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30年之交通發展

改革開放30年之地面交通掠影

1979年，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時，提出了建立中國式小康社會的目標，即20世紀末人均GDP達到800~1000美元。自此，改革開放拉開大幕，我國經濟開始騰飛，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從1979年的約4000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00年的約10萬億元人民幣，達到21年約25倍的增長幅度，實現了總設計師鄧小平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即使遭遇了2008年世界范圍內的嚴重經濟危機，我國依然能夠在2009年實現超30萬億元人民幣的GDP，在新世紀的頭一個十年中延續了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驚人的進步，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交通。

十年前城鎮里一條常見的標語是：要想富，先修路。從這條簡單、通俗的標語中便能看出交通對于經濟的重要作用。也正是按照這條標語的指引，我國各級政府在過去的30年中不斷地豐富全國的交通網絡。而在我的記憶中，有數個重要的時刻與我國的交通發展相關。

第一個時刻是在1995年前后，那時我還在上幼兒園，跟父母一起住在一個鎮子里。依稀記得那天我母親帶著我上街，一路上我走走停停，總是會被一些有趣的事物吸引。忽然，我發現前方的公路有些異樣，不是常見的土黃色，二是亮黑色，我非常好奇，一路小跑過去。剛一走近便聞見一股非常特別的氣味，讓人感覺不那么舒服，但這并沒能阻擋我的好奇。我試探性地用腳尖踩了踩，發現黑色的路面竟然有些柔軟，索性雙腳都踩上去。這時我才發現路面不僅有些柔軟，并且具有粘性，我的雙腳已經很難從上面掙脫下來。我焦急得大喊著母親，在母親的幫助下我才好不容易從那片亮黑色的路面上掙脫下來。后來母親告訴我，那些黑亮的東西叫做“瀝青”。這便是我對城鎮瀝青公路的第一個記憶。這個故事我的母親經常跟我提起，它已成為我跟母親之間一個共同的有趣記憶。第二個時刻發生大學一年級期間。那時我剛剛來到北京，父親安排我去他的一位老朋友家里拜訪。因為還不太熟悉這個城市的交通，所以出發前我做足功課，在地圖上標注出公交路線以及在換乘站點。臨行前正好是傍晚，我的朋友告訴我，那個時候出門會遇到堵車，肯定不能按時趕到。此時，我很焦急，非常擔心自己

會遲到。但轉機很快就出現了，在得知我的目的地后，我的朋友建議我去公主墳乘坐地鐵。結果，我按照朋友的建議出發了，雖然因為堵車的原因，在前往地鐵公主墳站的公交上耽誤了一些時間，但是后半程的地鐵為我節約了大量時間，幫助我按時達到。自此，我對北京的地鐵便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只要是赴約，我一定首選通過它出行，因為它總是那樣得——準時！

第三個時刻發生在前幾天。那天正在商店購物，聽到電視里傳來這樣的新聞：“今天上午，在我國自主設計建設的京滬高鐵上，我國高速列車創造了481公里的時速，成為世界之最。另外，我國計劃明年沖刺時速600公里的更高目標。”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耳朵，因為在我的印象中，十年前日本的新干線還似乎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想，大約五年前引進國外技術的“和諧號”列車進入我們的生活，現在我們的高速鐵路居然已經創造出了新的世界紀錄，并且計劃明年將大幅度刷新紀錄。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震撼的消息，即使是現在，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依然難以抑制心中的激動。這兩天有更多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傳來：面對日本高鐵質疑我們剽竊他們技術的聲音時，我國專家義正詞嚴地反駁“哪有350公里的技術剽竊250公里技術的道理？（注：我國目前高鐵上列車巡航時速為350公里，而日本新干線的為250公里）”；包括美國在內的數個國家決定采用我國的高鐵技術興建鐵路。可能很多國人都與我一樣不禁在想：數十年后，當全世界都充滿“Made by China”時，我們回望歷史，突然發現，高鐵技術是我國從“Made in China”到“Made by China”轉變的起點。我相信，這一理想終會成真。

這三個時刻構成了我對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地面交通事業的總體印象。可以說，地面交通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地面交通越便捷，經濟就越蓬勃；反過來，經濟活動越活躍，便需要更完備的地面交通網絡。地面交通事業將伴隨改革開放的進程繼續前進，也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和障礙，但是，就像我們的改革開放能夠挺過2008年嚴重經濟危機，就像我們的公路工人能夠打通通往西藏墨脫的嘎隆拉隧道一樣，我們將突破這些困難和障礙，享受更便捷的地面交通。

第二篇：改革開放三十年之農村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年之農村發展:推進農村發展的好路子

改革開放三十年，全國各行各業、各個階層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農村、農民、農業作為一個基礎產業，始終是最受關注，也是中央投入精力、力量最多的，可不可以這樣說，農業強則國強，農民富則國富，農業發展的水平成為衡量國家發展實力的最重要的指標。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改革的深化，農村改革發展面?著許多新的情況和問題，特別是農民組織化程度較低，參加市場競爭、抵御風險能力弱的問題日益突出，直接影響了農民的增收致。作為農村工作的帶頭人，如何盡快實現職能轉型，提高領導經濟發展能力，帶領農增收致富，成為擺在農村班子和農村干部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當前，隨著蔬菜、畜牧、勞務經濟和鄉村企業的發展，農村經濟多元化和農業產業特色的特點逐漸凸顯，農村經濟發展亟需能人的引領、行業規范和管理服務手段的相應跟進。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鄉土能人、民間專業協會、行業工會如雨后春筍應運而生，這些新生事物的出現，在農村經濟發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不能替代的任用。實踐出證明，凡是能人多，協會、工會運作好的村，結構調整的力度就大，農民增收的步伐就快。

如何把這些新生事物與當前基層工作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協會、工會、能人作用，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河北饒陽推行“三個加法”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支部加協會”，就是在種、養、加等有一定基礎和規模的村建立各種專業協會，將協會組織負責人納入農村干部序列，使協會成為農村黨支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黨支部通過制定協會章程、強化制度約束對協會給予支持、規范和指導，協會則在確定發展思路上為黨支部出謀劃策，在發動群眾、解疑釋惑上幫黨支部搞好宣傳，在生產技術、品種改良、產品銷售等方面給會員提供統一服務，從而把黨支部的政治優勢和專業協會的經濟優勢有機結合起來，使基層黨組織領導經濟發展的方式實現由直接指揮向引導服務的轉變。

“支部加工會”，就是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村、勞務輸出專?村建立工會組織，積極開展“黨建帶工建、工建促黨建”活動，工會組織負責人由村黨支部領導成員兼任，成員由民營企業負責人、職工代表以及外出務工人員家屬代表組成。工會組織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按照既定的各項制度和章程，認真履行搜集發布用工信息、教育培訓農民工、維護職工權益、搞好幫帶服務等項職責，積極引導企業家依法經營，教育職工愛崗敬業，實現企業與職工雙滿意、勞務輸入地與輸出戶雙放心。

“支部加能人”，這里的“能人”指的是有一定科技文化素質和市場經濟知識，掌握一技之長，能夠帶頭致富，且具有奉獻精神，愿意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鄉土人才。黨支部把這些能人吸引到村黨組織周圍，建立人才儲備庫，明確專人分包聯系，定期不定期開展聯誼活動，積極引導他們為家鄉經濟社會發展做貢獻，對致富本領高、帶富能力強的，通過一定程序安排到專業協會、工會組織中任職，表現突出的，納入后備干部或入黨積極分子序列，加強教育培養，待條件成熟后吸收為預備黨員或村“兩委”成員，使“能人效應”擴大為“能支部”效應。

第三篇：改革開放之世說新語

改革開放之世說新語

改革開放世說新語之決斷

陶短房編

賣糧狀元要求國家獎售一輛自行車

改革開放之初，自行車是憑工業票才能買到的緊俏貨。1981年8月，湖北省應城縣楊河公社大堰大隊生產隊長、“售糧狀元”楊小運提出，自己超賣10000斤公糧給國家，而國家“獎售”1輛“永久”28寸加重自行車給自己。“大包干”推行不久，“跟國家講條件”還是件很敏感的事。

9月18日，《人民日報》將刊發有關楊小運報道，從而掀起全國范圍內的熱烈討論，并引起上海自行車廠的積極響應。10月9日，上海自行車廠廠長王元昌帶領由工廠技術員、上海媒體記者等8人組成的送車隊，來到應城。楊小運終于如愿以償。

如今看來很平常的決斷，在當年卻是頗有勇氣的：承認多勞多得者可以和政府“討價還價”，是要突破很多看得見、看不見的條條框框。

鄧小平伸出一個手指裁軍100萬

1984年11月1日，在國慶35周年閱兵一個月之后，中央軍委召開座談會，鄧小平提出要大裁軍。當時軍隊機構臃腫，每個軍區的領導班子有十幾名二十名之多，鄧小平幽默地說：“打麻將都得湊好幾桌”。鄧小平表示了裁軍的決心：“裁軍是個得罪人的事，我來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給新的中央軍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鄧小平作重要講話。當鄧小平伸出一個手指，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裁減100萬時，新華社攝影記者吳森輝立即按下了快門，紀錄了這一瞬間。

其后，國外及港澳一些報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這張照片。

首都機場裸畫**

1979年10月，由張仃、袁運甫、袁運生等藝術家創作的大型壁畫群，在首都機場創作完成。其中，袁運生的作品《潑水節——生命的贊歌》，畫面中出現了三位裸體沐浴的傣族少女。

時任首都機場建設總指揮的李瑞環知道后，讓人把門先暫時用紙糊了一下，等鄧小平看完了再說。鄧小平看了這幅畫說：“為什么有人反對畫人體啊，這有什么好反對的。”陪同鄧小平參觀壁畫的王震說：“這是科學。”李先念說：“中國有的人就是少見多怪。”

1979年底，關于此畫爭議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現。時任美協副主席華君武主持開了一個現場批判會。1980年，此事又驚動高層，周揚、胡喬木等很多人都參與了進來。王任重約見袁運生，提議臨時用一塊布遮一下。1980年，有關方面為裸女加了個紗簾，1982年用三合板擋上。1990年9月，北京亞運會前夕，首都機場就此事找到袁運甫。其時，爭議已經成為過去，在袁運甫堅持之下，此畫方終于去除一切遮擋，重見天日。

首都機場裸畫甫一問世，即引起了霍英東的注意。在改革開放之初，他把此畫當作對外開放政策的一個風向標。

被放出的“星星”畫家

1983年，一名中國女性踏出勞教所大門，并很快拿到了護照，動身前往法國巴黎，和其未來的法國籍丈夫團聚。她是名噪一時“星星畫會”的成員、嶄露頭角的女畫家李爽。

兩年前的11月，李爽和其未婚夫、法國外交官白天祥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結果被“抓現行”，以有損國家尊嚴的罪名被捕，并很快被判勞動教養兩年。這一在當時中國很少會引起爭議的判決，卻在法國乃至西方世界引起軒然大波，“隔空打牛”、各說各話的“爭論”維持了近兩年，最終這一普通的涉外事件竟上升到國家最高層面，1983年來訪的法國總統密特朗，竟鄭重其事為李爽求情。

按照當時中國人的思維定式，這種事是“見不得人”的，應該諱莫如深，惟恐人知才對，如今竟弄到外交臺面，搞得舉世皆知，實在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最終，中國最高領導人親自決斷：放人。

李瑞環拍板中國第一次跨國收購

1985年，法國一家名叫鮑克耐希的冰箱制造企業破產，并尋求整體出售，消息反饋到當年城市體制改革的先驅——天津市，時任市長的李瑞環迅速拍板：收購。當年12月，天津方面派出的專人抵達法國進行生產線整體拆卸，1年后的1986年12月26日，李瑞環親自啟動已安裝到天津電冰箱總廠的生產線，由整體收購的外國生產線上，生產出民族品牌的“可耐牌”電冰箱。1989年3月，“可耐”在東德萊比錫博覽會上榮獲金獎，成為第一個獲得國際金牌的中國冰箱產品。

“可耐”品牌本身已在90年代初的一次并購中，被通用電氣收購、雪藏，當年的成果貌似已不復存在。其時，資本運作尚屬天方夜譚，中外經濟合作還在“摸著石頭過河”，1985年全中國外匯儲備僅26.44億美元。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1986年夏天，為了進一步推動干部年輕化，中央內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來的方案。

鄧小平提出來，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震受中央委托征求老帥聶榮臻意見。聶榮臻沉默良久，說道：“我認為，現在是過渡期，局面還不穩，小平暫時還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參加常委會。他全退了，不當軍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號令全軍？只有他能鎮得住，他在，軍隊就不會亂。所以，小平還不能全退。”

聶榮臻的這個意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決定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三老”是指鄧小平、陳云、李先念。

發表小平南巡講話

1992年1月18日到23日，鄧小平“南巡”至深圳。其間，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陳錫添都一直在小平同志身邊。盡管上邊已經打招呼對小平此行“不題詞、不接見、不報道”。陳錫添感覺老人家不像是來度假的，好多話不吐不快，雖是聊天的形式，但沒有一句話是閑話，談話的內容很多，針對性、指導性很強。陳錫添覺得總有發表的機會，所以采訪很細。

陳錫添從1月到3月初，一直在整理材料，沒動筆。其間，多家媒體找到陳錫添，讓他寫好稿子，發在他們那里，并愿意承擔一切風險。陳錫添都沒同意。

直到3月22日，《南方日報》發了篇《鄧小平在先科人中間》，陳錫添著了急。得知文章發表請示過謝非，陳錫添22日中午開始寫，24日下午完稿。第二天，陳錫添和特區報社長一塊兒去找時任深圳市宣傳部部長楊廣慧，楊說：“發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們自己把關，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寫成人，不要寫成?神?。”

1992年3月26日，《東方風來滿眼春》在《深圳特區報》頭版頭條位置刊出。稿子發表那天晚上，陳錫添一宿沒睡。

紅山口會議

由于中國足球長期沖不出亞洲，90年代“向改革要成績”成為上下一致的共識。為此中國足協決定開會討論中國足球的改革問題。時任八一足球隊領隊李富勝得知消息后，專門來到足協要求承辦本次會議，最終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紅山口的八一體工大隊內召開。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國足球工作會議在北京紅山口召開。李鐵映接見會議代表時說：“這次足球會議叫?紅山口會議?，能不能成為我國足球事業上的轉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我認為，中國足球界從思想觀點到各項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沒有大動作不會有大進步。”

這次會議確認了中國足球成為中國體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試點，并最終確定了以職業化為足球改革的方向。1994年，全新包裝的中國足球甲A聯賽以“職業聯賽”的面目出現，并迅速改變了足球看臺門可羅雀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為期數年的足球熱潮。紅山口會議亦被譽為中國足球的“遵義會議”。

中國入世談判

1986年7月11日，中國政府正式提出“入關”，談判歷經數年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關貿總協定；同年，中方決定申請“入世”。

江澤民給“入世”談判確定了三條原則：

一、WTO沒有中國參與是不完整的；

二、中國必須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

三、堅持權利和義務的平衡。

中美談判是最艱難的一環。1999年11月，中美只剩7個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在中美雙方準備“后事”時，朱镕基“板著臉孔”對大家說：“今天一定要簽協議，不能讓美國人跑了，我跟他們談。”當美國人拋出前三個問題，朱镕基都只有一個回答：“我同意”。龍永圖著急了，不斷給朱镕基遞條子。朱镕基一拍桌子說：“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當美方拋出第四個問題時，朱镕基說：“后面四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美方五分鐘后同意了中方意見。

2001年11月11日，中國成為WTO第143個成員國。

龍永圖認為，15年的談判無非談了8個字：一是“市場經濟”，二是“開放市場”。

廢止收容遣送

2003年3月17日晚，剛在廣州找到工作的外地大學生孫志剛出門上網，因未攜帶身份證和暫住證，被廣州方面強行收容。3天后，孫在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非正常死亡。案件經媒體報道后，引起輿論極大關注。

事發50多天后，青年法律學者許志永等以公民身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其后，賀衛方等5位學者再次聯名上書，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啟動特別調查程序。法律學者們當時的想法是，“利用兩年的時間，各界合力逼退這一法律。”

事情進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6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學行政法教授姜明安等5位法律專家，受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之邀，開會論證收容遣送制度的廢存，法制辦幾位主要領導均到會。會議很快達成的一致意見：這項政策不再是修改的問題，而應該立即廢止。

4天后，舊法廢止，新政出臺。“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要從速表態

公元1978年，春潮涌動，也乍暖還寒。

“天安門事件”是當時雙方爭論極大的事情之一，而且尤以此事涉及的群眾為多，民間反應強烈。

11月12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對華國鋒說：“?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要從速表態，以免中央被動。”這位曾救過孫中山、得到過蔣介石賞識、在長征中通知過毛澤東離去的傳奇元帥，76年又成功地領導了打倒“四人幫”的行動，當時正主持著軍委工作。

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會上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鄧小平堅持徒步上黃山

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1979年到南中國視察，來了黃山。

7月12日至15日，鄧小平不顧隨行親人及下屬勸阻，堅持徒步上山、下山，拒絕旁人扶助。一路上，興致勃勃，把兩褲腳卷到膝蓋上面，不斷和游客們打著招呼，還給復旦大學的三名“粉絲”女同學王曉望、陶維佳和劉曉紅簽了名留念。不過，畢竟已是75歲的老人，下山后，鄧小平的兩條腿足足腫了一個禮拜。

事后，女兒鄧楠問父親為什么非要逞這個強，鄧小平只簡單回答了一句：“黃山這一課，證明我完全合格。”

組織老同志出國平息對外開放爭議

改革之初，由于深受“自力更生”教育的影響，很多老同志對于對外開放的必要性認識不足，議論很多，阻力很大。

某日，鄧小平找來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說：“你來組織，讓大家出去看一看。”

一場出國熱興起。

開了眼界的老同志深受刺激。而出國者講起見聞，尚未出去的元老與高層也是一片沉默。

至此，中央高層對于對外開放再無異議。

薛暮橋批洋躍進

78年春天，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提出了“新時期”的總任務：要建設120個大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十大油氣田等高指標。

開完會回家，時年已74歲的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薛暮橋，竟捶胸頓足，放聲大哭：“這是洋躍進啊，國民經濟要崩潰了，國家還不思改革！”

斟酌再三，終于奮筆上書中央，直指十年規劃中再次出現急躁冒進的現象，將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并要求糾正建國以來20多年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特別是要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

蘭州大學破格錄取秦暉

恢復高考還要早于改革開放，無數人的命運由此改變。

78年，已插隊9年，只讀過6年小學的秦暉投考蘭州大學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教授的研究生。雖然成績很好，但“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視神經萎縮，裸視力0.2，矯正視力僅0.7”，不合體檢標準。趙儷生為了錄取秦暉，力排巨大阻力，說：“如不招秦暉，我就一個也不招了。”還斷言：“秦暉就是失明，也可以成為又一個陳寅恪！”

校方終于破例。

張瑞敏與日方合作

那年，海爾跟三菱公司合作。海爾開始是想著學習，但看過日方的方案后，張瑞敏說：你們這樣管不行。日方堅持。結果日方管理三個月后，敗下陣來。

日方詢問張瑞敏為什么，張瑞敏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文化是不一樣的。日本人讓一天擦五遍桌子，不管老板在不在，都一定會認真的擦五遍。而中國人，第一天認真的擦了，第二天老板不在，就會問為什么非要擦五遍呢？四遍就可以了。第三天，就會說擦三遍也挺干凈的。第四天，就覺得兩遍也行。第五天，就擦一遍。到最后，就是一遍也沒擦了。

是以，海爾的所有管理措施后面都跟著懲罰條款。

任正非批下屬不離婚

任正非是中國最低調的企業家之一，幾乎就不接受媒體的采訪，也不擔任社會職務，相應也不參加各類峰會。

2001年，華為將旗下的安圣電氣賣給美國愛默生，換得7.5億美元。任正非在文章中對之的解釋是：準備一件過冬的棉襖。事實后來證明了他的預見性。

關于這位宣揚“狼性化生存”的企業家，不多的一個真實生活片斷是，一位華為的副總因家庭原因向任正非辭職，任正非挽留，副總述說自己夫妻兩地分居已經七年了，“那你可以叫你愛人來深圳工作嘛。”任正非不以為意的說。

“她來過深圳，呆了幾個月，不習慣，又回北京了。”

任正非立即怒罵：“這樣的老婆你還要她干什么！”

張賢亮談自己的成功

銀川的鎮北堡，是一個被棄置的明清邊防城堡，古樸、原始、粗獷。

1962年春，生于南京的張賢亮在一次趕集時，偶然發現了它。當時的張賢亮尚是勞改農場的犯人。

1993年初，已經成了著名作家的張賢亮，抵押全部家產買下鎮北堡，創辦了西部影視城，開始“出賣荒涼”。《紅高粱》、《大話西游》、《新龍門客棧》等50多部影視劇在這里誕生，號稱中國電影的福地。而且，日接待游客上萬人次。張賢亮日進斗金。

對于自己的成功，張賢亮解釋有兩大理由。其一，時代給予了這個機會。其二，當面對種種麻煩及困難時，“我是坐過22年牢的人。”

索南達杰以死保護可可西里

其實，杰桑·索南達杰第一次進入可可西里時，他是想改變家鄉靠天吃飯的宿命，身上帶著一本書《工業礦產開發》。但很快，書就換成了《瀕危物種名錄》。他所倡言組建的治多縣西部工委處境也由此變得很艱難。索南達杰曾說：“在中國辦事不死幾個人是很難引起社會重視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讓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索南達杰為保護藏羚羊在無人區與18名持槍偷獵者對峙，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可可西里-40℃的風雪將他塑成一尊冰雕，當人們在可可西里無人區找到他時，他還保持著換子彈的姿勢，嫉惡如仇的眼睛在戈壁中圓睜著。

其妹夫扎巴多杰繼承了他的事業，不幸98年也死于槍口之下。

索南達杰最后被火葬，在藏族這是給**的待遇。

大陸學者初訪臺灣

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研討會在臺灣召開，大陸派出了31名歷史學家參加，規模龐大。

臺灣一位年輕學者非常興奮，在中研院樓上振臂高呼：“?共匪?來了！”

后來，臺灣的張玉法院士和大陸的楊天石研究員，都借此玩笑發表意見，說兩岸的近代史研究都需要跳出“土匪史觀”。國民黨不是匪，共產黨也不是匪。雙方的初衷都是試圖為這個民族尋找出路，只是各自選擇的路徑不同而已。曾濤與穆青做好了坐牢的準備

1976年，清明節前后，人們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把這個群眾運動判定為“反革命事件”。

當年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發報道，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陳云等老同志也呼吁平反，新華社社長曾濤、總編輯穆青拍板刊發此報道。曾濤說,“怎么樣，穆青？下決心就這么發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么發。”曾濤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穆青說：“行，我跟你一塊去。”

11月1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頭條刊出了新華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11月25日，中央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

萬里不學大寨搞包產到戶

1978年，萬里時任安徽省委書記，他制定的省委六條以生產為宗旨，有些人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會主義江山糟蹋了”。當時副總理號召學大寨，萬里說，反大寨咱們不敢，學大寨我們實在學不起，我們還按我們的六條辦。不久，《人民日報》發文對包產到戶提出責難，萬里給各個地委打電話，氣憤地說，“不要聽那一套，對生產負責的是縣委，對農民秋天以后生活負責的是你們縣委，如果這個變了，影響了生產，農民沒有飯吃，《人民日報》給不給他開飯？是跟你縣委算賬，還是跟《人民日報》要飯吃？”

胡耀邦多次引用民謠評價萬里：“要吃米，找萬里。”

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正式確認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孫冶方的三不改

文革期間，經濟學家孫冶方因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身陷囹圄達7年之久。

1975年，孫冶方出獄后，對監管人員表示：“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觀點。對我的學術觀點，可以討論，可以爭論，可以批判，但我還沒有認識到我錯在哪里。”

1979年9月，孫冶方被發現晚期肝癌。動手術后，孫冶方休養了一個時期，又開始讀書寫作，參加會議，不斷地發表學術見解。在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他的講話很尖銳，引起一些人的震驚。會后，他遇見李先念就問:“我是不是有些過了？”李先念說:“孫老你又放炮了，不是過了而是輕了，要多放幾炮支持小平。”

孫冶方在遺囑中說:“死后尸體醫學解剖，不舉行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對我的經濟學觀點，開個評論批判會，正確觀點，廣為宣傳；錯誤觀點，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

王洪德成中國辭職第一人

1981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成立知青社解決員工子女就業，計算所工作人員王洪德作為顧問，第一年率領青年們賺了60萬元。海淀區工商局和中科院紀檢部門開始調查王洪德，事實證明他的清白。王洪德在一次會議上說，“我決定，從明天起離開計算所，最好是領導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調走！調走不行，辭職走！辭職不行的話，那你們就開除我吧！”

1983年，辭職后的王洪德創辦了京海公司，2001年，他以個人財富8億元位居“中國富豪排行榜”第65位。

袁庚出獄后搞蛇口改革

1978年10月，文革中在秦城監獄關押五年半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他對蛇口工業區啟動全面改革，涉及到了新聞改革、廢除干部終身制、民選干部等敏感領域。面對如潮的非議，袁庚說，“從歷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我們的改革，我想不會落得前人這樣的下場，我們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不會有問題吧，我們值得冒這個險。我們把蛇口這兩平方公里多一點的地方作為一個試驗場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們在實踐法庭面前只好只好承認我們沒有生存的權利！”

蛇口改革一共搞了將近十年，80年代末，蛇口民主選舉干部與新聞輿論改革等試驗陷入停頓。

王元化保護巴金

王元化作為一個學界名人，在學術上，從不一團和氣；作為一個省部級的官員，他也從不唯唯諾諾，十分另類。

1978年，王元化尚未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謀得一個編輯職位。他就開始關注陳寅恪遺著的收集。他著手調查陳寅恪遺著散落的情況，刊登在出版社的簡報上，以期引起重視；王元化還親自致信周揚闡明這種追查的重要性。當時陳寅恪仍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

1980年，王元化上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巴金在香港報紙發表反思“文革”的隨筆。某位領導很惱火，即通過上海市委讓王元化出面做工作，換掉巴金的上海作協主席職務。王元化對市委書記說，你們代表市委作決定我服從，但讓我先提出報告我不干。巴金沒有被撤。

趙瑜痛批體育舉國體制

1988年，趙瑜的報告文學《強國夢》刊出，對中國體育體制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文中對舉國體制、金牌戰略、軍事化管理、禁藥現象多有質疑。運動員出身的趙瑜被稱為“體育戰線上貨真價實的變節者”。

體育界開始反擊，有關部門認定趙瑜“否定改革”，“動機不良”，“泄露國家機密”。《中國體育報》發表《中國體育成就不容否定》等文章，認定強國夢是一株全盤否定中國體育的大毒草。趙瑜仍然堅持的觀點，“體育的功能被顛覆了，還有什么積極意義？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沒有多少文化的隊伍，怎么去實現體育強國之夢？高尚的體育競賽何以變得如此低俗？絕大多數人只有“看”的機會，卻無“干”的場合，金牌的意義何在？讓我們承認危機吧，大國的體育有危機！”

同年，中國體育兵敗漢城，體操王子李寧因失敗遭到舉國討伐。

任仲夷主張自己一退到底

1985年，改革開放先驅任仲夷主動要求卸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還曾考慮把他安排到中央財政領導小組工作，在中南海辦公。任仲夷堅定地拒絕了。他說，我要休息了，就在廣州。任仲夷主張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顧委委員一職，并提出不保留辦公室，自己回家辦公。他不僅退出辦公室，連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

晚年，每當別人來探望時，任仲夷總是打趣地說：“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膽囊，雖然沒有了膽，卻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說?渾身是膽?。1993年11 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時我已經80歲，動這樣的大手術也就?無所謂(胃)?了，也可以說?無所畏懼(胃具)?了。快90歲的時候，一只耳朵失聰，但我?偏聽不偏信?。后來，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現在，兩只眼睛都看不見了，我是徹底地?目中無人?了，哈哈哈哈……”

李昌平給總理說實話

1996年，時任湖北監利周河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致力于為農民減負，精簡機構、治理亂收費、清退編外人員，引起全縣收費執法單位集體發難。2000年2月，李昌平在縣委會議上痛陳農民稅費上漲，農民負擔過重引發惡性循環。縣委書記說，“今天的會議很不正常，這叫正氣不足啊。”

四面楚歌的李昌平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寫信，傾訴農村的困境，并辭職離開家鄉。

信發出不到一個月，中央調查組到監利縣，朱镕基批復道：“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作全面情況，誤信了基層干部的報喜，忽視了問題的嚴重性。”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也批示，強調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桂希恩捅破河南艾滋病真相

1999年，老醫生桂希恩在河南駐馬店文樓村發現，當地因非法采血賣血導致艾滋病蔓延。但當地政府百般掩蓋事實，并阻撓各界對艾滋病人的救助。當年10月，桂希恩給中央領導寫信，“我擔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個比血吸蟲病更可怕的瘟神已經來到這個地區。”中央政府派人調查，艾滋病蔓延現象為世人所知。2003年12月，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會見防艾斗士高耀潔，吳儀說，“有人告訴我，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是吸毒傳播和性傳播。”高耀潔說：“他們在騙你。”

中央政府介入治療救助，河南艾滋病蔓延現象得到緩解。2004年2月，67歲的桂希恩獲得國際艾滋病預防最高獎貝利馬丁獎。當月，國務院防止艾滋病工作委員會成立，副總理吳儀掛帥。徐立凡編

敬畏現實：鄧小平問優越性體現在哪

1977年，復出后的鄧小平并不輕松。天降大任于斯人，而現實情況又十分糟糕。敏銳的鄧小平，直接對當時語境下的“社會主義”概念提出了質疑。

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他尖銳地說：“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 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鄧小平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

鄧小平所有的質問，在1978年長達兩個月零3天的國務院務虛會議上匯聚成了四個字：“改革開放”。

敬畏傳統文化：鄧小平為舊戲平反

外交官程瑞聲第一次為毛主席做翻譯時只有22歲。1978年，官至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鄧小平復出后，首次出訪的國家是緬甸--鄧公的亦師亦友周總理曾7次訪問那里。程瑞聲作為鄧小平的翻譯自然陪同左右。

一天早晨，程瑞聲在使館陪同鄧小平吃飯，在座的還有當時的副外長韓念龍。那天，通常話不多的鄧小平心情很好，談了很多。他首先談川劇，說川劇的唱詞和對白很風趣，而且川劇的劇目很多，“《聊齋》里的所有故事川劇都有。” 然后鄧小平說：“不讓看舊戲是講不通的，在舊社會演那么多舊戲，還不照樣革命。”

敬畏歷史：陳云與潘漢年案

十一屆三中全會，年過七十的陳云重歸中央領導集體。然而，當時“兩個凡是”尚有話語權，潘漢年案因毛澤東親自批示過，解決難度很大。陳云與潘漢年素有交往，解放前搞地下工作時，二人即有聯系。潘漢年以“小開”聞名，“老板”即是陳云雅號。解放后，潘漢年以常務副市長兼財經委主任身份主管上海經濟，陳云又在中央負責財經，兩人再度在同一條戰線奮戰，因此，陳云對于潘案格外關注。

盡管知根知底，但為了弄清潘案的來龍去脈，陳云仍然做了很多工作。1979年10月陳云因病住院動手術，手術前，陳云給時任黨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寫了一個條子，提出重新復查潘漢年的問題。雖然是小手術，但為防萬一，陳云鄭重表明，他是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回國去進行國共談判的唯一現存證人，特此說明。

一年半后，中央以確鑿證明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的結論根本不能成立。中共十二大開幕前夕，中央正式為潘漢年“平反”。

敬畏中國特色：鄧小平向金庸談社會主義

1981年7月18日，“金迷”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金庸，這是他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后會見的第一位香港人士。

寒暄過后轉入正題，鄧小平和金庸討論關于社會主義的問題，他抽出一根香煙遞給金庸，自己又點了一根，問：“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金庸說:“我想自從法國傅立葉、圣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理論以來，世界上已有許多種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你指教。”

鄧小平說：“你說不上不要緊，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說著，又遞給金庸一根香煙，然后接著說：“沒有定規么，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分手時，鄧小平將抽剩的煙都給了金庸。金庸將此作為禮物珍藏。也就在鄧小平會見金庸后不久，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大陸開禁。

敬畏生活：胡耀邦叫停“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在這一進程中，許多事變了味：《馬克思傳》內頁因有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而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甚至，有些地方組織工人糾察隊日夜巡邏，在大街上見到有人穿喇叭褲，上去便剪。

1983年11月中旬，時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佘世光來到胡耀邦住處。談起社會上種種“清污”亂象，胡耀邦說：“我就擔心出現這樣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眾生活方面去，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

根據胡耀邦的談話精神，佘世光回報社后立即布置撰寫評論員文章。11月17日,《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見報。文章稱:“女青年愛好燙發，年輕人喜歡服裝款式新穎，節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體舞，等等，同所謂精神污染完全是兩回事。”

之后，《中國青年報》繼續通過發表評論、新聞報道、專家訪談等形式，高調支持“青年對美化生活的追求”。很快，變了味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被及時叫停。

敬畏質量：李先念的葛洲壩委屈

1977年國家大規模啟動建設項目。在編制財政計劃時，因財政困難，無法滿足葛洲壩工程的資金和鋼材需要。李先念得知這一情況后，提出“要讓葛洲壩工程?吃飽喝足?。”

1978年1月，李先念視察葛洲壩工地，強調要防止追求進度而忽視質量。李先念考察后，錢正英趕赴工地，檢查落實李先念指示。但是仍時有質量問題。當年7月，李先念連續給錢正英作了三次重要批示，下了三道黃牌警告，圍繞葛洲壩工程的質量問題緊追不舍。

1981年，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壩工地，考察關鍵部位工程運行情況，得知之前被議論的十七萬千瓦和十二萬五千千瓦機組沒有出多大毛病時，李先念開玩笑：(機組)沒有“犯罪”，只是害了點病。他對工程局領導表示歉意：“我也是罵你們罵得很厲害啊！”李先念還說：“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還不好講。前些時候有人說我總不倒，又說葛洲壩不該修。這也是問題，那也是問題，要算賬，要追究責任。在會上有幾個人叫得兇得很呢！那么大的氣。我也發了火，我站起來講，葛洲壩是總理定的，我是支持的，總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禍首，你們要怎樣！叫了一陣子算了，也就不作聲了，就那么回事！”

李先念主管國家經濟工作長達26年，可從來不許孩子經商。時至今日，李家的4個子女沒有一個人下海。

敬畏群眾：習仲勛處理群體性偷渡

1978年春至1980年底，習仲勛主政廣東。上任不久，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廣東發生了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情況之嚴重令人難以想象。習仲勛先不表態，而是下去考察。在寶安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里深感觸動，對問題的根源也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

隨著大量偷渡外逃人員被堵截抓獲，對他們的處置工作凸顯出來。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超過10萬，比上年全年總數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滿為患，也引發了很多問題。習仲勛比較早地察覺出這方面的問題。他明確表示：“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

以民生為根本處理外逃事件，取得了極大成果。到這一年年底，外逃人數降至百位數。時至今日，上百萬香港人在深圳定居。

敬畏經濟規律：特區貨幣的緩行

深圳特區設立之初，人民幣、港幣、外匯券三種貨幣同時流通。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匯率偏低，對國內引進外資和擴大出口十分不利。為此，原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吳南生最早提出了發行特區貨幣的主張。

1983年4月初，國務院特區貨幣研究小組正式成立。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視察深圳。市委書記梁湘在匯報時再次提出此事。鄧小平表態：“要發行一種新貨幣，關鍵問題是要考慮對人民幣的打擊會怎么樣，你們要研究一下。”

之后，國務院對發行特區貨幣反復組織了多次調研。之前支持發行的人都主張緩行；香港地區和日本、新加坡等國友好人士也大都反對發行特區貨幣。鄧小平出來表態說：深圳的發展很快，但畢竟是個試驗，還有些未解決的問題，例如貨幣問題。但建設特區才3年多一點，再花3年時間，這些問題是會得到解決的。

特區貨幣落空，問題又需要解決，深圳想出了個辦法：成立外匯調劑中心。從1986年下半年開始，深圳外匯調劑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有效促進了對外引資工作。

敬畏思想自由：厲有為遭媒體炮轟

1996年，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在中央黨校參加省部級干部進修班學習。當時經濟改革與國企改革進程正被所有制觀念禁錮，進展不順。

厲有為潛心研究了三個月，寫了四篇文章探討這一問題。在《關于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一文中，他提出“除了公有制與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數勞動者占有多數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這篇文章成了他的畢業論文。

1997年初，這篇并未發表的文章激起了千層浪。一篇批判厲有為的打印文章，在社會上廣為散發。2月，有媒體公開炮轟，文章標題充滿敵意：《厲有為意欲何為？——首都理論界人士批評厲有為同志所謂的“一些新認識”》。認為他是“從根本上否定了現實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優越性，為搞私有化編造理論根據。”

厲有為感覺發懵。一篇沒有公開發表的論文竟然遭到如此級別的火力。特別是在十五大召開前，批判者的這些輿論不知道背景有多深。盡管如此，厲有為沒有被嚇倒。理論界也有許多人表態支持。

兩個月后，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辦公室的客廳里接見了厲有為。一場**宣告結束。

敬畏先賢：教科書中的孔子

改革開放前，孔子以反動思想家的面目出現，甚至不能叫孔子這一尊稱，要叫“孔老二”。

1977年，鄧小平復出后主抓教育。他針對學生無教材可用的情況，要求教育部盡快組織人力編出一套統一的中小學教科書。

相對于數理化教材組，最難辦的是歷史組。他們起草了一份名為《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幾個原則性問題如何處理的初步意見》，呈遞中央審查。鄧小平親自批示“原則同意”。

1978如期發送全國的的教材中，對于孔子的描述仍然是“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潰的奴隸制的反動主張，創立了儒家學派……孔子的反動思想，后來被統治階級改造和利用，成為維護封建制度和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1986年版中，對孔子的表述改為：“他的學說后來成為我國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對后世影響極大。”這個時候，政治已經從對歷史的還原進程中退出，還原歷史不再讓人恐懼。

時至今日，孔子學院已經遍及世界，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中國人也恢復了對先賢的敬畏。

第四篇：2018 年是改革開放

1.2018 年是改革開放（40）

周年。

2.（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將于今年6月在（青島）舉行，對（上海精神）進行了重新詮釋。也就是(上合峰會)3.3月1日，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

4.亞洲博鰲論壇在（海南）拉開帷幕，主題是（開放創新的亞洲，繁榮發展的世界。）

5.4月22日第（49）個世界地球日，主題（珍惜自然資源，呵護美麗國土----講好我們的地球故事）。6.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7.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嫦娥四號）發射升空，講首次實現月球背面軟著陸。

8.山東省海水稻研究中心在（青島）.9.汶川地震（10）周年。

10.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將出臺。

11.廣西壯族，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12.2018年第21屆世界杯足球賽在（俄羅斯）舉行。

第五篇：改革開放30年海陸空交通變化

1978年前后： 時髦代步工具——自行車

20世紀80年代初：公交車開始全國普及

摩托車：曾經的時髦

中巴、電動三輪車：一去不復返

地下的世界：隧道、地鐵

輕軌、磁懸浮正在駛來

轎車：飛入尋常百姓家

飛機，走進國人視野

1.jpg(28.17 KB, 下載次數: 957)中國，曾經是世界著名的自行車王國

2.jpg(42.27 KB, 下載次數: 943)步行和自行車是主要出行方式

4.jpg(28.68 KB, 下載次數: 930)80、90年代，公交車已經成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

5.jpg(28.68 KB, 下載次數: 953)

電車，也給80、90年代的城市居民帶來了便捷

6.jpg(34.18 KB, 下載次數: 936)

公交車：開始注重環保節能，空調公交車投放使用

7.jpg(17.74 KB, 下載次數: 938)公交IC卡開始普及

8.jpg(33.04 KB, 下載次數: 923)最初引進的摩托車款是CJ70

9.jpg(30.54 KB, 下載次數: 912)1994年太子車成了時尚象征之一

10.jpg(20.62 KB, 下載次數: 969)

電動摩托車，其實是摩托車的一種變種，采用了電能，注重環保

11.jpg(36.2 KB, 下載次數: 931)

電動三輪車于上世紀80年代出現，后火爆城鄉，但由于安全性差等因素，90年代末退出歷史舞臺。但坐上電動三輪車那種...14.jpg(28.47 KB, 下載次數: 954)地鐵，成為最便捷的“地下公交車”

15.jpg(26.53 KB, 下載次數: 951)過江、地下隧道，在全國多座城市開通

16.jpg(34.62 KB, 下載次數: 928)

城市輕軌，緩解了重慶、武漢、上海等大都市的地面交通壓力

17.jpg(29.22 KB, 下載次數: 956)磁懸浮正在多個城市建設

18.jpg(29.92 KB, 下載次數: 943)

那時的中國，大街上除了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只有公共汽車和老氣橫秋的“上海”、“紅旗”。...19.jpg(8.36 KB, 下載次數: 940)1978年，德國大眾公司開始跟中國政府談判

20.jpg(30.95 KB, 下載次數: 947)

進入90年代，出租車業迅速發展，從城市到鄉村，招手即停，出租車就可以載你到想去的地方，價格水平也能被百姓接受，可...22.jpg(18.58 KB, 下載次數: 965)1986年 奔馳開進中國

23.jpg(18.88 KB, 下載次數: 932)1994年 寶馬在北京設立第一個代表處

24.jpg(32.23 KB, 下載次數: 926)2000年 貴族車發表宣言

27.jpg(39.17 KB, 下載次數: 942)

80年代末90年代初,飛機還是個新鮮事物，線路和航班次數都很少。如果那時候有誰能坐上飛機去趟外地，肯定會吸引...29.jpg(28.84 KB, 下載次數: 957)輪渡，曾經是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

30.jpg(53.96 KB, 下載次數: 921)碼頭上，候船的人群

31.jpg(27.79 KB, 下載次數: 947)

遠洋客輪讓人們在驚濤駭浪欣賞旅途的風景，雖然許多人會遇到暈船反應的苦惱，但這種經歷很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