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華寶信托有限責任公司訴陳碰興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0903

華寶信托有限責任公司訴陳碰興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信托型資產證券化案件的司法審查標準

《判案研究》2009年03月13日

【簡要提示】抵押貸款資產證券化是普通金融貸款活動的新型衍生產物，體現了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業務的交叉和合作，也是我國對資產證券化的最新探索和嘗試。如何界定委托人、信托人和借款人之間的法律地位和相互之間的法律關系，信托公司應如何行使信托資產中的抵押權、如何厘清信托資產中各方當事人的法律權利義務等，都是在學理研討和司法實踐中值得探討的問題。

【主審法官】顧權【案例撰寫人】顧權

一、基本案情

原告華寶信托有限責任公司

被告陳碰興

2007年5月23日，案外人上汽通用汽車金融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上汽金融公司）與被告陳碰興簽訂了合同編號為79467的《汽車貸款合同》與《汽車抵押合同》及其附件，約定被告陳碰興為購買車輛而向上汽金融公司借款60,000元，借款期限為36個月，自2007年5月23日至2010年5月23日止，還款方式為等額還款，并就所購車輛辦理了車輛抵押登記作為借款擔保。合同簽訂后，上汽金融公司按約發放了貸款。上述合同貸款利率為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28.25%，合同簽訂時年利率為8.08%，如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發生變動，在變動生效之月后第二個月的第一個還款日起，貸款利率將相應發生變動。另，《汽車貸款合同》約定，被告未按時全額償還應付的貸款本金、利息及應向上汽金融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項，并且逾期30天以上，就構成合同所述之嚴重違約，上汽金融公司有權宣布貸款立即到期，并要求被告立即清償合同項下的所有未付款項。

2007年12月27日，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簽署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合同》，約定將上述合同編號為79467的《汽車貸款合同》所涉及的包括：（1）（現有的和將來的、實際的和或有的）全部所有權和相關權益；（2）到期或者將到期的全部還款；（3）被清收、被出售、或者被以其他方式處置所產生的回收款；（4）請求、起訴、收回、接受與以下財產相關的全部應償付款項；（5）相關承諾的利益以及強制執行財產的全部權力和法律救濟，均信托予原告。2007年12月29日，上汽金融公司與原告在中國債券信息網、中國貨幣網刊登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公告》。2008年1月18日，上汽金融公司與原告又在中國債券信息網、中國貨幣網刊登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成立公告》。因自2007年11月起被告未能按期還款，至起訴時，被告逾期還款情況嚴重，并經多次催收無果，故原告訴諸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貸款剩余本金52,626.68元、計算到2008年4月2日的貸款利息2,216.32元、計算到2008年4月2日的逾期利息288.13元及自2008年4月3日起到實際清償日止的利息和逾期利息，并判令原告有權行使車輛（車牌號為“閩DU0225”、車架號為“LSGTC52MX7Y045464”）的抵押權，所得價款優先用于清償上述債務。

被告未應訴答辯。

二、法院的認定與判決

法院依法缺席審理后認為，本案系因上汽金融公司將其對被告享有的個人汽車抵押貸款債權信托于原告并予以證券化后，被告不能按約還款而引發的糾紛。原告作為受托人是否有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被告主張本案中系爭貸款債權，及是否可以同時主張系爭車輛抵押權是本案的主要焦點。

對于原告是否有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被告主張本案中系爭的貸款債權，法院認為，本案原告系基于與案外人上汽金融公司的信托合同主張系爭貸款債權，所謂信托法律關系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和處分過程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信托關系成立后，受托人依法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債務人主張債權。本案中，上汽金融公司與被告簽訂的《汽車貸款合同》以及《汽車抵押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依法有效，雙方均應恪守。

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簽訂的《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合同》亦系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獲得了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的批準，合法有效；同時，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之間的《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公告》以及《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成立公告》依法在中國債券信息網、中國貨幣網的全國性媒體進行了刊登，符合信托法等規范性法律文件對于通過設立特定目的信托轉讓相關資產應依法進行公告的有關規定，故本案原告與上汽金融公司就本案貸款債權構成信托法律關系，受托人原告基于信托合同，可以自己的名義為上汽金融公司的利益，對該貸款債權進行管理或者處分。因此，原告以自己的名義向被告主張上汽金融公司的貸款債權，且亦不損害作為債務人被告的合法權益，于法不悖，應予準許?，F上汽金融公司已經依約履行了放貸義務，對被告享有貸款債權，被告亦應按約履行償還貸款本息義務。因被告未按《汽車貸款合同》履行還款義務，根據《汽車貸款合同》和《汽車抵押合同》的約定已經構成嚴重違約，故原告有權以自己的名義宣布被告貸款立即到期，并要求被告立即清償貸款合同項下的所有未付款項。

對于原告是否可以同時主張系爭車輛的抵押權的問題，法院認為，1、原告根據與上汽金融公司的信托法律關系，依法以自己的名義向被告主張貸款主債權，而抵押權作為貸款主債權的從權利，根據主、從債權關系的基本理論，原告亦可以自己的名義主張抵押權；

2、從我國現行物權法規定來看，汽車作為特殊動產，抵押權自抵押合同生效時設立，動產抵押登記的效能是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并未強制規定抵押權人變更后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變更登記手續，故由擁有系爭貸款主債權的原告主張主債權的從權利（抵押權）于法無悖，并且亦不損害被告作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

3、本案中被告逾期欠款情況只是大批量汽車抵押貸款合同中的少數個例，若要求每個抵押貸款合同轉讓抵押權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抵押權人變更手續，在實際操作中經濟成本較高并可能因抵押人拒絕合作或者怠于協助而使抵押登記的變更手續難以順利完成，從而不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原告作為信托關系的受托人在主張貸款主債權的同時，有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債務人主張抵押權。綜上所述，原告之訴請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為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第二條、第二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零六條、第二百零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三條、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判決支持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

三、對本案的研究與解析

（一）資產證券化的通常范疇之引入

自1977年美國投資銀行家萊維斯瑞尼爾（Lewis Ranier）首次使用資產證券化這一術語，[1]資產證券化之表述雖在金融界被廣泛使用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但至今尚無統一的定義來界定何謂資產證券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資產證券化是高度金融衍生技術的產物，是涉及法學、金融學、經濟學等多種學科共建的制度，所以需要從多種學科中厘清其基本模式。通常認為，資產證券化是指：發起人將缺乏流動性但能在未來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現金流的資產或資產集合（在法學本質上是債權）出售給特殊目的機構（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由其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分離和重組資產的收益和風險并增強資產的信用，轉化成由資產產生的現金流擔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證券，銷售給金融市場上的投資者的融資制度。[2]在一個典型的資產證券化交易中，發起人將能產生收益的資產權益賣給特殊目的機構，特殊目的機構面向市場的投資者發行證券，并將該收益支付給發起人，投資者從資產群中獲得償還。[3]我國臺灣學者認為，資產證券化是指企業單位或金融機構將其能產生現金收入的資產加以重組，然后發行證券，出售給有興趣的投資人，借此過程，企業單位或金融機構能向投資人籌措資金。[4]

在我國，綜觀現行的《公司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信托法》等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主要法律，均沒有關于資產證券化的明確定義，這充分體現了現行金融法律體系對資產證券化這種金融創新活動的緘默態度。只是在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制定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第二條中規定，資產證券化是指在中國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發起人，將信貸資產信托給受托機構，由受托機構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向投資機構發行受益證券，以該財產所產生的現金支付資產支持證券收益的結構性融資

活動。雖然該規定只是將資產證券化拘囿于較小的種類和范圍，但是卻明顯反映我國對資產證券化所認可的主要結構模式。因此，我國現行主要的資產證券化活動基本上也是在此規定的基礎上展開的。

（二）資產證券化中各主體

在通常的資產證券化過程中，主要存在發起人（原始債權人）、原始債務人、特殊目的機構、投資人等相關參與主體，而其中特殊目的機構則是處于核心地位的參與者。

發起人是資產證券化的原始權益人，在交易中又稱為資產的賣方或者轉讓方，它是資金的需求者，與原始債務人之間存在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例如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貸款人、個人汽車抵押貸款的借款人、應收賬款的債權人、租賃設備的出租人。為實現資產證券化，發起人需要以“真實出售”（True Sale）的方式將資產從其資產負債表中移出，以達到表外資產證券化。特定目的機構，是指專門為資產證券化而成立的法律主體，同時又擔當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人，其一般是破產隔離和免稅實體，可以采取公司、信托、有限合伙等組織形式。投資人，即資產支持證券的購買人，包括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資產支持證券的投資者通常為大型機構投資者和職業投資者，因為資產證券化的復雜結構和巨大的發行量不太適合零星的投資者。原始債務人，即證券化資產的債務人，如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借款人、應收賬款的債務人、租賃設備的承租人等。債務人只是一個被動的參與者，其對債權人的支付形成資產的現金流，用于償付資產支持證券持有人。此外還有其他輔助參與人，如信用增級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資產服務機構等。

（三）信托型（SPT）資產證券化的基本法律架構

因為資產證券化的特殊要求和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限制，特定目的機構難以采取公司、有限合伙的組織形式，而只能借宿于信托這種特殊法律形式之下，使得特定目的信托（SPT, Special Purpose Trust）成為我國目前進行資產證券化的最主要的SPV模式。特定目的信托之資產證券化“導管體”的功能，主要通過特定目的信托設立和信托受益權轉讓等環節來實現。[5]

我國信托型資產證券化基本構架流程如下：首先，選定證券化資產范圍。發起人將需要證券化的資產按照一定的期限、利率等標準進行分類、組合，形成一個資產池（asset pool），從而移轉給特定目的機構。一般來講，為了贏得更多的投資者，應選擇現金流量穩定、可靠、風險較小的資產作為證券化資產。目前國際上通常進行證券化的資產包括各類銀行貸款、企業應收款、不動產收益等，而在我國主要是指金融資產。其次，設立特定目的信托機構（SPT）。證券化資產從原始權益人（發起人）處分離出來，通過“真實出售”移轉資產給破產風險隔離實體——特定目的信托機構，然后以此資產為基礎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出售給投資者。再次，信用增強和信用評級。信用評估機構對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反映了該證券的風險和收益等信息，這為投資者提供了投資決策依據。在資產證券化交易中，發起人都應擔保投資人免受某些基本的風險，如保證對資產的陳述真實、準確、完整，保證資產合法、有效，保證債務人受相關合同條款的約束并不存在抗辯情形等等。為了使資產支持證券獲得一個較高的信用評級，需要采取一些信用增強措施，信用增強的結果使得特定目的信托機構發行的證券比發起人直接發行的證券更有信用，從而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籌集資金。第四，發行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和普通證券的發行沒有太大區別，可以通過公開發售的方式進行，也可以通過私募的方式進行，為了控制相關風險我國采用的公開發售方式。最后，償付證券本金和收益，證券化資產轉讓給特定目的信托機構后，由于特定目的信托機構只是一個導體和工具，一般沒有能力管理、運用和處分證券化資產，需要委托給專業服務機構。專業服務機構歸集資產現金流后，按照資產證券化計劃分配給資產支持證券持有人。償付完全部證券、處理完剩余資產后，整個資產證券化活動即告結束。

（四）信托型資產證券化的司法審查具體標準之抉擇

雖然信托資產證券化屬于金融創新的范疇，但是作為司法機關面對這種金融創新活動，不可簡單地予以回避或者否定，筆者認為只要不違反現行法律法規和國家的金融政策，金融司法應當充分尊重金融市場主體的創造力和智慧，并且應從法理的層面作出分析詮釋，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司法審查對金融創新的規則指導作用，從而主動性地應對可能產生的相關糾紛。

信托型資產證券化中發起人（委托人）將自己的金融債權“真實出售”給了信托公司，使得這種信托關系的基礎因發起人（委托人）移轉金融資產獲得了轉讓收益而被解構，并且對此種關系是否還屬于信托關系存

有較多疑惑。因此要理順信托型資產證券化交易的法律結構，首先需對該種法律關系的性質進行甄別，從而才能結合其他貸款、擔保或者投資合同關系來完整理解特殊目的信托的法律構架。

我們首先假設，發起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存在信托法律關系。如果從融資人角度的思路出發，發起人（委托人）就是事實上的融資人，假設發起人（委托人）與信托公司之間存在信托關系，則信托公司接受信托而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的性質就難以解釋。但是，若從實質上來分析支持信托公司發行證券的資產基礎，就不難發現該資產基礎實際就是由發起人（委托人）信托給信托公司的金融債權的信托收益。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發起人（委托人）“真實出售”金融資產所獲得的“公允對價”實際上就是發起人（委托人）自己的信托收益，只不過在形式上該“公允對價”是直接就以信托公司支付現金對價方式來體現。但是，若上述前提成立，則又引發進一步爭議：該信托收益表面上是由信托公司通過證券化的形式出售給投資人，這是否就意味著與先前所認為的發起人（委托人）獲得了信托收益存在矛盾？對此，筆者認為并不發生矛盾，這實際上是發起人（委托人）通過信托公司來出售自己的信托收益，從而達到了融資的真正目的。因為根據我國現行有關法律的規定，為了保護投資人的合法權益，發起人（委托人，例如銀行等金融機構）是不能以自己的名義直接發行資產支持的證券，所以在實際交易過程中就形成了發起人（委托人）通過設立特殊目的信托，即將相關資產信托給受托機構信托公司，再由信托公司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向投資機構發行受益證券來收回信托收益，因此發起人（委托人）獲得的融資款實際上就是發起人（委托人）從信托公司獲得的信托收益。由此可見，通過資產證券化信托合同的約定，發起人（委托人）和信托公司基于該信托合同關系構成內部和外部兩種法律關系，從外部關系來看，發起人（委托人）將對債務人的個人抵押貸款債權轉移給信托公司，并對該債權轉移的事實進行了信托登記，故信托公司可以根據信托關系的本旨和目的以自己的名義對該項貸款債權進行管理或者處分；從內部關系來看，發起人（委托人）基于對信托公司的信任，對信托受益權、債權資產的贖回、清倉回購、信托期限、追索權等內部具體事項約定了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因此，雖然信托型資產證券化中發起人（委托人）將自己的金融債權“真實出售”給了信托公司，但是這卻不是金融債權轉讓關系，而是發起人（委托人）與受托人信托公司之間構成了信托法律關系。

從對上述信托型資產證券化法律性質的甄析，不難發現這種實質上融資人（發起人或委托人）轉讓受益憑證的模式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是使得發起人獲得了資金，實現了資產證券化的融資目的；其次使得信托收益權憑證的投資人獲得了受益人的身份，從而享有信托資產的收益；最后，實現了“信托易主”，特殊目的信托公司此后從形式上將為投資人服務，同時“真實出售”到信托公司的資產也實現了“破產隔離”，保證了投資人能夠獲得安全的、穩定的證券收益。這種精巧性的制度設計顯示了信托這種“脫法”制度設計挑戰既存規范的歷史傳統，以及金融創新在規避法律和追求利益最大化過程中的強大生命力，因此我們司法審查也應穿透表面形式從實質關系中加以甄別和規制相關金融主體的法律關系。

（五）金融債權移轉效力的司法審查標準

雖然信托型資產證券化描述的是從發起人（委托人）移轉給受托人（信托公司）的“金融資產”，但是在我國目前實踐中，該“金融資產”的主要內容就是發起人（委托人）作為原始債權人享有的金融債權。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下，該種金融債權的移轉應當遵循怎樣的司法審查標準，是信托型資產證券化司法審查標準中的又一重要問題。

根據我國合同法規定，債權轉讓采通知主義，即債權人轉讓債權應當通知債務人。但是由于資產證券化的特殊性，即其債務人通常是不特定的多數，且分布廣泛、流動頻繁，若機械要求每一筆債權轉讓都通知債務人，資產證券化的成本將大為增加，明顯不利于資產證券化的進一步發展，所以資產證券化發達的國家對此都有自己的應對規則。例如《美國統一商法典》擴大了登記的范圍,將登記不僅適用于賬債和動產契據的買賣,也適用于“無形資產的支付”和“本票”的買賣。美國修正后的登記制度幾乎適用于所有的合同債權和證券債權。[6]日本新出臺的《債權讓渡特別法》采取債權讓與登記制度，明定應以磁盤制作債權讓與登記檔案，載明法定應記載事項，由讓與人及受讓人向法務省提出債權讓與登記的申請，始能以其債權讓與對抗第三人，其中除必須載明債權總額外，尚應記載債務人或其他為特定債權的必要事項?？梢姷怯浿频墓痉绞骄哂惺菇灰渍呒暗谌苏J識債權狀態的作用，起到防止風險、排除爭議和降低成本的效果，因而

更有利于債權特別是大宗債權的轉讓，加速了債權的資本化。[7]由于我國資產證券化采用的是信托關系的法律構架，所以根據我國信托法有關規定，信托關系成立并依法登記后，受托人信托公司可以自己的名義為發起人（委托人）的利益對該貸款債權進行管理或者處分。因此在具體司法實踐中，法院應當審查“金融債權”在整體信托轉讓時是否已經在全國性公開媒體進行過公告，只有符合了信托公告的相關規定，該金融債權移轉才能對原始債務人產生法律效力。

對于“金融債權”的從權利（例如抵押權）的轉讓是否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抵押權人變更手續？對此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抵押物一般為不動產，而不動產物權以登記為公示方式，這也是各國的立法通例。抵押權作為一種擔保物權，也應當遵循物權公示原則，否則抵押權的轉讓無效。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抵押權轉讓的前提是抵押物已經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是為了保障主債權能順利實現所形成的抵押權，若主債權轉讓，作為其從權利的抵押權也隨之轉移，針對主債權而設立的抵押權應當繼續存在，無需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抵押權人變更登記手續。筆者傾向于后一種觀點。首先，從我國物權法規定來看，并沒有要求主債權轉讓后抵押權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者辦理抵押權人變更登記手續的強制性規定。抵押權作為金融債權的從權利，當金融債權移轉時，抵押權也隨之移轉，同時這是在抵押權已經有效成立的前提下發生的轉移，并非重新設立新的抵押權。其次，從相關司法解釋來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管理、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的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九條也明確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受讓有抵押擔保的債權后，可以依法取得對債權的抵押權，原抵押權登記繼續有效?！痹撘幎榻鹑谫Y產的從權利轉讓提供了司法審查的參考依據依據，雖然資產證券化法律構架中，發起人（委托人）只是將金融債權信托給受托人信托公司，并不是該條規定所指的金融債權的完全出售，但是從該條規定的立法意圖和立法精神也可以看出，在抵押權隨主債權轉移后，受讓人即可依法取得主債權的抵押權，原抵押登記應當繼續有效，無需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最后，從實踐的角度來看，若要求轉讓抵押權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辦理抵押權人變更手續，則實際操作中往往會因抵押人不肯再次合作（怠于協助行為）而使抵押登記的變更手續很難順利完成，這樣抵押權便難以有效轉讓，抵押權轉讓的規定便會形同虛設，沒有實際意義。因此，受托人（信托公司）受讓金融債權和相關從權利（抵押權）后，可以自己的名義向原始債務人主張債權。

第二篇：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民事判決書 [模版]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3189號

原告xx有限責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座，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民事判決書。

法定代表人劉x，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樊x，男，xx有限責任公司職員。

委托代理人賈xx,男，xx有限責任公司職員。

被告趙xx（曾用名李xx），男，1979年2月10日出生，漢族，住山西省昔陽縣x號。

被告李xx，女，1975年11月8日出生，漢族，住山西省昔陽縣x號。

原告xx有限責任公司訴被告趙xx、李xx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8日受理后，依法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顧權獨任審判，于2013年5月16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樊x到庭參加了訴訟。被告趙xx、李xx經本院依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應訴，本院依法進行缺席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xx有限責任公司訴稱，2010年8月16日，原告與被告趙xx簽訂了合同編號為413500的《汽車貸款合同》與《汽車抵押合同》及其附件，約定被告趙xx為購買車輛而向原告借款人民幣23000元，借款期限為13個月，自2010年8月16日起至2013年9月16日止，還款期數為13期，還款方式為等額還款，并就所購車輛（車牌號為“晉XXXXXX”、車架號為“LFpX1ACA4A5XXXXXX”）辦理了車輛抵押登記作為借款擔保。被告李xx系被告趙xx的配偶，作為共同借款人在《汽車貸款合同》附件一上簽字承諾對貸款承擔共同還款責任。另，根據《汽車貸款合同》的約定，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發生變動，則除貸款人和借款人另有明確書面協議外，貸款利率將相應發生變動，而借款人的每期還款數額將進行調整。原告已按約向被告趙xx發放借款，但兩被告之后逾期還款情況嚴重。原告多次催收無果。根據《汽車貸款合同》之約定，兩被告未按期足額支付合同項下的任何款項，并且逾期超過30天以上，已經構成嚴重違約，原告有權宣布兩被告在合同項下的全部義務和責任立即到期，并要求兩被告立即清償合同項下的所有未付款項。故原告要求判令：

1、被告趙xx、李xx支付貸款剩余本金9247.64元；

2、被告趙xx、李xx支付貸款利息71.62元（暫計算到2013年5月6日）；

3、被告趙xx、李xx支付自2013年5月7日起到實際清償日止的利息（按照合同約定的計算方式計算）；

4、在被告趙xx、李xx未履行上述第一至第三項還款義務的情況下，原告有權行使車輛（車牌號為“晉XXXXXX”、車架號為“LFpX1ACA4A5XXXXXX”）抵押權，所得價款優先用于清償上述債務；

5、兩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用，范文《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民事判決書》。

被告趙xx、李xx未作答辯，也未提供證據。

庭審中，原告出示如下證據：

證據

1、汽車貸款合同及汽車抵押合同，證明原告與被告趙xx、李xx存在抵押借款關系；

證據

2、機動車登記證，證明車牌號為“晉XXXXXX”、車架號為“LFpX1ACA4A5XXXXXX”的車輛已經辦理了抵押登記；

證據

3、放款憑證，證明原告已經依約向被告趙xx放款；

證據

4、貸款本息清單，證明被告趙xx、李xx的欠款情況；

證據

5、婚姻證明，證明被告趙xx、李xx是夫妻關系。

根據原告提供的證據，鑒于被告趙xx、李xx未到庭應訴，經本院對原告提供的證據進行審查，認為原告證據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條件，故本院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又因原告提供的證據與其陳述相互印證，本院對原告所述事實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原告與被告趙xx、李xx簽訂的《汽車貸款合同》和《汽車抵押合同》系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依法有效。因被告趙xx、李xx未按約履行還款義務，按照雙方合同的約定構成違約，應由被告趙xx、李xx承擔違約責任，原告有權提前收回全部貸款本息。原告要求被告趙xx、李xx償還借款本金及利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予以支持。依據原、被告合同約定，原告有權對抵押車輛行使抵押權優先受償。故本院對原告全部訴請依法予以支持。兩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應訴，應視為放棄抗辯權利。為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零六條、第二百零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三條、第五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趙xx、李xx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xx有限責任公司支付借款本金9247.64元；

二、被告趙xx、李xx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xx有限責任公司支付至2013年5月6日的借款利息71.62元；

三、被告趙xx、李xx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xx有限責任公司支付自2013年5月7日起至實際清償之日止的利息（以9247.64元為本金，按原告與兩被告簽訂的《汽車貸款合同》約定的計算方式計算）；

四、若被告趙xx、李xx屆期不履行本判決第一至第三項付款義務，原告xx有限責任公司可以與被告趙xx以車牌號為“晉XXXXXX”、車架號為“LFpX1ACA4A5XXXXXX”車輛為抵押物協議折價、或者申請以拍賣、變賣該抵押物所得價款優先受償，抵押物折價或者拍賣、變賣后，其價款超過債權數額的部分歸被告趙xx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趙xx、李xx清償。

案件受理費278元（原告已預付），減半收取139元，由被告趙xx、李xx承擔，兩被告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本院繳納。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員 顧 權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書 記 員 顧 倩

第三篇：李仁杰等訴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高青縣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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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杰等訴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高青縣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李仁杰等訴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高青縣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山東省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3)淄商終字第411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李仁杰。

上訴人（原審被告）：王莎莎。系李仁杰之妻。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高青縣支行。

負責人：萬瑞海，行長。

委托代理人：胡玉倩，山東洪籌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楊恩剛。

原審被告：尚書瑩。系楊恩剛之妻。

原審被告：邵珠光。

原審被告：孫紅。系邵珠光之妻。

上訴人李仁杰、王莎莎因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山東省高青縣人民法院（2012）高商初字第813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李仁杰，被上訴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高青縣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胡玉倩，原審被告邵珠光到庭參加訴訟。原審被告楊恩剛、尚書瑩、孫紅、王莎莎經本院合法傳喚，未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審理查明，2009年11月初，被告邵珠光、楊恩剛協商為劉恒軍（鄒平縣長山鎮郭家村人）頂名貸款的事宜，11月13日被告邵珠光、楊恩剛、李仁杰（以下簡稱三被告）組成三戶聯保小組，向原告郵政銀行遞交《農戶聯保小額貸款申請表》，分別申請借款80000.00元。2009年11月16日三被告與原告郵政銀行分別簽訂了《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借款合同補充協議》、《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個人貸款（手工）借據》。同日原告郵政銀行根據《個人信貸分期還款計劃表》、《個人貸款放款單》，向三被告的存折賬戶（其中被告李仁杰名下的存折賬號為×××7740）分別存入借款80000.00元；《借款合同》約定：借款年利率13.5%，借款期限至2010年11月16日，如果不按期歸還借款本金，從逾期之日起按照借款利率加收50%的罰息；保證期間到借款到期后兩年。上述借款手續辦結后，三被告手持《借款合同》合影。

2009年11月17日三被告與案外人劉恒軍簽訂了“三被告分別為劉恒軍頂名貸款80000.00元”的《協議書》一份。（《協議書》原件保存于2010高民初字771號卷宗第89頁）被告邵珠光名下80000.00元于2009年11月16日被提取3000.00元；三被告名下的其它借款于2009年11月18日被分別一次性提取，但三被告均否認是本人取款。2013年3月28日庭審休庭后，案外人劉恒軍向原審法院郵寄了證明一份。證明內容是：“在借款合同簽訂前后，劉恒軍與三被告有頂名貸款協議；存折是案外人李仁衛從原告郵政銀行取出交給了劉恒軍”。原審法院書面通知李仁衛于2013年4月13日出席法庭，但李仁衛表示由于其外出躲債，不能公開出席法庭，只能在法庭做筆錄。李仁衛證明：“三被告與劉恒軍有頂名 法律俠客在線lawbingo

貸款協議；存折不是李仁衛從原告郵政銀行取出的；由于劉恒軍無力償還借款，三被告賴銀行”。

另查：經庭審對《中國郵政儲蓄個人結算賬戶開戶申請書》質證，三被告均對該申請書的“客戶簽名”提出異議，原告郵政銀行也不能確認就是三被告本人的簽名。被告邵珠光名下的借款80000.00元，案外人劉恒軍歸還了本金39328.83元，到起訴日尚欠本金40671.17元。

原審認為，本案焦點問題有兩點：

1、在三被告辦理完結借款手續后，原告郵政銀行是否將三被告的存折和身份證留下后交給他人。

2、2009年11月18日原告郵政銀行辦理的三筆大額取款業務是否有過錯，如果有過錯是否應當對三被告承擔責任。

關于第一個焦點問題。原告郵政銀行在2013年3月28日庭審中出示的照片清楚地看出被告邵珠光手持存折，被告李仁杰、楊恩剛也認可曾經得到存折，三被告辯稱的存折和身份證被原告郵政銀行的工作人員留下的理由，沒有證據證實，原審不予支持。

關于第二個焦點問題。按照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銀行等四部門公布的《金融機構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第八條的規定金融機構為自然人客戶辦理人民幣單筆5萬元以上的，應當核對客戶的有效身份證件或者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審核所要做的基本工作，一是審核存款事實是否存在，即對照提款人提交的取款憑證和密碼是否真實，與銀行記載的存款記錄是否相符；二是審核提款人身份，即提款人提交的身份證件是否真實，是否與存款人本人相一致，這兩項內容均應包含在審核范圍之內。但是，本案中，原告郵政銀行工作人員在實際操作中只審查了取款憑證和密碼的真實性，遺漏了對提款人身份的核實，未完全盡到審核之責，因此，原告郵政銀行存在違規操作、疏于審查的情況。雖然三被告拒絕說出取款人的身份，但是無論是案外人劉恒軍與三被告于2009年11月17日簽訂的頂名貸款《協議書》還是于2013年3月28日庭審休庭后向原審郵寄的證明，均表明在在借款之前和借款之后，三被告與他人有口頭和書面的頂名貸款協議，三被告將存折交給了取款人并把密碼告知了取款人，應當視為是三被告的本人取款；三被告對取款人的身份是明知的，該筆存款被提取不是由于原告郵政銀行工作失誤被他人冒領，而是三被告自愿將借款轉給他人使用。三被告與他人形成借貸關系，不是本案審理的范疇。而原告郵政銀行的業務過失，是金融主管部門按照有關的金融法規對原告郵政銀行進行處理的情況，不是人民法院民事審判主管的范疇。

綜上所述，本案中的《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小額貸款聯保協議書》、《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個人貸款（手工）借據》等書面資料填寫規范、標準、要素齊全、數字正確、字跡清晰，原告郵政銀行對貸款的審查審批、合同簽署、貸款的發放符合《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貸款業務操作規程》的規定，原告郵政銀行與三被告簽訂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簽訂《手工借據》是該案《借款合同》履行的關鍵環節。原告郵政銀行將借款分別存入《手工借據》中指定的三被告的銀行存折賬戶后，就已經按照《借款合同》的約定履行了義務。被告李仁杰及妻子王莎莎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償還原告郵政銀行的逾期借款并支付利息，由于是三戶聯保借款，其他被告應當對被告李仁杰、王莎莎的貸款承擔連帶責任。雖然《中國郵政儲蓄個人結算賬戶開戶申請書》文字記載的內容存在瑕疵，但是，該瑕疵不能對抗《小額聯保借款合同》已經合法生效并已經實際履行的事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百零四條、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零六條、第二百零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判決：

一、被告李仁杰、王莎莎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還原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高青縣支行借款本金40671.17元及利息14744.37元（利息截止于2012年6月1日）；2012年6月2日至實際執行日的利息按合同約定的利率計算方式計算；

二、被 法律俠客在線lawbingo

告邵珠光、孫紅、楊恩剛、尚書瑩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責任；被告邵珠光、孫紅、楊恩剛、尚書瑩在償還借款后，可以向被告李仁杰、王莎莎追償。案件受理費1185.00元，由被告李仁杰、王莎莎、邵珠光、孫紅、楊恩剛、尚書瑩負擔。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宣判后，被告李仁杰、王莎莎不服一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上訴人雖然與被上訴人簽訂了借款合同，但是辦理完借款手續后，被上訴人未將貸款交付給上訴人，被上訴人在辦理貸款過程中存在嚴重違規操作，甚至構成刑事犯罪，上訴人沒有按照借款合同獲得相應利益，不應償還借款。綜上，請求二審法院查清事實，依法改判上訴人不承擔還款責任。

被上訴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高青縣支行答辯稱，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上訴人的主張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應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審理查明的案件事實與一審認定的事實一致，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有兩個爭議焦點問題，一是被上訴人是否履行了發放貸款的義務。二是上訴人是否應償還貸款。

關于第一個焦點問題，上訴人李仁杰與被上訴人于2009年11月16日簽訂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小額聯保借款合同》以及上訴人簽字確認的《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個人貸款（手工）借據》上均注明了借款合同所涉借款金額和放款賬號，被上訴人已經依約將貸款轉入了該放款賬號。

且在（2010）高民初字第771號案件中，上訴人李仁杰曾作為原告，以民間借貸糾紛為由，對案外人劉恒軍及高青希森機械加工有限公司提起訴訟，主張自己曾經向被上訴人貸款8萬元，此款由劉恒軍用于高青希森機械加工有限公司經營，因劉恒軍未按照約定向銀行還本付息，要求劉恒軍及高青希森機械加工有限公司向其承擔還款責任。上訴人李仁杰在上述案件中主張的8萬元貸款即為本案所涉貸款。在（2010）高民初字第771號案件中，上訴人邵珠光提交2009年11月17日邵珠光、楊恩剛、李仁杰與劉恒軍簽訂的協議書一份，該協議書載明，邵珠光、楊恩剛、李仁杰為劉恒軍頂名從郵政銀行貸款240000元，劉恒軍必須按期還貸，貸期為2009年11月17日至2010年11月16日止等內容。雖然（2010）高民初字第771號案件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但上訴人向法院提起訴訟這一事實說明上訴人對于貸款已經實際發放是明知的，并且認可與劉恒軍之間的借貸關系，由此可以認定被上訴人已經履行了發放貸款的義務。上訴人主張銀行未經其同意擅自將存折交付他人，未有證據支持，也與已證明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關于第二個焦點問題，被上訴人已經履行了發放貸款的義務，上訴人又將該貸款轉借他人，上訴人作為與被上訴人簽訂借款合同的相對方，應承擔相應的還款責任。上訴人與劉恒軍之間的借貸關系應另行處理。如果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或者他人在貸款發放及取款過程中涉及違規或者刑事犯罪行為，可以另行要求相關機關進行處理。

綜上，上訴人李仁杰、王莎莎主張不應向被上訴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任公司高青縣支行償還貸款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本院依法予以維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1185.00元，由上訴人李仁杰、王莎莎承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池衛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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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判 員

袁 媚 代理審判員

禚慧聰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書 記 員

張青曉

第四篇：XXX公司訴XXX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

XXX公司訴XXX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

承辦律師江蘇道多律師事務所律師 李凱

【成功案例入選理由】 嫻熟把握和運用法律，依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7日，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了《布展合同》，合同約定：甲公司為乙公司布展2008年、2009年香港某展覽會。合同簽訂后，甲公司按約完成了上述展覽會在香港亞洲國家博覽館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支付了相應的價款。同年11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保證協議》，保證甲公司繼續負責乙公司所有展臺的制作與搭建工作，否則甲公司將自愿承擔總合同金額10%的違約金。后因乙公司未將展臺制作與搭建工作繼續交由甲公司負責完成。展會結束后，甲公司發現這一情況，遂要求乙公司支付違約金。乙公司則認為，甲、乙公司之間所簽訂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甲公司不具備進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資質和相關條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據此，乙公司的行為不構成違約，不應承擔違約責任。為此，甲到我們這里咨詢，委托我們依法為其處理本案。

【我們對本案的分析意見及工作方法】 我們認為，乙公司認為，甲、乙公司之間所簽訂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甲公司不具備進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資質和相關條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的抗辯觀點是不能成立的。乙公司的抗辯觀點，是濫用不安抗辯權的表現。甲的合法權益是應該得到法律的保護的。

承辦本案的李凱律師認為：

1、甲、乙二公司之間簽訂的布展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該合同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

2、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約定將展臺制作與搭建工作繼續交由甲公司負責完成，乙公司應該承擔違約責任；

3、不安抗辯權是指依據合同約定，應當先履行合同義務的一方，如果發現合同對方出現可能無法履行合同義務的情況，在提出確切證據的前提下，有權暫時不予履行己方的合同義務，并可以要求對方提供適當擔保后再繼續履行合同，或者在對方不能提供擔保時解除合同。根據法律規定，合同當事人行使“不安抗辯權”時，必須要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合同對方具有法定的可能無法履行合同義務的情節，否則即會被認定為違約。因此，在甲公司已經按約完成了上述展覽會在香港亞洲國家博覽館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亦支付了相應價款的情況下，乙公司濫用不安抗辯權試圖免除自己應該承擔的合同義務，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為駁斥乙公司濫用不安抗辯權試圖免除自己應該承擔的合同義務的辯解，李凱律師認為，本案的第一工作重點應該放在要求乙公司舉證證明甲公司不能履行合同義務方面。同時，甲公司還可以向法院表明自己具備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將自己已經部分履行合同的情況向法院展示。以爭取法院將乙公司的辯解歸于無效。

另外，為圓滿實現甲公司的訴求，李凱律師還做了以下二個方面的工作：

1、細致的向法院陳述了合同一方當事人履行不安抗辯權的要求和順序。在法律根據上爭取法院的支持，將乙公司的辯解歸結于濫用法律而無效。

2、根據乙公司濫用不安抗辯權的現象，對乙公司可能在本案中繼續不當使用法律規定進行狡辯的可能性進行了預測。李凱律師預測，因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乙公司很可能還會在本案的管轄問題上做文章。

果不其然，乙公司很快提出，因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因此本案不能由本市法院管轄審理。

由于李凱律師事先即對乙公司可能繼續不當使用法律規定進行狡辯可能性進行了預測，李凱律師當庭提出，雖然法律規定合同糾紛可以在合同履行的法院

審理，但是，法律同時還規定合同糾紛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審理。據此：

1、合同糾紛是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審理，還是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審理，法律并沒有將選擇權賦予被告（本案中為乙公司），而是賦予了原告（本案中為甲公司）；

2、法律規定，合同糾紛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審理，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審理，其法律基礎是便利訴訟原則。在合同約定需要搭建展臺的展會已經結束的情況下，本案由被告（乙公司）所在地（本市）法院審理，更符合便利訴訟的法律原則。

由于李凱律師對法律規定的嫻熟把握和運用，法院全面采納了李凱律師的意見。

【裁判結果】 法院判決乙公司全面承擔了違約責任。

第五篇：農業銀行安慶分行訴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安徽法院參考性案例#【 農業銀行安慶分行訴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關鍵詞民事金融借款擔保

裁判要點

1、公益性事業單位系指向社會提供公益服務或者為政府行使職能提供支持保障，不以營利為目的，不能、不宜或沒有主要依賴市場配置相關資源的事業單位。通過開展經營性活動來履行管理和服務職能、其存在與運轉基本依賴于經營性的收入、完全或主要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事業單位不應被視為公益性事業單位。

2、社會公益設施是用于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且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設施，在其之上設定抵押，將影響公益目的的實現。對于一些為公共利益服務，但具有營利目的的社會設施，盡管其存在和運轉情況涉及到一定范圍內群眾生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一定影響，也不能認定為社會公益設施，在其之上可以設定抵押。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

基本案情

2004年3月31日，中國農業銀行潛山縣支行農貿分理處（簡稱潛山縣農行農貿分理處）和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簽訂借款合同，約定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向潛山縣農行農貿分理處借款300萬元，期限一年。同日雙方簽訂抵押合同，約定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以其房地產為300萬元借款提供抵押擔保。2005年3月31日，雙方簽訂借款展期協議，展期一年。2006年3月25日，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因部分抵押物被拆除，向潛山縣農行農貿分理處申請變更抵押物。2006年8月12日，雙方重新簽訂抵押合同，約定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以房產證號為潛梅城字第2942號、土地使用權證號為潛國用（2006）01009120號，坐落于潛山縣梅城鎮五顯路的295.92平方米房產、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權提供抵押。后雙方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借款到期后，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未能還款。2009年3月30日，潛山縣人民政府決定撤銷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設立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同年4月23日，潛山縣機構編制委員會潛編字（2009）19號文件決定撤銷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設立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該中心為自收自支事業單位，隸屬縣商務局。后潛山縣工商局與潛山縣商務局簽訂交接協議書，潛山縣工商局將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的人員、市場資產、債權債務整體移交給潛山縣商務局，移交清單中注明銀行借款300萬元。2011年12月8日，安慶農行向安慶中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立即清償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對借款承擔抵押擔保責任。

裁判結果

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8日作出（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號民事判決：

一、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于判決生效后五日內給付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慶分行借款本金300萬元及相應利息（利息按合同約定的利率暫計算至原告起訴之日2011年12月8日止）；

二、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宣判后，安慶農行提起上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皖民二終字第00148號民事判決，以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不屬于公益性事業單位，涉案抵押物非社會公益設施，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以之設定抵押，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的強制性規定

為由，判決：

一、維持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號民事判決主文第一項；

二、撤銷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號民事判決主文第二項；

三、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慶分行對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抵押的295.92平方米房產、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權折價或者拍賣、變賣的價款在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確認的債務范圍內優先受償。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決認為：根據國務院《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第二條的規定，事業單位應該是“為了社會公益目的”而設，其承擔的職能是社會服務，主要是指承擔義務教育、基礎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衛生及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等基本公益服務，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單位，以及承擔高等教育、非營利醫療等公益服務，可部分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單位。本案中的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和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均系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其支出經費全部來源于自身的經營性收入，盡管具有對市場進行管理，為經營戶提供服務的職能，但其是通過經營管理國有市場資產，收取市場設施租賃服務費等經營性活動來履行該職能，因此，不能視之為公益性事業單位。

社會公益設施，顧名思義應該是用于為公共利益服務的設施，其基本特征應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稉７ā返谌邨l第（三）項規定的“其他社會公益設施”，通常認為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圖書館、科技館、博物館、文化宮、敬老院、福利院等。案涉抵押物系潛山縣農貿市場房屋及土地使用權，盡管其存在和運轉情況涉及到一定范圍內居民的生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一定的影響，但用于抵押的295.92平方米房產全系門面房，該房產及用于抵押的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權上的攤位全部被用于向經營戶出租，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和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作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其全部收入幾乎都來源于該抵押物的租金，因此，案涉抵押物不符合社會公益設施的基本特征，不屬于社會公益設施。

綜上，由于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不屬于公益性事業單位，案涉抵押物亦非社會公益設施，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以之設定抵押，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的強制性規定。2009年，由于機構調整，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的人員、市場資產及債權債務整體移交給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因此，其對潛山縣農行農貿分理處的300萬元貸款的還款義務和抵押擔保責任應一并由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