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實現效能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實現效能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效能建設

行政效能就是生產力。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區域之間的競爭實質上已經演變為發展環境的競爭。誰能率先營造一個與國際接軌、人們普遍向往的良好發展環境，誰就能抓住先機，率先贏得發展。而營造良好的區域經濟發展環境，行政效能建設是根本途徑。要實現行政效能建設與區域經

濟發展的良性互動，需從以下兩個層面入手。

從理念層面必須強化四種觀念

抓住一個核心，即變“官本位”為“民本位”，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行政效能建設的主體——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要樹立“公仆”意識和“群眾”觀念，變“官本位”為“民本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我們的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能是人民的老爺。因此，我們工作的出發點應當是為人民做貢獻，為群眾謀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只有樹立公仆意識、群眾觀念，盡力為人民群眾多辦事辦好事，才能取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信任，才能樹立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才能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圍繞一個軸心，變“無限政府”為“有限政府”，做到簡政放權，減少干預。行政效能建設要堅持辦事效率和辦事程序的統一，在行政效能建設中，我們強調提高效率，主要是為解決一些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辦事拖拉，遇事扯皮等效率低下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機關要加強宏觀調控，簡政放權，減少干預，變“無限政府”為“有限政府”。好范文版權所有

突出一個中心，變“管理型”為“服務型”，做到轉變作風，優化服務。“群眾利益無小事”。作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時刻要有“服務”意識，心里要有老百姓，要轉變作風、優化服務，做到寓管理于服務之中，變“管理型”為“服務型”。

緊扣一個重心，變“隨意型”為“依法型”，做到依法行政，規范執法。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是當今民主政治社會的主流，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法制無法無天。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法律制度不斷完善，法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在各級政府和機關工作人員中依然存在法制觀念淡薄、不依法行政、不依法辦事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影響政府的效能，而且影響政府的形象，更影響到黨群、干群關系。為此，要嚴格做到依法行政、規范管理，變“隨意型”為“依法型”。

從操作層面必須做到三個堅持

堅持改革拉動，為區域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創造體制機制性條件。一要不斷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努力形成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接軌的行政審批體制，深化便民服務中心的建設工作，培育和規范社會中介組織。二要積極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疏通干部進出渠道。進一步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嚴格干部管理任用制度，減少委任制，擴大選任制，完善票決制。三要逐步完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真正實現“收支分離”。嚴格按照中央關于財政體制改革方面的有關規定，認真落實新政策、新制度，努力實行收支兩條線。好范文版權所有

堅持制度推動，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平臺。行政效能建設需要和依靠有關制度作保障，才能體現其公平性、持久性、規范性和科學性。一要完善行政決策制度，實現科學化。決策的績效是最大的績效，決策的失誤則是最大的失誤。要完善決策規則，實行決策前的論證制、決策中的票決制、決策后的責任制。凡是政府的決策都要符合法定權限和法定程序，以避免決策的隨意性和不科學。二要完善機關辦事制度，實現公開化。大力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務透明度，保證一切行政行為都在陽光下操作。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步伐，探索推行網上申報、網上注冊登記、網上審批、網上招投標等辦公方式，以科學合理的辦事流程、現代化的工具和手段限制公職人員的自由裁量權，保證行政決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三要完善內部管理制度，實現規范化。行政機關要科學配置管理資源，優化機關管理要素，合理劃分各個崗位和各個環節的事權，做到職責明確，關系理順，制約有效，以提高行政機關的工作效率和整體效益。

第二篇：實現效能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行政效能就是生產力。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區域之間的競爭實質上已經演變為發展環境的競爭。誰能率先營造一個與國際接軌、人們普遍向往的良好發展環境，誰就能抓住先機，率先贏得發展。而營造良好的區域經濟發展環境，行政效能建設是根本途徑。要實現行政效能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需從以下兩個層面入手。

從理念層面必須強化四種觀念

抓住一個核心，即變“官本位”為“民本位”，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行政效能建設的主體——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要樹立“公仆”意識和“群眾”觀念，變“官本位”為“民本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我們的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能是人民的老爺。因此，我們工作的出發點應當是為人民做貢獻，為群眾謀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只有樹立公仆意識、群眾觀念，盡力為人民群眾多辦事辦好事，才能取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信任，才能樹立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才能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圍繞一個軸心，變“無限政府”為“有限政府”，做到簡政放權，減少干預。行政效能建設要堅持辦事效率和辦事程序的統一，在行政效能建設中，我們強調提高效率，主要是為解決一些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辦事拖拉，遇事扯皮等效率低下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機關要加強宏觀調控，簡政放權，減少干預，變“無限政府”為“有限政府”。

突出一個中心，變“管理型”為“服務型”，做到轉變作風，優化服務。“群眾利益無小事”。作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時刻要有“服務”意識，心里要有老百姓，要轉變作風、優化服務，做到寓管理于服務之中，變“管理型”為“服務型”。

緊扣一個重心，變“隨意型”為“依法型”，做到依法行政，規范執法。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是當今民主政治社會的主流，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法制無法無天。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法律制度不斷完善，法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在各級政府和機關工作人員中依然存在法制觀念淡薄、不依法行政、不依法辦事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影響政府的效能，而且影響政府的形象，更影響到黨群、干群關系。為此，要嚴格做到依法行政、規范管理，變“隨意型”為“依法型”。

從操作層面必須做到三個堅持

堅持改革拉動，為區域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創造體制機制性條件。一要不斷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努力形成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世貿組織規則相接軌的行政審批體制，深化便民服務中心的建設工作，培育和規范社會中介組織。二要積極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疏通干部進出渠道。進一步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嚴格干部管理任用制度，減少委任制，擴大選任制，完善票決制。三要逐步完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真正實現“收支分離”。嚴格按照中央關于財政體制改革方面的有關規定，認真落實新政策、新制度，努力實行收支兩條線。

堅持制度推動，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平臺。行政效能建設需要和依靠有關制度作保障，才能體現其公平性、持久性、規范性和科學性。一要完善行政決策制度，實現科學化。決策的績效是最大的績效，決策的失誤則是最大的失誤。要完善決策規則，實行決策前的論證制、決策中的票決制、決策后的責任制。凡是政府的決策都要符合法定權限和法定程序，以避免決策的隨意性和不科學。二要完善機關辦事制度，實現公開化。大力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務透明度，保證一切行政行為都在陽光下操作。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步伐，探索推行網上申報、網上注冊登記、網上審批、網上招投標等辦公方式，以科學合理的辦事流程、現代化的工具和手段限制公職人員的自由裁量權，保證行政決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三要完善內部管理制度，實現規范化。行政機關要科學配置管理資源，優化機關管理要素，合理劃分各個崗位和各個環節的事權，做到職責明確，關系理順，制約有效，以提高行政機關的工作效率和整體效益。

堅持人文促動，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一要加強教育引導，暢通信息渠道，體現預警性。通過經常性的教育引導，增強廣大機關干部的宗旨意識、責任意識、廉潔意識和效能意識；繼續深化行風評議工作，辦好“行風直播室”，多渠道收集、整理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暢通群眾投訴渠道，花大力氣建好經濟發展環境投訴中心，建立健全各部門的投訴機制。二要形成監督合力，加大追究力度，體現懲戒性。要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充分發揮人大法律監督、政協民主監督，財政、物價、審計、監察等專門監督以及司法監督、～監督、公眾監督等各種監督的作用，協調配合，形成合力。紀檢監察機關要突出重點部門、重點項目和重點對象，實施紀律檢查和效能監察，哪里不落實就跟蹤到哪里，哪里難推動就督查到哪里，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要制訂出臺和嚴格執行有關損害和影響經濟發展環境責任追究辦法。各部門也要加強對“神經末梢”的監督管理，認真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切實解決“腸梗阻”現象。建立行政效能監察中心，加強行政效能監察工作。三要完善績效考核，提高福利待遇，體現激勵性。要明確牽頭部門，抓緊調研測算，盡快實現工資外收入分配統一，提高公務員福利待遇，建立并逐漸增加公務員廉潔從政的收入預期和～行為的成本預期，使他們更加珍惜自己的崗位，不愿以身試法。同時，加強績效考核，從而逐步建立起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有利于保護干部依法、高效、廉潔從政的利益格局。

第三篇：創業服務與項目建設實現良性互動

創業服務與項目建設實現良性互動

灣里區以服務重大產業項目建設和鼓勵創業為重點，不斷完善推進機制、健全服務體系、強化效能監察，實現了創業服務與項目建設的良性互動。

第四篇：實現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的良性互動

實現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的良性互動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09-07-23 16:38:00 ]作者：未知編輯：studa090629

在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地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確定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這是從我國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和“三農”問題實際出發，實現統籌城鄉發展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具體化方案。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又通過了《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農村改革發展基本目標任務做出了更加細化的界定。從我國的國情和農村發展情況來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并不是要否定我國的城鎮化道路。而推進城鎮化，即使我國的城鎮化程度達到60%，仍然會有五六億人滯留農村，所以推進城鎮化的同時也必須大力發展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是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它們都與解決“三農”問題有關。對此，積極探索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發展，實現現代化的雙重驅動，這會對我國欠發達地區城鄉社會經濟擺脫“二元”結構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考。

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互動發展的理論依據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低水平的產物，又是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城鄉協調發展是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根本途徑。城鎮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以受其影響的廣大農村地區作為腹地而存在，發揮擴散效應與回流效應，兩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不存在戰略重疊和現實矛盾。目前，有關城鄉聯系和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較多，這為我國確立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戰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體化格局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配置理論

推進城鎮化是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載體。一方面，有利于人口及經濟活動由農村向城鎮集聚；另一方面，伴隨著小城鎮基礎設施的完善，投資需求隨之增長，直接增加農民的勞務收入。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力由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這是必然發生的共生現象。圍繞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的配置，發展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劉易斯模型認為，在二元經濟中，傳統農業部門最大的特點就是剩余勞動力的存在。由于工農業之間的收入水平存在明顯的差距，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有一種向工業部門流動的趨勢。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和費景漢在劉易斯理論的基礎上，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流動的趨勢是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剩余產品的增加為前提的，彌補了劉易斯模型的不足。在此基礎上，托達羅系統發展了這一論斷，建立了一個解釋發展中國家城鄉勞動力轉移的模型，該模型認為剩余勞動力的區域轉移是理性的經濟行為，遷移決策取決于城鄉之間預期工資差異。可見，建設新農村發展現代化農業就必須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這種轉移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鄉之間工資預期的差異，這是政府主導、農民自覺、市場自發三方博弈的結果。結合我國具體現實，在城市“異質性結構”存在的前提下，可行的辦法就是建立適量的小城鎮就地轉移，實現離土不離鄉。

（二）非均衡增長理論與城市中心論

非均衡增長理論認為，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效益的存在，在市場力量的引導下，經濟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傾向于某些區域，然后通過不同渠道發揮擴散效應和回流效應，在實現增長極對外圍產品的需求和技術創新的擴散的同時，實現各種生產要素資源從外圍向核心區的流動。這些理論都是以城市為中心，強調通過資源要素從

城市向農村的流動來帶動農村地區的發展，帶有明顯“城市偏向”傾向和城市中心色彩。實現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發展，一方面需要選擇適合經濟增長的核心區域，通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效益推動城鎮化，加快要素資源的合理整合，實現經濟的非均衡增長；另一方面需要克服非均衡增長理論與城市中心論的誤區，統籌城鄉發展，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是長期以來區域經濟非均衡增長戰略選擇和城鄉發展政策供給不對等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利普頓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關系的實質就在于城市集團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通過“城市偏向”政策使社會資源不合理的流入自己的利益所在地區，最終損害農村地區的發展。

（三）城鄉聯系模式選擇理論

關于城鄉聯系模式的選擇，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拉尼斯和費景漢早就提出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經典模式，即城市-工業導向模式，這一聯系互動模式主要通過城市中現代工業不斷吸納農村中剩余勞動力來實現。在這里主要結合契合我國現實的“城市-城鎮-農村”聯系模式進行分析，盡管其表現形式多樣，有的強調農村城鎮的發展，有的強調城鄉協調發展，有的強調城市的均衡布局，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強調廣大農村地區小城鎮的發展，以城鎮為中介，實現城鄉聯系。因為小城鎮作為農村經濟、文化中心，通過其輻射作用，可以實現農村向城市的自然延伸。

另外，小城鎮作為農村的區域中心，具有很強的集聚擴散效應，能夠在一定范圍內將各種生產要素聚集起來，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和農村現代化，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弗里德曼認為，集中發展中心城鎮，一方面可以分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的規劃與權力機構，另一方面又可以為農村居民提供一個有利于其自身發展的場所，極大地降低農民的交易費用；費孝通認為，鄉鎮企業和農村小城鎮建設對于打破城市和鄉村封閉隔絕的狀態，實現城鄉要素在產業上的協調發展，形成資源要素雙向流動的網絡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互動中存在的不協調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將存在聯系的兩個經濟區域被人為地割裂開來，在造成城鎮化發展滯后的同時，又將現實經濟發展中的種種矛盾疊加在一起，導致建設新農村與發展小城鎮在契合和互動中存在諸多不協調。主要體現在：

（一）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不協調

隨著農村地區非農化浪潮的興起，農村地區相當數量的勞動力進入城鎮務工經商，基本上脫離了農業。但是，由于這種轉移沒有納入正式渠道，是一種暫時性的轉移，戶口常住地依舊在原籍，于是便出現了一個既非農民，又非城市居民的“兩棲性”游離階層。這種離農人口的“兩棲性”和不穩定性決定了一旦環境發生變化，就會出現逆向轉移。這一階層的出現對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出路，發展鄉鎮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著許多弊端。

“兩棲”人口因為其對土地的復雜感情，一方面不愿意放棄土地，而將其視為一種職業保障或發生不測風云時的退守陣地；另一方面在農業與非農產業比較利益反差極大的條件下，他們又不愿意在農業上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金，依舊實行粗放經營。“兩棲”人口對于所從事的非農產業懷有不穩定心理，沒有長期規劃，也不愿意進行大規模投資，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再生產投入上舉棋不定，不利于農村分工分業和城鎮建設的發展。他們雖然增加了許多收入，但不愿意把這些收入用于生產性投資，而是將錢用于生活消費上，這種狀況不利于經濟發展。不少“兩棲”人口在農村和城鎮占有雙份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設施，從宏觀上、微觀上都造成了

資源的浪費，同時他們卻并不因為擁有雙份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得到較高的經濟效益和消費效用。

（二）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土地資源利用的不協調

大力發展小城鎮推進農村城鎮化作為建設新農村的必然選擇，其本來要旨在于在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或農村轉變為城鎮的過程中，實現生產方式和文化觀念向城鎮現代化水平轉變。可是，在小城鎮建設中，由于選擇的偏差、定位的誤區以及農民的漠視，致使盲目的城鎮化，不僅沒有促進農村和諧秩序的演化，反而使得現有的農村秩序受到很大的破壞。一方面，就環境而言，小城鎮大多數都以落后的傳統產業為主，規模較小，無法發揮規模效益和集聚效應，但投資巨大，結果致使農村環境污染嚴重。這樣，不但沒有促進城鄉的協調發展，反而極大地惡化了農村現有的生態秩序。另一方面，盲目的城鎮化，使得“造城”運動和“圈地”熱潮如火如荼，在造就新的城市貧民的同時，又在大量吞食著農民的廉價土地。另外，隨著我國城鎮化步伐不斷加速，小城鎮數量開始猛增，土地資源利用矛盾和問題越來越突出。許多工業園區侵占良田，環境污染嚴重，建設用地盲目擴張，占用耕地過多，小城鎮建設用地粗放利用，這些都是與建設新農村的初衷相悖的，已成為制約建設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互動發展的重要阻礙。

制約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發展良性互動的因素分析

（一）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勞動力資源配置不協調的因素分析

小城鎮是城市中資本、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向農村地區擴散的橋梁，也是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平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確保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選擇，我國確立了嚴格限制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和遷徙的戶口制度，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包括小城鎮的流動。20世紀80年代，迫于農村改革和農村非農化的強烈需要，政府有限度地對傳統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做了很小范圍和程度的開放，致使戶口不發生變動的非正式人口流動成為人口流動的主流。可是，農村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雖然脫離了農業生產，但是又不能徹底地轉移到小城鎮中去從事非農產業，而是在進行二、三產業的同時，仍沒有完全割斷同土地的關系，廣大農民工在農村與城鎮之間游離著，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游離階層”。這種二元戶籍制度改革的不徹底性，既不利于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阻礙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除此之外，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不活和土地收益率低下也是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在我國現行的土地產權制度安排之下，由于土地流轉的內生機制不健全和外部環境不成熟，致使許多農民轉向非農產業，但又不愿意放棄小塊土地的經營權，土地社會保障功能不斷強化。這樣就會降低農民非農業生產投資預期，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相對自由轉移。另一方面，在土地及其它生產要素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由于客觀上存在投資報酬遞減規律，農業勞動生產率往往因為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而趨于遞減。如果剩余勞動力未轉移出去，則必然造成潛在的農業待業勞動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勞動力都投入到數量固定甚至減少的土地上，則必然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和土地收益率的低下。

（二）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土地資源利用不協調的因素分析

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土地資源利用的不協調，最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缺乏統籌和長遠考慮，造成小城鎮用地規模失控，不僅沒能體現效益，反而惡化了農村現有秩序，在土地社會保障功能對農民不斷強化的背景下，耕地面積卻大幅減少。當然，在小城鎮的發展進程中，無論是城市人口比重日益增加，還是城市自身規模的擴大，都必然伴隨著城鎮建成區的擴大和耕地面積的減少，這是任何國家城鎮化的必然趨勢。

在我國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低下，一方面，由于在小城鎮建設過程中缺乏科學合理的統一規劃，與城市規劃脫節，忽視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忽視城鎮體系規劃，缺乏應有的權威性、指導性和實效性，在缺乏項目、資金和第二、三產業集聚規模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粗放用地。

目前我國大多數小城鎮在用地結構方面普遍存在著居住用地比重過大，公共設施用地和綠化用地比重偏少，公共服務設施配套不完善等問題。其原因在小城鎮用地布局方面，存在著鄉鎮企業、村莊和小城鎮布局過于分散，城市內部道路建設不規范，功能分區不明顯，建筑密度和容積率低，建筑物布局零亂等問題，導致小城鎮土地用地結構不合理，土地利用率低下，城市集聚效益降低，生態環境較差，城市的自然人文景觀缺乏特色等。

另外，由于我國小城鎮的發展絕大多數是依靠農民自發形成的，小城鎮建設資金的嚴重匱乏是制約小城鎮發展的首要因素。在小城鎮發展初期，只能采取低成本擴張的政策，以地生財以大量占用耕地為代價。這種重外延輕內涵的小城鎮發展戰略模式，使小城鎮的用地規模無限制的擴張，耕地占用面積迅速增加。

實現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良性互動的對策選擇

城鎮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的所在，又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途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利于城鎮化發展。如何克服建設新農村和發展小城鎮之間的不協調，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筆者認為，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思考：

（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和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創新

長期以來，以戶籍制度為根基的城鄉分割體制是農村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遷徙，將城鄉居民分割為兩個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集團。直到20世紀80年代起才開始松動，市民所享有的特權逐漸開始弱化。戶籍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不應當成為人為的區分人們社會身份的標志，應適應我國經濟非農化和市場化的需要，逐步并最終徹底剝離粘貼在非農業戶口上的一系列無償的社會經濟福利，實現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實行以遷入地和常居地管理為主的管理方式，鼓勵有固定住所、有合法收入的農村人口或外來人口辦理城鎮常居戶口。這能有效地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配置，克服凝滯性強、附著性大的配置陷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要實現徹底轉移，面臨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轉移勞動力原來承包的耕地，避免大量的亦工亦農的兼業化現象。為此迫切需要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制度的創新，促使轉移土地的勞動力向種田能手集中，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從耕地退出的角度看，應該讓退出耕地經營權的農戶仍能憑他們原有的土地經營權而獲得經營權的收益。從耕地流出的角度看，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培育、造就一個懂經營管理的階層。還要進行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創新，以企業式的管理、核算和收入分配模式取代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不計效益和成本的家庭耕作模式，逐步將傳統的家庭式生產組織改造成企業式農場。這樣才能更好地契合發展現代高效農業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現實要求。

（二）建立統一協調的區域規劃體系

2004年新《土地管理法》實施以后，我國土地管理進入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階段，除生態退耕還林還草外，確保耕地總量動態平衡成為我國土地管理工作的重大戰略和艱巨任務。然而城鎮化必然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我們既要反對那些因害怕失去耕地而不搞城鎮化的典型的“小農意識”，也要防止出現忽略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稀缺的基本國情，片面追求城鎮盲目無限制擴張的錯誤傾向。中國式的城鎮化道路只能是以保護耕地為前提的城鎮發展模式。也就是說，在城鎮建設占用耕地的同時，必須通過各種有效途徑開墾同等數量和質量的耕地，以保護一定區域內的耕地總量不變。因為小城鎮建設不僅關系到自身發展，而且事關區域以至全國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全局。

小城鎮發展戰略不僅要因地制宜科學地選擇能充分發揮地方優勢，具有地方特色的發展模式和用地模式，而且要始終堅持法定原則，以小城鎮區域土地利用綜合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科學合理地確定小城鎮用地規模和布局。這就需要在小城鎮建設過程中充分發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對小城鎮發展引導和調控作用，堅持用途管制制度，建立起統一協調的小城鎮區域規劃體系，正確引導農業結構調整使耕地數量增加的同時提高新增耕地的質量，避免小城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他相關規劃脫節，防止小城鎮建設片面追求外延發展規模，用地粗放，浪費土地和亂占濫用耕地的現象，使小城鎮建設步入有序的可持續發展軌道，為新農村建設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參考文獻：

1.畢世杰.發展經濟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郝壽義，安虎森.區域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第五篇：實現鄉鎮政府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良性互動

實現鄉鎮政府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良性互動

[摘要]實現鄉鎮政府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是建立新型鄉村管理服務體制的重要標志。當前，需要在強化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功能，強化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的基礎上，健全、完善兩者間的銜接和互動機制。

[關鍵詞]鄉鎮政府行政管理； 村民自治； 有效銜接； 良性互動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深化鄉鎮機構改革，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完善政務公開、村務公開等制度，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2008年5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重申了這一要求。實現鄉鎮政府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是建立新型鄉村管理服務體制的重要標志。本文擬以村民自治為切入點。探討鄉鎮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相關問題。

一、實現鄉鎮政府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的必要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經濟和政治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在農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的廣大農民群眾，迫切要求用政治上的民主權利來保障經濟上的自主權利，村民自治順時而生。1982年憲法確立了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憲法地位，1987年11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對村委會的性質、地位、職責、產生方式、工作方式等做了比較具體的規定。經過十余年的實踐，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1998年11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它對“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做了具體規定。“四個民主”的提出及完善，對指導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建設和實踐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實現村民自治，實質包含兩個方面的目標要求：一方面要求村民委員會逐漸擺脫鄉鎮政府的行政干預，發展為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組織，鄉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之間建立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基層治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進行相應的變革，鄉鎮政府職能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全能型、管治型政府轉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限型、服務型政府。為此，進人新世紀以后，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諸如在農村進行稅費制度方面的改革、加強基層執政能力建設等，來推進兩個目標要求的實現，以探索新的農村管理體制，構建和諧農村社會。但從總體上看，這兩個方面的目標要求遠沒有達到理想狀態。

首先，從村民自治的發展來看，村民自治在總體上固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自治效果并不理想。問題主要有：(1)村民自治在一些地方并未走上正規，其應有功能未能很好地發揮出來。如村民制度化參與率不高，村民自治往往變為“村委會自治”，甚至演變為村黨支部書記或村委會主任一個人說了算。(2)農村社會治理難度加大，對村民自治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社會轉型導致農村社會分化和心理意識多元化，農村由過去以農民為主體逐漸分化為不同的社會階層，如村干部、農民勞動者、農民工、個體私營企業主等，不同階層有著不同的利益取向，從而導致村民集體意識逐漸淡化和薄弱，自我中心意識明顯上升，家族中心主義凸顯，對農村社會治理提出新的挑戰。其次。從鄉鎮政府行政管理來看，大多數地方的鄉鎮政府仍然習慣于“管治”思維，開展工作以單一的行政命令的方式進行。只對上負責，將工作指標層層分解下壓，甚至強制村民自治組織完成“任務”。導致村民自治的內容和職能受到行政行為侵占和排擠，村民委員會成為準政府組織，淪為實現行政命令的一種工具。

綜上所述，村民自治在發展中面臨一些難題，亟須在鄉鎮政府的宏觀指導下、在加強自治組織能力建設的基礎上予以解決。而目前鄉鎮政府在宏觀指導上的缺位與農民群眾期望鄉鎮政府的有位、有為形成較大反差；與此同時，鄉鎮政府機構改革、職能轉變滯后，重管治、輕服務，甚至仍然管著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其管治方面的越位、錯位以及服務方面的不到位。不僅對村民自治產生極大侵蝕，也影響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建立新型鄉村管理服務體制亟須實現鄉鎮政府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之間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

二、實現鄉鎮政府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的著力點

實現鄉鎮政府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重點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一)按照服務型政府的要求規范鄉鎮政府活動范圍和工作內容，提高鄉鎮政府服務社會的能力和水平；同時改革鄉鎮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加強群眾監督，調動群眾參與行政管理的積極性。

鄉鎮政府必須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全能者的角色轉向市場經濟條件下有限責任者的角色，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和公共服務意識，把服務型政府理念具體化、明晰化并落實到位。具體來說，鄉鎮政府應注重履行好以下職能：積極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以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農業科技推廣為主要內容的農業綜合生產力建設，增強農村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發展農村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加強農村污染治理，建設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強化農村的自我發展能力；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推進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增強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同時，鄉鎮政府應充分保障農村基層群眾各項民主權利，嚴禁干預基層群眾自治范圍內的事情，不得要求村民自治組織承擔依法應當由政府及其部門履行的職責。對需要村民自治組織協助政府辦理的具體行政事務，應由鄉鎮政府統一與村民自治組織簽訂委托和購買服務協議。明確工作要求、目標任務和經費支付方式。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得如何，工作績效如何，群眾最有發言權。要打破封閉的政府政績自我評估體系，建立群眾評估制度，使鄉鎮政府行政管理的全過程處于農民群眾監督之下。為此，要進一步健全完善鄉鎮政府政務公開制度，建立健全公眾參與重大行政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增強行政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使決策切實集中民智。體現民意。要建立和完善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機制、權益保障機制，暢通群眾監督渠道，尤其要注重發揮村民自治組織在聯系群眾、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按照“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要求，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同時加強鄉鎮政府對村民自治的指導、協調、服務和幫助，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和能力，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村民自治必須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要求，把“四個民主”和“三個自我”貫徹落實到實處。要強化村民自治組織能力建設，建立民主選舉與競爭上崗相結合的選人用人機制，拓寬選人用人渠道，增強村民自治組織的生機和活力。要完善村務公開制度，凡涉及農村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事項，尤其是重大村務和財務。都要依法召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提高村務管理和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村民委員會尤其要尊重集體經濟組織、互助性經濟組織、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以及其他經濟組織依法獨立開展活動的自主權，保障各類經濟組織和村民的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要增強村民自治功能，擴大村民自治范圍，積極承接政府轉移出來的部分行政管理和服務職能，在和諧社會建設中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村民自治的效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鄉鎮政府的指導、協調、服務和幫助。要建立健全鄉鎮政府與村民自治組織的工作聯系制度、情況通報制度、聽取意見制度、監督反饋制度，真正發揮鄉鎮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指導作用。鄉鎮政府應積極創造條件推動駐村的文體教育、休閑娛樂場所向村民開放，鼓勵和扶持村內及周邊有關實體按照共駐共建、資源共享、互利共贏的原則，為村民服務，為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提供條件。鄉鎮政府應采取有效措施，為村民自治組織協助政府開展工作提供必要經費和條件，并對工作實績好、群眾滿意度高的村民自治組織。給予一定的獎勵和補貼。要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實際，不斷加強對農民群眾特別是村民自治組織成員的教育培訓。進一步強化其法治觀念和民主意識，增強村民自治能力，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使村民自治組織在基層民主建設中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