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問題的重新審視

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問題的重新審視

摘要：作者在綜合考察了多方觀點之后認為，要正確看待農村信用社的改革，首先必須正確理解當前農信社存在問題，主要是農信社經營業績與管理者能力的矛盾、花錢買機制與監管的矛盾、中央政府與地方利益集團的矛盾，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若干政策思路及建議。

關鍵詞：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

一、當前農信社存在的關鍵問題辨析

（一）農信社經營績效的癥結不在于產權制度，而在于經濟環境和經營管理者能力一直來，我國農村信用社總體經營狀況不佳，在同行業中處于劣勢地位。對此，許多學者往往把它歸咎于產權制度問題，認為農村信用社改革的核心和基礎是改革產權制度、明晰產權關系，只要產權明晰了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提出了這次改革也可謂是國家花錢買機制成敗的標準：主要看產權是否得到有效明晰，行政干預是否得到有效遏制，約束機制是否得到有效強化，支農服務功能是否得到有效增強。這一標準表面上看相當完善，實際上卻充滿矛盾，很難求得統一，很有點走鋼絲的味道。縱觀農村信用社發展的歷史，不難看出制約農村信用社的發展和影響農村信用社經營成敗的關鍵是經營環境和經營管理者的能力問題，而產權制度本身則構不成決定因素，盡管農村信用社在總體經營上處于劣勢地位，但并不是每一個農村信用社的經營情況都很差，實際上農村信用社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里不僅有地域間的差異，也有同一地區不同機構之間的差異，這種在同一產權制度下的差異表明產權制度本身并沒有構成對經營情況的制約。農村信用社之所以在經營上處于劣勢地位是有其歷史淵源的。首先，農村信用社的劣勢是與生俱來的，它先天就是一個沒娘的孩子，今天寄養東家，明日寄養西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既形不成自己的一整套管理模式，也沒有一個娘能為它爭得一席之地，取得些許優惠，可謂先天不足；其次，農村信用社的服務對象是農村、農業、農民，它既是一個高風險行業，也是一個高風險群體，規避風險的難度本身就比其它銀行機構要來得大，特別在當前農村總體富裕程度較低、農業保險體系尚不完善、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其經營環境仍然較差，經營成效很難在短期內有很大的突破；第三，農村信用社也可謂是個垃圾箱，今天要擔負政策性信貸支農的任務；明天要接收清理農村合作基金會的并賬；而后天則要兼并問題城市信用社，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使其不堪重負；第四，農村信用社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條件既影響了高素質人才的引進，并且其塊狀結構也影響了信息的傳遞；第五，農村信用社是鄉鎮企業、個私經濟發展的搖籃，是改革成本的支付者。在經過一輪一輪經濟發展周期后，已有許多鄉鎮企業、個私經濟發展成為今日的明星企業脫離農村信用社去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也有許多企業已被經濟發展的大潮淘汰成為不良資產，其間，農村信用社擔負的完全是一個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可見，農村信用社這種劣勢產生的癥結更多的來自于內、外部環境，并且很多是產權制度本身所不能左右的。實際上影響農村信用社經營情況的更多的來自于：

1.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高低決定著農村信用社經營情況的好壞。當前，我國南北差異、東西部差異是個不爭的事實，這不僅反映在經濟發展上，并且也體現在銀行業的經營業績上。就拿浙江與廣西來說，2003年浙江省農村信用社系統實現利潤12.25億元，不良率為8.84%，而廣西農村信用社系統則虧損3.26億元，不良率高達47.01%，兩者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里經濟發展的程度、經濟發展的趨勢、經濟發展的模式起著決定的因素，下列兩組數據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圖1是歷年來臺州不良率與GDP增幅關系圖，表明了銀行不良貸款受經

濟發展趨勢的影響：當經濟處于上升通道時，不良率表現出持續的下降；當經濟處于下降通道時，則不良率表現出持續的上升，經濟發展的落差越大則對不良率的影響越大。圖2是臺州各縣（市）人均GDP與不良率關系圖，作者發現不良貸款與經濟發展程度的關系密切，在同一地區、同一經濟模式下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地方相對不良率較低，經濟發展程度低的地方相對不良率較高，其相關度達58.6%。

2.行政干預程度的深淺、法治環境的優劣左右著農村信用社的經營業績。

我國外部因素對銀行業的制約是顯而易見的，據2003年中國人民銀行對2001—2002年我國不良資產形成的歷史原因的調查顯示：由于計劃與行政干預而造成的不良貸款約占30%；地方干預，包括司法、執法方面對債權人保護不力的約占10%；內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僅約占20%。這里盡管是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調查分析，但已說明外部環境的制約程度，特別是最近發布的金融生態環境評估報告顯示：法治環境貢獻彈性為0194961；金融部門獨立性的貢獻彈性為0121773。它表明金融部門的嚴重風險，有相當部分事實上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各類風險的集中和綜合反映，可見金融外部環境的優劣已成為嚴重制約農村信用社經營業績提高的根本原因。

3.高管人員素質的高低、責任心的強弱影響著農村信用社的經營業績。

在同一條件下，人在任何事件中一直來是決定因素，這是個不爭的事實，農村信用社的經營也不例外，由于農村信用社受地域的限制相對總體高管人員的素質稍差，學歷、學識水平普遍較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信用社的經營業績。這從（圖2）也可看出，在處于同一經濟環境、同一經濟模式、同一經濟發展程度下的農村信用社其經營業績雖與經濟發展程度高低的趨勢一致，但仍表現出一定的差距，這里更多的是高管人員的素質和責任心影響的結果。

（二）當前環境下花錢買不到好機制

1.分散的股權設置顯露出地方政府內心的隱患：誰來承擔對“三農”的金融服務?誰來承擔對放手經營帶來的風險?這種心態下不可能構建出明晰的產權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這次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中央割肉放權卸包袱，今后各省、市、自治區一級政府全權負責對農村信用社的風險處置、化解和承擔對風險造成損失的彌補，并要落實對“三農”的金融服務。而服務“三農”則無疑要以犧牲經營者的利益為代價，放手經營則意味著要以承擔風險為前提。因此，各省級政府在總體設置和要求上雖有明確的市場化取向，但大都仍不愿放棄“合作”直接過渡到“商業”銀行，并且在股權設置上有意識地設計了一些阻礙投資人控股的種種障礙，如入股面、入股比例、內部股、資格股等的控制，在農村信用社的章程上也要求明確對“三農”服務的宗旨，其本意就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來釋放、緩沖這一矛盾。省聯社的產生可以說是順應了這一需要，是政府的一個緩沖器，是代政府掌舵、把關的。省聯社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是由縣（市）級農村信用社投資入股的一個金融企業，應處于從屬的子公司地位，正是由于行政權力的賦予，才出現了有悖于市場經濟規律的“子”管“父”業狀況，人權、財權、事權盡收囊中。因此，要農村信用社在這種缺失“三權”的情況下去談明晰產權、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實際上是欺人之談，它最多只能構建一個框架，搞一個形式，走一下過場，不可能有真實意義上的實質性操作，這也是政府所期望的，而現實的決策權、經營權、監督權混淆不清的狀況也說明了這一點。

2.明晰的產權與服務“三農”以及銀監、行業管理、地方政府三個婆婆之間是一個矛盾體，三者之間很難求得統一。所謂明晰的產權是指產權所有者能夠按照他認為合適的方式使用其財產的權利，利益最大化是其追求的最終目標；而服務“三農”則是一種政府行為，它

是以犧牲經營者的利益為代價的，如果沒有建立良好的補償機制，則兩者之間很難統一，其結果必然是背道而馳。而三個婆婆的設立從理論上講，是為了維護農村信用社健康、穩定發展，但這種剝奪“財權、事權”的管理模式與明晰的產權是格格不入的，并且從法律意義上講也是不能容忍的。實際上銀監、行業管理、地方政府三個婆婆之間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當前銀監部門既是行業最高管理者，又是行業監管者的雙重角色，已遭到監管過度的非議；而行業管理設計的初衷是一方面要制約農村信用社內部人對股東權利的忽視與背離，另一方面則要起到制約地方外部勢力干預的作用；而地方政府由于承擔了責、權、利，也決定了政府不會輕易退出，同時，也無法全身退出。盡管從表象上看三者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權力的分配，特別是政府的行政干預必然成為一個矛盾體。

3.明晰產權法律地位的時機尚不成熟。我們知道銀行業是一個既特殊又傳統的高負債行業，產權所有人資本的有限性與社會風險的無限性，決定了各國政府都無法輕易退出對銀行業的必要管制。特別是農村信用社由于點多、面廣、基礎差，若一味強調明晰產權，并賦予明晰后的產權以法律地位，則時機尚欠成熟。首先，從穩定的要求出發不允許所有農村信用聯社都真正成為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獨立法人。因為，盡管這次中央銀行買了資不抵債農村信用社50%的單，但留下的50%，大部分農村信用社沒有得到很好的彌補，還需要很多年消化彌補，很多農村信用社仍在較高的不良率下運行，本身條件就不成熟。實際上即使地方政府有財力把另一半也予以彌補，在現有的經營環境和管理水平下如果真正對農村信用社的產權進行明晰，由其獨立承擔法律責任，那么可以預見很多農村信用社將會出現擠提、破產，將會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其次，由于銀行業的特殊地位，法律的可信性到底如何仍是個問號，農村信用社在眾多普通老百姓眼中仍是一個準國有銀行。我們知道法律在銀行業的重組上往往顯得蒼白無力，它完全受制于行政命令，基層獨立法人很少有講話的權利，城市商業銀行的組建是這樣，這次農村信用社的改革也是這樣，不管你愿不愿意，根本不按市場化的要求去運作，如這次農村信用社的改革，不管良莠一律以零資產入賬，一些經營業績優良的農村信用社老股東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而一些經營業績差的信用社仍存在著嚴重的資不抵債，老百姓入股無疑在打水漂，法律在這中間本身就是一種軟約束。現在的所謂獨立法人在老百姓眼里是換湯不換藥，農村信用社就是國家的，從而導致出現眾多的企業和個人為了取得貸款的便利和資格而入股的行為，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才不構成對社會穩定的威脅，也正是基于這一點在老百姓眼里股金與存款一樣硬，無非是流動性稍差而已。

（三）花錢買機制不應成為地方與中央博弈的焦點

這次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國家已花了巨資，但注資后究竟要取得什么樣的效果，達到什么樣的目的，雖然央行有個比較明確的要求：“明晰產權關系，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強化約束機制和加強內部管理”。但一度時期各界曾有不同的爭論，有的質問把置換不良資產留給農村信用社是否是慷國家之慨，亂花錢；有的懷疑國家花巨資是否在鼓勵落后，對這次改革充滿了疑問。這里有一點是必須要明確的是，國家既可以為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剝離買單，同樣也應該為擔負政策性支農任務和實際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農村信用社卸包袱，注資應該說更多的是還了舊欠，使一直來這種扭曲的政府行為得以理順，有利于農村信用社輕裝上陣、健康發展。但問題的焦點是中央政府為取得注資正向激勵的效果，設計了一系列條條杠杠，諸如：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下降比率、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等一系列發行、兌付標準，可以說給央行的票據發行和兌付橫了一道門檻，從而給一些經營環境差、嚴重資不抵債、實際更需政府救助的農村信用社設計了障礙。真金白銀誰不想要?博弈從此開始。什么存款化股金、貸款入股、政府入股、虛假入股時有發生；弄虛作假、貸款形態不實等情況履禁不止。應該說中央政府正向激勵的思想沒有錯，農村信用社要求得到注資的迫切愿望也情有可原，關鍵是兩者之間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既使農村信用社不需要通過弄虛作假就能達到發行、兌付的要求，又使央行專項票據的發行取得正向激勵的效果。

二、政策思路及建議

首先，產權制度的改革在當前的環境下應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應過份強調產權的明晰，對農村信用社應承認國家辦金融的事實，應按市場化操作的要求，對部分確實很少擔負信貸支農任務的農村信用社進行股份制改造。這里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這次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盡管國家買了50%的單，但其余的掛賬虧損地方財政無力彌補，需要通過自身努力經過若干年逐步消化，本身基本條件就不具備；二是現有股本的構成存在較多不足，如：股權高度分散，部分地方出現承諾對股金保息分紅，下達入股任務，硬性攤派入股等情況，實際上眾多的企業和個人入股農村信用社的目的是為了取得貸款的便利和資格，本身對股權就沒有一個明晰的要求；三是省聯社這種剝奪農村信用社經營自主權和人事任免權的操作模式在客觀上制約了農村信用社對產權明晰的要求，但在當前的條件和環境下這種操作模式又是必要的。鑒于上述這種狀況和現實，對農村信用社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個模式，應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作者認為對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其基本方向應該是優化農村金融環境，鞏固合作制，適量進行股份制改造，對那些確實沒有多少支農任務的農村信用社應引入市場機制進行徹底的股份制改造，這里強調市場機制就是要求國家不要再當冤大頭，不要光知道付出不知道創收，再遭到象國有銀行股改這種賤賣的非議，實際上這次農村信用社改革也有類似的情況，確實有點慷國家之慨，如對資不抵債農村信用社的彌補，現實農村信用社是二級法人一級管理，并且改革除少量保留二級法人外，大部分是一級法人聯社和合作銀行、股份制銀行，整體資產都是統籌的，按理說對資不抵債的測算和彌補應以聯社為單位進行，但現實則以信用社為單位進行測算和彌補，很多整體資產遠大于負債的農村信用聯社因一家或二家農村信用社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仍能得到國家的救助，這完全是沒有必要的。因此，今后在對部分信用社進行股份制改造時要承認國家辦金融的事實，要用公開的、市場的方式去操作，對溢價升值部分以省為單位進行統籌，作為合作制農村信用社的風險基金專戶存儲，從而為合作制農村信用社的健康發展打下一定的基礎。

其次，專項中央銀行票據兌付的標準不應過于苛刻，不應面面俱到，應使農村信用社經過努力能夠達到。這次國家花巨資進行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一個比較時髦的提法是花錢買機制，事實上這種在多方博弈、相互制衡情況下不可能買到好的機制，比較貼切的提法應該是國家花巨資解舊欠、卸包袱，這期間要取得一些正向激勵的效果是理所當然的，關鍵是如何掌握好度的問題，設計適度的不良率下降指標，資本充足率提高指標、健全內控制度、完善內部管理等作為兌付的標準是無可厚非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實際上法人治理結構的考核是自欺欺人，明知是形式還要考核這種形式是否完善，是否有效，這種考核使基層行無所適從，無形中增加了票據兌付的難度，應刪繁就簡并適當調整考核指標或延長考核時間，使每家農村信用社經過努力后都能取得國家扶持的真金白銀，使每家農村信用社都能解下包袱從困境中擺脫出來。

再次，農村信用社發展應走省級聯合之路。省級聯合是農村信用社發展的最優選擇，是服務“三農”的最佳途徑。既然把服務“三農”作為農村信用社的一項重要任務，那么選擇省級聯合組建省聯社或省級農村合作銀行是農村信用社的最佳發展途徑，它既可應對在現有條件下抗風險的需要，達到社會穩定的要求，避免單個機構經營容易帶來風險的不利因素，又是服務“三農”的最佳途徑。一直來農村信用社對“三農”的服務和對農村經濟發展的貢獻是有目共睹，成就今天鄉鎮企業的輝煌農村信用社功不可沒，千萬個個體工商戶、販運戶、種植戶、養殖戶、加工戶的脫貧致富奔小康無不凝聚著農村信用社員工的心血，農村信用社離不開農民，農民離不開農村信用社。盡管農村信用社員工的學歷、素質沒有其它金融機構高，但它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服務群眾，使農村信用社與農民

建立了一種魚水關系，避免了信息不對稱的矛盾，并且農村信用社長期的農村金融服務已培養和造就了一批適應農村金融發展需要的專業人材，這是不可或缺的，可以客觀地說農村金融的弱勢并不是農村信用社員工素質造成的，實際上其本質問題是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問題。對農村信用社的改革作者再不贊成的是一哄而起，好象目前中國離開了私有制就死路一條，這種不看條件的盲目改革實際上是一種誤導，試問誰敢把所有農村信用社都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行使法律責任的獨立法人，試問在現有條件下誰能真正完善農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結構，這種不可為而為之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浪費和犯罪。農村信用社要想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和改制的條件至少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因此，我們需要的是正視現實，對農村信用社應在適量改制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合作制規范，并且國家辦金融的基調不能改變，這樣才不背離服務“三農”的宗旨，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區域性乃至全局性的農村金融風險。

最后，要優化農村金融環境，加快建立起政策性支持“三農”貸款的補償機制。影響金融業經營業績的客觀因素已被眾多的專家、學者認同，金融生態環境的提出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關鍵是如何付諸實施。特別是農村金融，貧困、貧窮困擾著其健康發展，缺乏農業保險，農村保險體系不完善，缺失存款保險制度，再加上擔負政策性信貸支農，如果不建立起良好的補償機制，農村信用社是很難在短時期內走出困境的，發展農村經濟需要有個過程，當務之急是如何盡快建立起存款保險制度，完善農村保險體系，拓展農業保險領域，并建立起政策性信貸支農的良好的補償機制。作者相信，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農村金融配套環境的改善，農村合作金融必將有燦爛的明天。

【轉載文章】 原文作者：姚土清，王宏濱，匡立英，胡躍駿原文出處：《上海金融》2006年第7期

第二篇：重新審視自己

重新審視自己

??《遇見未知的自己》讀后感

單位舉行今年的讀書活動，本來只是抱著一種完成任務的心態，在網上隨便挑選了本《遇見未知的自己》買來看。隨便翻了翻，卻沒想到真的給我原本浮躁的心靈帶來了些許平靜。

本書是臺灣知名女主播張德芬書寫的身心靈小說，以主人公若凌的感情和工作為主線，通過若凌與一位老人的對話將心靈思考、人生哲學深入淺出進行了剖析。讓我心里有很多的觸動！

為什么我們總不快樂？為什么我們不能擁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們似曾停下腳步來問自己內心里真正的感受？我們是否有那么的了解自己？我們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金錢？名譽？地位？權勢？得到了的東西是否有預期的那樣快樂？總是在自己的潛意識中誤解、沉淪，追求著種種角色扮演的被認同感。書中老人說：“你不是你的工作，你不是你的表現，你不是你的成功，你不是你的失敗。這些外在的東西，絲毫動搖不了你那個內在的真我，看清楚小我的虛假認同。”“痛苦是你創造出來的，因為那個是你對事情的解釋。”是啊，在這個競爭的社會，在工作、生活中我就是特別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因而不斷的盲目的去攀附追求那些外在的東西，當每次得到后，喜悅總是那么的短暫，內心依舊迷茫、痛苦。也如書中若凌所言：“活著好累！”，此書老人的話讓我驀然驚醒??

我喜歡本書中的每一句話，最經典是：“親愛的，外面沒有別人，只有自己”。所有的人、事、物都是自己內在的投射，從小的教育，環境，經驗等讓我們接受了眾多的應該和理想，于是我們產生了很多的信念、價值觀、態度、標準，來約束自己，也來衡量、批判他人，探討著別人的不當，生活的不公，從來不檢測自己思想的正確性。在不知不覺地做了生活的傀儡，成了“自己思想和情緒的奴隸”。世界的真相只有一個，為什么會有千姿百態的感受，并衍生出豐富多樣的喜怒哀樂？書中說到：“事件本身都是中立的，因為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所以說，很多事情，并不是它自然的發生，而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是我們自己選擇它們這樣或那樣的發生。那么我們到底怎樣才能獲得更多的快樂呢？真正的快樂，來源于對生命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充滿正面的思想，在恰當的時候，學會陷入沉思，感受孤獨；打開心懷，投入生活；要有豐富的知識和經歷，并把經歷變成知識，把知識變成智慧；對生命深沉的愛，對生活執著認真。遇事不能僅憑借主觀想法去臆斷，要追求根溯源，多想想藏在這個想法背后的原因。

此書真的很特別，感謝單位的讀書活動，讓我無意獲得珍寶，他值得我反復的閱讀、咀嚼和吸收。親愛的朋友們，在匆忙的生活中，適時地停下來，讓自己和心靈靜一靜，感受一下大自然中新鮮的空氣，清醒一下大腦，認真地思考一下：“我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愿我們像春蠶破繭而出，活出一個身心靈合一的真我！

第三篇：該重新審視中國基礎教育

2010羊城教育系列論壇開幕，民辦教育專家熱議未來趨勢，他們提出

——該重新審視中國基礎教育

2010年11月08日 羊城晚報B7版

記者 黃亮 薛江華 實習生 梁欣妍

中國的基礎教育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是問題叢生還是優勢明顯，一直是各方爭論的話題。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參加美國《今日》廣播時稱，中國、印度以及其他快速發展國家的學生已經開始把美國學生遠遠拋下。11月1日，一場關于基礎教育的討論在廣州舉行———這場名為“2010羊城教育系列論壇之基礎教育”的研討以“讓我們的孩子更優秀”為主題，來自民辦教育領域的教育工作者們亦就國內基礎教育的話題各抒己見，其中呈現的某些觀點頗具洞察力。應試教育也是一種素質教育

奧巴馬的觀點也代表了國內一批教育專家的看法。在最近舉辦的“2010羊城教育系列論壇之基礎教育”研討會上，廣州華興文化培訓學校校長彭清平的觀點就引起不小爭議，他說：中國的基礎教育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雖然公眾對應試教育多有詬病，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應試教育為國家和民族制造了一大批人才和精英，而且接受過國內基礎教育的學生到國外進修到研究級別，成績較為出眾，沒有落在人后。

彭清平認為，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作為基礎教育兩大板塊，兩者并沒有天然地排斥，不能因為談素質教育就把應試教育說得一塌糊涂。他以自己所從事的中高考(論壇)復讀領域為例，稱“中高考復讀就是典型的應試教育，一切唯分數和結果而論”，然而，據其觀察，很多學生經過復讀后，行為習慣發生很大改變，人生目標變得更清晰，因為其提前接受磨難，心理變得更加成熟，這都是提倡奮斗苦讀的應試教育題中應有之義。

彭清平稱：“奧巴馬上述言論基于一種事實，即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在內的華人學生在美國各個領域均有出色表現。美國中學生的基礎知識，尤其是數理方面遠遠不如中國和猶太學生，這已是美國社會的基本評價。在國內接受基礎教育的學生到西方國家上大學，只要不是混日子類型，成績常常出類拔萃。”他表示，成功的教育包括改變人的思想和行為、使人奮發有為，只要能達到這種效果，即使對其冠之于“應試教育”的名稱，也難掩其成功本色。

廣州卓越教育機構主任余敏健則認為，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不是對立而是相輔相成，都是基礎教育的構成部分。基礎教育不應為中國教育的缺憾單獨“埋單”，如果說后者有所不足，還有家庭教育、教育體制和大學教育等種種原因。而單獨來看，基礎教育部分反而較為優質和扎實。

素質教育不是指琴棋書畫

部分參加論壇的專家則表示出與上述看法相左的觀點。新東方優能中學教育中心主任梁錦文認為，很多考試成績良好的學生融入社會后表現出很大的不適應性，他們并沒有延續學校就讀期間的優勢，順利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這也凸顯現行教育內在具有缺憾和不足。所以，要幫助學生突破應試教育，騰出空間和時間發揮自己的特長，多學一些琴棋書畫等，有利于將來適應社會。

對“騰出空間學琴棋書畫”的看法，彭清平立刻表示反對：“這種看法對素質教育有認識誤區，好像多才多藝就是素質教育。實際上，教育如果讓學生掌握太多‘花拳繡腿’的技能，反而令其底子和基礎顯得不夠扎實，不容易潛下心來進入學習狀態。而且，學好琴棋書畫要靠天分，并非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就不會琴棋書畫，而素質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個個都精通琴棋書畫。”

面對反駁，梁錦文解釋說，雙方對素質教育內涵的理解不盡一致，素質教育是在性格、能力和個性方面對學生進行多方塑造，并非專指多才多藝。基礎教育缺的是人文關懷

對于中國基礎教育優于美國、“是全世界第一”的觀點，梁錦文亦表示相反意見，稱：“最近發生‘我爸是李剛’事件，就是國內基礎教育失敗的例證。實際上，優秀的基礎教育不應僅僅是學科教育，它還應包含人文關懷的內容，教導學生對身邊的親人朋友、對社會多一份關懷。”他認為，美國基礎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就不會顯得那么霸道以及對周圍人的冷漠。

然而，有專家認為，“我爸是李剛”與其說是基礎教育的失敗，不如說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不能把個體悲劇的帽子扣在基礎教育的頭上。彭清平稱，中印兩國近些年經濟高速發展，對高精尖技術的突破和對外來技術的吸收，很大成績要歸功于扎實的基礎教育，因為經濟發展始終靠大批人才在支撐。

學校嚴格管理傳統不能丟

在廣州市教育局日前舉辦的第26屆七十高齡教育工作者祝壽會上，許多老教育工作者也熱烈討論了這個話題，他們表示，中國的基礎教育有很多優秀的傳統，不能一味學習西方而丟掉自己的優勢。

沙東中學的李樹標老師曾經去過40多個國家考察基礎教育。他認為，東西方教育理念不同。中國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階段對孩子的天性抹殺得太厲害，但這不是管理嚴格造成的，而是高考指揮棒造成的后果。他認為，其實學校和學生都不喜歡補課，但因為是“家長輸不起”，所以才會讓孩子備感壓迫，甚至扭曲心靈。

因為受西方的教育觀念影響，中國很多地方都在學西方，比如臺灣。李樹標老師曾去過日本和臺灣，日本至今仍堅持著嚴格的教育理念，但臺灣很多學校在近年來都放松了對學生的管理，結果出現了學生素質滑坡的跡象。

李樹標還認為，當廣州有中學要求學生不能留長發時，學生馬上就會向媒體報料，而媒體就會馬上站出來質疑學校的做法是在抹殺學生天性。這種輿論環境也導致很多學校被迫丟掉嚴格管理的好傳統，學校對學生的管理越來越寬松，不利于學生成才。

第四篇：重新審視專科生就業難

重新審視專科生就業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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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宣閱讀次數：1293 時間：2002-1-20

近兩年來，大學專科生畢業后一兩年仍找不到工作的事隨處可見，包括在經濟不發達的邊遠山區，專科生也不那么受歡迎。難道真是人們所說的那樣：現在我國的大專畢業生太多了嗎？社會上就沒有他們的用武之地了嗎？顯然不是的。

大專生就業近年來一直低迷不振。究其原因，我們認為有以下幾點不容忽視：

一是大專生的就業期望值過高，不愿意到農村、廠礦等基層去。一些專科畢業生自認為經過十幾年的寒窗苦讀，應該到大城市、到機關，應該坐辦公室。如果大學畢業后再到基層去干體力活、技術活、臟活，就會覺得臉面無光，大學白讀了。于是，拼命通過各種途徑去擠那為數不多的城市指標，甚至寧可待業也不愿下到農村、廠礦基層，使自己陷入尷尬境地。

二是用人單位在用人上存在誤區。不少用人單位不是從崗位的實際需要選配人才，而是盲目“攀高”，本來專科生可以勝任的崗位，卻非要招聘本科以上畢業生。有些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私人企業則不是從企業的長遠發展吸納人才，而是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或招聘一些離退休技術人員，或廉價雇用一些打工仔、打工妹。這樣以來，專科畢業生難免遭冷落。

三是專科生的培養不盡如人意。大學專科應培養應用型的專業技術人才，而如今不少專科學校（包括本科院校的大專政策）在培養模式上往往只是本科畢業在內容和學時上的簡單壓縮，專科畢業生既缺乏知識的廣度與深度，又缺乏熟練的專業技能。

另一方面，現行的人事制度戶籍管理等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大專生的就業，讓他們不敢到基層去。因為從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看，一旦戶口落到基層，以后要改動無疑難于上青天，所以這些束縛人才流動的制度如不改變，大專生下基層的道路仍難以真正打通。

面對這些矛盾怎么處理呢？我們認為，首先要加強大專生就業指導，引導他們認清趨勢，轉變就業觀念，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主動到基層去。其次要提高基層干部素質，讓他們充分認識到人才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為大專生獻身基層事業提供廣闊的天地。其二，學校要大力提高專科教育的質量，以優質的“產品”和良好的信譽，贏得社會用人單位的青睞。其四，要改革有關制度，不要讓那些不利于人才流動、制約經濟發展的陳腐制度約束了大專生的手腳，應該想方設法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第五篇：重新審視大眾文化—金元浦

金元浦：重新審視大眾文化

近幾年，文化研究成了西方爭相趨鶩的熱門學科，其中大眾文化研究又成了首當其沖的顯學。傳統的神話已經遠去，今天的神話是以電子媒介傳播的大眾文化。

什么是大眾文化？.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大眾文化概念至少具有三層含義：革命的大眾文化，民間的通俗文化，當代大眾流行文化；三者之間既互相聯系，又互相區別。

我們今天所說的大眾文化是一個特定范疇，它主要是指興起于當代都市的，與當代大工業密切相關的，以全球化的現代傳媒（特別是電子傳媒）為介質大批量生產與消費的，采取時尚化運作方式的當代文化。它是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充分發展后的產物。是當代大眾廣泛參與、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化事件。當代大眾流行文化與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嚴肅藝術和高雅藝術形成了不同的對應關系，須對之進行細致辨析。

一

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諾等理論家都曾對大眾流行文化進行過深入批判；英國新馬克思主義伯明翰學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爾、湯普森主張文化唯物主義，成為當代大眾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英美西馬理論家杰姆遜、費斯克以及法國學者布爾迪厄、鮑德里亞爾等也對當代大眾流行文化特別是對電視等新的傳播媒體進行了深刻的研究，他們的理解與思考構成了當代大眾文化研究的另一路向。

自50年代起，上述理論家就致力于大眾文化的研究，并把這一研究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使之成為活躍的跨學科的理論探索的新的知識空間。這種研究將對制度和日常行為進行的批判分析看作是題中應有之意。并且它已經逐步進入當代意識形態，成為建構當代意識形態的主要動力和機制。阿多諾認為大眾文化是體現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工業產品，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壟斷性權力，大眾是純粹被動的文化消費者，是受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控制的社會成員，他們注定無法自己解放自己。阿多諾在1980年代曾特別回顧了關于“文化工業”這一概念命名的經過。“’文化工業’這個術語可能是在《啟蒙辯證法》這本書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該書。在我們的草稿中，我們使用的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的倡導者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好象從大眾本身產生出來的文化，是流行藝術的當代形式。我們為了從一開始就避免與此一致的解釋，就采用’文化工業’代替了它。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把它與文化工業區別開來。”在阿多諾他們看來，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控制、欺瞞、壓抑大眾的主要方式，他們利用了千百萬大眾的意識與無意識，大眾只是他們算計的對象，是機器的附屬物，而從來沒有成為文化的主體。60年代，英國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其代表人物霍加特、威廉姆斯以及湯普森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提出修正，提出文化唯物主義的主張，強調文化主體與文化生產在當代社會中的決定性作用，并將大眾傳媒研究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出身于工人階級的威廉姆斯和另一個代表人物霍爾對貶損、混淆大眾文化的精英主義進行了分析，認為以傳媒為載體的低級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階級消費的，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階級自己創造的。從這里出發，他們對傳統的精英文化保持了一種持續的毫不妥協的批判態度。7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學派在英國日益擴展，它的將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結合起來，與后結構主義的話語理論展開了論戰。他們不同意阿爾都塞割裂文化形式文化經驗與社會階級之間緊密聯系的觀點，也不同意將復雜的社會政經文化關系僅僅歸結為文本符碼與力必多沖動。

六、七十年代的英國文化研究在方法論上主要是逆當代西方文本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而行，讓文學文化的文本研究回到廣泛的社會聯系和生活實踐中來。它對大眾文化研究的首倡，對于當代傳媒研究的首倡，對于高等教育中設立文化研究的系所、學制與學位的首倡，成就了它昭彰于世的赫赫聲名。

西方另一部分文化研究論者如費斯克等則對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為代表的大眾文化批判進行了反撥。他們對先前的否定論文化批評重新進行了審視和批判，不完全同意法蘭克福學派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文化工業對大眾意識的控制的觀點，不同意把大眾只看作被動受控的客體，而認為大眾文化中也隱含著一種積極能動的自主性力量。他們提出重新理解大眾文化，重新審視大眾傳媒，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大眾文化的啟蒙性和獨創性。

無疑，西方的理論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當代大眾文化有其自身發展的語境。離開了中國當代文化發展的實際境況，我們的討論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在我國，“文化研究”實際上早已開始。90年代興起的中國當代大眾文化是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得到迅速發展的。它與我國當前意識形態的變革和價值觀念的轉型有著深刻的關聯。前一階段我國學術界主要傾向于批判大眾文化的否定面，忽視了大眾文化與現代傳媒、現代科技和現代生活的密切聯系。批判地借鑒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使我們有了一個借以發展的基礎和較高的起點，對建立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研究方法和批評話語，具有重要意義。問題是，不管大眾文化是惡魔還是福音，它都是20世紀冷戰結束后人類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它的存在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它與這一階段的人類最重大的變革--如經濟全球化、意識形態變革、媒體革命、高科技與互聯網、新經濟浪潮與當代世界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的存在是形構當代社會體系與生活實踐甚至制度構架的重要方面。我們不能熟視無睹或視而不見。但在理論研究領域，大眾文化卻一直被正統文藝學或文化學特別是傳統的學院研究放逐在理論的邊緣，被認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低俗文藝形式，不具備理論研究的價值。或者囿于傳統的學科劃分和原有的學科界限，固守文學種類與體裁的藩籬，不敢越雷池一步。實際上，當代文學文化在實踐中已大大突破原有的邊界，向綜合的交叉的新的文藝/文化方式推進。它與其他文藝形式和現代傳媒結合，創造出了遠遠超過以往的大眾文藝的新的文類與體裁，也借助現代高科技，創造出了新的更為普遍的傳播方式。同時，電視文藝、大眾音像、流行歌曲、綜藝報刊文化和網絡多媒體文藝等大眾文藝形式實際上已占據當代文學/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現實中發揮著不可低估的影響。當代文藝學必須對此做出理論上的概括與總結，打破傳統精英主義對大眾文化的固有見解，重新認識、理解和解釋當代大眾流行文化，以回答現實提出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對當代大眾流行文化的性質與特征進行再思考，探討當代大眾流行文化與政治意識形態、當代大眾流行文化與當代傳媒、當代大眾流行文化與當代高科技的關系。關注當代大眾流行文化與當代文化受眾，特別是廣大青年受眾的關系；關注當代大眾流行文化的產業運作方式，并應注重進行個案分析。

二

當代大眾文化的興起，在中國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正是大眾文化，實際地改變著中國當代的意識形態。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間和文化場域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的中國大眾文化首先是一場解神圣化的世俗化運動。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整體變革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市民社會對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表明了小康時代大眾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以及它處于上升期的內在動力與相應的批判意識。它在建立初期所表現出來的非政治、非道德價值、非藝術、甚至非審美的某些現象特征正是它對過去時代極端的政治價值觀的反撥和對先前政治-倫理一元價值結構的沖擊。在變革政治一體化的階級斗爭意識形態上，它具有看似漫漶實則相當堅定的力量。它在結束大半個世紀以來文化作為“附皮之毛”完全依附于政治的傳統格局與運作方式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以其獨特的方式，參與改變了文化與政治的主仆關系，而出現了文化面對經濟和政治的“兩主一仆”的現實景觀。從某種程度上，幫助開辟了當代文化與經濟、政治三極并立獲得相對

獨立的社會與制度定位，并對當代政治、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與制約的可能道路。

大眾文化的形成是中國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市民（公民）社會成長的伴生物。它開辟了迥異于單位所屬制的政治（檔案）等級空間和家族血緣倫理關系網的另一自由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間。從歌迷會、球迷會、練歌房。。。直到網上聊天室。它提供了文化的個人空間和個性表達方式。提供了個人在公共空間特別是媒體空間拓展想象、選擇趣味、虛擬地實現個人情感生活的某種可能。

大眾文化不僅對于改革開放前的意識形態有沖擊和批判，更重要的是，當代大眾文化的主體是大眾，它本能地具有一種依托大眾的、趨向民主的品格，指向開放的雙向交往的多元化的意識形式。大眾文化改變了原有的文化資源分配方式，進行了文化資源的再分配。它開辟或創建了新的公共文化場域，建立了大量新的文化資本及其積累與運作方式，大大改變了原有的單一政治文化資本的擁有方式（不需要經過政治的特許）或獨享（專有）方式，創建了適應各種不同層次和等級的文化消費空間和消費方式，使大多數人可以更自由方便快捷地獲得自己喜愛的文化資源。大眾文化還創建了大眾的新的文化時尚與公共文化話題。從一部流行的電視劇，一張 VCD、磁帶或者一場足球比賽，到服飾、旅游、家居裝修，它日用而不察地形塑著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進而進入一種制度形態。

依托于現代電子媒介的大眾文化必然是跨國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緣的和社群的。作為公共空間，它是不同意識形態匯集、交流、溝通、共享、對立、沖突的公共場域，又是社群特別是弱勢群體和邊緣話語的表達場域。文化研究一直致力于關注社會中弱勢群體的利益，批判、解構精英主義的文化概念，重新審視文化轉型期大眾弱勢群體在不平等社會現實中的地位變遷。這樣，文化研究就發展出了一種嘗試重新發現與評價被忽視邊緣群體的文化的研究機制。由此決定了文化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它堅持審美現代性的批判意識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謂永恒、中立的形而上價值關懷，相反它更關注充滿壓抑、壓迫和對立的生活實踐，關注現實語境，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制度形態進行了嚴肅的不妥協的批判。在文化研究的初期，這種立場表現為對于工人階級文化的歷史與形式的關注，而后來的大眾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研究、后殖民主義研究等等也都堅持了這一從邊緣顛覆中心的立場與策略。可以說，對于文化與權力的關系的關注以及對于支配性權勢集團及其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是大眾文化研究保持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動力。

三

當代大眾文化是當代經濟方式的產物。從本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人類開始迎接第三代生產力。這就是電子時代的智能生產力。第三代生產力的顯著標志是文化與經濟嶄新關系的建立。如果說以資本主義產業革命及工業大生產為代表的第二代生產力是以經濟生產與文化藝術的對立、分離為特征的話，第三代生產力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化”，以及由之產生的當代文化經濟一體化趨勢。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文化的經濟功能和經濟的文化含量。

所謂文化的經濟化，就是指文化進入市場，文化進入產業，文化中滲透經濟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經濟力，成為社會生產力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將文化的商品屬性解放出來，這就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進入良性循環的發展機制。

如果在20年前，有人說唱歌、跳舞、音樂、體育是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那簡直是天方夜談；如果有人提出以文化旅游業為地方經濟的龍頭產業或支柱產業，也無異于癡人說夢。但在今天，以音樂磁帶、激光唱盤、MTV、電影、電視、錄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拳王爭霸賽、世界杯足球賽為代表的文化藝術已堂而皇之地成為當代世界經濟中的新興產業。文化經濟已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實踐。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它已成為世界

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之一。9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等高科技及其相關產業的迅猛發展為標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識經濟文化經濟時代的到來。1997年世界超大企業500強中，科技、文化、信息產業越來越多，娛樂產業迪斯尼，其產業規模及贏利穩入世界前十強。文化產業被視為21世紀的“朝陽工業”。毫無疑問，文化產業將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新的增長點，而文化產業也將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

所謂經濟的文化化，是說現代經濟發展中文化的、科學技術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農業經濟的時代，全社會95%以上的人在為基本的生存條件糧食而工作，現在發達國家僅有2%-3%的人口從事農業，便可滿足社會的需要。在工業發達國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進入文化，使當代產業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經濟中的知識、科技、文化因素已日益躍居重要地位。而腦力勞動者的數量則迅速增加。無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自然要將重心轉移到服務、知識、信息等第三產業方面。

經濟的文化化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它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社會需要不斷提高。在基本的物質層次滿足的基礎上人們更多地關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因此對文化產品的需求極大增加，比如人們對書籍、音像、影視、藝術產品的需求，對娛樂服務、旅游服務、信息與網絡服務的需求。即使物質層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講究結實、耐穿、耐用，而更多地關注審美、時髦、品牌與流行等服飾文化的當代特征。

丹麥未來學家沃爾夫.倫森認為，人類在經歷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之后，將進入一個以關注夢想、歷險、精神及情感生活為特征的夢幻社會。在商品世界中，不僅娛樂業，而且日用品行業也在產品中加入想象、故事和情感。他斷言，在未來25年里，人們從商品中購買的主要是故事、傳奇、感情及生活方式。貧窮將被重新定義為“無力滿足物質需要以外的需求”。人們消費的注意力將從物資需要轉移到精神需要，從科學和技術轉移到情感和逸聞趣事。他甚至預言，未來收入最高的人要數那些“故事大王”，一個產品價值的大小取決于他們給產品所編的內容。這只要看看今日席卷全球的世界杯足球浪潮，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有學者提出，隨著人類對服務業、娛樂業、旅游業、影視業、信息業、網絡業的日益增加的需求，未來的經濟學將讓位于心理學。當然這是指中心地位的出讓，而不是指經濟學的消亡。實際上，今日的經濟學已在大力關注知識、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來的發展不是心理學取代經濟學，而是經濟學與文化學、心理學的雙向交融，是經濟文化學或文化經濟學取代今日的經濟學。

實際上，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之所以成為當代世界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趨向，是通過當代大眾文化的方式實現的。正是大眾文化的文化產業方式使當代文化與經濟的雙向交互作用，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反相承又相輔相成有了一個最佳的結合點，從而形成文化經濟的有機發展過程。

四

媒體改變了世界。

當代大眾文化與科技革命比肩而行。文化傳播形式隨著現代大眾傳媒的創生變換，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媒體革命。從紙介質的傳播媒體向廣播電視多媒體互聯網等電子介質的傳播媒體轉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飛躍之一。電子傳媒比印刷傳媒擁有更為強大的力量。廣播、電影、電視、音像、多媒體的相繼產生，不僅創造了嶄新的文化工業--廣播工業、電影工業、電視工業，音像文化乃至多媒體文化，它們代替圖書文化，成為新興的主導文化形式，并且在電子網絡的基礎上創造了電子報刊，電子新聞產業、電子廣告產業等等，文化不斷經歷創新和擴容，文化的領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猛烈的擴張。

今天科技對文化的滲透，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文化藝術的媒介化趨向。文化藝術的媒介化以越來越多的大眾文化產品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為標志。它表現為文化藝術的傳播越來越受到媒介工業技術和體制的制約，文化成了媒介，媒介進入了文化，成為文化的一部分。傳播媒介給文化藝術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媒介文化產品與文化藝術創作原初語境的分離，即所謂“取消語境”（decontextualization）, 在一個虛擬時間虛擬地點重構一個新語境，即所謂“重置語境”(recontextualization)，文化傳播和媒介技術帶來的語境的分離和重構，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創作反映生活的傳統觀念。當代電子媒介（如電視、電影、網絡）中創造的虛擬的真實似乎比真實更真實。是媒介手段創造了比現實更真實的“ 超現實”或“超真實”。如果說“電子寵物”是現代人類虛擬真實的一次演習的話，那么，網上虛擬網絡小姐的誕生開辟了超真實的歷史新景觀。

從世界范圍來看，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傳播技術的發展，現代科技廣泛地運用于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之中，在文化領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風，已經導致新興文化形態的崛起和傳統文化形態的更新。文化生產方式工業化，實現了從文化手工業到現代文化大工業的深刻變革，直接導致文化工業革命。文化作坊讓位于文化工廠，社會化文化大生產取代個人化文化小生產，極大解放和發展了文化生產力。高新技術的產生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不僅導致所有傳統藝術形式的升級換代和現代更新，而且創造了大量嶄新的藝術形式。

先前的媒體研究認為，這一研究的核心論題應當是媒體節目的共同性與觀眾要求的特殊性之間的矛盾；是媒體的強制性壓抑、消弭了觀眾主體的能動性，使觀眾成為被動的接受者。但是，當前高科技傳媒的發展告訴我們，今日的媒體是在一個日益復雜日益多樣化、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里運轉和發展的，先前某一兩種媒體如電視或某一兩家電視臺獨霸世界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隨著媒體種類與數量的急劇增加，媒體技術的日新月異的發展，媒體的傳播功能與創造意義的功能逐漸合一，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人們的選擇性越來越高，主動性越來越強，某一種媒體或某一家媒體憑借一種行政命令或長官意志完全地直接地影響大眾的時代即將過去。如果我們說當今世界媒體的力量在左右著人類的話，那么，媒體的迅速發展也在不斷產生著消解其霸權的力量。媒體的多樣性和多元性，以及內容的極其豐富性，賦予受眾更大的選擇的能動性與自由度。競爭使媒體與接受者的關系由原來的教育、指導甚至命令變為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收費上網、有線電視使接受者白得免費午餐的受贈意識、傳統形成的受教育、聽報告的意識大為減弱，而代之以我作為一個消費者的個人購買與消費行為的意識。既然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我就有權要求得到更合乎我的個人意愿的服務；既然可以有多種選擇，我當然選擇最符合我的個性特征的節目。

但是這些眾多的選擇，仍然只能在一種任何人也無法逃脫的文化語境和公共空間中展開，在一定的文化與經濟的場域中實施。因而民族的、地域的、性別的、階層的特征就凸現出來，觀眾由文化所囿定的主觀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盡管這一顯現仍然顯得那么隨意、漫漶、毫不經意。毫無疑問，當代大眾文化既是福音又是惡魔。大眾文化研究從實踐來看，其意義是無庸置疑的，但當代大眾文化在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與其正面功能同樣強大的負面影響。比如與文化民主化同時產生的文化的無政府化（電腦黑客）、暴力與色情傾向等等以及趣味低下、格調庸俗、追求感官刺激、藝術形式模式化、雷同化等眾多問題，存在著與嚴肅藝術、高雅藝術和主流藝術的諸多矛盾甚至沖突。如何指導和規范大眾文化的操作，引導它向更加健康更加高尚的方向發展，向更富藝術意韻的層次提升，是我們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它也要求我們在實踐中予以回答。

當代大眾文化已深深契入我國當代社會的制度形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并影響著改變著新一代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必須全面打破傳統的大眾文化觀念，重新認識當代大眾流行文化的性質與特征，給出合理的解釋與說明。

來源：文化研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