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年潮州衛浴發展歷程回顧

2012年潮州衛浴發展歷程回顧

無論生意是好是壞，2012年總算走到尾聲了，衛浴企業也開始總結今年經營情況，擬定明年的生產和銷售計劃，期待明年能夠更好的發展。對于潮州衛浴企業來說，2012年的市場壓力比往年都大，有企業銷售下滑、有企業放慢了品牌腳步、有企業從打造品牌回到貼牌、有企業重走出口路等。但絕大多數企業挺了過來，而且在低迷的市場環境中，潮州衛浴企業依然積極出擊，逆勢上揚，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在2012年尾聲的時候，我們回顧潮州衛浴今年的發展歷程。

2月，亞陶衛浴召開2012年戰略發布會。2月16日，亞陶衛浴在潮州市紫蓮山莊召開2012年品牌營銷戰略發布會，來自全國各地100多名亞陶衛浴的經銷商代表參加了會議。發布會上亞陶衛浴總經理蘇培明對亞陶衛浴2011年的發展做了總結，發表了2012年發展戰略演講，并邀請狼性營銷實戰訓練專家王健偉給經銷商做培訓。

蘇培明在發布會上說，2011年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衛浴行業的發展速度有所放慢，加速了行業的洗牌進程和速度，把沒有質量保證和沒有品牌的作坊式企業淘汰。亞陶衛浴在各種不利的因素中憑借過硬的產品質量穩步發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尤其是通過網絡推廣讓更多的消費者了解亞陶衛浴，達到了宣傳和招商的目標。對于2012年的發展，蘇培明表示為適應企業的發展，將加大對生產線的投入，引進國外新的生產技術，加強研發新產品，構建更完善的銷售體系，與廣大經銷商一起將亞陶衛浴打造成行業的前端品牌。3月，潮州衛浴企業參加新銳榜評選。由中國陶瓷工業協會和《陶城報》共同舉辦的第八屆陶瓷行業新銳榜3月28日在佛山新媒體產業園隆重舉行，作為陶瓷行業內最具權威性、影響力最大的一項評選活動，新銳榜評選吸引了泰陶、歐美爾、歐貝爾、賽格和歐樂家等多個潮州衛浴企業參加。

參加評選的潮州衛浴企業，獲得了“年度優秀產品”、“年度新銳展廳”和“年度社會責任”等榮譽，獲獎企業對新銳榜活動的規模、層次和效果都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新銳榜評選除了表彰過去一年內取得優異成就的企業外，更重要的是能夠從正面宣傳企業和行業的發展，對推動企業品牌發展、產品研發和行業進步都有很大的作用，因為參評得獎的企業或者個人，是行業對他們的一種認可，可以鼓勵他們繼續做得更好。

4月，行業協會間簽訂“友好協會”協議。4月21日，廈門市衛廚行業協會與潮州市陶瓷行業協會在潮州賓館簽訂了“友好協會”協議，福建省水暖衛浴閥門行業協會、廈門市衛廚行業協會、潮州市陶瓷行業協會和潮安縣古巷鎮陶瓷協會四個協會共同簽訂了協會聯盟。廈門市衛廚行業協會秘書長徐海明表示此次協議的簽訂為加強福建、廣東兩省協會之間的合作交流，共創海峽西岸經濟區衛浴中心的美好未來，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

為推動海西地區衛浴企業的發展，福建提出了建設海西廚衛基地的設想，以廈門、南安和潮州為產業中心，輻射溫州五金產區、江西陶瓷產區、漳州陶瓷產區等五省十地，同時與隔海相望的臺灣水暖衛浴產業對接，形成一個中心、多個亮點，共同發展的大產區。潮州與福建可以說是一衣帶水的關系，都是重要的衛浴產地，兩地都有自己的優勢，雙方既有合作關系也有競爭關系，對于海西廚衛基地的打造，潮州衛浴企業也是既有期待也有擔憂。5月，潮州市國際陶瓷交易中心舉行慶典儀式。5月15日下午，位于潮

州市火車站區的“潮州國際陶瓷交易中心之中國瓷都總部經濟創業城項目”舉行了隆重的開工慶典儀式，潮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陳麗文，楓溪區委書記張時義等政府相關領導、古巷陶瓷協會秘書長陳定鵬、潮州市衛浴企業代表以及潮商代表等300多人出席了慶典儀式。“潮州國際陶瓷交易中心”位于潮州市火車站區，由潮州市瓷都陶瓷中心市場有限公司投資建設，是入選廣東省現代產業500強項目。占地總面積為350畝，預計總投資額22億元，總共分三期實施，第一期是“中國瓷都總部經濟創業城”，第二期是“中國瓷都會展中心”，第三期是“中國瓷都物流中心”。其中“中國瓷都總部經濟創業城”占地面積159畝(10萬平方米)規劃建設創業綜合樓12幢，配套2000個地下停車位，投資額達到8億元，工程建設計劃在2012年12月前竣工。6月，萬商紅商貿物流中心推介會在潮州舉行。6月10日，贛西萬商紅（國際）商貿物流中心全國招商巡回推介會潮州專場暨潮州陶瓷衛浴廠商委托代理經銷推介會在潮州賓館舉行，新余市商務局副局長甘喜春，新余市仙女湖管理局領導王莉、潮州市陶瓷行業協會秘書長黃振豪、古巷陶瓷協會秘書長陳定鵬以及100多名潮州衛浴企業代表出席了本次推介會。甘喜春和王莉在推介會上分別對新余市發展情況和潛在商機，萬商紅商貿物流中心發展規劃、商家優惠扶持政策等做了介紹，并邀請潮州企業組團到新余市實地考察。

贛西萬商紅商貿物流中心占地1600畝，建筑面積達100萬平方米，其中裝飾建材市場占地350畝，整個商貿物流中心規劃發展建材、家具、五金機電、汽車、汽配、農貿產品、小商品、服飾八大市場，以批發采購為主體。項目一期建材、五金、機電市場目前已基本封頂，二期小商品、服裝鞋包、汽車配件、農副產品等市場也已進入全面施工階段。為了緩解市場不景氣廠家難找經銷商的壓力，贛西萬商紅成立了委托代理加盟中心，為潮州陶瓷廠商牽線搭橋，尋找贛西地區的下游代理批發商家。為了讓廠家對整個項目有更好的了解，萬商紅商貿物流中心邀請潮州陶瓷企業代表組團在6月16日到新余市實地考察，第一次推介會現場有40多人報名到萬商紅物流中心參觀了解。

7月，潮安衛浴組團亮相建博會唱主角。7月8日-11日，第十四屆中國(廣州)國際建筑裝飾博覽會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舉行，潮州市經貿局組織歐美爾衛浴、歐樂佳尚磁、歐貝爾、夢佳、牧野、佳陶等22家潮州衛浴企業集體參展，設立了占據半個展館的“潮安衛浴專區”。廣州建博會上，來自其他地區的衛生陶瓷參展企業不多，潮安衛浴成了獨挑大梁的角色，吸引了各路看家駐足問詢。潮安縣古巷鎮鎮委書記莊安平說，這是潮州市經貿局第三次組織潮安縣衛浴企業集體參加廣州建博會，希望通過組團參展的方式讓外界對潮安衛浴有更好的了解，提升潮安衛浴的品牌知名度。“今年潮安代表團一共拿了280個攤位，古巷鎮占了200個，鳳塘鎮占了80個，從展會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人氣來看，效果要比去年好，達到了宣傳潮州衛浴，宣傳古巷鎮這個中國衛生陶瓷第一鎮的作用。”潮安縣古巷鎮鎮委書記莊安平在建博會現場了解古巷衛浴企業參展情況時對本報記者說，莊安平介紹，雖然今年整個衛浴行業發展形勢嚴峻，但是古巷衛浴企業的發展速度依然比較快，穩中有進。

8月，潮安縣郵政儲蓄銀行業務推介會。8月11日，潮安縣郵政儲蓄銀行業務推介會在古巷陶瓷協會二樓會議廳召開，潮州市郵政儲蓄銀行、潮安

縣郵政儲蓄銀行以及古巷支行的相關負責人參加了推介會，陶協秘書長陳定鵬主持會議。

在推薦會上，潮安縣郵政儲蓄銀行信貸部負責人陳文釗對前來參會的企業負責人進行了信貸產品推介，對貸款業務、公司業務、個人業務進行了詳細介紹。去年以來，受到成本上漲、市場低迷等因素的影響，部分潮州衛浴企業在一定程度出現了資金周轉困難的問題。為解決企業資金周轉問題，維持企業穩定發展，古巷陶瓷協會引進了郵政儲蓄銀行推行的貸款業務，為企業做好牽線搭橋的服務工作。推介會的舉辦，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陶瓷行業貸款難、融資難的問題，受到了古巷衛浴企業的歡迎。

9月，古巷陶協參加全國節水產品質量提升與推廣普及工作會議。9月18日，水利部、國家質檢總局和全國節約用水辦公室聯合在京召開節水產品質量提升與推廣普及工作會議，總結近年來的工作成效和經驗，部署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潮安縣古巷陶瓷協會辦公室主任魏楚杰應邀參加了會議。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魏傳忠在會上指出，“廣東潮州地區通過質監部門區域專項整治實施質量監督幫扶等措施以及企業落實主體責任，節水產品合格率由2005年的10%提升到今年的95%，這一數據的變化反映出對產品質量抓與不抓、重視與不重視，效果大不一樣。”

11月，潮州衛企將組團參加約翰內斯堡商品展。11月28日到30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加拉格爾會展中心舉辦的“廣東（約翰內斯堡）商品展覽會”，來自古巷的夢佳衛浴、歐美爾衛浴、歐樂家衛浴、歐陸衛浴和尼爾斯衛浴等6家衛浴企業參展，而報名隨團去南非參觀考察的人數有30多人。

11月，莊安平帶團參加水效標準宣貫會。11月25-27日，由全國工業節水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用水產品和器具用水效率分技術委員會秘書處主辦的水效分委會一屆四次年會暨系列水效標準宣貫和蹲便器水效標準審查會在合肥舉行。此次會議由廣東夢佳陶瓷實業有限公司和廣東歐陸衛浴有限公司承辦，潮安縣古巷陶瓷協會協辦，來自北京、廣東、福建、江蘇、上海和河南等地區的標委會委員、專家、觀察員和生產企業代表近100人參加了會議。潮安縣古巷鎮黨委書記莊安平帶領夢佳、非凡、牧野、歐美爾、歐貝爾、安彼、歐陸和康納等古巷衛浴企業代表30多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潮安縣古巷鎮書記莊安平、古巷鎮陶瓷協會秘書長陳定鵬帶領古巷衛浴企業代表一行20多人到安徽省產品質量監督檢驗研究院參觀考察。

12月，古巷陶瓷協會舉行等級評估報告會。12月7日，廣東省社會組織評估中心專家組侯力、王韶、盧漢玲、肖澎、方銳生、尤曉俊、鄭躍生一行七人蒞臨潮安縣古巷陶瓷協會，對古巷陶協近幾年來的工作進行審議和等級評估。潮安縣民政局副局長吳鋼斌、古巷陶協常務副會長蘇遙廣、秘書長陳定鵬、辦公室主任魏楚杰以及辦公室全體工作人員參加了評估報告會，匯報會由市民政局民間組織和社會工作科科長鄭躍生主持。

第二篇：潮州衛浴展望海外發展 打造衛浴中國制造

匯集1565家衛浴企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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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浴新聞 ：http://

第三篇：新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回顧

新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回顧

http://www.tmdps.cn 2010年06月30日 10:52 來源： 當代中國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的重要方面，從毛澤東沒有革命文化事業，革命與建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到鄧小平“不論是對于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從江澤民“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對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起巨大促進作用”，到胡錦濤“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精神上的旗幟，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顯著標志”，都是對文化建設所做的深刻論證。通過對新中國文化歷程的回顧，可以總結文化建設60年來所發揮的解放思想、動員人民、引領時代風尚的作用，促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關鍵詞：文化建設 “雙百”方針 “二為”方向 文代會文化產業

[中圖分類號]G120；K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09)05-0111-10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20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的歷史也是人類文明史中最輝煌的篇章之一。一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斗，今天大踏步地趕上時代潮流，穩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文化建設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取得了輝煌成就。總結和回顧歷史，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全面深入地認識和把握文化發展規律，對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17年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揭開了新中國文化建設的第一頁。中共中央給大會的賀電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這次大會實現了老解放區與新解放區兩路文藝大軍的會師，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并將其作為發展新中國的人民文藝的基本方針，大會號召文學藝術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貫徹執行這一方針，更進一步地與廣大人民、與工農兵相結合。大會建立了全國統一的文學藝術界組織——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一次文代會后陸續成立了美術、舞蹈、曲藝、文學、音樂、戲劇、電影等專業文藝工作者協會組織。

第一次文代會上提出了改革舊戲劇的任務。會后，立即成立了以歐陽予倩為主任的全國戲曲改進會籌備會，毛澤東為該會題寫了“推陳出新”的題詞。1950年7月，文化部又組成戲曲改進委員會。如何對待京劇和各種地方戲中的傳統戲曲，不但涉及廣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關系到成千上萬藝人就業的社會問題。1951年5月，政務院發布《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戲、改人、改制”的號召。明確規定保留與發展舊戲曲的優良傳統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長期封建社會所造成的反現實的落后部分，使其成為以新民主主義及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的戲曲藝術。提出依靠用新戲曲逐漸代替舊戲曲，按照有益、無害和有害的三類標準，和戲曲藝人一道，對傳統劇目和傳統的表演藝術進行整理和改革。此舉使許多瀕『J缶滅亡的劇種獲得了新生。大批傳統劇目經過去蕪存菁，劇本、唱腔和表演都綻放出新的光彩。無論在劇目的創作和改編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臺藝術的革新方面，還是在培養青年演員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績，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國家將所有的民間文藝團體、戲班子、藝人和國有文藝團體組成國家、省、地區三級設置的國營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為了改革舊電影事業，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電影舊片清理暫行辦法》、《國外影片輸入暫行辦法》和《電影新片頒發上演執照暫行辦法》等，規定舊片映演必須送電影局影片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后發放上映執照方能上演；舊片內容如有妨礙新社會秩序的，視其情節輕重，要刪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隨著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布，全國范圍內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為了適應形勢確定文學藝術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新任務，9月在北京召開第二次文代會。第二次文代會主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有：第一，在新的建設時期，文藝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以抓創作為主。第二，確定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周恩來在會上所作政治報告中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結合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第三，對建國以來文藝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現實主義的傾向，對文藝批評上的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和文藝領導上的行政命令等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運用社會方式領導文藝工作，以克服違背藝術規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當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會對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進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實現產生了積極作用。文學創作不僅在數量上大幅度增長，質量上也有顯著提高，涌現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藝術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很有生氣的優秀作品。

李準1953年11月發表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通過翻身貧農宋老定想買地的故事，對土改后農村兩極分化及廣大農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紹。1955年趙樹理發表的《三里灣》以他慣常的為群眾喜聞樂見的風趣幽默的表現手法，描繪了合作化時期農村的復雜斗爭和各個階層人物的內心世界。歐陽山的《前途似錦》、王希堅的《迎春曲》、劉澍德的《橋》、康濯的小說集《春種秋收》、劉紹棠的《運河的槳聲》等都是展示農業合作化歷程的作品。

用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人們，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也開始達到一個新的藝術水準。峻青1954年發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寫了交通員小陳帶領武工隊負責人通過敵人封鎖區時，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務看得高于一切，最后連同母親、弟弟壯烈犧牲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王愿堅1954年發表的第一個短篇作品《黨費》，主人公黃新那種無畏的斗爭精神和不怕犧牲的正氣，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鵬程發表的優秀長篇小說《保衛延安》，是第一部大畫面描寫解放戰爭的鴻篇，當時被評論界稱為“具有古典文學中的英雄史詩的精神”，小說不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軍指戰員的英雄形象，再現了保衛延安的幾次著名戰役，而且第一次在當代文學作品中描繪了彭德懷的領袖人物形象。高玉寶1955年發表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也受到普遍歡迎。

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即將完成，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日益成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是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就奠定了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正確政策的基礎。1956年四五月間，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的身份分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和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為進一步宣講和闡述“雙百方針”，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請中宣部長陸定一舉行了報告會。

“雙百”方針的提出極大地鼓舞了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一大批優秀的中長篇小說相繼問世，其中在1957年發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紅旗譜》、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蕪的《百煉成鋼》，1958年主要有楊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決定實行劇目開放。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劇目有5萬多個，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劇目，昆曲《十五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年秋天的北京，還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劇《柔密歐與幽麗葉》(當時的譯名)，由田華飾演的幽麗葉受到英國《工人日報》來華記者阿蘭·魏寧頓的高度贊揚。7月，首都文藝界集會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奧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誕生200周年、荷蘭畫家倫勃朗誕辰350周年、愛爾蘭作家蕭伯納誕生100周年和挪威劇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這都是新中國成立后所少見的。“雙百”方針的提出和貫徹使文化藝術界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使大批有才華的文藝工作者被錯劃成“右派分子”，一大批優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開展“大躍進”運動，以高標準、瞎指揮、浮夸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泛濫起來，正如周恩來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執行總路線在具體工作上發生偏差，這不能不影響到各個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藝方面。”由于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強調主觀能動作用，提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那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等方面都要爭取“大躍進”，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詩、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還要求文化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像搞政治運動一樣發動文藝“大躍進”，嚴重違背了藝術生產的規律。

為了糾正精神生產領域內的種種偏差，調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以及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在會議上發表講話，總結經驗教訓，闡述精神生產的規律，批評文化思想領域的一些錯誤作法，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與此同時，先后制定了《文化部黨組、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黨組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文化部關于劇院(團)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劇院(團)工作十條”)、《文化部關于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簡稱“電影工作三十二條”)等，提出了加強文藝建設、改進文藝工作的意見。文藝工作經過調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音樂創作中涌現出《我們走在大路上》、《我為祖國獻石油》、《唱支山歌給黨聽》、《馬兒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優秀歌曲。電影音樂取得令世人矚目的進展，《劉三姐》、《英雄兒女》、《冰山上的來客》等影片的音樂家喻戶曉。革命歷史題材的大型作品《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和史詩《東方紅》應運而生，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佳作。歌劇代表著音樂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蘊的厚重程度。中國歌劇曾經擁有一批影響深遠的作品，唱腔家喻戶曉，劇情耳熟能詳，強烈吸引了幾代觀眾。如《洪湖赤衛隊》、《劉三姐》、《紅珊瑚》等對歌劇藝術進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劇高潮，其中《江姐》一劇堪稱中國歌劇藝術史上的經典華彩樂章。

總起來看，新中國成立后，文化建設雖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點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正如鄧小平所總結的：“我們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

開創文化建設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處于撥亂反正、走向歷史轉折的進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這一方針維護了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造成了黨和國家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藝界落實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過去受人民歡迎的一大批文藝作品重獲新生。文藝工作者心情舒暢，創作熱情高漲。短短幾年里，通過清算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小說、詩歌、戲劇、電影、曲藝、報告文學以及音樂、舞蹈、攝影、美術等作品。這些作品對于打破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對于解放思想，振奮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1977年11月，文藝界開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漫畫、相聲脫穎而出，成為猛刺林彪、“四人幫”的“匕首”。詩歌打破長期沉寂，抒發了人民群眾的戰斗激情。特別應當提到的是傳誦一時的《天安門詩抄》，以及《團泊洼的秋天》、《中國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在浪尖上》、《周總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廣大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新聞紀錄片《敬愛的周總理永垂不朽》，表達了千百萬人民的哀思和懷念。許多長期以來文藝界不敢觸及的問題，現在敢于突破、敢于議論、敢于探討了，不僅打破了“四人幫”套在文藝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鎖，沖破了他們設置的許多禁區，而且還沖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規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準成立籌備小組，恢復被迫停止了12年活動的文聯和各個協會的工作，各協會普遍進行了會員重新登記，并發展了一批新會員。同時，相繼恢復《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還創辦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會是在大轉折的關頭召開的一次解放思想、總結經驗、探討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繁榮文化建設的重要會議，鄧小平親臨大會并發表《祝辭》。他在講話中提出了新時期文學藝術的任務，進一步解決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以及黨如何領導文藝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問題。他強調指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文藝創作必須充分表現我們人民的優秀品質，在藝術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濫造，認真嚴肅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這些論斷根據新時期的特點對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調整和理論概括，為新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確立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不僅比較完整地反映了社會主義時代對文化的歷史要求，而且更體現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強烈文化要求和廣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責任感與使命感，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文化建設的根本方針，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化時代。新的歷史時期黨的文化發展方針深入人心，文化創作熱情空前高漲，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家、藝術家和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園地展現出一派勃勃生機。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藝創作開始進入以揭露和反思極“左”危害為主題的創作階段，文藝工作者以戰斗的姿態和無畏的精神率先從文學角度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撥亂反正中起到了引領作用。

《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發表的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標志著揭批“四人幫”的作品在現實主義描寫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作品通過對中學生宋寶琦、謝惠敏兩個不同形象的生動描寫，深刻揭示了“四人幫”的罪惡不僅在于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且更在于給廣大青少年帶來的精神上的傷害。它所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響。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發表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小說通過描寫一個16歲的小姑娘王曉華與其“叛徒”身份的母親徹底“劃清界限”，8年后母親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曉華明白了真相，但為時已晚，母親已與世長辭的經歷，揭露了極“左”路線給中國社會特別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劇和災難，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共鳴。

這以后揭批極“左”路線的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作品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面對“四人幫”的淫威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一類是對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對美好情操的熱情頌揚。前者有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中杰英的《羅浮山血淚祭》、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諶容的《永遠是春天》、莫應豐的《將軍吟》等；后者有張潔的《森林里來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夢》、張賢亮的《土牢情話》、劉紹棠的《峨眉》、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葉辛的《蹉跎歲月》、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

接下來發表的作品已不再滿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訴，作家開始把筆觸伸向歷史縱深，主要有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茹志鵲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劉真的《黑旗》、梁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古華的《芙蓉鎮》、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葉文玲的《心香》、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張鐵匠的羅曼史》、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國文的《月食》等。這一波創作浪潮后期的優秀作品，如朱曉平的《桑樹坪紀事》、陳建功的《轆轤把胡同9號》、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風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張賢亮的《綠化樹》等，都曾在社會上產生較大的反響。

話劇發揮了它介入現實短、平、快的特點，率先創作了一批及時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會主題的作品，如《于無聲處》、《丹心譜》、《楓葉紅了的時候》。1978年初，宗福先創作的四幕話劇《于無聲處》再現了1976年中國人充滿風險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幫”，昧著良心出賣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門事件前后尖銳、復雜、險惡的政治環境。這出話劇在圍繞天安門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爭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陳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舉了《于無聲處》為例。蘇叔陽創作的五幕話劇《丹心譜》被稱為“對恢復發展革命現實主義傳統帶有標志性意義的作品”，它表現了以方凌軒為代表的醫務工作者，為執行周總理的指示研制治療冠心病新藥，與“四人幫”親信爪牙展開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

詩歌的代表則有1977年發表的賀敬之的《中國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巖的《周總理，你在哪里?》等。《中國的十月》是一首優秀的政治抒情詩。它熱情謳歌了中國史詩般的十月，放聲歌唱粉碎了“四人幫”的偉大歷史性勝利。《一月的哀思》抒寫周恩來光輝的一生，表達了全國人民在周恩來逝世后的悲痛和懷念以及對粉碎“四人幫”的無比歡欣。濤人善于選擇典型的細節和運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達昂揚奮發的激情。《周總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現代抒情詩，是為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而創作。詩人運用“詢問——呼喚——尋找——應答”的獨特構思來展現主題，用54個“周總理，你在哪里”對周總理的英靈急切地反復呼喚，反復詢問，反復傾訴，表達了億萬中國人民的無限熱愛和懷念的深情，富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上述文學作品，主題鮮明，緊扣時代脈搏，有力地推動了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促進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吹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號角，文化藝術界以敏銳的洞察力及時地推出一批以改革為題材的力作，逐漸取代傷痕文學和反思小說而成為文學創作主流。《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上發表了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就題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從車間、工廠放大到社會，揭示改革的困難、斗爭和已經出現的變革與轉機，著力塑造了改革家喬光樸的正面形象，寫他的堅毅剛強和困惑苦惱，寫他感情世界的波濤起伏和對待愛情的果敢態度，性格鮮明突出，有棱有角。這正好應和了變革時代的人們渴望雷厲風行的“英雄”的社會心理，一時間引起了讀者和評論家們的盛情贊揚，被評論家們贊美為“改革文學”的代表作。載于《人民文學》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鄉場上》，像一陣潮潤的清風卷起了鄉間芬芳的泥土氣息。它深刻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村在實行新的經濟政策以后農民的新風貌，他們不僅逐漸擺脫長久的貧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權作風，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其他還有高曉聲的《陳奐生進城》、趙本夫的《賣驢》、路遙的《人生》、水運憲的《禍起蕭墻》、譚談的《山道彎彎》和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等，這些作品已經不僅限于為改革鼓與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帶來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心態變化的深層寫作。

伴隨著改革開放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深入發展，文化建設中的一系列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紀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門明確提出改革體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問題。1983年國務院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部署文化體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文化部《關于藝術表演團體的改革意見》，明確提出合理調整藝術表演團體的布局結構；確定編制，精簡人員；改革領導體制和內部管理體制，擴大自主權；加速培養藝術人才，繁榮藝術創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國務院批轉文化部《關于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意見》。1989年，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實行“雙軌制”改革思路，即一軌為國家扶持的少數全民所有制院團，另一軌為多種所有制的藝術團體。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大體遵循了經濟領域“增量改革”的戰略，在國有藝術表演團體特別是省級和中央藝術表演團體改革難于取得突破時，藝術院團改革轉上了“雙軌制”發展的道路，轉軌并催生了一批民間職業劇團和社辦院團，改變了藝術表演團體由政府單一投資的體制。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趨多樣化和豐富，文化的產業屬性逐步顯現出來。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了《關于改進舞會管理的通知》，正式認可營業性舞會等文化娛樂經營性活動。1988年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關于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場的概念，同時明確了文化市場的管理范圍、任務、原則和方針。這標志著我國“文化市場”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認。1989年國務院批準在文化部設置文化市場管理局，全國文化市場管理體系開始建立。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全面提升文化建設的地位和作用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強調要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1991年，江澤民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整個文化建設的方向，指出：“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94年，他進一步指出，要“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倡導一切有利于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是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具體體現。1997年黨的十五大旗幟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繁榮的經濟，也應該有繁榮的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黨必須從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和民族振興的高度，充分認識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00年，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將先進文化建設上升到立黨之本、執政之基的高度來認識，對于提升文化建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整體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為進一步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文化體制改革逐漸向縱深發展。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對文化體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劇團體制，集中力量辦好代表國家級藝術水平的劇團”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要求對藝術表演團體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見：一是調整布局結構。國家重點扶持少量的在國內外、省內外有重大影響，或具有實驗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歷史保留價值的藝術表演團體；辦好地、縣級藝術表演團體；提倡和鼓勵社會辦團。二是搞活內部經營機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頒布《關于繼續做好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國有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建立充滿活力的運行機制。由此開始，文化部連續三年對中直院團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學合理的布局結構、建立充滿活力的運行機制、建立長期穩定的經費來源為三項基本內容的宏觀思路。以建立完善的運轉機制為重點，整體推進，分步實施，對推進全國藝術表演團體改革產生了積極的示范作用。

1996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任務和一系列方針，指出“改革文化體制是文化事業繁榮和發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強文化事業的活力，充分調動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多出優秀作品，多出優秀人才”。強調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遵循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改革要區別情況，分類指導，理順國家、單位、個人之間的關系，逐步形成國家保證重點、鼓勵社會興辦文化事業的發展格局。

發展文化產業是改革開放以后文化建設的重大舉措。文化產業是以文化資源為投資對象，以現代管理機制為手段，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向社會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并獲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一種新型產業。1985年，國務院轉發國家統計局《關于建立第三產業統計報告》，把文化藝術事業、旅游、教育、科技事業等一并列入第三產業。在市場意識、競爭意識不斷增強的90年代，文化產業的發展越發引起中央及有關部門的關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發展文化產業”的命題，文化系統由“以文補文”、“以文養文”逐步轉入產業發展軌道。1998年政府機構體制改革逐步推開，文化部在機構大精簡的背景下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文化產業司，為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提出了“文化產業”問題，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這一概念，標志著我國對于文化產業的承認和對其地位的認可，這對于文化體制改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200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宣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文化體制改革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集團化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著重在宏觀管理體制、微觀運行機制、政策法律體系、市場環境、開放格局等5個方面積極進行探索創新，進一步壯大實力，增強活力，提高競爭力。意見還強調要加強黨對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領導，始終掌握對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對資產配置的控制權、對宣傳業務的審核權、對主要領導干部的任免權。

這一階段文化體制改革主要圍繞以下幾個重點進行了探索：一是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轉到以國有藝術表演團體尤其是省級和中央藝術表演團體為重點，在落實加大財政投入、合理布局結構、規范演出市場秩序和建立文化經濟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時，重點突出了院團內部運行機制的建設和調整，院團生產和演出的市場化導向得到明顯加強，逐漸由機關化管理模式開始向企業化管理模式轉變，產業化經營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范市場行為，完善運行機制，促進文化市場繁榮健康、活躍有序地發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藝演出市場、電影電視市場、音像市場、文化娛樂市場、文化旅游市場在內的文化市場體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門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轉變職能，提高效率，加強和改進對文化事業的宏觀管理；四是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單位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機制。

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確立了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和戰略地位，第一次將文化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明確了整個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003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按照黨的十六大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要求，專門研究部署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全國有包括北京、重慶、廣東、深圳、沈陽、西安、麗江在內的九個省市和39個宣傳文化單位作為改革試點。開展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就是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探索，為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做準備。同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強文化建設納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布局加以強調，進一步提出：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要深化勞動人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國家投入，增強活力，改善服務；對經營性文化產業單位要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要健全文化市場體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鼓勵多渠道資金投入，促進各類文化產業共同發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增強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要依法規范市場競爭秩序。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確定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本要求。決定提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這一重要命題，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現“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提法。決定還要求抓緊制定文化發展綱要和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十六屆五中全會把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確定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抓好的一項重大任務。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這是指導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要求、目標任務、基本思路，有力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發生深刻變化。

2006年3月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決定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從9個省市擴展至全國有條件的地區，試點單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臺，極大地釋放了文化生產力。9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出臺，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由國家制定的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規劃綱要，為我國文化建設描繪了一幅壯美藍圖。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發展戰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將文化建設推向科學發展、和諧發展之路。

總之，黨的十六大以來，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對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受到黨和國家以及全社會的高度重視，進入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文藝方針政策穩定明確，文藝創作環境寬松和諧，文藝隊伍團結向上，廣大文藝家心情舒暢、精神煥發，文化生產力進一步解放，文藝作品和表演藝術空前繁榮，規模、數量持續增長，內容、形式不斷創新。

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強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的歷史重任，發出“推動文化建設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的時代號召，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著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大力推進文化創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斷發展、文化市場更加繁榮，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

總結60年文化建設，盡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輝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的文化事業把握機遇，開拓進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發展難題，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挑戰，成功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亮麗的中國文化風景線。我們將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參引文獻]

[1]《中共中央委員會電賀文代大會開幕》，《人民日報》1949年7月2日。

[2]《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頁。

[3]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1979年10月31日。

[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頁。

[5]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頁。

[6]《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頁。

[7]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頁。

[8]《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頁。

第四篇：中國農村信用社60年發展歷程回顧

中國農村信用社60年發展歷程回顧

農村信用社60年發展歷程回顧之一(1951年—1957年)

新生：

小荷初露尖尖角

從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被提上議事日程，到1951年3月，全國信用合作匯報會議召開；從1954年擁有了統一的名稱，到最終確立了發展章程，農村信用社在新的政治環境下獲得了新生。在國家支持下，農村信用社在中國迎來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發展，很快成為新中國打擊高利貸、發展農村經濟的有力武器。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聲音如同春雷般響徹古老的中國大地，中國歷史迎來了嶄新的一頁。中國信用合作事業在舊時代被壓抑的熱情開始萌動。嶄新的政治環境、積極的政府態度、明確的發展戰略……一曲波瀾壯闊的農村信用社發展序曲就此奏響。

列入國家發展戰略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農村信用合作工作就已經被中國共產黨正式提上議事日程，進行戰略發展規劃。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經濟，我們就不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走向集團化，就不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將包含信用合作在內的合作事業發展納入到黨的戰略討論中。

緊接著，建國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進一步明確了發展合作社事業的戰略規劃：“關于合作社：鼓勵和扶助廣大勞動人民根據自愿原則發展合作事業，在城鎮和鄉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這標志著新中國已將發展信用合作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正式納入了國家的戰略發展規劃。

1951年3月，全國信用合作匯報會議召開，會議認為：“已經土改的地區，由于生產的恢復，農民逐漸富裕，要求積儲余糧，擴大再生產；少數農民因翻身不久，家底薄弱，一旦遇到意外，便會借貸無門。有計劃地開展農村信用合作事業，已成為廣大農民的迫切要求。”薄一波、程子華將會議討論的內容向黨中央進行了匯報，這份名為《關于全國信用合作會議的報告》指出：“為了進一步發展農村信用合作社，滿足農民的普遍要求，必須單獨組織農村信用合作社，統一由銀行領導，信用社單獨成立后，其存款、貸款、存實、貸實由信用社辦理。”

信用社的身份信息

對農村信用社而言，在發展戰略明確之后，如何確定組織性質、功能定位以及業務范圍，成為接下來亟待明確的問題。

1951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組織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農村金融工作會議。中國人民銀行第一任行長南漢宸在會議上指出：“信用合作是群眾性的資金互助的合作組織，主要是組織農民自己的資金，調劑有無，以解決社員生產上和生活上的資金困難，銀行給以資金周轉及業務上的支持，并可代理銀行的一些委托業務，以活躍農村金融，發展農村生產。”

緊接著，為了推動信用合作事業的發展，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頒發了《農村信用合作社章程準則草案》、《農村信用互助小組公約草案》和《農村信用合作社試行記賬辦法草案》。在政策的引導下，農村信用社在短時間內有了更加快速的發展。

1953年底，全國試辦的信用合作組織在數量上已超過了25000個。當時，由于各地都是在國家指導方針之下自主組織信用社，因此當時信用社的名稱在各地并不統一，這為信用社的整體化發展造成了一定的混亂。為此，1954年1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出了《農村信用合作社組織名稱按共同綱領規定稱為“信用合作社”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指出：“目前農村信用合作社，在名稱上有‘信用合作社’與‘信貸合作社’之稱，從‘信用’與‘信貸’的意義上來說沒有什么大的區別，但卻容易引起基層工作同志的誤解。因此，對農村信用合作社組織名稱有統一的必要。今后關于農村信用合作社組織的名稱，應按共同綱領規定統稱為‘信用合作社’。”

緊接著，1955年中國人民銀行頒發了《農村信用合作社章程（草案）》，對農村信用社的性質和任務從規章制度上進行了更加明確的規定。

至此，在中國已經誕生多年的農村信用合作社，終于明確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統一的名稱，有了統一的組織章程，有了發展的任務目標……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重生，一場農村信用社發展的熱潮在中國大地上迅速蔓延開來。

在中央政府的鼓勵和指導下，從1954年到1956年，全國信用合作社運動出現了一個發展的高潮。全國信用合作社的數量超過了16萬個，社員達到9500多萬人，包括6800多萬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60%左右。這一波發展高潮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發展信用合作社為主，此前建立的一些信用部和信用組的組織形式，也逐步轉為信用合作社，全國80%以上的鄉都建立了信用合作社。農村信用社在組織農民借貸方面的作用充分顯現出來，對我國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生產和農業合作化運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農村信用社60年發展歷程回顧之二（1958年—1978年）

成長的煩惱：

在折騰中迷失方向

這是一段充滿波折和混亂的發展時期。行政手段的過度干預、發展策略的頻繁調整、管理主體的幾經更替，使得剛剛走上發展正軌的農村信用社在歷史的折騰中再次迷失了方向。在這段時期內，農信社先后被下放給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貧下中農組織管理，基本上成了基層社隊的財務部門。而后，農信社又被交由國家銀行管理，成為國家銀行在農村的基層金融機構，從此走上了“官辦”道路，徹底迷失了合作金融的本性。

對于在革命中新生的共和國政權而言，經濟建設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歷史經驗的缺乏，急于求成的“極左”情緒的蔓延，讓新中國經歷了一段充滿波折的發展時期。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混亂的宏觀經濟環境下，由于缺乏科學的指導思想和管理方式，最根本的是在農信社定位方面缺乏共識，農信社在“折騰”中迷失了發展的方向，合作金融的本性被迫喪失，取而代之的是官辦管理時期的到來。從1958年到1978年，對農信社而言，稱得上是一段噩夢般的經歷。在這20年里，農信社在混亂中歷盡坎坷，經受了四次“折騰”。

第一次折騰

從1951年全國農村金融工作會議開始到1958年，農村信用社均由中國人民銀行領導，從農信社發展的現實效果來看，這段時期的管理是成功的。但從1958年開始，席卷全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使農信社的命運開始出現逆轉。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頒發了《關于適應人民公社化的形勢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定》，實行“兩放、三統、一包”。

此后，國務院專門下發文件，將農信社與銀行營業所合并，稱為“信用部”，下放給人民公社管理。管理體制上的變化導致了“所社合一”和“政社合一”兩種局勢的出現，嚴重影響了農信社的發展。首先，“所社合一”的組織體制將集體所有制的農信社資產與全民所有制的國家銀行的資產混為一談，造成了雙方在財產資金和財務上的混亂；其次，“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客觀上使農信社走上了“官辦”的道路，逐步失去了在業務經營上的自主權。

第二次折騰

1959年4月，中共中央頒發了《關于加強農村人民公社信貸管理工作的決定》，同年5月，人民銀行總行召開了全國分行行長會議，收回了下放給人民公社的銀行營業所，把信用社從人民公社信用部里分離了出來（實際是所社分離），下放給生產大隊，變為“信用分部”。信用分部開始淪為生產大隊平調社員財物的工具。

1962年，中央政府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決定將農信社的領導權從生產大隊收回，由中國人民銀行進行全面、徹底的垂直領導。同年11月，中央政府又批轉了人民銀行《關于農村信用社若干問題的規定》，決定恢復信用社的性質和任務，重新明確了農信社組織的獨立地位，重新賦予農信社在業務方面的自主權，信用社干部的待遇按照人民公社同級干部的待遇標準執行。上述措施的實施，使農信社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又開始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

第三次折騰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6年，剛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的農信社又被文化大革命卷入了動蕩的漩渦。“文革”開始后，不少人在對待農信社的職能是什么、該為誰服務等問題的態度上再次出現了分歧。

1968年8月，毛澤東發表了關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管理學校。”這條關于學校管理的指示，被迅速應用于對農信社的管理中。不少地方出現了信用社干部大換班，或者大批下放回家，人才的大量流失對信用社的發展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經過近3年的折騰，貧下中農管理、“亦工亦農”的經營管理體制對信用社發展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很多地方的信用社基本上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態。

為此，1972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全國銀行工作會議，重新明確了信用社職工的政治和經濟待遇，不再要求信用社走“亦工亦農”的道路。1974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全國農村金融工作座談會。會議指出，貧下中農的管理任務，應該是在公社黨委領導下，對信用社職工進行改革教育，它是權力機構，不是執行機構。會議明確要求，信用社要積極自主開展業務，加強財務管理。這次會議徹底收回了貧下中農組織對信用社的管理權，重新賦予了農信社在業務上的自主權。農村信用社開始踏上了回歸自我的道路。

第四次折騰

1977年，受“左”的思想影響，再加上過去把信用社下放給基層政權管理的教訓，國務院頒發了《關于整頓和加強銀行工作的幾項規定》。其中第七條規定。“信用社是集體金融組織，又是國家銀行在農村的基層機構。”為貫徹上述決定，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于1978年5月就信用社的機構設置、人事管理、業務經營、財務制度等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統交銀行管理。信用社再次被打上了“官辦”的烙印，淪為銀行的附庸。

在這段混亂的歷史時期，信用合作事業受到了“左”的思想的嚴重干擾，發展方向一再偏離了合作的性質，管理體制幾經折騰，信用合作經濟組織的原則被蠶食殆盡，既喪失了合作組織的特征，也喪失了金融組織的特征。信用社的干部隊伍、資金和業務均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和損害。

農村信用社60年發展歷程回顧之三（1979年—1996年）

找回自我：

“信用合作號”離岸起航

對于經歷了長期迷惘階段的農信社而言，這是一段向合作金融組織本性回歸的歷史，主要體現在對合作社“官辦”體制的反思和初步調整。1979年農行恢復以后，農信社進入農行代管時期。雖然對農信社的管理仍帶有“官辦”因素，但農信社在業務開展上的自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開始得以恢復，尤其是1984年國務院批轉了《關于改革信用社管理體制的報告》以后，農信社正式踏上了全面恢復“三性”、由“官辦”到“民辦”的回歸之路。

自創辦之日起，農信社就是群眾性的合作金融組織，在發展過程中，太多人為的外界因素的干擾，讓它逐漸喪失了自我，成為銀行的附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改革春風，開啟了農村信用社的回歸之路。

迎來改革春風

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于恢復中國農業銀行的通知》，其中，對農信社的歸屬、機構設置等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并指出：“現在信用社的任務很重，人手不足。為了加強農村金融工作，信用社由省、市、自治區確定編制，抓緊配齊。信用社職工的管理、政治待遇和口糧要同銀行職工一致起來。信用社要不斷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任何單位不得平調或挪用信用社的資金。”根據該《通知》的精神，各地在抓緊恢復農行的同時，也加強了對農信社的領導。在堅持農行領導的管理體制下，農信社的改革開始啟動。1984年6月，農行就農信社改革問題向國務院作了專題報告，8月，國務院將《關于改革信用社管理體制的報告》批轉各地執行。報告指出：“信用合作社管理體制必須抓緊改革，同時改革又是十分謹慎的，農業銀行要加強對信用社的領導，不宜改變隸屬關系。通過改革，恢復和加強信用合作社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經營上的靈活性，實行獨立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充分發揮民間借貸的作用，把信用社真正辦成群眾性的合作金融組織。”在農信社的改革發展史上，這是一份富有重要意義的改革指導文件，它不僅標志著信用社以恢復“三性”為主的改革開始在全國大范圍地鋪開，而且明確了農信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的改革方向。

縣聯社應運而生

在從1984年開始的這輪改革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改革措施當屬縣級聯社管理體制的建立。縣聯社的建立，對于加強基層社的建設，對于進一步恢復和加強農信社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經營上的靈活性都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它的建立不僅增強了農信社的內部管理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信用社走向完全自主管理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

當時的縣聯社主要有兩種類型：一類是由農村信用合作社交納會費，行使管理協調職能；另一類由農村信用合作社投資入股，除行使管理協調職能外，還從事調劑農村信用合作社的資金余缺、組織清算等信貸業務。

雖然當時縣聯社工作的開展，仍然必須堅持農行的領導，日常工作仍由縣支行合作股負責。但不可否認的是，與縣聯社管理體制建立前相比，農信社在經營自主性以及內部管理方面確實有了明顯的提高，獨立自主的組織地位得以逐步重塑。

體制改革有效地促進了農信社的發展，經營活力不斷增強，業務發展日益活躍，在調節農村經濟、支持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大。到1988年末，農信社機構、網點近40萬個，建立縣聯社2200多個，占全國縣市總數的80%以上。從業人員76萬多人，各項存款余額達到1400億元，各項貸款余額912億元，向國家提供資金約600億元。

1989年，農信社進入治理整頓階段，主要開展強化內部管理、整頓金融秩序的活動。在這一階段，通過清股、擴股，密切了信用社與社員的經濟聯系，經營管理體制有了明顯改善，內部經營機制逐步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方向轉變。“行社脫鉤”水到渠成

隨著農信社實力的不斷增強，關于“行社脫鉤”的呼聲日益高漲。1996年7月13日，全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明確了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目標：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為基礎，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等各種金融機構分工協作的服務體系。同時，會議也對推進農信社管理體制改革的步驟和方式作出了明確安排：“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分期分批完成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改革。改革由上而下地進行，先按合作制原則改革鄉鎮信用社，再完善充實縣聯社，經驗收再把農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職責由農行轉到人行。經批準，在經濟發達地區可試點將農村信用社改制為農村合作銀行的組織體制。”會議要求，加強縣級聯社的建設和管理，為下一步行社脫鉤做好準備。在經歷了長期的迷惘之后，農信社真正看到了實現獨立發展的希望。

1996年8月，國務院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部際協調小組發布《農村信用社與中國農業銀行脫離行政隸屬關系實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宣告農信社與農行脫鉤。從9月開始，全國5萬多個農村信用社和2400多個縣聯社逐步與農行順利脫鉤。這標志著經歷了長期的迷惘與等待之后，農信社重新走上獨立發展之路。

“登高星河近，創新天地寬，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潮中，“農村信用合作號”正式拔錨起航，駛向屬于自己的明天。

農村信用社60年發展歷程回顧之四（1997年-2002年）

獨立發展：

改革航船乘風破浪

這是一段包含著合作制價值回歸、管理體制創新、產權模式探索“三重意義”的改革發展時期。從1996年開始的這輪改革，其核心是把農村信用社辦成由社員入股、社員民主管理、主要為社員服務的真正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從更深層次意義上講，這是一段農村信用社價值核心由“官辦”銀行向“民辦”合作金融組織回歸的歷程。

站在今天的歷史臺階上，回顧農村信用社改革的這段歷史，與農行順利脫鉤無疑是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改革邁出的最為關鍵的一步，它是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改革征程上的一次歷史性突破，為把農村信用社真正辦成合作金融組織、建立我國合作金融新體制提供了前提。

重塑合作制

1997年，對于重新踏上合作制發展正軌、開始自己新的改革發展道路的農村信用社而言，是富有重要意義的一年。

1997年2月，全國農信社管理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自“行社脫鉤”以后農村信用社系統召開的第一次大規模、高規格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為下一步如何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指明了方向，初步勾畫出了建立我國合作金融新體制的主體框架。

規范合作制、加強自主管理、組建自律組織、創新金融監管等一系列新的概念成為改革中新的關鍵詞，一場圍繞這些改革關鍵詞而展開的新的改革運動由此拉開了帷幕。1997年3月8日，國務院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部際協調小組辦公室發布了《關于開展規范農村信用社工作的意見》，對按合作制原則規范農村信用社工作的主要內容、政策以及實施步驟作了具體安排，標志著以合作制規范農村信用社的改革進程正式啟動。

在推動以合作制規范信用社改革進程的同時，1997年6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中國人民銀行對于農村信用社改革的監管職責，要求中國人民銀行加強對農信社改革的監督管理，防范和化解農信社的風險。6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農村合作金融監督管理局正式成立，全面承擔起了對農信社改革的領導、監管職責。

同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農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規定》和《農村信用合作社縣級聯社管理規定》。11月，又頒布了《農村信用社章程（范本）》和《農村信用社縣級聯社章程（范本）》。這是一系列在我國農村信用社改革發展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法規性文件，它們為加強對農村信用社以及縣級聯社的監管，為規范其行為，保障其依法、穩健運行，提供了明確的法規依據，標志著我國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正式走上了按合作制原則規范、改革和發展的軌道。

50年的風風雨雨，曲折艱難的發展歷程。按合作制在全國范圍內規范農信社，不僅是管理體制上的一場革命，也是一場在思想觀念、經營方式上的重大變革。

省級自律體制初建

在按合作制原則加快推進農信社規范工作的同時，另一項對農信社改革影響深遠的工作——組建農村信用社省級自律管理組織也在悄然醞釀之中。

隨著改革的推進，中國人民銀行越發意識到農村信用社改革規模龐大、各地情況不一，單靠人民銀行的監管力量很難全面覆蓋整個農村信用社體系的改革，因此組建省級行業自律組織被提上了日程。1999年4月，中國信用合作協會籌備辦公室宣告成立，其使命是指導各省因地制宜地建立起行業自律組織，這標志著農村信用社在系統行業自律組織建設工作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1999年4月28日，全國首家信用合作協會——黑龍江信用合作協會在哈爾濱率先成立。建立農信社行業自律管理組織，對于全國農村信用社逐步建立以農信社自主經營、自我約束為基礎，以縣級聯社、省級行業協會自律管理、中國人民銀行依法監管的新型合作金融管理體制框架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標志著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改革又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至同年11月末，全國首批五省（黑龍江、陜西、四川、浙江、福建）省級信用合作自律管理組織試點工作全部完成，試點省份的農信社行業管理職能也逐步移交給了行業協會，中國人民銀行由此順利地實現了與農村信用社行業管理和監管職責的分離。至此，農村信用社開始真正走上了自主管理的道路。

在上述五省完成通過省級自律組織實施對農村信用社改革的管理探索之后，1999年12月18日，全國首家省級農村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寧夏回族自治區農村信用合作社聯合社正式創立，標志著對農村信用社行業管理體制的探索進一步深化、升級。

新產權模式探索啟程

隨著改革成效的不斷顯現，全國農村信用社經營活力得到了極大的釋放，農村信用社的整體實力不斷增強，對農村信用社進行產權改革的探索和呼聲也開始日益高漲。2000年4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到江蘇省視察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并召開專題座談會，了解和聽取了各方對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的意見和建議。最為重要的是，此次座談會初步明確了在江蘇省進行農村信用社產權改革探索的態度。

2000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在江蘇省進行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一場全面清產核資、建立統一法人體制的改革運動在江蘇掀起高潮。統一法人后，江蘇省原有的1746個農信社合并為82個獨立的縣級法人。這種以縣為單位的統一法人體制，解決了農村信用社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社會信用較低的問題，同時，在改革支農服務、加強內部管理等方面也顯現出了良好的成效。

2001年末，全國首批農村商業銀行在江蘇張家港、常熟、江陰相繼成立，這標志著我國農村信用社產權改革有了重大突破。農村商業銀行產權模式和經營機制的嘗試，也使得我國農村信用社商業化、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逐漸明朗。

農村信用社60年發展歷程回顧之五（2003年6月—今）

走進新時代：

沿著市場化的航向前進

這是一段對農信社長遠發展方向及策略進行重新思考和選擇的歷史進程。市場化改革方向的確立，成為有著50多年發展歷史的農信社擺脫歷史泥潭、踏上快速發展軌道的歷史轉折點。回顧以往幾次農信社改革，在改革方向及策略選擇上基本都是以行政力量為先導，而從2003年開始的新一輪改革則轉向以市場為先導。無論是產權模式選擇，還是管理體制變更；無論是經營規模和地域的擴張，還是資產重組乃至市場退出，是否符合市場化、商業化的方向成為考量改革成敗的唯一關鍵詞。

“合作制”價值理念的回歸讓農信社重新找回了自我，但金融業市場化的發展趨勢，卻讓堅守“合作制”的農信社感到無所適從。單純的合作制產權結構、與市場經濟脫節的經營模式以及沉重的歷史包袱，成為橫亙在農信社發展道路上的“三座大山”。2003年，一份文件揭開了農信社向現代金融企業改革的歷史新篇。2003年6月27日，國務院正式下發《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決定在浙、魯、贛、貴、吉、渝、陜、蘇八省市率先進行改革試點。新一輪農信社改革的歷程由此開始。

突破——

省級政府主導央行資金扶持

針對農村信用社在發展中的現實困境，新改革試點方案指出：由省級政府承擔轄內農信社的管理和風險責任；可以選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繼續維持合作制等制度形式，推行股權結構多樣化、投資主體多元化，吸收各類經濟主體和自然人入股；給予八省市部分農信社保值儲蓄利息貼補及適當稅收優惠政策；農信社歷年虧損和資產損失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擔，由中國人民銀行通過發行專項票據的方式核銷農信社自2002年以來的歷年虧損和資產損失的一半。

新一輪改革明確了地方政府的管理責任，使得農信社改革在地方上不再是沒人管的孩子，省級政府的全面介入，也使得農信社能夠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找到一條符合當地實際的改革發展之路。而發展體制的多樣化選擇，也使農信社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不再刻板地死守著“合作制”的概念。

最值得關注的是，來自央行的資金扶持和稅收上的優惠措施，讓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農信社獲得了發展急需的資本金，有了喘息的機會，同時央行所設定的票據兌付條件，也為推進農信社改革帶來了動力和信心。

實踐證明，按照改革試點方案設計進行的產權制度改革，解決了農信社所有者缺位這一根本問題，抓住了農信社改革的要害。試點地區農信社改革的示范效應，大大激發了其他省份農信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在這種背景下，2004年8月17日，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的意見》，進一步擴大了深化農信社改革試點范圍，新增加21個省區市作為改革試點。一場農信社改革的燎原之火燃遍了中國大地。

與此同時，來自央行的資金支持也逐步到位，給在改革道路上前進的農信社源源不斷地輸送能量。2004年3月4日，首批中央銀行專項票據發行，共向8省（市）272家聯社發行中央銀行專項票據119億元。而改革的效果也更明顯地顯現出來，當年全國農信社歷史性地首次實現了軋差盈利。

挑戰——

壟斷松動“一家獨大”成歷史

2006年，銀監會的一紙文件徹底宣告了農村金融市場競爭時代的來臨。2006年12月22日，中國銀監會公布了《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這項旨在通過引入全面競爭來激活農村金融市場的舉措，為改革步伐有所減緩的農信社帶來了“威脅”和壓力。

新舉措不僅大大刺激了商業金融的投資熱情，也使民間資本的金融熱情出現空前高漲。一時間，多家金融機構開始申請前往農村開設村鎮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民間自發組織的資金互助社也開始進入謀劃沖刺階段。原本由農信社“壟斷”的農村金融市場，開始響起他人的聲音。

在新一輪的改革中，“堅持市場化改革”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紅線。在《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明晰產權關系,促進信用社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和經營機制轉換,使信用社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自擔風險的市場主體”是一條重要的原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既然是獨立的市場主體，自然一切都應按市場規律來操作。

對于長期在歷史泥潭中停滯不前的農信社而言，它距離市場化的發展語境還很遠。產權不夠清晰、機制不夠靈活、法人治理結構尚不完善等等，這一切都可能成為農信社被市場淘汰的隱患。農信社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的步伐，嚴格按照市場化的要求提高自身素質。

趨勢——

改革觸角縱向延伸

2007年8月10日，海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在海口市舉行了掛牌儀式。作為全國最后一家掛牌開業的省級聯社，它的誕生，標志著農村信用社新的管理體制框架已經全面建立，標志著從2003年開始的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第一階段工作任務基本完成。2008年6月29日，重慶農村商業銀行掛牌，成為全國首個由省級農村信用聯社改制而成的省級農村商業銀行。同年12月21日，寧夏黃河農村商業銀行掛牌開業，成為全國合作金融系統首家省級金融控股公司。隨著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和寧夏黃河農村商業銀行的成立，改革觸角開始縱向延伸。

2010年9月，銀監會出臺《關于高風險農村信用社并購重組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通過并購重組加快推動高風險農村信用社風險化解。《意見》旨在指導各地農信社在地方政府扶持的同時，充分運用市場化手段，通過并購重組化解高風險農村信用社風險，進一步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穩健性，提升“三農”和小企業金融服務水平。

在“十二五”開局之年，銀監會副主席周慕冰指明了農村中小銀行在“十二五”時期要實現的目標：高風險機構全面處置，歷史虧損掛賬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現代農村銀行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監管指標達到并持續符合審慎監管要求，總體資本充足率達到10%左右，杠桿率總體不低于4%，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融資比率總體高于100%，撥備覆蓋率總體高于150%，撥貸比總體達到2.5%，農村金融服務功能與核心競爭力顯著提升。

商業化成為未來深化改革的主旋律，銀監會合作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姜麗明表示，今后將不再組建新的農村合作銀行，現有農村合作銀行要全部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全面取消資格股，鼓勵符合條件的農村信用社改制組建為農村商業銀行。

姜麗明表示，要在保持縣(市)法人地位總體穩定前提下，穩步推進省聯社改革，逐步構建以產權為紐帶、以股權為聯結、以規制來約束的省聯社與基層法人社之間的新型關系，真正形成省聯社與基層法人社的利益共同體。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改革的腳步依然在延伸。誠然，深化改革的道路依然漫長，但只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向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不斷邁進，我們有理由相信，農信社的明天將更加美好。

第五篇：回顧西方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歷程

回顧西方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大致將其劃分為幾個階段：1，西方社會心理學的萌芽與誕生(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08年，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和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不約而同地發表了以《社會心理學》命名的專著。西方把這一年作為社會心理學誕生的年代。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和蘇聯的社會心理學家先后把科學實驗方法引進這一學科，才使得社會心理學從描述對象轉向探索和揭示規律，社會心理學才成為一門獨立科學。其奠基人公認為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社會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的基礎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1)開始運用實驗;2)用數量分析補充對現象的質的分析;3)從描述現象轉向揭示和利用規律。

2，西方社會心理學科學體系的建立(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早在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可多年來，這個很有價值的提議并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

這些研究方式集中體現在，依托數學和物理學的原理，為“社會心理學”構建起嚴謹的科學體系，從而，奠定起它的定量精確研究方向。3，西方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的擴展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

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