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我國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若干問題的研究

關于我國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若干問題的研究

蔣寧 汪雷

世紀之交，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再次成為國內學術界注目的焦點問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實現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對21世紀我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繁榮發展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研究我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僅僅分析這種轉變的必要性、意義和一般實現途徑是不夠的，理論界更重要的任務在于精確地判斷出我國目前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既有水平，認清阻礙我國實現集約化農業的諸種障礙因素，并結合我國當前農業經濟的發展方向、農村改革現狀和農民的具體實踐活動，尋找出一條實現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現實途徑。

一

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國目前農業增長方式的現狀和水平。

一般而言，集約型增長方式是建立在集約化經營方式基礎之上的。農業的集約經營是一種內含的擴大再生產，即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與應用，改良品種，改造土壤，改進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并通過有效、科學地施肥和精耕細作等手段的應用，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提高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最終實現農業的有效、持續發展。這與那種單純地依靠擴大耕地面積來發展農業的增長方式有著本質的區別。有的同志僅將精耕細作看成是集約型農業的基本特征，由此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確定我國農業生產的現有水平。他們將農業生產方式劃分為美國型、西歐型和中國型三種基本模式，認為美國的農業生產選擇的是一種粗放型的經營方式，西歐由于土地稀少、人口密集、資本集中、技術先進，故而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呈現出典型的集約化特征，中國介于二者之間，我國傳統農業生產的基本特征就是精耕細作，因此，就集約程度而言，我國農業生產水平落后于西歐而高于美國。乍看之下，這一判斷不無道理。但只要對中國農業生產水平和農業增長方式的現狀有一些粗略的了解，此一結論的不合理和非科學性就十分明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我國農業生產土地經營規模狹小，農業產業化程度低，小農經濟生產經營方式特征顯著。

目前，家庭承包經營仍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生產經營組織形式，這一形式在改革開放初始階段曾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我國農業生產在數年之內接連跨上新的臺階。但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著天然的不足，它以一家一戶為農業生產的基本組織單位，土地經營規模狹小，抗災能力不強，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能力較弱。1984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即達4.0731億噸，比1978年增長34.65％，但此后糧食產量和農業生產都步入徘徊和低速增長期，至1993年，糧食產量才首次突破4.5億噸大關，1996年雖以5.0454億噸創歷史最高紀錄，但也僅比 1984 年增加9700余萬噸，12年間糧食總產量年均增長率僅為1.99％，這一增長速度甚至趕不上11年來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糧食增長速度的緩慢，不能不說其與農業生產的小規模經營方式有著密切的聯系。眾所周知，集約型農業是建立在一定量的土地經營規模基礎之上的，沒有土地經營規模的穩步擴大，就不可能實現農業的機械化、產業化和現代化，農業生產就無法擺脫靠天吃飯的窘境，所謂農業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也就無從談起。據國家土地局最新調查，我國實際可耕地面積接近1.39億公頃，但人均耕地僅有1.5畝，約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997年，鄉村農業勞動力總數為3.24億人，勞動力人均耕地面積也僅有0.42公頃。此兩組數字，美國則分別為我國的6.5倍和63倍。此外，我國每萬名農業勞動力僅擁有農用大中型拖拉機21.2臺，大中型拖拉機機引農具29.97部，農用載重汽車22.88輛；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僅擁有小型及手扶拖拉機8.77臺，機動脫粒機5.15臺，農用水泵7.9 臺，機動噴霧（粉）機0.38部。這些數據充分表明，我國農業的機械化和產業化程度都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上。由此，我們很難得出我國農業生產集約

化水平高于美國的結論。

2.精耕細作雖是我國農業生產的表征之一，但我國農業的精耕細作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精耕細作，其與現代農業的精耕細作有著本質的差異。所謂傳統意義的精耕細作，是指與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農作方式，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依靠勞動力的大量投入實現農作物產出量的增加。而現代農業的精耕細作，在要素投入的選擇上，顯然與此大相徑庭，資本投入的增加和技術含量的提高，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相應地，勞動力要素在量上的投入則呈現出不斷萎縮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鄉村剩余勞動力不斷被轉移出來，農業生產中投入的勞動力數量較改革前也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這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農業生產的傳統特征，1997年，我國農業居民家庭人均經營耕地僅為2.08畝，農業勞動力人均產值只有4818元，農業生產效率仍然低下；而滯留在農業中的勞動力仍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的47％，由此而形成的“精耕細作”，顯然不同于集約型農業下的精耕細作。

3.我國農業經濟基本上屬于自給半自給經濟，既存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和農產品流通體系與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相去甚遠，農村、農業、農民在一定程度上還處于與市場相互隔離的狀態，這是與集約型農業增長方式不相適應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總是以發達的市場經濟為其基本環境條件的，市場化程度較低的我國農業經濟及其生產方式，要完成由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將困難重重，這一點，已再三為各國的農業現代化實踐所證明。

綜上，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基本判斷：我國農業的市場化程度相當低下，以規模化、商品化生產為前提條件的農業集約化進程尚未有效展開，要在全國范圍內實現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順利轉變，其面臨的困難之多、之大可能遠遠要超過許多決策人士的設想。研究我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進程，就不能不立足于這一現實，立足于這一基本國情，這是我們尋找我國農業集約化道路的思維基石和基本出發點。

二

要使我國農業走上集約化發展之路，首先必須解決諸種與農業集約化相左的阻礙因素。這些因素既包括宏觀的、外在的因素，也包括我國農業發展自身存在的各種內在因素。

1.農業與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互脫節問題。由于小農經濟構成了我國農業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與商品化大生產的要求相互矛盾，如此，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就喪失了基本的市場環境條件。如果農業生產方式不能與現代市場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那么，集約化農業對中國農業而言就只能是一個美好的夢想。所以，關鍵的問題在于尋找一條有效的途徑，將農業、農民和農村迅速推向市場。

2.資本投資問題。集約化農業對資本的需求是巨大的。在要素投入的選擇上，集約型農業實現產出量的增長更多地依靠資本與技術投入的增加（技術的投入更表現為對資本的大量需求），而非如傳統農業那樣，僅靠勞動力投入的增加就能實現增長。顯而易見，現有的小規模農戶經濟是無法積聚起轉向集約化農業生產所需的巨大資本的。截止1997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僅為2090.1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這一數字大約比1985年增長了

1.5倍，但據農村住戶抽樣調查顯示，1997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現金收入為2131.21 元，而人均現金支出則高達2297.3元，這意味著該年農村人均儲蓄為－166.09元。如此，我們很難想象我國的農業生產主體能夠積累起足夠的資本金來支撐集約化農業的運行和發展。由于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戶經濟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極弱，在現有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條件下，農業生產主體無法走向集約化經濟增長道路。因此，能否尋找到新的資本注入途徑，這是關系我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能否順利轉變的核心問題。

3.勞動力素質問題。集約化農業需要高素質的農業勞動力，顯然，我國現有的農業人口素質水平是不符合集約化農業對從業人員素質的起碼要求的。這表現在以下方面：（1）據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我國文盲半文盲人口高達2億以上，且90％以上集中在農村。另據有關調查，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者所占比例極低，而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卻占全部勞動力的50％以上；（2）據統計，至1996年，我國已進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年均進入育齡的婦女100萬以上，凈增人口80％在農村。同時，截止199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尚有5000萬左右。人口生育的一個普遍現象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越生越多的貧困農村家庭無力負擔子女的教育費用，舊文盲尚未鏟除，而新文盲卻在不斷滋生。以此推論，我國未來的農業勞動力素質前景堪憂；（3）80年代以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和民工潮的涌動，我國農村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業已呈現婦女化和老齡化的趨勢，受教育程度稍高的農村青年都急于跳出農業生產部門，如果這一態勢無法遏制，那么，農業勞動力整體素質的滑坡就不可避免。凡此種種，皆從不同的側面表現了未來的集約化農業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的巨大矛盾。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未來的集約化農業所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衡量的標準絕非僅僅是漢字識字率的高低，除了勞動技能以外，是否掌握了生物、化學等先進科學知識，是否能夠應用外語、計算機等工具來熟練地獲取全球或地區最新信息，甚至市場感知能力、交往能力乃至于創新能力，都將涵蓋于高素質范疇之中。因此，如何提高我國農業勞動力的綜合素質，這是我國實現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須首先解決的一大課題。

三

如上所述，我們可將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增強農業的資本自我積聚能力和提高農業活動人口的基本素質三者看成是轉變我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先決條件。綜合各種因素分析，并聯系近年來我國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的具體實踐，筆者認為，實施農業產業化發展戰略，推動農業產業化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拓展，是我國實現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現實途徑。其理由有以下幾點：

1.農業產業化是推動農村、農業與農業生產主體走向市場、與市場經濟聯結起來的內在驅動力。如前所述，在我國現有的農業制度中，在以小生產為基本特征的農戶經濟中，滿足于自給半自給現狀的農業生產主體是不可能主動去關注市場的。這也正是我國農業與農村長期游離于市場之外的深層次原因。那么，如何促使農業生產主體主動去關注市場并進入市場呢？問題當然在于必須尋找到農民與市場相互聯系的利益結合點，只有當農業生產主體切身感受到市場與其物質利益密切相關時，他們才能主動地融入市場，成為或希望成為市場經濟中的合格主體。從各地的實踐來看，農業產業化對農民乃至于農業與市場聯結的驅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產業化的結果導致了農戶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農產品產出量的迅速增加，增強了農業生產主體對市場的依存度與關聯度，最終將使農業內在地產生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強烈需求，并為集約型農業構筑好必備的市場環境條件。

2.農業產業化能為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營建一種較為合理的內部資本積累機制，并提供必要的資金準備。集約型農業必須是高技術含量、高投入與高產出的農業，如果不能在農業內部建立起一種合理的資本積累機制，由粗放型農業向集約型農業轉變就缺乏資金支持，那么，所謂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就只是一個神話，不存在任何現實可能性。回顧20年的改革開放歷史，農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是有目共睹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已由1978年的133.6元上升至1997年的2090.1元，細加分析，可以發現導致農民收入提高的原因有三：一是農業制度的變革創新致使農產品產出量迅速增加，二是價格改革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的實際售價，三是80年代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和始于80年代中期并一直綿延至今的民工潮，使農村居民的實際貨幣收入產生了大幅增長。但由于我國農村尚處于由貧困型向脫貧型、溫飽型轉變的特殊發展階段，農民的諸多物質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滿足；與社會其它各生產部門相比，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仍然低下，因而，農民不能、也不愿對農業生產注入更多的增量資金。并且，在現行的農業生產方式中，農業部門也始終無法有效地構建一種合理的資本自我積累機制。農業產業化的成功實踐及其在增產增收方面昭示出來的巨大潛力，一方面將為我國農業發展解決資金匱乏和物質、精神動力不足等問題，另一方面又可在農業內部培育形成資本自我積累的合理機制，這就為未來我國的農業發展和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掃清了現實障礙。

3.農業產業化能有效提高農業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從而使集約型農業的人才供給與人才需求之間的矛盾趨于緩解。農村居民和農業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及綜合素質普遍低下，業已構成我國未來農業發展的重大阻礙力量，盡管政府和社會為此采取了種種對策措施，如頒布實施《教育法》、實施“希望工程”、“春蕾工程”等，但并未阻止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下滑的勢頭。然而，從實踐效果來看，農業產業化卻在一定程度上卓有成效地解決了這一社會難題。通過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勞動力素質，其實現途徑主要有以下三條：（1）由于中介組織的加入，農業產業化為農業生產部門引進了一大批高素質的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市場人士，從而改變了傳統農業勞動力的總體結構和素質結構；（2）農業產業化成功地把高科技融入農業之中，拓寬了農民的視野，提高了農民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從而有利于現有農村勞動力基本素質的改善；（3）農業產業化使農業從業人員更加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從而為我國農業后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我們相信，農業產業化必將構建一個巨大的人才資源寶庫，以滿足未來集約型農業對各種人才的巨大需求。

4.農業產業化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農業生產主體進入市場、進入高科技領域所需承擔的風險，為我國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掃除了心理障礙。集約型農業是一種高投入、高產出、生產過程和生產產品技術含量都將有大幅提高的農業，集約型農業中的生產主體必然是為市場生產且已走向市場的市場主體，如此，則在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農業生產主體肯定會面臨兩種風險，一為市場風險，一為科技風險。如果風險過大或風險預期過強，那么，農民將對集約型農業喪失信心且心懷恐懼，相應地，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就會遇到極強的社會心理排斥力。農業產業化的意義在于，通過多種經濟主體的加盟，尤其是公司等市場活躍主體進入農業產業鏈之后，農民本需承擔的風險被大大降低了。與此同時，他們切身體驗到了市場的魅力和科技農業所產生的巨大效益。因而，經過農業產業化浪潮錘煉過的農業生產主體，必將成為我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積極推動力量。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其一，農業產業化為我國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創造了諸多有利的條件；其二，農業產業化實踐不斷削弱了我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實現轉變的各種阻礙力量；其三，農業產業化事實上已經啟動了我國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進程。因此，農業產業化是我國實現農業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現實途徑。

第二篇：發展低碳農業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

發展低碳農業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

高玲娣

探索、推廣一種既符合國情又與國際社會接軌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對于促進農村穩定、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發展低碳農業是黨和政府加快轉變農業農村經濟增長方式的英明決策。

低碳農業是生態農業的主要模式，是把傳統農業技術與現代科學技術結合的發展模式，是集生態、經濟、社會三大效益整體功能的一種高效農業技術體系。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對發展生態農業、循環農業、節能減排做了重要部署。因此，發展低碳農業是現階段我國黨和政府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創新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舉措。發展低碳農業的實際意義在于節約資源成本、提高資源利用率，既可保護生態系統和環境，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又體現以人為本、履行環境保護的國際責任、符合環境友好型發展的要求，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與內涵。

二、加深對低碳農業的效益與安全意義的理解有利于推動發展低碳農業。

第一，低碳農業的核心內容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三低”農業，采取的農業措施能最大限度的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少有害氣體引起的不良氣候變化，減少有毒農藥污染對人類的危害。第二，低碳農業是節約型農業。盡可能節約投入農業各種資源的消耗，使人力、物力、財力科學合理地投入，提高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第三，低碳農業是效益型農業。以最少量的物質投入獲取農業最大的產出效益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提高物質利用率、土地產出率。第四，低碳農業是安全型農業。通過采取多項措施將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全過程中可能對人類經濟、社會、環境帶來的不良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和農業生態環境安全水平，優化農業生態環境。

連年來汕頭市各級黨政領導、黨政部門大力引導各地農民群眾發展生態農業、循環農業、低碳農業、低碳經濟取得顯著成果，例如汕頭市農業部門重視水稻病蟲害發生的預測預報，指導農民適時用藥防治水稻病蟲害，合理減少用藥次數和用藥量，提高防治病蟲害的效果。據測算，減少一次用藥，全市３９萬畝水稻田可節約農藥成本投入７００－８００萬元，既減少農藥對環境的污染，又減少稻谷的農藥殘留，還可挽回病蟲害造成低產的經濟損失。又如南澳充分利用風能資源發展低碳經濟清潔能源，至２００９年，裝機容量１２．８６萬千瓦，年發電量可達３億千瓦時產值１．９億元，為地方增加稅收來源，為省網提供清潔電源。

三、發展低碳農業的原則與主要途徑。

發展低碳農業的原則：一是減耗。減少資源、工業能源消耗、減少污染。二是擴源。擴大自然資源如太陽能、風能、水能、潮汐能、地熱的利用和提高農業投入品的有效利用率。發展低碳農業的主要途徑：１、繼續認真宣傳貫徹落實黨和政府關于發展生態農業、綠色經濟、節能減排的決策部署，發展低碳農業經濟，如大力發展海洋養殖，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農業發展質量和效益，促進農民持久有效增收。２、減少無機化肥投入。科學、合理更有效的利用化肥，尤其是氮肥，提高化肥利用率。３、減少有害物品投入農業生產，減少污染。發展新興有機農業，研究、生產新型肥料、新型農藥，用復合高效肥料、有機肥料替代有害化肥的使用，用生物農藥、生物天敵、物理防治法、低毒低污染農藥替代高毒農藥的使用。節約農業生產投入成本，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如汕頭一些地區的蕉柑園、橙園采用放養鈍綏螨（又名黃蜘蛛）的方法防治紅蜘蛛，采用間套種豆科植物、客土等方法提高農田肥力，均取得明顯成效。４、推廣應用節水灌溉技術和節能耕作技術，如自動化噴灌、滴灌技術在蔬菜產業、果園、茶園等農業生產的應用。整治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旱澇保收田。５、植樹造林，增加碳匯量，改善生態環境和氣候條件。在潮陽、潮南、南澳大林區的山梁、工廠、機關及學校周圍、城鄉結合部大力營造生物防火林帶，形成生物防火林網絡，濠江區火災多發點實施林分改種生物防火樹種，提高我市森林的自身防火減災功能。加強生態公益林管護，營造優良林業生態環境，為汕頭旅游業的發展添綠添景，創造宜居城市環境。６、合理密植，科學管理，提高太陽光合作用效率，提高產量。７、發展環保清潔能源和循環農業。充分利用風能、太陽能、農村生物能能源為農業生產、生活服務，循環利用農業廢棄物發電、制造沼氣作燃料供暖供熱供照明，如２００７年來汕頭市建設９座畜禽養殖場大中型沼氣池，沼池容量４２００立方米，估算年產沼氣７３萬立方米，相當于５１１噸標準煤產生的熱能量，年變廢為寶創值１０２萬元，沼氣池使用十年可創值１０２０萬元。同時沼渣作為有機肥為周邊農戶用于種果、種菜，作農田基肥，減少化肥的投入量，還有利于禽畜防疫防病，利于村容村貌整潔，促進畜禽養殖規模化、標準化。

（作者單位：汕頭市農業局）

第三篇：申論熱點轉變增長方式

熱點一：轉變經濟的增長方式

第一部分：理論部分

1.概念的提出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強調指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所謂經濟增長方式，通俗地說就是為了實現經濟增長而采取的手段、措施和具體做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談論多年的重大話題。1995年中央就已明確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提高經濟效益作為經濟工作的中心”的方針。10年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了很大進展，但從總體上看還未實現根本轉變。

2.為什么我國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增長方式粗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表現在主要通過擴大投資規模、過多依靠各種資源的大量消耗去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由此導致效率依然不高、效益相對低下和環境壓力明顯加大，以及發展本身的不可持續性。

粗放式增長難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過分依靠各種資源的大量消耗去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終究難以為繼。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國際產業分工中將永遠處于被動地位。

3.制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因素

思想觀念上的束縛。一是對節約資源的重要性緊迫性缺乏足夠的認識。二是簡單地把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等同起來。三是沒有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要不要發展的問題，應該說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

經濟管理體制上的障礙。實踐證明，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轉向市場取向的經濟管理模式的過程中，經濟管理體制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歷史發展階段的原因。我國目前經濟增長方式之所以比較粗放，也有其歷史發展階段的必然性。因此，保持一個相對較高的發展速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4.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思路

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確實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也有許多有利條件。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明顯加強，物質、技術基礎已比較雄厚，更重要的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正在不斷深入人心，逐步成為億萬人民的實際行動。我們已經到了應該加快、也有條件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時候。

必須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我們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發展應該始終把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加快體制改革和創新。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機制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途徑和重要內容。努力擴大消費需求。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完善國民核算體系。

第二部分：規范性文件

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國際經濟正處在產業結構朝著技術、知識、服務密集的方向發展的新的調整時期。只有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才能不斷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確保實現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發展目標。只有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才能切實推動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確保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只有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才能應對激烈的國際經濟、科技競爭，切實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確保在國際分工中取得有利地位。我們一定要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戰略高度，進一步增強自覺性和緊迫感，下更大的氣力，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實把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工作抓緊抓實、抓出成效。

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重要著力點。要重點抓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按照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著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強大科技支撐。二是要加快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升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特別是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大力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三是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資源綜合利用，全面推進清潔生產，加大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力度，促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四是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努力形成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引導作用。五是要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努力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創新人才，積極營造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社會氛圍。

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關鍵是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加強領導、抓好落實。要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和要求，統一思想認識，加大工作力度，切實把科學發展觀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進行深入分析，制定實施規劃，抓住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重大作用的環節和問題，同改革發展工作有機結合起來，一起部署、一起推動，扎實加以推進。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干部政績考核體系，綜合考核投入和產出、速度和效益、經濟和社會、發展和環境等方面的指標，激勵廣大干部樹立和實踐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要完善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力度，形成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法制環境。要大興求真務實之風，扎扎實實做好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各項工作，更好地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

第三部分：范文或者評論員文章

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要大力節約資源和能源，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就要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帶動轉變；就要繼續深化改革，著力形成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

具體來說，在實踐中應注意把握好以下幾個結合：

一是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推進科技進步結合起來。要建立健全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大力開發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支持制定重大產業技術標準。在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時，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知識和技能密集、高附加值的方向提升。培育一批技術推廣機構，給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和技術援助。加強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和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加強共性技術、關鍵技術的自主開發和創新，推進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技術研究，在信息、生命、空間、海洋、納米及新材料等領域超前部署，集中優勢力量，力爭取得重要突破。特別要注重突破節能降耗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技術瓶頸，開發針對大氣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的綜合整治技術，開發資源高效勘查和資源綜合利用技術。增加科技投入，使研究與開發投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實行支持自主創新的財稅、金融和政府采購政策，完善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優化創新環境。

二是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推進國民經濟信息化結合起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國內外經驗表明，信息技術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信息產業本身的發展可使一、二、三產業的結構進一步優化，特別是信息服務業的發展，會提高非物質產品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信息技術、信息網絡和信息服務，對于各行業生產、管理、營銷流程的再造和重組，提高效率和管理水平，對于優化和改造傳統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升級，帶動工業化在高起點上迅速發展，對于提高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節能降耗，具有積極作用。因此說，“十一五”時期，加快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進程，充分發揮信息化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的重要作用，不斷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和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十分必要。

三是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結構調整結合起來。要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資金和物質要素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和數量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同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積極發展服務業是“十一五”時期的重點。加快發展服務業，不但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而且可以大大緩解資源約束的壓力。為此，要堅持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方向，拓寬領域、擴大規模、優化結構、增強功能、規范市場，提高服務業的比重和水平。大力發展主要面向生產者的服務業，細化深化專業化分工，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優先發展交通運輸業，統籌規劃、合理布局交通基礎設施，做好各種運輸方式相互銜接，發揮組合效率和整體優勢，建設便捷、通暢、高效、安全的綜合運輸體系。大力發展現代物流業，培育專業化物流企業，積極發展第三方物流。積極發展信息服務業，改善郵政和電信基礎業務，積極發展電子商務，推進電子政務。

四是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發展循環經濟結合起來。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可以有效節能降耗、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可持續發展。各地區各部門要將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指標納入到各級政府目標責任制和干部考核體系中；加快研究制定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制定和完善各行業節能降耗標準，推進節能降耗重點項目建設，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逐步淘汰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工藝、技術和產品，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模式；理順資源性產品價格，實行有利于資源節約的價格和財稅政策，從稅收、貼息、補貼等方面完善有利于發展循環經濟的財稅政策；大力推動以節能降耗為重點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推動技術進步，組織開發和示范有重大推廣意義的減量技術、替代技術、能量梯級利用技術、延長產業鏈和相關產業鏈接技術、“零”排放技術、回收處理技術、綠色再制造技術，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術等，為循環經濟的順利發展提供可靠的技術裝備支持。

五是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優化人力資源結構結合起來。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所從事產業的效率和效益。降低對資源能源的依賴，增加經濟中科技和知識的含量，需要高素質人才的復雜勞動和不斷創新。為此，要壯大人才隊伍，提高人才素質，優化人才結構，完善用人機制，發揮人才作用。完善培訓制度，加強理論教育、專業培訓和實踐鍛煉，提高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質。實施企業家培養工程，培養造就一批富有創新意識和能力、適應經濟全球化要求的企業家，推進企業經營管理人才職業化、市場化。實施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和戰略高技術人才培養工程，重點培養造就一批科技領軍人才、學科帶頭人和戰略科學家。實施高技能人才培養工程，建立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和公共實訓基地，建設高技能人才隊伍。加強農村實用人才培養。加強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人才資源開發和人才隊伍建設。

第四部分：典型觀點和事例

廣東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決執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全省經濟運行進入速度較快、物價較低、效益較好、質量較高的軌道，出現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好勢頭。

1.經濟增長保持平穩較快態勢

2.工業生產保持基本平穩

3.固定資產投資增幅繼續放緩

4.出口高速增長，進口增幅回升

5.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穩定增長

6.經濟運行質量穩定提高

7.政府、企業和個人收入均實現較快增長

8.節能降耗工作取得明顯成效

9.營造出較為寬松的創業環境

10.消費價格漲幅溫和

11.資源約束有所緩解

第四篇：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新華網北京８月１１日電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十一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順利完成“十一五”時期的各項任務，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奠定更加堅實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必須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關系現代化建設全局

經濟增長是靠資本、資源、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投入推動的。各種要素的組合不同，經濟增長會呈現不同的方式。如果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資源和勞動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來推動，增長就是粗放式的；如果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的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來推動，增長就是集約式的。

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就是使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質消耗推動，轉向主要依靠提高各類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推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從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按可比價格計算，每萬元ＧＤＰ能源消耗從１３．２６噸標煤下降到４．７５噸標煤，下降６４．２％。這樣的下降幅度既不遜于發達國家，也不遜于發展中國家。根據世界銀行《２００６年世界發展指標》，按國際購買力平價（２０００年美元）計算，從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年，我國每千克石油當量產生的ＧＤＰ增長了１１４％，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增長２１％，其中高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分別只增長１１％、４０％和２０％。

但是，這種明顯的成績是以過去經濟增長粗放程度過高為基數的。從單位產品實物量能耗、物耗的絕對水平來看，與世界先進水平甚至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我國礦產資源總回收率僅為３０％，比世界先進水平低２０個百分點。從總體上看，經濟增長方式遠未實現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

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加快，資金投入、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１０％，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２６．８％，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１３．６％，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也呈增長之勢。展望未來，資源環境形勢更加嚴峻，加快增長方式轉變任務更加緊迫。

深刻認識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的體制根源

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與我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整體技術水平有關，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城市化進程遠未結束，以住房、汽車需求快速增長等

為代表的消費結構升級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必然會使我國現階段的增長呈現出某些高物質消耗特征。

但是，應該看到，導致增長方式粗放有深刻的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概括起來，主要是：

價格體系未能充分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比如，水資源是我國最為稀缺的資源，但我國的水價卻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低水價導致了對水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浪費：農業用水的低價格，弱化了節水技術和設施的投資激勵，固化了農業的大水漫灌方式；居民用水的低價格，造成了生活用水的嚴重浪費。再比如，土地也是我國最稀缺的資源，但長期以來，由于土地征用、交易制度不完善，致使大量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被低價征用，轉讓價格沒有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從而降低了稀缺土地資源的使用成本，形成了粗放利用土地的慣性。

企業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會成本。通過制定和嚴格執行一定的質量、安全、能耗、物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標準，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的協調，是市場經濟中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領域。在明確和嚴格的標準之下，企業為了達到社會要求，就需要進行技術創新、更新設備或加強管理，從而有利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目前我國不僅缺乏比較完善的社會標準體系和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對于已有的法規標準，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這一方面使企業喪失了進行技術創新、設備更新或強化管理以降低消耗、減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業敢于在執行現行標準和政策時弄虛作假、頂風違規。

稅費政策不合理。比如，當前在煤炭等礦產資源開采方面，由于資源稅實行按照開采量征收，開采過程中往往發生只開采易開采部分和遺棄不易開采部分的現象。這不僅造成了礦產資源的嚴重浪費，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

采取綜合措施，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一個涉及經濟、技術、社會等多方面體制和政策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企業、消費者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參與、通力合作。需要從優化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加強生產管理、鼓勵理性消費等多方面采取綜合系統的措施。要真正落實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本國策，當然，最根本的是要為經濟的集約化增長提供一個良好的體制環境。當前，要從如下方面入手，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優化經濟結構，增進結構效益。經濟結構不合理既是經濟增長方式不合理的表現，也是導致經濟低效運行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優化結構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抓手。一要優化產業結構，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廣泛應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提升制造業，大力開拓服務業新領域，抓緊構建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附加價值高、吸納就業多的產業結構體系。二要優化產業組織結構，形成既有利于規范、有序、有效競爭，又有利于實現

規模經濟的大、中、小企業合理分布的格局。三要優化所有制結構，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形成各種所有制企業相互競爭而又共同發展的局面。四要優化出口結構，促進技術水平高、附加值大的產品增加出口，提高比重。

增加政府投入，促進資源和環境技術的進步。促進增長方式轉變，必須大力開發新能源、新材料、資源節約、污染處理、生態治理和恢復等方面的技術。這些技術研發成功后社會效益比較明顯，但研發過程投資密集，研發失敗的風險比較大，單個企業或者研究機構研發積極性不高，使得這些技術的供給難以滿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因此，要加大政府對這些技術領域的支持力度，鼓勵企業在相關技術領域進行技術發明和技術革新。

提升管理水平，減少管理漏洞。從政府的角度講，應當通過制訂嚴格的物耗、能耗和污染排放標準，并依法嚴格執行，從外部促使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和轉變生產方式。從企業角度講，則要通過不斷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完善激勵機制，實施供應鏈管理，優化生產和工藝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倡導理性消費，反對鋪張浪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費模式。因此，要加強對消費者的宣傳教育，提高廣大消費者對我國基本國情和面臨挑戰的認識，增強其合理消費、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意識。同時，要通過完善消費政策，提倡文明、環保和節約的生活方式。

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完善相關制度。一是加快重要資源價格改革，增加粗放利用資源性產品的成本。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煤炭、水等重要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讓市場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二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形成機制。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嚴格土地法制，合理調整土地收益分配機制，適當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落實和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切實維護農民的土地權益。根據新的資源供求形勢，進一步完善國土資源規劃，強化規劃約束和用途管制，嚴格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嚴格控制征地規模，健全并堅決執行經營性用地招標、拍賣和掛牌出讓制度，確保土地價格形成的公開化、透明化。四是完善稅收制度。從生產、銷售（包括到國外銷售）、消費等各個環節，鼓勵節約，抑制浪費。

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履行好政府社會管理職能。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進一步明確和恰當地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及其社會管理職能。要通過進一步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合理調整收入分配、強化政府公共服務等，創造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宏觀經濟和社會環境。同時，要完善各類質量、安全、環保等法規和標準，強化執法體系，提高執法能力；強化對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的保護，鼓勵技術創新；打破市場壟斷和市場封鎖，維護市場秩序。

第五篇：關于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兩個問題

關于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兩個問題

袁永新

用１５年左右的時間實現經濟體制與經濟增長方式兩個轉變，是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大任務。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國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整個國民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環節。因此，如何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

一、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類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首先考慮的是經營規模。沒有與勞動生產力相適應的經營規模，就無法進行規模經營，就形不成規模效益。那么，戶均多少耕地可以稱之為規模經營？根據現階段我國的農業機械化水平，一個農業勞動力可以耕種約１３．３畝耕地，每個農戶有１．９３３個勞動力，則每個農戶可以耕種約２６畝耕地，這是從全國平均的意義上所說的，現階段我國農戶可以達到的經營能力（這種經營能力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提高）。實現了這種經營規模，農戶就能獲得規模效益，農民收入可以與城市居民持平。但在這一點上我們面臨的一個難題是：怎樣才能實現這種規模經營？我國人多地少，戶均耕地不足７畝。只有把近４戶的耕地集中起來供１戶耕種，才能使這１戶實現規模經營。那么另外近３／４的農戶、約６．５億農村人口將如何生存？

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世界各國城市化發展的共同規律，被從土地上排擠出來的農業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最終都要走向城市。在我國，雖然這一趨勢也是必然的，但將會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這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城市化程度低。世界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程度已達７５％以上，低收入國家也平均超過了３５％。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預計，本世紀末，全世界將有５０％的人口轉向城市。下世紀中葉，將有８０％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在傳統體制下，我國城鎮化程度到１９９１年末只有１８．５３％。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現有城鎮接納農村過剩人口的能力。二是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慢。建國初期我國人口為５．４億，其中城鎮人口５７２４萬人，城鎮化程度為１０．６％。到１９９１年末，全國人口為１１．５８２３億，城鎮人口２．１４６３億，城鎮人口增加了１．５７３９億，即４２年間，每年平均凈增長３７５萬人。可見，盡管目前少數地多人少或其它條件具備的地區已經實現了規模經營，但要想在全國范圍內把數億農村過剩人口遷入城鎮，同時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這不是一個在近期內所能解決的問題。那么，現階段的任務或目標就是：逐步實現現有經營規模基礎上的集約經營。

實現農業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是一個已達成共識的問題。但采取哪種類型的集約型增長或集約化經營方式，則仍處于討論之中。農業集約化經營是同農業粗放經營相對稱的經濟范疇，反映農業經營的兩種方式，利用土地的兩種方法或擴大再生產的兩種途徑。其基本含義是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采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實行精耕細作，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農業經營方式。可見，農業集約化經營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社會生產力水平越高，農業集約化程度也就越高。

按照集約化程度的高低，集約經營有三種類型：一是勞動密集型，即以投入活勞動為主的經營類型；二是資本密集型，即以投入物化勞動為主的經營類型；三是科技知識集約型，即主要依靠科學技術的經營類型。其中，科技知識集約型是最高層次的經營形式。從目前對農業的資本投入和科技支持狀況看，我國現階段實行資本密集型和科技知識集約型的農業集約經營是不現實的。首先，受農業科技工作與生產結合不夠緊密、科技儲備跟不上、科技推廣機構和隊伍不穩定、經費嚴重不足、農民缺乏吸納科學技術的能力和積極性等因素制約，農業科技與推廣事業落后于生產發展的需要，一些農牧漁業優良新品種、高產

優質高效農業的新技術相對短缺或推廣面小，農業技術成果推廣率只有３０％—４０％，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在此基礎上實現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和農民，實現農業的科技知識集約型增長，為期尚早。其次，由于我國在經濟發展中既面臨著資金短缺，又對農業實行政策傾斜不夠，致使在農業利潤和農村人才流失的同時，對農業的投資不斷降低。表現之一，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五五”期間為１３．２％，“六五”期間為９．５％，“七五”期間為８．４％，１９９１年雖上升到９．１％，但１９９２年又降到８．８％，１９９４年財政支出用于農業基本建設的支出降到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２．５％；表現之二，８０年代以來，國有單位、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用于農業建設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５％、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的１０％左右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３．５％左右。而且近期內這種局面不會有多大改觀。因此，現階段我國農業增長方式的類型，只能選擇以勞動集約型為基本特征，同時輔之以資金和科技支持的增長方式。

二、實現農業勞動集約型增長的途徑

提出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類型是勞動集約型的主要依據，是我國存在著近２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充足的農業勞動力資源，具備實施農業勞動集約型增長的基本條件。但是，實施這種增長方式同樣種著一些制約因素，其中主要的是經營農業比較利益低，農民缺乏向農業、向土地多投入勞動和資金的積極性。但是，解決農業比較利益低的問題，一不能靠政府補貼；二不能靠農產品提價。因為雖然發達國家不論實行刺激農業增長政策，還是實行抑制農業增長政策，都采取了對農業進行巨額財政補貼的方法。１９９４年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業的補貼高達５００億美元，同年美國每個農業勞動者平均從政府獲得的補貼也高達２．２萬美元。但我們補不起。１９９４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２．６３∶１，如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使城鄉居民收入持平，需要政府補貼１．９萬億元，而１９９５年全國的財政收入只有６１８７．７３億元。可見，在我國，靠政府補貼解決農業比較利益低的問題，缺乏財政基礎。靠農產品提價同樣不現實。因為我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價格已經偏高。１９９５年７月，曼谷的大米，美國芝加哥的小麥、玉米價，加上運到我國口岸的費用，按人民幣基準匯率計算，每公斤分別為２．７６元、１．５８元和１．１７元；同期，我國集貿市場價格分別為３．０６元、１．７５元和１．７３元，分別高出１１％、１０％和４８％。其它農產品的價格也呈現同樣趨勢。可見，靠提高農產品價格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比較利益，從而激勵農民增加對農業和土地的勞動投入，實現農業的勞動集約型增長，也是行不通的。

既然不能靠補貼，也不能靠提價，那么，實現農業勞動集約型增長的途徑就只能是降低農產品成本。農產品成本與價格之間的關系，有人將其形容為我國經濟版圖上的“黃河現象”。“黃河現象”是指高泥沙含量作用下河床不斷抬升，從而迫使兩岸河堤不斷隨之加高的一種現象。我國農產品存在非價格均衡性的價格趨勢性上漲因素，且隨著以化肥為代表的土地替代型綜合現代技術要素投入產出的邊際效益下降，這一趨勢有加速的跡象。小規模均田制和人口過多兩大因素是造成這一趨勢的主要原因。這兩大因素不斷把農產品成本這一“河床”抬高，價格的“河堤”則被迫不斷加高。在政策選擇上，既然不能繼續加高“河堤”，就只能設法降低“河床”。從可操作性的角度看，降低農產品成本這一“河床”的途徑，來自農民自身和政府兩個方面。

在農民自身方面，重點是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吸納科學技術的能力，學會科學種田。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例如：國外化肥利用率已超過８０％，而我國化肥利用率則僅為３０％—４０％。如果能通過科學施肥，提高１０個百分點的利用率，就可以節約成本１２０億元。

在政府行為方面，要做到“四改一減輕”，即進行四個方面的改革，減輕農民負擔。一是戶籍制度改革。現行戶籍制度的主要問題是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降低了農村資源配

置的效率，導致了城鄉二元化的經濟與社會格局。要遵循“嚴格控制大城市、適度放開中等城市、徹底放開小城鎮”的原則，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建立流動戶口制度，使農民能夠做到既離土，又離鄉。一部分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后，會提高農村人均耕地占有量，有助于形成規模經營，提高活勞動利用率，降低單位產出的成本。二是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為了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國家掌握一定量的糧棉是必要的。但當前棉花的“三不放開”和部分糧食的合同定購已使定購價格與市場價格拉得太大，農民感到吃虧，影響勞動投入的積極性。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包括逐步減少并最終全部取消農產品的低價定購制；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形成主要由供求關系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農產品風險基金，完善政府調節農產品市場波動的機構和手段，逐步形成具有快速反應能力的政府對大宗農產品的購銷調存系統。三是建立與健全農民自己的農產品流通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改變目前無組織的農戶在同國有商業企業、供銷社和國有農產品加工廠等有組織的企業之間不平等的競爭關系，確保農戶的正當權益不受侵犯。四是農用生產資料生產企業和農用生產資料流通體制的改革。農用生產資料價格漲幅過高且居高不下，是農產品成本過高、農業比較利益過低的主要原因。政府為此曾作過許多規定，也采取過一些措施，試圖把不合理的農用生產資料價格降下來，但只管住了國有企業的出廠價格，卻沒有控制住流通環節的亂加價，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一方面，要通過深化企業改革，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使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生產出物美價廉的農用生產資料，從而降低農產品成本。另一方面，要各方面配合，減少流通環節，整頓流通秩序，降低流通成本和利潤，真正把農用生產資料價格降下來，這會直接降低農產品成本。

減輕農民負擔也是農民減支增收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農民負擔，按照《國務院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是指農民除繳納稅金，完成國家農產品定購任務外，依照法律、法規所承擔的村提留、鄉統籌、勞務以及其他費用。盡管這類人均的法定經濟負擔已經很重，但問題是在法定經濟負擔之外還有兩類：一類是被稱之為社會負擔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款和在“人民事業人民辦”名義下進行的集資與攤派。據典型地區抽樣調查，社會負擔一般是上年人均純收入的５—７％，與合同內負擔的比例大體為１∶１，有些低收入地區甚至達到２∶１。另一類是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剪刀差”是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為實現原始積累而制定的“以農養工”戰略的產物。據國家統計局測算，我國５０—６０年代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絕對值每年在１００—２００億元之間；７０年代后期達４００億元；８０年代初，由于國家大幅度提高了部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剪刀差”逐步縮小。但到了“七五”期間又開始擴大，特別是１９８９年以來，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連續３年擴大，累計擴大了１６．５％，１９９０年為７４７億元，１９９１年為１１０７億元，１９９２年達到１３７８億元，已相當于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３０％。

上述所有支出，不管是否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成本，農民都會將其作為成本對待，農民會直觀地感到：“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最后沒剩多少錢”。因此，深化改革，減輕農民負擔，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就能提高農業收益，激勵農民向土地投入勞動的積極性，進而帶動資金和科技投入，實現以勞動集約型為基本特征，同時輔之以資金和科技支持的農業增長方式。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決不僅僅是一個農業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一個農村經濟與社會問題。它是一項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全局。只有把它放到工農關系、城鄉關系、政局穩定和社會發展這一大背景下考慮問題，思路才能準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