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反腐敗國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對反腐敗國家立法必要性的思考

李永忠

2013-3-26 6:48:55來源：2013年03月25日08:42 北京日報

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強調，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制度反腐的題中之義，也是十八大依法治黨、保障廉潔政治的新要求。應緊緊圍繞十八大確立的黨的建設主線，重新審視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現狀，加強反腐立法工作整體規劃。

現有法規制度體系難以打贏反腐敗戰爭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已基本建成了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但現有的法規制度體系難以保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一是戰略規劃上的制度反腐一直欠缺。鄧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從制度層面（主要是權力結構）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犯各種錯誤的“總病根”是“權力過分集中”，并強調“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現今，腐敗滋生蔓延的“總病根”，無疑還是“牛欄關貓”式的法規制度體系，權力脫離“籠子”導致大面積蛻變腐敗，直至“腐敗愈演愈烈”。以吏治腐敗為主征的權權交易發展為對執政黨的公信力和生命力危害。

長期以來，我們不僅對中國歷史上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成果挖掘、整理和轉化不夠，而且對清廉指數高的國家和地區反腐

倡廉法規制度成果學習、借鑒、汲取也不夠。從人性善、共產黨員道德高、無產階級素質好等理想主義的思維定式中，進行立法規劃和制度構建，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風險仍大量存在，反腐敗的目標紅線不斷壓低。

同時，反腐敗立法和制度構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追蹤腐敗現象或腐敗手段的誤區，使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如同“急診室”、“消防隊”，處于一種應急和被動的狀態。制度成本過高，制度效能過低。如公款吃喝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反復強調,下發文件幾百個,制定的“不準”多達千條。不僅始終未能根除，反而演變成“灰色腐敗”。

二是法制體系上的失衡性——重實體輕程序。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相對重視實體性法規制度的構建，但程序性法規制度建設明顯滯后，制度體系失衡，導致空監、虛監、弱監的問題大量存在。反腐敗立法工作和法規制度建設，習慣于將重點放在診治和矯正之上，偏重于追懲性、實體性制度，忽視程序性、防控性制度；偏重于工作成績的計算，忽視對工作程序的監督；偏重于對公權力的行使保障，忽視對民權利的程序保障；偏重于腐敗行為的查處，忽視對職責權限的界定和自由裁量權的約束，無法切實保證法規制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執法者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三是制度效能上的有限性——決策力不足、公信力不高、保障力不強。一是制度的決策力不足。由于整體規劃不夠，加之封建崇權、拜權、怕權思想的深遠影響，“人治”思維和現象盛行，監督者不敢監督、不愿監督，被監督者不要監督、不受監督，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情況時有發生，以言代法、以權壓制的現象大量存在。二是制度的公信力不高。由于制度設計不科學，或過于宏觀，過于籠統，尤其是關于執行程序、違章責任追究等規定不多，對一些具體問題未界定或量化；或制度創建不夠謹慎和嚴肅，草率出臺，頻繁修改，致使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同時，落實制度的責任制度、保障制度、再監督制度也不健全，使一些本來很好的制度得不到貫徹執行，未能發揮制度應有的威力。三是制度的保障力不強。由于制度的決策力不足，公信力不強，制約了制度效能的發揮，特別是專門監督機構被置于執行機關的統制范圍，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始終處于同體監督的空置、弱置境地，無法發揮監督保障功能。

反腐敗立法工作目標是構建制度鐵籠子

反腐敗立法工作必須以“權力過分集中”這個“總病根”為原點，以權力結構改革為核心，構建防治消極腐敗的制度鐵籠子。

一是加強反腐敗的戰略規劃，確立權力結構改革原則。制度建設涉及黨和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內容十分豐富。但核心是權力結構問題，即以權力結構為核心的黨和國家制度改革問題。應加強反腐敗立法工作的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依據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和作為黨內最高規章的黨章，將權力結構改革列入反腐敗國家立法五年規劃。厘清權力與權利的授受、制衡和回歸的關系，逐步建立

起能夠很好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反腐敗權力結構，真正以制度之籠關住權力之虎。

二是提高制度耦合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鐵籠子。應把法規制度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結合起來，把健全淺層意義上的規章、守則與改革深層意義上的組織體系（即權力結構）結合起來，把黨內立法（黨內決策程序、表決規程等）與國家立法（財產審報法、反腐敗法等）結合起來，把構建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與不易腐的保障機制結合起來，做到反腐敗立法工作與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的總體要求相適應，與黨和國家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相適應，與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總體目標相適應，與防治消極腐敗危險的總體部署相適應，做到制度與制度之間相互銜接、相互配套，耦合力強、體系化程度高。

三是提高公眾參與力。反腐敗立法工作必須實行開門立法，注重發揮群眾在反腐倡廉和反腐敗法制建設中的深厚偉力，不能搞專業人員閉門造車式的立法，不能搞專門機構單打獨斗式的建制。務必依靠群眾，轉換權力結構，探索黨和國家制度改革的途徑和方法；依靠群眾，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制度反腐，創新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依靠反腐立法，調整權力與權利的關系，支持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依靠法規制度，改善黨群和干群關系，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維護黨的肌體健康。

（作者為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

第二篇：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的幾點思考與建議

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的幾點思考與建議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3月8日，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鄭重宣布，今年要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是在法治軌道上深化反腐敗斗爭的迫切需要，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反腐敗領域落實總書記和黨中央提出的“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的指導思想的具體體現。

反腐敗國家立法事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全局，要堅持懲治與預防相結合，既為國家反腐敗工作提供完備的法律依據和法律程序，又給全社會尤其是國家工作人員確立更加明晰的權力腐敗、違法犯罪的法律標準和行為界限，全面發揮反腐敗國家法律法規的規范、指引、評價、教育和懲罰作用。

反腐敗國家立法要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把反腐敗立法建立在對國家權力運行規律和權力腐敗發生規律的科學認知的基礎上，建立在凝聚民眾共識、動員民眾廣泛參與的基礎上，提高反腐敗法律法規的科學性、針對性、強制性，進一步增強反腐敗執法的威懾力、有效性和社會基礎。

反腐敗國家立法要堅持問題導向，突出權力濫用、腐敗行為多發易發的重點領域、重點環節、重點崗位，堅決遏制在資源開發、工程立項、城鄉建設、財政撥款、人事安排等領域的權力腐敗，懲治利用審批權、人事權等權力而進行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等腐敗現象。

反腐敗國家立法要更新立法思維，提高立法質量，實行精細化立法，科學界定“腐敗”概念，細化權力腐敗標準，貪污受賄等腐敗犯罪行為的剛性要件，提高法律法規在執法、司法中的可操作性、一致性，最大限度地消除由于自由裁量權過大而導致腐敗犯罪逍遙法外。

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要使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優勢互補、相輔相 成，使反腐敗執紀與反腐敗執法在標準上、程序上更加有效地銜接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更好地結合起來，發揮國法與黨規在反腐敗斗爭中的合力。

反腐敗國家立法還應注意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我國政府批準的相關國際法規的銜接，以有利于反腐敗領域的國際合作。

第三篇：對反腐敗的思考

對反腐敗的思考

翁淑娟

（華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廣東廣州510631）

摘要：如今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反腐已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今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對反腐提出了“三管兩讓一入籠”。通過社會上反腐敗的案例可以看出反腐敗需要制度的建設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

關鍵詞：反腐 ；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度建設；群眾監督

近幾年來腐敗的官員層出不窮，就如近期，深圳市政協原副主席黃志光由于涉嫌受賄罪、非法持有槍支罪一案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被起訴審理。黃志光在擔任深圳市寶安區委書記，汕頭市市長、市委書記期間，利用職權為他人牟取利益，涉嫌收受賄賂6宗，包括收取玉石擺件、冬蟲夏草在內的財物，據估算大約人民幣556萬元港幣2萬元。黃志光的腐敗新聞也引發了廣大網友的關注，身為汕頭市民的我看到這條新聞時不免感到驚訝，前汕頭市的市長居然也卷入了貪污受賄的行列中。雖然平時我一向不聞時事的，但是這則新聞卻引起了我的深刻思考。隨著一批批貪污腐敗的官員不斷地被調查，似乎腐敗已不算是司空見怪的現象了，這從某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國社會的腐敗現象日益嚴重，政治風氣日益低下；但從另一方面看也看出了反腐敗的工作是當前社會和廣大人民群眾高度關注的問題。沒有關注，沒有監督，沒有人民群眾的揭發怎么可能會有那么多腐敗的官員被查處。那到底如何反腐呢？今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反腐的表述可簡單概括為“三管兩讓一入籠”，即“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根本之策”，同時也明確制度建設的方向，“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我看來，反腐敗需要制度的強化建設，更需要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

對于反腐，改革體制、優化機制、完善制度可以防患未然。人民日報曾刊登的一篇名為《反腐敗重在制度建設》的文章指出“全面深化包括經濟體制、行政體制、干部人事制度和司法體制在內的各方面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真正實現靠①① 《三中全會公報 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 建設廉潔政治》[EB].:人民網, 2013-11-12:

制度管人、管權、管事、管錢、管物，努力做到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曾經因為貪腐被執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在判刑后說過這么一句話，“組織的管理和監督對我而言，如同是牛欄關貓，進出自由。” 對此可以看出高層官員常能在利用制度的漏洞濫用權利。雖然任何一項制度制定出來后難免會存在漏洞，但在黨和人民高度重視反腐的情況下，在人民群眾的輿論監督下，由于制度的漏洞所引發的問題會被高度關注，在全社會的輿論壓力和法律壓力下問題會被解決，制度的漏洞也會同時得到逐步改善。那些濫用權力，利用制度漏洞進行貪污受賄的行為終將被查處。體制的改革和優化，制度的強化建設可以有效地杜絕利用制度漏洞進行貪污受賄的行為，起到一個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李克強總理于2013年11月2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決定整合不動產登記職責，將分散在多個部門的不動產登記職責整合由一個部門承擔。不動產的統一登記職責要求基本做到登記機構、登記簿冊、登記依據和信息平臺四統一。除此之外，還要建立起不動產登記信息平臺，這個信息平臺的運行可以消除信息的孤立。可是，到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也就只有40多個城市有實現房地產登記信息聯網，至于縣級以下城市基本就沒有聯網。信息平臺的不完善造成大量貪腐資產留在房地產市場，這不僅容易滋生房叔、房姐這樣的人，還會造成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倘若不動產有一天能夠實現全國性統一的登記和互聯，那么僅從單個地區的房地產登記記錄當中，就可以查出了多個“房叔”、“房姐”這樣的貪腐官員。這樣的話不動產登記職責就能對反腐敗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又有一個問題就是即使實行不動產登記，還可能會出現使用多個身份證的例子，這表明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仍有漏洞可鉆，對此有人提出質疑，身份證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完善，這些漏洞也將會被修補。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問題出現后會被社會群眾廣泛關注，解決問題的過程也是制度的漏洞在被不斷修復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更多地是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力量。

反腐敗的深厚力量植根于廣大人民群眾。反腐敗就要使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常態化、規范化，這樣才能成為反腐機構的有力支撐。

原重慶市北培區區委書記雷政富正是由于網上流傳的不雅視頻而被重慶市紀委立案調查。而原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也是由于《財②② 戴立言.《反腐敗重在制度建設》[N].人民日報，2013,5（29）:

經》雜志副主編羅昌平在微博上向中紀委實名舉報其涉嫌學歷造假，巨額騙貸，對他人恐嚇威脅等問題而被立案調查。雷政富、劉鐵男以及前文提到的房姐龔愛愛等都是由于群眾的揭發而被查處，這說明反腐確實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但是無規范化的群眾監督、輿論監督反而會對反腐工作造成巨大干擾，造成謠言的瘋傳，所以需要專業的反腐機構進行規范化的調查和處理涉案人員，才能使問題官員受到應有的處分。2012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查辦案件工作情況的匯報表明查辦的案件的線索有41.8%是來源于群眾信訪舉報。人民網、新華網等網站也推出網絡舉報監督專區，目的很明顯就是鼓勵人民群眾依法舉報各種違紀違法行為，走民主監督、依法監督之路。

制度的強化建設以及人民群眾的監督力量共同有效地遏制了腐敗的滋生。制度可以監管權利但是制度難免會有漏洞，這就會使得權利有可能被濫用。只有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下，權力才能在陽光下運行，才能使各種貪污受賄的行為得到查處，才能使得制度的漏洞得以發現并通過制度體制的強化建設修復漏洞，真正實現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所以反腐需要制度建設，更需要人民群眾的監督。只有不斷地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制，才能杜絕腐敗現象，才能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為實現中國夢打下厚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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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對反腐敗問題的幾點思考

內容提要：隨著國民經濟快速發展，腐敗的表現形式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舊的反腐體制、反腐機制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本文從腐敗現象的特點出發，分析了腐敗現象產生的原因，并根據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回答了遏制當前腐敗現象的具體舉措。關鍵詞：教育；制度；監督；反腐敗

一、腐敗現象出現了新動向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正處于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時期，我黨的執政環境發生了變化。經濟社會發展雖然取得了輝煌成果，但其中的腐敗問題不容小視，在新的時代里腐敗現象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新的動向，從“單兵作戰”的個體腐敗現象到“利益均沾”的集體式“集體腐敗”。從直接的“吃、喝、卡、拿、要”到用“合法程序”掩藏其不法問題，從省部級高官到基層的“村官”??。可謂是“前腐后繼”。這說明我們的反腐機制和反腐體制及工作方式還存在著與形勢不相適應的問題。腐敗形式變得越來越隱蔽，越來越難查。從近幾年查處的腐敗案件來看主要有如下幾種性質，有時可能會綜合交叉。

1、貪財型。經濟案件占腐敗案件的多數，貪污腐敗分子將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化為攫取個人財富的資本，大搞權錢交易，以權謀私。此種現象大多發生于“政商”家庭，如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案；原云南省省長李嘉廷案；原寧波市委書記許運鴻案等大案要案。也有的采取集體收入不入帳方式，私設“小金庫”侵吞集體資金，甚至編制假帳，制作或買假發票套取現金作案方式無奇不有。

2、失職瀆職型。少數貪污腐敗分子，在其位而不謀其政，任其職而不盡其職，在工作中，不管不問，甚至弄虛作假，對財務管理混亂、失控，對國家的法律法規置若罔聞，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聽任不法行為發生，一些政商家庭無視中央的三令五申，縱容親屬去經商，為其保駕護航，充當保護傘，甚至不惜違法亂紀，最終身敗名裂，教訓十分深刻。

3、侵權和無理取鬧稱王稱霸型。少數的貪污腐敗分子，由于法制觀念淡薄，官僚主義作風嚴重，自以為是這里一畝三分地上的“土皇帝”，工作中方法簡單，作風粗暴，僅為了個人利益或小群體利益，置黨紀國法于不顧，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如河北省原省委書記程維高，自恃位高權重，插手干涉行政事務，可以變著法子把省紀委書記劉善祥搞下臺；可以調動司法力量，將對他對違法違紀行為進行舉報的郭光允同志送進勞教所勞教兩年。

4、腐化享樂型。隨著我國的經濟穩步的發展，改革開放的深入，貪污腐敗分子面對五彩繽紛的大千世界和各種誘惑，一味追求低級刺激和享樂，生活作風腐化敗壞，出入燈紅酒綠場所，嫖娼宿妓與有夫之婦保持不正當關系，甚至強奸婦女，利用公款滿足私欲，造成極壞影響。如原江西省長倪獻策的蛻化變質就是從貪戀女色開始的，在給情婦郭曉紅的信中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什么省長不省長，我就是為了你和我才出去干的”。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與情婦鄭四妹；原四川省樂山市副市長李玉書包養16歲的情婦劉雅麗等等。

5、與上述幾種有關聯的“串案”“窩案”等形式的“集體化”犯罪。隨著反腐制度的逐步完善，打擊腐敗力度的加強，個人“單兵作戰”的腐敗形式難度越來越大，從政務公開化、透明化走向規范化、制度化軌道來看，官員個人為所欲為的空間已不大，從財務制度及手續上的角度上看，無論是公款旅游，吃喝揮霍，還是私分、貪污及挪用，僅由一人操作不太可能。于是共同的利益驅使，幾個人共同違法違紀，形成“串案”和“窩案”。他們不論成員多少，都是有組織、有預謀地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中飽私囊。他們或用“集體”名義公款行賄送禮，或用集體名義打政策擦邊球，以“辦好事”等名義侵吞、私分國有資產。這種“集體腐敗”極不易被發現，因為“集體”內部人會互相保護，為監督設置層層障礙，一致對外，分擔風險，從而造成“法難治眾”的局面。如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于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二日在濟南被執行死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在阜陽市擔任主要負責人期間，利用手中的公權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邊的小集團謀利，構筑了一個隊伍龐大，生死與共的“腐敗聯盟”。

第五篇：對圖書館立法迫切性的幾點思考

【摘 要】本文針對我國目前公共圖書館發展狀況和存在的問題，從依法治國方略、讀者權利、公共圖書館發展等方面對圖書館立法迫切性作點地思考

【關鍵詞】圖書館 圖書館立法

我國圖書館事業自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圖書館數量增多，基本實現縣縣有公共

圖書館；圖書館的設施建設和自動化建設也有相當大的提高，有的還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圖書館的服務方式、服務質量、服務水平等都有大幅的改善和提高；圖書館圖書情報教育事業的發展也極為迅速，現在全國已有50多所高等院校開設了圖書館學、圖書情報學、信息管理學等專業，同時社會對圖書館的要求也提高了。目前，我國的圖書館事業伴隨著知識經濟、信息時代的到來，正朝著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方向發展，數字圖書館的建設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問題也不少，許多問題還不容忽視。例如，長期以來，我國圖書館事業由于整體事業與分散管理的矛盾，在現行體制上所形成的條塊分割、多頭管理、各自為政、難以協調的局面，已嚴重地制約了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圖書館經費不足，人員素質偏低，以及在資源共享建設中暴露出來的許多矛盾，都大大地限制了圖書館事業向前發展的速度。因此，制定中國圖書館法，把圖書館事業納入法制建設的軌道，顯得愈來愈迫切。

1、圖書館立法是我國依法治國方略的客觀需要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既然實行依法治國方略，那么各行各業的發展就都要依據法律來行事。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我國的文化、教育立法已越來越為國人所重視。由此，人們對圖書館法制建設，尤其是圖書館立法的要求愈加強烈。圖書館法是調整圖書館社會關系、人際關系的基礎和保障，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在社會大環境中人是主體，即無論法律調整哪一種關系，必是以人為主而進行的，圖書館也是如此，即政府和圖書館的關系，圖書館員和讀者的關系等，這些關系的調整僅靠有關規章、制度是完全不夠的，因此，圖書館立法是我國依法治國的一部分，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客觀需要。

2、圖書館立法是保護圖書館讀者權利的需要

.為了規范圖書館工作，各地行政主管部門都相應制定了一些條例、規定，但其只是就公共圖書館的性質、方針、任務、主要業務工作和隊伍建設作出的粗線條的原則性規定，而沒能在提高讀者的法律地位、讀者平等利用圖書館資料的權利方面作出規定；每個圖書館制訂的規章制度，都是圖書館單方面制定的，在制訂的程序中沒有讀者的參與；現行制度都是遵循傳統的圖書館管理思路，以藏書為本位，著重保護藏書不受損失，對讀者而言只有遵守制度的義務，沒有規定讀者應該享有什么樣的權利保障，讀者的合法權利只停留在道德的范疇，沒有提升到法律的層面上；在“以文補文”的政策引導下，圖書館都在開展創收，以彌補辦館經費不足，創收工作中向讀者收費是否有法律依據？服務中讀者作為文獻信息消費者的權利是否受到侵害？受什么法律保護就成為主要問題。

民法認為權利是中心范疇，義務是權利的伴生物。市場經濟是主體地位平等的經濟。現行的規章制度是從保護藏書的角度出發，過分強調讀者的義務，而忽視了讀者的權利，以致影響了讀者利用圖書館的積極性，所以，讀者權利必須以法律規定。讀者所享有的作出某種行為的權利在結構上由以下幾部分組成：讀者平等利用圖書資料的權利；讀者請求圖書館履行義務的權利；讀者在接受服務時有安全保障的權利；讀者有獲得正確的文獻信息的權利；讀者有自由選擇文獻信息和服務方式的權利；讀者有向圖書館提出文獻信息和服務質量意見的權利；如果讀者權利受到損害，有訴訟請求法律給予保護的權利。

3、圖書館立法是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需要

轉貼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還相對緩慢，原因是動力的不足，這里的動力主要包括經費和人才。

3、1經費不足是公共圖書館發展動力不足的首要原因。經費是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基礎，經費不足是每個圖書館工作者都能體會到的問題。目前公共圖書館事業面臨的許多問題都與經費不足有關，如對傳統的技術改造、現代圖書館的建設等等問題。要解決僅僅不足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國外的一些作法比較可取，那就是立法。法律手段是最有力也是最有效的保護措施，它規定國家、社會對公共圖書館發展的責任，確保公共圖書館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規定財政收入中的百分之幾應拔給公共圖書館建設，這就確保了公共圖書館經費的來源和圖書館工作人員的權利、義務以及利益等。所以，多年以來在有關公共圖書館立法問題的研討中，人們往往希冀公共圖書館法能夠明確規定政府向圖書館事業經費投入的“比例數”，甚至把有沒有此類規定視為圖書館立法有無實際意義的標志。

3、2人才匱乏是圖書館發展動力

不足的另外一個原因。公共圖書館的發展要仰仗人才，而公共圖書館的清貧卻又留不住人才，這里有人才培養機制、管理機制的問題，也與圖書館的作用、社會地位有關。而從公共圖書館的立法上，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通過立法規定，明確圖書館工作人員素質的要求，規定工作人員的學歷、職稱的結構，確定編制，制定培訓機制、獎勵機制等，以此培養人才、留住人才、引進

人才，鼓勵人才脫穎而出。

4、結束語

當前，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社會各界對公共圖書館事業的認識、重視程度普遍提高，對立法工作寄予了很高期望，國家財力也具備這樣的能力，推進立法、為圖書館發展提供法律保障的時機已經成熟。國家文化部有關負責人日前也表示，“十二五”期間，文化部將進一步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規章制度建設，加快推進《公共圖書館法》立法進程。我們相信圖書館立法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