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之商界偉人

改革開放之商界偉人——榮毅仁

在中國商界，榮毅仁是當之無愧的旗手。

改革開放以來，他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新時期工商聯工作的方針政策，發揮工商聯作為黨和政府聯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橋梁和助手作用，配合黨和政府做好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強與港澳臺及海外工商界人士的聯絡，加強工商聯自身建設，積極探索工商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新路子，贏得了全國工商界的尊重和信賴。為了探索國際經濟合作之道，在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他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設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建議。1979年10月，經中央批準，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正式成立，榮毅仁同志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他親手制定了公司第一個章程，強調“公司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經營管理”。他勇于創新，借鑒發達國家在發展經濟中行之有效的做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廣泛開展中外經濟技術合作，引進資金和技術，在國內興辦實業，開展金融、技術、貿易、房地產、經濟咨詢、衛星通訊等業務，并在海外擇機投資，發行債券，在諸多業務領域成為國內首創，將中信公司建成為一個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為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984年10月，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可以作為中國在實行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并親筆為公司題辭：“勇于創新，多作貢獻”。

榮毅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第二篇：由改革開放看一代偉人

由改革開放看一代偉人

中文系漢語言本科08級…

摘要：

鄧小平從整體上設計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路線，指明了中國未來前進的方向。

關鍵字:

實事求是解放生產力 對外開放 經濟特區 總設計師

正文：

中國之弱起始于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達到谷底。短短200年的時間，一個曾經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成為了列強肆意瓜分的對象，究其根本則是“閉關鎖國”四字。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的體制使中國步入了計劃經濟的發展道路。但那時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生產力發展速度也是十分緩慢，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越來越大。正當中國處在徘徊之際時，鄧小平開創性地提出了“改革開放”的總路線，為國家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世界上有人曾評價說，鄧小平是“20世紀罕見的杰出人物”，“是開創歷史的偉人”，是“中國改革之父”。這種評價恰如其分。無論從何種意義上都可以講，鄧小平是中國改革第一人。

一、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開始主持中央的工作，曾經在法國留學的經歷使得鄧小平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領導者，他敏銳的察覺到當前中國與世界的巨大差距，而在他看來經濟體制的改革和落后的思想觀念的消除乃是當時中國發展的當務之急。

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之前，他通過提出“實事求是”等一系列的科學觀念，逐步扭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落后的觀念。接著，他根據日本和新加坡等地的經濟發展的經驗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偉大的改革開放的構想。鄧小平指出“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

二、歷史的轉折點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鄧小平在全會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解放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鄧小平強調“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他還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帶動其他地區、其他人，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這是一個大政策。這個講話實際上是這次全會的主題報告。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經過這次全會，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

三、改革開放的歷史歷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主題，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的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用新的思想和觀點，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高瞻遠矚，為我國制定了宏偉的經濟發展戰略。１９７９年他提出在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后他在多次講話中逐步形成了從８０年代初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的設想：第一步，從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共十三大確認了這一發展戰略。針對舊有體制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狀況，鄧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對當代中國基本國情的科學判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提出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道路。十三大前夕，他指出：“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十三大對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論述作了概括，這就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要真正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發展生產力中，他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新觀點。他認為，改革具有解放生產力的意義，“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他充分肯定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改革，并及時總結經驗，把改革的重點轉移到城市。

他認為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他指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１９８４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涉及經濟、政治、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全面展開。他對這個決定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強調，“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鄧小平把對外開放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他主張全面開放，向所有國家開放。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吸收外國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擴大對外經濟合作。他作出設立經濟特區，開放十幾個沿海港口城市，進而開辟沿海對外經濟開放地帶和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等一系列重大決策。

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９２年他兩次到特區視察，指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特區的高速發展帶動了全國的對外開放，形成了全面開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進了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事

業。

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他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準則。在他的主持下，實現了中美建交，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恢復了中蘇兩黨兩國的關系，發展了同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系。他對許多國家進行了訪問，接待了許多國家的領導人。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必須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全黨，確定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目標。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四、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是坎坷的。

改革開放帶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從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例如市場經濟追求利潤的原則沖擊著傳統道德，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利益群體的社會分化等等。以鄧小平為首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堅持基本原則，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推動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敢于實踐，努力解決產生的新問題。即使他退居二線后還是把精力放在改革開放之上，先后多次親自前往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走到人民中去，在人民群眾中作調查，了解實際情況，為黨和政府提出方針政策提供強有力的依據。

另外，法律體制的不完善，制度的落后等種種問題擺在了小平的面前。就拿當時最棘手的國有企業的改革來說，“大鍋飯”時代殘留下的不良風氣嚴重阻礙了國有企業的發展，而鄧小平則是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先驅者。

每每在國人就姓“社”姓“資”的問題上發生爭議時，鄧小平總是堅決的將發展擺在第一位，避免了中國在經濟建設再走彎路。在深圳的發展方向受到質疑時，鄧小平則在南巡期間對深圳的發展給予肯定，從而消除了阻礙深圳以及全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障礙。他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評判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從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的多次談話中，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他的這些談話，為我們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奠定了理論基礎。

五、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歷史功績

在改革開放前十年內，他兩次當選為《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由此可見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

鄧小平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具有極強的時效性和預見性。當今社會科學技術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正好印證了這位偉大的領導人的話。

鄧小平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中華民族振興與發展的精神支柱。

鄧小平，他始終處在時代的最前端，就像解放戰爭時期一樣，他始終作戰在中國經濟建設的最前線。如果沒有鄧小平，很難想象中國是否能有如今的強盛。參考文獻：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與“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概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對中國改革的兩種評價》, 《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鄧小平生平介紹》,網易教育頻道

第三篇：改革開放之世說新語

改革開放之世說新語

改革開放世說新語之決斷

陶短房編

賣糧狀元要求國家獎售一輛自行車

改革開放之初，自行車是憑工業票才能買到的緊俏貨。1981年8月，湖北省應城縣楊河公社大堰大隊生產隊長、“售糧狀元”楊小運提出，自己超賣10000斤公糧給國家，而國家“獎售”1輛“永久”28寸加重自行車給自己。“大包干”推行不久，“跟國家講條件”還是件很敏感的事。

9月18日，《人民日報》將刊發有關楊小運報道，從而掀起全國范圍內的熱烈討論，并引起上海自行車廠的積極響應。10月9日，上海自行車廠廠長王元昌帶領由工廠技術員、上海媒體記者等8人組成的送車隊，來到應城。楊小運終于如愿以償。

如今看來很平常的決斷，在當年卻是頗有勇氣的：承認多勞多得者可以和政府“討價還價”，是要突破很多看得見、看不見的條條框框。

鄧小平伸出一個手指裁軍100萬

1984年11月1日，在國慶35周年閱兵一個月之后，中央軍委召開座談會，鄧小平提出要大裁軍。當時軍隊機構臃腫，每個軍區的領導班子有十幾名二十名之多，鄧小平幽默地說：“打麻將都得湊好幾桌”。鄧小平表示了裁軍的決心：“裁軍是個得罪人的事，我來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給新的中央軍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鄧小平作重要講話。當鄧小平伸出一個手指，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裁減100萬時，新華社攝影記者吳森輝立即按下了快門，紀錄了這一瞬間。

其后，國外及港澳一些報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這張照片。

首都機場裸畫**

1979年10月，由張仃、袁運甫、袁運生等藝術家創作的大型壁畫群，在首都機場創作完成。其中，袁運生的作品《潑水節——生命的贊歌》，畫面中出現了三位裸體沐浴的傣族少女。

時任首都機場建設總指揮的李瑞環知道后，讓人把門先暫時用紙糊了一下，等鄧小平看完了再說。鄧小平看了這幅畫說：“為什么有人反對畫人體啊，這有什么好反對的。”陪同鄧小平參觀壁畫的王震說：“這是科學。”李先念說：“中國有的人就是少見多怪。”

1979年底，關于此畫爭議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現。時任美協副主席華君武主持開了一個現場批判會。1980年，此事又驚動高層，周揚、胡喬木等很多人都參與了進來。王任重約見袁運生，提議臨時用一塊布遮一下。1980年，有關方面為裸女加了個紗簾，1982年用三合板擋上。1990年9月，北京亞運會前夕，首都機場就此事找到袁運甫。其時，爭議已經成為過去，在袁運甫堅持之下，此畫方終于去除一切遮擋，重見天日。

首都機場裸畫甫一問世，即引起了霍英東的注意。在改革開放之初，他把此畫當作對外開放政策的一個風向標。

被放出的“星星”畫家

1983年，一名中國女性踏出勞教所大門，并很快拿到了護照，動身前往法國巴黎，和其未來的法國籍丈夫團聚。她是名噪一時“星星畫會”的成員、嶄露頭角的女畫家李爽。

兩年前的11月，李爽和其未婚夫、法國外交官白天祥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結果被“抓現行”，以有損國家尊嚴的罪名被捕，并很快被判勞動教養兩年。這一在當時中國很少會引起爭議的判決，卻在法國乃至西方世界引起軒然大波，“隔空打牛”、各說各話的“爭論”維持了近兩年，最終這一普通的涉外事件竟上升到國家最高層面，1983年來訪的法國總統密特朗，竟鄭重其事為李爽求情。

按照當時中國人的思維定式，這種事是“見不得人”的，應該諱莫如深，惟恐人知才對，如今竟弄到外交臺面，搞得舉世皆知，實在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最終，中國最高領導人親自決斷：放人。

李瑞環拍板中國第一次跨國收購

1985年，法國一家名叫鮑克耐希的冰箱制造企業破產，并尋求整體出售，消息反饋到當年城市體制改革的先驅——天津市，時任市長的李瑞環迅速拍板：收購。當年12月，天津方面派出的專人抵達法國進行生產線整體拆卸，1年后的1986年12月26日，李瑞環親自啟動已安裝到天津電冰箱總廠的生產線，由整體收購的外國生產線上，生產出民族品牌的“可耐牌”電冰箱。1989年3月，“可耐”在東德萊比錫博覽會上榮獲金獎，成為第一個獲得國際金牌的中國冰箱產品。

“可耐”品牌本身已在90年代初的一次并購中，被通用電氣收購、雪藏，當年的成果貌似已不復存在。其時，資本運作尚屬天方夜譚，中外經濟合作還在“摸著石頭過河”，1985年全中國外匯儲備僅26.44億美元。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1986年夏天，為了進一步推動干部年輕化，中央內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來的方案。

鄧小平提出來，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震受中央委托征求老帥聶榮臻意見。聶榮臻沉默良久，說道：“我認為，現在是過渡期，局面還不穩，小平暫時還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參加常委會。他全退了，不當軍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號令全軍？只有他能鎮得住，他在，軍隊就不會亂。所以，小平還不能全退。”

聶榮臻的這個意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決定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三老”是指鄧小平、陳云、李先念。

發表小平南巡講話

1992年1月18日到23日，鄧小平“南巡”至深圳。其間，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陳錫添都一直在小平同志身邊。盡管上邊已經打招呼對小平此行“不題詞、不接見、不報道”。陳錫添感覺老人家不像是來度假的，好多話不吐不快，雖是聊天的形式，但沒有一句話是閑話，談話的內容很多，針對性、指導性很強。陳錫添覺得總有發表的機會，所以采訪很細。

陳錫添從1月到3月初，一直在整理材料，沒動筆。其間，多家媒體找到陳錫添，讓他寫好稿子，發在他們那里，并愿意承擔一切風險。陳錫添都沒同意。

直到3月22日，《南方日報》發了篇《鄧小平在先科人中間》，陳錫添著了急。得知文章發表請示過謝非，陳錫添22日中午開始寫，24日下午完稿。第二天，陳錫添和特區報社長一塊兒去找時任深圳市宣傳部部長楊廣慧，楊說：“發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們自己把關，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寫成人，不要寫成?神?。”

1992年3月26日，《東方風來滿眼春》在《深圳特區報》頭版頭條位置刊出。稿子發表那天晚上，陳錫添一宿沒睡。

紅山口會議

由于中國足球長期沖不出亞洲，90年代“向改革要成績”成為上下一致的共識。為此中國足協決定開會討論中國足球的改革問題。時任八一足球隊領隊李富勝得知消息后，專門來到足協要求承辦本次會議，最終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紅山口的八一體工大隊內召開。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國足球工作會議在北京紅山口召開。李鐵映接見會議代表時說：“這次足球會議叫?紅山口會議?，能不能成為我國足球事業上的轉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我認為，中國足球界從思想觀點到各項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沒有大動作不會有大進步。”

這次會議確認了中國足球成為中國體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試點，并最終確定了以職業化為足球改革的方向。1994年，全新包裝的中國足球甲A聯賽以“職業聯賽”的面目出現，并迅速改變了足球看臺門可羅雀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為期數年的足球熱潮。紅山口會議亦被譽為中國足球的“遵義會議”。

中國入世談判

1986年7月11日，中國政府正式提出“入關”，談判歷經數年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關貿總協定；同年，中方決定申請“入世”。

江澤民給“入世”談判確定了三條原則：

一、WTO沒有中國參與是不完整的；

二、中國必須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

三、堅持權利和義務的平衡。

中美談判是最艱難的一環。1999年11月，中美只剩7個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在中美雙方準備“后事”時，朱镕基“板著臉孔”對大家說：“今天一定要簽協議，不能讓美國人跑了，我跟他們談。”當美國人拋出前三個問題，朱镕基都只有一個回答：“我同意”。龍永圖著急了，不斷給朱镕基遞條子。朱镕基一拍桌子說：“龍永圖，你不要再遞條子了。”當美方拋出第四個問題時，朱镕基說：“后面四個問題你們讓步吧，如果你們讓步我們就簽字”。美方五分鐘后同意了中方意見。

2001年11月11日，中國成為WTO第143個成員國。

龍永圖認為，15年的談判無非談了8個字：一是“市場經濟”，二是“開放市場”。

廢止收容遣送

2003年3月17日晚，剛在廣州找到工作的外地大學生孫志剛出門上網，因未攜帶身份證和暫住證，被廣州方面強行收容。3天后，孫在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非正常死亡。案件經媒體報道后，引起輿論極大關注。

事發50多天后，青年法律學者許志永等以公民身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其后，賀衛方等5位學者再次聯名上書，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啟動特別調查程序。法律學者們當時的想法是，“利用兩年的時間，各界合力逼退這一法律。”

事情進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6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學行政法教授姜明安等5位法律專家，受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之邀，開會論證收容遣送制度的廢存，法制辦幾位主要領導均到會。會議很快達成的一致意見：這項政策不再是修改的問題，而應該立即廢止。

4天后，舊法廢止，新政出臺。“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要從速表態

公元1978年，春潮涌動，也乍暖還寒。

“天安門事件”是當時雙方爭論極大的事情之一，而且尤以此事涉及的群眾為多，民間反應強烈。

11月12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對華國鋒說：“?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要從速表態，以免中央被動。”這位曾救過孫中山、得到過蔣介石賞識、在長征中通知過毛澤東離去的傳奇元帥，76年又成功地領導了打倒“四人幫”的行動，當時正主持著軍委工作。

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會上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鄧小平堅持徒步上黃山

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1979年到南中國視察，來了黃山。

7月12日至15日，鄧小平不顧隨行親人及下屬勸阻，堅持徒步上山、下山，拒絕旁人扶助。一路上，興致勃勃，把兩褲腳卷到膝蓋上面，不斷和游客們打著招呼，還給復旦大學的三名“粉絲”女同學王曉望、陶維佳和劉曉紅簽了名留念。不過，畢竟已是75歲的老人，下山后，鄧小平的兩條腿足足腫了一個禮拜。

事后，女兒鄧楠問父親為什么非要逞這個強，鄧小平只簡單回答了一句：“黃山這一課，證明我完全合格。”

組織老同志出國平息對外開放爭議

改革之初，由于深受“自力更生”教育的影響，很多老同志對于對外開放的必要性認識不足，議論很多，阻力很大。

某日，鄧小平找來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說：“你來組織，讓大家出去看一看。”

一場出國熱興起。

開了眼界的老同志深受刺激。而出國者講起見聞，尚未出去的元老與高層也是一片沉默。

至此，中央高層對于對外開放再無異議。

薛暮橋批洋躍進

78年春天，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提出了“新時期”的總任務：要建設120個大項目，其中有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十大油氣田等高指標。

開完會回家，時年已74歲的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薛暮橋，竟捶胸頓足，放聲大哭：“這是洋躍進啊，國民經濟要崩潰了，國家還不思改革！”

斟酌再三，終于奮筆上書中央，直指十年規劃中再次出現急躁冒進的現象，將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并要求糾正建國以來20多年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特別是要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

蘭州大學破格錄取秦暉

恢復高考還要早于改革開放，無數人的命運由此改變。

78年，已插隊9年，只讀過6年小學的秦暉投考蘭州大學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教授的研究生。雖然成績很好，但“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視神經萎縮，裸視力0.2，矯正視力僅0.7”，不合體檢標準。趙儷生為了錄取秦暉，力排巨大阻力，說：“如不招秦暉，我就一個也不招了。”還斷言：“秦暉就是失明，也可以成為又一個陳寅恪！”

校方終于破例。

張瑞敏與日方合作

那年，海爾跟三菱公司合作。海爾開始是想著學習，但看過日方的方案后，張瑞敏說：你們這樣管不行。日方堅持。結果日方管理三個月后，敗下陣來。

日方詢問張瑞敏為什么，張瑞敏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文化是不一樣的。日本人讓一天擦五遍桌子，不管老板在不在，都一定會認真的擦五遍。而中國人，第一天認真的擦了，第二天老板不在，就會問為什么非要擦五遍呢？四遍就可以了。第三天，就會說擦三遍也挺干凈的。第四天，就覺得兩遍也行。第五天，就擦一遍。到最后，就是一遍也沒擦了。

是以，海爾的所有管理措施后面都跟著懲罰條款。

任正非批下屬不離婚

任正非是中國最低調的企業家之一，幾乎就不接受媒體的采訪，也不擔任社會職務，相應也不參加各類峰會。

2001年，華為將旗下的安圣電氣賣給美國愛默生，換得7.5億美元。任正非在文章中對之的解釋是：準備一件過冬的棉襖。事實后來證明了他的預見性。

關于這位宣揚“狼性化生存”的企業家，不多的一個真實生活片斷是，一位華為的副總因家庭原因向任正非辭職，任正非挽留，副總述說自己夫妻兩地分居已經七年了，“那你可以叫你愛人來深圳工作嘛。”任正非不以為意的說。

“她來過深圳，呆了幾個月，不習慣，又回北京了。”

任正非立即怒罵：“這樣的老婆你還要她干什么！”

張賢亮談自己的成功

銀川的鎮北堡，是一個被棄置的明清邊防城堡，古樸、原始、粗獷。

1962年春，生于南京的張賢亮在一次趕集時，偶然發現了它。當時的張賢亮尚是勞改農場的犯人。

1993年初，已經成了著名作家的張賢亮，抵押全部家產買下鎮北堡，創辦了西部影視城，開始“出賣荒涼”。《紅高粱》、《大話西游》、《新龍門客棧》等50多部影視劇在這里誕生，號稱中國電影的福地。而且，日接待游客上萬人次。張賢亮日進斗金。

對于自己的成功，張賢亮解釋有兩大理由。其一，時代給予了這個機會。其二，當面對種種麻煩及困難時，“我是坐過22年牢的人。”

索南達杰以死保護可可西里

其實，杰桑·索南達杰第一次進入可可西里時，他是想改變家鄉靠天吃飯的宿命，身上帶著一本書《工業礦產開發》。但很快，書就換成了《瀕危物種名錄》。他所倡言組建的治多縣西部工委處境也由此變得很艱難。索南達杰曾說：“在中國辦事不死幾個人是很難引起社會重視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讓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索南達杰為保護藏羚羊在無人區與18名持槍偷獵者對峙，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可可西里-40℃的風雪將他塑成一尊冰雕，當人們在可可西里無人區找到他時，他還保持著換子彈的姿勢，嫉惡如仇的眼睛在戈壁中圓睜著。

其妹夫扎巴多杰繼承了他的事業，不幸98年也死于槍口之下。

索南達杰最后被火葬，在藏族這是給**的待遇。

大陸學者初訪臺灣

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研討會在臺灣召開，大陸派出了31名歷史學家參加，規模龐大。

臺灣一位年輕學者非常興奮，在中研院樓上振臂高呼：“?共匪?來了！”

后來，臺灣的張玉法院士和大陸的楊天石研究員，都借此玩笑發表意見，說兩岸的近代史研究都需要跳出“土匪史觀”。國民黨不是匪，共產黨也不是匪。雙方的初衷都是試圖為這個民族尋找出路，只是各自選擇的路徑不同而已。曾濤與穆青做好了坐牢的準備

1976年，清明節前后，人們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把這個群眾運動判定為“反革命事件”。

當年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發報道，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陳云等老同志也呼吁平反，新華社社長曾濤、總編輯穆青拍板刊發此報道。曾濤說,“怎么樣，穆青？下決心就這么發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們大家都同意這么發。”曾濤說：“如果這篇稿子出了問題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塊去。”穆青說：“行，我跟你一塊去。”

11月1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頭條刊出了新華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11月25日，中央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

萬里不學大寨搞包產到戶

1978年，萬里時任安徽省委書記，他制定的省委六條以生產為宗旨，有些人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會主義江山糟蹋了”。當時副總理號召學大寨，萬里說，反大寨咱們不敢，學大寨我們實在學不起，我們還按我們的六條辦。不久，《人民日報》發文對包產到戶提出責難，萬里給各個地委打電話，氣憤地說，“不要聽那一套，對生產負責的是縣委，對農民秋天以后生活負責的是你們縣委，如果這個變了，影響了生產，農民沒有飯吃，《人民日報》給不給他開飯？是跟你縣委算賬，還是跟《人民日報》要飯吃？”

胡耀邦多次引用民謠評價萬里：“要吃米，找萬里。”

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正式確認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

孫冶方的三不改

文革期間，經濟學家孫冶方因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身陷囹圄達7年之久。

1975年，孫冶方出獄后，對監管人員表示：“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觀點。對我的學術觀點，可以討論，可以爭論，可以批判，但我還沒有認識到我錯在哪里。”

1979年9月，孫冶方被發現晚期肝癌。動手術后，孫冶方休養了一個時期，又開始讀書寫作，參加會議，不斷地發表學術見解。在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他的講話很尖銳，引起一些人的震驚。會后，他遇見李先念就問:“我是不是有些過了？”李先念說:“孫老你又放炮了，不是過了而是輕了，要多放幾炮支持小平。”

孫冶方在遺囑中說:“死后尸體醫學解剖，不舉行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對我的經濟學觀點，開個評論批判會，正確觀點，廣為宣傳；錯誤觀點，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

王洪德成中國辭職第一人

1981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成立知青社解決員工子女就業，計算所工作人員王洪德作為顧問，第一年率領青年們賺了60萬元。海淀區工商局和中科院紀檢部門開始調查王洪德，事實證明他的清白。王洪德在一次會議上說，“我決定，從明天起離開計算所，最好是領導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調走！調走不行，辭職走！辭職不行的話，那你們就開除我吧！”

1983年，辭職后的王洪德創辦了京海公司，2001年，他以個人財富8億元位居“中國富豪排行榜”第65位。

袁庚出獄后搞蛇口改革

1978年10月，文革中在秦城監獄關押五年半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他對蛇口工業區啟動全面改革，涉及到了新聞改革、廢除干部終身制、民選干部等敏感領域。面對如潮的非議，袁庚說，“從歷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我們的改革，我想不會落得前人這樣的下場，我們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不會有問題吧，我們值得冒這個險。我們把蛇口這兩平方公里多一點的地方作為一個試驗場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們在實踐法庭面前只好只好承認我們沒有生存的權利！”

蛇口改革一共搞了將近十年，80年代末，蛇口民主選舉干部與新聞輿論改革等試驗陷入停頓。

王元化保護巴金

王元化作為一個學界名人，在學術上，從不一團和氣；作為一個省部級的官員，他也從不唯唯諾諾，十分另類。

1978年，王元化尚未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謀得一個編輯職位。他就開始關注陳寅恪遺著的收集。他著手調查陳寅恪遺著散落的情況，刊登在出版社的簡報上，以期引起重視；王元化還親自致信周揚闡明這種追查的重要性。當時陳寅恪仍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

1980年，王元化上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巴金在香港報紙發表反思“文革”的隨筆。某位領導很惱火，即通過上海市委讓王元化出面做工作，換掉巴金的上海作協主席職務。王元化對市委書記說，你們代表市委作決定我服從，但讓我先提出報告我不干。巴金沒有被撤。

趙瑜痛批體育舉國體制

1988年，趙瑜的報告文學《強國夢》刊出，對中國體育體制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文中對舉國體制、金牌戰略、軍事化管理、禁藥現象多有質疑。運動員出身的趙瑜被稱為“體育戰線上貨真價實的變節者”。

體育界開始反擊，有關部門認定趙瑜“否定改革”，“動機不良”，“泄露國家機密”。《中國體育報》發表《中國體育成就不容否定》等文章，認定強國夢是一株全盤否定中國體育的大毒草。趙瑜仍然堅持的觀點，“體育的功能被顛覆了，還有什么積極意義？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沒有多少文化的隊伍，怎么去實現體育強國之夢？高尚的體育競賽何以變得如此低俗？絕大多數人只有“看”的機會，卻無“干”的場合，金牌的意義何在？讓我們承認危機吧，大國的體育有危機！”

同年，中國體育兵敗漢城，體操王子李寧因失敗遭到舉國討伐。

任仲夷主張自己一退到底

1985年，改革開放先驅任仲夷主動要求卸任廣東省委書記。當時，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還曾考慮把他安排到中央財政領導小組工作，在中南海辦公。任仲夷堅定地拒絕了。他說，我要休息了，就在廣州。任仲夷主張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顧委委員一職，并提出不保留辦公室，自己回家辦公。他不僅退出辦公室，連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

晚年，每當別人來探望時，任仲夷總是打趣地說：“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膽囊，雖然沒有了膽，卻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說?渾身是膽?。1993年11 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時我已經80歲，動這樣的大手術也就?無所謂(胃)?了，也可以說?無所畏懼(胃具)?了。快90歲的時候，一只耳朵失聰，但我?偏聽不偏信?。后來，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現在，兩只眼睛都看不見了，我是徹底地?目中無人?了，哈哈哈哈……”

李昌平給總理說實話

1996年，時任湖北監利周河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致力于為農民減負，精簡機構、治理亂收費、清退編外人員，引起全縣收費執法單位集體發難。2000年2月，李昌平在縣委會議上痛陳農民稅費上漲，農民負擔過重引發惡性循環。縣委書記說，“今天的會議很不正常，這叫正氣不足啊。”

四面楚歌的李昌平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寫信，傾訴農村的困境，并辭職離開家鄉。

信發出不到一個月，中央調查組到監利縣，朱镕基批復道：“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作全面情況，誤信了基層干部的報喜，忽視了問題的嚴重性。”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也批示，強調要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桂希恩捅破河南艾滋病真相

1999年，老醫生桂希恩在河南駐馬店文樓村發現，當地因非法采血賣血導致艾滋病蔓延。但當地政府百般掩蓋事實，并阻撓各界對艾滋病人的救助。當年10月，桂希恩給中央領導寫信，“我擔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個比血吸蟲病更可怕的瘟神已經來到這個地區。”中央政府派人調查，艾滋病蔓延現象為世人所知。2003年12月，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會見防艾斗士高耀潔，吳儀說，“有人告訴我，中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途徑是吸毒傳播和性傳播。”高耀潔說：“他們在騙你。”

中央政府介入治療救助，河南艾滋病蔓延現象得到緩解。2004年2月，67歲的桂希恩獲得國際艾滋病預防最高獎貝利馬丁獎。當月，國務院防止艾滋病工作委員會成立，副總理吳儀掛帥。徐立凡編

敬畏現實：鄧小平問優越性體現在哪

1977年，復出后的鄧小平并不輕松。天降大任于斯人，而現實情況又十分糟糕。敏銳的鄧小平，直接對當時語境下的“社會主義”概念提出了質疑。

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他尖銳地說：“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 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鄧小平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么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么？”

鄧小平所有的質問，在1978年長達兩個月零3天的國務院務虛會議上匯聚成了四個字：“改革開放”。

敬畏傳統文化：鄧小平為舊戲平反

外交官程瑞聲第一次為毛主席做翻譯時只有22歲。1978年，官至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鄧小平復出后，首次出訪的國家是緬甸--鄧公的亦師亦友周總理曾7次訪問那里。程瑞聲作為鄧小平的翻譯自然陪同左右。

一天早晨，程瑞聲在使館陪同鄧小平吃飯，在座的還有當時的副外長韓念龍。那天，通常話不多的鄧小平心情很好，談了很多。他首先談川劇，說川劇的唱詞和對白很風趣，而且川劇的劇目很多，“《聊齋》里的所有故事川劇都有。” 然后鄧小平說：“不讓看舊戲是講不通的，在舊社會演那么多舊戲，還不照樣革命。”

敬畏歷史：陳云與潘漢年案

十一屆三中全會，年過七十的陳云重歸中央領導集體。然而，當時“兩個凡是”尚有話語權，潘漢年案因毛澤東親自批示過，解決難度很大。陳云與潘漢年素有交往，解放前搞地下工作時，二人即有聯系。潘漢年以“小開”聞名，“老板”即是陳云雅號。解放后，潘漢年以常務副市長兼財經委主任身份主管上海經濟，陳云又在中央負責財經，兩人再度在同一條戰線奮戰，因此，陳云對于潘案格外關注。

盡管知根知底，但為了弄清潘案的來龍去脈，陳云仍然做了很多工作。1979年10月陳云因病住院動手術，手術前，陳云給時任黨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寫了一個條子，提出重新復查潘漢年的問題。雖然是小手術，但為防萬一，陳云鄭重表明，他是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回國去進行國共談判的唯一現存證人，特此說明。

一年半后，中央以確鑿證明認定：潘漢年是“內奸”的結論根本不能成立。中共十二大開幕前夕，中央正式為潘漢年“平反”。

敬畏中國特色：鄧小平向金庸談社會主義

1981年7月18日，“金迷”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金庸，這是他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后會見的第一位香港人士。

寒暄過后轉入正題，鄧小平和金庸討論關于社會主義的問題，他抽出一根香煙遞給金庸，自己又點了一根，問：“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金庸說:“我想自從法國傅立葉、圣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理論以來，世界上已有許多種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你指教。”

鄧小平說：“你說不上不要緊，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說著，又遞給金庸一根香煙，然后接著說：“沒有定規么，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分手時，鄧小平將抽剩的煙都給了金庸。金庸將此作為禮物珍藏。也就在鄧小平會見金庸后不久，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大陸開禁。

敬畏生活：胡耀邦叫停“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在這一進程中，許多事變了味：《馬克思傳》內頁因有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而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甚至，有些地方組織工人糾察隊日夜巡邏，在大街上見到有人穿喇叭褲，上去便剪。

1983年11月中旬，時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佘世光來到胡耀邦住處。談起社會上種種“清污”亂象，胡耀邦說：“我就擔心出現這樣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眾生活方面去，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

根據胡耀邦的談話精神，佘世光回報社后立即布置撰寫評論員文章。11月17日,《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見報。文章稱:“女青年愛好燙發，年輕人喜歡服裝款式新穎，節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體舞，等等，同所謂精神污染完全是兩回事。”

之后，《中國青年報》繼續通過發表評論、新聞報道、專家訪談等形式，高調支持“青年對美化生活的追求”。很快，變了味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被及時叫停。

敬畏質量：李先念的葛洲壩委屈

1977年國家大規模啟動建設項目。在編制財政計劃時，因財政困難，無法滿足葛洲壩工程的資金和鋼材需要。李先念得知這一情況后，提出“要讓葛洲壩工程?吃飽喝足?。”

1978年1月，李先念視察葛洲壩工地，強調要防止追求進度而忽視質量。李先念考察后，錢正英趕赴工地，檢查落實李先念指示。但是仍時有質量問題。當年7月，李先念連續給錢正英作了三次重要批示，下了三道黃牌警告，圍繞葛洲壩工程的質量問題緊追不舍。

1981年，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壩工地，考察關鍵部位工程運行情況，得知之前被議論的十七萬千瓦和十二萬五千千瓦機組沒有出多大毛病時，李先念開玩笑：(機組)沒有“犯罪”，只是害了點病。他對工程局領導表示歉意：“我也是罵你們罵得很厲害啊！”李先念還說：“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還不好講。前些時候有人說我總不倒，又說葛洲壩不該修。這也是問題，那也是問題，要算賬，要追究責任。在會上有幾個人叫得兇得很呢！那么大的氣。我也發了火，我站起來講，葛洲壩是總理定的，我是支持的，總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禍首，你們要怎樣！叫了一陣子算了，也就不作聲了，就那么回事！”

李先念主管國家經濟工作長達26年，可從來不許孩子經商。時至今日，李家的4個子女沒有一個人下海。

敬畏群眾：習仲勛處理群體性偷渡

1978年春至1980年底，習仲勛主政廣東。上任不久，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廣東發生了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情況之嚴重令人難以想象。習仲勛先不表態，而是下去考察。在寶安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里深感觸動，對問題的根源也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

隨著大量偷渡外逃人員被堵截抓獲，對他們的處置工作凸顯出來。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超過10萬，比上年全年總數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滿為患，也引發了很多問題。習仲勛比較早地察覺出這方面的問題。他明確表示：“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

以民生為根本處理外逃事件，取得了極大成果。到這一年年底，外逃人數降至百位數。時至今日，上百萬香港人在深圳定居。

敬畏經濟規律：特區貨幣的緩行

深圳特區設立之初，人民幣、港幣、外匯券三種貨幣同時流通。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匯率偏低，對國內引進外資和擴大出口十分不利。為此，原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吳南生最早提出了發行特區貨幣的主張。

1983年4月初，國務院特區貨幣研究小組正式成立。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視察深圳。市委書記梁湘在匯報時再次提出此事。鄧小平表態：“要發行一種新貨幣，關鍵問題是要考慮對人民幣的打擊會怎么樣，你們要研究一下。”

之后，國務院對發行特區貨幣反復組織了多次調研。之前支持發行的人都主張緩行；香港地區和日本、新加坡等國友好人士也大都反對發行特區貨幣。鄧小平出來表態說：深圳的發展很快，但畢竟是個試驗，還有些未解決的問題，例如貨幣問題。但建設特區才3年多一點，再花3年時間，這些問題是會得到解決的。

特區貨幣落空，問題又需要解決，深圳想出了個辦法：成立外匯調劑中心。從1986年下半年開始，深圳外匯調劑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有效促進了對外引資工作。

敬畏思想自由：厲有為遭媒體炮轟

1996年，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在中央黨校參加省部級干部進修班學習。當時經濟改革與國企改革進程正被所有制觀念禁錮，進展不順。

厲有為潛心研究了三個月，寫了四篇文章探討這一問題。在《關于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一文中，他提出“除了公有制與私有制之外，可以建立多數勞動者占有多數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這篇文章成了他的畢業論文。

1997年初，這篇并未發表的文章激起了千層浪。一篇批判厲有為的打印文章，在社會上廣為散發。2月，有媒體公開炮轟，文章標題充滿敵意：《厲有為意欲何為？——首都理論界人士批評厲有為同志所謂的“一些新認識”》。認為他是“從根本上否定了現實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優越性，為搞私有化編造理論根據。”

厲有為感覺發懵。一篇沒有公開發表的論文竟然遭到如此級別的火力。特別是在十五大召開前，批判者的這些輿論不知道背景有多深。盡管如此，厲有為沒有被嚇倒。理論界也有許多人表態支持。

兩個月后，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辦公室的客廳里接見了厲有為。一場**宣告結束。

敬畏先賢：教科書中的孔子

改革開放前，孔子以反動思想家的面目出現，甚至不能叫孔子這一尊稱，要叫“孔老二”。

1977年，鄧小平復出后主抓教育。他針對學生無教材可用的情況，要求教育部盡快組織人力編出一套統一的中小學教科書。

相對于數理化教材組，最難辦的是歷史組。他們起草了一份名為《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幾個原則性問題如何處理的初步意見》，呈遞中央審查。鄧小平親自批示“原則同意”。

1978如期發送全國的的教材中，對于孔子的描述仍然是“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潰的奴隸制的反動主張，創立了儒家學派……孔子的反動思想，后來被統治階級改造和利用，成為維護封建制度和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1986年版中，對孔子的表述改為：“他的學說后來成為我國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對后世影響極大。”這個時候，政治已經從對歷史的還原進程中退出，還原歷史不再讓人恐懼。

時至今日，孔子學院已經遍及世界，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中國人也恢復了對先賢的敬畏。

第四篇：偉人故居之行之心得體會

為人故居之行之心得體會

（好不容易自己寫點東西，留下來保存。）

4月14日，我們懷著崇敬和虔誠的心情，來到了毛澤東與劉少奇兩位偉人的家鄉。

首先，我們來到了毛主席的故居，湖南省韶山市。一到主席故居，就看到了人山人海，我們一步一個腳印踏上了這塊厚實的土地。經過兩個多小時，我們終于進到了毛主席的故居。毛主席故居前有個池塘，池中凋零著幾根殘藕支。雖然偉人已去，可是偉人的魂還在。池中綠且春，搖曳的荷梗也將被新的生機所代替。夏天將到，池中又會多姿多彩，充滿生機活力。毛主席家中房子圍在一起，曾經住著他的家人及鄰居。一間間瓦屋走過，仿佛看到其團結的一大家人。

接著，我們來到了毛主席紀念廣場。此時已將近中午，來紀念毛主席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同志都送上了花圈，來表達崇敬與紀念之情。我們黨支部的同志也肅靜，鞠躬，一個個懷著莊重的心情。在偉人銅像下，我們是渺小的，可是又深深的被銅像刺激著，刺激著我們奮發向上。廣場中有一塊巨大的石頭，石頭形狀像我們的祖國版圖。背面，即轉180度，又像韶山市的地圖。廣場的兩側是一個個毛主席銅像，每座銅像中都刻著毛主席的詩詞。啊，毛澤東不僅是位杰出的領導人、政治家、軍事家，同時又是一位多么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呀！

來到了毛主席的紀念館，紀念館中有很多內容。有毛主席的家人，生活瑣事；有有關毛主席從小到大被收集了的書籍、本子，筆墨等；更有毛主席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從幾十個人組黨到開始救國救命，到中華民族偉大勝利的各種革命等等。雖然參觀紀念館時，我們用的時間比較短，可仍然被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所深深震撼！

然后，我們又打上了車，前往劉少奇同志的故居，寧鄉花明樓。劉少奇偉人故居前面也有一口水塘，房后有一抹低山，整個故居被一片郁郁蔥蔥的樹林環抱。雖然文化大革命期間，故居被毀壞，但1980年對故居按原樣進行了修復。故居的正門懸有1980年鄧小平同志題寫的“劉少奇通知故居”匾額。這幾個大字，深深的沖撞著我的內心，有小許為劉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陷害的不平，更多的是對偉人的崇拜，感激。

我們莊重的走過劉少奇廣場，看到了以前革命先輩們用過的飛機，登上了花明樓的塔頂，望盡了一片花盛開、樹偉岸的景象。

在花明樓，使我留下印象最深，不，應該說是深深撞擊我內心的是那一萬個“德”字。在花明樓塔前，有一四羊方尊鼎，鼎的四面及底部全部刻滿德字。德，寓意著要做一個有品德的人，要有一顆仁德的心，治理國家更要以德服人。德，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不僅要一遍遍刻在石壁上，更要始終刻在我們13億人民的心中。劉少奇同志也是這么執著的追求著。

（結束的廢話，免了）

第五篇：論文 改革開放之巨變

改革開放之巨變

摘要：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解放思想，解決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披荊斬棘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探索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這是不平凡的30年，是光輝的30年，是偉大的30年。

關鍵詞：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發展，現代化，中國

風雨兼程，一路高歌，改革開放30周年了。這些年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的重大變化，我們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和驚嘆的偉大成就。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解放思想，解決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披荊斬棘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探索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這是不平凡的30年，是光輝的30年，是偉大的30年。

改革開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并不長，但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同志指出：“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聽了胡錦濤同志的報告，十七大代表十分振奮。一位來自農村的基層代表坦言，過去，一些農村稅費重、上學難、看病貴，農民感嘆：“你集我集農民急，你籌我籌農民愁”、“孩子越大，家長越怕”、“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今天，農民感慨：“種田不繳稅，上學不交費，看病能報銷，農民得實惠”。

變化緣自變革。從取消農業稅、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到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這些改革讓人民群眾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也折射出我國改革開放的新進展。

30年來，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改革的進程勢不可當地展開；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對外開放的大門毅然決然地打開。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一語中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強國之路。30年來，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67%，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年均

3.3%的增速，從一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國家變成了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外貿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7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三；利用外資金額排行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余額更是從1.67億美元猛增到1萬多億美元，名列世界第一。

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隨著改革的推進，利益調整加大，也出現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具體問題。

對此，胡錦濤同志旗幟鮮明地提出，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這是歷史的結論，也是現實的判斷。代表們一致表示，過去3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堅定推進改革開放分不開的；現在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只有繼續深化改革才能加以解決。

改革是強大動力，更是體制保障。科學發展，迫切需要通過改革來完善體制機制保障；共建和諧，迫切需要通過改革來激發創造活力、促進社會公平。

五年來，改革的步伐執著而又果敢，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力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農村改革春雷陣陣。取消農業稅，具有劃時代意義。更為可貴的是，我們努力跳出農村稅費改革減而復漲、愈漲愈高的“黃宗羲定律”，跨入了農村綜合改革的新階段。“多予少取放活”，改革讓農民收獲了沉甸甸的實惠，也為“三農”爬坡加油助力。

國企改革風帆高舉。國有經濟布局出現了“有減有增”的戰略性變化。

“減”的是數量：2003年以來，國企戶數年均減少8%。

“增”的卻是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2003年以來，國企的利潤年均增長35.2%，資產總額年均增長13.4%；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結”；國有資本直接支配的社會資本比2003年增長了1.1倍。

金融改革濃墨重彩。周小川代表說，經過股份制改革，工行、中行、建行的主要財務指標已接近國際大型銀行水平，并躋身全球市值最大銀行的前十位，成為國際資本市場上的亮麗“明星”。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刀闊斧。這些年，全國取消、調整了50%以上的行政審批項目。不該管的事情堅決不管，應該管的事情一定管好，政府職能正從“劃槳”變為“掌舵”，從“全能”變為“有限”，從“管制型”變為“服務型”。

多哈會議一聲槌響，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響槌不等于鳴金，入世是開放的新起點。

認真履行入世承諾，緊緊抓住入世機遇，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五年來，對外開放打開了新的局面。

改革發展是人民的事業，也是為了人民的事業。科學發展，要以人為本；改革成果，也要由人民共享。

改革問計于民。五年來，無論是重大改革決策向社會公示，還是舉行聽證會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改革決策的科學性不斷提高，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成為改革的基點。

改革協調推進。五年來，無論是農村改革與城市改革比翼齊飛，還是政治、文化、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齊頭并進，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不斷增強，擰成了一股強勁的整體合力。

改革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妥善處理各方面關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新世紀新階段，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全面提高開放水平，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要堅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使改革始終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突破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復雜矛盾，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