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增收新途徑

1.加強農業基礎建設。增加農業投入，大力加強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推動農業科技進步，推進農業綜合開發，從根本上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為弄產量的增長及農業發展提供基礎性保障。

2.實施合理的農產品價格調整政策。除糧食以外，其他農產品實施市場定價。糧食在農業

和國民經濟中占有基礎地位，糧食價格成為農產品價格體系形成機制的核心，糧食價格的上漲必然帶動各種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農產品價格上升成為農業增收最有效的方式。

3.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力度。引導農民群眾不斷進行農業結構調整，大力鼓勵和扶持農工業

產業化和規模經營，適應市場需求，優化農產品結構及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農產品質量和農業效益。農業結構調整使農民的市場觀念增強，提高了農工業適應市場的能力，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將明顯增加，從而帶動農民增收。

4.認真貫徹落實惠農強農政策。重視“三農”問題，著力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加大惠農政

策和力度，實施退耕還林，農機具補貼，撂荒地復耕補貼，種糧綜合直補，生豬補貼，農業稅全免等一系列惠農政策，使農民切實得到實惠。

5.大力發展勞務經濟。促進農村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利用網絡、光波等方式，提供各種就業信息。同時不斷投入資金，加強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增強農村勞動力的就業能力。

6.通過工業化促進農民增收。第二、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迅速擴大。農

村勞動力獲得了空前的就業機會，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差異迅速轉移，勞務收入迅猛增長。工業化拉動農民工資性收入高速增長，成為農民增收的最大的動力源。非農產業快速發展，促進了就業人數的大量增加和工資水平的迅速提高，推動了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快速增長。

7.在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上尋求新突破。堅持以現代農業為方向，以市場為導向，遵循自然

規律，趨利避害，調整種植結構，大幅度壓劣擴優，著力優化以蔬菜為主的無公害生產布局。糧食生產上突出依靠科技，優化品質，提高單產，增加總產。蔬菜生產上鞏固好現有布局，逐步向規?；蜆藴驶仙?。特色產業發展上，著力培育“一鄉一業，一村一品”，致力發展品牌農業，重點擴大生產規模，在提高產品品質和商品化程度上多下功夫，穩中求進，逐步做大做強。全面提升農業的發展水平，提高農業經濟的整體效益。

第二篇：堅持科學的發展觀尋求農民增收新途徑

堅持科學的發展觀 尋求農民增收新途徑

——關于我市農民增收工作情況的調查

根據市人大常委會工作部署，9月上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帶領財經工委的同志對我市的農民增收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中，我們先后聽取了市農林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海洋與漁業局、農業產業化辦公室等單位以及**、**、**等鎮關于農民增收情況的匯報，現將調查情況綜述如下：

（一）今年以來，市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高度重視農民增收工作，多次召開農民增收推進工作會議，并認真抓好落實。農林局、農業產業化辦公室等部門堅持用城鄉統籌的思路抓農村，用抓工業的思路抓農業，全力推進項目農業和農業園區建設，進一步拓展了農民增收的渠道和空間，涌現了一批農民增收新的亮點，項目農業、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減負增收、勞動力轉移、小城鎮建設、發展民營經濟、農業的組織化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績，特別是項目農業和農業外資引進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去年9月，全省*個縣市中有*個縣市被省評為農業產業化先進縣市，**榜上有名。去年在**市農業綜合表彰會上，我市獲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績。今年1-9月份，我市農民人均現金收入預計達3858元，同比增長15.9%，是多年以來農民增收形勢較好的一年，農民增收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農民種養收入呈現恢復性增長。去年秋播以來，由于狠抓了夏熟作物的培管措施，今年夏熟生產和蠶桑生產獲得了較好的收成，實現夏糧總產8.38萬噸，其中，油菜籽收入達1.68億元，農民增收1869萬元；蠶繭總產值811.5萬元，增收1185.6萬元。全市畜牧業在禽流感、飼料價格上漲、外貿出口受阻等不利因素并存的情況下，畜禽生產保持了較好的發展態勢，畜禽產品價格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進一步拓展了農民增收的空間。

二是項目農業取得新的突破。今年以來，全市上下進一步確立了“抓農業重在抓項目”的發展理念，不斷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大力吸引“三資”投入農業，我市項目農業建設有了新發展和新提高。1-9月份，全市新建或擴建農業龍頭企業80家，直接帶動基地面積近10萬畝，帶動農戶近5萬戶?？偼顿Y1200萬元的**食品有限公司，2003年9月開工建設，今年5月建成投產，已收購青蠶豆1200噸，青豌豆500噸，帶動基地1000多畝，青蠶豆畝均增收200元。**的**公司、**的菜業制品有限公司、**的興旺水產養殖有限公司等項目，都為致富一方百姓作出了貢獻。1-9月份，農民從本地各類農業企業中得到的收入人均增加72.9元，增幅達14%，根據近年的“三資”開發農業項目實績，項目農業每投入100萬元，就能給農民每年帶來約30萬元的收入。

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步伐逐步加快。市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積極拓展農民就業渠道，加快中介組織建設，加強農民職業技能培訓，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截止今年8月份，我市新增轉移農村勞動力2.2萬人，其中就地轉移1.03萬人，異地轉移1.17萬人，農民人均外出勞務收入增加226元，增長17.7%。實現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年收入一般在1-1.2萬元之間，收入較高的是建筑行業，年收入一般在1.5-2萬元之間。

（二）近幾年，市鎮兩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在幫助農民增收上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從我們的調查情況來看，我市在農民增收上還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低”，即農民的文化素質低。在我市尚未實現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35歲以上的占73%，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無一技之長的占81%。農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成為制約農民收入進一步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場調節的比重日益加大，農業生產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多，對處于一家一戶分散經營且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民來講無異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們經營的風險，使他們很難對諸多的市場供求信息做出準確判斷，結果往往是造成農業生產的趨同，同一品種的農產品在某一時段的供給大量增加，價格下跌，農民收入隨之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用于農業生產的新品種新技術大量涌現，這些都對農民的素質提出了相應的要求，而大多數農民則有些無所適從，結果導致農業產業化步履緩慢，農業經濟效益整體不高，嚴重影響了農民的增收。

二是“高”，即農業成本高。近二年來，隨著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不斷上漲，造成了農民生產成本增加，導致增產不增收，再加上農資市場混亂，農民擔心高價買了假種子和劣質化肥農藥，到時候低價賣出農副產品，里外賺不到錢。近幾年，柴油等漁用物資價格也一路上揚，各類費用急劇上升，漁業成本不斷增加，廣大漁民的增收問題也成了“紙上談兵”。

三是“少”，即農業投入少。由于我市財政支付能力弱，用于農業的技術、資金投入有限，導致推動農民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的動力不足，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滯后，農業基礎設施長期得不到根本改善，這些問題的存在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今年我市遭遇干旱，由于水利設施功能衰退，損毀嚴重，抗災能力大大減弱，使農業生產遭受一定損失。有些鎮鄉由于財政困難，爭取到的有限的農業項目資金沒有真正投入農業，而是挪作他用，進一步影響了農業發展。

四是“重”，即農民負擔重。近幾年，國家通過實施稅費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農民負擔有所減輕，但一些不合理的收費現象依然存在，特別是涉漁收費部門還是不少，收費項目繁多，漁民負擔仍然很重。與此同時，農民的“隱性負擔”問題也不容忽視。首先是醫療、教育等負擔加重。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比不上城鎮，但是其開支并不比城鎮低，有了病往往要支付高額的醫藥費。為了讓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許多農村家長都把孩子送到城里讀書，除了繳納高額的借讀費，不少家長還進城“陪讀”，既耽誤生產，又增加費用。其次是婚嫁成本居高不下，人情消費有增無減。在農村，子女婚嫁仍是農民開支的頭等大項，尤其是為兒子成家，幾乎要用盡全部積蓄，很多人還要舉債。大部分農戶每年用于各種人情的禮金占了家庭開支的很大比重。

五是“難”，即失地農民生活保障難。據調查，目前我市征用土地涉及到892個村民組31720個農戶78598人，人均耕地在0.4畝以下的農戶為7932戶19507人，被征地農民人均獲得補償1.35萬元。有限的征地補償金只夠維持農民短短幾年的基本消費，很難用它作為自己的創業資金實現再發展，也難以保障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后賺取與從前經營土地相當的收入，從而難以保障他們能夠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不少失地農民將征地補償金一次性用于房屋建設、子女婚嫁或償還債務，目前已有相當一部分失地農民反映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困難，特別是一些失地的老年人和因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的生活保障問題尤為突出。

（三）如何保持農民收入持續、快速、穩定增長，促進農村經濟全面發展，這是當前農村工作的中心問題，也是各級政府和我們人大常委會著力研究和解決的問題。農民增收問題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經濟、社會、政治、制度、環境等方方面面，所以我們只有用科學的發展觀來指導農民增收，才能實現農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為此，提出以下建議意見：

一、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促進農民增收

農民是弱勢群體，弱就弱在素質上。全面提高勞動力素質，變沉重的人口負擔為人力資源優勢是實現農民長期性增加收入的關鍵。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戰略，消除農民的“低素質屏障”。

一是提高組織化程度。建議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一方面要圍繞農民增收來建立政績考核體系，堅持不以GDp 為目標取向，不以表面繁榮為政績，以把黨的富民政策創造性地惠及到農民身上為己任，形成農民增收穩定的政績考核機制。另一方面要加強宏觀指導，堅持政策導向和市場導向，為農民提供全方位服務，積極發展村級組織帶農戶、農村合作組織帶農戶、農戶自己聯農戶等多種形態的合作組織，引導他們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建立利益聯結機制，共同發展規模經濟和特色經濟。同時要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既要加大資金的扶持力度，更要注重加大對產前信息體系建設和產后加工流通的扶持力度，以及對農業科研和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扶持力度，從而不斷增強農業發展后勁。

二是提高勞動者素質。農村勞動者科技文化素質不高，嚴重制約著農業勞動效率的提高，直接影響著農民的經濟收入。只有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農民的素質和技能，農民增收問題才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建議政府一方面要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全面提高農民素質。另一方面要結合農業生產實際，以服務農業和農民為宗旨，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經營中遇到的一些實際困難。

三是重視農業人才的培養。在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中起著示范帶動作用的“農民經紀人”、“田秀才”、“土專家”等新型農業人才，已經成為當前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支不可缺乏的新生力量。因此，建議政府要進一步擴大視野，一方面要加強對他們的培訓，使之成為現代農業新技術的專業人才、復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通過建立農業人才后備庫，充分發揮他們在現代農業中的作用，以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

二、堅持可持續發展的觀念，謀劃農民增收

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才能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建議政府：

一是進一步搞好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化進程是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也是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手段。所以建議政府要通過合理規劃布局，盡快形成優勢產業區域化、規模化生產，做大做強一批優勢農業產業，實現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化。要加快發展農產品加工業，重點培育一批規模大、起點高、帶動能力強的農產品加工貿易企業，形成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和名牌產品，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和附加值。要采取多種措施，拓寬農產品的流通渠道，加強市場調研和信息反饋，積極發展現代流通方式，擴大農產品銷售。

二是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當前，農村集體保障功能不斷削弱，農村因病因災返貧和人口老齡化、高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農民的處境不容樂觀。針對這些問題，建議政府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一要構建農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援助體系，讓符合條件的貧困群體全部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同時要完善財政對低保的轉移支付制度，確保資金落實。二要構建農村醫療救助體系，盡快完善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重點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問題。三要構建農村教育救助體系，重點是逐步推進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四要構建社會養老與家庭養老相結合的養老保障體系，解除農村養老之憂。

三、堅持城鄉統籌的思想，加快農民增收

城鄉統籌發展是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戰略措施，也是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舉措。因此，建議政府要進一步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農村勞務輸出。我市人多地少，大量農民和富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人均占有農業資源偏小，農業勞動生產率低，是農民收入、特別是來自農業收入長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加快農村勞務輸出，順應城市化規律之要求，采取相關措施，由過去人為地限制農民進城，到鼓勵農民進城，進而發展到允許農民進城定居。這既需要改變以往不正確的認識，更需要在實際操作中摒棄以往限制農民進城的一些做法，降低農民進城定居的門檻，為農民進城提供方便。要逐步取消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在國民待遇上的差別，對進城務工一定時間、有固定住所、有穩定收入的農民，允許其申請變為城市居民，并在子女入學、社會保障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要為進入城市的農民提供適當的工作崗位，使農民真正融入城市，適應新的環境，迅速轉換角色，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和發展。

二是加快城鎮化進程。從長遠看，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是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務工收入的根本出路。因此，要逐步提高城鎮化科學規劃水平，合理布局，以現有的市區和中心鎮為重點，加快小城鎮發展步伐。要把發展農村服務業、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等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完善小城鎮功能，壯大縣域經濟，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轉向技術先進、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城鎮提供廣闊的空間，進而促進農村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

三是加快民營經濟發展。農業產業不可能支撐如此多的農業人口就業，增加農民收入必須減少農民。因此，要在加快農村勞務輸出的同時，進一步加快民營經濟的發展。要通過資金的集中投放、綜合運用金融、財稅杠桿，使民營企業向規?；⑼庀蚧⑿б婊较虬l展，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在促進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方面的積極作用

第三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叭r”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問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有一個大體的先后順序。最早是農業問題，即如何發展農業以保障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之后是農民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的問題；最終是農村問題，即大規模開展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問題。從我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觀察，目前可能正處于由解決農業問題向解決農民問題轉變的關鍵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上。

資本“下鄉” 家庭經營收入占比下降

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家庭經營農業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四大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其中家庭經營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這一比重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4年，這一數字還是60%。5年時間，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這符合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通過家庭經營中獲得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這是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傾向性問

在2008年全國農村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中，農民經營所得最終占到可分配凈收入的70.6%。這一比重在2003年為74.3%，2000年為77%，新世紀以來基本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各種留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來投資者分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發達地區，這一下降趨勢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紹興市數據顯示，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資本不足 阻礙農民合作獲取經營利潤

在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獲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現代農業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單個農戶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從事經營的領域逐步收窄，大量資本趁機“下鄉”，資本獲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業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規模養殖所占的比重穩步提高，1996年規模飼養量在全行業的比重還只有6.3%，2006年達到50%，2008年已超過60%。大多數規模養殖的是資本主導企業形式的養殖。真正農戶主導的、家庭形式的所謂散養戶占的比重逐步降低，農戶逐步被迫退出畜牧業經營。統計數據上的表現就是，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出售畜禽產品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資本逐步占領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的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要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就一定要把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留給農民，要讓農民首先能夠在農村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它們都明確限制資本進入農村占領農民經營領地。要解決單個農戶資本不足和農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矛盾，我們也應該學習日本、臺灣等地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要通過機制創新，讓合作社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資本，能夠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守住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要讓合作社有能力獲取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再通過合作社內部的分配機制，把這部分利潤轉換為農民的收入。

從數量上來看，近兩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16萬家，比2008年年底增長90.8%；實有入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32%。但是，合作社發展質量還亟待提高。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還不能很好地幫助農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資本獲取經營利潤。當前，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合作層次較低。絕大多數合作社局限在技術信息服務領域，真正能組織農戶統一購買農資或銷售農產品的為數不多，能開展農產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數。二是合作機制不順。合作社內部規范的治理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不健全，社員不太愿意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監督，合作社對社員的民主權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積極性不高。農民入社動機不強，退社較為隨意。入社后參與活動較少，合作社內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場交易量，一些合作社與社員的交易量小于與非社員的交易量。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有因果聯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它是產生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原因。只要合作社無法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它就無法獲得這部分收益，分給社員的也就不多，農戶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農戶入社的積極性不高，且隨時可能選擇退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難以建立規范的治理機制，這樣的合作社發揮的作用不大，且隨時面臨解散的危險。由此可見，合作層次決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響到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合作積極性的提高。而合作層次不高，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缺乏足夠的資本，沒辦法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

推動合作社發展，要在加強政府服務、培養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證合作社能夠占有足夠的資本。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經營主體進入農產品加工等領域，才能夠擁有為社員謀利的手段。為此，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好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平臺，推動產業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結合。

交易份額認購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合作社同樣因為缺乏資本而陷入經營困境。這迫使它們進行制度創新，發展成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具體而言，我們在發展合作社時，首先要確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規模，再據此確定所需資金數額，然后把加工規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額（deliver share）。社員入社時按規定必須認購交易份額，并同時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資，通過調整比例，使得社員出資額之和剛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資金數額。交易份額規定了社員交售給合作社的產品數量，社員交售產品總數剛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規模。如果社員當年產出不夠，允許其從市場購買予以補齊；如果超出，超過部分由合作社視情況決定是否收購。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創新，就可以為我國合作社發展建立起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資金利用機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額的同時獲得了一筆穩定的資金，借此購買固定資產，開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業務。有了固定資產后，合作社就可以進入金融體系，獲得銀行貸款；就可以創辦或控股農產品加工企業、鋪設銷售網絡，獲取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合作社利潤按交易份額分配給社員，由于交易份額和社員認購資本額成正比，按交易份額分配也相當于按認購資本額分配。合作社通過參與加工和銷售，擴大了社員合作的范圍，也提高了社員分紅回報率，增強了合作社對農民的吸引力。社員認購交易額的積極性增加，反過來又保證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只有為合作社經營提供足夠的、可支配的資本，才能夠幫助農民利用合作社實現對資本的集體占有和控制，才能夠幫助農民占據農業農村經營領域并獲取更多的收入。通過努力，目前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的趨勢完全能夠得以止住。單此一點，農民收入每年就能夠增加0.5%。如果再能夠把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農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唯一的一個量化指標，就是要保證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換言之，必須保證農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長速度。通過制度創新，讓農民通過合作社實現收入每年增加3.5%，對完成全會規定的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員出資的數量始終從屬于交易份額，而交易份額取決于農戶生產的規模和與合作社的惠顧額，社員同時作為所有者與使用者的特征沒有改變，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沒有改變。因此，引入資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農產品生產的合作，是勞動的合作，而資本的合作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為導向的，而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為導向的。

第四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的障礙解析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小康社會 農業產業化 合作組織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性因素。其中，農民增收始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除初期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5.18%，高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個百分點外，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86年-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98年-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為3.58%，兩者差距擴大到了3.3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體制的制約

1、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基層政府因人設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

2、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普通小學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861.64元，城鎮人均水平為1423.85元。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接受過農業職業 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力的7.3%，接受過有關資格培訓的人數僅占勞動力的5.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F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

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

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

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機構與人員膨脹嚴重。從1998年開始，中國開展了鄉鎮撤并精簡機構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個鄉鎮，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46400多個減少到39000多個?，F在不少地方也正在進行撤村并村工作。隨著農業稅費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少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將逐步失去相應財力保障。因此，新一輪的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有大動作，以適應農村發展的新要求?？梢钥紤]分幾步走直至徹底減少政府層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鄉并鎮。從水平層面徹底減少機構與人員。第二步，撤縣建市撤銷縣級政權，把鎮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層次分為中央、省、市三級，加上鎮一級派出機構，從垂直層面減少機構與人員。同時重新界定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好各級政府事權，并給予相配套的財權。從現行政權運行的機制來看，縣、鄉兩級政權職能主要是貫徹和執行中央和上級 政府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執行機構，執行機構重置只會增加行政成本，導致效率低下。農業稅的停征將使不少縣、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大為減少，人員將更加富余。根據精簡效能的原則，“3+1”的行政體制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這樣變革對發展小城鎮建設，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最終打破超穩定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積極意義。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

現行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發揮主要是依靠鄉、鎮黨委領導下的黨、政、經基層政權的組織體系，一個以農民為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社區合作組織一直就沒有建立起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必須對傳統合作組織進行改造，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制度變遷探尋農戶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順利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積極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實質上是一種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它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中相互分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連接起來，實現產、供、銷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帶動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農戶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可以有效避免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盲目性，同時也可以順利實現農產品與市場對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要不遺余力地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創業扶持與服務，安排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專項資金，較大幅度地增加對龍頭企業的投入。同時也要加 強引導與監督幫助農民與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努力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加非農經營收入

目前，農村中有5億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達2億多。2002年底與1996年相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中，非農經營收入比重已從29.26%提升到51.7%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亮點，而支撐農民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因此，如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辟“綠色”通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動是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中央為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性障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無疑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的熱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與城鎮下崗失業人員雙增的態勢不可避免。城鎮就業壓力的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構成障礙。目前，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中，農民身份并沒有變化，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愿意擺脫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經轉移的農村勞動力處于不穩定的就業狀態，難以完成形式和本質都兼備的就業領域轉移。因此必須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定農民退出農村的決心。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落實一號文件鼓勵農民自主創業的各項措施，增強轉移勞動力資本積累能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有效的轉移。

（四）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民的競爭力

目前農民素質的偏低的狀況，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因素，農民收入低又進一步影響到農民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使他們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識和技能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農村教育體制變革勢在必行。首先，調整中、小學校布局，實行資源重組，加強農村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和培訓，提高師資水平。其次，改革農村教育費用制度，嚴格實行義務教育一費制，同時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由縣、鄉（鎮）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轉換。以徹底改變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與費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強農民繼續教育和科技培訓力量。利用農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資源，創辦農民培訓學校或農民夜校，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采取多渠道的辦學模式和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參考文獻：

《十六大報告》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二OO四年“中央一號文件” “人民網”的有關數據資料

安慶市委黨校講師

錢曉春

2004年11月

第五篇：促進農民增收

白水民間資本助推經濟發展澄城六大舉措促進農民增收

（記者 王小麗 通訊員 楊娟）作為全省首個出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意見》的白水縣，今年民間資本呈現出活躍態勢，已有48億民間資本計劃投向71個建設項目。白水縣圣源果業有限責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設中，這個占地15畝，由民間資本投資2800萬元的工程計劃建設18個冷庫、兩個儲藏庫和加工車間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貿加工，預計6月份就可以投入運營。白水康貿糧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項目也已開始試運營。這些注入白水民間資本的項目不僅涉足果業、糧食等基礎產業，同時也逐步進入白水的基礎設施、民生和社會事業等領域。

近兩年，白水不斷放寬民間投資范圍，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鼓勵縣內各階層自主創業、引導外出打工人員回鄉創業，吸引縣外人員來白水創業。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性產業、市政設施、公益性事業、旅游開發等領域。開展各類培訓活動，提高民營企業主管理水平和市場開拓能力。減免各類稅費，幫助企業減輕負擔。

據介紹，今年全縣民間資本共投向71個建設項目，總投資48.6億元。目前已有26個項目開工，投資1.97億元，全部項目有望在明年內完成。

本報澄城訊（通訊員 張建軍 記者馮戰武）今年以來，澄城縣委、縣政府結合縣情實際，圍繞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21%的目標，重點實施六大舉措，確保群眾增產增收。這六大舉措即：深入開展“水利建設年”活動，明確今年水利建設七大重點任務，為促進全縣農業農村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水利支撐和保障；縣財政列出300萬元專項資金，加大對蘋果新建園苗木補貼力度。截至目前，全縣新建果園2.4萬畝，占全年任務的60%；對新建標準化圈舍每棟獎補1.8萬元，對新建600頭

種豬場獎補80萬元，進一步增強群眾發展生豬產業的積極性，力爭年內實現存欄70萬頭，出欄100萬頭目標。同時，狠抓生豬產業發展的飼料來源，全面擴大地膜玉米種植面積，積極落實農資補貼等，確保全縣18萬畝任務完成；嚴格按照“城鄉增綠、農民增收”的方針，堅持經濟林與生態綠化并舉，全縣新發展核桃經濟林1.2萬畝，綠化道路20公里，義務植樹35萬余株；抓住農民進城基礎在戶籍、核心在住房、關鍵在社保、重點在培訓、根本在就業五個關鍵問題，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業、教育、衛生等各項相關保障機制，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目前700余人已辦理落戶手續；積極開展農村環境衛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動，積極推行村、組（巷道）垃圾“戶清掃、村收集、鎮拉運、集中處理”模式，有效改善群眾生產生活環境，加快了新農村建設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