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學寫作教學突破性改革亟待解決問題

[作者]王嘉民

[內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語文教學與研究逐漸擺脫了“左”的桎梏，踏上了尊重并研究自身規律的正軌。在中學寫作教學領域，于漪、陸繼春、蔡澄清、常青等一批同志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從總體上看，中學寫作教學仍然陷在沼澤泥潭之中，無法大步前進。教師費了不少心力，學生的寫作水平仍然很差，“很多學生連一封信都寫不好”。中學寫作教學怎樣才能跳出沼澤泥潭？筆者以為，首先要解決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一、編好教材

解放以來，從全國范圍講，可以說沒有過真正的寫作教材。近些年逐漸重視了寫作規律、寫作方法的教學與研究，但還在初級階段，沒有真正形成科學體系。寫作知識和練習還統在閱讀教材之中，散見于每單元的最后或課后的個別練習中。這些知識和練習東一ｌáｎｇ＠①頭，西一棒子；或重復，或遺漏；無論從量還是從系統性、科學性，即使從形式上說，都無法稱其為“寫作教材”。

教材是教學的根本。沒有教材，教學沒有明確目標。雖說“教學大綱”里也有“記事寫人，內容具體，有真情實感”一類文字，但對于寫作教學來說，過于簡約籠統。教師教學充滿了盲目性。沒有教材，教學沒有科學序列。現行中學語文教材基本上還是按體裁分單元的文章選讀，對寫作，雖說編者也有整體想法，但還是缺乏寫作本身的科學序列。這種寫作教學，既談不上在哪一點上與小學接軌，也說不上為中學生的深造或就業作了怎樣的準備。沒有教材，教學沒有可靠依據。教師們認為，教完課本上的課文就算完成教學任務；至于作文，一學期九篇多了，八篇可以，七篇、六篇也夠了。上寫作課，沒有“寫作備課本”，沒有“作文批閱記錄”，沒有“作文講評提綱”，也不講寫作知識。好些的，出個題目，說上幾句；差些的，干脆挪作講讀課。寫作教學充滿了隨意性。沒有教材，質量無法準確檢測。高考是選拔性考試，作文閱卷人尚且抱怨沒有一把比較客觀的尺子，以致同一篇作文見仁見智，中間相差十幾、二十分；高中會考是素質考試，要判斷學生作文是否合格，沒有個明確恰當的標準，怎么評分？學生期末考試作文，教師主要根據自己好惡打分，分數又怎能公正地評價學生寫作水平？似這樣無目標、無序列、無計劃地教學，無標準地檢測，中學寫作教學怎能不陷入沼澤泥潭之中？

中學寫作教學為什么無教材？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對寫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其二，沒有跳出“多讀就能寫”這個認識的怪圈。幾千年來人們表面地理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把“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片面化，至今還有不少人認為：“指導和要求學生閱讀、領悟、熟記課文是提高語文教學水準十分有效的途徑，它不僅有助于學生閱讀和寫作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學生道德修養和文化素養的培育。”把閱讀的作用擴大化、絕對化，以讀代寫，這就是幾千年來中國的語文教育只有“文選”，而沒有寫作教材的根本原因。其三，無論哪門學科，都有不同于其它學科的許多知識點和特殊的規律。長期以來，由于我們對寫作的研究很不深入，對許多重要問題的認識尚處在朦朧狀態，比如：中學寫作教學一共有多少個知識點？哪些知識點怎樣排列構成寫作的哪種能力？按照寫作規律，這些能力應該怎樣排列？……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就無法構成寫作的科學序列，所以也無法編寫中學寫作教材。

葉圣陶先生晚年曾多次說，要把語文能力訓練的序列找出來，排個合理的順序，使語文教學科學化。國家課程教材研究所的莊文中先生也說：“本世紀初以來，語文學科沒有建立一個得到基本共識的比較成熟的教學體系，這是語文學科的主要問題。”基于上述認識，筆者認為，中學寫作課的當務之急是：“拋開邪說雜念，迅速組織一批專家，會同部分既有研究能力又有中學寫作教學經驗的教師，深入研究寫作規律，編出一套切實可行的中學寫作教材。”有了一套科學的切實可行的教材，中學寫作教學就會徹底擺脫盲目性、隨意性，跳出沼澤泥潭，踏上迅速輝煌的金光大道！

那么，中學寫作教材的核心內容是什么？換句話說，依據教材，教師主要應該教些什么？

二、教給方法

吳疆先生在《善學，師逸而功倍》中介紹了一位教育家曾作的比較：同是畫蘋果，在美國是由老師拎來一筐鮮果，由學生任意拿一只便去作畫；在中國則是由老師在黑板上畫一只標準蘋果，規定好先畫什么，再畫什么，什么地方涂上什么色彩……然后叫學生照著黑板上的蘋果作畫。結果，美國孩子筆下的蘋果如南瓜，中國孩子筆下的蘋果像蘋果。從表面看，“中國”老師的錯誤在于只把結果告訴學生，越俎代庖，抹殺了學生的主體作用；“美國”的教師則過于撒手，放棄了教師的主導作用，造成了教育的“少慢差費”——學生把蘋果畫成了南瓜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假如教師拿一筐蘋果分給每人一只，然后給他們指點：怎樣多角度地觀察；怎樣尋找并概括蘋果的外形特點，形成心像；又怎樣把心里的蘋果畫在紙上，再作一番示范。我想，效果是會不言而喻的。可見，無論是“中國”教師還是“美國”教師，實質上犯了同一個錯誤：沒有教給學生“方法”。

“方法”是認識事物、表現事物進而改造事物的竅門、秩序，是由已知或條件通向未知與成功的橋梁。掌握了它，就會省時省力，事半而功倍。對于教師教學，早在十八世紀法國教育家盧梭就說過：“問題不在于教他各種學問，而在于培養他有愛好學問的興趣，而且在這種興趣充分增長起來的時候，教他以研究學問的方法。”盧梭把“教方法”提到教學的核心的高度。他認為，教師教學的根本任務就是“教方法”。葉圣陶先生說“課本只不過是個例子”，用這個例子教什么？教閱讀方法，教寫作方法。

我們很多教師不明白教學的核心任務是“教方法”，教閱讀，把段落大意、主題思想這些結果抄給學生，像上述的“中國”教師；教寫作，卻像“美國”教師，什么也不講，硬要學生去作。試問：從觀察生活、積累素材，到選材煉意、謀篇布局，最后起草行文、修改定稿，哪位教師拿出語文課堂教學的三分之一時間系統地講過寫作規律、寫作方法？而對學生的作文卻次次要求：中心突出，主題鮮明，結構完整緊湊，語言生動流暢……這樣的寫作教學，學生把蘋果畫成了南瓜，該打誰的手心？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這話講得何等好哇！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幾千年來，特別是解放四十多年來，人們認為作文無“法”，致使中學與作課堂不講“法”，寫作訓練不練“法”。文章寫作有沒有“法”？議論文結構的三部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就是“法”；散文的“彩線串珠”就是“法”，小說的“抑揚”、“跌宕”、“雜取”、“細節”就是“法”……可以說，整個寫作過程從蓄勢、激發到運思、行文以至成篇，“法”貫串始終。只不過到現在，我們沒有很好研究罷了。

語文學習的本質就是“使學習者通過學習能夠對語文實踐活動的模式進行熟練的操作”，即“對語文實踐活動模式的操作達到一種無意識控制狀態”。如果你能考察作家成功的道路，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原因：讀書多——連高玉寶、高爾基一類作家也概沒能外。為什么要多讀書？就是想在多讀中搜尋寫“法”，掌握寫“法”，以達到不想“法”而能用“法”的程度。因此，著名作家管樺說：“語文教師必須給學生講解文章的‘法’”。只有讓學生掌握了“法”，融會貫通了，學生的作文水平就會迅速地大面積地提高。

教給寫作方法，是中學寫作教學能否跳出沼澤泥潭的關鍵。但是，怎樣才能讓學生快速掌握寫作方法？

三、抓住模仿

學寫作，必須從模仿開始。

從寫作的思維過程看，模仿是認識事物必不可少的途徑。作者偶然看到某種事物引起興趣，便會再次有意識地仔細觀察，心理活動進入“淺度心理場”。經過多角度仔細觀察之后，加進自我意識，心理活動進入“深度心理場”。在這個心理場中，思維首先對事物的外部形態、內部結構進行模仿，然后與別的事物進行對比分析，或用別的事物去干擾撞擊，探求其內在實質，接著對其實質進行模仿。經過這樣多次模仿，人對這個事物的認識就進入了完整深刻的階段，最后才能通過語言系統，使事物變成寫作的題材。

從寫作能力的形成過程看，模仿更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階段和十分有用的方法。寫作能力不是一種知性活動，它既不是人類生理上固有的，也不構建在簡單認知的層面，而要經過細致的有序的訓練。這種訓練分三個階段：模仿→反復遷延→內化完成。學生讀了某段文章，在老師的點撥下，對某種寫作方法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這種寫作方法的特點、適用范圍和運用程序在學生大腦中形成了一定映像（以上屬于認知范疇），再在老師的指導下，依照映像進行模仿訓練，使映像由感性逐步向理性過渡，并把這種映像的理性思考內貯在頭腦中，外化為一種技能。在以后的訓練中，教師再指導學生把這種技能反復遷延，加深拓寬，使這種技能深深銘刻在頭腦中，達到操作程序自動化，寫作的這種能力就形成了。

從以上簡單分析可以看出，模仿是寫作訓練的初級階段，僅僅停留在這個階段當然培養不出寫作能力，但模仿卻是培養能力這個訓練鏈條上必不可少的一環，是開始訓練的最好方法。令人憂慮的是，至今還有許多同志對模仿的意義、作用認識不足，盲目地反對模仿，錯誤地跳越模仿，一開始就讓學生寫“主題鮮明、結構完整、語言生動”的文章，這種缺乏梯度的訓練，怎么能使學生的寫作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呢？

值得進一步強調的是，文章是寫作的結果，“法”隱藏在文字中，又和一些非“法”的東西相錯雜，學生的悟性相對低一點，學習方法又不盡合理，要從文中剔出“法”來加以有意識的認知、模仿、遷延以至熟練運用，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千百年來大部分讀書人常常因為缺乏科學的指導跳不出書來而“淹死”在書中。改革開放需要迅速培養大批人才，僅靠學生自己“多讀多寫”絕對滿足不了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因此，如果說，封建社會把“多讀多寫”奉為金科玉律不必過多指責的話，在語文教改已取得不少成績的今天，為什么不應該盡快實行一套更科學的方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钅加郎中學寫作教學突破性改革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中學寫作教學突破性改革亟待解決問題責任編輯：飛雪 閱讀：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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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學校軍訓亟待改革[模版]

學校軍訓亟待改革

作為國防教育的重要內容，軍訓是大中學生的一門重要課程。但是，近年來每當新生入學后，各類“問題軍訓”事件時有發生，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凸顯出現行軍訓制度已不盡適應青少年的身心發展特點，更不適應新時期國防教育的需求。對此，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調查顯示，現行軍訓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第一，軍訓目的不明確。以大學的軍訓為例，根據《普通高等學校軍事課教學大綱》（2006年修訂）的要求，大學生的軍事課由軍事技能訓練和軍事理論課組成，軍事技能訓練時間為2～3周，實際訓練時間不得少于14天，學生集中統一進行訓練；軍事理論課為36學時，列入教學計劃。這種課程安排表面上看是合理的，但軍訓的目的是什么？如何達到軍訓的目的？軍訓中側重培養組織紀律性，還是側重培養理想信念和意志品質？這些問題都未進一步明確，在具體的實施中也沒有得到解決。因此，軍訓組織管理工作的指導性不強，導致實踐中避重就輕，只重視簡單易行的站姿、隊列訓練，不重視傳授軍事理論、樹立國防觀念以及培養國家安全意識，對學生吃苦耐勞、堅毅勇敢等品質的培養更為缺失。

第二，軍訓課程設計不科學。現在的軍訓內容已明顯不能夠適應時代的要求。一是多數學校側重于軍事技能訓練，對軍事理論課程重視不夠，課程設置與軍事技能課程中的科目無法形成呼應。二是內容單

一、僵化。軍訓已成為站隊列、拔軍姿、整內務“老三樣”以及最后接受校領導檢閱的程式化項目，缺乏現實的教育意義，更與現代國防教育的要求脫節。三是考核目標不明確。在現行軍訓大綱中，對軍訓效果評價僅是方向性的要求，而無明確的考核標準，導致檢閱方陣成了最普遍的考核形式。四是大學軍訓與中學軍訓之間并無銜接，導致軍訓課程中部分內容單調重復、部分內容缺失的情形同時存在。五是缺少對當下青少年身心狀況的調研和關注。受訓學生多為獨生子女，身心較少受到磨煉，體能普遍不佳且個性較強，面對簡單枯燥的“老三樣”軍訓時，自然難以適應。如再遇到素質不高的教官，就很容易產生矛盾。

第三，軍訓組織缺乏保障。一是教官缺乏。每年全國有1700余萬大中學生需要軍訓，按照每名教官訓練30名學生計算，需要教官56萬余人；有的省市駐軍少，無法滿足當地軍訓需求。二是場地缺乏。隨著城市的發展和擴張，完全符合軍訓要求的場地很少。三是受區域差異等因素影響，經費保障不統一，學生人均負擔不平衡。四是監督缺位。軍訓支出不透明，缺乏監管，軍訓用品以次充好、再利用程度不高，浪費現象嚴重；軍訓過程缺乏監督，訓練中的矛盾無法及時發現、排解，敷衍了事的形式化軍訓普遍存在。

針對以上問題，我們提出如下改進軍訓的具體建議：

一、正確定位軍訓目的，實施綜合性國防教育

軍訓應更加側重培養學生的國防觀念和國家安全意識，激發其求知欲、好奇心，錘煉意志，促使形成良好的學風。應注重培養應對突發性國家安全事件的基本能力與技能；注重培養學生對新時期網絡信息戰、輿情戰的識別、防范意識和能力；注重培養學生與時代同步伐、與祖國共命運的社會責任意識。必須注重國防教育的系統性，形成大中小學連貫的國防教育體系。加強學校體育工作的落實力度，用日常體育課、運動訓練進行意志、體能、組織紀律性方面的培養。

二、科學設計軍訓課程，明確考核目標

結合青少年個性特點，改進軍訓課程形式與內容，減少“老三樣”軍訓課程的內容，增加符合教育特點，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實用性、互動性、實踐性強的軍事課程設計。細化課程安排，統一規范符合青少年身心特征的系統化教材，讓大中小學生循序漸進地成長，取得理想的國防教育效果。對軍訓效果的考核目標進行分階段評價，考慮連續性、綜合性評價，增加對教官的考核項目，細化各類考核標準，避免考核的應試化、形式化。

三、規范組織軍訓保障體系

一是在參訓教官選拔、培訓以及工作要求上，不僅要強調軍事素養，更須強調人文素養；注重人格平等的交流，營造教官與學生雙促進、共提高的良好氛圍；對教官缺乏的地區，可考慮選用當地退役官兵擔任。軍訓教官應該具有相應的資格證書。二是場地方面，可考慮與當地特警、警校、軍分區所屬民兵訓練基地合作。三是經費保障方面，既要注意保障軍訓的正常開展，也要考慮學生的經濟承受能力，經費支出要做到透明公開，厲行節約，避免浪費。四是完善監管，加大對經費使用、用品質量的監督，杜絕相關環節可能發生的貪污腐敗現象。要建立教師、學生、學生父母等相關人員的投訴渠道，引導其履行監督權利。

國防教育作為教育內容的一部分，必不可少。軍訓作為國防教育的一種形式，同樣不可或缺。改進軍訓，讓軍訓不流于形式，是對國防教育的落實，也是培養合格人才必須重視的環節之一，理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作者系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本文的撰寫得到民進中央參政議政部和蘇州大學軍事教研室李瑾老師的幫助，作者特表謝意）

（責 編 子 君）

第三篇：個稅改革亟待“劫富濟貧”

每個月工資單上的扣稅數額，漸漸成為工薪階層拿到工資后最關注的欄目。在XX某國營企業上班的朱小姐每月拿到手的工資3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扣稅數額在200至300元不等，所扣稅額占她實際收入的10％左右。毫無疑問，朱小姐所在的企業照章納稅，并沒有多克扣她一分錢，但稅款的多少，已經讓朱小姐十分敏感了。類似朱小姐這樣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經成為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主要來源，然而，他們只是工薪階層。國家稅務總局4日１１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全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共完成１９０７億元，同比增長３４％，增收４８４億元。4月2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在未扣除價格變動因素情況下，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工薪收入為２１６０元，同比增長８．４％。來自國家稅務總局的資料顯示，個人所得稅已經成為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48％。目前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已成為第四大稅種。其中，來源于工資、薪金的稅收占41％，利息、股利、紅利、財產租賃等資本所得為35％。而在XX、XX、深圳、廈門等城市，工資薪金稅收占總額的比例超過60％。個人所得稅稅制的改革，不由得普通人不關注。改革焦點：個稅起征點根據廣東省地稅局日前公布的消息，2004年廣東省共征收個人所得稅239.6億元，其中約70%即168億元，來自代扣代繳方式繳納的工資薪金所得的個稅納稅人，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工薪階層。這與此前公布的全國情況基本相同。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曾表示，2004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為1737.05億元，其中65%來源于工薪階層。是時，“貧富倒掛”的現狀激起了各方的反應，個稅因“劫貧濟富”而被社會～所詬病。現行的800元個稅起征點為1980年所制定，這個數字是當時城市居民人均月收入的20倍，然而，25年過去了，除了XX、XX、廣州、深圳等城市將個人起征點調整至1200至1700元的標準，各地其他地區仍舊執行的是800元的“老標準”。25年之中，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數十倍，卻仍沿用過去的標準，這是最為公眾所不滿的。今年“～”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姜德明提交了“現行法律規定800元的個稅起征點應該調高”的議案。姜德明舉了自己的例子：他1980年的月工資是33元，20多年時間，月工資已經增漲了50多倍。但800元的個稅起征點，時至今日仍然沒有統一提高。網友余豐慧也指出：如果比照工薪階層工資提高50倍來推算個人所得稅現在的征收起點，應該是40000元。即使依據這個參考數據，再綜合物價增長等各個方面情況，起征點應為10000元左右。這個意見雖然被認為有些過激，但并非完全沒有道理。據新浪網一項“您認為個人所得稅從多少元開始起征比較合適”的調查顯示:起征點選擇2000元以上的占44.60%，選擇2000元的占38.51%，選擇1200元的占14.36%，而僅有198人選擇維持現行的800元起征點，占總投票人數的2.53%。有跡象表明，在各方意見的影響之下，政府有關部門對提高個稅起征點已經初步達成了共識。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個人所得稅制的調整沒有懸念，基本就是扣除標準的調整。但新的標準是什么，仍是個不好解決的問題。XX社科院2005年中國經濟形勢預測課題組的相關研究表明，即將來臨的個稅改革必須關注到以下幾點：要提高個稅起征點不是靠一個簡單的數字就可解決的問題，目前國家各地區的經濟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決不可采取整齊劃一“一刀切”的方法。4月7日，XX市地稅局個人所得稅副處長史小軍在首都之窗網站在線訪談時表示，他個人認為，XX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定在1500元左右比較合適。不斷“小動作”等待“大動作”4月26日，財政部綜合司副司長苑廣睿在出席XX國家會計學院舉行的東亞-拉美合作論壇上表示，近期財政部稅制改革的工作重點是物業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xx、消費稅等方面。苑廣睿在會上稱，目前個人所得稅改革主要應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由于銀行系統不夠完善，全社會使用現金比重大，導致個人所得稅流失情況比較嚴重;二是目前稅收征收以每月收入800元為稅基，這一數字偏低。苑廣睿并沒有提到個稅改革的具體措施，但由于這是財政部人士對于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最新表示，這種態度依然值得引起關注。與此前的一些猜測不符，雖然“～”時期對個人所得稅改革話題討論非常熱烈，但“～”之后，有關的政府部門并未就個稅改革問題推出具體方案和時間表。而社會對稅制改革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即將開征的物業稅和房地產稅上。雖然一直沒有激動人心的“大動作”，但在這段時間里，有關部門對個稅問題也并不是完全保持沉默。4月13日，國家稅務總局發出通知，要求稅務部門對企業為員工支付各項免稅之外的保險金，應在企業向保險公司繳付時(即該保險落到被保險人的保險賬戶)并入員工當期的工資收入，按“工資、薪金所得”項目計征個人所得稅。此舉被認為是堵塞最近一段事件部分企業利用員工團險逃避繳納個稅的途徑。而在此之前，國家稅務總局也曾通過通知形式，明確了對被拆遷人按照國家有關城鎮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規定的標準取得的拆遷補償款，免征個人所得稅的問題。另外，還就員工股權問題作出規定，明確了從2005年7月1日起，企業員工參與企業股票期權計劃在行權時，當日“施權價”與公平市場價的差額，應按“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的規定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國家稅務總局的這幾次通知，并不是有對現行稅制的更改，而僅僅是對一些既定法規的強調。更為公眾們所期待的，是對于現行個稅制度的重大調整，特別是起征點和稅制。4月初，xx發布了《xx關于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下稱《意見》），其中第五章專門論述了關于“深化財政稅收投資價格體制改革”的內容，雖然并沒有提到個稅改革的問題，但據《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相關部門已經在積極落實有關稅制改革的各項工作，并已經在部分具體內容上形成了初步意見，其中就包括個稅改革的問題。漏洞依然普遍逃稅各有高招現行個稅出現“劫貧濟富”的結果，除了起征點過低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收入不少都未被有效監控，造成部分人雖拿著高收入卻享受著低稅賦。此次被國家稅務總局強調監控的企業員工團險就是途徑之一。據了解，一些企業正是通過投保團體保險，將投保費用計入福利、成本或是補充養老保險等賬目，相對于把錢直接以工資、獎金的形式發放給員工，免去了員工一大筆的個人所得稅。而一些保險公司的銷售人員也將其作為賣點向企業推銷，以提高銷售業績。XX國瑞稅務師事務所主任孫健認為，此次國稅總局的通知內容，實際上在個人所得稅法中早有規定，此次發文再次強調，預示著稅務部門對企業利用保險避稅、洗錢的各種“擦邊球”行為將不再容忍。事實上，在各種形式的企業中，都存在著一些利用各種方式逃避個人所得稅的現象。一位經商十多年的私企老板就向記者表示，為了逃避累進制的個人所得稅，他的用車、吃飯、娛樂的花費，往往都出企業的賬目里出，而給自己支付的工資卻不多。雖然企業里外都是自己的錢，但相對于個稅，繳納企業所得稅似乎更合算一些。在華的跨國公司中工作的美國人安德森先生就對這種現象很不理解，因為在美國，即使是自己的企業，公司支出與個人支出的范圍也有著較為嚴格的規定。純屬個人目的的消費如果列支在企業賬中，會被稅務部門認為是逃稅行為。但安德森先生注意到自己的中國同事中部分人也有自己的逃稅辦法。他們利用跨國公司的優勢，在大陸之外的地區某個銀行中開立個人賬戶，將一些收入直接以外幣形式存入，以逃避利用國內銀行系統的稅務監管。除此之外，收入豐厚的外企員工還有很多逃稅避稅的手段，如股票期權等。2001，在XX市地稅局組織開展的稅收查處中，就曾查處微軟中國有限公司應扣個人所得稅案，共查補稅款5100萬元，主要手段就是股票期權。根據目前的稅法規定，個人所得稅是對個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項所得征收的一種所得稅。其征收范圍包括：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等十一種之多。規定雖然詳盡，但繁復的種類卻加大了征收難度，提高了征收成本，而真正在征收時，也并沒有阻止住漏洞的出現。XX社科院2005年中國經濟形勢預測課題組的相關研究表明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是個人所得稅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而據記者了解，這一點與有關部門的想法不謀而合。專家表示，未來的綜合征收其實是將納稅人在一定時期內的各種所得綜合起來，減去法定減免和扣除項目的數據，其余額按累進稅率征收。據介紹，把綜合計征和分類計征結合起來，最恰當的方法是把工資薪金所得、生產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財產租賃所得和財產轉讓所得5個項目列入綜合征稅，而利息紅利、偶然所得等其它所得仍實行分類征稅。

第四篇：個稅改革亟待“劫富濟貧”

每個月工資單上的扣稅數額，漸漸成為工薪階層拿到工資后最關注的欄目。在XX某國營企業上班的朱小姐每月拿到手的工資3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扣稅數額在200至300元不等，所扣稅額占她實際收入的10％左右。毫無疑問，朱小姐所在的企業照章納稅，并沒有多克扣她一分錢，但稅款的多少，已經讓朱小姐十分敏感了。類似朱小姐這樣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經成為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主要來源，然而，他們只是工薪階層。國家稅務總局4日１１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全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共完成１９０７億元，同比增長３４％，增收４８４億元。4月2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在未扣除價格變動因素情況下，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工薪收入為２１６０元，同比增長８．４％。來自國家稅務總局的資料顯示，個人所得稅已經成為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48％。目前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已成為第四大稅種。其中，來源于工資、薪金的稅收占41％，利息、股利、紅利、財產租賃等資本所得為35％。而在XX、XX、深圳、廈門等城市，工資薪金稅收占總額的比例超過60％。個人所得稅稅制的改革，不由得普通人不關注。改革焦點：個稅起征點根據廣東省地稅局日前公布的消息，2004年廣東省共征收個人所得稅239.6億元，其中約70%即168億元，來自代扣代繳方式繳納的工資薪金所得的個稅納稅人，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工薪階層。這與此前公布的全國情況基本相同。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曾表示，2004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為1737.05億元，其中65%來源于工薪階層。是時，“貧富倒掛”的現狀激起了各方的反應，個稅因“劫貧濟富”而被社會輿論所詬病。現行的800元個稅起征點為1980年所制定，這個數字是當時城市居民人均月收入的20倍，然而，25年過去了，除了XX、XX、廣州、深圳等城市將個人起征點調整至1200至1700元的標準，各地其他地區仍舊執行的是800元的“老標準”。25年之中，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數十倍，卻仍沿用過去的標準，這是最為公眾所不滿的。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姜德明提交了“現行法律規定800元的個稅起征點應該調高”的議案。姜德明舉了自己的例子：他1980年的月工資是33元，20多年時間，月工資已經增漲了50多倍。但800元的個稅起征點，時至今日仍然沒有統一提高。網友余豐慧也指出：如果比照工薪階層工資提高50倍來推算個人所得稅現在的征收起點，應該是40000元。即使依據這個參考數據，再綜合物價增長等各個方面情況，起征點應為10000元左右。這個意見雖然被認為有些過激，但并非完全沒有道理。據新浪網一項“您認為個人所得稅從多少元開始起征比較合適”的調查顯示:起征點選擇2000元以上的占44.60%，選擇2000元的占38.51%，選擇1200元的占14.36%，而僅有198人選擇維持現行的800元起征點，占總投票人數的2.53%。有跡象表明，在各方意見的影響之下，政府有關部門對提高個稅起征點已經初步達成了共識。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個人所得稅制的調整沒有懸念，基本就是扣除標準的調整。但新的標準是什么，仍是個不好解決的問題。XX社科院2005年中國經濟形勢預測課題組的相關研究表明，即將來臨的個稅改革必須關注到以下幾點：要提高個稅起征點不是靠一個簡單的數字就可解決的問題，目前國家各地區的經濟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決不可采取整齊劃一“一刀切”的方法。4月7日，XX市地稅局個人所得稅副處長史小軍在首都之窗網站在線訪談時表示，他個人認為，XX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定在1500元左右比較合適。不斷“小動作”等待“大動作”4月26日，財政部綜合司副司長苑廣睿在出席XX國家會計學院舉行的東亞-拉美合作論壇上表示，近期財政部稅制改革的工作重點是物業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等方面。苑廣睿在會上稱，目前個人所得稅改革主要應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由于銀行系統不夠完善，全社會使用現金比重大，導致個人所得稅流失情況比較嚴重;二是目前稅收征收以每月收入800元為稅基，這一數字偏低。苑廣睿并沒有提到個稅改革的具體措施，但由于這是財政部人士對于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最新表示，這種態度依然值得引起關注。與此前的一些猜測不符，雖然“兩會”時期對個人所得稅改革話題討論非常熱烈，但“兩會”之后，有關的政府部門并未就個稅改革問題推出具體方案和時間表。而社會對稅制改革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了即將開征的物業稅和房地產稅上。雖然一直沒有激動人心的“大動作”，但在這段時間里，有關部門對個稅問題也并不是完全保持沉默。4月13日，國家稅務總局發出通知，要求稅務部門對企業為員工支付各項免稅之外的保險金，應在企業向保險公司繳付時(即該保險落到被保險人的保險賬戶)并入員工當期的工資收入，按“工資、薪金所得”項目計征個人所得稅。此舉被認為是堵塞最近一段事件部分企業利用員工團險逃避繳納個稅的途徑。而在此之前，國家稅務總局也曾通過通知形式，明確了對被拆遷人按照國家有關城鎮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規定的標準取得的拆遷補償款，免征個人所得稅的問題。另外，還就員工股權問題作出規定，明確了從2005年7月1日起，

第五篇：信訪制度亟待改革

信訪制度亟待改革

李克軍 我國的信訪制度，初創于1951年，成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2005年由國務院制定并頒行的《信訪條例》是這項制度的文本體現。

一、現行信訪制度的缺陷

評價一項制度的優劣，不能僅靠文本推定，而應以實踐結果為依據。按照相關的文本敘述，黨和國家接待和處理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工作，最主要的功能有兩個，一個是聽取民眾呼聲；一個是解決群眾反映的具體問題，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也可以說，它是一項民主政治和公民權利救助制度。按照“應然”的邏輯推論，信訪數量不應該作為形勢判斷的依據，但從“實然”看，上訪量居高不下已經被各級黨委政府列為不穩定因素。

有關資料顯示，從1992年起，全國信訪總量連續11年上升，并在2003年形成“洪峰”，從2005年開始，信訪總量連續下降。但從媒體披露的典型案件和人們接觸到的情況看，重復訪、集體訪、越級訪并未明顯減少，由上訪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有所增加。2005年發生8.6萬起，約等于1993年的10倍；2008年超過10萬起，比2005年增加16.3%，而且出現了后果極其嚴重的甕安事件。2009年以來，湖北石首、黑龍江富錦、安徽馬鞍山、廣東增城、廣東烏坎等影響較大的群體性事件相繼發生。這些情況表明，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信訪形勢總體上呈不斷惡化態勢，近年來雖然上訪總量得到控制，但是，信訪秩序依然混亂，社會沖突更加激烈，“維穩”成本不斷攀升。

信訪形勢的嚴峻，從根本上說，是社會分配不公、社會管理失范、公職人員腐敗等社會矛盾積累的結果。就信訪制度的作用而言，具有越來越明顯的雙重性：一方面，它促使各級黨政機關加大了矛盾排查和化解力度，使數量不菲的具體問

題得到解決；另方面，客觀上的消極作用越來越明顯。其制度性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信訪條例》雖然包括涉法涉訴案件應該通過法定途徑解決的內容，但整個立法主旨和各具體條款都在強化“縣以上人民政府”權力和責任。在現實生活中，高度一體化的黨委和政府掌握著過多的權力，包攬著絕大部分公共事務。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司法機關依法解決民眾利益訴求的壓力、權能都極其有限，所以，以種種借口把多數民眾投訴推給行政部門。同時，還有一些經由司法機關調處、裁定或判決的案件，輾轉回到黨政機關。黨政主導的信訪機制，使訴訟受案的范圍難以擴大，司法調處的功能難以拓展，訪民“信訪不信法”、“信鬧不信理”的趨勢難以扭轉，信訪秩序難以規范。

——現行信訪制度過分強調“領導親自抓”的老套路。領導親自“閱批重要來信”、“接待重要來訪”雖促使部分問題得到解決，但卻破壞了科層制，助長了相關部門的推諉扯皮；迎合了民眾的“清官迷信”情結，助長了訪民“找大不找小”的心理。信訪量日益集中到中央和省兩級。在“兩會”等特殊日期，很多市縣都要派出幾十人到北京駐扎接（截）訪。

——信訪工作的責任制、排名制、通報制與其它工作領域的政績考核、達標競賽、一票否決等制度互為補充，不斷強化著政治壓力型領導體制。以信訪為重點的“維穩”已成為高懸在基層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為了應對上級考核排名特別是一票否決，地方和基層官員不得不采取堵截、打壓、拖延、收買等飲鴆止渴的“非規手段”控制上訪，在暫時緩解或掩蓋一些矛盾的同時，付出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積累著更多的矛盾，阻礙著地方治理的轉型，醞釀著社會沖突的隱患。

——隨著信訪地位的提升，信訪工作部門的規模和權力也有所擴張。“劃道”排名、一票否決、開轉辦單、督查通報、獎懲提名、組織會戰等帶有濃郁人治色彩的手段，用得越來越多，形式主義、弄虛作假等不良風氣越來越嚴重。

可以說，現行的信訪制度已經逐步走向異化，不但沒有起到“降壓器”和“安全閥”的作用，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社會矛盾的“加壓泵”和官民雙方非規范行為的“催化劑”。

二、信訪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策略

改革現行的信訪制度，應該擺脫“黨政合一、行政主導、向上集權、向下施壓”的路徑依賴，按照民主法治的大方向，逐步建立起“黨委宏觀領導、人大權力到位、司法調處為主、基層民主自治”的新機制。

改革的策略應該是“小步快走，平穩過渡”。

第一步，在兩三年內，保留現有的信訪制度大格局，在三方面做出政策調整：

1、為基層減負降壓。取消按信訪量排名；取消一票否決并大幅度減少信訪工作在目標考核中的分值；不要求下級官員到上級接回信訪人員。

2、以淡定的態度對待上訪和群體事件。省市兩級召開重要會議，不允許下級來人駐守接訪。由大會安排專門人員接待上訪；由本地公安部門依法維護大會秩序，妥善處理公共場所可能發生的集會、請愿事件。

3、實行重點案件直接查辦及按責追究制度。中央和省級信訪部門，不給下級開信訪移辦單。對特別重要的案件，可以直接組織人力查處，也可轉交給同級相關行政部門或司法部門查辦。對查辦過程中發現的官員瀆職行為，可以根據干部管理權限移交紀檢或司法機關追查責任。對上訪人的違法行為，由政法機關依法處理。

第二步，初步建立起人大有效監督、司法調處為主的信訪工作體系。將隸屬于政府的信訪機構改設在人大常委會，適當壓縮編制。人大要充分發揮權力機關職能，對行政和司法機關接待處理公民訴求的情況進行依法監督，對瀆職侵權行為進行依法查處。厘清上下級之間、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各行政機關之間的權力邊界和職責，各負其責地處理信訪積案和公民各種訴求。嚴格執行黨委不干預具體案件和行政機關不受理涉訴案件的規定，同時，擴大訴訟受案范圍，將絕大部分信訪案件納入司法軌道。

第三步，建立新型的公民政治參與和權利救助體制。實現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更充分、更具體的統一；充分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各項權利，保證民眾意愿表達有暢通的渠道，怨憤發泄有合法的出口；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和健全的基層自治制度，將絕大部分民事糾紛、民眾訴求納入自治組織自我調節和依法訴訟的軌道。

三、相關措施的配套跟進

應確立新型治理思路，全面深化經濟、政治和社會各領域的改革。以下四個方面尤為重要：

1、推動官、學、媒、民之間的溝通互動，最大限度地增進改革共識。對信訪工作及“維穩體制等問題，官員、學者、媒體和民眾，具有不盡相同的解讀，本屬正常現象，但有兩種傾向應該扭轉：一個是缺乏溝通，幾套話語自拉自唱；一個是地方官員和基層干部很少用真話參與討論。市縣鄉三級干部，在各種會議和媒體上發布的講話、文章雖然不少，但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套話、假話、空話居多。遇到輿論**，他們往往采取緘默不語的策略，以免惹禍上身。其實，他們對很多問題都有與上級、學者、民眾不盡相同的看法，盡管有很多保守僵化的東西，但也有一些來自實踐的真知灼見。即使是完全錯誤的思想，也應該允許他們充分表達。所以，上級應該鼓勵基層干部說真話；學者和媒體也應該注意聽取和吸納他們的意見；遇到分歧或矛盾，應該理性評判、適度寬容，從而促進各方思想交流，增進改革共識。

2、進一步轉變領導方式，弱化自上而下的壓力和管控。喊了多年的精簡會議文件、控制檢查評比、清理達標競賽等口號，應真正落實見效。同時，應果斷廢止弊多利少的一票否決制，淡化政績考核，促使地方官員確立對下負責、執政為民的理念，并為基層社會自治騰挪空間。

3、推進分配制度改革，消解民眾因社會不公引發的怨氣。分配不公、階層固化引發的社會矛盾，在一些地方不斷集聚發酵，成為燃點極低的火藥桶，一旦濺上火星，就可能轟然爆炸。所以，必須加快財稅制度、工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盡快縮小官（政府）民之間、城鄉居民之間、不同行業之間、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時，解決好其他領域競爭起點和過程不公等問題，以取得釜底抽薪的效果。

4、完善人大制度，加快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步伐。如果人民當家作主和橫向權力制約的機制不健全，向地方下放權力和為基層減負降壓，很可能導致某些惡質化的官員更加肆無忌憚地侵犯公民權利；司法獨立也可能加劇司法腐敗。所以，在信訪制度由行政主導向民主法治轉變過程中，應全面推進其他領域的民主法治建設，實現地方治理的全面轉型。如：健全黨內民主制度，進一步改善黨的領導；推進人大制度改革，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權力機關；提高各級官員選舉的透明度和競爭性，試行縣以下官員直接選舉，保證官員執政為民，對下負責；推進司法改革，促進司法公平與公正；改革工會制度，使工會既不脫離黨的領導，又成為名副其實的群眾團體；發育民間組織，做實基層自治，等等。

作者為原黑龍江省委副廳級巡視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