詩。它熱情謳歌了中國史詩般的十月，放聲歌唱粉碎了“四人幫”的偉大歷史性勝利。《一月的哀思》抒寫周恩來光輝的一生，表達了全國人民在周恩來逝世后的悲痛和懷念以及對粉碎“四人幫”的無比歡欣。濤人善于選擇典型的細節和運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達昂揚奮發的激情。《周總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現代抒情詩，是為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而創作。詩人運用“詢問——呼喚——尋找——應答”的獨特構思來展現主題，用54個“周總理，你在哪里”對周總理的英靈急切地反復呼喚，反復詢問，反復傾訴，表達了億萬中國人民的無限熱愛和懷念的深情，富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上述文學作品，主題鮮明，緊扣時代脈搏，有力地推動了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促進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吹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號角，文化藝術界以敏銳的洞察力及時地推出一批以改革為題材的力作，逐漸取代傷痕文學和反思小說而成為文學創作主流。《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上發表了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就題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從車間、工廠放大到社會，揭示改革的困難、斗爭和已經出現的變革與轉機，著力塑造了改革家喬光樸的正面形象，寫他的堅毅剛強和困惑苦惱，寫他感情世界的波濤起伏和對待愛情的果敢態度，性格鮮明突出，有棱有角。這正好應和了變革時代的人們渴望雷厲風行的“英雄”的社會心理，一時間引起了讀者和評論家們的盛情贊揚，被評論家們贊美為“改革文學”的代表作。載于《人民文學》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鄉場上》，像一陣潮潤的清風卷起了鄉間芬芳的泥土氣息。它深刻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村在實行新的經濟政策以后農民的新風貌，他們不僅逐漸擺脫長久的貧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權作風，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其他還有高曉聲的《陳奐生進城》、趙本夫的《賣驢》、路遙的《人生》、水運憲的《禍起蕭墻》、譚談的《山道彎彎》和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等，這些作品已經不僅限于為改革鼓與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帶來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心態變化的深層寫作。

伴隨著改革開放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深入發展，文化建設中的一系列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紀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門明確提出改革體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問題。1983年國務院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部署文化體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文化部《關于藝術表演團體的改革意見》，明確提出合理調整藝術表演團體的布局結構；確定編制，精簡人員；改革領導體制和內部管理體制，擴大自主權；加速培養藝術人才，繁榮藝術創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國務院批轉文化部《關于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意見》。1989年，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實行“雙軌制”改革思路，即一軌為國家扶持的少數全民所有制院團，另一軌為多種所有制的藝術團體。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大體遵循了經濟領域“增量改革”的戰略，在國有藝術表演團體特別是省級和中央藝術表演團體改革難于取得突破時，藝術院團改革轉上了“雙軌制”發展的道路，轉軌并催生了一批民間職業劇團和社辦院團，改變了藝術表演團體由政府單一投資的體制。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趨多樣化和豐富，文化的產業屬性逐步顯現出來。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了《關于改進舞會管理的通知》，正式認可營業性舞會等文化娛樂經營性活動。1988年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關于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場的概念，同時明確了文化市場的管理范圍、任務、原則和方針。這標志著我國“文化市場”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認。1989年國務院批準在文化部設置文化市場管理局，全國文化市場管理體系開始建立。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全面提升文化建設的地位和作用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強調要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1991年，江澤民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整個文化建設的方向，指出：“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94年，他進一步指出，要“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倡導一切有利于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是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具體體現。1997年黨的十五大旗幟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繁榮的經濟，也應該有繁榮的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黨必須從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和民族振興的高度，充分認識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00年，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將先進文化建設上升到立黨之本、執政之基的高度來認識，對于提升文化建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整體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為進一步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文化體制改革逐漸向縱深發展。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對文化體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劇團體制，集中力量辦好代表國家級藝術水平的劇團”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要求對藝術表演團體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見：一是調整布局結構。國家重點扶持少量的在國內外、省內外有重大影響，或具有實驗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歷史保留價值的藝術表演團體；辦好地、縣級藝術表演團體；提倡和鼓勵社會辦團。二是搞活內部經營機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頒布《關于繼續做好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國有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建立充滿活力的運行機制。由此開始，文化部連續三年對中直院團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學合理的布局結構、建立充滿活力的運行機制、建立長期穩定的經費來源為三項基本內容的宏觀思路。以建立完善的運轉機制為重點，整體推進，分步實施，對推進全國藝術表演團體改革產生了積極的示范作用。

1996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任務和一系列方針，指出“改革文化體制是文化事業繁榮和發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強文化事業的活力，充分調動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多出優秀作品，多出優秀人才”。強調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遵循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改革要區別情況，分類指導，理順國家、單位、個人之間的關系，逐步形成國家保證重點、鼓勵社會興辦文化事業的發展格局。

發展文化產業是改革開放以后文化建設的重大舉措。文化產業是以文化資源為投資對象，以現代管理機制為手段，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向社會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并獲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一種新型產業。1985年，國務院轉發國家統計局《關于建立第三產業統計報告》，把文化藝術事業、旅游、教育、科技事業等一并列入第三產業。在市場意識、競爭意識不斷增強的90年代，文化產業的發展越發引起中央及有關部門的關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發展文化產業”的命題，文化系統由“以文補文”、“以文養文”逐步轉入產業發展軌道。1998年政府機構體制改革逐步推開，文化部在機構大精簡的背景下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文化產業司，為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提出了“文化產業”問題，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這一概念，標志著我國對于文化產業的承認和對其地位的認可，這對于文化體制改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200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宣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文化體制改革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集團化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著重在宏觀管理體制、微觀運行機制、政策法律體系、市場環境、開放格局等5個方面積極進行探索創新，進一步壯大實力，增強活力，提高競爭力。意見還強調要加強黨對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領導，始終掌握對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對資產配置的控制權、對宣傳業務的審核權、對主要領導干部的任免權。

這一階段文化體制改革主要圍繞以下幾個重點進行了探索：一是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轉到以國有藝術表演團體尤其是省級和中央藝術表演團體為重點，在落實加大財政投入、合理布局結構、規范演出市場秩序和建立文化經濟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時，重點突出了院團內部運行機制的建設和調整，院團生產和演出的市場化導向得到明顯加強，逐漸由機關化管理模式開始向企業化管理模式轉變，產業化經營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范市場行為，完善運行機制，促進文化市場繁榮健康、活躍有序地發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藝演出市場、電影電視市場、音像市場、文化娛樂市場、文化旅游市場在內的文化市場體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門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轉變職能，提高效率，加強和改進對文化事業的宏觀管理；四是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單位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機制。

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確立了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和戰略地位，第一次將文化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明確了整個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003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按照黨的十六大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要求，專門研究部署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全國有包括北京、重慶、廣東、深圳、沈陽、西安、麗江在內的九個省市和39個宣傳文化單位作為改革試點。開展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就是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探索，為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做準備。同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強文化建設納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布局加以強調，進一步提出：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要深化勞動人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國家投入，增強活力，改善服務；對經營性文化產業單位要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要健全文化市場體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鼓勵多渠道資金投入，促進各類文化產業共同發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增強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要依法規范市場競爭秩序。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確定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本要求。決定提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這一重要命題，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現“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提法。決定還要求抓緊制定文化發展綱要和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十六屆五中全會把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確定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抓好的一項重大任務。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這是指導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要求、目標任務、基本思路，有力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發生深刻變化。

2006年3月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決定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從9個省市擴展至全國有條件的地區，試點單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臺，極大地釋放了文化生產力。9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出臺，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由國家制定的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規劃綱要，為我國文化建設描繪了一幅壯美藍圖。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發展戰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將文化建設推向科學發展、和諧發展之路。

總之，黨的十六大以來，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對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受到黨和國家以及全社會的高度重視，進入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文藝方針政策穩定明確，文藝創作環境寬松和諧，文藝隊伍團結向上，廣大文藝家心情舒暢、精神煥發，文化生產力進一步解放，文藝作品和表演藝術空前繁榮，規模、數量持續增長，內容、形式不斷創新。

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強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的歷史重任，發出“推動文化建設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的時代號召，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著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大力推進文化創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斷發展、文化市場更加繁榮，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

總結60年文化建設，盡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輝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的文化事業把握機遇，開拓進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發展難題，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挑戰，成功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亮麗的中國文化風景線。我們將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參引文獻]

[1]《中共中央委員會電賀文代大會開幕》，《人民日報》1949年7月2日。

[2]《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頁。

[3]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1979年10月31日。

[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頁。

[5]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頁。

[6]《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頁。

[7]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頁。

[8]《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頁。

第三篇：江西師范大學

淺析案例教學法在中學思想政治課教學中的重要性

摘要：案例教學法是本著新課程理念“以人為本”“以學生的發展為本”為出發點，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原則，運用與課堂內容息息相關的典型案例為基礎來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一種教學法。在理論性和綜合性較強的思想政治學科教學中，案例教學法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案例教學法 中學思想政治課 教學 重要性

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發展，思想政治課堂教學也在不斷地改革。要求改變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模式，不斷創新教學方法，通過創造良好學習氛圍，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培養他們勤于思考善于總結的習慣，進而提高他們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學中引入案例教學法，對于促進思想政治課改革及加強素質教育都至關重要。

一、思想政治案例教學法的內涵

案例教學法是本著新課程理念“以人為本”“以學生的發展為本”為出發點，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原則，運用與課堂內容息息相關的典型案例為基礎來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一種教學法。與傳統的教學法不同，教師不只是一味地灌輸知識，而是更多扮演教學中的設計者和激勵者，鼓勵和引導學生積極地參與到課堂當中；另外，學生也不只是無意識地接受知識，而是更多地參與到課堂，針對課堂案例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們知道思想政治課主要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與哲學這四大部分內容，它是一門理論性和綜合性比較強的學科，思想政治案例教學法它是在創設一個良好的教學情境，出示與學生息息相關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案例，讓他們設身處地地去思考與討論，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培養他們的創造能力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二、思想政治案例教學法的重要性

（一）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思想政治課相對來說是一門理論性比較強，綜合性比較高的科目，大部分學生認為思想政治課是枯燥無味的，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被迫地學習。如果繼續采用一成不變的教學內容和模式，將難以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案例教學法以講述案例為基礎，把抽象的理論知識轉化為直觀、生動的內容，使枯燥無味的課堂變得生動有趣，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例如在講到量變與質變這一節內容時，在導入新課的時候我們可以通過播放經典有趣的哲學小故事《笨人吃餅》，營造良好的課堂氛圍，使抽象的哲學知識變得生動有趣，讓學生在笑聲中領悟其中蘊含的哲理，從而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二）提高學生課堂學習效率

教學方法是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為了實現教學目標和教學任務，在教學活動中所采取的行為方式總稱。教學方法是師生雙方共同完成教學活動內容的手段。在新課程改革之前，絕大多數政治教師都采用傳統的注入式教學法。在教學過程中往往忽視學生的認知過程規律及學情分析，使學生處于被動接受地位，機械死板地記背知識，這樣的課堂并不是新課程改革所要求的高效率課堂。隨著新課程改革的深入發展，與新課改要求相契合的案例教學法越來越受到重視。在運用案例教學法的過程中，教師根據學生的認知規律特點及學情特征，篩選出與課堂內容相符的案例，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到課堂中。學生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自由大膽地發表自己的觀點，由過去被動接受學習為主動學習，課堂學習效率自然而然地就提高上去了。

（三）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案例教學法是在良好的教學情境中，要求學生直接參與對案例的分析、討論和總結，這樣既鍛煉和提高了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又培養了他們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在講到聯系的客觀性時，我們可以運用當今北京受霧霾天氣影響的例子。對同學依次提出以下問題：一，為什么北京會有霧霾天氣？二，我們不愿意霧霾的發生，可它卻發生了，說明聯系具有什么特點？三，面對霧霾，面對自然災害，我們是不是無能為力了呢？有什么預防措施？讓學生分組討論這些問題，討論完之后各組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時學習其他組解決問題的方法，反思自己在分析和解決問題中的不足之處。這樣就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縮短教學情境與實際生活情境的差距

我們知道思想政治課是一門理論性比較強的科目，我們在教學中不能僅僅強調理論知識，而忽視與之相關的實際生活。運用案例教學法，把社會上真實發生的情境引入到課堂，教師通過展示一些典型的案例，讓學生置身于案例之中，去分析和解決問題。由此一來，學生不用真正投入到實踐當中就能了解到社會上實際存在的問題，這樣就縮短了教學情境和實際生活情境的差距。例如在講到“參與政治生活，把握基本原則”中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結合的原則”時，可以引出最近發生的天津塘沽大爆炸事件中的英雄事跡，許多消防員不顧個人安危英勇就義，但也有很多人趁機發布網絡謠言，擾亂社會的安定與和諧。通過學生熟知的案例，這樣講課更有時效性和說服力，也便于學生理解。三、結語

總之，案例教學法是與新課程改革理念相適應的一種現代教學方法，在調動學生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學生課堂學習效率、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在思想政治課教學中應該大力提倡。參考文獻：

［1］李天蘭.淺談案例教學法在中學政治教學中的重要性［J］.中學教學參考（下旬），2009（11）.［2］蔡華.論新課改后案例教學法在初中思想品德課中的使用［J］.政史地教學（下旬），2000（02）.［3］秦鵬珍.淺論案例教學法在中學思想政治教學課中的實效性［J］.中國校外教育（中旬刊），2013（06）.

第四篇：2012年潮州衛浴發展歷程回顧

2012年潮州衛浴發展歷程回顧

無論生意是好是壞，2012年總算走到尾聲了，衛浴企業也開始總結今年經營情況，擬定明年的生產和銷售計劃，期待明年能夠更好的發展。對于潮州衛浴企業來說，2012年的市場壓力比往年都大，有企業銷售下滑、有企業放慢了品牌腳步、有企業從打造品牌回到貼牌、有企業重走出口路等。但絕大多數企業挺了過來，而且在低迷的市場環境中，潮州衛浴企業依然積極出擊，逆勢上揚，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在2012年尾聲的時候，我們回顧潮州衛浴今年的發展歷程。

2月，亞陶衛浴召開2012年戰略發布會。2月16日，亞陶衛浴在潮州市紫蓮山莊召開2012年品牌營銷戰略發布會，來自全國各地100多名亞陶衛浴的經銷商代表參加了會議。發布會上亞陶衛浴總經理蘇培明對亞陶衛浴2011年的發展做了總結，發表了2012年發展戰略演講，并邀請狼性營銷實戰訓練專家王健偉給經銷商做培訓。

蘇培明在發布會上說，2011年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衛浴行業的發展速度有所放慢，加速了行業的洗牌進程和速度，把沒有質量保證和沒有品牌的作坊式企業淘汰。亞陶衛浴在各種不利的因素中憑借過硬的產品質量穩步發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尤其是通過網絡推廣讓更多的消費者了解亞陶衛浴，達到了宣傳和招商的目標。對于2012年的發展，蘇培明表示為適應企業的發展，將加大對生產線的投入，引進國外新的生產技術，加強研發新產品，構建更完善的銷售體系，與廣大經銷商一起將亞陶衛浴打造成行業的前端品牌。3月，潮州衛浴企業參加新銳榜評選。由中國陶瓷工業協會和《陶城報》共同舉辦的第八屆陶瓷行業新銳榜3月28日在佛山新媒體產業園隆重舉行，作為陶瓷行業內最具權威性、影響力最大的一項評選活動，新銳榜評選吸引了泰陶、歐美爾、歐貝爾、賽格和歐樂家等多個潮州衛浴企業參加。

參加評選的潮州衛浴企業，獲得了“優秀產品”、“新銳展廳”和“社會責任”等榮譽，獲獎企業對新銳榜活動的規模、層次和效果都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新銳榜評選除了表彰過去一年內取得優異成就的企業外，更重要的是能夠從正面宣傳企業和行業的發展，對推動企業品牌發展、產品研發和行業進步都有很大的作用，因為參評得獎的企業或者個人，是行業對他們的一種認可，可以鼓勵他們繼續做得更好。

4月，行業協會間簽訂“友好協會”協議。4月21日，廈門市衛廚行業協會與潮州市陶瓷行業協會在潮州賓館簽訂了“友好協會”協議，福建省水暖衛浴閥門行業協會、廈門市衛廚行業協會、潮州市陶瓷行業協會和潮安縣古巷鎮陶瓷協會四個協會共同簽訂了協會聯盟。廈門市衛廚行業協會秘書長徐海明表示此次協議的簽訂為加強福建、廣東兩省協會之間的合作交流，共創海峽西岸經濟區衛浴中心的美好未來，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

為推動海西地區衛浴企業的發展，福建提出了建設海西廚衛基地的設想，以廈門、南安和潮州為產業中心，輻射溫州五金產區、江西陶瓷產區、漳州陶瓷產區等五省十地，同時與隔海相望的臺灣水暖衛浴產業對接，形成一個中心、多個亮點，共同發展的大產區。潮州與福建可以說是一衣帶水的關系，都是重要的衛浴產地，兩地都有自己的優勢，雙方既有合作關系也有競爭關系，對于海西廚衛基地的打造，潮州衛浴企業也是既有期待也有擔憂。5月，潮州市國際陶瓷交易中心舉行慶典儀式。5月15日下午，位于潮

州市火車站區的“潮州國際陶瓷交易中心之中國瓷都總部經濟創業城項目”舉行了隆重的開工慶典儀式，潮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陳麗文，楓溪區委書記張時義等政府相關領導、古巷陶瓷協會秘書長陳定鵬、潮州市衛浴企業代表以及潮商代表等300多人出席了慶典儀式。“潮州國際陶瓷交易中心”位于潮州市火車站區，由潮州市瓷都陶瓷中心市場有限公司投資建設，是入選廣東省現代產業500強項目。占地總面積為350畝，預計總投資額22億元，總共分三期實施，第一期是“中國瓷都總部經濟創業城”，第二期是“中國瓷都會展中心”，第三期是“中國瓷都物流中心”。其中“中國瓷都總部經濟創業城”占地面積159畝(10萬平方米)規劃建設創業綜合樓12幢，配套2000個地下停車位，投資額達到8億元，工程建設計劃在2012年12月前竣工。6月，萬商紅商貿物流中心推介會在潮州舉行。6月10日，贛西萬商紅（國際）商貿物流中心全國招商巡回推介會潮州專場暨潮州陶瓷衛浴廠商委托代理經銷推介會在潮州賓館舉行，新余市商務局副局長甘喜春，新余市仙女湖管理局領導王莉、潮州市陶瓷行業協會秘書長黃振豪、古巷陶瓷協會秘書長陳定鵬以及100多名潮州衛浴企業代表出席了本次推介會。甘喜春和王莉在推介會上分別對新余市發展情況和潛在商機，萬商紅商貿物流中心發展規劃、商家優惠扶持政策等做了介紹，并邀請潮州企業組團到新余市實地考察。

贛西萬商紅商貿物流中心占地1600畝，建筑面積達100萬平方米，其中裝飾建材市場占地350畝，整個商貿物流中心規劃發展建材、家具、五金機電、汽車、汽配、農貿產品、小商品、服飾八大市場，以批發采購為主體。項目一期建材、五金、機電市場目前已基本封頂，二期小商品、服裝鞋包、汽車配件、農副產品等市場也已進入全面施工階段。為了緩解市場不景氣廠家難找經銷商的壓力，贛西萬商紅成立了委托代理加盟中心，為潮州陶瓷廠商牽線搭橋，尋找贛西地區的下游代理批發商家。為了讓廠家對整個項目有更好的了解，萬商紅商貿物流中心邀請潮州陶瓷企業代表組團在6月16日到新余市實地考察，第一次推介會現場有40多人報名到萬商紅物流中心參觀了解。

7月，潮安衛浴組團亮相建博會唱主角。7月8日-11日，第十四屆中國(廣州)國際建筑裝飾博覽會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舉行，潮州市經貿局組織歐美爾衛浴、歐樂佳尚磁、歐貝爾、夢佳、牧野、佳陶等22家潮州衛浴企業集體參展，設立了占據半個展館的“潮安衛浴專區”。廣州建博會上，來自其他地區的衛生陶瓷參展企業不多，潮安衛浴成了獨挑大梁的角色，吸引了各路看家駐足問詢。潮安縣古巷鎮鎮委書記莊安平說，這是潮州市經貿局第三次組織潮安縣衛浴企業集體參加廣州建博會，希望通過組團參展的方式讓外界對潮安衛浴有更好的了解，提升潮安衛浴的品牌知名度。“今年潮安代表團一共拿了280個攤位，古巷鎮占了200個，鳳塘鎮占了80個，從展會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人氣來看，效果要比去年好，達到了宣傳潮州衛浴，宣傳古巷鎮這個中國衛生陶瓷第一鎮的作用。”潮安縣古巷鎮鎮委書記莊安平在建博會現場了解古巷衛浴企業參展情況時對本報記者說，莊安平介紹，雖然今年整個衛浴行業發展形勢嚴峻，但是古巷衛浴企業的發展速度依然比較快，穩中有進。

8月，潮安縣郵政儲蓄銀行業務推介會。8月11日，潮安縣郵政儲蓄銀行業務推介會在古巷陶瓷協會二樓會議廳召開，潮州市郵政儲蓄銀行、潮安

縣郵政儲蓄銀行以及古巷支行的相關負責人參加了推介會，陶協秘書長陳定鵬主持會議。

在推薦會上，潮安縣郵政儲蓄銀行信貸部負責人陳文釗對前來參會的企業負責人進行了信貸產品推介，對貸款業務、公司業務、個人業務進行了詳細介紹。去年以來，受到成本上漲、市場低迷等因素的影響，部分潮州衛浴企業在一定程度出現了資金周轉困難的問題。為解決企業資金周轉問題，維持企業穩定發展，古巷陶瓷協會引進了郵政儲蓄銀行推行的貸款業務，為企業做好牽線搭橋的服務工作。推介會的舉辦，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陶瓷行業貸款難、融資難的問題，受到了古巷衛浴企業的歡迎。

9月，古巷陶協參加全國節水產品質量提升與推廣普及工作會議。9月18日，水利部、國家質檢總局和全國節約用水辦公室聯合在京召開節水產品質量提升與推廣普及工作會議，總結近年來的工作成效和經驗，部署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潮安縣古巷陶瓷協會辦公室主任魏楚杰應邀參加了會議。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魏傳忠在會上指出，“廣東潮州地區通過質監部門區域專項整治實施質量監督幫扶等措施以及企業落實主體責任，節水產品合格率由2005年的10%提升到今年的95%，這一數據的變化反映出對產品質量抓與不抓、重視與不重視，效果大不一樣。”

11月，潮州衛企將組團參加約翰內斯堡商品展。11月28日到30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加拉格爾會展中心舉辦的“廣東（約翰內斯堡）商品展覽會”，來自古巷的夢佳衛浴、歐美爾衛浴、歐樂家衛浴、歐陸衛浴和尼爾斯衛浴等6家衛浴企業參展，而報名隨團去南非參觀考察的人數有30多人。

11月，莊安平帶團參加水效標準宣貫會。11月25-27日，由全國工業節水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用水產品和器具用水效率分技術委員會秘書處主辦的水效分委會一屆四次年會暨系列水效標準宣貫和蹲便器水效標準審查會在合肥舉行。此次會議由廣東夢佳陶瓷實業有限公司和廣東歐陸衛浴有限公司承辦，潮安縣古巷陶瓷協會協辦，來自北京、廣東、福建、江蘇、上海和河南等地區的標委會委員、專家、觀察員和生產企業代表近100人參加了會議。潮安縣古巷鎮黨委書記莊安平帶領夢佳、非凡、牧野、歐美爾、歐貝爾、安彼、歐陸和康納等古巷衛浴企業代表30多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潮安縣古巷鎮書記莊安平、古巷鎮陶瓷協會秘書長陳定鵬帶領古巷衛浴企業代表一行20多人到安徽省產品質量監督檢驗研究院參觀考察。

12月，古巷陶瓷協會舉行等級評估報告會。12月7日，廣東省社會組織評估中心專家組侯力、王韶、盧漢玲、肖澎、方銳生、尤曉俊、鄭躍生一行七人蒞臨潮安縣古巷陶瓷協會，對古巷陶協近幾年來的工作進行審議和等級評估。潮安縣民政局副局長吳鋼斌、古巷陶協常務副會長蘇遙廣、秘書長陳定鵬、辦公室主任魏楚杰以及辦公室全體工作人員參加了評估報告會，匯報會由市民政局民間組織和社會工作科科長鄭躍生主持。

第五篇：回顧西方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歷程

回顧西方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大致將其劃分為幾個階段：1，西方社會心理學的萌芽與誕生(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08年，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和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不約而同地發表了以《社會心理學》命名的專著。西方把這一年作為社會心理學誕生的年代。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和蘇聯的社會心理學家先后把科學實驗方法引進這一學科，才使得社會心理學從描述對象轉向探索和揭示規律，社會心理學才成為一門獨立科學。其奠基人公認為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社會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的基礎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1)開始運用實驗;2)用數量分析補充對現象的質的分析;3)從描述現象轉向揭示和利用規律。

2，西方社會心理學科學體系的建立(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早在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可多年來，這個很有價值的提議并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

這些研究方式集中體現在，依托數學和物理學的原理，為“社會心理學”構建起嚴謹的科學體系，從而，奠定起它的定量精確研究方向。3，西方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的擴展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

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