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鎮江市建鎮江市建筑工程公司訴南京市五金機械總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的應用

鎮江市建筑工程公司訴南京市五金機械總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

上訴人(原審原告)鎮江市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簡稱鎮建公司)，住所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鎮江市七里甸營房街74號。

法定代表人董適，鎮建公司經理。

委托代理人程美瑛，江蘇鎮江君業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南京市五金機械總公司(以下簡稱五金公司)，住所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南京市中山南路74號。

法定代表人林曉陽，五金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李安祥、萬樾莉，江蘇南京李安祥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美國環球網聯集團(以下簡稱網聯集團)。

上訴人鎮建公司、五金公司因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鎮經二初字第19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2年1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3年12月22日公開

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鎮建公司委托代理人程美瑛，上訴人五金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安祥、萬樾莉到庭參加訴訟。被上訴人網聯集團因其地址不詳，經本院公告送達上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未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當事人一審中的訴辯主張：

鎮建公司訴稱：1995年12月8日、20日、28日，原告與南京浩龍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浩龍公司)分別簽訂了工程承發包協議書、補充協議書及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約定浩龍公司將“金長江大廈”交由原告施工，并向原告分期借款1500萬元，浩龍公司保證在工程結構封頂時一次歸還本息。協議簽訂后，原告從1995年12月至1996年4月分期借給浩龍公司人民幣共計450萬元。1996年5月10日浩龍公司與原告簽訂協議，約定將借款金額調整到450萬元并保證在1998年9月30日前歸還所借本息，后該工程始終未能開工建設，經原告多次催要，浩龍公司僅歸還借款本金13萬元，由于浩龍公司系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合作成立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1996年10月4日因投資不到位而被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銷，鎮建公司訴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立即歸還借款437萬元及利息，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

五金公司答辯稱，浩龍公司是由其與網聯集團于1995年9月5日合作成立的中外合作有限責任公司，根據浩龍公司的合同和章程約定，網聯集團為浩龍公司的出資義務人，而法律規定只有出資義務人未履行出資義務的，才對開辦單位的外債承擔法律責任。五金公司不是浩龍公司的出資義務人，故其不應對浩龍公司的債務承擔法律責任，請求法院駁回鎮建公司對五金公司的訴訟請求。

因網聯集團地址不詳，原審法院進行公告送達，故網聯集團未作答辯。一審法院查明：

1.1995年12月8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一份工程承發包協議，約定浩龍公司將“金長江大廈”除裙房裝潢工程外的全部工程發包給鎮建公司總承包，鎮建公司為了支持浩龍公司的前期拆遷工作，需在1996年2月前借款1500萬元給浩龍公司，借款利息按年率14%計算，浩龍公司在工程結構封頂時將本息一次性歸還鎮建公司。1995年12月20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一份工程承發包補充協議，協議對借款1500萬元的付款時間及工程開工日期作了調整。該協議經鎮江市公證處公證。1995年12月28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協議條款，對“金長江大廈”建設工程施工的具體內容及要求作了詳細約定。協議簽訂后，鎮建公司從1995年12月20日至1996年4月8日分11次借給浩龍公司人民幣共計450萬元，但浩龍公司未能按期辦理工程開工的有關手續，致使工程未能按期開工建設。1996年5月10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協議，約定將原借款總金額調整為450萬元，浩龍公司承諾在工程結構封頂時歸還本息，最遲在1998年9月30日前歸還本息。后該工程一直未能開工建設，鎮建公司多次向浩龍公司索要借款，浩龍公司僅于1997年4月24日歸還4萬元，1997年7月3日歸還4萬元，1998年7月29日歸還5萬元，余款一直未能歸還。

2.浩龍公司系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合作興辦的中外合作經營有限責任公司，1995年9月5日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準成立，經營范圍為：開發、建設、銷售、租賃金長江大廈商品房及物業管理、相關配套服務。根據五金公司與網聯

集團的合同及浩龍公司章程約定，浩龍公司投資總額為人民幣2300萬美元，五金公司以南京市中山南路74號5365平方米地塊毛地出讓費，現有房產(建筑面積約5300平方米)拆遷費用，自行過渡費用及建設期間的經營損失等作為該項目的投入，折價644萬美元，占投資總額的28%，網聯集團以現匯投入1656萬美元，出資項目為注冊資本、拆遷安置費用(五金公司除外)、工程建設費用等，占投資總額的72%，項目利潤根據雙方投資比例分配，總建筑面積4.5萬平方米以內五金公司得28%房產權，網聯集團得72%房產權，其中裙樓各得50%。雙方約定浩龍公司注冊資本920萬美元全部由網聯集團支付，在領取營業執照兩個月內投入首期資本200萬美元，其余資本在領取營業執照之日起兩年內繳清。

3.浩龍公司成立后，其注冊資金始終沒有到位，浩龍公司也未按有關規定取得房地產開發資質，擬開發的金長江大廈建設項目也未辦理土地使用權手續，項目未得到有關部門立項和批準。1996年9月25日，五金公司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遞交報告，稱由于外方資金不能按規定到位，以致合作公司無法繼續經營，特申請注銷浩龍公司，浩龍公司債權債務由五金公司負責處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0月4日以寧工商(1996)242號文，決定注銷浩龍公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其善后事宜由主管部門按國家有關規定協助企業處理。

以上事實有下列證據證明：浩龍公司與鎮建公司的工程承發包協議書、補充協議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協議條款、協議書、銀行匯票存根、浩龍公司合同、章程、外商投資企業批準證書、南京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關于南京浩龍建設有限公司報告的批復”、五金公司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注銷浩龍公司的報告等。

一審歸納的本案爭議焦點為：五金公司是否應承擔浩龍公司的對外民事責任及應承擔何種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于1995年12月8日簽訂的工程承發包協議，1995年12月20日簽訂的工程承發包補充協議，1995年12月28日簽訂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協議條款中有關浩龍公司將“金長江大廈”發包給鎮建公司總承包的約定，因簽訂以上協議時金長江大廈項目尚未經有關主管部門審批立項，浩龍公司既未辦理土地有償使用手續，也未取得房地產開發資質，而應認定為無效。以上協議及1996年5月10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的協議中有關浩龍公司向鎮建公司借款(融資)的約定，因違反有關金融管理法規，依照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所有協議時尚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七條第一款第一項之 規定應當認定為無效，浩龍公司應將依該無效協議取得的借款437萬元及孳息一并返還給出借方鎮建公司。浩龍公司雖然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但由于其投資方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均沒有實際投資到位，致使浩龍公司因注冊資金沒有實際投入而被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注銷，對外的民事責任應由浩龍公司的投資者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承擔，五金公司雖然不是浩龍公司注冊資金出資義務人，但是浩龍公司應以其投資總額為限對外承擔責任，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應以其投資為限對浩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五金公司同樣負有向浩龍公司繳足投資的義務。對五金公司不是浩龍公司的出資義務人，不應對浩龍公司對外債務承擔法律責任的辯稱理由，不予采納。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在合作合同中雖然沒有直接約定合作雙方對合作企業的風險和虧損承擔比例，但合作合同中約定五金公司投資占浩龍公司投資總額的28%，網聯集團投資占浩龍公司投資總額的72%，合作企業的利潤也是根據雙方投資比例進行分配，五金公司得28%的房產權，網

聯集團得72%的房產權。根據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合作雙方對浩龍公司的風險和虧損也應按投資的比例承擔，而鎮建公司對合作雙方應對合作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訴稱理由無充分證據和法律依據，故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應以其投資比例對外承擔浩龍公司的民事責任。依照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合作設立浩龍公司時尚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第二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規定，判決：

一、五金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償還鎮建公司人民幣1223600元，并支付相應的孳息(從1998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計算至實際給付之日);

二、網聯集團于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償還鎮建公司人民幣3146400元，并支付相應的孳息(從1998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計算至實際給付之日)。案件受理費31860元，由五金公司負擔 8920.8元，網聯集團負擔22939.2元。

第二篇：農業銀行安慶分行訴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安徽法院參考性案例#【 農業銀行安慶分行訴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關鍵詞民事金融借款擔保

裁判要點

1、公益性事業單位系指向社會提供公益服務或者為政府行使職能提供支持保障，不以營利為目的，不能、不宜或沒有主要依賴市場配置相關資源的事業單位。通過開展經營性活動來履行管理和服務職能、其存在與運轉基本依賴于經營性的收入、完全或主要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事業單位不應被視為公益性事業單位。

2、社會公益設施是用于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且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設施，在其之上設定抵押，將影響公益目的的實現。對于一些為公共利益服務，但具有營利目的的社會設施，盡管其存在和運轉情況涉及到一定范圍內群眾生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一定影響，也不能認定為社會公益設施，在其之上可以設定抵押。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

基本案情

2004年3月31日，中國農業銀行潛山縣支行農貿分理處（簡稱潛山縣農行農貿分理處）和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簽訂借款合同，約定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向潛山縣農行農貿分理處借款300萬元，期限一年。同日雙方簽訂抵押合同，約定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以其房地產為300萬元借款提供抵押擔保。2005年3月31日，雙方簽訂借款展期協議，展期一年。2006年3月25日，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因部分抵押物被拆除，向潛山縣農行農貿分理處申請變更抵押物。2006年8月12日，雙方重新簽訂抵押合同，約定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以房產證號為潛梅城字第2942號、土地使用權證號為潛國用（2006）01009120號，坐落于潛山縣梅城鎮五顯路的295.92平方米房產、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權提供抵押。后雙方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借款到期后，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未能還款。2009年3月30日，潛山縣人民政府決定撤銷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設立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同年4月23日，潛山縣機構編制委員會潛編字（2009）19號文件決定撤銷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設立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該中心為自收自支事業單位，隸屬縣商務局。后潛山縣工商局與潛山縣商務局簽訂交接協議書，潛山縣工商局將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的人員、市場資產、債權債務整體移交給潛山縣商務局，移交清單中注明銀行借款300萬元。2011年12月8日，安慶農行向安慶中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立即清償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對借款承擔抵押擔保責任。

裁判結果

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8日作出（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號民事判決：

一、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于判決生效后五日內給付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慶分行借款本金300萬元及相應利息（利息按合同約定的利率暫計算至原告起訴之日2011年12月8日止）；

二、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宣判后，安慶農行提起上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8日作出（2012）皖民二終字第00148號民事判決，以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不屬于公益性事業單位，涉案抵押物非社會公益設施，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以之設定抵押，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的強制性規定

為由，判決：

一、維持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號民事判決主文第一項；

二、撤銷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宜民二初字第00001號民事判決主文第二項；

三、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慶分行對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抵押的295.92平方米房產、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權折價或者拍賣、變賣的價款在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確認的債務范圍內優先受償。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決認為：根據國務院《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第二條的規定，事業單位應該是“為了社會公益目的”而設，其承擔的職能是社會服務，主要是指承擔義務教育、基礎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衛生及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等基本公益服務，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單位，以及承擔高等教育、非營利醫療等公益服務，可部分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單位。本案中的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和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均系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其支出經費全部來源于自身的經營性收入，盡管具有對市場進行管理，為經營戶提供服務的職能，但其是通過經營管理國有市場資產，收取市場設施租賃服務費等經營性活動來履行該職能，因此，不能視之為公益性事業單位。

社會公益設施，顧名思義應該是用于為公共利益服務的設施，其基本特征應是不以營利為目的。《擔保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的“其他社會公益設施”，通常認為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圖書館、科技館、博物館、文化宮、敬老院、福利院等。案涉抵押物系潛山縣農貿市場房屋及土地使用權，盡管其存在和運轉情況涉及到一定范圍內居民的生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一定的影響，但用于抵押的295.92平方米房產全系門面房，該房產及用于抵押的4629.90平方米土地使用權上的攤位全部被用于向經營戶出租，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和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作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其全部收入幾乎都來源于該抵押物的租金，因此，案涉抵押物不符合社會公益設施的基本特征，不屬于社會公益設施。

綜上，由于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不屬于公益性事業單位，案涉抵押物亦非社會公益設施，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以之設定抵押，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的強制性規定。2009年，由于機構調整，原潛山縣工商局市場服務中心的人員、市場資產及債權債務整體移交給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因此，其對潛山縣農行農貿分理處的300萬元貸款的還款義務和抵押擔保責任應一并由潛山縣商務局市場服務中心承擔。

第三篇：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閘北支行訴施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閘北支行訴施某等金融借

款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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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閘民二（商）初字第598號

民事判決書

原告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閘北支行（原中國農業銀行上海市閘北支行）。代表人戴某，該支行行長。

委托代理人魏某，該支行員工。

委托代理人陳某，該支行員工。

被告施某。

被告曹某。

以上兩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瑤瑤，上海市白玉蘭律師事務所律師。

以上兩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謝志剛，上海市白玉蘭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寶吉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

原告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閘北支行與被告施某、被告曹某、被告上海寶吉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被告寶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09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9年11月20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魏某、陳某,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共同委托代理人謝志剛到庭參加訴訟。被告寶吉公司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2004年4月21日，“被告施某”向原告申請汽車消費貸款人民幣264,000元，被告寶吉公司也表示已與被告施某達成購車初步意向。2004年4月22日，原告與“被告施某”、被告寶吉公司簽訂合同編號為***726的《汽車抵押借款合同》

一份，該合同約定：“被告施某”向原告借款264,000元并以所購車輛提供抵押擔保；借款期限自2004年4月22日起至2007年4月21日止；被告寶吉公司為該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保證期內，如被告施某購買的車輛領取牌照且辦妥抵押登記的，自原告收執他項權利證書之日起，保證責任終止。簽約當日，原告將264,000元匯入“被告施某”出具的劃款委托書所指定的被告寶吉公司帳戶，但未辦妥車輛抵押登記手續。2004年4月29日，“被告曹某”出具承諾共同償還貸款本息至貸款結清止的共同還款承諾書。涉案貸款到期，原告未獲足額還貸，遂在2007年6月以（2007）閘民二（商）初字第672號案向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起訴本案三被告，后原告撤訴。根據上案中的鑒定書，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在涉案《汽車抵押借款合同》等材料上的簽名均非其本人所簽。據此，現原告起訴，請求判令：

1、確認2004年4月22日合同編號為***726的《汽車抵押借款合同》無效；

2、被告寶吉公司返還原告264,000元；

3、被告寶吉公司賠償原告利息損失（以264,000元為基數，從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為標準計至本判決生效之日止）；

4、本案訴訟費由被告寶吉公司負擔。庭審后，原告自認已獲還款178,683.68元，并將上述第2、3項訴請相應減少為：

2、被告寶吉公司返還原告85,316.32元；

3、被告寶吉公司賠償原告利息損失（以85,316.32元為基數，從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為標準計至本判決生效之日止）。

原告提供以下證據材料：

1、企業名稱變更預先核準通知書，旨在證明原告更名情況；

2、2004年4月22日合同編號為***726的《汽車抵押借款合同》，旨在證明該合同上被告施某的簽名非其本人所簽，該合同無效；

3、2004年4月29日共同還款承諾書，旨在證明該承諾書上被告曹某的簽名非其本人所簽，涉案合同無效；

4、2004年4月21日劃款委托書，旨在證明該委托書上被告施某的簽名非其本人所簽，涉案合同無效；

5、2004年4月22日借款憑證，旨在證明原告將264,000元匯入被告寶吉公司賬戶；

6、（2007）閘民二（商）初字第672號民事裁定書，旨在證明原告曾起訴，后又撤訴；

7、被告施某、被告曹某身份證復印件，旨在證明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身份情況。

本案審理中，本院為核實有關情況，調取了（2007）閘民二（商）初字第672號案中的民事起訴狀、原告起訴時提供的材料、滬公刑技文鑒字（2007）第0534和第0589號鑒定書、民事撤訴申請書、民事裁定書以及法庭審理筆錄。

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共同辯稱：第一，原告提供的所有證據材料上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簽名均非本人所簽，兩人也未委托他人代簽，且對此不予追認，現對本案原告訴訟請求不持異議；第二，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從未向被告寶吉公司購車，且不知該公司如何獲取兩人的身份資料。

被告寶吉公司經本院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應訴和舉證通知書以及開庭傳票后未應訴。經審理查明，被告施某向原告申請汽車消費貸款264,000元的2004年4月21日汽車貸款申請表落款署名為被告施某，被告寶吉公司在此表中明確與被告施某達成購車初步意向并加蓋公章。2004年4月21日向原告出具的委托將貸款264,000元劃入被告寶吉公司帳戶的劃款委托書落款署名為被告施某，同日向原告出具的同意抵押證明落款署名為被告施某與被告曹某。2004年4月22日原告簽訂一份合同編號為***726的《汽車抵押借款合同》，該合同落款的借款人署名為被告施某，被告寶吉公司亦在該合同落款的保證人處蓋章，該合同約定：被告施某向原告借款264,000元并以所購車輛提供抵押擔保；借款期限自2004年4月22日起至2007年4月21日止；被告寶吉公司為該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保證期間為合同約定的債務期限屆滿之日起二年，保證期內，如車輛領取牌照且辦妥抵押登記的，自原告收執他項權利證書之日起，保證終止。2004年4月22日，原告將264,000元匯入被告寶吉公司帳戶，相應借款憑證落款的借款人署名為被告施某。2004年4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諾共同償還貸款本息至貸款結清止的共同還款承諾書落款署名

為被告曹某。

另查明，本案審理中，原告自認，涉案貸款系授權被告寶吉公司辦理，且未辦理車輛抵押登記手續，原告已獲還款共計178,683.68元。

再查明，原告曾以（2007）閘民二（商）初字第672號案起訴本案三被告，后又撤訴。在該案審理中，本院委托上海市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對涉案《汽車抵押借款合同》等六份材料進行筆跡鑒定，鑒定結論為：①2004年4月22日《汽車抵押借款合同》第8頁上書寫的“施某”簽名字跡、第9頁上借款人落款中的“施某”簽名字跡及其他書寫字跡以及保證人落款中的書寫字跡，2004年4月21日汽車消費貸款申請表上書寫的字跡，2004年4月21日劃款委托書、2004年4月22日借款憑證上書寫的“施某”簽名字跡、2004年4月21日同意抵押證明、2004年4月29日共同還款承諾書上除“曹某”簽名字跡以外的其它書寫字跡與提供比對的施某字跡樣本不是同一人書寫；②2004年4月21日同意抵押證明上書寫的“曹某”簽名字跡、2004年4月29日共同還款承諾書上除“曹某”簽名字跡以外的其它書寫字跡與提供比對的曹某字跡樣本不是同一人書寫；③2004年4月29日共同還款承諾書上承諾人簽字、蓋章處的“曹某”簽名字跡與提供比對的曹某字跡樣本不是同一人書寫。

以上事實，有原告企業名稱變更預先核準通知書、汽車消費貸款申請表、同意抵押證明、《汽車抵押借款合同》、共同還款承諾書、劃款委托書、借款憑證、民事裁定書、鑒定書、談話筆錄以及庭審筆錄等為證。

本院認為，根據鑒定結論，涉案汽車消費貸款申請表、《汽車抵押借款合同》、共同還款承諾書、同意抵押證明、劃款委托書、借款憑證上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簽名均非本人所簽，兩人也未委托他人代簽，且對此不予追認，所以，涉案《汽車抵押借款合同》無效。鑒于合同無效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而本案原告系將264,000元匯入被

告寶吉公司帳戶，故被告寶吉公司理應將此款返還原告。現原告未獲足額還款，被告寶吉公司應返還原告余款85,316.32元并賠償相應利息損失。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八十四條、第一百三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第（五）項、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確認2004年4月22日合同編號為***726的《汽車抵押借款合同》無效；

二、被告上海寶吉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原告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閘北支行85,316.32元；

三、被告上海寶吉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閘北支行利息損失（以85,316.32元為基數，從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為標準計至本判決生效之日止）。

負有金錢給付義務的當事人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費2,997.80元（原告已預交），由被告寶吉公司負擔，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履行完畢。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倪德生

審判員顧靜

代理審判員李霞

書記員錢佳妹

第四篇：華寶信托有限責任公司訴陳碰興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0903

華寶信托有限責任公司訴陳碰興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信托型資產證券化案件的司法審查標準

《判案研究》2009年03月13日

【簡要提示】抵押貸款資產證券化是普通金融貸款活動的新型衍生產物，體現了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業務的交叉和合作，也是我國對資產證券化的最新探索和嘗試。如何界定委托人、信托人和借款人之間的法律地位和相互之間的法律關系，信托公司應如何行使信托資產中的抵押權、如何厘清信托資產中各方當事人的法律權利義務等，都是在學理研討和司法實踐中值得探討的問題。

【主審法官】顧權【案例撰寫人】顧權

一、基本案情

原告華寶信托有限責任公司

被告陳碰興

2007年5月23日，案外人上汽通用汽車金融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上汽金融公司）與被告陳碰興簽訂了合同編號為79467的《汽車貸款合同》與《汽車抵押合同》及其附件，約定被告陳碰興為購買車輛而向上汽金融公司借款60,000元，借款期限為36個月，自2007年5月23日至2010年5月23日止，還款方式為等額還款，并就所購車輛辦理了車輛抵押登記作為借款擔保。合同簽訂后，上汽金融公司按約發放了貸款。上述合同貸款利率為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28.25%，合同簽訂時年利率為8.08%，如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發生變動，在變動生效之月后第二個月的第一個還款日起，貸款利率將相應發生變動。另，《汽車貸款合同》約定，被告未按時全額償還應付的貸款本金、利息及應向上汽金融公司支付的其他款項，并且逾期30天以上，就構成合同所述之嚴重違約，上汽金融公司有權宣布貸款立即到期，并要求被告立即清償合同項下的所有未付款項。

2007年12月27日，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簽署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合同》，約定將上述合同編號為79467的《汽車貸款合同》所涉及的包括：（1）（現有的和將來的、實際的和或有的）全部所有權和相關權益；（2）到期或者將到期的全部還款；（3）被清收、被出售、或者被以其他方式處置所產生的回收款；（4）請求、起訴、收回、接受與以下財產相關的全部應償付款項；（5）相關承諾的利益以及強制執行財產的全部權力和法律救濟，均信托予原告。2007年12月29日，上汽金融公司與原告在中國債券信息網、中國貨幣網刊登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公告》。2008年1月18日，上汽金融公司與原告又在中國債券信息網、中國貨幣網刊登了《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成立公告》。因自2007年11月起被告未能按期還款，至起訴時，被告逾期還款情況嚴重，并經多次催收無果，故原告訴諸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貸款剩余本金52,626.68元、計算到2008年4月2日的貸款利息2,216.32元、計算到2008年4月2日的逾期利息288.13元及自2008年4月3日起到實際清償日止的利息和逾期利息，并判令原告有權行使車輛（車牌號為“閩DU0225”、車架號為“LSGTC52MX7Y045464”）的抵押權，所得價款優先用于清償上述債務。

被告未應訴答辯。

二、法院的認定與判決

法院依法缺席審理后認為，本案系因上汽金融公司將其對被告享有的個人汽車抵押貸款債權信托于原告并予以證券化后，被告不能按約還款而引發的糾紛。原告作為受托人是否有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被告主張本案中系爭貸款債權，及是否可以同時主張系爭車輛抵押權是本案的主要焦點。

對于原告是否有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被告主張本案中系爭的貸款債權，法院認為，本案原告系基于與案外人上汽金融公司的信托合同主張系爭貸款債權，所謂信托法律關系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和處分過程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信托關系成立后，受托人依法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債務人主張債權。本案中，上汽金融公司與被告簽訂的《汽車貸款合同》以及《汽車抵押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依法有效，雙方均應恪守。

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簽訂的《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合同》亦系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獲得了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的批準，合法有效；同時，上汽金融公司和原告之間的《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公告》以及《通元2008年第一期個人汽車抵押貸款證券化信托成立公告》依法在中國債券信息網、中國貨幣網的全國性媒體進行了刊登，符合信托法等規范性法律文件對于通過設立特定目的信托轉讓相關資產應依法進行公告的有關規定，故本案原告與上汽金融公司就本案貸款債權構成信托法律關系，受托人原告基于信托合同，可以自己的名義為上汽金融公司的利益，對該貸款債權進行管理或者處分。因此，原告以自己的名義向被告主張上汽金融公司的貸款債權，且亦不損害作為債務人被告的合法權益，于法不悖，應予準許。現上汽金融公司已經依約履行了放貸義務，對被告享有貸款債權，被告亦應按約履行償還貸款本息義務。因被告未按《汽車貸款合同》履行還款義務，根據《汽車貸款合同》和《汽車抵押合同》的約定已經構成嚴重違約，故原告有權以自己的名義宣布被告貸款立即到期，并要求被告立即清償貸款合同項下的所有未付款項。

對于原告是否可以同時主張系爭車輛的抵押權的問題，法院認為，1、原告根據與上汽金融公司的信托法律關系，依法以自己的名義向被告主張貸款主債權，而抵押權作為貸款主債權的從權利，根據主、從債權關系的基本理論，原告亦可以自己的名義主張抵押權；

2、從我國現行物權法規定來看，汽車作為特殊動產，抵押權自抵押合同生效時設立，動產抵押登記的效能是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并未強制規定抵押權人變更后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變更登記手續，故由擁有系爭貸款主債權的原告主張主債權的從權利（抵押權）于法無悖，并且亦不損害被告作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

3、本案中被告逾期欠款情況只是大批量汽車抵押貸款合同中的少數個例，若要求每個抵押貸款合同轉讓抵押權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抵押權人變更手續，在實際操作中經濟成本較高并可能因抵押人拒絕合作或者怠于協助而使抵押登記的變更手續難以順利完成，從而不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原告作為信托關系的受托人在主張貸款主債權的同時，有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債務人主張抵押權。綜上所述，原告之訴請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為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第二條、第二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零六條、第二百零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三條、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判決支持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訴。本案現已生效。

三、對本案的研究與解析

（一）資產證券化的通常范疇之引入

自1977年美國投資銀行家萊維斯瑞尼爾（Lewis Ranier）首次使用資產證券化這一術語，[1]資產證券化之表述雖在金融界被廣泛使用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但至今尚無統一的定義來界定何謂資產證券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資產證券化是高度金融衍生技術的產物，是涉及法學、金融學、經濟學等多種學科共建的制度，所以需要從多種學科中厘清其基本模式。通常認為，資產證券化是指：發起人將缺乏流動性但能在未來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現金流的資產或資產集合（在法學本質上是債權）出售給特殊目的機構（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由其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分離和重組資產的收益和風險并增強資產的信用，轉化成由資產產生的現金流擔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證券，銷售給金融市場上的投資者的融資制度。[2]在一個典型的資產證券化交易中，發起人將能產生收益的資產權益賣給特殊目的機構，特殊目的機構面向市場的投資者發行證券，并將該收益支付給發起人，投資者從資產群中獲得償還。[3]我國臺灣學者認為，資產證券化是指企業單位或金融機構將其能產生現金收入的資產加以重組，然后發行證券，出售給有興趣的投資人，借此過程，企業單位或金融機構能向投資人籌措資金。[4]

在我國，綜觀現行的《公司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信托法》等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主要法律，均沒有關于資產證券化的明確定義，這充分體現了現行金融法律體系對資產證券化這種金融創新活動的緘默態度。只是在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制定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第二條中規定，資產證券化是指在中國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發起人，將信貸資產信托給受托機構，由受托機構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向投資機構發行受益證券，以該財產所產生的現金支付資產支持證券收益的結構性融資

活動。雖然該規定只是將資產證券化拘囿于較小的種類和范圍，但是卻明顯反映我國對資產證券化所認可的主要結構模式。因此，我國現行主要的資產證券化活動基本上也是在此規定的基礎上展開的。

（二）資產證券化中各主體

在通常的資產證券化過程中，主要存在發起人（原始債權人）、原始債務人、特殊目的機構、投資人等相關參與主體，而其中特殊目的機構則是處于核心地位的參與者。

發起人是資產證券化的原始權益人，在交易中又稱為資產的賣方或者轉讓方，它是資金的需求者，與原始債務人之間存在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例如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貸款人、個人汽車抵押貸款的借款人、應收賬款的債權人、租賃設備的出租人。為實現資產證券化，發起人需要以“真實出售”（True Sale）的方式將資產從其資產負債表中移出，以達到表外資產證券化。特定目的機構，是指專門為資產證券化而成立的法律主體，同時又擔當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人，其一般是破產隔離和免稅實體，可以采取公司、信托、有限合伙等組織形式。投資人，即資產支持證券的購買人，包括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資產支持證券的投資者通常為大型機構投資者和職業投資者，因為資產證券化的復雜結構和巨大的發行量不太適合零星的投資者。原始債務人，即證券化資產的債務人，如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借款人、應收賬款的債務人、租賃設備的承租人等。債務人只是一個被動的參與者，其對債權人的支付形成資產的現金流，用于償付資產支持證券持有人。此外還有其他輔助參與人，如信用增級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資產服務機構等。

（三）信托型（SPT）資產證券化的基本法律架構

因為資產證券化的特殊要求和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限制，特定目的機構難以采取公司、有限合伙的組織形式，而只能借宿于信托這種特殊法律形式之下，使得特定目的信托（SPT, Special Purpose Trust）成為我國目前進行資產證券化的最主要的SPV模式。特定目的信托之資產證券化“導管體”的功能，主要通過特定目的信托設立和信托受益權轉讓等環節來實現。[5]

我國信托型資產證券化基本構架流程如下：首先，選定證券化資產范圍。發起人將需要證券化的資產按照一定的期限、利率等標準進行分類、組合，形成一個資產池（asset pool），從而移轉給特定目的機構。一般來講，為了贏得更多的投資者，應選擇現金流量穩定、可靠、風險較小的資產作為證券化資產。目前國際上通常進行證券化的資產包括各類銀行貸款、企業應收款、不動產收益等，而在我國主要是指金融資產。其次，設立特定目的信托機構（SPT）。證券化資產從原始權益人（發起人）處分離出來，通過“真實出售”移轉資產給破產風險隔離實體——特定目的信托機構，然后以此資產為基礎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出售給投資者。再次，信用增強和信用評級。信用評估機構對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反映了該證券的風險和收益等信息，這為投資者提供了投資決策依據。在資產證券化交易中，發起人都應擔保投資人免受某些基本的風險，如保證對資產的陳述真實、準確、完整，保證資產合法、有效，保證債務人受相關合同條款的約束并不存在抗辯情形等等。為了使資產支持證券獲得一個較高的信用評級，需要采取一些信用增強措施，信用增強的結果使得特定目的信托機構發行的證券比發起人直接發行的證券更有信用，從而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籌集資金。第四，發行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和普通證券的發行沒有太大區別，可以通過公開發售的方式進行，也可以通過私募的方式進行，為了控制相關風險我國采用的公開發售方式。最后，償付證券本金和收益，證券化資產轉讓給特定目的信托機構后，由于特定目的信托機構只是一個導體和工具，一般沒有能力管理、運用和處分證券化資產，需要委托給專業服務機構。專業服務機構歸集資產現金流后，按照資產證券化計劃分配給資產支持證券持有人。償付完全部證券、處理完剩余資產后，整個資產證券化活動即告結束。

（四）信托型資產證券化的司法審查具體標準之抉擇

雖然信托資產證券化屬于金融創新的范疇，但是作為司法機關面對這種金融創新活動，不可簡單地予以回避或者否定，筆者認為只要不違反現行法律法規和國家的金融政策，金融司法應當充分尊重金融市場主體的創造力和智慧，并且應從法理的層面作出分析詮釋，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司法審查對金融創新的規則指導作用，從而主動性地應對可能產生的相關糾紛。

信托型資產證券化中發起人（委托人）將自己的金融債權“真實出售”給了信托公司，使得這種信托關系的基礎因發起人（委托人）移轉金融資產獲得了轉讓收益而被解構，并且對此種關系是否還屬于信托關系存

有較多疑惑。因此要理順信托型資產證券化交易的法律結構，首先需對該種法律關系的性質進行甄別，從而才能結合其他貸款、擔保或者投資合同關系來完整理解特殊目的信托的法律構架。

我們首先假設，發起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存在信托法律關系。如果從融資人角度的思路出發，發起人（委托人）就是事實上的融資人，假設發起人（委托人）與信托公司之間存在信托關系，則信托公司接受信托而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的性質就難以解釋。但是，若從實質上來分析支持信托公司發行證券的資產基礎，就不難發現該資產基礎實際就是由發起人（委托人）信托給信托公司的金融債權的信托收益。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發起人（委托人）“真實出售”金融資產所獲得的“公允對價”實際上就是發起人（委托人）自己的信托收益，只不過在形式上該“公允對價”是直接就以信托公司支付現金對價方式來體現。但是，若上述前提成立，則又引發進一步爭議：該信托收益表面上是由信托公司通過證券化的形式出售給投資人，這是否就意味著與先前所認為的發起人（委托人）獲得了信托收益存在矛盾？對此，筆者認為并不發生矛盾，這實際上是發起人（委托人）通過信托公司來出售自己的信托收益，從而達到了融資的真正目的。因為根據我國現行有關法律的規定，為了保護投資人的合法權益，發起人（委托人，例如銀行等金融機構）是不能以自己的名義直接發行資產支持的證券，所以在實際交易過程中就形成了發起人（委托人）通過設立特殊目的信托，即將相關資產信托給受托機構信托公司，再由信托公司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向投資機構發行受益證券來收回信托收益，因此發起人（委托人）獲得的融資款實際上就是發起人（委托人）從信托公司獲得的信托收益。由此可見，通過資產證券化信托合同的約定，發起人（委托人）和信托公司基于該信托合同關系構成內部和外部兩種法律關系，從外部關系來看，發起人（委托人）將對債務人的個人抵押貸款債權轉移給信托公司，并對該債權轉移的事實進行了信托登記，故信托公司可以根據信托關系的本旨和目的以自己的名義對該項貸款債權進行管理或者處分；從內部關系來看，發起人（委托人）基于對信托公司的信任，對信托受益權、債權資產的贖回、清倉回購、信托期限、追索權等內部具體事項約定了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因此，雖然信托型資產證券化中發起人（委托人）將自己的金融債權“真實出售”給了信托公司，但是這卻不是金融債權轉讓關系，而是發起人（委托人）與受托人信托公司之間構成了信托法律關系。

從對上述信托型資產證券化法律性質的甄析，不難發現這種實質上融資人（發起人或委托人）轉讓受益憑證的模式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是使得發起人獲得了資金，實現了資產證券化的融資目的；其次使得信托收益權憑證的投資人獲得了受益人的身份，從而享有信托資產的收益；最后，實現了“信托易主”，特殊目的信托公司此后從形式上將為投資人服務，同時“真實出售”到信托公司的資產也實現了“破產隔離”，保證了投資人能夠獲得安全的、穩定的證券收益。這種精巧性的制度設計顯示了信托這種“脫法”制度設計挑戰既存規范的歷史傳統，以及金融創新在規避法律和追求利益最大化過程中的強大生命力，因此我們司法審查也應穿透表面形式從實質關系中加以甄別和規制相關金融主體的法律關系。

（五）金融債權移轉效力的司法審查標準

雖然信托型資產證券化描述的是從發起人（委托人）移轉給受托人（信托公司）的“金融資產”，但是在我國目前實踐中，該“金融資產”的主要內容就是發起人（委托人）作為原始債權人享有的金融債權。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下，該種金融債權的移轉應當遵循怎樣的司法審查標準，是信托型資產證券化司法審查標準中的又一重要問題。

根據我國合同法規定，債權轉讓采通知主義，即債權人轉讓債權應當通知債務人。但是由于資產證券化的特殊性，即其債務人通常是不特定的多數，且分布廣泛、流動頻繁，若機械要求每一筆債權轉讓都通知債務人，資產證券化的成本將大為增加，明顯不利于資產證券化的進一步發展，所以資產證券化發達的國家對此都有自己的應對規則。例如《美國統一商法典》擴大了登記的范圍,將登記不僅適用于賬債和動產契據的買賣,也適用于“無形資產的支付”和“本票”的買賣。美國修正后的登記制度幾乎適用于所有的合同債權和證券債權。[6]日本新出臺的《債權讓渡特別法》采取債權讓與登記制度，明定應以磁盤制作債權讓與登記檔案，載明法定應記載事項，由讓與人及受讓人向法務省提出債權讓與登記的申請，始能以其債權讓與對抗第三人，其中除必須載明債權總額外，尚應記載債務人或其他為特定債權的必要事項。可見登記制的公示方式具有使交易者及第三人認識債權狀態的作用，起到防止風險、排除爭議和降低成本的效果，因而

更有利于債權特別是大宗債權的轉讓，加速了債權的資本化。[7]由于我國資產證券化采用的是信托關系的法律構架，所以根據我國信托法有關規定，信托關系成立并依法登記后，受托人信托公司可以自己的名義為發起人（委托人）的利益對該貸款債權進行管理或者處分。因此在具體司法實踐中，法院應當審查“金融債權”在整體信托轉讓時是否已經在全國性公開媒體進行過公告，只有符合了信托公告的相關規定，該金融債權移轉才能對原始債務人產生法律效力。

對于“金融債權”的從權利（例如抵押權）的轉讓是否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抵押權人變更手續？對此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抵押物一般為不動產，而不動產物權以登記為公示方式，這也是各國的立法通例。抵押權作為一種擔保物權，也應當遵循物權公示原則，否則抵押權的轉讓無效。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抵押權轉讓的前提是抵押物已經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是為了保障主債權能順利實現所形成的抵押權，若主債權轉讓，作為其從權利的抵押權也隨之轉移，針對主債權而設立的抵押權應當繼續存在，無需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抵押權人變更登記手續。筆者傾向于后一種觀點。首先，從我國物權法規定來看，并沒有要求主債權轉讓后抵押權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者辦理抵押權人變更登記手續的強制性規定。抵押權作為金融債權的從權利，當金融債權移轉時，抵押權也隨之移轉，同時這是在抵押權已經有效成立的前提下發生的轉移，并非重新設立新的抵押權。其次，從相關司法解釋來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管理、處置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的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九條也明確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受讓有抵押擔保的債權后，可以依法取得對債權的抵押權，原抵押權登記繼續有效。”該規定為金融資產的從權利轉讓提供了司法審查的參考依據依據，雖然資產證券化法律構架中，發起人（委托人）只是將金融債權信托給受托人信托公司，并不是該條規定所指的金融債權的完全出售，但是從該條規定的立法意圖和立法精神也可以看出，在抵押權隨主債權轉移后，受讓人即可依法取得主債權的抵押權，原抵押登記應當繼續有效，無需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最后，從實踐的角度來看，若要求轉讓抵押權必須重新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或辦理抵押權人變更手續，則實際操作中往往會因抵押人不肯再次合作（怠于協助行為）而使抵押登記的變更手續很難順利完成，這樣抵押權便難以有效轉讓，抵押權轉讓的規定便會形同虛設，沒有實際意義。因此，受托人（信托公司）受讓金融債權和相關從權利（抵押權）后，可以自己的名義向原始債務人主張債權。

第五篇：中國銀行哈爾濱動力支行訴中國鋼鐵工貿集團公司、中國冶金進出口哈爾濱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

中國銀行哈爾濱動力支行訴中國鋼鐵工貿集團公司、中國冶金進出口哈爾濱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源：（2000）經終字第143號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鋼鐵工 點擊數：22 更新時間：2006-9-22 16:38:00-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00）經終字第143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鋼鐵工貿集團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長安街乙17號。

法定代表人翁宇慶，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宋學成，北京市共和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冶金進出口哈爾濱公司。住所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文瑞街4號。

法定代表人楊學文，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欒紅，該公司職員。

委托代理人惠鐵男，中國鋼鐵工貿集團公司法規處處長。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中國銀行哈爾濱動力支行。住所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動力區民生路196號。

負責人劉濱，該行行長。

委托代理人郭慶濤，該行職員。

委托代理人李會武，黑龍江省仁大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中國鋼鐵工貿集團公司、中國冶金進出口哈爾濱公司為與被上訴人中國銀行哈爾濱動力支行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1999）黑經初字第61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宋曉明擔任審判長，審判員周帆、于松波組成的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書記員夏東霞擔任記錄。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查明：1995年10月11日至1996年3月26日。中國冶金進出口哈爾濱公司（以下簡稱冶金公司）向中國銀行哈爾濱動力支行（以下簡稱動力中行）先后提出了五份《出口信用證項下打包放款申請書》，動力中行據此先后為冶金公司辦理了五筆出口信用證項下打包放款，總計金額172萬美元。具體情況是：1995年10月11日第一次放款48萬美元，月利率7‰，還款期限1995年11月2 日；1995年11月8日第二次放款36萬美元，月利率7‰，還款期限1995年11月20日；1996年3月12日第三次放款12萬美元，月利率7‰，還款期限1996年4月5日；1996年3月20日第四次放款6萬美元，月利率7‰，還款期限1996年5月25日；1996年3月26日第五次放款70 萬美元，月利率7‰，還款期限1996年4月26日。動力中行向冶金公司放款時，均按當日匯率將美元分別折為人民幣3981984元、2986776元、996756元、498780元、5820430元后，分五次劃至冶金公司在該行開立的人民幣帳戶內。

1997年4月8日，中國鋼鐵工貿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鋼集團公司）向動力中行出具一份《信用保證書》，承諾：中鋼集團公司為冶金公司在該行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該保證有效期一年，即從1997年4月8日至1998年4月8日；最高保證限額（包括外幣貸款折人民幣）為2300萬元，及由此產生的利息和有關費用。同日，中鋼集團公司、冶金公司又共同向動力中行出具一份確認書，確認截止1996年12月31日，冶金公司在動力中行共融資2524萬元，中鋼集團公司為其中2300萬元提供擔保。

1998年4月6日，中鋼集團公司、冶金公司又共同向動力中行出具一份確認書，確認截止1997年12月31日，冶金公司在動力中行融資外匯190.4萬美元，利息32萬美元。中鋼集團公司保證承擔連帶責任。

1998年10月12日，動力中行與冶金公司簽訂了兩份《人民幣流動資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額共計631萬元人民幣，第一份合同借款300萬元人民幣，月利率6.023‰，還款期限1998年11月12曰；第二份合同借款331萬元人民幣，月利率6.023％口，還款期限1998年11月12日。

上述貸款相繼到期后，冶金公司僅償還部分美元本息。動力中行向冶金公司催收，并要求該公司對尚欠的美元及人民幣提供還款擔保。1999年3月8日，冶金公司和中鋼集團公司又共同向動力中行出具了美元及人民幣欠款《確認書》各一份，內容為，至1999年3月8目，冶金公司尚欠動力中行美元貸款本金136.5萬美元、人民幣711萬元。中鋼集團公司并表示為冶金公司尚欠的美元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和尚欠的人民幣借款中631萬元本金及相應利息繼續承擔連帶責任。至1999年9月20日，冶金公司除已陸續償還的本息，共欠動力中行美元借款本金1365523美元，利

息625731.8美元，尚欠人民幣貸款本金 631萬元，利息1879599.5元。1999年9月9日，動力中行為此訴至原審法院，請求判令冶金公司償付借款本息，中鋼集團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動力中行與冶金公司因打包放款及貸款人民幣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清楚，冶金公司對此也未提出異議，故該公司應承擔償還所欠美元及人民幣本息的責任。中鋼集團公司在冶金公司與動力中行債權債務關系已經形成，冶金公司不能按期償還債務的情況下出具的連帶責任保證，其保證合法有效，中鋼集團公司對冶金公司的債務應當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打包放款是出口貿易融資的一種方式，其與外匯貸款是金融機構兩種不同的業務，因此，對打包放款不應適用外匯貸款的法律規定。動力中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暫行規定》的有關規定將外匯按當日匯率折合成人民幣給付冶金公司應屬合同有效，中鋼集團公司提出動力中行上述行為違反國家外匯貸款管理中“借外匯、用外匯、還外匯”的規定應屬無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中鋼集團公司出具的《信用保證書》明確承諾，對最高保證限額（包括外匯貸款折人民幣）2300萬元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其保證的意思表示清楚，故中鋼集團公司提出動力中行貸美元給付人民幣，事先不知道，違背了其意思表示的理由亦不能成立。該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八條之規定，判決：

一、中國冶金進出口哈爾濱公司在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償還中國銀行哈爾動力支行美元借款本金1365523美元，利息625731.8美元；償還人民幣借款本金 631萬元，利息1879599.5元（計算至1999年9月20日，至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的利息分別按外匯及人民幣逾期借款利率計算）。

二、中國鋼鐵工貿集團公司對中國冶金進出口哈爾濱公司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一審案件受理費128870元，財產保全費40500元。由中國冶金進出口哈爾濱公司負擔。

中鋼集團公司、冶金公司均不服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中鋼集團公司上訴稱，原判認定動力中行與冶金公司發生五筆打包放貸業務，證據不足，缺乏事實依據。中鋼集團公司只對“押匯美元”提供擔保，而原審法院卻判決中鋼集團公司對“打包放款”的人民幣貸款承擔保證責任，超出了中鋼集團公司擔保責任范圍。動力中行向申請人提供的既不是憑證押匯，也不是外匯貸款，而是人民幣貸款，加大了貸款的使用風險，也加大了擔保人的風險。請求依法予以改判。

冶金公司上訴稱，冶金公司與動力中行不存在五個信用證打包貸款的合同關系，也沒有借貸過外匯，只存在人民幣借貸關系，原審判決認定為外匯借貸，屬認定事實錯誤。

動力中行答辯稱，動力中行與冶金公司因打包放款及貸款人民幣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清楚。打包放款是出口貿易融資的一種方式，即申請人將出口信用證交付銀行抵押，由銀行先支付信用證項下的款項。因其不同于外匯貸款，應按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進行結匯，交付給申請人的應是人民幣。因此，中鋼集團公司提出貸美元給人民幣違反有關規定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中鋼集團公司為冶金公司擔保實際上是一種債務擔保，即冶金公司與動力中行債務已形成，冶金公司不能按約償還債務的情況下出具的擔保，而且多次承諾，對冶金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因此，中鋼集團公司應承擔民事責任。

本院認為，動力中行依據冶金公司的出口信用證項下打包放款申請，為冶金公司辦理了打包放款，并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暫行規定》的有關規定，將外匯按當日匯率折合成人民幣給付了冶金公司，雙方因此而形成了打包放款的民事法律關系。該民事法律關系并未違反中國人民銀行有關金融管理法規，應認定為合法有效。冶金公司應依照合同約定，償付動力中行尚欠款項及利息。中鋼集團公司為冶金公司向動力中行的外匯及人民幣借款出具擔保，并一再予以確認，承諾對冶金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其擔保也應認定為合法有效。中鋼集團公司對冶金公司的債務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本案打包放款是冶金公司利用信用證正本作為還款憑據向動力中行申請的一種出口貿易融資，不同于一般的外匯借款關系，打包放款不應適用國家有關外匯貸款的法律規定，因此，中鋼集團公司、冶金公司有關動力中行未向冶金公司發放外匯貸款以及本案借款違反國家外匯貸款管理中以“借外匯、用外匯、還外匯”的規定，應認定為無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對其主張本院不予支持。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法律適用亦無不當，應予維持。

本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審案件受理費128870元，由中鋼集團、冶金公司各承擔64435元。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宋曉明

審 判 員 周 帆

審 判 員 于松波

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書 記 員 夏東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