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模式之改革開放三十年

中國模式之改革開放三十年

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新的壯麗詩史，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從經濟方面看，改革開放的成就突出地表現在：1.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歷史轉變。2.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轉折。3.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總量躍至世界前列。4.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兩億五千多萬減少到兩千多萬，中國居民人均擁有的耐用消費品、醫療水平以及公共設施水平等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中國的發展使人民穩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5.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逐步提升。

將近六十二年前，毛澤東在新中國“開國大典”前夕的政治協商會上曾經預言：“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與自由。”今天，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前景對我們來說已經不再是一個夢想，而是像毛澤東主席所說的那樣：它是站在海岸遙望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的迅猛發展與和平崛起，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國際影響日益增強，“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成了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受到全世界各方面人士日益廣泛的關注。

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中國模式包括了改革模式、發展模式、開放模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等這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改革模式。中國的經濟改革模式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引導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支配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回顧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不難發現，中國經濟改革中所有的重點和難點、經驗和特色，都來源于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要求：一方面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過程既構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特色、主要內容和基本經驗，其中包括：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相結合，發展市場經濟和以人為本相結合，國家調控和市場調節相結合，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相結合，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化相結合，中央集權同地方分權的結合。

改革的過程與改革的目標是分不開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不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可以結合的，而且還在于它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條實現這一目標的有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道路，其主要特點是：充分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把自上而下的改革與自下而上的創新結合起來；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整體協調、重點突破；堅持統籌兼顧，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采取漸進式的轉軌方式，實行雙軌制的過渡形式；一切從實際出發，大膽創新，大膽試驗，并根據實踐的需要不斷調整改革的目標與思路。改革的方式內生于改革的目標，中國漸進式改革與蘇東基金式改革的根本差別不是方式和方法的差別，而是改革目標和性質的差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出現兩種不同改革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開放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立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逐步融入了經濟全球化地歷史進程。總結中國30年來對外開放的發展歷程，可以將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劃分為四個階段或四種模式：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初以建立經濟特區為特征的實驗探索模式；從1990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到20世紀末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全面開放模式；從2001年到2006年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為的體制接軌模式；2007年后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的互利共贏模式。從總體上看，中國的開放模式有這些特點：國家主導的的開放與市場調節的開放相結合；開放進程的漸進性；從局部開放到全面開放；開放與改革、發展的相互推動。

隨著中國正式加入WTO，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中國的經濟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但我們還應看到，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因此，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的關系成了中國對外開放模式中的核心問題。一方面，我們要主動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實現開放與改革和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另一方面，在對外開放中，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注意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防范和化解國際風險的沖擊，始終保持對關鍵行業和領域的控制力，同時要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形成經濟全球化參與國家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三）經濟發展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快速發展起來，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那么，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是如何取得的呢？對于這一問題，國內外的學者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很多方面的解釋，包括：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市場需求、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高儲蓄和投資率、低成本的人力資源、有效地政府干預、經濟的市場化、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技術的進步、二元結構的轉換等等。概括地講，要素投入、技術進步與制度變遷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從長遠的觀點看，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較低，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勞動投入與資本積累均應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伴隨著經濟發展以及制度創新和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中國自主創新能力正在不斷增強。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將不斷提高經濟制度質量和整體經濟效率。因此，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具有可持續性，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經濟仍將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最終實現國家的重新崛起。

從發展模式或發展道路的角度看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它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探索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之路或經濟發展模式，這條道路或模式的主要特點有：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以人為本，努力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又好又快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等。歸根結底，就是要堅持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之路。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志強調，改革開放以來women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南、立足在中國國情進行的偉大歷史創造。這個創造，體現在實踐上，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體現在理論上，就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理論體系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和經驗的總結，它主要包括了一下內容：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理論，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收入分配的理論，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關于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理論，關于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與對外開放的理論，關于自主創新和建立創新型國家的理論，關于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關于構建和諧經濟的理論，等等。這些內容涵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等主要環節，以及基本制度、經濟體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等主要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

以上四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中國的對外開放模式，就是處在發展與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融入全球化模式；中國的發展模式，就是以工業化對外開放和改革為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形成的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化、全球化和工業化，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中國特殊的國情的基礎上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構成了中國模式的本質和精髓。

綜上所述，所謂的中國的經濟模式，就是與中國的國情相適應，以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前提，以市場化、全球化和工業化為內容，以實現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目標的經濟改革與發展模式，是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經驗的概括與總結。那么，中國的經濟模式有什么意義呢？它的經驗是特殊的呢還是普通的呢？有人認為，中國的成功是特殊環境的產物，是一種例外，不具有普遍意義；也有人認為，中國的模式反映了正確的發展戰略，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因而，它的經驗是普遍的而不是獨特的。

其實，普遍性與特殊性從來是聯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國模式首先是中國特殊國情的產物，是與中國特殊的社會制度、政策方針、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己的發明創造。因此，中國的成功絕不是所謂的“普適價值”的勝利，走自己的路，既是中國革命獲得成功的根本經驗，也是中國改革與發展獲得成功的根本經驗。任何照搬照抄別國的理論與經驗的教條主義的做法，都必然會在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豐富多彩和生機勃勃的實踐面前折戟碰壁。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著普遍性，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中的所有重要議題，如工業化、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環境保護、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等，是每個國家特別是轉型和發展中的國家都要面臨的共同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發展和有效地解決，是有一定共同規律的，中國的模式和經驗中必然包含著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義的東西。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實踐開闊了經濟學研究的視野，豐富了經濟學研究的的思路，深化了人們對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規律的認識，向人們提供了許多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包括：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并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結合起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國家與市場、效率與公平、開放與自主不是對立的，而應當有機結合起來；好的有效的發展應當是科學的發展，即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要把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與堅持獨立自主結合起來，把立足點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礎上；要兼顧改革、發展穩定，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推動改革與發展；傳統與現代、新體制與舊體制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可以互相補充和融合的，在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應當注重不同制度和發展因素的兼容和共性，等等。隨著中國模式的日益發展和影響日益擴大，人們對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普遍意義的探索也會不斷加強和深化。從一定意義上看，近年來人們熱議的所謂“北京共識”，雖然不能算作是一種嚴密完整的理論，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對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權威解釋，但是，我們卻可以把它看作是人們對探求中國模式的普遍意義的日益濃厚的興趣和日益強烈的關注的一種信號。

中國模式的形成既體現了經濟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又反映了中國特殊的制度、國情和歷史階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規律，又充滿了首創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義；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國的經濟模式為發展中國家走向工業化、市場化和全球化，實現經濟發展的制度創新開辟一條新的道路，展現了一種新的可能，它的成功不僅會使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理想得以實現，也將是中華民族對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發展做出的最大貢獻。

參考文獻： 《堅持改革開放學習問答》 編寫組編 新華出版社

《 中國模式：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中國經濟》 張宇 中國經濟出版社

第二篇：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婚姻立法之嬗變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婚姻立法之嬗變

關鍵詞: 婚姻法/變革/發展/自治/平等

內容提要: 從1978 年婚姻法的修改和制定被提上立法議程，到2008 年，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與婚姻家庭觀念與制度的革新，我國婚姻法已經走過了30 年的歲月。30 年來，婚姻家庭的立法理念從強調管制發展為尊重私權，注重保護公民的自由和自治權利，注重保障弱勢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強化法律救濟和社會救助，我國婚姻法完成了從簡單粗糙到制度化、體系化的華麗轉身，加快了從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的變革。

1950 年新中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中國婚姻家庭制度的新時代已經來臨“，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四大原則從此成為中國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旋律。1950 年婚姻法完成了徹底廢除封建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建立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歷史使命。

1978 年11 月在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中國法制百廢待興之際，根據中央對全國婦聯關于修改婚姻法報告的批示，全國婦聯邀請民政部、衛生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0 個機構的負責同志在京開會，決定成立修改婚姻法領導小組。以撥亂反正為指導思想，經過歷時近兩年的修改，1980 年婚姻法完成了對1950 年婚姻法的修改補充，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保障公民合法的婚姻家庭權益。自此，中國婚姻法在制度構建和立法技術上有了長足進步。年后，在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大背景下，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98 年把修改婚姻法正式列入立法規劃。以社會發展為先導，以關注民生，強化救濟制度為理念的2001 婚姻法（修正案）開創了對法律草案進行全民討論的先河，在秉承1950 年婚姻法基本原則的同時，對1980 年婚姻法作出了進一步修改和完善，增設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具體規定，強化了對公民婚姻家庭權利的保護。本文試圖通過揭示婚姻法立法理念和制度的變遷，描繪出改革開放30 年婚姻立法的革新之路。

一、婚姻法的體系化、制度化進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婚姻家庭立法加快了體系化、制度化的進程。1950 年婚姻法繼承了革命根據地的立法傳統，以廢舊立新為其基本特征，但粗糙的立法技術、簡單的法律條文也使得這部法律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1980 年婚姻法在1950 年婚姻法的基礎上，結合建國后30 年的司法實踐經驗和婚姻家庭領域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以及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增加了基本原則，擴大了調整范圍，在內容和制度上作出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它為剛剛度過法律虛無主義的中國社會重新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道路，勾畫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體系框架，進一步建構了婚姻家庭制度和具體規定，我國婚姻家庭立法的重心開始“從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轉移到穩定婚姻家庭關系、保障和發展婚姻家庭建設上來”[1]，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在撥亂反正的20 世紀80 年代，立法的指導思想是“宜粗不宜細”，立法技術上仍然以簡明、通俗為特征，因而1980 年婚姻法仍然留下了許多立法空白和需要完善之處。

1980 年婚姻法頒布之后，我國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規范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逐步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的有關規定為依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為主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登記條例》等相配套，其他部門法相關規范和不同效力層次的規范性文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為補充的我國婚姻家庭法律規范體系。[2]1980 年婚姻法之后，婚姻法的制度完善和發展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

1、確立監護制度。1986 年4 月12 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不僅以民法基本法形式明確了婚姻家庭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而且對1980年婚姻法未曾規范的監護制度，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設專節，用4 個條文作出原則性規定。內容包括監護人的設立（未成年人的監護人與成年人的監護人）、監護人的職責、監護人的責任三方面。民法通則中的監護制度，彌補了婚姻法的缺憾，使得對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人身和財產利益的保護，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其后，最高人民法院1988 年《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1993 年《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也對監護制度的相關問題有進一步規定。

2、不斷完善婚姻登記程序。我國有關婚姻登記的單行法規都與婚姻法的制定、修改及我國婚姻關系狀況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也反映了我國婚姻立法理念的不斷變革。1980 年婚姻法頒布之后，1985 年3 月15 日民政部頒布了《婚姻登記辦法》，明確規制婚姻登記行為，具體規定了辦理婚姻登記的機關、條件，具體程序和管理方法，簡明扼要，簡單易行。1994 年2 月1 日，民政部為了強化對婚姻登記行為的管理，頒布了《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對婚姻管理的原則、機關、婚姻登記、具體的管理方法和監督制度均作出了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強調了婚姻登記機關對當事人婚姻登記行為的行政管理職能。在2001 年婚姻法修訂之后，2003 年7 月30日民政部再次對婚姻登記制度進行修改，頒布了《婚姻登記條例》，以充分保障公民私權利為指導思想，淡化行政管理色彩，充分張揚“個人意思自治”、“自己責任”、“自己決定權”等私法自治理念。

3、規范收養行為。盡管1950 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對收養關系均有所規定，但因過于原則籠統，無法規制具體的收養行為，民間收養條件和形式各異。1991 年12 月29 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填補了此項立法空白。該法從1992 年4 月1 日起施行，共計六章33 條。內容包括立法的宗旨和原則、收養的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收養的擬制和解銷效力、收養行為的無效、收養關系解除的條件、程序和后果、法律責任等。收養法實施6年后，1998 年11 月4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的決定。適當放寬收養的條件，鼓勵公民收養孤兒、殘疾兒童，統一收養程序。規定無論是中國公民間的收養，還是外國人收養中國人的子女，實行統一的登記制度，收養關系從登記之日起生效。

4、以司法解釋細化婚姻法原則規定。我國婚姻家庭法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1989 年和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發布了四個司法解釋。1989 年《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視為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14 種情形；1989 年《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對事實婚姻關系和非法同居關系作出界定。規定經查確屬非法同居關系的，法院應一律判決予以解除；1993 年11 月《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擴大了“夫妻共同財產”的外延，包括繼承和受贈的財產，由知識產權取得的經濟利益，承包、租賃等收益。意見還對夫妻住房及其他財產分割等內容作了具體規定；1993 年11 月《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就離婚時子女的撫養問題，從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權益出發，結合父母雙方的撫養能力和撫養條件等具體情況作了具體規定。1996 年2 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施了關于審理離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問題的解答，對夫妻雙方承租公房的處理原則、夫妻雙方共同出資而取得“部分產權”的房屋處理等問題做出了規定。使法院對處理離婚案件中夫妻承租公房的分割，有了法律依據。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頒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 年12 月24日和2003 年12 月25 日先后頒布了《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和《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對家庭暴力、無效婚姻、離婚的法律適用以及夫妻共同財產范圍的認定等問題作出了具體規定。上述這些司法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婚姻法的不足與漏洞，使法律規范更具有可操作性，幫助法官正確理解和適用法律。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我國婚姻家庭法律規范體系的建立，為了反映社會發展變化，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權益，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自20 世紀90 年代末開始了對1980 年婚姻法的修訂工作。2001 年修訂的婚姻法體現了婚姻家庭法學的研究成果和婚姻家庭制度的發展變化，一是填補了立法空白，增設了婚姻無效和可撤銷制度，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規定；二是充實完善了已有制度，細化了夫妻財產制度，離婚的法定條件，擴充了離婚救濟的方式，強化了法律責任；三是強調了婚姻法的倫理特性，為構建和諧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奠定了法律基礎。自此，我國婚姻家庭的法律制度建設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時代。

二、婚姻立法理念的變革與發展

婚姻家庭制度的嬗變是婚姻家庭立法理念變革的反映。婚姻家庭的立法理念從強調管制發展為尊重私權，注重保護公民的自由和自治權利，注重保障弱勢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強化法律救濟和社會救助，從追求形式平等發展到實質平等。

1、從強調管制到尊重私權

自治與管制，自由與限制歷來是婚姻家庭領域最受關注的、爭議最大的問題。婚姻法的發展史就是自由與限制，自治與管制的分野和博弈的歷史。由于在傳統上婚姻家庭是社會的縮影，婚姻法涉及對配偶、父母、子女等親屬身份關系的認定，甚至關涉宗法等級關系的維系，必然具有較多的國家強制和權力確認的成分。我國1950 年婚姻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除了受到前蘇聯婚姻家庭立法模式的影響之外，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強調國家對婚姻家庭的調控“，促進具有決定一切意義的社會生產力底發展”[3]，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則，旨在保障個人的自主決定和人格尊嚴，實現個人的自治權利。1980年婚姻法和2001 年修訂的婚姻法都是以不斷擴大公民的私法自治權利，保障公民的意思自治原則為立法理念的。例如，夫妻財產制度從單一的法定共同財產制到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并立，再到約定財產制的完善與個人特有財產制度的確立；這一變化的進路是不斷地擴大夫妻個人決定其財產狀況的自由權利。[4]同時婚姻自由原則也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從1994 年《婚姻登記管理條例》中要求公民在辦理結婚登記時必須提交所在單位或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出具的婚姻狀況證明到2003 年《婚姻登記條例》對此規定的取消，以個人自行出具的簽字的聲明取而代之；特別值得引起關注的是2003 年《婚姻登記條例》將1994 年條例名稱中的“管理”二字的刪除，淡化了婚姻登記的行政管理色彩，擴大了公民個人婚姻自由的權限，更加體現婚姻法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保護當事人婚姻自由的立法理念。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現代婚姻法對公民私權的尊重和保護，看到意思自治原則在婚姻法中的逐漸擴張，當然，婚姻法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是有節制的，適度的干預是維護婚姻家庭關系穩定與和諧的必要手段。因此，我們也發現了管制和權力作為自治與權利的保障者與補充者的角色和作用。當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時，國家和管制就會出現，成為婚姻家庭關系的調整器；而當公民自治無法取得一致時，即爭議無法解決時，管制和權力又會作為最終的爭議解決方式出現，這種方式往往以司法的名義或補充性條款的名義出現。[5]一言以蔽之，現行婚姻法由當事人的充分自治和國家與社會必要的管制構成，且自由和自治業已成為婚姻法的主旋律。自治的張揚，無疑昭示著婚姻法對個人自由的尊重，對婚姻家庭主體之間平等關系的認定，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對人的終極關懷和保護。

2、從追求平等公正到強調司法效率和自己責任

婚姻法從古羅馬法時期就已產生，堪稱人類歷史上最為古老的法律部門之一。古代婚姻法和近代婚姻法均體現了婚姻家庭關系中的身份、倫理特征和等級要求，因而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以及其他尊卑親屬之間的不平等成為那時婚姻法中的當然內容，對平等、公正的呼喚成為古代、近代婚姻法改革的目標和追求。

縱觀中國婚姻法的發展歷程，從古至今，由婚姻家庭主體間的不平等到平等，由婚姻家庭關系中的非正義到正義，是貫穿婚姻法歷史脈絡中的主線。自1950 年婚姻法始，無論是1980 年的婚姻法，還是2001 年的修正案，都以男女平等作為基本原則，婚姻法的相關具體規定都體現了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以及祖孫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的平等。在堅持男女平等的前提下，追求公正也是婚姻法的另一個重要價值理念。如婚姻無效和可撤銷制度作為對結婚自由的限制，體現了婚姻正義；夫妻約定采取分別財產制之后，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一方的財產清償，體現了對以善意第三人為化身的交易秩序的保護和交易公正；離婚時的家務勞動補償制度和離婚損害賠償制度，體現了對婚姻關系中弱者的保護和對社會正義的維護。另外，特定條件下祖父母、外祖父母與孫子女、外孫子女之間的相互撫養、贍養義務的規定，以及一定條件下兄姐與弟妹之間的相互扶養義務的規定，體現了代際之間、同輩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公平與相互性。上述制度無一例外地體現婚姻法中的平等與公正，可以說，平等、公正是現代婚姻法最重要的基本價值。

在確保平等與公正的同時，婚姻立法正在逐漸向自己責任和追求效率的方向發展。自己責任強調個人應當對自己選擇的行為以及行為的后果承擔相應的責任，而不是由國家代為包攬一切。比如，離婚時婚姻狀況證明方式的改變就是自己責任在婚姻法中的重要體現。1994 年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要求當事人在辦理婚姻登記時須提交所在單位、村民委員會或者居民委員會出具的介紹信。其目的有二，一是提供婚姻狀況證明，由單位或基層組織證明當事人處于合法的婚姻狀況；二是表明單位了解當事人離婚的情況，甚至表明單位同意該人離婚。這就使得離婚不僅僅是個人私事，且具有了公權力介入的痕跡。而此次取消離婚時須提交單位證明的規定則抹去了這一痕跡。由當事人自行提供結婚證和離婚協議書，對自己的婚姻狀況負責并承擔由此而產生的離婚法律后果。婚姻狀況證明方式的改革，體現出離婚登記立法理念由義務本位過渡到權利本位，由依賴單位的管理模式過渡到相信個體的自律模式，由單位承擔監管職責過渡到當事人自己承擔相應責任，使離婚行為徹底成為個人私事。

我國婚姻法對效率的關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婚姻法具有實體法與程序法契合的特征，保障了婚姻法的實施效率。我國的婚姻法中既保留了傳統大陸法系注重權利義務關系的實體性規定，又大量增加了保障權利義務之實現的程序性規定，實現了婚姻法中實體法和程序法規范的二元建構和二元融合，打造了婚姻法保護婚姻家庭關系主體權利的自我完備體系。實體性規范的設置，有助于實現法律的指引功能和宣示功能，有助于從權利義務的層面“打造”出婚姻家庭中的主體；而程序性規范的增加，無疑增強了婚姻法的強制力和可執行性，增強了婚姻關系主體的權利受損時的可救濟性，保障了婚姻法的實施效率。

二是對離婚登記審查期的取消，降低了運行成本。1994 年《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對結婚登記和離婚登記均明確規定應當進行審查。2003 年的《婚姻登記條例》和《婚姻登記工作暫行規范》取消了實質審查的規定，特別是對離婚登記的規定更直接地體現對執法效率的追求。1994 年《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規定，婚姻登記機關對當事人的離婚申請進行審查，自受理申請之日起1 個月內，對符合離婚條件的，應當予以登記，發給離婚證。而2003 年的《婚姻登記條例》取消了上述審查期間，規定:婚姻登記機關應當??進行審查并詢問相關情況。對當事人確屬自愿離婚，并已對子女撫養、財產、債務等問題達成一致處理意見的，應當當場予以登記，發給離婚證。[6]《婚姻登記條例》對于結婚、離婚登記期間的縮短，取消了離婚審查期間，一方面體現了對自治的維護，對權力干預的限制；另一方面又體現了對經濟效益的重視，特別是減少了婚姻登記制度的運行成本。作為與取消離婚審查期間相伴而生的制度，可以看出，我國婚姻登記機關對離婚當事人離婚協議的審查主要是形式審查，對當事人是否感情破裂，離婚協議是否公平，離婚后對子女的安排是否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等不作實質審查。可以認為形式審查較之實質審查，更能減少成本，提高離婚程序的效率，為婚姻法中注重效率的實例。

將經濟、效率的觀念引入婚姻法中，無疑對以倫理、公正為本位的傳統婚姻法造成了沖擊，學界和司法界對此也有不同的觀點。[7]但我們必須看到追求效率正在成為立法的價值之一，也將推進婚姻法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婚姻法的現代性既包括平等、正義理念，也應當包括當代法律價值中的經濟、效率觀念。婚姻法對效率的關注，是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說在婚姻法中適用的產物，是民法在現代化過程中重視效率的體現，也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家庭生活的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的必然產物。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婚姻法中盡管融入了效率的理念，但平等、正義仍應為婚姻法的首要價值，效率在婚姻法中是平等、公正前提下的效率，當二者發生矛盾時平等、公正優先。這一模式既有利于維護婚姻法的基本價值追求，也將有助于推動婚姻法以及婚姻家庭的現代化改革。我們對這一趨勢不可不察。

3、從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

形式正義就是一種機會正義、起點正義，它強調我們的法律制度應該給每個人平等地分配機會和資源，正如約翰·羅爾斯所說:“所有社會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對其中的一種價值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8]至于結果，取決于個人的努力和各種客觀情況；立法者可以不考慮結果的差異，只要過程是正當的，就是一種正義——形式正義。用美國社會學家萊斯特·沃德（Lester Ward）的話，就是正義存在于社會對那些原本就不平等的社會條件所強行給予的一種人為的平等之中。[9]換言之“，每個個人，不論其性別、種族、國籍、階級或社會背景，都應當被給予充分的機會去過一種有價值的生活。”[10]但形式正義忽略了由于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而導致的個人的差異，將民事主體和社會生活簡單化、虛擬化，形式正義掩蓋了實質上的不正義。羅爾斯將實質正義稱為社會正義，他認為，需要通過差別原則達到“補不足”的目的，即用形式上的不平等手段達到實質上平等的效果。[11]

因此，當形式正義的結果造成了實質上的非正義時，當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使得人客觀地異化為強者和弱者之時，當勞動者、消費者、婦女、未成年人、老人等群體作為弱者的代名詞時，法律需要對這些弱者予以傾斜性保護，以彌補其自身條件的不足，使得弱者和強者能夠真正平等地對話，平等地處于市民社會之中，這就是實質正義理念的彰顯，它強調對弱者的傾斜性保護。誠如梁慧星教授所言，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理念的轉變就是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12]

婚姻法在近30 年的變遷中，其正義觀同樣也經歷由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的變遷歷程。一方面，現行婚姻法充分體現了形式正義的理念。在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則下，婚姻法規定了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以及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平等，所有婚姻家庭關系主體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他們在婚姻家庭的具體事務中，諸如夫妻財產制度的確立，子女的姓氏、婚姻住所、對子女撫養、老人贍養的方式等等問題，均可進行溝通和對話，共同平等地作出決定。但不能否認的是，無論在夫妻之間，還是其他家庭成員之間，因生理、教育程度甚至是共同生活的需要，個體的差異仍然是存在的。婚姻立法有必要對這些婚姻家庭中的弱者予以特殊保護，以真正保護其利益，實現婚姻法的實質正義。

婚姻法對需要撫養和贍養的家庭成員主要是通過延長撫養時間，擴大撫養范圍來確保未成年子女和雖已成年但無勞動能力或勞動能力不足以維持其基本生活的子女和老人得到應有的撫養和贍養。例如，父母撫養子女的義務一般至子女成年時為止，但對于那些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學歷教育或者喪失、或未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等非因主觀原因而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仍應當繼續履行撫養義務。[13]再如，1980 年婚姻法擴大了對家庭關系的調整范圍，第一次將祖孫關系和兄弟姐妹關系納入第二順位的撫養人范圍。規定有負擔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定條件下對未成年孫子女、外孫子女有撫養義務，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外孫子女在一定條件下對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贍養義務，兄弟姐妹在一定條件下相互間也有扶養義務。為了更好地保護家庭成員中弱者的利益，體現家庭成員間的倫理親情，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對1980年婚姻法中上述撫養、扶養、贍養的條件進行了擴張性規定，減少了相互間撫養贍養的限制性規定。

為了保護在離婚時處于弱勢一方的利益，進一步體現家務勞動的價值，實現法律的實質正義，2001 年婚姻法首次增設了離婚家務勞動補償制度、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完善了原有的離婚困難經濟幫助制度，構建起較為完整的離婚救濟制度。家務勞動補償制度規定了采取分別財產的夫妻，離婚時，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一方，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則明確規定了因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導致離婚的，無過錯一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離婚困難經濟幫助制度則規定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所謂生活困難，包括離婚后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時分得的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或離婚后無法居住。[14]可以說，離婚救濟制度是對那些因離婚遭受損害或面臨經濟困難者所提供的救濟方式，以減少或補償受損害方和無過錯方在精神和物質上所遭受的損失。對形式上平等的夫妻關系在實質上予以矯正，以保護婚姻中處以弱勢的一方，特別是從事家務勞動較多，經濟收入較低的女方。

綜上所述，我國現行婚姻法在踐行形式正義理念的基礎上，突出了對婚姻家庭中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張揚了實質正義，謀求婚姻家庭中的真正和諧，意義重大。但需注意的是，婚姻法對實質正義的張揚仍應建立在形式正義的基礎之上，即在明確所有婚姻家庭關系法律主體地位平等的基礎上，強調對弱者的傾斜性保護，不可偏頗地理解婚姻法中實質正義的理念。

三、結語

通過對中國現代婚姻法近30 年發展歷程脈絡的梳理，對婚姻立法理念上革新與發展的解讀，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的流變透析，筆者認為，當代中國的婚姻法是體現了對公民私法自治權利的尊重和保護，體現了對婚姻家庭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家庭成員的保護，體現了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實質平等的價值。它對于平衡婚姻家庭主體之間的利益，構建和諧穩定的婚姻家庭關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發展的30年，是婚姻家庭關系在中國飛速發展的30 年，是和諧家庭在中國蓬勃建構的30 年，是婚姻法理念在中國迅猛傳播的30 年，是婚姻法律制度在中國深得民心的30 年。終點又是起點。如今，婚姻法帶著30 年的輝煌，即將踏入新的征程。當然，現行婚姻法還存在不少尚待完善之處，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婚姻家庭法學者和立法、司法部門的共同努力下，婚姻法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Abstract : From the amendment and draft of marriage law being raised in 1978 to 2008，the acceleration of reformand opening up and the innovation of marriage law and institution，the marriage law has been put into force over 30years.For 30 years，the legislation of marriage developed from stressing management to respecting private rights.It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otect citizen's freedom and selfgovernment ； equality

注釋: [1]楊大文.關于完善婚姻家庭立法的建議和設想[A].走向21 世紀的中國婚姻家庭[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p10

[2]婚姻法學界稱之為廣義婚姻法，其調整范圍包括婚姻、家庭關系，本文對婚姻法的探討即以廣義婚姻法為基點。

[3]陳紹禹.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1950 年4 月14 日）[A].劉素萍主編.婚姻法學參考資料[ Z].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p45

[4] 1980 年婚姻法第13 條規定: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雙方另有約定的除外。2001 年修正案第19 條完善了夫妻約定財產制，將1980 年法的一條規定擴大成三條，肯定了夫妻財產所有權歸屬約定的效力，指出約定的形式必須采取書面形式，進而規定了財產約定的第三人效力，即采取約定財產制的夫妻的個人對外債務，以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為要件，以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清償。這些規定體現了對善意第三人保護，保護了交易的安全。

[5]管制以司法的名義出現在婚姻法中的規定，例如，2001 年婚姻法第38 條規定，離婚后行使探望權利的方式、時間由當事人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又如，第42 條規定，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而管制作為補充性條款出現的情形也較多，如，2001 年婚姻法第19 條第1 款在承認了夫妻約定財產協議的效力之后，進而規定“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17 條、第18 條的規定”。而該法第17、18 條規定的正是法定財產制的內容，說明此規定的立法意圖是為了彌補意思自治之不備而出現的。

[6] 《婚姻登記條例》第7條、第13條《，婚姻登記暫行規范》第29條、第30條、第49條、第50條。

[7]夏吟蘭.對中國登記離婚制度的評價與反思[J ].法學雜志，2008，（2）.[8]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p62

[9] Lester F.Ward.Applied Sociology[M].Boston，1906.p22

[10] 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p263

[11]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p72

[12]梁慧星.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J ].中外法學，1997，（2）.[1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2001 年12 月24 日。

[14]詳見:2001 年婚姻法第40 條、42 條、46 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27 條。（中國政法大學·巫昌禎 夏吟蘭）

出處:《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第三篇：改革開放三十年之農村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年之農村發展:推進農村發展的好路子

改革開放三十年，全國各行各業、各個階層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農村、農民、農業作為一個基礎產業，始終是最受關注，也是中央投入精力、力量最多的，可不可以這樣說，農業強則國強，農民富則國富，農業發展的水平成為衡量國家發展實力的最重要的指標。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改革的深化，農村改革發展面?著許多新的情況和問題，特別是農民組織化程度較低，參加市場競爭、抵御風險能力弱的問題日益突出，直接影響了農民的增收致。作為農村工作的帶頭人，如何盡快實現職能轉型，提高領導經濟發展能力，帶領農增收致富，成為擺在農村班子和農村干部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當前，隨著蔬菜、畜牧、勞務經濟和鄉村企業的發展，農村經濟多元化和農業產業特色的特點逐漸凸顯，農村經濟發展亟需能人的引領、行業規范和管理服務手段的相應跟進。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鄉土能人、民間專業協會、行業工會如雨后春筍應運而生，這些新生事物的出現，在農村經濟發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不能替代的任用。實踐出證明，凡是能人多，協會、工會運作好的村，結構調整的力度就大，農民增收的步伐就快。

如何把這些新生事物與當前基層工作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協會、工會、能人作用，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河北饒陽推行“三個加法”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支部加協會”，就是在種、養、加等有一定基礎和規模的村建立各種專業協會，將協會組織負責人納入農村干部序列，使協會成為農村黨支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黨支部通過制定協會章程、強化制度約束對協會給予支持、規范和指導，協會則在確定發展思路上為黨支部出謀劃策，在發動群眾、解疑釋惑上幫黨支部搞好宣傳，在生產技術、品種改良、產品銷售等方面給會員提供統一服務，從而把黨支部的政治優勢和專業協會的經濟優勢有機結合起來，使基層黨組織領導經濟發展的方式實現由直接指揮向引導服務的轉變。

“支部加工會”，就是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村、勞務輸出專?村建立工會組織，積極開展“黨建帶工建、工建促黨建”活動，工會組織負責人由村黨支部領導成員兼任，成員由民營企業負責人、職工代表以及外出務工人員家屬代表組成。工會組織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按照既定的各項制度和章程，認真履行搜集發布用工信息、教育培訓農民工、維護職工權益、搞好幫帶服務等項職責，積極引導企業家依法經營，教育職工愛崗敬業，實現企業與職工雙滿意、勞務輸入地與輸出戶雙放心。

“支部加能人”，這里的“能人”指的是有一定科技文化素質和市場經濟知識，掌握一技之長，能夠帶頭致富，且具有奉獻精神，愿意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鄉土人才。黨支部把這些能人吸引到村黨組織周圍，建立人才儲備庫，明確專人分包聯系，定期不定期開展聯誼活動，積極引導他們為家鄉經濟社會發展做貢獻，對致富本領高、帶富能力強的，通過一定程序安排到專業協會、工會組織中任職，表現突出的，納入后備干部或入黨積極分子序列，加強教育培養，待條件成熟后吸收為預備黨員或村“兩委”成員，使“能人效應”擴大為“能支部”效應。

第四篇：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家鄉變化

改革開放三十年家鄉的變化--汝城新貌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振奮人心的那一幕仿佛還在人們的記憶中，歲月如梭，改革開放的征途已經整整走過30年。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從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成長為全球第4大

經濟體。這是國家生命力從萎靡到迸發的30年，更是個人的生存空間、自由選擇和各種權益得以逐步舒張的30年。三十年的征程，中華民族終于以嶄新的姿態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開始向騰飛之路大步邁進。三十年的滄桑巨變，三十年的光輝歷程，鑄就了一個民族近百年的夢想，譜寫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歷史畫卷。

在這30年中，我的家鄉——汝城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汝城縣位于湘、粵、贛三省交界處，自東晉穆帝升平二年(公元352年)建縣以來，至今已有1600多年歷史，全縣轄23個鄉鎮，其中有5個少數民族鄉鎮，309個行政村，總面積2401平方公里，總人口36萬人，其中少數民族5.8萬人。汝城是一塊紅色的土地，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在這里留下了光輝的足跡，同時也為共和國培養了汝城籍開國上將李濤、朱良才等老一輩將軍。這里物華天寶，人文鼎盛，神農在郴州汝城耒山制作農耕耒耜。理學鼻祖周敦頤在此任縣令時，著有《愛蓮說》。至今，明、清時期的一大批古建筑仍熠熠生輝。

改革開放以來，汝城縣充分利用毗鄰粵、瓊和港、澳、臺胞較多的優勢，積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有效地促進了汝城經濟的快速增長。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汝城經濟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勤勞善良、開明開放、誠實守信的汝城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工業化為核心，以大開放為主戰略，以招商引資為總抓手，以工業園區為載體，團結一心，勵精圖治，奮發向上，實現了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社會事業全面進步。

工業經濟高歌猛進。小水電開發全省縣級第一。汝城地處湘南邊陲，山高坡陡，水力資源非常豐富，全縣水能可開發量達到19.8萬千瓦。在奔騰于汝城縣東北部的漚江和淇江上，如珍珠般散落著寶沙、扶竹洲、九節帶、萬年橋、兩江口等一批裝機8000千瓦以上的水電站，這些電站所生產的強大電力不僅照亮了整個汝城，而且外輸到了廣東電網。山區的許多人們因此告別了燃薪的傳統，用上了兩毛八的廉價電力新能源。汝城縣被確定為全國小水電代燃料試點縣。現在，通過各種形式的開發，汝城縣已經形成了多渠道、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的水電開發新模式，水電產業得到了超常規、超速度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全縣的水電裝機總量達到15.1萬千瓦，成為了全省小水電裝機最大的縣，年創利稅9000多萬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強。水電的發展帶動整個汝城的經濟發展，也使全縣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一個飛躍性的發展。工業園區快速發展。汝城現有兩個工業經濟園區，即三江口開發區和三星工業小區，三江口開發區籌建于1992年是湖南省較早批準設立的縣級經濟開發區之一，位于汝城與廣東省韶關市相鄰，素有湘南第一鎮的美稱。這些年，汝城始終把加強工業園區建設做為推動我縣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手段來抓，通過不斷完善園區配套服務功能，園區對項目的承載力和吸引力不斷增強。三星工業小區落戶企業達15家，引進資金2.4億元，2007年實現工業總產值3.5億元，上交稅金1300萬元;三江口開發區2007年新引進企業10家，合同引資1.52億元，實現工業總產值5.23億元，上交稅金1.14億元。工業園區的建設有力的促進了以礦產、水電、化工為主體的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

農業產業化碩果累累。大力實施“科教興農”戰略，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確保了農村綜合能力的提高和農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實現了農業農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訂單農業快速發展。通過“走出去、引進來”、“跑市場、找商機”，大力發展外向型農業和創匯農業，發展訂單農業面積達6.3萬畝，有力地推動了農產品商品率的提高和農民增收。農產品加工體系逐漸形成。通過扶強扶大龍頭企業，帶動全縣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目前全縣已有縣以上農業龍頭企業14家，其中省級龍頭企業5家，形成了水果、蔬菜、優質稻、茶葉、竹木、香料、禽肉等農產品加工體系。特色農業初具規模。按照“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企業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的要求，積極鼓勵和引導干部、經濟能人和企業參與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現在文明小水果、盈洞西瓜、田莊早季節蔬菜、馬橋花豆、大坪荷蘭豆、暖水巴西菇、熱水南竹等種植業基地初具規模、遠近聞名。生豬種苗、瘦肉型商品豬、牛、羊、鵝、華南竹貍、桑蠶等養殖業基地不斷做大。初步形成了水果、林業、瓜菜、優質糧食、制種、養殖、茶葉等7大特色農業，產品暢銷粵、港、奧。如今的汝城已成為了廣東沿海一帶的“菜園子”、“果園子”。

城鎮建設日新月異。多年來，汝城一直把“小城鎮大戰略”作為城鄉一體化和農村城市化的突破口，狠抓城鎮規劃、經營、建設和管理，大力推進了城鎮化進程，城鎮經濟占全縣經濟的比重、城鎮人口占全縣人口比重、城鎮財政收入占全縣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提高，有力地促進了城鄉經濟社會健康協調發展。按照創建“省級文

明衛生縣城”的目標要求，組織專門力量進行了縣城總體規劃修編，聘請省內外專家編制了環城西路、環路北路、交通廣場、九塘江觀光帶、城北果菜批發市場等重點城建項目的詳細規劃，并充分考慮產業的發展，把城鎮建設規劃與產業發展規劃有機結合起來。城鎮要發展，項目支撐是關鍵。通過項目建設，縣城建成區4.9平方公里，全縣建制鎮規劃建成區8.16平方公里，城鎮化水平達32.01%。新建了濱河路、環城北路，延伸、拓寬了文化路、勞動路、東西正街，新建擴寬重點橋梁6座，興建了城關農貿市場、新世紀商貿城、一中運動場、東線、南線停車場和交通廣場，開發了九塘江住宅小區，啟動了城市引水工程，完成了烈士公園配套設施和垃圾中轉站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通過狠抓項目建設，增強了城鎮的整體服務功能。同時，把市場經濟的經營意識、經營機制、經營方式引入城建工作上來，出臺了《關于加快小城鎮建設的決定》等一系列政策規定，鼓勵社會力量按“誰投資、誰建設、誰受益”的原則參與城鎮建設。采取項目業主制、股份制等靈活多樣的方式，千方百計吸引、聚集資金，著力化解城鎮發展中資金相對不足的問題，初步形成了國資、民資、外資多元并舉的投資格局，實現了以地聚資、存量活資和增量注資，有力地促進了城鎮的發展。如今一座環境優美、市容整潔、功能齊全、經濟繁榮的現代化中等文明縣城正在湘南逐步崛起。

旅游產業蓬勃發展。汝城的旅游資源十分豐富，集山、水、石、竹、樹、泉于一身，融特、奇、險、幽、秀與人文景觀為一體。“汝城八景”(即君子朝陽、大官夕照、蘇山春霽、桂嶺秋香、長湖魚唱、古寺鐘聲、熱水靈泉、壽江奇石)遠近聞名；汝城奇洞異石景色別致，白石巖、水通巖、清風巖、連珠巖、厚坊巖等洞深巖高，怪石嶙峋；氣候溫和，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林業資源豐富，林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80%；人文景觀眾多，座落在縣城內或縣城周邊的文塔、繡衣坊、八角樓、廬陽城址、上古寨遺址、太平天國古戰場遺址、明太保第、太保墓、烈士塔、濂溪書院、云頭書院、白石書院等具有極高的觀賞價值；有5個瑤族鄉鎮，少數民族人口5.8萬，民族文化豐富，民族風情濃厚。尤其是位于湘、粵、贛三省交界的汝城溫泉水溫高、流量大、水質好，是湖南省最大的天然溫泉，也是我國華南地區四大熱田之一。溫泉水含硅、鈉、鈣、鋰、鍶等30多種對人體有益的元素，具有調節內分泌，促進新陳代謝等功能，對治療各種風濕病、皮膚病等有顯著療效，非常適合旅游療養、度假、觀光農業等開發利用。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汝城縣確定了“旅游活縣”發展戰略，把旅游業列為全縣“五大產業”之一，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來抓，切實加強了旅游基礎設施和景點景區建設，初步形成了以熱水溫泉景區為龍頭，三江風景區、羅泉溫泉景區、天仙(白石巖)風景區、縣城人文景觀區相互映襯的五大旅游景區。2006年成功參加廣東第二屆國際旅游文化節，打造了粵-汝-資精品旅游線，新建的景點福泉山莊升格為國家aaaa級旅游區，九龍江森林園列為省級森林公園，汝城旅游的知名度不斷提高，慕名而來的游客落驛不絕，2007年全縣累計接待旅游人數110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5.2億元。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改革開放的30年，是汝城面貌變化最大、經濟發展最快的30年，同時也汝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30年。隨著改革開放一路走來，人們已從那缺衣少食的短缺經濟時代逐步走向衣食無憂的富裕生活。如今走在鄉村的農家路上，當年肩挑背杠的農村人早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輛輛載著人搭著貸的摩托車或小卡車從腳下的水泥上擦而過，陣陣音樂和歌聲從各個貼著瓷磚的的農家小院傳入我的耳中。路過一座座嶄新的農家院落，不時地可以聽見電話鈴聲在響起。如今的農民不但不用上稅，而且還吃上了“皇糧”。“農村低保”，“農村醫保”，“農村養老院”這一切，都主要由國家財政來買單。農民不但不上農業稅，還能通過“低保”吃上財政，也能通過看病的發票間接地到財政那兒去報銷，如今正在興建的農村養老院，讓農民感覺到了“養兒防老”還不如靠政府養老來得可靠和實惠。所有這一切，是遠至幾千年，近到幾年前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情。然而在改革開放的30年，這些事卻接二連三地變成了現實。

第五篇：改革開放三十年

改革開放三十年（2）

改革開放三十年，共產黨領導著中國人民走向致富，奔向小康，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先拿列車提速來說吧。從90年代以來我國共進行了六次列車大提速，分別是1997年4月7日，1998年10月1日，2000年10月21日，2001年10月21日，2004年4月18日，2007年4月18日。不僅列車提速了，鐵路也在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延伸。目前中國鐵路里程7。7萬公里，相當于地球的一圈半，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的6%，運輸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程最長的高原鐵路-----青藏鐵路全線通車。它穿過了世界屋脊昆侖山的巖石和堅冰。它和神州六號載入飛船升空、三峽水電站建成稱為發展中國家的三大奇跡。一個外國朋友說：“中國人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再讓我們來看看身邊的。由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棚戶區的人們走進了寬闊的樓房中了，不再漏雨，不再透風。如今已有212萬平方公里的棚戶區消失。俗話說：要致富，先修路。公路修好了，人們走上了致富路，奔上了小康之路。

我想：這些輝煌成就，離不開中國人民的辛勤勞動，使我國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致富路。

要我說：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什么路？我認為是一條致富路，讓我國人民走向富裕，奔向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