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基層信訪不信法現象

“信訪不信法”是一種不正常現象，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信訪不信法”現象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不可忽視。當“信訪不信法”的現象和意識大行其道之后，通過信訪實現訴求的情況就會大量出現，更多的公共資源將被占用，規則遭到破壞，有的訪民甚至濫用權利，要挾公權，形成另一種不平等，必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局面。

“信訪不信法”是當前社會

生活中的一種客觀現實存在，我們應當理性對待這一現象。“信訪不信法”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官員、司法官員不作為或亂作為，行政、司法過程本身存在的諸多不足，信訪、領導批示可以迅速解決問題也是群眾“信訪不信法”的重要原因。

筆者認為，當前要緩解基層“信訪不信法”現象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努力建設法治國家，將各類矛盾糾紛的解決逐步引導到法治軌道上來。

一是要依法行政，增強政府的公信力，從源頭上化解信訪壓力。必須堅持強化政府責任，依法行政，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才能避免和減少信訪問題的發生。一個法治社會，需要具備完善的法治制度，一個廉潔的法治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建立健全行政執法管理機制，建立健全行政行為監督機制，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二是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的權威性，爭取當事人由信訪向信法轉變。司法權威的樹立，最關鍵的是司法裁決的終局性應得到肯定和尊重。首先在案件的辦理中必須遵循法律規定，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彰顯法律的公平、公正；其次，案件的裁決結果應當得到雙方當事人、有關部門和人員以及司法機關自己的尊重，確保司法裁決的終局性。再者，正確的司法裁決一定要加大執行力度，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最終受到法律的維護和保障。唯有公正方可樹立司法權威，群眾普遍會認識到“法”比“訪”更可信，更可依，“信訪不信法”的現象必然會減少。三是要反腐倡廉，確保權力的廉潔性，努力實現領導干部作風的進一步轉變。政府和司法機關都是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抓好干部自身作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努力保持干部隊伍純潔，對于增強政府的公信力、提高司法的權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要自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強廉潔教育，建立健全監督約束機制，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確保權力正確行使。

變“信訪”為“信法”不是一朝一夕便的事，在黨領導人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反腐倡廉，提高國家機關的公信力，是消除產生“信訪不信法”意識和現象的根本。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推動國家的法治進程，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安居樂業。

第二篇：如何破解信訪不信法

如何有效化解我鎮群眾 信“訪”不信“法”的問題

“人不傷心不落淚，人無難事不上訪”對于當今很多群眾來說，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困難，上訪是他們的希望所在。但上訪之后問題沒有得到及時解決的情況常常出現，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上訪群眾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應該由哪個部門解決，只好一窩蜂往信訪部門擠。信訪部門受理后，幾經周轉，延長了事情的解決時間。群眾焦急難耐，必然反復上訪，越級上訪。甚至出現有理無序違法上訪或無理違法取鬧的現象。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各種社會矛盾糾紛凸顯，成為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主要矛盾糾紛。特別是征地拆遷補償、相鄰關系等成為新一輪影響農村穩定的一大障礙，對于這些矛盾糾紛解決的好與壞直接影響著黨委政府在群眾中中間的威信。解決好了，群眾自然理解支持政府工作，解決不好了，群眾與政府直接對立，對政府的工作不予配合，甚至予以千方百計予以阻撓。而不能正確對待處理自己的矛盾，不能正確應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到處上訪，省州市領導寫信留言，訴說自己的問題，甚至不計代價進京上訪。

近年來，隨著農村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利益關系的進一步調整、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日益顯露，一些因新的利益關系所產生的矛盾通過信訪這個社會問

題的“晴雨表”顯現出來。糾其群眾愿意信“訪”，而不愿信“法”的真正原因在于：

一、群眾認識存在誤區。1.由于群眾文化素質層次不齊，對于處理問題上存在千奇百怪的辦法，有打官司的，也有給領導寫信的，甚至還有赴京上訪的。對于領導的批示，群眾認為有了領導批示，下面的工作人員才嚴格按規定辦事，沒有領導的批示就簡單的認為他的問題沒人管，問題也沒有解決無望。很巧的是真有這樣的事。蘭州市榆中縣小康營鄉楊玉明女兒不能上學的事，楊玉明不知跑了多少回，就是解決不了，而就在榆中縣縣委書記在公開大接訪中，了解道小康營鄉楊玉明女兒不能上學的情況后，當即指示縣教育局，全額免除楊玉明女兒高中階段的所有學費，同時責成縣民政局給予楊家一定的困難救助。這就是典型的領導知道了，信訪問題有人管了，問題也得到解決的案例。2.缺乏依法辦事能力。有些群眾抓住了兩道干部的心理弱點，把自己的問題故意鬧大，但我們有些領導害怕上級領導知道，對明顯違背原則和政策的當事人，就不計后果的息事寧人，而這就是一部分調皮戶、難纏戶從中占到了占便宜。在利益面前，你叫群眾怎么信“法”呢?

二、司法程序周期長，群眾不愿陷入打官司泥潭，認為信訪渠道解決問題快。在我們城郊鎮來說，我鎮群眾文化素質普遍偏低，群眾有了難心事，自己沒有注意，到處亂告狀、上訪，而群眾很少把自己的矛盾糾紛起訴到法院，我們知道一件普通民事案件法院受理后在6個月內才作出一審判決，當事人不服，還要進行二審，還要經過3個月才能拿到最終判決，對于老百姓來說，一件簡單的民事案件經過6個月，才能拿到一審判決，對他們來說，時間太長,力不從心。這也是群眾不愿意交到法院，而愿意進行上訪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信訪不受任何限制，不付費用。但打一場官司，少則幾百元，多則上千元。這樣的費用，對相當一部分還不富裕的農民來說，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且法律手續對于農民來說，又顯得比較繁雜，還難執行。而上訪一般花費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時“上訪”到一位領導人，一個“批示”就解決了問題。這樣，既經濟又實惠，因而不少農民也就選擇上訪。

四、群眾缺乏對基層干部的信任。我們有些干部作風粗暴簡單。工作缺乏公平、公正意識，對群眾的問題缺乏耐心，三言兩語就打發了。對群眾工作浮、懶、散，遲遲不予解決、不辦事。甚至有些干部拿了群眾好處亂辦事。這又是群眾信“訪”不信“法”的又一重要原因。

穩定的局面、安定的環境，直接關系到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序進行以及各項社會活動蓬勃開展。但是日漸快速發展的社會與農民群眾落后的文化素質極不相適應。要想徹底根治群眾信“訪”不信“法”癥結，需

重點做好：

一、農民自身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1.引導農民群眾消除思想認識上的誤區。加大普法宣傳力度，徹底消除群眾認識上的盲區，認為對簿公堂影響不好，找政府解決是大家在思想上、情感上都能接受的方式。多深入基層體察明清，站在群眾的角度上多進行一些換位思考。相信我們的問題會有兩外不同的兩種結局。2.對農民群眾進行維權意識和政策、法律知識的宣傳教育。教育群眾遇事通過正當的方式，合理的渠道解決。利益一旦受侵，都要通過正常渠道、途徑解決。不要隨便就上訪。對于解決不了的問題還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解決。3.嚴格按制度辦事。對于少數村民受利益驅動，組織策劃群眾上訪，煽動群眾鬧事，以便自己從中獲利德嚴格按規定制度辦，堅決抵制鬧事者從中獲得任何好處利益。

二、干部依法辦事水平有待提高。一是部分干部思想認識不到位。加強信訪工作在全黨工作大局中的地位認識，擺正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系，增強群眾觀念，多為民請命辦事，對信訪工作做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的研究，出現問題，不能一推了之。二是干部能力水平欠缺。為此要進一步加強基層干部依法行政意識淡薄，政策觀念差，不能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局面，真正遇到難題，能講政策，說道理，拿不出新招，調解處理起來比較周全，真真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

三、進一步加強干部作風建設。切實加強基層組織浮、懶、散的問題。在我們基層有些干部服務群眾能力差，矛盾

糾紛的排查調處不及時，甚至還存在拖延、推諉和踢皮球現象。群眾反映不通暢，矛盾久拖不決，產生越級上訪和聚眾上訪等問題。要想改變這種局面，必須有專人負責，接待答復群眾來信來訪。

四、設立信訪接待日。有些群眾只相信領導，缺乏對一般干部的信任，領導的答復比較可信，把自己的事非要讓領導知道。要認真破解這個難題，建議鎮上應設立黨委政府一把手接待日，對于一些無法解決的矛盾糾紛由領導親自答復徹底消除群眾的顧慮，根治群眾沒有希望的事還要抱著希望到處告的局面。

五、法制環境有待改善。一些群眾的合理訴求，可以選擇訴訟渠道，也可選擇信訪途徑。要讓群眾不去信訪，拿起法律去維護自己的權益，除非向信訪不收任何費用、并且問題幾天就解決了。因此在對于群眾信訪問題上政府出臺一些訴訟費用減免政策。必要時有些案件可以由信訪部門直接轉交司法機關進行調查裁決。

信訪是體察民情民心、觀察社情民意的窗口，更是加強黨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橋梁和紐帶。具體到國家機關來說，信訪工作是我們傾聽人民群眾呼聲、了解人民群眾需求、征求人民群眾意見、接受人民群眾監督、增進人民群眾理解的重要渠道。做好信訪工作，對于我們增強執法為民思想，樹立自身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義。新形勢下，農村信訪工作主要面臨諸多的問題。如何掌握信訪工作的主動權，把握和

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對于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篇：中國人為何信訪不信法

周永坤：中國人為何信訪不信法

? ? ? ? 1如果講政治，一個國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權威，法治統一，得到貫徹

2維護人的尊嚴是所有法律價值的基礎，由此推倒出的結論就是規則至上

3司法政治化必然使司法成為政治的工具，沒有司法，人便成為權力的奴隸

4在法治社會，法官的權威是最高權威，信訪機關成為“超級法院”是可悲的事

周永坤（資料圖）

周永坤：中國人為何信訪不信法？ ——大學問“法治常識”系列講座之一

編者注：5月9日，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周永坤在“暨南大學文化素質教育講堂”做題為《政治應當如何介入司法》的演講。他認為一個國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權威，法治統一，并且得到貫徹。一旦權力干預個案司法，使權威的統治退化為個案化處理而非規則化處理，最終會形成無規則的自由，當下中國信訪暴力化，老百姓信訪不信法，正是前兆。在法治社會，法官的權威是最高權威，信訪機關成為“超級法院”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周永坤，法學家，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蘇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理學——全球視野》、《規范權力——權力的法理研究》、《憲政與權力》等。

以下為演講實錄

尊敬的各位老師，同學們，晚上好。我是蘇州大學的一位老師，有機會來到暨南大學，深感榮幸，謝謝大家在大雨天冒雨來聽我的演講。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政治應當如何介入司法》，這是法學界應該重視，而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問題。

司法與政治應該是什么關系？一個國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權威

我為什么要討論這樣一個問題，有什么價值？若干年來，中國人信訪不信法，對司法說什么的都有，連法官都有很多不滿。十八大使中國法學界再次燃起希望，社會各界和法學界都在問，十八大后司法反彈，應該朝什么方向走？

一個走向法治的國家，司法有許多東西要做，從人治的司法走向法治的司法，政治和司法的關系是回避不了的問題。

先從一件冤案講起，周某挪用公款案。案情非常簡單，周某向他的朋友借錢炒期貨，賺錢后買了房子，結果被控挪用公款。2001年，該案經審法院的院長忽然患了絕癥，良心發現，就找到被冤枉的周某，交給他一份有關案情的檔案記錄副本，副本上記錄著該案的審判人員并不認為周某的行為構成犯罪，但考慮到這是相關部門關注的案子，最后由院長說就判五年吧，其他人員一致同意。二審的情況也如此。一審判決并不是由哪個法庭或法官做出的，二審也不是由合議庭組成人員做出判決，而是由上面意見決定。這些法官應不應當承擔責任？ 就在前兩天，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長針對冤案問題說，“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審判法院在當時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說是功大于過的，否則人頭早已落地了。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干預和壓力，法院對這類案件能夠堅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已屬不易。”這是什么邏輯？

我們應當進一步問，既然法院對冤案立了功，誰應當為制造冤案負責？法官作出枉法裁判，理當有罪，但是，應當負主要責任的是領導。領導自己沒有調查，沒有參與審判，沒有參與到過程中來，而他做出怎么判決，這不是有罪嗎？但是，在我們的制度下，領導是躲在幕后的，他不用擔責，因此，問題出在我們的司法制度本身，是制度造成的冤案。在法治國家，司法去政治化不僅僅是政治原則、社會習慣，也是學界的共識。但是，在走向法治的當下中國，恰恰相反，司法政治化不僅是法上之法，且早已成為習慣，在理論上，司法政治化現在是共識，要服從一個大局，服從社會效果，這都是司法政治化的口號。一位政法系統的領導干部在某個法學研討會上做報告就講，司法是“小技”，政治是“大道”，司法要服從政治“大道”。

司法與政治的關系是所有聲稱要走向法治、保障人權、要把冤案控制在合理范圍內的國家和人民無法回避的問題。政治和司法的關系涉及到中國未來的走向，這個問題搞不好，中國絕對不可能建成法治國家，人權問題也絕對不可能解決。

政治與司法兩個詞本身有很多意義，容易引起歧異，對于他們的含義，應當放到具體的語境中理解。政治有兩種不同的概念：一種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意義上的政治，講究公共利益，有正義與否的問題，是倫理導向的。

另一種是中國的“政治”，政治化意義上的政治。我生活的年代曾經整天突出政治，現在也講政治學習，這種政治其實是政治利益，是功利導向的，這種政治其實是與法律相對峙的權力，中國人所講的政治就是這個意義上的政治。

這可以從目前司法政治化的主要表現得到證明，比如，大局司法、能動司法以及維穩的司法等，這種政治是指權力者所確立的目標，比如發展經濟、政治穩定等；二是指具體的行政權力和黨組織的權力。因為這是法律之外所考量的，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是與司法權威相抗衡的政治。

司法中出現的政治是和法律不一致的存在，是和司法與法律相抗衡的東西，是和制度化、法律化的正當政治背道而馳的。如果講政治，一個國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權威，法治統一，法律應該得到貫徹。現在和這個最大的政治相對抗的政治，其實就是個人利益，統治者利益，甚至于個人的政見。

事實上，政治干預司法的事在任何國家都無法絕對避免，但不能因此而得出司法政治化是正確的結論，如同天天有人說謊，但不能由此證明說謊是正當的。恰恰相反，正因為政治權力有干預司法的自然屬性，時時刻刻都在干預或者都在企圖干預司法，因此才需要討論司法與政治的應然關系（編者注：周永坤將司法與政治的關系分為應然與實然，實然關系屬于科學討論的范疇，而應然關系屬于規范學討論的范疇），才需要研究政治應當如何介入司法。

司法為什么必須去政治化？維護人的尊嚴是所有法律價值的基礎

政治與司法應然關系的基本假設是什么？是人的尊嚴，法律討論的是人際關系問題，人的尊嚴就是法學和法律所必須遵循的。由人的尊嚴所推導出來的基本價值有自由、平等，進而就可以開展司法與政治關系論證。

個案裁判為什么必須去政治化？這是從人的尊嚴角度得出的一個結論。維護人的尊嚴是所有法律價值的基礎。人的尊嚴實質就是擺脫對同類的依附，大家平等走到法律下，其實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這不僅是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終生為之奮斗的目標。

如果接受這一前提，由人的尊嚴推導出一個結論就是規則至上。人不是依附于人而是大家都走到規則下面，規則至上，從規則至上可以進一步推導出立法與司法應該遵循的原則。對于立法，人的尊嚴就要求立法者尊重自由、平等的人權，這是由我國憲法第33條所規定的，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對司法來講，人的尊嚴需要司法排除任何社會權威和政治權威的干預，法官有能力進行獨立判斷什么是法律，并且要求司法者唯法律是從。

因此，立法者以人的尊嚴為最高立法原則和法官唯法律是從的司法原則，是法治社會的最高原則。從該原則出發，司法趨于去政治化，是派生出來的司法原則，是最基本的司法原則，因此，司法應該去政治化。

第一個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維護現代司法屬性的需要。如果政治化，司法就不是司法。司法有兩種，一是作為政治權力控制社會的工具意義上的司法，叫工具司法；一是作為社會公器的司法或叫“本真的司法”，或者說是維護人的尊嚴的司法。前者是專政意義上的司法，后者是憲政意義上的司法。

司法應然的性質是什么？居中裁判，維護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有許多種，法學所關心的是作為公平的正義，維護人的尊嚴。如果司法政治化，其必然結果就是使司法成為政治工具，司法權就退化為實際上的政治權力，不再是司法權，司法也就徒有其名。沒有司法，人便成為權力的奴隸。

第二條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為實現政治上善的需要，政治的善需要多種的因素，其中之一就需要社會對權力的監督，特別是政治權力對選舉的依賴，權力來自選舉，而不是來自槍桿子，這是現代社會政治正當性的基本假設。

在追求政治善方面，長期以來中國人又有兩種思路：

一種思路是道德浪漫主義，寄希望于權力主體的道德自省，自覺為人民服務，這已經被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就是統治者設下的一個騙局，這一幻想或騙局已經麻痹中國人已經達五千年之久。

另一種思路是1949年之后發展起來的監督理論，監督理論的邏輯問題是誰來監督那個監督者。單從監督理論本身來講，邏輯上就不能自圓，沒有人監督監督者，他肯定會壞掉，必須建立分權制度，監督是沒有效率的。其實，監督理論背后站著的仍然是道德浪漫主義，或者稱之為道德之神，寄希望于監督者的道德。監督理論形成近百年來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它是一個無用的理論，無論在蘇聯還是近70年來的中國，都無力解決權力濫用問題，也無法解決腐敗問題。

監督理論的失效告訴我們，要達到政治的善，必須實現權力之間的制衡關系。要做到這一點，唯一辦法就是使司法擺脫權力的干預，實現司法去政治化，以法律和司法權的合力實現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的夢想。沒有獨立的司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只能永遠是一個夢，只有把司法權凸出來，這個夢才有實現的那一天。

第三條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實現法大于權的需要。如果政治權力可以指揮司法，則權力必然在司法裁判之外。在這方面，與我國同為東方文化的日本經驗值得借鑒，戰后日本的司法就是逐漸擺脫政治干預而走向獨立的過程，這才轉變了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統治的局面，才有今天的日本。

第四個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政治權力依法管理社會有效性的需要。前三個方面是從倫理的角度來講，最后要從功利角度講，司法政治化會失去有效管理社會的抓手，直至政治管理最終歸于無效，什么意思？政治管理社會需要一個抓手，不能直接去管，這個抓手就包括司法，最重要的就是法律以及按照法律所組建起來的一整套國家系統。

非政治化的司法是這個抓手得以生存的條件，各個權力之間各司其職，抓手就有效，如果各個國家機關都服從集中的統治權，最后這些機關都虛化，抓手也就沒了。政治權力干預個案司法，政治權威的統治最終退化為個案化處理，不是規則化處理，問題就非常嚴重，最后變成一種無規則的自由。沒有規則的治理，會消解以穩定為特征的法律和制度，如果變成個案化處理，可以說最后統治者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窮于應付，一旦到這一天，通常就無力回天，接下來就是周期性的王朝更迭。

當下中國信訪暴力化，截訪，老百姓信訪不信法，就是這一悲劇的前兆。信訪開始是動嘴巴，現在是動拳頭，有的地方動刀子。司法退出，暴力盛行，這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地方無法避免的必然規律。

歷史緯度：司法擺脫政治是中國現代化重要一環

中國歷史上有過重組政治與司法關系的努力，這是歷史的緯度。看一看中國歷史上是怎么走過來的，會給現代如何處理司法與政治的關系提供一個參照和借鑒。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重要一環就是重造司法和政治之間的關系，使司法擺脫政治的羈絆，實現司法去政治化。這一過程長達百年，至今仍然在繼續，遠遠沒有完成，期間經歷三次大的變革，或者叫三次司法改革。

第一次是清末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清末變法與一系列運動的重要內容，開啟中國司法擺脫政治的歷史。光緒33年（1907年）已有一個立憲的規劃，用15年的時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獨立的司法。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司法改革，指明了司法的方向。沈家本、伍廷芳等制定《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沈家本是中國現代法律之父，沒有沈家本，中國現代的法律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清末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成就有四項，第一是建立獨立的審判衙門；第二是建立法官的考試制度；第三是制定訴訟程序法，內容被民國時期的立法所接受；第四，或許是最重要的，破天荒地建立律師制度。清末司法改革沒有完成，滿清王朝覆滅，中華民國繼承了這番事業，在司法方面，起碼亞洲沒有國家能夠和中國相比。

第二次司法改革是1952年，這是司法再一次政治化的歷史回潮。1952年6月，一項名為“反對舊法觀點和改革整個司法機關”的司法改革運動在全國展開，這是以專政的司法觀為指向的運動，其目的是建立政治工具的司法。

這次改革的結果使司法變成專政的工具。1960年，當時的中央政法小組，就是現在政法委員會的前身，向中央作出一個報告，要精簡機構，所謂精簡機構就是公檢法三家合為一家，而后以公安為長，法院、檢察院服從公安的領導。

第三次司法改革是當下正在進行的，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是改革開放的一部分。當時的設計目標有兩個：一是經濟上的體制改革，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可惜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沒有能夠很好地進入軌道。司法改革當時所確立的目標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司法制度，現在目標基本達到，有司法考試，有公安、檢察院、法院組織系統，都建立起來，在文革中，這種系統已經被破壞掉。

司法改革大概到90年代末期時，我認為處于一個高點，進入新世紀以后，本來應該更上一層樓，但在維穩利益的政治導向下，轉折點出現在2002年左右，文件表達是《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綱要突出司法為政治服務的原則。而原來的第一個綱要是堅持依法獨立審判的，對這一原則也很強調，到第二個改革綱要這一原則就弱化了。《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強調寬嚴相濟，強化調解，服務大局，建立健全民意溝通表達機制等內容。與之并行，極為嚴重的一個傾向就是政法委權力日益強化。關于政法委的權力，十八大過后已經明顯在各地弱化，這是一個進步。

當務之急：司法如何去政治化 接下來，我列舉一些當下中國政治介入司法的不當方式及其理念，哪些理念和實踐是有問題的？

第一，司法的政治工具主義。現在法學院的教材貫徹的都是法律工具主義思想，這是中國的法律意識形態，是極其有害的。法律的政治工具主義使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其他法律人沒有立足之地，從法律工具主義派生出來的就是司法工具主義。

司法工具主義的實質是追求法律以外的善，司法本身應該追求法律的善，但政治工具化以后的司法追求法律以外的善，這個善就是權力主體的意志。從司法本身來講，它應該是自主的，不被賦予外在目標，司法就是司法，法官應當忠誠于法律。如果司法服務于外在目標，就會喪失司法的本質，會墮落為外在目標的工具，直接結果就是法律不再重要，司法公正不再重要。一句話，司法的善就在司法本身，不在司法以外，追求司法外的善，徒有善的外衣而實際是一種惡。

第二，司法受到潛在的非難。現在的法官受到兩個方面的壓力，第一是司法系統以外的壓力；第二是司法內部的行政壓力，法院高度行政化，法官的行政首長很多，沒辦法獨立。法官獨立是人類文明的普世性原則。現在法院的種種考核使法官不太自由，比如在河南，法官要對因案件引發的信訪終生負責，如果判決都能讓雙方滿意，那就是神，而這樣的規定明顯就是沒有把法官當人看待。另外，上訴方面也要考核法官，上訴本來是當事人的權利，可上訴率高了也不行。

第三，司法的目標政治化。司法就是追求公平正義，沒什么話講。大家都知道法國的正義女神象，一個手是天平，一個手是寶劍，背后有一句話，為了正義哪怕天崩地裂。現在不要說天崩地裂，一上訪就會變，法院就說我們商量商量吧，裁判還有什么司法權威可言？ 第四，司法手段的調解化。司法就是裁判，但中國變為調解，調解帶有強制性，現在許多法院的調解率，比如江蘇法院達到95%，當事人都是沒有辦法，調解不了，才到法院，法官有什么特殊本事讓他接受調解？除了權力，還有別的辦法嗎？調解在中國變成這樣子，法學家是有責任的，他們誤導當權者，把西方的社會調解混同于中國的司法調解。

第五，司法程序被弱化。司法程序弱化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政治權力就可以進來。第六，能動司法。能動司法要求司法主動和政治接軌，主動為政治服務。

第七，民意司法。民意司法是政治司法的外套，什么是民意？其實是政治權力說了算，不是你說了算。民意司法非常可惡，就是把當事人交給暴民。民意通常是暴民無法一致化的情感，任何民意都不可能是理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烏合之眾》。第八，強信訪機制，它的實質是政治權威高于司法權威。信訪權是中國憲法所包含的權利，公民有向國家機關提出意見、申訴的權利。公民必須有信訪權利，但強信訪的權力是絕對不行的。因為主導立法的是權力，強信訪進入到現在的信訪條例中，給中國帶來災難性影響，導致老百姓信訪不信法。

在法治社會，司法判決在解決糾紛意義上具有終結性，法官的權威是最高權威。在美國哪怕是基層法官的判決，奧巴馬也不敢動。只有我們這樣一個非理性的司法制度才允許信訪制度存在，而信訪機關成為事實上的“超級法院”，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一個自毀長城的愚蠢舉措。

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后，政治對司法的非正當干預已經有所放緩，正在朝上走，至于回升有多快，無法預測。比如說能動司法，現在不是再強調能動司法有多重要，而是強調能動司法要有限制。信訪率也不排名了，以前信訪對于當地一把手是“一票否決”，信訪率如果排在最前面，官位可能就有一點危險，最后為了降低信訪率，就出現截訪，最終變成一種暴力對抗。現在信訪率不排名了，是一個進步。

這表明正在悄悄的進步，為什么進步還要悄悄的？因為我們的意識形態沒轉變。要轉變人治的意識形態，使其不具有正當性，理直氣壯追求法治的司法，追求保護人的尊嚴的司法，那樣中國才有希望，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同學們都大張旗鼓的去講這些東西。作為公共利益的政府，不是要求司法政治化，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政治權力尊重司法，接受司法的裁判，以維護法律的尊嚴，維護政治體制的權威。司法政治化的實質是司法人治化、司法的非規則化，最終將導致法律的失效。法治社會的首要特點是法大于權，法大于權自然要求司法去政治化，否則司法就是自斷其岸，司法就會變異。

政治應當如何介入司法？我的回答是，政治應當以消極的尊重司法的方式介入司法，任何積極介入司法都是對司法原則的侵犯，不但不具有正當性，從維護統治的角度講，也不具有有效性，更不用說司法政治化本身就是對人的尊嚴的冒犯。

當下中國的司法是高度政治化的司法，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實施憲法以維護司法的權威，實現司法的去政治化，只有如此，才能借助司法的力量，實現將權力特別是政治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的美夢。（編輯：周東旭，感謝暨南大學羅發龍老師的大力支持）

第四篇：“訴訪分離”終結信訪不信法

“訴訪分離”終結信訪不信法

2014-03-20 02:30:50 新京報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以案件形式進入司法領域，出現了訴訟與信訪交織、法內處理與法外解決并存的現狀，導致少數群眾“信訪不信法”。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提出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強調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堅決杜絕一切“攔卡堵截”正常上訪人員的錯誤做法。

新京報訊 今后，涉訴涉法信訪事項的上訪群眾不需要到信訪部門上訪了，直接到相關的政法部門反映問題即可。

中辦國辦近日印發的《關于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提出：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對于涉法涉訴信訪中的錯案、瑕疵案應依法糾正。

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入法治軌道

去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改革信訪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意見》正是根據《決定》的精神細化了規定。

此次改革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機制、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總體思路是：改變經常性集中交辦、過分依靠行政推動、通過信訪啟動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納入法治軌道，由政法機關依法按程序處理，依法糾正執法差錯，保護合法信訪、制止違法鬧訪，努力實現案結事了、息訴息訪。

在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方面，《意見》提及，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訴訟權利救濟的信訪事項從普通信訪體制中分離出來，由政法機關依法處理。

值得關注的是，在處理涉訴涉法信訪案件的程序上，《意見》強調：對于已經進入法律程序處理的案件，各級政法機關應當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時限內公正辦結。對于經復議、審理、復核，確屬錯案、瑕疵案的，各級政法機關應依法糾正錯誤、補正瑕疵。

杜絕違法限制上訪人員人身自由行為

本輪改革的一大核心是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

《意見》稱，對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已經窮盡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決、裁定為終結決定。對在申訴時限內反復纏訪纏訴，經過案件審查、評查等方式，并經中央或省級政法機關審核，認定其反映問題已經得到公正處理的，除有法律規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啟動復查程序。

此外，對于“攔卡堵截”正常上訪人員的做法，《意見》再次強調，堅決杜絕一切“攔卡堵截”正常上訪人員的錯誤做法，堅決杜絕違法限制或變相限制上訪人員人身自由的行為。

亮點1

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

意見：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各級信訪部門對到本部門上訪的涉訴信訪群眾，應當引導其到政法機關反映問題；對按規定受理的涉及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的涉法涉訴信訪事項，收到的群眾涉法涉訴信件，應當轉同級政法機關依法處理。

【解讀】

訴訪分離倒逼司法公正

中央政法委有關負責人：訴訟與信訪分離的好處是信訪群眾直接到政法機關反映訴求，可以少走彎路，便于政法機關及時處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傅郁林：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以往以信訪這個行政方式來處理涉法涉訴這類司法問題，容易形成民眾“信訪不信法”的思維，對民眾的法律意識、整個國家的司法權威會帶來負面影響。

意見提出將訴訟與信訪分離，實際上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在以往涉訴涉法信訪事項中，包括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等多種類型，此次信訪制度改革意在讓民眾意識到法治的重要性，讓涉法信訪回歸司法程序，這一方面有助于更為專業的處理信訪案件，同時對司法部門提升辦案質量也起到推動作用。

亮點2

錯案瑕疵案應依法糾正

意見：嚴格落實依法按程序辦理制度。各級政法機關對于已經進入法律程序處理的案件，應當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時限內公正辦結。對經復議、審理、復核，確屬錯案、瑕疵案的，依法糾正錯誤、補正瑕疵。

【解讀】

“糾錯”能堵住程序漏洞

最高法立案一庭副庭長高莎薇：目前涉法涉訴信訪事項有三種情形，第一種是確實出現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審改判的案件，第二種是有審判瑕疵的案件，第三種是當事人無理纏訪的案件。

第一種和第三種是少數，第二種情形較多。對于第一種和第二種情形，意見明確了在法律程序內的案件法官要在法定時限內公正辦結時，這對法官在審判此類案件時如何運用自由裁量權起到了監督作用。對于需要司法救濟再審的案件，經過多部門審核后，確實發現錯案和瑕疵案的，意見明確要糾正錯誤、補正瑕疵。這對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在程序上如何保證司法公正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堵住了可能出現的程序漏洞。

亮點3

窮盡程序的判決為終結決定

意見：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對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已經窮盡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決、裁定為終結決定。對在申訴時限內反復纏訪纏訴，經過案件審查、評查等方式，并經中央或省級政法機關審核，認定其反映問題已經得到公正處理的，除有法律規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啟動復查程序。

【解讀】

節約訪民成本減少資源浪費

中央政法委有關負責人：以往一些涉訴涉法信訪事項終而不結、無限申訴，反復啟動法律處理程序。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一方面減少了上訪群眾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減少行政資源和司法資源的浪費。

吉林市保民律師事務所律師修保：以往很多涉訴涉法上訪群眾直接到信訪部門上訪，有的直接到北京的國家信訪局上訪，上訪后信訪部門一般會將信訪事項轉交給政法機關處理，這期間無論是時間成本、上訪生活成本都是比較大的。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后，省去了一個環節，對于訪民來說可以有效節約成本。

亮點4

辦案質量將終身負責

意見：要完善執法司法責任制，嚴格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健全執法過錯發現、調查、問責機制，嚴格倒查執法辦案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和責任，嚴肅查處錯案背后的執法不公、不廉等問題；要把加強執法公開、擴大群眾參與、接受群眾監督作為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重要內容，以公開確保公正、促進息訴。

【解讀】

信訪問題突出倒查領導責任

中央政法委有關負責人：此次涉法涉訴信訪改革一個重要內容是對于涉訴涉法信訪事項，負責處理的政法機關要公正辦案。如何在制度上予以強化？就是要嚴格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

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級政法機關在對信訪事項辦案時嚴查案件中存在的司法不公問題，對于群眾訴求不及時受理、不按期辦結、有錯不糾的，要依紀依法追究辦案人員和相關領導責任。對于信訪問題突出的地方，還要倒查政法單位領導班子責任。同時，中央和省級政法機關將設立審核程序，對反映問題已經得到公正處理的，不再啟動復查程序，對未得到公正處理的，要倒查追責。

■ 專家說法

“信訪制度改革提升民眾法律意識”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傅郁林認為，此次涉訴涉法信訪制度改革，實質上是涉訴涉法信訪程序和強化糾錯方式上的重大變革。

以往，涉訴涉法信訪上訪群眾有冤錯案件、瑕疵案件不知道去哪里上訪，出現了信訪部門、政法部門多頭上訪的現象。上訪群眾和辦理信訪事項的政法機關都浪費了很大的成本。上訪群眾會浪費時間、精力、金錢等成本，政法機關會在處理時增加時間、政務成本，信訪事項的辦理也會因此出現效率不高的問題。訴訟與信訪分離后，無論對上訪群眾還是政法機關，都會減少程序，節約成本，辦理的效率也會提升。

群眾之所以上訪，是因為所經歷的案件大多數存在司法不公的問題，因此如何在改革過程中強化糾錯方式尤為重要。此輪改革通過辦案質量終身負責、上級政法部門審查監督、倒查追責機制強化了糾錯方式，這對于維護司法公正將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涉訴涉法信訪制度改革實際上是行政信訪方式逐步退出司法領域，有利于維護司法權威，提升民眾的法律意識。

涉法涉訴信訪終結

涉法涉訴信訪反映

向政法機關而不是向黨政信訪部門反映問題。

向有管轄權的政法單位反映問題，而不是多頭訪、越級訪。

提醒：屬于哪一級管的，到哪一級申訴；屬于哪一個部門辦的，到哪一個部門申訴。

審查、甄別

符合法律規定的信訪事項進入復議、復核、再審程序處理。

不符合法律規定的信訪事項，或是正在法律程序辦理中，當事人直接上訪的，政法機關依法不予受理。

提醒：反復纏訪甚至違法鬧訪的，將受到依法處理。

依法按程序辦理

對已經進入法律程序處理的涉法涉訴信訪問題，政法機關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時限內公正辦結。

依法終結

已經窮盡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決、裁定為終結決定。對于反復纏訪纏訴的，經過案件審查、評查，由中央或省級政法機關審核，認定其反映問題已得公正處理的，除有法律規定情形外，依法不再啟動復查程序。有關部門重點做好對信訪人解釋、疏導工作。

涉法涉訴信訪三情形

第一種是確實出現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審改判的案件，占比少

第二種是有審判瑕疵的案件，占比較多

第三種是當事人無理纏訪的案件，占比少

涉法涉訴信訪占比下降

去年，中央政法委在涉法涉訴信訪改革方面分批部署各省市試點，并于去年10月全面推開。經過1年時間的改革試點，涉法涉訴信訪占到整個信訪的比例下降明顯。

要求一

暢通信訪渠道。堅決杜絕一切“攔卡堵截”正常上訪人員的錯誤做法；堅決杜絕違法限制或變相限制上訪人員人身自由的行為。

要求二

提高基層化解能力。堅持分級分類處理，加大分流疏導力度，勸導當事人依法按程序反映問題，減少越級上訪。

要求三

防止案件積壓。政法機關要規范案件流程，加快案件流轉，確保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有序高效進行。

要求四

嚴肅處理違法上訪行為。堅持教育與處罰并重。對采取極端方式鬧訪、借上訪之名煽動鬧事的，依法嚴肅處理。

各地公安機關不得限制正常信訪活動。同時對少數人在信訪活動中以信訪活動為名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要區分情形，依法予以處置。處罰只是一種手段，不是最終目的，從根本上還是為了保護信訪群眾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信訪秩序和社會秩序。——公安部信訪辦副主任周新 據新華社

第五篇：基層政法委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總結

基層政法委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總結

近年來，我區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緊緊圍繞“兩查一訪一滿意” 的工作要求，堅持“息訴罷訪、群眾滿意、案結事了”的工作標準，進一步轉變執法理念，完善工作機制，改進工作作風，有效規范上訪秩序，抓源頭、重穩控，采取多種措施，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具體工作中我們主要抓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領導重視，奠定了信訪工作堅實的基礎

一是定期召開常委會研究部署涉法涉訴信訪工作。解決當前工作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不斷完善涉法涉訴信訪工作長效機制，實現用制度管人管事的科學運作，對于個別骨頭案常委會專門聽取匯報，分析癥結，尋找突破口，提出解決的思路和方法。每逢敏感時期，區委、區政府領導更是經常過問案件辦理及穩控情況，如國慶期間，1個月內9次召開常委會研究涉法涉訴信訪工作，區委書記親自逐案聽取匯報，為使案件盡快息訴罷訪，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指導意見，并從人、財、物等方面給予了全方位的保障。

二是嚴格落實領導包案制度。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由區委書記親自抓、負總責，政法委書記是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的第一責任人，公檢法司主要領導是本系統案件的第一責任人，分管領導是主要責任人，辦案民警、法官、檢察官是直接責任人。實行“三定一包”責任制，定包案領導、定責任人、定結案時間、包息訴穩控。區委常委和區四大班子領導分包單位，負責督導分包單位案件的處理工作，積極參與問題的解決和處理，強力推動了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消化處理和穩控工作向前發展。

三是實行一把手接訪制度。政法委及政法各部門在接訪工作中專設“書記接待日”、“局長接待日”、“檢察長接待日”、“院長接待日”，要求一把手親自接待，親自答復，親自過問、處理。人民群眾對執法不滿意的，有涉法涉訴案件沒有解決的等，都能夠與領導面對面交流，當面向領導申訴，大大提高了案件的辦結質量和效率。如信訪人楊秀梅因李奇莊煤礦占地賠償問題發生糾紛，以李奇莊煤礦涉嫌黑社會為由上訪，**分局局長接待后，立即責令有關單位迅速辦理，在1月多時間內就化解了這起信訪案件，補償其105000元，信訪人楊秀梅簽訂了停訪保證書，表示不再上訪。

二、多措并舉，認真做好消化處理工作

一是開展集中清理信訪積案工作。區委召開專門會議，成立了領導小組，制定了工作方案，對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內容做出了具體部署，明確了各個階段的工作任務、目標、措施和責任查究等。通過召開公檢法司中層以上干部參加的動員會，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充分調動政法部門干警的工作積極性，使全區政法干部能夠正確認識到開展集中清理信訪積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我區此項工作的摸底排查、清理統計工作已經結束，共統計積案31起。

二是分類排隊，重點突破。將現有信訪案件按照信訪次數，信訪級別以及是否非訪等情況進行分類整理。對于“骨頭案”則集中精力、集中警力、重拳出擊、強力攻關。對于一般性案件則限期辦結，做好穩控。明確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工作流程為：排查、篩選、消化處理，形成不斷排查、不斷篩選、不斷消化處理的滾動發展模式。消化處理的過程既是穩控的過程也是啃骨頭案的過程，分期分批處理骨頭案，有力地推動了積案、老案的消化處理工作。實行滾動發展模式以來，全區61起信訪案件在1個月內就成功化解了30起，積案、老案化解率達49％。

三是做到三個結合。

1、限期督辦和跟蹤督辦相結合：不斷加大I作力度，以督開路，針對不同案件對癥下藥，一般性信訪案件限期結案，重點信訪案件跟蹤督—辦，連軸運轉，在最短時間內結案。

2、司法調解、民事調解和行政調解相結合：法院設立社會法庭，在司法調解前增加民事調解；司法局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在民間選任人民調解員；政府各局委均設立行政調解室，積極開展行政調解，建立全體參與、全員動員的“大調解”格局。

3、自查自訪和省市回訪相結合：對于已經“案結事了、息訴罷訪”的信訪案件，在省市回訪前，區委政法委組成專門工作組進行自查自訪，確保每一個案件當事人真正息訴罷訪，經得起檢驗，把案件辦成鐵案。如我區在自查自訪工作中，認真回訪，發現了7起案件達不到息訴罷訪要求，立即責令承辦人重新辦理，有力地提高了信訪案件的結案質量。

三、打防結合，建立切實有效的信訪工作機制

一是認真做好依法處理工作。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我區涉法涉訴信訪人非訪的共2人，我們依法勞教1人，訓誡1人。信訪人王鳳戀的兒子出生時腦癱，以平煤一礦噪音污染致腦癱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因沒有相關證據證實，**法院在審理后判決駁回了訴訟請求。王鳳戀在**法院審理案件期間就開始不斷越級上訪，并于2009年3月8日在天安門非訪。我們高度重視此案，三次到王鳳戀家中對其做思想工作，同時也積極與一礦聯系，爭取給王鳳戀一定救濟，經過耐心細致深入的工作，為王鳳戀爭取到40000元救濟款，將該款發送到王鳳戀手中，王鳳戀表示滿意，并保證不再上訪。但2009年12月王鳳戀又到北京使館區非訪，我區依法對王鳳戀勞教一年。依法處置工作的有力開展，有效遏制了**區纏訪、鬧訪、非訪勢頭，教育和警示了其他信訪人員，規范了信訪秩序。

二是積極做好案件評查工作。根據上級工作部署，由區檢察院牽頭進行案件評查工作，每年評查不少于100起案件。目前，我區已抽調13人組成案件評查組，對26起案件進行了評查，評查組通過聽取案情，調閱案卷，詢問辦案人員，走訪當事人和案外人等方式，依法對案件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當、．法律適用是否正確、辦案人員有無違法違紀、辦案作風是否端正、辦案效果是否良好等進行了全面審查。凡屬干警違法違紀的，依法依紀追究責任，從源頭上預防和杜絕了信訪案件的產生。如信訪人毛紅超因傷害案件而不斷上訪，在評查中對案件辦理質量、辦理時限等方面提出了質疑，并對有關人證、物證以及其它方面證據提出了10余條建議，同時對案件承辦人提出了嚴肅批評。

三是不斷加大司法救助力度，體現法制人文關懷。設立涉法涉訴信訪救助資金專戶，區財政先后撥出122.8萬元專款用于涉法涉訴救助工作，切實解決弱勢群體的“難告狀、告狀難”問題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生活困難問題，有力促進了信訪案件的消化處理，截至目前已發放救助資金116.4萬元。如信訪人劉遂昌反映法院執行不力一事，考慮到劉遂昌因該案損失較大，生活困難，我區一筆救助其100000元。目前，還有需救助人員正在辦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