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利益集團的政治影響及分析

利益集團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分析

陳赟

（中國政法大學 刑事司法學院 10級2班學號：2010501067）

摘要：

利益集團是自愿性的組織，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為了尋求某種目標而結合在一起。

雖然說利益集團的目標不在于贏得政權，但是它會參與政治決策，對政治有不小的影響。當今社會，跨國公司繼續發展，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而本論文要研究的正是他所說的第二層意思：通過影響政治影響公共政策。

利益集團在參與對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力度大大增加，表明它在美國對外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著一種新的角色。

關鍵詞：

利益集團

政府

公共政策

政黨政治

對外政策

利益集團是自愿性的組織，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為了尋求某種目標而結合在一起。大多數利益集團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利益集團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它并不尋求取得政權，這也是利益集團與政黨額最主要區別。政黨的目標是在某種旗幟下贏得某種公共職位，乃至贏得政權；而利益集團的目標則是參與政治決策，使自身利益在公共政策中的到實現。第二，利益集團多為非政府組織。

雖然說利益集團的目標不在于贏得政權，但是它會參與政治決策，對政治有不小的影響。當今社會，跨國公司繼續發展，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20世紀50年代，戴維·杜魯門在其《政府過程》（the government process）一書中使用了中性詞“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的稱謂。他說：“利益集團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個或更多共同看法的基礎上，并且向社會其他集團或者組織提出某種要求的組織。”杜魯門的解釋含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此類集團包含有擁有共同利益的個人和組織，由于他們有共同利益，因此認同于某些經濟、社會政策目標；第二層意思是這樣的組織積極參與到政治過程中，以尋求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而本論文要研究的正是他所說的第二層意思：通過影響政治影響公共政策。利益集團影響決策者得行為被稱為“游說”，這一詞來源于利益集團代表在國會等待議員時的狀況：他們站在議會走廊，等待出入議會大廳的議員，以試圖向他們述說立法要求。當然，除了游說立法部門的議員，利益集團還去游說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的官員。他們可以直接又說，即與決策者面對面的接觸，也可以通過公共輿論和其他手段進行間接的游說。

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影響首先是通過政黨，盡管政黨與利益集團是不同的政治組織，但是二者是相互聯系的，功能也相互交叉。他們在爭取實現各自目標的過程中彼此需要對方。利益集團自身不可能制定和實施政策，因而需要政黨組織在國家政策過程中反映他們的利益。反之，政黨也需要利益集團為之提供競選捐贈，在競選中動員選民，支持政黨提出的政策，影響公共態度等等。

政黨是美國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美國民主政治的重要體現。在美國，長期以來，政黨被視為聯系政府與公眾的重要媒介。然而如今，人們越來越感覺到僅僅依靠政黨來滿足他們的需要已遠遠不夠。之所以一些人認為利益集團較政黨更有用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政黨所關注問題的范圍受到了限制，尤其是缺少面對特殊需要的彈性，因此不能回答和滿足他們的要求。政黨要在最大范圍內爭取選民，因此它必須面對眾多的問題，在政策問題上不可能像利益集團那樣專一，專門對某些問題作出反應，這就不可避免地會使某些利益群體感到自己的要求被忽視，從而對政黨的候選人感到不滿，感到要采取其他的方式去實現自身的要求。與政黨相比，利益集團的有利方面在于它能直接反映公眾關心的特殊問題，因此普通公民能通過加入組織去反映他們的利益。

如今，美國的利益集團更加活躍于政黨政治之中。它使政黨聯盟的構成變得格外困難，原有的政黨聯盟發生了分化，政黨難以通過某種意識形態去獲得利益集團的認同，以重組聯盟。

總而言之，美國的政黨政治造就了利益集團政治，反之，利益集團政治的發展也影響著美國政黨政治的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美國的政治進程。

在美國政治中，利益集團在實現美國公民請愿、申述的憲法權利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完善著美國的代議制。首先，利益集團政治使公民的要求有可能聚合并提出。公民個人的要求常常是分散的，如果沒有中介，便難以得到反映。有了集團，情況便大不相同。第二，集體行為為公民提供了一種參與政策過程的工具，個人的要求通過組織的形式去反映，也有利于立法者考慮他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第三，利益集團政治推動了立法者與公眾之間的溝通，獲取信息成為立法者履行職責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

因此，利益集團無論在政黨內還是政黨外都具有影響。它們影響著候選人的 提名和選拔，直接關系到候選人獲得支持的情況。乃至最終影響候選人能否贏得選舉。它們幫助選民通過選舉去表達自身的愿望。地區政治組織為立法者提供信息，甚至可以影響一些立法行為。在選舉和壓力政治中，組織行為的聚合成為連接被統治者和統治者的一種關鍵因素。

利益集團還對一國的對外政策有著很大的影響，在此，仍然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利益集團，不僅積極地參加美國的國內政治活動，參與國內政策的制定，同時，也從事著國際活動，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著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它們的政治參與，深刻地影響著總統外交政策的抉擇，“影響了國家安全與民主之間緊張關系的演變”。

總之，美國總統在對外政策的抉擇中面臨著多重壓力，正如托馬斯·曼在《制定對外政策》一書中說：“必須把總統與國會之間的沖突看做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曼得出結論：“毫不奇怪，今天的總統在美國對外政策方面不再處于支配地位。”

與美國對外政策體系結構性變化相伴隨，當今美國，試圖影響對外政策的利益集團的數量增多，利益集團參與國家對外政策制定過程的投入也大大增加。利益集團在參與對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力度大大增加，表明它在美國對外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著一種新的角色。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的一些利益集團就非常關注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尤其關注有關貿易方面的問題，但是影響不大。20世紀50年代以后，情況有所變化。各種利益集團開始較多的介入美國對外政策制定的過程，并且表現出明顯的反共和保守主義傾向。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反共的團體，如國家安全與公共政策組織、退伍軍人和軍事支持組織、商業組織等等。此時期美國積極參與外交政策制定的組織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外交關系委員會”、“福特基金會”。其成員包括前政府官員、美國企業界領袖和一些科技人員。各種利益集團對美國對外政策的關注和對對外政策制定過程的參與使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不再僅僅是少數專家和傳統團體的領域。美國利益集團與國際政治之間的聯系較之以往更為緊密。冷戰時期，美蘇對峙成為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決定性因素，因此，美國的對外政策過程較少給國會和利益集團提供參與或反對總統決策的機會。冷戰結束后，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國會在對外政策制定的作用明顯加大，利益集團的重要性也明顯上升。

總之，一國的利益集團影響著這個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政黨政治，影響著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利益集團在當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推進著政治民主化進程。

參考文獻——

《美國政治文化》——托馬斯·帕特森東方出版社

《美國利益集團政治研究》——譚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二篇：淺談當代中國政治過程中的利益集團問題

淺談當代中國政治過程中的利益集團問題

所謂利益集團，就是指具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認同的人，為了維護或實現某種共同利益而結合在一起的團體，他們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最大限度地參與政治過程，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實現團體成員的最大利益。

政治過程中的利益集團包括政治過程中的機構利益集團、公司型利益集團、社團型利益集團以及非組織化利益集團。在當代中國，主要有能源（包括石油、煤炭、電力等行業）、通信（包括電信、互聯網、移動通信等）、交通（包括鐵路、公路、海運、航空）、金融（包括銀行業、保險業、證券等）、礦產（包括金銀鐵礦和有色金屬）五大強勢利益集團。由于發展程度以及占有社會資源不均等方面的原因，導致當前我國利益集團間的力量對比不均衡，在整體發展中所暴露出的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多種矛盾的焦點。利益集團的目的是向國家公共權力機構施加影響以維護自身利益。當一個集團確定了自己的要求后，就要把這種要求傳達到政策中心，對公共政策的立法過程施加影響。因此，利益集團問題的核心是一定的利益主體如何表達利益的問題；而如何表達利益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的政治參與的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發生重大歷史變革進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團的影響。重大社會變革的背后，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為維護自身利益而以不同方式進行的激烈爭斗。

利益集團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 第一，從一般意義上看，利益集團在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過程中是一支負面力量。只有當不同利益集團發育成熟并且形成相互平衡的關系時，利益集團才不會有害于全社會福利，反而可能是代議制民主發展的必有條件。

第二，單個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往往與全社會利益是相悖的。但當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群歸屬于不同利益集團，且各個利益集團之間具備討價還價的條件時，政府決策有可能能平衡并反映全社會的利益。

第三，如果社會中不同利益階層發育不平衡，強勢集團主導政治，龐大的弱勢群體因為交易成本太高以及無法采取選擇性激勵而組成不了實際的“利益集團”時，如果強勢利益集團利用其強勢地位利益追求在分配中的強勢時，強勢集團就可稱之為特殊利益集團或“分利聯盟”。而這種特殊利益集團對于經濟、政治與社會過程的影響都是負面的。

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兩面性，因此我們也需認識到利益集團的正面影響。例如維權型的利益集團、維護公共利益型的利益集團，其利益訴求是正當的，這有利于社會的發展進步。

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集團的存在及其對立法及政治過程的影響是無法消除的，但卻是可以控制的。控制的方法總括起來就是麥迪遜所說的“遏制與平衡”，即一是靠政府的遏制，二是靠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平衡。有專家認為，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說著自己的話，展示著自己的力量，這是現實，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在各種合法的利益集團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臺，實現利益表達、博弈、調控的制度化，提供開放的合法利益表達渠道，讓各種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溝通中達成共識。

切身利益是利益集團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一般明確表示自己的組織目標或價值標準，從而使具有共同社會身份或持有相同觀點的人們聚合起來，對公共政策及政治民主化有著重大的影響。

因此，我們只有借助科學有效的手段和途徑，及時協調和化解不同利益集團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才能廣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只有合理保障弱勢利益集團的權利，適當限制強勢利益集團的強權，即各利益集團力量對比相互均衡時，才能促進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從而為實現社會關系的和諧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三篇：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及利益集團分析

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及利益集團分析

(何新2006年)

1.階級與分級利益集團

什么是階級？直觀的觀察即可看出，任何社會之內部，都劃分為不同的政治、經濟等級。社會中的每個人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上。這種社會地位階層的區別，來自社會中各種人群之間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差異。（由此可見，階級是人類社會中天然存在的，任何社會制度只要有社會分工就有所謂的階級）

這種來自經濟、政治與文化差異而形成的社會地位的差別劃分，就是社會中之階層劃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階層分化起源于社會分工。但階層之體制化，世襲化、非流動化，導致階級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個階級，窮人是另一個階級。世襲掌權者是一個階級，被管制的受統治者是另一個階級。不同的階級組成不同的利益集團。階級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語言，因此思想、感情與價值取向往往近似。

近代法國歷史學派以及馬克思主義認為：不同階級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別，必然發生矛盾和爭攘，這就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1萬年的玉石黃金文化期）至今，近一萬年以來人類的歷史都是階級社會史以及階級斗爭史。其間圍繞國家統治權力之爭奪和經濟利益及經濟資源之分配而發生的政權嬗變，經濟制度及政治制度變遷，根本原因都是來自階級斗爭所引發的社會矛盾。

政黨是代表和實現某階級利益集團的組織。國家是階級矛盾和階級關系的調節機器。但是，如果國家機器落入特殊權貴利益集團的操控，變成特殊集團攫取社會資源的工具，失去調節功能，社會矛盾則將高度激化而爆炸。

2.資本豪族利益集團欲主導中國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在其博客發表《文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文，其文指出推進“私有化”經濟改革之最終目的，文中說：

“必須借助于經濟改革，逐步實現生產資料的私有化，使執政黨逐步失去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經濟私有化可以為不同政黨的出現提供經濟層面的支撐。政治也是個市場，不同政黨的出現，使每一政黨在執政時，要受到制衡和競爭，使之難以形成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壟斷政權的局面。軍隊在多黨并存的情況下，將脫離政黨的支配，歸國家所有。”

上述論點言簡意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堅”的核心觀念。實際可以看作自由主義“改革派”關于“深化改革”的一個總綱。

我認為，中國未來十年的確面臨著爆發社會突變的極大可能性。當前，國際經濟已經進入一個動變莫測的危機時期。中國未來幾年面臨爆發嚴重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的巨大危險。

由于以下三大原因：

（1）國際能源價格仍將持續上升

（2）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仍將持續上升

（3）中國國內市場勞動力工資價格仍將持續上升。

勢必會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一旦經濟危機引發社會政治危機，則“白色”革命的爆發是非常可能的。

3.當代社會的階級構成要預知未來，首先必須清醒地認知現實。多年以來，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角度觀察內外形勢的方法已被國內主流學者所拋棄。

但是我仍然認為，如要清醒地觀察內外形勢，首先有必要實事求是地認知當今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只有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上，才會知道當今社會中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和目標所在，知道一些專家學者們究竟在為誰的利益講話，以及各種政策方針究竟對哪些階級或集團有利。據我觀察，當代中國隊社會階級構成大體如下：

注：進行階級分析，就是要區分社會不同人的利益需求。

（一）新興資本利益集團

這個集團由以下幾種成份組成：

1、大資產所有者，新興經濟豪族（富可敵國，擁資數百億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買辦資產者，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利益代表

3、知識分子中的權貴人士，以及內外利益集團高傭金收買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

這個集團正在通過操縱媒體及輿論，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轉變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

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不能讓財富聚集到少數人的手里，而應該實現財富的公平占有。

（二）權勢文官階層（）

主要為官員及國企的行政管理者。

1949——1976年（毛澤東時代），主導政策取向是對內抑制民間資產集團的形成，對外抵御西方勢力的滲透和入侵。

（注：發展到今天，說不定又來一次八國聯軍侵華，只是這次侵華，人家運用的是經融武器，只要看看中國抱有大量美國廢紙就知道了。）

但是近年來，為了發展私營經濟和引入外資，對內扶植民間富豪一族的發展，對外則鼓勵和吸引跨國資本的進入。

（注：市場也是資源，不能無限制的讓出市場。）

在這一過程中，干部文官體制官僚化，衍生為一個特權階層。由于各級行政權力失去監督和制衡，腐敗現象嚴重，官僚體系發生了深刻的政治蛻變和組織蛻變。

（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官員生活腐化墮落，權利失去監督，這是體制問題。其實只要把人民的權利真真還給人民，人民真真實現當家作主的權利就能解決腐敗，黨內反腐，雖有成效，治標不治本。）

（三）下層社會

主要由四部分人組成：

（1）城鎮工薪小資產者，（注：看來我就是處于這個階層，往上發展有可能會成為權勢文官階層，向下發展，失業就成為真真的無產階級了）

（2）農村小土地所有者（小農），（3）城鄉下崗失業及無業者（無產階級），（4）城鄉流民（流氓無產者）。

（注：這個階級是當今社會的危源，也就是所謂的弱勢群體，無政治地位、無經濟來源，其中許多鋌而走險，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城鎮工薪小資產者：主要是有較穩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資產的人、包括藍領工人、白領職員（中下層知識分子）。

小農：今日中國的農業經濟是極其脆弱而不穩定的個體小農經濟。所謂小農，實際是鄉村中的小資產農戶，家庭擁有小塊土地及微量農業收益，家中主要勞力出外打零工以補貨幣收入之不足。

4.面臨生存危機的中間階層

由城市工薪小資產者（小市民）和鄉村小農組成的小資產階層，在當今中國社會現實中，實際是一個介于經濟兩極：一極是富豪（資產者），另一極是赤貧者（無產者及流民）之間的所謂“中間階層”。

但是，這個中間階層的總人數及其家屬在中國總人口比例中，占據了絕大多數，這個中間階層的安定，構成中國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石。

過去二十年的改革，使這個中間階層在生活形態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現在土地、房屋等小資產的獲得，以及基本生活狀況的改善。

但是當前，隨著泛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這個中間階層也面臨著深刻的生存危機。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生態正在被急劇發展的兩極分化所破壞。這個中間階層當前普遍面臨四大危機，即：

1、醫療危機，2、養老危機，3、子女教育危機，4、住房危機。

此四大危機在民間被稱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產豪商的“房奴”。

（實際上，所謂“新左派”，主要就是這個中間階層利益的言論代表。）

耐人尋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無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國家資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產黨放棄政治領導權，國家放棄經濟管理權。

如果國民經濟淪為無國家主導、任由資本大鱷興風作浪的”自由經濟“，則將直接危及這個中間階層的生存狀態。例如，一旦實施農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則多數農民自由在市場上出賣小塊土地。雖然一些農民可以由此獲得小筆金錢，但多數農民將從此永久失去土地資源。

眾多失地、失房農民及其家屬將成為徹底無業、無產、無生計的新生無產者。同時，大型國企進一步私有化后，也將使大批產業工人“下崗”而成為失業者。

金融自由化將導致通貨膨脹和使商業銀行破產危機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勢下，目前相對穩定而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中間階層（小市民、小農），勢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堅”成功，而最終走上破產化之路。

5.“無產階級”新生

毛澤東時代，共產黨被稱作“無產階級”的政黨（國家稱作“無產階級專政”），但當時中國并沒有多少真正的無產階級。至少在名義上，當時國家全部資產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產階級”。

但今天，中國確已生成一個新生的無產無業的“無產階級”。其主要成份為：

1、失業者（下崗工人、農村赤貧者、無業社會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歷史和任何社會中，無職業、無財產、無前途、無希望的社會人員，都是極其危

險的反社會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今中國社會這一新生的“無產者”階層中，相當多數是失學、失業、有生命活力而無發展前途的青年人。

這個新無產者階層，是中國當今多數反社會犯罪分子產生的淵藪，實際也是一支具有顛覆現存社會秩序趨勢的潛在政治力量。

然而，隨著自由市場中兩極分化的加劇，未來也許會有愈來愈多的城鄉小資產者及農民面臨進一步被剝奪的命運，從而淪入這個反社會的階層中。

6.政治意識形態危機

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是因為其立黨綱領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共產”的對立詞是“私產”（私有財產）。

“共產黨”不是“資產黨”或“私產黨”。只要黨仍在入黨誓詞及黨章中宣稱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那么，這種意識形態勢必與現實中正在完全轉向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離，以至發生尖銳矛盾。

這個矛盾，根源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改革以來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和社會現實之間，發生深刻矛盾。正是這種矛盾，導致深刻的意識形態危機。

（注：我近幾年出版的《論政治國家主義》（2004年，時事出版社），《新國家主義經濟學》（2001年，時事出版社）中曾談過：要擺脫這一矛盾，共產黨所可能的選擇是重提列寧在1921年的“新經濟政策”，以及毛澤東（中共中央）在50年代初所設想的“國家資本主義”即“新民主主義”。）

7.國家應主導市場經濟

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意味著：共產黨不應放棄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領導權，不應放棄對內抑制國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對外抵抗外部跨國資本赤裸裸的擴張和經濟侵略。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應該以國家政策和國家機器，抑制內外資產階級無限制地牟取本階級經濟私利，而犧牲國內其他階級利益特別是犧牲貧苦階層利益的貧婪本性。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應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貧苦大眾利益）調節階級關系，不應對內外資本利益集團屈服投降。

只有在這樣的執政眼光和基礎上，共產黨才能重新獲得社會中勞苦大眾的擁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才能得到長久的鞏固。

8.國家不能放任市場自流

近年來的泛市場主義改革發生了重大失誤，引發了諸多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泛市場主義的所謂“改革”方向，已受到廣大人民和社會公眾廣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質疑！

而在新的歷史階段，為了整合和解決泛市場化和引入資本主義所已經帶來的嚴重社會沖突和眾多嚴重社會問題，必須將混亂無序的市場經濟，提升為自由市場與國家計劃雙調節的混合經濟。實施自由市場與國家計劃相結合，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與國有國營企業平等兼容的混合經濟。

我認為，與當今主流經濟學家要求黨和國家全面退出經濟生活的鼓吹相反，為了防止國家陷入崩潰和**，黨和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調控，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國家有必要重新制訂國家長遠發展計劃，包括醫療計劃，社會教育計劃等，廉租房計劃、就業計劃，國防計劃。必須將當前無序混亂引起百姓嚴重不滿的泛市場經濟，提升為有管理有科學計劃的新市場經濟。這樣，才能與黨的共產主義理念相協調，才能與共產主義的黨章

及憲法相容。

9.GDP不是唯一

作為國家的政治統治集團，由于上述政治意識形態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導致古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因之共產黨干部及全體黨員的傳統政治信念近年間幾乎已經完全喪失。（當今入黨已形同兒戲，甚至不須作宣誓。因誓詞內容與現實難以調和。）

這種理想信念的喪失，加劇了黨內嚴重腐敗的發生。實際上，各地之黨組織不應當喪失政治和意識形態功能，而完全變成一個“撈錢黨”。工作中心不應當都是圍繞著追求“GDP。”

10.“MBO”實際是對國企管理層的一種贖買

國有企業管理人作為經濟官員，通過MBO（一種極其奇怪的“合法化”腐敗）以及“轉制”后的高薪化而徹底資產階級化。

這種高薪贖買政策，最初實際是來自美國伊·薩克森關于“休克療法”的改革建議：“在私有制轉軌中，對共產黨官員實施贖買政策，從而使他們由改制轉軌的阻力變為動力”。

這種私有化轉軌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從根基上搞挎國有企業經濟體制。具有諷刺性的是，出錢贖買國企管理層，使之轉變為國企掘墓人而為此買單的，竟然正是gcd自身。

11.跨國資產階級利益集團已在中國扎下深根

港、臺、西方在華跨國資本及企業管理人，通過多種經濟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渠道，已經深刻地影響、以致甚至謀求左右中國官方政策，例如極力要各地政府堅持對外資實施特殊優惠的政策，反對國內企業與合資企業平等納稅的政策等。對此，共產黨從國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應聽之任之。

應當指出，與改革初期形勢完全不同，當今中國并不是資本不足，而是資本過剩，所以本國企業正在積極謀求向海外進行投資。而國外當局從未對中國投資給予任何特殊優惠政策。

12.警惕突發社會**

當前，中國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隨著通貨膨脹長期化的社會壓力，以及眾多人口就業困難，社會矛盾從中長期看，有爆炸化突發的危險。當前，社會矛盾主要表現于三方面：

1.尖銳的貧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眾多小資產階層的命運，正在掠奪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損害和被剝奪。這種剝奪，在未來幾年可能通過更嚴酷的金融“改革”（嚴重通脹以及商業銀行破產的金融危機）進一步發生。當城鄉中的多數小資產者被徹底剝奪而淪入生計渺茫之時，中國勢必發生頻繁的社會動蕩。

實際上，近年城鄉中已頻繁發生的征地危機，就是由于部分城鄉小資產者（特別是作為小土地所有者的農民），在土地及住房被開發商廉價剝奪后，進行抗爭而引發的小型社會危機。

這種小型危機本身就是一種預警的信號。

通過上述社會結構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團決定著中國的方向，誰在通過輿論（所謂“話語權”）而影響著中國的政策。

同時也說明了何以亂象頻仍，當前中國仍能保持著社會大局的基本穩定——就是因為仍然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這個中間階層乃是維持當前中國社會穩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義精英當前所極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國企全面私有化，以及黨政徹底分離，國家退出國民經濟管理等，正是最終將中國引向全面社會動蕩的最好步驟。

（注：本文草于2006年6月2日）

第四篇：中國社會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的內容

中國社會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的內容

從媒體公開報道的有關利益集團活動的案例，以及實地調研所獲得的材料看中國利益集團對地方政府決策的影響，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機關的職位本身，不僅是一些利益集團試圖獲取的重要資源，也是實現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徑。因此，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影響干部人事的任免決策。一些地方實力派人物，或因經濟實力，或因人脈關系，或兩者兼而有之，對地方基層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著重要影響力。如據筆者參與的某課題組調研獲悉，南方某市區有兩位“大名鼎鼎”的區人大代表，分別是其所在居委會的主任及居委會所屬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是典型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基于地緣、血緣和共同的經濟利益，他們所在的每個居委會及公司，都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而這兩位區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由于長期在當地基層任職，有較高的地方聲望和廣泛的人際關系，又由于其是當地“土著”代表，能影響較多的區人大代表，因而他們常常能夠影響、乃至左右該區的黨政干部人事任免，甚至能夠左右處級重要干部人事任免。一名接受訪談的干部曾指出：“區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隨便得罪他們，不能說他們有能力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但他們確有能力在需要由區人大通過投票決定干部任用時，不想讓誰上誰就上不成，該區黨政領導均對他們禮讓三分”。

2）地方政府公共投資地方政府為市政建設、基礎設施建設、農田水利建設等所進行的公共投資決策，是一些利益集團競相角逐的重要領域。有些利益集團，總是想方設法要求建設對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資項目（公園、道路、橋梁等城市基礎設施），或是這些項目的規劃（規模、選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如在一些大中型城市，由汽車及其配件制造商、經銷商、汽車消費者群體等共同形成的利益集團，就可能極力要求所在地方政府，調整城市規劃思路，加快城市道路、停車廠等基礎設施建設，斥巨資為汽車修造二環、三環乃至四環、五環等道路工程等。

3）地方政府財政資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財政部門負責的財政資金分配預算決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團競相角逐的重要領域。地方政府財政部門，在編制財政預算計劃時，常常會遇到這種情形，即各部門、各單位都強調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過主管領導打招呼，或借助上級文件依據，或通過編制發展規劃等，爭取獲得盡可能多的財政預算資金。這是政府內客觀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團（各部門或單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視為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財政資金分配決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財政稅收不少地方企業或企業集團，除了采用作假帳逃稅、偷稅、漏稅等非法手段謀取利益外，還往往與地方政府稅務部門公開“討價還價”，爭取少交稅。一些實力強大的企業（集團），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減免稅負，給以稅收優待，否則便揚言遷址公司。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也常常不得不許諾和出臺一些稅收優惠政策。由一些納稅較多的從業職員組成的專業團體，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稅收決策施加影響。例如，據筆者調研得知，按照國家現行政策規定，南方某市從2001年起，要比照“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 應稅項目，對執業律師征收個人所得稅。按此計算，執業律師40％以上的業務收入要用于納稅（營業稅5.5％，個人所得稅35％）。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執業律師們通過該市律師協會，一致要求市政府減輕稅賦，否則他們便考慮遷往廣州、北京、上海等地執業。為此，市司法局專門向市委、市政府報送一份緊急報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師條例，并參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規定，將律師個人所得稅核定為總收入的6％，減輕了律師稅賦。

5）地方政府政策法規的制定政策法規是地方政府利益調控和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某些特定利益訴求合法化的重要依據。因而，對地方政策法規的制定施加影響，是利益集團實現利益目標的“高級”手段。如圍繞在中國汽車工業周圍形成的兩個“泛利益集團”，曾推動了不同的政策法規的制定：由汽車及其配件制造商、經銷商、油品燃料經銷商、汽車消費者群體（主要是運輸公司和富人）、交管部門、以及為汽車工業發展進行合理性論證的專家學者等組成的“車族”利益集團，因其代表著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導向，極力要求調整財稅政策，特別是消費政策；有計劃地實施產業調整援助政策，大力發展汽車貿易與服務業；推動地方政府出臺帶有地方保護色彩的汽車貿易條例、政策，取消地方性交通和車輛收費項目等。由深受汽車污染之害的普通居民（尤其是交通要道旁居民、呼吸道病患者）、環保主義者、汽車替代品生產及其經銷商、以及對（私人）汽車消費文明持保留或批判態度的專家學者等組成的“反車族”利益集團，則推動地方政府出臺了旨在限制噪音污染、排放污染的管制措施，制定了有關安全、環保與節能方面的強制性標準等。

二、中國社會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的方式

在中國，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賄賂即利用金錢、美色及其他有價物券“買通”相關決策者。這是目前中國非法利益集團謀求利益的重要手段，且形式隱蔽，“暗箱”操作。一些利益集團往往通過“請客送禮、拉關系、走后門以至賄賂政府官員，使之成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將小集團的利益取向復合到行政決策中，從而獲取政策可能帶來的潛在收益”。

2）個人關系網絡即利用家族血緣、同學情誼、老鄉情結和其它社會關系等為紐帶，直接接觸相關決策者。這是中國各類利益集團，包括合法利益集團，最常用、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影響方式。合法利益集團有時會通過正式的制度管道（如報告制度），將本集團的利益訴求輸入地方政府決策中，但更多地則是通過非正式的形式（家族血緣、同學、老鄉或私人情誼），直接接觸相關決策者，表達其特定利益訴求。

3）說服即采用書信、電話電報、遞交研究報告乃至直接造訪等方式，對相關決策者進行勸說。勸說的理由，往往不在于勸說者自身的利益，而是投其所好，分析如此這般對各方的好處。與個人聯系不同的是，說服活動是通過正式渠道、“公事公辦”式進行的。

求助于“精英人物”即讓本集團中的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府成員或集團內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成員，代表本集團的意愿，直接有效地接近相關決策者，影響地方政府決策。或者以人大、政協提案的形式，將本集團的利益訴求直接輸入地方政府決策體系。如據南方某市私營企業主協會秘書長向筆者參與的課題組透露，該市私營企業主協會每年都通過組織會員中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以提案的形式，反映相關的利益要求，而且“效果比較好”。

5）通過主管部門及其領導這是目前中國合法利益集團較常用的影響方式。一方面，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團，一般都有其業務主管單位或上級主管部門，它們之間存在一種事實上的上下級關系；另一方面，政府決策機構和人員又實行分管制度，分管領導既可以直接有效地接近、影響相關決策者，也可能直接參與制定政策決策。這樣，利益集團既可以通過正式的制度管道，也可以通過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渠道與方式，將本集團的利益訴求輸入政府決策體系，而主管部門及其領導，既可以通過批示、批復、召開現場會、協調會、列入會議議程等形式，也可以通過“打招呼”、“寫條子”等非正式形式回應利益訴求。

6）借助媒體呼吁，通過輿論間接向政府施加壓力即向當地（外地、甚至境外）大眾傳媒（報刊、廣播、電視）主動提供信息，請求其向社會廣泛公開之，以爭取盡可能多的民眾的關注、支持或同情，從而對相關決策者形成強大壓力，使本集團所面臨的問題，被提上決策日程或重新考慮。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利用互聯網網絡，將成為利益集團向決策者表達利益訴求的重要方式。

7）利用既定的規則、慣例或者直接訴諸法律近年來，中國推行的決策聽證會，正成為各相關利益集團表達利益訴求的重要途徑。通過向人民法院起訴行政機關（俗稱“民告官”），以使政府改變其與本集團利益目標相沖突的政府行為，這是各利益集團，尤其是民間性利益集團，經常采用的方式。

8）施壓性集體行動這種方式的具體表現形式有：在政府機關及主管部門門前聚集、靜坐、請愿，集體上訪，游行示威，非法舉行集會游行，圍堵和沖擊黨政機關、甚至打傷政府工作人員等。近年來，施壓性集體行動有日益增多趨勢。以集體上訪為例，2000年，全國31個省（區、市）縣級以上黨政信訪部門，受理的群眾集體上訪批次、人次分別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2000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的群眾集體上訪批次和人次，分別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同比又上升36.4％和38.7％。同時，施壓性集體行動的強度也不斷提高，而且有些群體往往選擇重大政治活動（如人大、政協召開兩會期間）和重要節日進行這類行動，以便形成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9）參與或操縱選舉隨著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客觀進程，特別是黨的十五大以來基層民主的發展，以及黨內民主的逐步推進，不同利益集團已經開始有可能通過民主選舉等合法程序，參與地方的政治博弈。這將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鄉鎮換屆選舉過程中，一些非法利益集團，可能通過暴力手段威脅選民、請吃喝拉攏選民、用金錢美色賄賂鄉鎮主管干部等各種非法手段，參與甚至操縱基層民主選舉，給地方政治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團往往并非只采用單一的方式，對地方政府決策施加影響，也未必沿用上述影響方式的一種或多種。一些利益集團可能會通過向地方政府機關捐款、捐贈交通、通訊工具等，直接或間接影響地方政府決策。某些公益性利益集團，也可能運用物質性資助等方式，宣傳自己的理念，以影響政府決策。

從總體上來講，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的方式，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的方式的正式性、合法性、公開性、透明性程度不足。第二，民間性利益集團、公共利益集團、弱勢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的資源有限，合法渠道不暢，導致它們有時被迫采用施壓性集體行動。第三，合法利益集團往往利用非制度性方式，影響地方政府，獲取正當利益，也往往利用合法手段（部門立法、地方立法等）實現不當利益。第四，一些利益集團對地方政府的滲透，往往與權力的尋租相結合，甚至直接利用基層政權的力量，來謀取本集團的特殊利益。特別在鄉村社會，與轉型期的社會變革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黑惡勢力團伙，往往通過各種非法手段，直接染指農村基層政權，對農村基層政權建設造成極壞的影響。

三、中國社會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的幾點評價

中國利益集團通過游說、精英代理、訴諸既定規則、參與民主選舉等方式，對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公共投資、財政資金分配、稅收、政策法規等決策施加影響，這種影響對促進地方政府科學決策、公平施政乃至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等，都有積極的作用，具體表現在：

第一，能夠化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為合法的、建設性的利益表達。各利益集團在參與過程中，往往由于爭奪利益而發生沖突，而這種沖突“會促使競爭性利益表達機制的形成與完善，有效地疏導轉型社會的利益表達渠道，及時排除體制內隱患”。各集團若能通過合法的利益表達渠道及程序，來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一般就不會通過行賄、非暴力對抗乃至暴力等方式，來謀求其特定利益或宣泄其不滿情緒，從而能夠化解非法的、抗議性的利益表達，并因而有利于地方政治穩定及其發展。

第二，能夠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信息。由于利益集團對多元化、分殊化、異質化的利益訴求，以及反映這種訴求的“民意”，進行了一定程度地整合，地方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若能充分汲取各不同利益集團所表達的利益聚合和民意整合信息，則能更好地代表“民意”，代表本地區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決策更符合實際。同時，利益集團的參與，還有利于減少政府收集信息的成本，提高政府決策效率。

第三，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結果，通常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決策時，按照“公平”原則做出回應。這樣往往能夠減少政府決策的偏頗與恣意性，從而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公開性和合理性。

第四，有利于推進基層民主發展。處于轉型期的社會，利益集團的積極參與，往往能有效地疏通和拓展利益表達渠道。利益集團進入地方政府決策過程，提高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有效性，擴大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渠道，從而有利于調動和發揮公民的政治積極性。

顯然，上述積極作用的發揮，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如利益博弈規則的公平性與透明性、政策制定者高度的自主性與權威性、地方政府強大的利益整合能力與調控能力等。從實際情況看，利益集團影響地方政府決策可能、甚至已經在一些層面產生消極后果：

第一，力量強大、資源充裕、組織良好，尤其是與政治權力結合起來的強勢利益集團，有可能損害整個地區的公共利益和廣大公眾的利益，特別是嚴重損害社區弱勢群體的利益，影響社會的正義和社會政治的穩定。

第二，一些利益集團，可能因其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無須施壓或游說，即可讓地方政府俯首聽命，使地方政府決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響。如一些地方出現的“領導傍大款” 現象，就很能說明此種情況。

第三，一些利益集團，則可能利用其強大的權力資源，進行“權力尋租”、“錢權”交易或其他違法活動。這是目前“集體腐敗”或“組織性腐敗”的根源。它既敗壞了社會風氣，破壞了黨風廉政建設，也使有關政策或法律得不到有效執行。如在某地就形成了一個包括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司法人員等在內的龐大的、黑白合流的非法利益集團。這個非法利益集團，幾乎控制了當地的正式國家機關組織，危害一方，囂張至極。

第四，一些經合法組織異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團，往往以企業、事業單位等組織的合法外衣為依托，以經濟、政治利益為紐帶，運用合法組織的資源，欺壓、剝削 人民群眾，瓜分集體財產，謀取其成員的非法利益。

最后，也是最為嚴重的后果是，一些利益集團，可能憑借其擁有的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尤其是盤根錯節的關系性資源，通過控制地方政權（或某一政府部門、機構），謀取本集團的非法利益。如廈門遠華走私集團、湛江海關走私集團，之所以能夠長期地、大批量地、反復地從事非法走私販賣活動，主要就在于此類走私集團，均與當地黨政部門主要負責人、海關等執法機關負責人結成特殊利益集團，并編織了一張嚴密的“關系網”，使這些地方的政權機關實際上掌控在走私集團手中。

姓名：李曼曼

學號：1165001213565

2011年4月30日

第五篇：基于利益集團理論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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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集團理論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分析 作者：黃杰陽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5年第04期

[摘 要]文章針對現有企業理論在分析方法上忽視了整體分析方法的缺陷，從不同利益集團互動性選擇的視角來研究國有企業所有權結構和產權改革的內在邏輯。指出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必須依據企業利益關系協調發展的客觀要求，并依據利益兼容與正和博弈的原則，動態調整所有權安排和治理機制。

[關鍵詞]企業所有權；利益集團；國有企業；產權改革

[中圖分類號]F276．1；F279．241

[文獻標識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