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光耀：新加坡的企業家文化

李光耀：新加坡的企業家文化

來源：哈佛商業評論 作者：李光耀

美國麻省Babson學院的“企業家精神研究中心”給出了企業家精神的定義，認為企業家精神是“一種癡迷機遇、整體把握和協調領導的思考和行為方式。這種精神可以甄別機遇，不管當前的條件是否具備;可以利用機遇在個人、公共和全球性部門創造財富”。一個企業家能夠看到、評價和追索機遇，而一個管理者卻關注如何利用可能的資源而實現最好的結果。盡管我曾認為自己是一個企業家，但我不是，我轉而從事了政治領導工作。我認為現在探討的問題可以近似地表達為“領導者是天生的還是經過后天訓練而成的”?如果一個人沒有領導素質，那么無論如何訓練也無法顯著提高其領導能力。而那些具有領導素質的人可以通過訓練成為更加優秀的領導者。

英國人曾經有過很多偉大的發明，例如蒸汽機、織布機和電動機等。他們曾經獲得過很多諾貝爾科學獎。然而他們卻沒有將這些發明商業化。正如研究企業家精神的一些學者所指出的，他們沒有將這些發明轉化為可以獲得人們可以購買的、具有利潤的商品或者服務。為什么英國人缺乏將發明商業化的能力?我認為這可以歸咎于他們國家的文化。兩個世紀的帝國時代造就了一個高度重視舊式財富和封邑貴族的社會，人們看不起新興的富人。他們希望自己能夠憑借智力技能獲取成功和受人尊重，成為律師、醫生、專業人士等，這些人通過腦力勞動獲取財富，而不必弄臟雙手，不像工程師或者靠體力勞動而總是弄臟自己雙手的人那樣。舊式財富和封邑貴族的態度塑造著人們的價值觀。而新富者并不能為上層社會所容納。只有他們的后代可以通過接受必要的公共學校教育和大學教育之后才能夠被上層社會所接受，這時候這些新的財富經過熟化而成為舊式財富。

事實上，從20世紀80年代起，瑪格利特·撒切爾夫人開始改變英國人對于新舊式財富的根本價值觀念和態度，她推行國有產業部門的私有化，鼓勵私人企業的發展。不像她的同輩人那樣，撒切爾夫人不把“利潤”視為一個骯臟的詞匯。事實證明這種做法非常有說服力，同樣的公司，由大多數利益人提名并為這些利益人負責任的管理者掌管公司要比經理和董事會掌管的公司有著更為豐厚的利潤。

英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價值觀念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差異。美國是個前沿性的國家。美國存在著差異，但是不存在階級差異。每個美國人都會頌揚致富，美國人都想成為富人并為之竭盡全力。這可以大大鼓勵創建新的企業和創造財富。為了將科學發現和發明商業化，美國人進行革新和創辦新的公司，從而不斷創造財富。美國社會總是在發展和變化。美國人申請的專利領先世界，他們努力生產新的產品，或者使得產品生產更好、更快、更廉價、生產率更高。如果能夠發明一種在美國市場上暢銷的產品，那么隨后就能占領世界市場。

1999年2月《經濟學家》雜志在評價一位高齡日本企業家的時候寫道,“自力更生的人在傲慢的日本社會會招來嘲笑和貶抑。”這也是撒切爾夫人沒有試圖改變舊觀念之前英國上層社會的態度。

過去十年我們見證了美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復興，收復了曾在20世紀80年代讓日本和德國攫取的產品市場，我非常欣賞美國人所具有的這種企業家精神。但對每個成功的美國企業家來說，他們大多都努力過、失敗過。有些企業家經過不斷努力和失敗，最后獲得成功。有些成功的企業家繼續創造并創辦新公司，自己成為擁有多家公司的企業家。這就是美國大公司成長的方式，這種企業家精神創造了一個具有活力的國家。

中國文化和價值觀決定著中國優秀年輕人的包袱。自從春秋時代，傳統中國社會就把學者即“仕”視為首要的價值選擇，其次是“農”，再次是“工”，最后是“商”。這是一個農業社會的社會等級觀念，即使在現在的大眾文化中也沒有多少改變。世世代代優秀的中國青年選擇“仕”(學者)的道路并通過科舉體系成為一名官員。這種觀念在日本和朝鮮也占有主導地位，二者同樣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即使在現在的中國、日本和朝鮮，很多最好大學的最優秀畢業生愿意在政府部門謀求職位，而不愿意加盟私營公司。這種現象在新加坡也同樣存在。結果呢，這些國家沒有很強的企業家精神傳統。在英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牛津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大多在政府部門尋求職業，而之后自由主義革新的“大爆炸”為倫敦金融服務業帶來了巨額回報，因為很多天才進入這一行業。美國的情形一直相反，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從事商業，或者加盟大型公司，而不是進入政府部門工作。

我的經歷修正了我早年“企業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鍛煉出來的”觀點。很多年來，我比較了香港和新加坡商人的差別。我從中得出的結論既令人歡欣又讓人悲傷。隨著共產主義解放大陸，一些成功的企業家、實業家、銀行家、船運商和商人從沿海城市如上海、廈門、汕頭和廣州涌入香港。這些人在香港發展制造業，最初是紡織業、塑料、玩具、船運和銀行業。他們是有經驗的企業家，并與其他一些移民逐漸孕育了企業家文化。有個香港制造商移民新加坡并成為新加坡人。他告訴我，他雇用新加坡人為自己工作，二三十年后這些新加坡人仍然在為他工作，只不過已經成為高級管理人員，而他移民新加坡時從香港帶來的管理人員卻離開自己開始經營自己的服裝業。這些香港管理人員看到他的成功經歷并去踐行。因此我必須改變我原來的觀念了。社會上存在一種所謂的企業家文化，可以鼓勵很多人努力從事商業并取得成功。

新加坡沒有深厚的企業家傳統，這一點并不奇怪。我們的商人多從事貿易和船運，并沒有投資建廠的經歷，因為建設工廠需要長期的醞釀和大量的投資，然后才能夠維持和盈利。新加坡銀行對開辦工廠的商人提供貸款并不熱情。我們的銀行家沒有相關投資風險評價和風險管理的經歷和專業知識。當需要解決工業化過程中的高失業問題時，我們必須著手建立新加坡發展銀行以解決向制造業貸款的風險問題。這就是GLC誕生的原因。因為我們沒有足夠多的企業家，缺少資金，政府只好接受這一任務進行制造業投資。成功的財政部長們，例如Goh Keng Swee、Hon Sui Sen、Lim Kim San，都創建了新的企業。例如，Goh與政府官員共同開拓了一條新的航運線路，一個巴基斯坦航運專家給予他們指導。NOL事實上成功了。馬來西亞-新加坡航空公司倒閉之后，我們創辦了新加坡航空公司(SIA)，這個公司是由一些優秀的公務員領導的。國家鋼鐵公司、Chartered Industries、Keppel、Sembawang和

Jurongshipyards，還有幾個食物加工企業，都是這種情況。我們不認為政府主管人員作為企業家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認為這是必要的，我們選擇最有前途和能力的政府官員掌管這些新的公司。

我們成功了。我們想方設法生存下去。政府高級公務員備受鼓舞，并沒有考慮到經濟上的獎勵。我們都非常了解，如果我們失敗了人們將要失業，他們的生活水平將會降低。每個掌管企業的官員都竭盡全力成功經營這些公司，盡力讓企業盈利。隨著經濟的穩定健康增長，原來不成功就死亡的模式已經過去了。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現在我們需要通過一些更加常規性的方法激勵那些掌管企業(GLCs)的政府官員，根據企業獲得的利潤獎勵他們，包括在企業成功后給予一定的股份。致富的夢想縈繞著每個人，但是只有那些通過革新創造新的產品和服務的人才能夠成為新富。

很少有人生下來就是企業家，并不是很多人能夠取得成功。要想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就需要具有一些特有的素質，例如充沛的精力、較高的發現機遇的思維、敏銳的發現可盈利產品或者服務的敏銳感覺等。

全球企業家監督機構(GEM)發布的“2001年執行報告”論述道，“新加坡國內市場空間狹小，其所在區域經濟落后，這使得新加坡經濟在沒有商品出口的情況下更加難以起飛。企業要想獲得所需要的發展資金就需要證明自己有能力進入世界市場。”這份報告發現，在報告計算的所有國家中新加坡的企業活動水平倒數第三(5.2%)，僅僅高于日本(5.1%)和比利時(4.6%)兩個國家，而美國的這一數字高達11.7%。

盡管存在很多困難，新加坡仍然出現了一些成功的企業家。非常著名的企業家有

SimWongHoo的創新科技、Wong Ngit Liong的制造業投資、Kwek Leng Beng的Hong Leong集團等。我們需要研究他們以及其他不斷成功的企業家的經歷以發現他們的共同特征，看看這些結論是否可以印證全球企業家監督機構(GEM)的結果。

第二篇：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設

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設

日期：2004-12-13 瀏覽次數： 次

官僚機構腐敗，政府官員貪污，這在東南亞一些國家被視為難以根除的惡性腫瘤，而新加坡在獨立后幾十年里，經過艱苦的努力，毅然決然地鏟除了這一危及國家政權生存的瘤疾。這是新加坡創造的奇跡。新加坡何以能出污泥而不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高舉法律之劍，執政黨領導者率先垂范。他們結合國情，制定了嚴密、完整的法律法規制度，使治理腐敗有法可依，嚴格執法，“刑上大夫”，促使政府官員廉潔自律，建立起一個誠實廉潔高效的政府機構。

嚴格、詳細、明確的《反貪污法》。

50年代末，新加坡還是個貧窮落后的東南亞小國。1959年，35歲的李光耀出任國家總理，掌舵新加坡。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認為，新加坡的生存依賴政府的廉潔、高效，只有這樣才能促使社會穩定，形成良好的外國投資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李光耀對政府官員們說：“作為一名公務員就要保持廉潔和奉獻。要想掙錢就經商去吧！誰不聽勸告，就要受懲罰。”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把廉政建設納入國家法制軌道。1960年新加坡政府頒布了《反貪污法》，后又多次修訂，使之日臻完善。該法令一共35條，主要有：“對貪污的懲罰”、“對與代理人進行非法交易的懲罰”、“對舉報人的保護” 等。該法的一大特點是嚴密、詳細、明確，有相當強的操作性，這一方面使執法人員能迅速公正地斷案，另一方面又使犯罪分子無空可鉆。另一大特點是對“貪污” 定義范圍較寬，懲罰嚴厲。主要表現在對可懲罰的“非法所得” 的定義涵蓋廣泛，包括任何以金錢和非金錢形式表現的利益、好處；被指控者如果澄清不了“多余” 的財富從何而來，這部分“多余”的財富就可以當作貪污的證據而受到指控。貪污者除被罰款外，還可被判刑；違法犯罪人職位越高，處罰越重。

自律和他律相結合的《公務員手冊》

李光耀強調指出：國家興旺的關鍵是要有一個廉潔的政府。政府官員保持廉潔和獻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礎。政府不可超越法律法規。政府部門招聘公務員，要實行公開招聘，公平競爭，擇優錄取。因此，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體、實用的政府公務員法律法規，包括《公務員法》、《公務員行為準則》、《公務員紀律條例》、《防止貪污法》等。除這些法規外，政府還制定了《公務員指導手冊》。應聘的公務員人手一冊。該手冊規定，公務員必須熟悉了解掌握《反貪污法》，必須遵守財產申報制度等。財產申報制度是指每年7月1 日，公務員必須向所屬部門呈報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財產和收入情況。在審查中，如果發現其財產來源不明，貪污調查局就要進行調查。一旦查到證據，即送法院處理。財產申報以后，如果有增長，必須說明增長的原因。如果說明不了，即視為貪污。隱瞞財產不報的也要判刑。

政府還規定，公務員購買股票必須經過所在單位常任秘書批準，如果購買私營企業或與本單位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公司的股票，則不予批準。公務員不準經營買賣或兼職。公務員負債額超過3個月的薪水，上級就會查問。在政府看來，負債過多無力償還，就有可能產生貪污之心。另外還規定，官員在借出的錢，不準附加利息。

對于公職人員接受禮品的問題，政府規定更嚴格。通常情況下，政府官員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有商品價值的饋贈，如果情況特殊，無法拒絕，當事人必須將所接受的禮品立即交給負責處理禮品的主管官員。主管官員定期拍賣這些禮品，接受禮品的人可以優先購買，拍賣所得上繳國庫。

另外，《公務員指導手冊》還對公務員的工作態度、工作紀律等作了詳細和嚴格的規定，如不準留長發，公務中不能接受宴請，不許進酒吧、舞廳、紅燈區等。

使官員不敢因小失大的公積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積金制度》，規定所有參加社會工作的人員，包括政府公務員、企業職員、一般工人等，都必須參加公積金制度。主要內容是：職工按每個月工資的20%扣交公積金，政府和企業也按該職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積金，每個職工可享有相當于月薪40%的公積金。工作時間越久，積蓄越多、據統計，高級公務員到55歲退休時，公積金總額大約有80—90萬新元，相當于人民幣400—500萬元。如果在職廉潔奉公，沒有貪污腐敗和違法行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樂業。但按照新加坡法律規定，凡有貪污受賄等違法行為者，一律全部撤銷其公積金。在如此嚴厲法律面前，有幾個敢冒此風險因貪小便宜去吃大虧的。

此外，新加坡政府對公務員采取定期培訓的措施，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新加坡政府專門設立了公務員學院和培訓中心，新招聘的公務員必須首先接受訓練，在職的公務員每年也必須有一兩周的輪流進修，學習政治、法律知識和業務技能。政府有關部門對公務員進行考察和評價，每年底召開全國公務員評獎會，表彰先進人員。

新加坡嚴密的懲治腐敗制度，對公務員發揮了三個方面的震懾作用：一是恐懼名譽和地位的喪失；二是恐懼個人人身自由的喪失；三是恐懼個人既得利益的喪失。從而形成“不敢貪” 的巨大壓力和心理約束，達到遏制腐敗的目的。

法大于情，嚴格執法，“刑上大夫”

新加坡提出“徹底的法治觀念”，就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國法律是否具有權威性，關鍵要看執法者能否做到這一點。在一個受儒家文化影響比較深的國家，要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因為他們處理問題往往遵從“情、理、法” 的傳統，即情大于法。然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后卻硬是將“情、理、法” 改成了“法、理、情”，讓法大于情。

l、賦予貪污行為調查局廣泛的特別權力

新加坡反腐敗成效顯著，貪污行為調查局功不可沒。貪污行為調查局是一個獨立行使職權的治貪機構。它直屬總理辦公室，由總統任命，向總理負責，既是行政機構，又是執法機關。該局的徽章是一朵盛開荷花和一把利劍精巧組合而成。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利劍——法律的權威和公正。這也反映了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運用法律鏟除腐敗的決心。《反貪污法》賦予貪污行為調查局十分廣泛的特別權力：

貪污行為調查局局長和特別調查員可以不用辦理逮捕證。逮捕涉嫌貪污受賄的人，以及被指控并掌握可靠證據和被懷疑已觸犯《反貪污法》條款有關的人；調查局局長和特別調查員無需公訴人的命令，可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賦予的權力和警方偵察調查的有關特別權力來調查貪污受賄罪；有權入室搜查，沒收被認為是贓物或其他罪證的任何銀行存款、股票或銀行保管箱等；有權進入各部門、機構，要求其官員、雇員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內部資料、材料；要求涉嫌貪污受賄者對其合法收入以外的財產說明來源，不能作合理解釋的，有權將其提交法院判罪。

貪污行為調查局還有一項特殊的權力，那就是行為跟蹤。對于所有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新進的工作人員，貪污行為調查局有權暗中派人跟蹤，調查他們的日常行動。行為跟蹤制度能夠及時地清除不法分子，從而有效地維護國家工作人員清正廉潔的形象。不過，對于貪污行為調查局的這項特權，一些人提出了異議，但新加坡領導人認為，防止國家被少數敗類所腐蝕則是最先要考慮的問題。

貪污行為調查局雖然大權在握，但它自身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監督。因此，調查局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在查辦案件和日常生活中都必須謹慎小心，依法辦事，行為十分檢點。

2、嚴格執法，“刑上大夫”

在執法中，新加坡自上而下，綱紀嚴明，嚴肅認真。即使對那些身居高位、功勛卓著的人，也決不同開一面，真正做到法不容情。

黃循文，新加坡前環境發展部政務次長，在1975年被指控接受印度尼西亞商人 84萬新元的賄賂，判處罰款 7 O23新元，坐牢 18個月。

鄭章遠，曾與李光耀并肩戰斗，爭取獨立，創建了共和國。鄭于1960年進入建屋局，1979年擔任主管國家發展與建設的部長。他在實施“居者有其屋” 的政策時功勞顯赫，深受李光耀的器重。1986年12月，貪污行為調查局指控鄭章遠收取兩筆各50萬新元的賄賂。因鄭章遠與李光耀私交甚厚，公眾普遍認為此案將不了了之。李光耀雖感痛心，但并未因其“勞苦功高，人才難得”而心慈手軟，對私情。李光耀根據有關法令將鄭章遠停職審查，交有關司法部門處理。鄭章遠自知罪責難逃，最后畏罪自殺。

格林奈，新加坡商業事務局局長，長期從事與商業犯罪斗爭的工作，是新加坡公認的“商業犯罪的克星”。他曾親自處理轟動全國的七大商業案件，為國家追回15億新元的資產，被譽為“杰出的公務員”，可謂功勛卓著。1991年，他被指控犯有“說謊罪’”：一是1990年他向財政部申請一筆購買新汽車貸款，卻挪用來還一部舊汽車的賬；二是他在印度尼西亞某商人尚未**時，先后兩次對八達汽車公司謊稱：某商人已**買下某度假村，勸說該公司也投

資300萬新元。而事實上這位商人只是有投資意向，還沒有兌現。格林奈最終被判處3個月的監禁，失去月薪 12萬新元的公職，擔任公職 20年的 50萬新元的公積金和30萬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如此執法如山，法不容情，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法規的嚴肅和公正。正如李光耀在鄭章遠案處理之后所說：“要采取行動對付一個認識多年的密友和部長是很困難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動，任他連遙法外，那整個制度就會受到損害。新加坡過去3O年建立起來的廉潔制度就會很快削弱，而且毀于一旦。”

以身作則為政清廉的總理

新加坡的廉政建設成效舉世聞名。這一方面歸功于政府執法時不講情面，另一方面也歸功于最高領導人的率先垂范。新加坡貪污行為調查局局長楊溫明說：“肅清貪污的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是，政治領袖必須是一些絕對誠實和清廉的人，并且肯為國家徹底消除貪污而獻身。”

人民行動黨在成立之時就提出了“打倒貪污”的口號，并把黨旗的基調定位白色，以示清廉。李光耀出任總理后，一再告誡他的同事們要從國家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廉政問題。1980年，他在人民行動黨會議上語重心長地說：“當我們的深交、同事或親屬提非分的要求時，我們都得加以拒絕，要在公事上保持絕對廉潔。” 他不僅要求屬下大公無私，而且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李光耀執政30多年，政敵頗多，非議不少，但從未有人指責他貪污腐敗。他力戒裙帶惡習，親友都未依仗他的權勢謀取官名利祿。他的父親一直做鐘表生意，沒有一官半職。他的三個弟弟有的當律師，有的經商，均靠個人奮斗起家。李光耀當選政府總理后仍住在50年代任總理前的住宅。政府為他安排的一套總理官邸，只是用來舉行外交禮儀場所。澳大利亞記者布魯斯魯登曾在《澳洲人》雜志上發表文章說，在新加坡看不到“當權者生活奢華的跡象”，那里沒有李光耀國際機場，沒有李光耀快速公路，沒有李光耀國家體育館，新加坡的硬幣和郵票上面，都沒有李光耀頭像。特別應提到的是李光耀有個“賢內助”柯玉珠，她全力支持和幫助丈夫做個廉潔清正的總理。她對李光耀說：“人民期待你的政府是個廉潔清白的政府。”“你身居高位，但不宜拿最高薪金。”“錢不夠用就到我的律師事務所來拿。”

作為開國元勛，最為可貴的是李光耀不貪戀權位，以國家利益為重，主動引退讓賢。他在44歲時開始培養接班人，在67歲時就從總理的職位上退了下來，這充分顯示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雅量。有人曾猜測他去挑選其子李顯龍接班，但李光耀坦誠相告，自己還沒有患上那種“意識模糊癥”。李光耀的行為成了政府官員看齊的標桿，也是約束不.行為的戒尺。他的一言一行成了無聲的命令，無言的法規。

嚴厲的法律法規，加上最高領導人的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使新加坡政府始終保持著廉潔。高效的鮮明形象。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大多數能做到廉潔奉公，不以特權謀私利。在新加坡，政府官員日常辦公都是坐自己購買的私車，自己花錢買汽油和維修汽車，只有國家慶典或者有重要的官方集會時，才申請公車。因為公車太少，許多部長干脆從來不申請使用公車；政府官員都是自己購買房子，自己繳納水電費和其他維修費用，只有電話費由政府每月報銷幾十元；政府領導人出席國際會議也只能領取最低的津貼，絕無機會揩公家的油水，致使許多重要的政府官員每次出國時都得自己掏腰包。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已連續執政40余年，被稱之為“***”。國內雖然有幾個反對黨，但都不成氣候。國會84個議席，反對黨只占二三個席位，人民行動黨占絕對優勢。其基本原因就是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黨堅持倡導的廉潔奉公精神和黨政領導者帶頭遵紀守法的模范行為，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本文轉載自網絡原創文學門戶—起點中文網：http://forum.qidian.com/threaddetailnew.aspx?threadid=117474409

第三篇：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硬道理”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硬道理”

李光耀官式及非官式統治新加坡五十多年，是國際政壇公認二十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不管你是否認同他的管治手法，他的《回憶錄》和這本書，是創造新加坡奇跡的寶典，相信在二十一世紀會發揮重大影響。

林行止

“耆英”們聚談，很多時都會慨嘆年輕一代不知“稼穡艱難”，對老一輩只身南來白手興家的艱苦與奮進過程，既無所知亦無動于衷。這種情況，其實普世皆然，遠的不說，新加坡“國父”李光耀（1923-）便有此“煩惱”，作為國家領袖，他因此憂心忡忡，生怕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國家的穩定、增長和繁榮視為理所當然”。他擔心他們因此失去了奮斗進取不懈努力的意志，因此發而為文，不少寫于他在本世紀初出版的兩本《李光耀回憶錄》（Memoirs of Lee Kuan Yew）“1925至1965”及“1965至2000年”之中；在第二本回憶錄的中文版（臺北世界書店）序文中，作者特別指出它“收錄的是我和同僚們所面對的難題以及我們如何想方設法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李氏強調：“不論是公共秩序、個人安全或是經濟和社會的進步與繁榮，都不是從天而降，這一切都是一個誠實和有效率的政府專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努力所換來的成果！”新加坡從一個只有二百多萬人的毫無經濟活力的殖民地，經過數十年的有效管治，成為今天人口近五百萬的亞洲經濟重鎮，長期主政的李光耀當然有許多寶貴經驗可傳諸后輩，《回憶錄》因此彌足珍貴。

可是，近十年來各方面的發展，特別是李顯龍內閣的平均年齡只有五十三歲，李光耀恐怕“坐享其成”的年輕干部持國可能出偏差，因此在八十五歲的高齡，以“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中文譯名似未能確切反映其真正涵義）的身份，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之間，接受該國《海峽時報》七名新聞工作者十六次總共長達三十二小時的訪問（訪問錄像制成DVD、隨書附送；按李夫人柯玉芝女士2010年10月2日病逝后，雖然仍有未了的問題，但李光耀不再見記者，只以電郵簡約回答所問）；這些訪問，原先也許只想作“內部參考”，供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干部及政府官員學習，惟李氏后來慨然答允將之輯成專書，這便是本文要介紹的《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Lee Kuan Yew：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are Going；下稱《硬道理》）。

非常明顯，李光耀希望通過讓“老中青”（最年輕的一位僅二十五歲）的記者暢所欲問的訪談，以淺白的語言把他的治國理念和經驗，作為正在成長中的新加坡人的教材，希望他們“憶苦思甜”，了解開國先輩們如何克服種種困難，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殖民地提升至第一世界富裕國家！李光耀官式及非官式統治新加坡五十多年，是國際政壇公認二十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Statesmen）之一，不管你是否認同他的管治手法，他的《回憶錄》和這本書，是創造新加坡奇跡的寶典，相信在二十一世紀會發揮重大影響。事實上，“新加坡共識”（Singapore Consensus）極可能取代影響仍未出國門的“北京共識”（主要是政府、社會、經濟發展走自己的路，不追隨“列強”的“西方價值”，且由地方政府主導區域經濟發展。見劍橋大學政治學者The Beijing Cousensus），成為未來政府管治的較佳模式。

“新加坡共識”，據5月24日《外交政策》雙月刊的《李光耀斯坦千秋萬世》（P.Khanna : Lee Kuan Yen-istan Forever）的解釋，第一是“管理國家如經營私人企業”，以新加坡的例子，她仿效的私企為英荷殼牌石油，這即是說，該國的政府結構及以物質為獎勵的體制，皆向“殼牌”取經，結果新加坡公務員薪津與廉潔之高，俱為全球之冠；第二是新加坡福利政策與歐洲福利國不相伯仲，這包括全民醫療保險、低免費的教育制度，同時制訂系列“方案”，以激勵人民規行矩步（如不準嚼香口膠，現在已修訂為不準亂吐香口膠）及專心工作等，等于讓人民都成為新加坡公司的“持份者”（stakeholder），即新加坡屬于全體新加坡人。李光耀這種“治國理念”，受他在倫敦政經學院（LSE）的教授、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不肯從政的工黨理論家）拉斯基（H.Laski, 1893-1950）影響甚深（頁187）。新加坡的現狀看起來有點像社會學家貝爾和狄-沙立特在即將出版的《城市的精神》（D.A.Bell和A de-Shalit：The Sprirt of Cities）中所揭示的“市民主義”（Civicism）——對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感自豪（這與“民族主義”有一線之別，后者極易發展出大國沙文主義）。“市民主義”也許會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流行最受歡迎的“主義”！

在《硬道理》的“前記”中，李光耀除再申他要把治理新加坡的經驗傳授給三十五歲以下的國人，希望他們從而了解新加坡今日之成就得來不易之外，還透露了一宗發生于1991年的“軍事意外”，是年8月9日新加坡國慶節，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軍隊在鄰近新加坡樟宜機場的馬來西亞柔佛州Kota Tinggi地區進行聯合軍演，傘兵空降、炮聲轟轟，由于國慶閱兵儀式動用了大量軍隊，新加坡政府只好全國警戒，以防萬一。李光耀不相信馬、印會入侵新加坡，但在家門口軍演，威脅性強，且此舉似在試測新加坡的底線。來自鄰國的軍事恫嚇，加強了李光耀建立一支進可攻退可守的精銳空軍（SAF）的決心，但購買飛機、訓練空軍，非有旺盛繁榮且不易受外圍因素沖擊的經濟基礎不為功，這意味新加坡不僅要建立持續發展的行業（工業及服務業），還得吸引外資投入及各國精英赴該國工作??經濟和國防息息相關，這即是說，要不斷更新武備和培訓軍事人才，無錢不行。

新加坡這個小國有一支配備精良先進的軍隊（特別是空軍），看似是資源浪費，事實不然，因為非如此無以產生威懾力量，令有一個時期經常耀武揚威躍躍有欲入侵新加坡之勢的馬來西亞知所收斂，由是新加坡有全安定環境令經濟高速發展。李光耀雖然沒有說明，但非常明顯，如果新加坡軍力薄弱且不是“全民皆兵”（十八歲以上青年須服兵役），像1991年的馬、印軍演，便有可能演變成入侵新加坡的軍事行動。在第二本《回憶錄》第二章“好男要當兵”，李光耀寫得明白，即使馬來西亞能制伏新加坡軍隊、“收回”新加坡（于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它也得考慮是否有能力鎮壓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藥的全體人民”。新加坡的強迫征兵制，目的在此。事實上，在新加坡獨立前后，馬來西亞部隊的表現，令李光耀有“馬來西亞隨時有接管新加坡的打算”。他于是迅速建軍，最先購進的是以色列有意淘汰的法國制造的坦克??

新加坡現財政的國防開支達一百二十億八千萬坡幣，約占GDP百分之六；新加坡人口不足五百萬，常規軍近七萬二千人（后備軍人三十五萬多），其中包括空軍一萬三千五百多人，飛機（包括F16）四百二十二架，“陣容鼎盛”，目的不在擴張領土而在發揮阻嚇力量。顯而易見，這些年來，馬來西亞已無入侵新加坡的打算，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下，新加坡才有機會在不必擔心國家前途的安定環境下從事經濟建設。

香港人喜歡和新加坡作比較，表面上，這兩個英國前殖民地有頗多相似之處，其實本質上南轅北轍，大不相同。舉其犖犖大者，香港既沒有國防問題，外交上亦不必自己打拼，這意味僅軍事及外交開支，香港便省了一大筆，這不僅令香港財政很易便有盈余，而且有安定前景，便能夠全心全意致力于經濟建設。可惜政務官出身的特區領導人，缺乏胸襟與前瞻性，對中國政治完全外行（其中文程度令人懷疑能否讀通北京的文件及領悟其背后的含意），事無大小，揣摸京意后才制定策略，結果處處碰壁，且因此拉闊港人與北京間的鴻溝。觀乎目前的情勢，新加坡終有一日會取代香港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地位！

新加坡人早視香港為競爭對手，在談及該國稅率時，李光耀顯然把香港視為假想敵，他認為若把入息稅稅率定得太高，有辦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該國工作的外國人，便可能考慮“移師”香港（頁168-169）。

李光耀對香港小商人以顧客為尊因而設法滿足顧客需要的做法，頗為欣賞，但他對香港大生意人的經營哲學與視野，大不以為然。事實上，李光耀對香港地產商的看法，與筆者頗近。他指出香港人口倍于新加坡且有很多南來的優秀人才，這些俱為新加坡望塵莫及。但這些人的后輩，“獨沽一味”地產發展，而現在他們已回內陸發展（頁143）。李光耀指出，香港商界除了物業發展商和市場炒家，什么都沒有。他以不屑的語氣問，李嘉誠可有制造一件營銷世界的商品？沒有。他投資地產，收購港口、超級市場、電訊公司（和李氏沒有提及的資源及電力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過順市而行，即什么行業當紅便進入該市場，言外之意是缺乏創業家的眼光和魄力。筆者對此說不敢茍同，以李嘉誠是唯一一位放眼世界而且身體力行在國際商界大展拳腳的香港企業家，創新當然難能可貴，但在海外開拓經營海港、電訊以至洪水公司，又豈是易事！哪家香港公司最成功？李光耀認為應推馮氏昆仲經營的利豐，可惜其經營的不過是現代貨運連鎖店的“物流業”（logistics chains），他們不興辦工廠，因為自知無法在競爭劇烈的市場中立足（頁147-148）。

李光耀指出香港經濟因為吸引了無數“中國制造”的企業家（指解放前后挾資金技術及企管經驗南來的內地企業家）而起飛，新加坡完全缺乏這種人力資源，他慨嘆新加坡獨立初期的社會中堅分子只是一批農人的后代，他們之中有的成為貿易商，有的成為專業人士，當然有的成為創業家??但在他治下，新加坡的經濟成就終于與先天優厚的香港并駕齊驅。事實上，不是長他人志氣，在筆者看來，香港經濟可以拿出來“炫耀”的，除了物業發展（尤其是會自動膨脹的樓面面積），似乎沒有什么其他成就足以驕人了。新加坡人經營的酒店，現在到處都見，其制造的若干消費用品，亦在國際市場上占一席位；可是，香港有什么本地制造的東西打進國際市場？答案不是沒有而是不多。筆者不久前曾指出，特區政府容許地產商任意肆意把樓宇面積“發水”，令他們大發其財（亦令不少官員退休后謀得好差事），卻因此禍根深植，除了少數例外如長江實業，有哪個地產發展商的后代樂于在非地產行業發展？換句話說，有哪些行業的利錢比可以“發水”的地產業優厚？答案是沒有。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大都在國際頂尖學府求學，學有專精，本應在多個領域有所建樹，可是結果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在最易賺錢的物業發展上打主意，這意味香港商界的精英分子，除了地產，什么都不敢嘗試，結果什么都不會做。而當物業不景周期來臨時，香港經濟便會受樓市崩潰的拖累而一蹶不振。比起新加坡已有蓬勃的尖端行業及媲美香港的基本設施，其經濟前景遠勝香港，是不必諱言的。

據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去年前三季新加坡工業產量增百分之四

十五、生化藥物增百分之八

十五、電子產品增百分之五十；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外匯交易上有長足進展，2010年的交易額比2004年倍增，國際清算銀行估計新加坡每天外匯交易額平均兩千六百六十億美元，為世界第四大，在亞洲為僅次于東京的第二大。經過多年經營，新加坡已是亞洲商品（包括橡膠）現貨及期貨交易以至石油提煉中心；去年4月賭場開業后，旅客人數大增，去年7月已首次突破百萬人次??

當然，如果中國經濟一帆風順，繼續繁榮，則香港尚能期待在大陸的救援下“起死回生”，而此一“優點”是新加坡望塵莫及的。

李光耀多次訪港，與香港政商人物應有不少交往，可是本書并無提及，大概是沒什么東西可供新加坡青年一代借鏡吧。他唯一花了約三分之一頁篇幅談及的香港人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被問及中國崛起會否令新加坡處境艱難時，李光耀的回答可圈可點。他說，假使美國從東南亞撤走，中國自然成為區內獨大的強權，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新加坡做出一些令中國不快的事，中國亦不會（其實是不必）入侵新加坡，她只須收緊市場，不讓新加坡貨進口，新加坡便不知如何是好；雖然新加坡早已開拓印度等市場，但中國市場仍是生命線！

李光耀又說，香港現在已明白本身的處境，因為中國大陸經濟上一收一放，香港經濟便冷熱交侵、翻騰不已。香港經濟呆滯時，中央政府可放寬國人去香港買樓買股票的限制，結果香港樓價股價立竿見影上升，香港人當知誰是他們的“再生父母”。在這種大環境下，李光耀質問，你以為反中、主張民主的組織還是那些親中央的團體得勢？答案明顯不過。正因為如此，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決定退出政府。她不支持北京的干預，以為仍行英國的一套、落實民主和有美國的支持，香港便能“五十年不變”。李光耀認為這種想法簡直是垃圾（Rubbish）。當米字旗降下五星紅旗升起之時，香港便無法擺脫北京的影響（頁315）。

李光耀說他有很多仍保持經常聯系的少年朋友，可惜不少已不良于行，他同時代的英國“書友”，幾乎已全作古人；相信優生學的李光耀說他父親九十四歲才謝世，他因此應該還有很長的“余年”。

除了數位至今仍保持經常聯系的新加坡中學時代摯友，在他外國友人中，感情最好的要推港人熟知的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1923-2010），他們是同期的劍橋同學（不同學科不同書院）。柯利達歷任英國外交部要職，曾為駐吉隆坡專員，在駐中國大使任上退休；他協助撒切爾夫人和中國談判香港回歸，在英國外交界地位顯赫，然而晚景凄涼，他患糖尿病，割掉雙腿，行動不便。有次李光耀在他倫敦租來的家里作客，看他上廁所之辛苦“有如做一次高難度的體操”，可是，除了年老體衰的太太，并無護士、傭工相助；屋主每周兩次來清潔（這是英國小業主的例行工作，筆者當年在劍橋的“宿舍”，業主為在藥房任職的藥劑師，午休時便來清潔房間、公用廚房及餐廳；七十年代末期回劍橋藥房探望他，不遇，店伴說他打算賣屋退休回鄉了）??李光耀無限感觸，不勝唏噓。他的其他稱得上好友——政治上的同道——的外國人，還有基辛格、舒爾茨（1982至1989年美國國務卿）和布萊爾。基辛格是他于1968年在總理任內放假去哈佛進修時的導師，成為朋友，一直保持聯系。

7月13日，香港《信報》發表一則題為“李光耀：二十年內中國GDP可超美國”的短訊，報道李氏在新加坡《慧眼中國環球論壇》上的發言：“中國只要不發生社會**，經濟應該能夠繼續以每年百分之九、十、十一的速度增長，十年內就能追上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二十年內甚至能超越美國。”未讀李氏發言的全文，惟從《硬道理》看，他對中國的看法遠比上述的全面和透徹。

李光耀對計劃經濟的成效，頗有保留，何以見得？原來在談及讀書時，他說：“你若對經濟學有興趣，應該讀海耶克。”李氏沒有具體地說出哪本書，唯顯然是指“眾所周知”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因為李光耀接著這么說：“如果你實行計劃經濟，你將以失敗收場！”（頁384）。李氏雖然沒有指明哪本書亦沒說“你”是誰，但讀者沒有不知道他何所指。

“如無意外”，中國經濟可于十年后“平美”二十年后“超美”，李光耀對中國經濟前景似甚樂觀，可是，對中國在國際上擔當的角色，他則不作樂觀之想。李氏認為，隨著經濟崛興，中國在國際事務尤其是中美問題上的“話語權”相應增加，一海難容兩支艦隊，中美關系因而無可避免會趨于“困難”，這種“困難”，在近今南海主權爭議上已逐步浮現。李光耀對中美在亞洲之爭的觀察十分清晰，他坦率地指出，美國這個“魔頭”已被證實“仁慈”及沒有“領土野心”，其在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部署軍力，目的無非在推動民主和傳播人權意識而不是掠奪土地；同樣在區內甚活躍的日本，有蹂躝東南亞的斑斑劣跡，中國可能真的“永不稱霸”，然而鄰近“諸小”朝貢的歷史，未免令人有所顧慮。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留守”亞洲對新加坡最有利！7月20日，中國和東盟成員會代表在印度尼西亞峇里島開會，就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達成“一致方針”，希望最終簽訂《南海準則指導方針》，別說此方針的達致尚無眉目，即使簽訂了協議，“諸小”仍會挽留美軍坐鎮！

中國的崛起會否在區內造成“沖突”？李氏認為美國在未來五十年可能仍是獨一無二的強權，區內的權力交替將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取代英國般的“和平轉移”不同，不過，他認為只會有小沖突而不致爆發大戰（full fledged war）。李光耀相信美國不會撤出亞洲；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和軍事持續長足進展的前提下，目前中國容忍美國在亞洲出現，因為她自知無法取代美國而區內很多國家都歡迎美國??百年內中國在經濟上、軍事上和科技上可能無法追得上美國，但國力不相稱不等于中國不能令美國受重創。李氏說他“大膽預測”，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日增，但美國的“支配性地位”不會動搖。“中國社會（政府內部）如無意外”（if no internal upsets），中國會成為一個令人不敢輕侮的強權（a considerable power）。對于中美會否發生貿易戰，李氏沒有正面響應，僅指出貿易不平衡特別是嚴重失衡必然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頁165）。李氏對中美在亞洲“互別苗頭”的宏觀觀察，正誤皆有。比如他說中國不介意美國介入亞洲事務，顯然與事實不符，這從最近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訪北京與中國軍事領袖針鋒相對的對談可見；當然，他相信美國不會撤出亞洲，則完全正確。

被問及新加坡人應“讀什么書”時，經濟學書籍李光耀推介《通往奴役之路》（如上述，這是筆者的揣測；雖然此書只是海耶克博大精深經濟學說的“濃縮通俗版”）；讀者也許想知道他喜歡什么其他書籍？文學他推薦莎士比亞；政治則是肯尼迪（故美國總統）的《當仁不讓》（Profiles in Courage）；美國“今上”奧巴馬的自傳亦值得一讀，讀其書同時可觀照他的作為，顯得特別有意思。在記者追問下，李光耀承認“大體而言”他喜讀福爾摩斯系列偵探小說，閑讀時亦讀《堂吉訶德》（Don Quixote），“但我不會向磨坊的風車宣戰，現實世界我有太多人事要克服”（I got mortal foes to fight against；頁383-384）。

順便一提，李光耀說他年輕時中意的喜劇演員為丹尼基，“他能歌善舞且會演”；對夏里遜和柯德夏萍利主演的《茶花女》，他亦留下美好印象（他記得的是Pygmalion而非My Fair Lady）。李氏又說他曾看《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但久已不看美國電影了。

在國際間的“知華派”中，筆者以為李光耀是此中翹楚。他有中國人血統、自幼受傳統西方教育、盛年在政治上有成后苦學中文，加以新加坡基本上是華人社會，而他又一早與中國政要接觸并多次訪問大陸（他一早與中國交好同時發展與印度的關系，藉以平衡對中國的依賴），以他的聰明才智，其對中國的認識，在當今非華人學者及中國問題專家中，堪稱首屈一指。被問及在中國的軟實力大增的情形下，作為一位華裔，他會否因此“北望神州”、事事向中國“看齊”？李氏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說，中國人或未富先驕、財大氣粗，直譯是“他們愈成功愈看不起人之外，還會以高高在上的傲慢態度對待你”（treat you with condescension，頁330），換句話說，已崛起的中國人，不易相處。這當然是亞洲“諸小”不希望美國撤出亞洲的原因之一。

李光耀高度贊賞該國廣告創作者Lim Sau Hoong（林少芬），據www.tmdps.cn/alphaville）引述波士頓顧問集團的調查，2009年新加坡有凈值美元百萬的家庭占全國家庭總數百分之十五，排名世界第一，以次為瑞士的百分之九點

九、卡塔爾百分之八點九，香港以百分之八點七居殿軍；新加坡人口約五百萬，估計很快便有五分之一家庭凈值百萬。以人口比例計，何以新加坡百萬富翁（家庭）最多，筆者以為與政府政策鼓勵人民工作、儲蓄、創富有直接關系，而推廣優生政策令其人口日漸“優化”，這意味愈來愈多人在合法框架下追求對本身最有利的處世態度不無關系。讀者也許要問，新加坡富翁這么多，何以報上少見甚至未見他們炫富性消費的新聞？筆者揣想這與李光耀“勤儉治家”有關，李夫人貴為“第一夫人”及一家大律師行的主腦，竟然“大概只有一只金表和一條珍珠項鏈”（頁123）。據說直至李夫人于新世紀初第一次中風后，李家才有“新式淋浴”的設備（友人說這是他們的孫子在李夫人葬禮上透露的）。而李夫人去世后，沒有她的安排和親力親為，起初李光耀的日常起居生活頗有困難，李家并非奴仆成群，過的不過是普通人的生活??這種樸實作風，是新加坡有錢人很少作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原因，亦因此外人不易覺察到新加坡人的富裕。

李光耀的求學經驗，大有可以借鏡的地方。他六歲順從外祖母的選擇，進入以華語普通話授課的Choon Guan小學（《李光耀回憶錄》的“紀事年譜”略去小學的“經歷”），他家里說英語和馬來語，對華語因此甚難適應，加上“背死書”的方法李光耀不能接受，遂說服母親讓他轉讀英文小學Telok Kurau English School；小學畢業后考上萊佛士書院繼而萊佛士學院（Raffles Institution）就讀；1942至1945年新加坡淪陷的日治時期，李光耀失學、半失業——他加入“書友”創辦的膠水工場（以木薯粉制成文具膠水），在那里認識了未來太太柯玉芝??勝利后二十三歲的李光耀負笈英國，先進LSE，“不服水土”，轉劍橋大學FitzWilliam House（書院）。李光耀的英語當然沒問題，若刻意仿效，行為舉止亦可以比媲英國紳士，但他意識到僅有語言相同而價值觀互異，你始終無法成為“他們”的一員。而由于不通中文，他因此無法接觸，更遑論理解中國經籍的微言大義，他在家中所感染的只是儒學中的“庸俗膚淺文化”（low culture）。他于三十二歲（是年他當選議員并成為僅得三議席的反對黨領袖）開始苦讀中文，才慢慢了解中國文化的精深博大。對中國文化肅然起敬，令李光耀要他的子女進中文小學，結果在求學時期，中文成為他們的母語，接著才是英文和馬來語；由于工作上多用英文少用中文，現在他們的第一語言是英語。

硬道理》有一頁刊出三幀相片，畫面樸實優雅打動人心。第一是1948年李光耀和柯玉芝在劍大求學時攝于圣約翰書院著名的嘆息橋（Bridge of Sighs）前，他們當時尚未正式結婚；第二是李氏伉儷1974年攝于同一地點，是年他們的長子李顯龍以最優異的成績獲劍大數學系榮譽學位（Wrangler）；李光耀十分高興，夸言“他的DNA無與倫比（李本人精于數學、李夫人則對英國文學素有研究），拿第一是理所當然”；第三是2000年他們結婚五十周年重游劍橋再以嘆息橋為背景合影。這三幀相片說盡李氏夫婦鶼鰈情深，他們的一生可稱十分美滿，白頭偕老、兒孫滿堂，更重要的是締造了繁榮興盛與獨立自主且逐步走向“真正民主”的新加坡！

新加坡人“富甲天下”，意味新加坡人有能力照顧本身的福祉，有創富的干勁和保值意識，這種德性形成“良性循環”，即人民愈有錢政府的政策愈不能背離已被證實能富國裕民的市場制度，而市場制度與民主政治互為表里。筆者因此相信新加坡政治不是愈來愈專制而是愈來愈開明和民主化。

有一事必須一說。李顯龍以“最優異成績”畢業，校方有意請他留校任教并從事研究，被他婉拒，他下決心回國從軍??外人莫不以為這是李光耀的刻意安排（讓兒子掌軍權以穩固“李氏王朝”的統治基礎），但實情絕非如此，《硬道理》列舉種種事實，證實李顯龍從軍出于自愿，與乃父完全無關！

新加坡官員的薪津之高，世界之最，這項實行近二十年且證實非常成功的政策，是李光耀在1993年提出（李本人并非受益人，以他于1990年底退位讓賢）于翌年為國會批準。這項世所罕見的政策，規定所有政治任命官員及部分高級公務員的年薪與私營部門薪金掛鉤——前者為后者中位數薪金的三分之二；所謂“私營部門”，是律師、銀行家、工程師、會計師、跨國企業總裁及本國工業家，根據這些行業八位薪給最高者的中位數。在2009年，新加坡政府部長級官員的年薪可達一百五十萬美元，總理則為三百余萬美元。如此高薪，對政府并不構成沉重負擔，以整個政府決策管治層的薪金總和，不及GDP百分之零點零二，比購買一架F15戰機還便宜（按1998年每架出廠價約三千萬美元）！

管治層薪金這樣高，民間反對之聲盈耳，在野政黨以此進行攻擊，不難理解；然而，實行高薪制后的數次大選，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得票率有升有降，唯均以多數票勝出，說明高薪“物有所值”，納稅人的錢沒有浪費，即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潔程度獲大多數選民認同。這是李光耀引以為傲的。

這里岔開一筆，略述筆者對官員高薪的看法。一般的說法是高薪可以養廉，以經濟學語言，高薪令受薪者行差踏錯被解雇（遑論下獄）的機會成本大增，因此在職時不敢營私舞弊，廉潔政府由是產生。此說大有道理，然而，與新加坡同列世界廉潔榜榜首的新西蘭和丹麥（2009年“國際透明”的“廉潔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貪污認知指數？〕排名榜”前三位依次為新西蘭、丹麥和新加坡，中國香港排第五、中國臺灣三

十七、中國澳門四

十三、中國大陸七十九，最不廉潔的索馬里排名一八○），她們的部長級高官的薪津不及新加坡的十分之一，然而其廉潔程度尚比新加坡勝一籌，說明了“養廉”不一定靠高薪！以新加坡的例子，筆者相信“高薪”之能“養廉”，與有無上權威的李光耀“上梁端正”即絕不貪瀆及治貪腐絕不手軟的示范和阻嚇作用亦有關。如果筆者的揣想不致遠離事實，那么，李光耀后的新加坡在這方面便可能有變！新加坡在地理上受貪污鄰國如馬來西亞（廉潔指數排名五十六）及印度尼西亞（排名一百一十）包圍，且多商貿及民間往來，亦與中國政商關系密切，又與廣東福建有頻密的人際溝通，近朱者赤、近貪者腐，新加坡在強人之后，其欲不變“色”，難度大增。

對于從政從公只為“榮譽”而不為個人利益如金錢和名譽（國人掛在口邊冠冕堂皇的“大話”，臺灣是：“計利只計天下利”，大陸是：“專門利人毫不為己”），李光耀直斥為“虛偽”。李氏絕非“和稀泥”式的政治領袖，其“直斥其非”的個性，在青年時期已顯露，筆者昔年曾引帕金森（《帕金森定律》的作者）記學生領袖時期的李光耀，這種耿直的個性令他非常突出，引人注目。李光耀指出，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政客官員的薪津并無“過人”之處，只是這些人在任時大都做好離任時寫書、演說及當企業顧問或在政治屬性明顯的研究所當研究員的準備，這便是李氏所說的“退路策略”（exit strategies）。眾所周知，香港特區政府的決策官員——政治任命及公務員——的薪津，雖然比上（新加坡）不足唯比下（如歐美日本以至中國大陸）有余，只是人心不足，不少人在任時有“積陰功”的不光彩陋習，即使不是人人如此，退休后當義工或無所事事優游林下者數不在少，但有少數人在位時處心積慮苦心經營，一切“為退休后養尊處優謀”，而且確有若干進入相關商界當優差的顯例，已足令整個公務員隊伍蒙羞！

李光耀1990年11月辭任總理，把此后的收入包括著作版權、演講等的收益一共一千三百萬新加坡元，悉數捐作慈善（主要是教育基金）用途??在廉潔自持有高尚情操的西方領袖之中，李光耀最欣賞的也許只是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1927-），1987年他從此職退休時才六十歲，正當賺大錢的盛年，但他并沒有出任任何謀利性工作（僅短暫地擔任過前世銀行長主持的一家小型財務機構的非執董或顧問），所做的都是無薪給的義務性公職。李光耀曾問他何以與眾不同、如此清高（退休的美國聯儲局主席和財長大都進入華爾街“揾真錢”），沃爾克輕描淡寫地說：“普林斯頓（大學）培養我們要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如何選拔和吸引社會精英投身政治、進入政府，是李光耀全力以赴、全神貫注的工作。

從政的先決亦可說是“內生”條件，李光耀指出是堅定的信仰（you must have convictions），這當然是把新加坡建成現代化獨立繁榮城邦的信仰（頁75）；此外，他認為學歷雖然不可忽視，但絕非做官的最主要元素，上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曾一口氣請了三位博士，但政績差強人意。仔細研究成功大企業如通用電氣、微軟和IBM的人才選拔和任用制度，李光耀發現優秀領導人必須具備多種“基本質素”如高智商、情商、干勁（stamiina）、果斷和足智多謀（resourcefulness）等，缺一不為功。和香港不同而與英國一致，在新加坡，出任部長的人必須通過競選的洗禮，這即是說，一位具備上述諸種優秀質量的干才，如果沒法獲選民認同，便不能進入內閣。不但如此，以李光耀的標準，如果你在任內的工作不能獲選區人民的認可，你便無法連任，對于這種“一任人才”，李光耀認為不堪大用（not much value）。有心把從政作為終身志業的人，李光耀認為要一早下定決心，唯有如此，才有機會接受種種考驗，而在這漫長的歷練過程中，讓領導層有時間評估其實際政績以及在競選中了解其能否贏取選民的信任與信服，從而決定他是否可以栽培并付與重任。李光耀指出外間批評他的政府由一班“精英分子”（an elitist lot）組成，是皮相之說（plain stupid）。長年經驗的累積引導人民行動黨決策層理解政府領袖必須是多種優良素質的聚合體（a conglomerate of qualities），而他們所要具備的素質，與軍事統帥、企業總裁或總編輯并無二致??在這里，李光耀重提“遺傳因子”的重要性，他強調人的智能和EQ等素質，七八成來自先天，只有二三成為后天的培養（頁120以下）。

通過競選和工作考驗的人才，政府以甘詞厚幣（表揚他們的工作表現和支付高薪）挽留他們繼續工作；但留下的人要經過三四以至更多屆的工作，才能成為經驗豐富、老練果斷的優秀部長！李光耀強調，當一任部長是不夠的，起碼兩任，你才能真正理解新加坡和她的人民，同時你才真正了解政府的運作。向這些優秀人才支付高薪，目的是在挽留他們——不然，他們任期未滿也許已有高就而辭職。李光耀這種“人事安排”，從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高廉潔度以至社會安定經濟欣欣向榮上看，是非常成功的。問題是，如何能讓一名政客在數屆大選中勝出？要解決這個難題，人民行動黨四出尋找人才并吸納他們成為黨的中堅分子，這一方面令該黨人才濟濟，一方面則使其他政黨無能人可吸納，出現人才凋零的情況。在這種大環境下，迄今為止，人民行動黨便在多次大選中屢戰屢勝，從1959年一直執政至今！這肯定是其他國家無法仿效的。

第四篇：“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教子觀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教子觀

作為“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不僅是新加坡的驕傲，更贏得全世界的尊重，回歸家庭時，李光耀在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李光耀和夫人柯玉珠，育有3個孩子。長子李顯龍，曾任內閣貿易和工業部長、副總理，現為政府總理；次子李顯揚，準將軍銜，曾任新加坡電信的總裁兼首席執行長；女兒李瑋玲則是新加坡國立腦神經醫學院院長。

跟孩子輕聲細語地講道理，溝通比斥責更重要

李光耀非常注重家庭教育，特別注重跟孩子們溝通，這為他子女的成功提供了必備條件。李光耀認為教育子女最重要的是父子（女）間在精神上的溝通，他認為，溝通比斥責更重要。中國的大多數父母都會訓斥孩子，童年時代的李光耀也曾領教過母親所給予的這種“待遇”，這使他懂得怎樣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但在為人父后，他繼承并發揚了母親的這一“法寶”，當孩子們做錯事時，通常也會受到他的斥責，但是他更偏向于跟孩子輕言細語地講道理，而且他從來不體罰孩子。

在生活中，李光耀跟孩子進行溝通的時候比斥責孩子的時候更多，他總是尋找各種機會跟孩子們在一起。一般情況下，他都和孩子們一起共進晚餐；每年至少帶孩子們旅行一次，每次都有大約兩個星期的時間；當他去打高爾夫球時，也喜歡帶上他們一道去。帶孩子去走親戚，也是李光耀常做的一件事，他尤其重視每一次的家族團聚。通過這種場合，他讓孩子們有機會去認識家族的新成員，包括家族中新添的嬰兒，反過來也給親戚朋友認識自己孩子的機會。李光耀認為：“家族成員經常聯系，大家就會相互幫助。”

即使斥責子女，也要給予他們充分的尊重

李光耀對子女的要求很嚴格，孩子們也都很聽話，不嬌氣，不自以為是。他管教孩子時會把孩子叫到屋里關上門，不讓其他人進去，連太太都不能出聲、甚至不讓進去看，家里的工人更是不讓看、不敢勸。“有時候孩子從他的房間出來，臉上表情不對，我們悄悄問便知道發生什么事了。”在他家做過40年保姆回憶道。

盡管嚴厲，李光耀一向給予子女充分的尊重。李顯龍讀小學3年級就想自己坐校車去上學，一開始家人擔心他跟不上校車、沒位子坐怎么辦？李顯龍倒很有經驗地說：只要放學的鈴聲一響，就馬上“飆上校車”，找個位子坐好就能回來了。其實，當時李光耀夫婦并沒要求他這么做，看他自己喜歡，父母就由他去，尊重并支持他的決定。

孩子21歲就要自立，不做有求必應“圣誕老人”

從孩子們懂事開始，李光耀便教育他們不要依賴父母，要走自己的路。“我們老早就表明立場，他們也曉得必須靠自己爭取成功。”李光耀規定，子女讀完書，21歲就要自立。李氏子弟還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時候，用的東西經常托家中的幫工去買。工人買完東西回來跟李太太對賬時，一提到她子女要的東西，她便很干脆地說“你找他們算賬去”。

新加坡的物質生活日益豐富，但李光耀卻極力主張讓孩子們養成儉樸的生活習慣。他認為，不這樣，孩子們就會失去創造和奮斗的動力，失去自強自立的精神。他把那些一味給孩子提供生活享受的父母，比作“圣誕老人”，因為圣誕老人總是慷慨地向孩子們贈送吃的、用的和各種各樣好玩的東西。

李光耀在接受新加坡英文《新報》記者的采訪時表示了他的憂慮：“將來有一天，孩子們要進入社會，不管他們是否會受雇于人，那時候都不會再有‘圣誕老人’。他們得靠自己的勞動去換取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為了他們的長遠利益，他們從現在起就必須懂得‘一物換一物’的道理。”正因為這樣，李光耀從來不輕易地送禮物給他的子女或孫子孫女，他覺得這對他們的成長沒有什么好處。

擔心孩子？不如引導孩子

新加坡的電視業十分發達，內容也十分豐富。有人問李光耀：“你擔心電視文化對孩子們的影響嗎？”李光耀的看法是十分肯定的。為了不讓孫子孫女在電視機前浪費寶貴的時間，李光耀支持小兒子李顯揚在家里不安裝電視機的做法。當然，李光耀不敢肯定不買電視機是一種徹底解決問題的方式，因為孫子孫女可以跑到附近的爺爺家去看電視。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李光耀認為關鍵在于父母的行為和對孩子的正確引導。

“我擔心電視文化對孩子的影響太大。我們家的孩子以前也是一到晚上，就喜歡坐在電視機前。不過，他們不久后就改變了這種習慣。我想，這可能是做父母的給他們的影響。”在李光耀看來，一方面，父母自己不要一到晚上就坐在電視機前一個頻道接一個頻道地看節目；另一方面，當孩子們在盲目地看電視節目的時候，就應該耐心地告訴他們，與其這么消磨時間，不如去多讀點書，讀好書對他們有好處。

第五篇：企業家文化

“家文化”需被動地為企業所復制，而且復制的工程比較復雜，復制的過程也比較長，但卻能給企業組織帶來好運與幸福。其基本原素主要包括：“互助”、“創新”、“堅持”、“自我”，是“家文化”的主要元素。下面小編給大家看下企業管理中的家文化是怎樣的?

解決中國企業問題的終究是中國文化

“家”對中國人有著特殊的意義，從家庭到家族、到國家、到家天下，中國人以“家”為紐帶，安身立命、構建社會、管理國家、治理天下，世代傳承。家庭是中國社會的細胞。中華文明五千年源遠流長，家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精髓，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它所起到的作用異常廣泛深遠：培養親情、穩定社會、處理矛盾、教育后代??家文化為中華民族的世代祥和、延綿傳承做出了獨一無二的卓越貢獻。

家文化決定管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的極大差異決定了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管理方式。當我們熱衷于繁茂的西方管理學說，也許我們遺忘了曾經創造燦爛文化的內核，家文化在今天依然具有極大的價值，家文化所蘊含的管理哲學值得更多的探索。或許，解決中國企業問題的終究是中國文化。

家之序：秩序與制度

一個有序的組織才有效率，一個有效率的組織才能發展。中國家庭在內部有獨特的結構，這就是“長幼有序”。這也可以從對親人的稱呼中看出。比方說，稱呼父母的親兄弟(男性)，英語只有“uncle”一詞，漢語的稱呼卻分為“伯伯、叔叔、舅舅、姨父”等，長幼、內外(“內親”與“外戚”)分明。這種秩序看起來“等級森嚴”，但卻是構建和諧的基礎，唯其有序，方能安穩，唯其安穩，方能和諧。企業內部建立合理的組織結構，平衡有序，權責對等，方能保障企業的正常運行。

家在“長幼有序”中充滿仁愛，有長對幼的關愛、幼對長的尊敬，有家長的權威，也有相互的寬容。企業需要良好的氛圍，員工之間彼此信任、相互關愛，領導體恤下屬，下屬尊敬領導，還要把這種仁愛推及我們服務的每一位客戶，讓他們感受到真誠與溫馨。

常言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家規，是一種家庭文化的產物，相當于一個國家的法律。當一個家庭沒了家規，就像一個國家沒了法律。我國古代的家規廣泛而細致，大至報效國家、小至言行舉止都有具體的規定，而且家規的執行非常嚴肅、嚴格。日本的企業文化里很具特色的就是“社訓、社規”，這種“社訓、社規”很類似于中國家庭的家規，它受到極度的重視，深入人心，執行嚴格，在企業中處處得以體現。任何組織都需要制度，制度是價值觀的體現，也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制度的嚴謹細致和嚴格執行是企業有序的保障。一個有序的組織才有效率，一個有效率的組織才能發展。

家之教：教育與栽培

家長把子女從自己的小家交給企業這個大家庭，他們不僅希望子女到企業做事、掙錢，還希望企業能繼續給子女以良好的教育，使他們不斷進步、不斷發展。在中國，“家教”受到很大的重視，當一個人言行舉止不得體，人們說他“沒家教”。關于家教的古書很多，其中《弟子規》、《禮記。曲記》、《顏氏家訓。教子》等古書中有一些內容至今仍可值得借鑒。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通過細微的“禮”教育，達到“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的教育效果

家長把子女從自己的小家交給企業這個大家庭，他們不僅希望子女到企業做事、掙錢，還希望企業能繼續給子女以良好的教育，使他們不斷進步、不斷發展。企業應承擔起員工教育的責任，把員工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教育栽培。如今企業培訓越來越受到重視，其中兩個誤區值得關注：一是培訓的急功近利，二是認為培訓就是上課。古人常言“教化”，要達到“教而化之”顯然不是短期可以實現的。古代君王都重視用禮儀來教化民眾，對現代企業，除了職業技術，價值觀、職業化的教育培訓也非常重要。上課只是培訓的一種方式，企業對員工更多的培訓體現在日常工作中，領導對下屬的指導、幫助應該是最重要的培訓方式之一，日本企業的師徒制就是一種很好的體現。

家之學：積累與傳承

企業的精髓應該像家學一樣代代相傳、傳承發展，它們不僅屬于企業，也屬于社會、國家、乃至世界。我們有個詞叫“家學淵源”，體現了家學的傳承與發展。中華文化以“家”為主體，可以說，家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很多珍貴的史實在家譜里得以記載;很多精湛的手藝靠家庭代代相傳;很多思想和學問在家族的傳承中發揚光大。中華的家文化特別注重積累、傳承，把好的東西一代一代傳下去，不斷積累、不斷傳承，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五千年的文明能夠源遠流長。

現代社會，企業和家庭一樣是構成社會的細胞，企業在文化、管理、技術等各個方面的積累和傳承也就非常重要。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敢、追求基業常青的企業，應該注重這種積累、傳承，這不僅是企業的需要，也是社會、民族的需要。我們企業的精髓應該像家學一樣代代相傳、傳承發展，它們不僅屬于企業，也屬于社會、國家、乃至世界。

家之責：責任與奉獻

企業和社會有一種無言的契約，企業不僅要獲取經營利潤，還要符合社會期待，承擔社會責任。中國的家庭非常注重責任。《孝經》里有“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大意是：孝道可分成三個階段，幼年時期，便是承歡膝下，事奉雙親。到了中年，便要充當公仆，替長官辦事，藉以為國家盡忠，為民眾服務。到了老年，就要檢查自己的身體和人格道德，沒有缺欠，也沒有遺憾，這便是立身，這才是孝道的完成。

在當今的社會，作為構建社會的細胞，企業和社會有一種無言的契約，企業不僅要獲取經營利潤，還要符合社會期待，承擔社會責任。松下幸之助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人的一生，在孩童時期受父母之恩惠與愛護成長，稍大一點，在學校受教育，這時最起碼不應使父母為難，不該做出要父母向左右鄰居道歉的事;孩子長大畢業后，則非自食其力不可;再大的話就要為人父母，養育兒女，指導他人了。公司經營亦是如此，公司小時即使不能有利于社會，但最少不能危害到社會;如果公司成長了，擁有數百或數千名員工，則不但不危害社會，還應該在某些方面受到社會的歡迎與喜愛;如果公司大到員工有幾萬人，則該公司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足以給社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所以對國家、對社會要有明確的貢獻方針才行。

家之譽：美德與聲譽

愛惜聲譽、榮辱與共的理念才能使企業成為有凝聚力、有競爭力、有發展力的百年老店。中國人非常注重家族的聲譽，獲得成就，做了于家于國有益的大事就是光宗耀祖，反之，做了敗壞道德、大逆不道的事就是有辱家門。所以中國人諄諄教導家人要從自己身邊的小事做起，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最終成為君子。走出家門、走上社會后，要時刻想著光宗耀祖，光耀門楣，不要做出有辱家門的事來。為了家庭或家族的千秋萬代，還注重對祖宗的敬祭。祭祖其實是對子孫的負責，是為了做榜樣給子孫看，告訴子孫，你們也要有可供紀念你們的事跡，因而努力為善、積德建功。

今天的企業越來越注重企業品牌的建設，建設一個優秀的品牌要靠產品的質量、企業提供的服務、企業的價值追求等，這些都需要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產品的設計人員、生產人員、銷售人員、管理人員??都需要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精益求精，時刻想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會為企業添彩還是抹黑。這種愛惜聲譽、榮辱與共的理念才能使企業成為有凝聚力、有競爭力、有發展力的百年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