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演講要給聽眾留下想象的空間-- 經典案例

古人有詩云：“綠陰不減來時路，更添黃鸝四五聲。”在眾人熟悉的綠陰職畫的景色中，又傳來黃鸝的歡快叫聲，別有一番情調，更能吸引人心。同理，如果我們能在平實的言談中，巧妙地滲入一些新的東西，就能使我們的言談充分體現迷人魅力和積極影響。言談富有新意的常用方法有：

推陳出新巧合成 每一種觀念，包括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為眾人所熟知和認可的觀念，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下產生的，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觀念從個體上看，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而從整體上看，這些觀念之間又有相互補充、糾偏、完善的潛在作用。如果采用組合的方法，把它們有機地合成一種新的觀念，那么其合理性就會擴大，更接近事物的本質。如，求賢若渴和懷才不遇是一對古老而常新的矛盾，某領導談到這一問題時說：其實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也常有，關鍵是要找，而不能坐等。如果伯樂有“三顧茅廬”的誠意，千里馬有“毛遂自薦”的勇氣，那么不管是伯樂找到了千里馬，還是千里馬找到了伯樂，對于雙方都是幸事。“伯樂與千里馬”“三顧茅廬”“毛遂自薦”等歷史上的觀念，就這樣被合成了一個更完善、更能為眾人所接受的現代觀念。

自圓其說巧“逆解” 人們的心目中不同程度地板結著一些自己深信不疑的觀念，不能簡單地說這些觀念是錯誤或陳舊的，但其中確實存在很多不全面、待更新的地方。如果你敢于“逆解”這些觀念，揭示新的理解且能自圓其說，必能產生不同凡響的效果。如松下幸之助提出一個觀點：“吝嗇就是創造新價值。”他認為：吝嗇這個詞，從字面上看是個貶義詞，但吝嗇的本意是將自己的一切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人們往往只從消極的、非生產性的角度去想象吝嗇的含義，而沒有從積極的、生產管理的角度去發展吝嗇的內在精神。當代市場中的價格競爭，往往取決于企業的“吝嗇”程度。這種說法的確使人耳目一新，在震驚之余產生共鳴。

認知和諧巧“借殼” 借殼，本是股市中的一個術語，指某個上市公司因為種種原因導致經營困難重重，而其它有實力上市的公司通過與這種公司的資產重組、結構調整等方式，既賦予舊公司新的靈魂，又促成新公司順利上市，這實在是一舉兩利的好事情。在言談中，同樣也可以采用這一方法，即借用大家熟悉的某一形式，融入自己所要表達的觀點，讓大家在對“殼”的熟悉和對“魂”的陌生中產生新的認識。河南南陽和湖北襄陽各有一處臥龍崗，兩地都建祠紀念諸葛亮，且一直爭論不休。南陽武侯祠中有一副對聯曰：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1954年，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在同南陽二中師生會見時，念了他改過的對聯：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就近取“殼”，并寓時代精神的靈魂于其中，境界高遠，胸懷博大，富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借物寓意巧說明 即使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擬人手法來說明某個道理或教訓，常常帶有諷刺或勸戒的性質。如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提出的“鴕鳥理論”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寓言故事，他說：當兩只雞一樣大的時候，另一只肯定覺得你比他小；當你是一只火雞，人家是一只小雞，你覺得自己大得不行了吧，小雞就會覺得咱倆一樣大。只有當你是只鴕鳥的時候，小雞才會承認你大。所以千萬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計得過高。這種淺顯而新穎的語言形式，絲毫不影響其中所包含的道理的嚴肅和深刻，反而更有啟發性，更為人所津津樂道。

形象鮮明巧對比 這是一種普遍使用的語言方法，但拿誰跟誰比，卻大有學問。如日本三洋公司的井植薰說：“我在公司的人才培養上，采用的是‘水漲船高’的辦法，水就是全體公司職工，首先是把水位提高，船是浮在水面上的出色人才，水漲高了，船才能更高。‘水落石出’是企業在人才培養問題上無所作為的一種結果，水流干了，露出來的幾位突出人才，充其量只是一般的肯干的干部。”拿水漲船高與水落石出相比，對比強烈，形象鮮明，效果集中，對對比雙方的精心選擇以及對這種語言技巧的高超運用，由此可見一斑。

不落窠臼巧翻新 一種形象在形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便會成為一種惰性的存在，長久缺乏變化或變化速度遲緩，那么再美的象征，再大膽的變形，也都會變成遠古的化石，沒有生命和活力。從翻新法的特點來看，它由本體和喻體構成，本體不變，喻體可變，我們完全可以不斷推翻本體和喻體的配合方式，從而更加豐富人們對本體的理解和感受。翻新的辦法主要有：

①把一個高遠、抽象、新奇的事物通過聯想拉回現實，和生活中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東西配合在一起。如在談到計算機軟硬件的關系時，某專業人士形象地說：電腦只是盤子，軟件才是菜，人是為吃菜，才買盤子，兩者的關系不能本末倒置。又如有的企業家把“團隊精神”比做“能打群架”，有的把它比做“團長死了，營長就會上去，照樣能打勝仗”等等，正可謂：境非真處即為幻，俗到家時自入神。

②把生活中的新事物、新現象、新詞匯等大膽地運用到翻新法的配合當中去，使人們對本來已經熟悉的東西產生一種新的聯想和體驗。如把做生意比做“像股市一樣，牛市也罷，熊市也罷，都有人能賺到錢，關鍵看你怎么做”。

③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用很專業的知識進行形象的聯想配合。如王碼公司總裁王永民把成就、榮譽、地位、金錢等比做像“電荷”一樣，在一個人身上積累多了，“電壓”就會升高，“高電壓”使別人難以接近，自已也十分危險，解脫的辦法是“放電”，把自己“接到地上”，“接地”，“放電”，回到“零電位”。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理解社會科學中的心理現象，又何嘗不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組合技術”呢？

法國的丹納曾經說過：“一切典型永遠可以推陳出新，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而且真正天才的標識，他的獨一無二的光榮，世代相傳的義務，就在于脫出慣例與傳統的窠臼，另辟蹊徑。”只要我們敢于和善于創新，就能使我們的言談永葆生機和活力。

第二篇：老師要給學生充足的想象空間

老師要給學生充足的想象空間

“三疑三探”的課堂改變了以往的教學模式，能夠給學生充足的想象空間，課堂上教師就要大膽放手，給學生充足的時間和空間，不要限制他們的思維，千萬不要小瞧這些小家伙，有時他們會給你意想不到的答案，讓你不得不向他們投降羨慕的目光。

比如我在教學“充氣雨衣”一課時，文中的小林通過生活中的細心觀察和思考，最后發明了充氣雨衣。在學完課文后，我讓同學們思考“生活中有什么東西用起來不方便，你想怎樣改造？”同學們思考了幾分鐘，有的說飛天地毯，有的說打壞人的手表……我班的胡乃榮同學是這樣說：“我每天早晨刷牙時都要往牙刷上擠牙膏，太費事了，我想發明一個自動擠牙膏的牙刷。”這真是一個奇妙的想法。

我們教師在課堂上要相信學生，給他們充足的想象空間，也許會有更奇妙的想法。

第三篇：空間想象測試題

測試人姓名：

1、圖1到圖4為四個多面體零件，問A、B、C、D四個多面體零件中的哪一個與圖1、2、3、4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組成長方體？

A B C D

答案：

2、左邊的平面圖可拼合右邊的哪一個圖

答案：

3、左邊的平面圖可拼合右邊的哪一個圖

答案：

4、從下面的紙盒的外表面，可以折疊成下A、B、C、D四個中哪一個立方體？ 答案：

第四篇：教育要給孩子留有空間

百年學人周有光：教育要給孩子留有空間 上傳: 李智 更新時間：2015-1-30 9:01:36 2015-01-29當代教育家

今年，老人周有光度已經110歲（虛歲）了。這位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經濟學家的110年，正是中國奔向現代最關鍵的110年，不經意間，他成了一個偉大的書寫者和見證者。

周有光學生時代對學習濃厚的興趣、旺盛的求知欲是如何培養的？當年的名校怎樣教導學生？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們借鑒？如今雙文化（既有國際現代文化，又有本國傳統文化）時代的教育該如何進行？請看——

110歲學人周有光談學校教育 百歲學人周有光的博客

記者：您“活到老、學到老、思考到老”，請問您所受的學校教育和教過您的老師，對您形成這種不斷思考的習慣是否有影響？

周有光：應該說和我所受的學校教育是有關系的。我那時的老師非常提倡興趣，強調沒有興趣，什么東西都學不好。我先是在圣約翰大學學習，那是一所帝國主義辦的教會學校，有比較好的教學條件，圖書館書報雜志很多。老師非常鼓勵我們去圖書館廣泛閱覽，培養興趣。另外，老師還教我們怎樣閱讀。大一時，我們每天去圖書館看報，有一個英國老師跟我們講每天應該怎么看報。他說讀報是有方法的，讀報時要問自己：今天新聞中哪條最重要？為什么這條新聞最重要？這條新聞的歷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書。后來我們按照他的方法去看報，真的很有收獲。以后我把這種方法用在讀書、做研究上。這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

記者：現在不少孩子對學習沒有興趣，不喜歡上學。當初您對學習濃厚的興趣、旺盛的求知欲是如何培養的？

周有光：那時老師非常強調培養學生興趣。但興趣是自然產生的，不是勉強的。現在的教育負擔太重，孩子們沒有一點自已的空間，興趣也就沒有生長的土壤。我上的中學、大學都是當時最好的學校，但我們的學習非常輕松，中學時9點鐘才上課，上午只上正課，下午是游藝課。游藝課包括圖畫、音樂、寫字等內容，不考試不計分數，很輕松。我們那時沒有任何家庭輔導。因而我們學得很輕松，也很快樂。興趣就是在這樣一個沒有太多壓力，有很多空閑時間干自己喜歡的事情這樣的過程中產生了。上學時，我就利用課余時間讀了不少語言學方面的書籍。

我們那時有些管理制度還是可以借鑒的。我們從中學開始一定要住校學習，從禮拜一到禮拜六，學校絕對不允許學生出去，這可以使學生集中精力讀書、學習，接受教師的教育。現在大部分學校沒有這個條件，學生受外界影響就比較大。我們那時的大學是很有貴族味道的。當時我很窮，考上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上海圣約翰大學，我姐姐在上海教書，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圣約翰讀書，但圣約翰的學費很貴。姐姐的同事知道后就把她家里當作財產儲存的皮衣當掉，接濟我讀書。為了能順利完成學業，我一邊上學，一邊給工部局（當時帝國主義在上海租界設立的行政機構）做翻譯。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學校通過考試獲得了一份工作，這樣就應付了學校的費用。我覺得那時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學生有時間從事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有時間從事勤工儉學活動。現在的教育給家庭和孩子的負擔太重了，孩子沒有自己的時間。現在清華、北大都在慢慢地改，走出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記者：從另外一個方面看，現在許多人認為，知識爆炸時代學得越多越好。

周有光：小學、中學不能學得太多，要給孩子們時間玩。一個人有空余時間才會去思考。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中學語文老師吳山秀先生，他為開闊我們的視野，不斷給我們灌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經常請名人來校講演。他是一個語文老師，那時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話文，介紹好的白話文章給我們看。

那時中學小學有許多很優秀的老師，我的老師讓我們平時覺得很輕松。我想一定要輕松才能學得好，緊張是學不好的；不是壓力越大就學得越好，壓力太大學習效果就不會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張教育要提供寬松的環境，我們當時的老師強調興趣，認為沒有興趣是學不好的。興趣是自己產生的，不是外來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個人一定會有某種或某些興趣的。必然的興趣同偶然的機會結合，就能成就事業。語文改革也是如此。

語文改革是語文自身發展的必然，不是人為的、簡單的事件。20世紀50年代制定漢語拼音方案，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為目前存在一種復古思潮；在文革期間也不行，因為那樣就會被批為洋奴。所以說，什么事情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結合。教育要給孩子留有空間，這樣他們的興趣必然會自由生長。

記者：有人說，這些年來中小學生文字水平普遍下降。現在中小學又非常提倡古漢語、古詩詞的教學，社會上有人還搞古詩詞誦讀工程。這種現象同語言現代化建設是否有矛盾？

周有光：我不認為讀了文言文就能寫好文章。《光明日報》記者問我如何看待有人提倡文言這件事？我說21世紀提倡文言是時代的錯誤，要先把白話學好，再學文言。白話文言二者語法是不一樣的。你一會兒文言，一會兒白話，文言學不好，白話也學不好，反而把小孩子搞亂了。克林頓當年拿出15億美元投資教育，讓孩子8歲過閱讀關，實際上美國的孩子6歲就能看很高水平的雜志，如果用古代語言就做不到。我認為，你可以學古代的語言，但要選修。古漢語不是基礎教育的內容，是大學生學習的一種專業，非專業的人不用學很多的古漢語，接觸一點就可以了，但白話文一定要學好。從教育的角度看，是先了解現代，再了解古代，而不是先了解古代，再了解現代。你白話學好了，古代的東西就可以自動學了。舉個例子，我受邀請去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小學生就用鉛筆，不用毛筆、鋼筆，因為寫字方便。書法是一種藝術，是少數人的事，不喜歡就不用學。寫字是每一個人必須掌握的本領。日本教育注重實用書法，中學生也不用毛筆寫，只有搞藝術、搞書法的人才用毛筆。記者：日本的教育跟中國相似，但現代日本的教育支撐了比中國發達的科技，發明創造也多，問題出在哪里？

周有光：在科學方面，美國重視基礎科學、發明創作多，日本重賺錢快，發明很少。在教育上，我們要很好地學日本，日文跟中文相近，日本語文教育和我們相近，我們可以借鑒；我們在語文教育上耽誤了許多時間。我們的語文跟美國差別大。當然，美國、日本好的東西我們都要學。

我還想談談寬松的教育環境的重要性。我的曾外孫6歲從美國回來，在看英文的福爾摩斯。他們不評什么“三好學生”，認為評等級排隊會使其他學生產生自卑心理；老師并不布置家庭作業，他們回家后沒有作業。讀書都是自動的，不是強迫的。這種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與我們現在的很不一樣。我在中學時，每學期也要考試排隊，平時則沒有，老師也不會處分成績差的學生，不會看不起他們。處分學生不是一個好辦法，那會壓抑學生的思想和精神，影響完善人格的發展。在北大百年校慶時，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說，我們培養學生，要使文科學生了解理科，理科學生欣賞文科；大學的目的不是培養專家，而是培養完整的人格，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這同我們提倡的全面發展相近。比較前蘇聯的教育和美國的教育，前蘇聯是培養專家，出來就是很好的工程師；美國不去培養高級工程師，但大學生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很大。現在，對于兩種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應該是清楚的。

記者：是實行專才教育還是通才教育，教育界曾有長期爭論，現在傾向培養通才基礎上的專才。現在中小學學校教育中還存在一種現象，就是一些學校倡導英才教育，提倡培養精英人才、領袖人物。

周有光：你有什么資格培養領袖人才？領袖人才是在社會中自然產生的，不是學校教育能夠培養的。中學階段應該給學生興趣培養提供機會，你給他灌輸東西，腦子裝得滿滿的，他就沒有自己的空間和興趣去學東西了。沈從文早年很窮，沒有老師指導，小學都沒有畢業，他的學問是自學來的。他自己說是“鄉巴佬進京”，誰理他？他寫的小說像法國小說，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譯小說學會的，這完全憑興趣。有人看小說，看到半夜還不休息，是因為有興趣。

記者：您認為中小學教育的基礎是什么？

周有光：中小學是打基礎的階段，其中國文是基礎，最重要；英文也是基礎，要拿起來就能寫。中文學好不在于教師教了多少，很多人喜歡看小說，通過大量閱讀就學好了。

記者：您從小上新學堂，大學上了教會學校，后又留學海外，30年代到了日本，40年代再去美國，1949年回國。這種復雜的經歷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的典型經歷，造就了一代學者在學識上融通古今中外，品格上突顯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志。您認為我們現在教育應該如何處理好繼承傳統和面向未來的關系，如何處理好學習西方文化和弘揚傳統文化的關系？ 周有光：我為什么要寫文化的文章呢，有許多人籠統談東方文化、西方文化，這是不對的。你要談文化，首先要知道世界文化史，特別是近現代文化史。我認為，現在每個國家的文化實際包含兩部分，一部分叫國際現代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一部分是現代整個世界文化的共同部分。古代沒有現代文化，它是19世紀慢慢形成的。今天是全球化時代，必須是全球化文化，以國際現代文化為主，國際現代文化是大家共同的，這是文化的主要方面。二是傳統文化，每個國家不一樣的，包括本國的文史哲，包括本國的宗教、藝術，具有本國特色的。籠統講東方、西方文化為什么不對？西歐文化和美國文化放在一起才是西方文化。東方文化含西亞、南亞和東亞文化。我寫了篇《漫談西化》，專門談這個問題。中國所講的西方，最早是指西域，后來是西天（印度），最后才指西歐，這是三個西方。糊里糊涂說西方文化是不對的。中國是三個“東方”之一，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我比較了三所大學課程，中國今天有名大學的課程主要來自歐美，3/4是外國的，物理、數學、化學是外國的，是國際現代文化，1/4是國內的，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在縮小，國際現代文化在擴大。我們現在處于雙文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既有國際現代文化，又有本國傳統文化。一個人也一樣，可以容納兩種文化，并不矛盾。我既能聽昆曲，又能聽現代音樂，因為人本身就是矛盾的。西方宗教是信上帝的，科學是反宗教的，兩者矛盾，但我知道很多生物學家都去作禮拜，信上帝。

記者：最后，大家都想知道，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是如何做到保持健康的身體、良好的心態和樂觀向上精神的？現在的老師很辛苦，壓力很大，很多教師身心處于亞健康狀態，你能否給教師傳授一些“秘方”，以擁有健康的體魄和樂觀向上的精神。

周有光：一要保持樂觀的態度，要相信進化論，相信歷史總是在進步，后人超過前人的。二要多動腦，多思考。上帝給我們一個大腦，不是用來吃飯的，是用來思考問題的，思考問題會讓人身心年輕。

1958年，周有光、張允和夫婦在北京護城河畔。

110歲周有光和他的人生智慧 文/張豐 成都商報

周有光老人110歲生日之際，推薦大家閱讀他的《百歲憶往》和《晚來所思》。其實，雖然仍在書寫之中，他110年的人生，已經是一部值得深讀的書了。周有光，一生“有光”，這光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智慧。總結一個人的人生智慧，有點像心靈雞湯，讓人反感，但是也許很少有人能夠像周有光那樣，有真正的智慧供我們借鑒。

1、幸福要靠自己爭取

上世紀30年代初，周有光和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張允和結婚。張允和是四姐妹中最強勢的一個，周有光給她的情書，洋洋灑灑幾頁紙，核心只是說自己很窮，恐怕不能給她幸福。她的回信簡潔有力：幸福要靠自己爭取。他們的婚姻不被人看好，但是在這一信念的激勵下，他們一起走了70年。抗日戰爭時期，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小禾在6歲時得病早夭，兒子曉平也被彈片擊傷，就是這種自己爭取幸福的信念把他們從瀕臨崩潰的情緒中拯救過來。痛苦時，周有光一度很接近基督教，但最后沒能發展為信仰，他仍然要在塵世中尋找幸福。

2、利用好業余時間

1946年，擔任銀行高管的周有光被派往紐約工作。在朋友的介紹下，他去普林斯頓大學和愛因斯坦聊天。兩個人的知識領域完全不同，但是他記得愛因斯坦告訴他：人與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對業余時間的利用。每天幾小時，長期堅持，一個人往往可以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當時，銀行家周有光業余時間在搞拼音方案，他教一個美國人學漢語，就自己編了一個拼音教材。他發現，拼音是漢字和英文之間的一個橋梁。周游世界后回國，他回到上海市，仍負責金融工作。但是，上世紀50年代，搞金融工作是很危險的，他的一個同事就因為壓力自殺了。這時，他被召到北京搞拼音方案，業余愛好豈止是成就了他，簡直就是救了他。

3、向同鄉先賢學習

周有光是常州人，在常州圖書館一樓大廳，有三座雕塑：瞿秋白，趙元任，周有光。他們都是常州人，瞿秋白搞過漢字拉丁化，趙元任更是世界范圍內的語言學家。周有光在紐約時，張允和去聽趙元任的課，周有光也跟著請教。周有光出身在比較普通的家庭，父親雖然曾中舉，但在考進士的路上受到驚嚇，就回家辦私塾了，又娶了二房，家里不寬裕，周有光隨母親到蘇州生活。他考上圣約翰大學，連學費都沒有，還是姐姐室友的母親出手，賣了一皮箱的嫁妝，他才得以入學。

4、緊跟技術進步

上世紀50年代，周有光是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設計者，80年代開始，他就開始用打字機進行寫作。90年代，他是第一批電腦的使用者。網絡時代，他上網看帖子，看到自己喜歡的文章，還會找到作者聊一聊。他還買了智能手機，但是眼睛不好，由保姆幫他使用

5、不能泯滅良知

去年，95歲的出版家曾彥修出書，找周有光題字，周有光寫了四個字給他：“良知未泯”。這是一個109歲的人對一個95歲的人的評價，恐怕也是周有光對自己的評價。周有光的晚年，光彩奪目，他超越了自己語言學家的身份，在多個領域發言，重申常識。之后，他從一個專家轉變為一個心懷天下的“啟蒙思想家”，到100歲，仍然筆耕不輟，確實是值得我輩學習的。

周有光，一個人的110年 文/浦頓 來源：《看歷史》

剛剛過去的1月13日，老人周有光度過了他的生日，今年，他110歲（虛歲）了。

出生于1906年1月13日的他，可以說是一部活的中國現當代史。他還是一個中學生時，就參加了五四運動；上了大學，他又經歷了“五卅慘案”；抗日戰爭時期，他顛沛流離，抗日救國；新中國成立，他從美國歸來，以經濟專家的身份為國家服務；上世紀50年代的漢語拼音改革，他成為了拼音方案的主要設計者；如今，網絡時代來臨，他仍站在時代的前列，他上網沖浪、看帖發言。

1923年，周有光考入著名的上海圣約翰大學，他從上海靜安寺坐上獨輪車去學校。獨輪車在中國已經有900年的歷史，在他心中，獨輪車代表著傳統，而圣約翰大學則代表著現代文化，坐獨輪車上學，就是跨越900年的傳統奔向現代。對一個人來說，奔向“現代”，可以在瞬間完成，一夜長大，而對一個國家來說，則是一段艱難的旅程。周有光的110年，正是中國奔向現代最關鍵的110年，不經意間，他成了一個偉大的書寫者和見證者。

周有光晚年回憶人和事，常有輕松有趣的評論。比如他談到自己的連襟沈從文，只用一句話“沈從文臉皮厚，哈哈”，這句話足以描繪出當年轟動一時的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愛情。談到胡適，他會說“他和我岳父是安徽老鄉”，談到蔡元培，則是“他和我岳父很熟”，雖然周有光結婚時，岳父贊助他的錢，只夠到日本留學，而不能到他更喜歡的歐美，但寥寥數語，仍讓合肥張家的“分量”凸顯出來。

周有光的太太張允和，是有名的“合肥四姊妹”中最管家事的二姐。她的大姐張元和嫁給了昆曲當紅小生顧傳玠； 三姐張兆和與著名作家沈從文的愛情，成為現代史上的浪漫經典；四妹張充和則遠嫁美國，她的丈夫傅漢思是著名漢學家，當今如日中天的史景遷，就是傅漢思夫婦的學生。如果我們把視角拓寬到合肥四姊妹，拓寬到合肥張家的流變，那又會是一個個動人的故事。

百歲以后的周有光，思維仍清晰尖銳。《百歲憶往》是他的自述，根據錄音整理，原稿有十幾萬字，拿給他過目，他一點點刪改，最后只剩下幾萬字，他說，這樣才夠精煉準確。濃縮的才是精華，但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他那樣有足夠多可供濃縮的內容。110歲的周有光看待自己的過往，視角不無挑剔，而他的過往對我們來說，已成為歷史，我們需要采納另外的視角。

尤其幸運的是，這還是一部活歷史。愛因斯坦那么偉大，我們卻只能從遺留下的文字和影像材料中去還原，而周有光1946年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應約與愛因斯坦聊過兩次天。聊過什么，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和愛因斯坦聊過天如今仍然健在的，恐怕沒幾個人了。在這個意義上，周有光就是一段記錄著歷史的材料，鮮活地為我們保存著過去的110年。（來源：教育思想網，校長傳媒）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蘇常州青果巷。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筆名，“有光”后來成為他的號。早年研讀經濟學，1955年奉調到北京，進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語言文字研究，領域十分寬廣，研究的中心是中國語文現代化。他對中國語文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做了全面的科學的闡釋。周先生是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訂者，并主持制訂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85歲以后開始研究文化學問題。他在語言文字學和文化學領域發表包括《漢字改革概論》、《世界文字發展史》、《中國語文的現代化》等專著30多部，論文300多篇，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第五篇：五糧液揭開國企改革想象空間

五糧液揭開國企改革想象空間

一項對公司生產運營不會產生任何影響的改革，即可每年為公司節約超過千萬元的開支。五糧液的這項改革，或許可以給我們這樣的啟示：國企需要改革的地方還很多。

五糧液近日因為公務車拍賣，引發輿論關注。此事將一直未被輿論聚焦的“國企公務車”問題，推到了聚光燈下。

之前，公眾關注的公車問題，多為政府機關公務用車。事實上，國企作為政府控股的企業，本身就是政府機關的“延伸”，而因為其企業的性質，在公務消費上，可能并未受到較高的關注。

五糧液的公務車拍賣，給公眾窺探國企公務車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作為大型國企，五糧液車改的示范作用，也值得期待。

2014年1月2日，五糧液通過拍賣公司發布公告，對五糧液集團公司職能部門、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等名下約340輛公務車（小型轎車）進行拍賣，只保留必需的生產用車、生活用車、特種車和少數接待用車，合計200輛左右。拍賣340輛，保留200輛，說明此項改革并非“徹底”改革，而是具有“漸進”改革的性質。

從這則公告可以看出，五糧液有約540輛公務用車。公務車的存在，需要大量的公費運營，從油耗到維修到司機工資等等。那么，這些車每年的運營成本會有多少呢？人民日報在2013年4月的一篇報道中說，“調查顯示，每年一輛公務車的運行成本至少6萬元，有的甚至超過10萬元。”

即便以每輛公務車每年運營成本6萬元計算，五糧液540輛公務車一年的運營成本，約3240萬元。根據五糧液公開的說法，僅拍賣340輛公務車后，每年可節省1000多萬元開支。“1000多萬”，是一個很模糊的數字，但也可以看出，這340輛公務車每輛車的平均年運營成本，至少在3萬元。

資料顯示，2012年五糧液上市公司的凈利達到近100億元。公務車運營成本對于如此賺錢的五糧液來說，似乎是一筆“小錢”，但卻是一筆巨大的國有資金。這樣的公務車制度長年累月地運行下去，可以說是一個浪費國有資金的無底洞。

正因為此，五糧液的此次公務車改革，在揭開了國企公務車“無底洞”的同時，獲得了不少正面評價。拍賣國企公務車，并給相關人員提供車補，其本質是將國企“用車市場化”，即向市場購買服務。也體現了，凡是市場可解決的，交給市場。

公務車問題，只是國企改革的“細枝末節”問題，一項對公司生產運營不會產生任何影響的改革，即可每年為公司節約超過千萬元的開支。五糧液的這項改革，或許可以給我們這樣的啟示：國企需要改革的地方還很多，國企可以改革領域還很多，空間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