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光耀廉政建設藝術初探

李光耀廉政建設藝術初探

肖立國

【專題名稱】國際政治 【專 題 號】D7

【復印期號】1998年08期

【原文出處】《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桂林)1998年02期第75～80頁 【內容提要】 李光耀在新加坡廉政建設成功的秘密，主要在于他善于吸收東、西方的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為新加坡的廉政建設巧妙地構筑了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政治文化，精心地設置了民主與精英相結合的基本政治制度，周密地制定了有利于新加坡廉政成功的切實可行的具體制度和措施。【關 鍵 詞】李光耀/廉政措施/廉政建設藝術

李光耀自1959年擔任新加坡總理開始，30多年來一直矢志于新加坡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30多年里，新加坡經濟平均每年增長8.4%，至1995年按人均收入為2.23萬美元，超過了英國和新西蘭。更為難得的是，新加坡在經濟騰飛的同時，避免了一般發展中國家所付出的慘重代價，不但沒有出現腐敗叢生的局面，相反政府始終保持高效、廉潔，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成功地預防貪污腐敗現象發生的國家之一。

李在新加坡廉政建設方面是非常成功的，這一點舉世公認。然而，李在新加坡廉政建設方面成功的秘密何在？至今為止學術界尚缺乏必要的系統的研究。本文擬對此作出探討。

一

所謂廉政建設藝術，是指政治家通過對廉政規律的深刻體驗和自如運用而表現出來的具有審美意義的廉政經驗和廉政活動。

李光耀的廉政建設藝術，就宏觀、深層次的意義而言，則是巧妙地實現了東、西方文化的和諧交融，精心地構筑了符合新加坡國情的現代政治文化，為新加坡的廉政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本文之所以把李光耀的廉政建設經驗說成是藝術，首先就是因為李所構筑的新加坡式政治文化，確實能給人以美的感受。李的高明之處在于，不照搬東方的或西方的文化傳統，而對東方、西方文化的吸收利用完全是適用性的。李并不贊成全面西方化，也從未提出全面的東方化。李善于根據新加坡的具體特性，在東、西方文化中找出最適合新加坡發展的具體部分，并加以適度的糅合或改造。具體地說，首先，李光耀選擇了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思想的主要基礎，這是考慮到了新加坡多元性的社會特征。其次，李并沒有忘記新加坡社會76%以上是華人這一特殊國情，因而在他構筑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時候，也有選擇地吸取了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精華。大體上，李注意在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組織及制度性廉政建設方面，以西方的一套為基礎，再按照新加坡的特性作適當的改造，而在人的完善如人倫道德、社會和諧等人的自律性廉政建設方面，則傾向于東方文化傳統。李這樣做的目的，是想在一個具有內聚力的社會中建設一個面向現代化的民主法制國家，最終形成既包容了兩種文化精華，又超越這兩者的新加坡式政治文化。

但是，李光耀并不照搬西方文化的現成模式，如新加坡的議會制度并不照搬英國的兩院制，而是采用一院制；政黨競爭上并不照搬英國的兩黨制，而是實行一黨獨大制。同時，他也從沒有單純出于文化的原因或僅僅為了與西方人相區別，而盲目地、僵化地遵循孔子的教義。相反，他對儒家智慧的吸收完全是適用性的，有選擇的。即使是一樣的詞語，到了新加坡后也賦予新的解釋。如李光耀所提倡的“忠”，并不是要求新加坡人像孔子所主張的那樣忠于君主或某個最高領導人，而是忠于國家，盡心盡意為國家服務，要具有國民意識，即對新加坡的歸屬和效忠意識、國家利益至上意識、集體精神。

李光耀在新加坡構筑的具有東、西方交融特色的政治文化，貫穿于李廉政建設藝術其他一切具體方面。

二

李光耀的廉政建設藝術，體現在中觀層次即基本政治制度上，則是精心地設置并實現了議會民主、一黨獨大與精英政府三者之間的和諧統一。這為新加坡的廉政建設奠定了穩固的政治基礎。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李堅持在新加坡實行議會民主、政黨競爭等基本民主制度。

在思想信念上，李首先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李認為，每一個公民必須有權根據他自己的選擇選出一個政府；新加坡獨立后，基于英國式的議會民主應繼續存在，但必須根據新加坡的需要作適當的修改；對所有重大問題都要堅持民主和公開討論并在議會里投票表決。因此，李執政后，堅持在新加坡實行議會民主、政黨競爭等基本民主制度，始終把人民自由選舉看作是對他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的一種定期的強有力的鞭策和監督。

由于新加坡在政黨競爭上采用一黨獨大，而不是西方式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因而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一度被某些人所懷疑。其實這種懷疑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新加坡的一黨獨大，并不違背民主原則，它完全不同于一黨專制。因為，在新加坡，第一，其他政治派別也有組織政黨的自由；第二，各種政黨可以參加競選，執政黨的地位是由人民選舉決定的，而不是靠憲法壟斷或其他形式壟斷所決定的；第三，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有可能隨著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變化而變化。在新加坡，有20多個政黨合法存在，每次大選都有幾個政黨參與競選。過去30多年中，新加坡共舉行過8次大選，人民行動黨每次都獲勝，這只能說明人民行動黨深得新加坡人民的擁護。正是這種堅持民主基礎上的一黨獨大制，突出地表現了李光耀的高超領導藝術。

新加坡廉政建設成功有多種因素在起作用，但適合本國國情的基本民主制度功不可沒。這一點過去往往被人們所忽視。同處東南亞地區，許多國家腐敗成風，獨有新加坡享有“清廉先生”美譽，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這些國家沒有建立起適合本國國情的基本民主制度。因為民主的制約是防止政府腐敗的最有力的制約。

（二）李堅持在新加坡實行精英治國主張。

李所說的精英，是指既有非凡智能，同時又有高尚道德的人。

李信仰民主，也信仰智力。他并不認為所有的人在智力上是相同的，也不認為所有的人在一切方面都應受平等對待，只有在法律面前、機會面前應人人平等。在李看來，有創造精神有才能的人，有資格比那些沒有這樣天賦的人得到較高的地位和較好的報酬。為此，他堅決反對那種認為讓平凡人治國同樣能治理好的論調。他強調，治理國家不能像在新加坡廣播局拍戲那樣，拍不好，重新來。“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們的國家，內閣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組成，這就是我們的末日。”（注：新加坡《聯合早報》社編：《李光耀40年政論選》，1993年11月第3版，第518頁。）

在智能方面，李特別強調受教育的重要性。他所說的能力，首先是指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他指出：“的確，赫魯曉夫從來沒有進過大學，??但是你們對于這些事，如果聽之任之，那么你們是在把你們自己的生命和命運當兒戲”，“即使像赫魯曉夫那樣肆無忌憚的一個人，如果經過一個系統的培養過程，懂得了歷史必須的和人類經驗必須提供的所有基本準則，然后再接受領導權，那就會好得多。”（注：阿列克斯·喬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2頁。）

李在強調智力的同時，也特別重視品德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上為數驚人的有高度知識的人，對他們同胞的幸福，一點也沒有貢獻。有一種還無法確知的，或者更可以說是還不可能估量的質量，叫作‘品德’，加上了你的智力，或者知識，或者訓練，那就會對領導有利。”（注：阿列克斯·喬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頁。）因此，李十分推崇中國古代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條，認為治國者首先必須是正人君子，“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獻身精神，而又正直的君子，才有資格為新加坡人服務。”（注：新加坡《聯合早報》，1988年8月19日。）

在品德上，李非常推崇中華傳統美德，提倡把儒家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作為新加坡國民的行動準則。李尤其強調廉潔的重要性，認為政府廉潔與否直接關系到國家能否生存。

總之，李光耀認為的精英就是指那些德才兼優的人。他認為，新加坡政府尤其是高層領導應由這樣的人來組成。

（三）李在新加坡實現了議會民主與精英政府的和諧統一。議會民主或精英治國，孤立地看都不是李在新加坡首創。前者來自近代西方，后者則更古老，孔子的圣人治國是最典型的代表。然而，民主與精英兩者有機結合，和諧統一于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當中，則是李在新加坡首創，屬于李的政治藝術杰作。

中國古代雖提倡圣人治國，也確曾實行科舉取仕。但卻一直排斥民主，民主與精英不能共存。國家主要領導人的產生靠世襲、靠血緣關系，不受人民的監督和制約。因而，國家機構里常常是昏君當道、奸臣橫行、腐敗叢生。因此，中國古代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精英政府，更無法保證政府廉潔。

近代西方，雖然建立起了所謂“民主制度”，但由于片面強調制度因素，忽視人的因素；片面強調“人人平等”，忽視人的差異存在。因而通過所謂選舉產生的政府人員，往往是一味迎合民眾心理，沒有主見，沒有原則，首鼠兩端的庸碌政客，以至無才無德、品質低劣的人也充斥其間。因此，西方社會也無法保證政府廉潔和高效。

李光耀在選舉過程中常常向人民呼吁，在選舉誰的問題上，不僅要看他能否代表人民說話，而且要看他本人是否德才兼優，決不能讓平庸政客進入國家機關。這樣，新加坡的民主選舉，基本上能保證精英人物入選政府，從而較好地實現了民主與精英的和諧統一。

因為新加坡政府由精英組成，受民主制約，因而能夠保證政府的廉潔與高效。正是由于新加坡政府長期由精英來領導，因而能夠制定出一系列有關國家現代化和廉政建設同步發展的英明決策。這是新加坡廉政建設成功的關鍵，也突出地體現了李的廉政建設藝術特點。

三

李光耀的廉政建設藝術，體現在微觀層次即具體的廉政措施上，具有周密性和嚴肅性等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李光耀既注意嚴格自律，也注意全民教育，在廉政反腐上真正做到了全民動員、舉國一致。

李認為，要確保政府廉潔，首先高層領導人要嚴于律己，以身作則，樹立榜樣。一旦主要領導人廉潔程度不夠，則整個政府的廉潔就會弱化而終于崩潰。因此，李非常注意自身及主要領導人的嚴格自律，將其作為一條反腐敗措施嚴格執行。

同時，李也非常重視對一般政府官員進行道德品質教育和經常性的反貪污、賄賂教育。李認為，政府官員的工資不如醫生、律師、大企業家，而辛勞程度卻大大超過這些人。因此，在新加坡當官，能維持自身廉潔的人必須是有卓越才能又有獻身精神的人。為了造就這樣的人才，李很重視道德素質培養，在公務員隊伍中提倡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美德，特別是儒家學說“禮、義、仁、智、信”中的積極因素，經常進行忠國愛民、遵紀守法的教育，努力造成一種良好的官場風氣。為此，新加坡設有公務員培訓中心和公務員學院，負責對公務員進行為政清廉、遵紀守法教育，對公務員進行防止貪污、賄賂教育。

李也非常注意對全民進行道德和廉政教育，尤其注意從青少年抓起。在新加坡，各中學普遍設立廉政和反貪課程，使青少年認識到“貪污和賄賂如同黑社會和吸毒問題一樣，都是嚴重的社會罪惡。”對社會不同行業和不同階層，則有針對性地舉行講座、討論會、展覽和通過報紙、電視等形式進行肅貪倡廉教育，力求在全社會形成廉潔光榮，貪污可恥的氛圍。

（二）李光耀為新加坡設置了非常嚴密的廉政監督網絡。

為了確保政府官員為政清廉，李在新加坡逐步建立起了內外結合、縱橫協調的立體監督網。這一網絡中的各個部分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同時又相互協調、相互補充、相互牽制，形成了一個有機、嚴密的監督網絡。主要包括有： 1.總統和國會的監督。總統主要負責對總理及內閣進行監督。其監督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通過批準或否決財政預算權進行監督；二是通過對高級官員的批準和任免權進行監督；三是通過貪污調查局進行監督。如總統可以直接命令貪污調查局局長調查或查詢對任何部長貪污的舉報。同時，國會也有權對政府及內閣進行監督。政府內閣要向國會負責，接受國會的咨詢和監督，每年的財政預算、公債發行都要經國會通過后方可實行。

2.公共服務委員會的監督。在新加坡，專門成立了獨立于政府以外的公共服務委員會，負責公務員的招聘、審查、任用、紀律處分等事宜，從政府外部對公務員實行監督。其組成人員由總理提名、總統任命，或直接由總統任命。公務員一旦出現瀆職、貪污受賄行為，該委員會可以會同貪污調查局聯合查處，也可以自己成立案件調查小組單獨查處。

3.審計署的監督。審計署主要對政府各部實施財務監督。它也是法定獨立的機構，直接向國會負責。它有權審計政府所有部門、公共服務委員會、國會、法院等一切公共機構的賬目，檢查被審計單位是否執行法定的財務制度。可查閱、摘錄任何公共機構的賬簿、文件、目錄、憑證、現金、印花、證券以及其他財產。4.貪污調查局的監督。該局是負責調查和預防政府機關以及企業中的貪污受賄行為的專門職能機構，擁有廣泛的權力。如局長和特別調查員可以不用逮捕證逮捕涉嫌貪污的任何人；可以行使警方調查的特別權力；有權入屋搜查；有權進入各部門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內部材料。

5.在野黨的監督。李不主張搞兩黨制或多黨制，但卻重視多黨存在的現實，強調通過在野黨的監督，不斷加強執政黨的自身建設。李把每四年一次的多黨參與的國會大選看作是對自己及人民行動黨的定期考試和監督，從獲得選票的多少，看人民行動黨的政績和在群眾中的威望，并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完善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

6.政府機關內部的組織監督。在新加坡有15萬公務員，而公共服務委員會只有100余名員工，光靠委員會對公務員進行經常性監督顯然不夠。為此，新加坡政府在每個部專設一個常務秘書，其地位僅次于部長和副部長，專門負責管理和監督本部門的公務員，將對公務員的日常監督同人事組織管理緊密結合起來。公務員的一般違紀行為，均由本部門的常務秘書處理。情節嚴重的，則報請公共服務委員會查處。此外，各部門還設有專職的監察人員，在常務秘書領導下，對部門公務員執行紀律和規定的情況、行為舉止進行日常檢查。

（三）李光耀在新加坡實現了廉政具體措施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首先，李在新加坡實現了廉政措施的制度化，建立了相當完善的廉政制度。主要有：

1.嚴格的選拔和錄用制度。新加坡實行比較嚴格的公務員制度，招聘公務員一直堅持高標準、嚴要求。正式錄用之前，必須過三關：即考試關、審查關和試用關。采用嚴格的考試錄用制度，可以將無才無德者拒之于政府之外。2.嚴格的品德考核制度。在新加坡，對任職后的公務員也要進行品德跟蹤考核。方式有二：一是個人品德記錄。政府每年要發給公務員一個筆記本，以記錄個人品德。公務員隨身攜帶并將自己的活動隨時記上，每周一上午呈交主管官員審查。二是行為跟蹤。貪污調查局依法有權對所有公務員進行行為跟蹤，暗地調查他們的日常活動。如私生活是否正常、有無嫖賭以及出入酒吧的行為等。一旦發現有違規行為，將采取相應措施處理。

3.嚴格的財產申報制度。公務員出任前，必須申報個人財產。已婚的還必須將其配偶的財產予以申報。申報后，由貪污調查局審查核實。審查的內容包括：財產申報是否屬實，有無故意將財產轉移到他人名下等。若發現公務員私人財產驟增，又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者，將以其不當獲利的嫌疑而受到審查追究。4.高薪養廉制度和嚴厲的懲罰制度。在新加坡，為吸引優秀人才到公務員隊伍中來并使其保持廉潔，政府采取了許多優惠措施：一是職務上的晉升要比在私人企業工作的快；二是為其修建專門的價廉質優住房；三是為其進修培訓提供優厚獎學金；四是高工資待遇；五是實行公務員退休養老金制度和中央公積金制度，使其老有所養。據估計，一位司局級官員在退休時，一般在其帳戶上已存有50萬新加坡元的公積金，足以安享晚年。可見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待遇十分優厚。但在優厚的背后是嚴厲的懲罰。公務員若涉嫌貪污并查有實據，不但要革職、坐監、曝光出丑，而且其大筆退休公積金將全部沒收充公。故中央公積金又起到了廉潔保證金的作用。

其次，李在新加坡實現了廉政措施的法制化。

依法肅貪，是新加坡防治腐敗的主要手段，為此該國制定有嚴密的反貪污法，使反腐斗爭有法可依。該法嚴密、詳細、具體、全面，具有相當高的可操作性。主要特點是：第一，“非法所得”定義廣泛，甚至包括一杯咖啡；第二，罪名成立條件簡單；第三，有犯罪意圖也要被懲罰；第四，公職人員的財產說不清者作有罪推定等等。由于該法詳細、具體、嚴厲和易操作，公務員一般都能依法而行。

新加坡反腐肅貪不僅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執法必嚴。嚴格執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不允許任何人有法外特權。李執政期間從不向違法者寬容半步，即使是得力助手、親朋好友也不能幸免。如政務部長黃循文、職工總會主席彭由國、發展部部長鄭章遠，違法都遭嚴懲。

由于李在新加坡實現了廉政建設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得新加坡的廉政肅貪斗爭能夠長期取得成效，沒有出現“人存政舉、人亡政亡”局面。這表明，新加坡的廉政建設是持續有序的，是嚴肅認真的。

李光耀的廉政建設藝術，是在適應新加坡特殊國情（即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移民社會、城市國家等）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的特殊國情不同，這就決定了中國在廉政建設上不能照搬新加坡的廉政建設經驗。中國不能照搬新加坡實行資本主義，實行民主社會主義、議會民主。在我國進行廉政建設，首先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因為馬克思主義比民主社會主義更科學；其次必須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進行，因為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議會民主更民主。但是，李光耀的廉政建設藝術仍然可以給我們許多重要的啟示，集中到一點，中國的廉政建設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須善于吸收古今中外的人類優秀文化成果和廉政建設成功經驗，并且與中國國情相結合。

第二篇：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設

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設

日期：2004-12-13 瀏覽次數： 次

官僚機構腐敗，政府官員貪污，這在東南亞一些國家被視為難以根除的惡性腫瘤，而新加坡在獨立后幾十年里，經過艱苦的努力，毅然決然地鏟除了這一危及國家政權生存的瘤疾。這是新加坡創造的奇跡。新加坡何以能出污泥而不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高舉法律之劍，執政黨領導者率先垂范。他們結合國情，制定了嚴密、完整的法律法規制度，使治理腐敗有法可依，嚴格執法，“刑上大夫”，促使政府官員廉潔自律，建立起一個誠實廉潔高效的政府機構。

嚴格、詳細、明確的《反貪污法》。

50年代末，新加坡還是個貧窮落后的東南亞小國。1959年，35歲的李光耀出任國家總理，掌舵新加坡。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認為，新加坡的生存依賴政府的廉潔、高效，只有這樣才能促使社會穩定，形成良好的外國投資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李光耀對政府官員們說：“作為一名公務員就要保持廉潔和奉獻。要想掙錢就經商去吧！誰不聽勸告，就要受懲罰。”

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把廉政建設納入國家法制軌道。1960年新加坡政府頒布了《反貪污法》，后又多次修訂，使之日臻完善。該法令一共35條，主要有：“對貪污的懲罰”、“對與代理人進行非法交易的懲罰”、“對舉報人的保護” 等。該法的一大特點是嚴密、詳細、明確，有相當強的操作性，這一方面使執法人員能迅速公正地斷案，另一方面又使犯罪分子無空可鉆。另一大特點是對“貪污” 定義范圍較寬，懲罰嚴厲。主要表現在對可懲罰的“非法所得” 的定義涵蓋廣泛，包括任何以金錢和非金錢形式表現的利益、好處；被指控者如果澄清不了“多余” 的財富從何而來，這部分“多余”的財富就可以當作貪污的證據而受到指控。貪污者除被罰款外，還可被判刑；違法犯罪人職位越高，處罰越重。

自律和他律相結合的《公務員手冊》

李光耀強調指出：國家興旺的關鍵是要有一個廉潔的政府。政府官員保持廉潔和獻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礎。政府不可超越法律法規。政府部門招聘公務員，要實行公開招聘，公平競爭，擇優錄取。因此，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體、實用的政府公務員法律法規，包括《公務員法》、《公務員行為準則》、《公務員紀律條例》、《防止貪污法》等。除這些法規外，政府還制定了《公務員指導手冊》。應聘的公務員人手一冊。該手冊規定，公務員必須熟悉了解掌握《反貪污法》，必須遵守財產申報制度等。財產申報制度是指每年7月1 日，公務員必須向所屬部門呈報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財產和收入情況。在審查中，如果發現其財產來源不明，貪污調查局就要進行調查。一旦查到證據，即送法院處理。財產申報以后，如果有增長，必須說明增長的原因。如果說明不了，即視為貪污。隱瞞財產不報的也要判刑。

政府還規定，公務員購買股票必須經過所在單位常任秘書批準，如果購買私營企業或與本單位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公司的股票，則不予批準。公務員不準經營買賣或兼職。公務員負債額超過3個月的薪水，上級就會查問。在政府看來，負債過多無力償還，就有可能產生貪污之心。另外還規定，官員在借出的錢，不準附加利息。

對于公職人員接受禮品的問題，政府規定更嚴格。通常情況下，政府官員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有商品價值的饋贈，如果情況特殊，無法拒絕，當事人必須將所接受的禮品立即交給負責處理禮品的主管官員。主管官員定期拍賣這些禮品，接受禮品的人可以優先購買，拍賣所得上繳國庫。

另外，《公務員指導手冊》還對公務員的工作態度、工作紀律等作了詳細和嚴格的規定，如不準留長發，公務中不能接受宴請，不許進酒吧、舞廳、紅燈區等。

使官員不敢因小失大的公積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積金制度》，規定所有參加社會工作的人員，包括政府公務員、企業職員、一般工人等，都必須參加公積金制度。主要內容是：職工按每個月工資的20%扣交公積金，政府和企業也按該職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積金，每個職工可享有相當于月薪40%的公積金。工作時間越久，積蓄越多、據統計，高級公務員到55歲退休時，公積金總額大約有80—90萬新元，相當于人民幣400—500萬元。如果在職廉潔奉公，沒有貪污腐敗和違法行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樂業。但按照新加坡法律規定，凡有貪污受賄等違法行為者，一律全部撤銷其公積金。在如此嚴厲法律面前，有幾個敢冒此風險因貪小便宜去吃大虧的。

此外，新加坡政府對公務員采取定期培訓的措施，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新加坡政府專門設立了公務員學院和培訓中心，新招聘的公務員必須首先接受訓練，在職的公務員每年也必須有一兩周的輪流進修，學習政治、法律知識和業務技能。政府有關部門對公務員進行考察和評價，每年底召開全國公務員評獎會，表彰先進人員。

新加坡嚴密的懲治腐敗制度，對公務員發揮了三個方面的震懾作用：一是恐懼名譽和地位的喪失；二是恐懼個人人身自由的喪失；三是恐懼個人既得利益的喪失。從而形成“不敢貪” 的巨大壓力和心理約束，達到遏制腐敗的目的。

法大于情，嚴格執法，“刑上大夫”

新加坡提出“徹底的法治觀念”，就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國法律是否具有權威性，關鍵要看執法者能否做到這一點。在一個受儒家文化影響比較深的國家，要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因為他們處理問題往往遵從“情、理、法” 的傳統，即情大于法。然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后卻硬是將“情、理、法” 改成了“法、理、情”，讓法大于情。

l、賦予貪污行為調查局廣泛的特別權力

新加坡反腐敗成效顯著，貪污行為調查局功不可沒。貪污行為調查局是一個獨立行使職權的治貪機構。它直屬總理辦公室，由總統任命，向總理負責，既是行政機構，又是執法機關。該局的徽章是一朵盛開荷花和一把利劍精巧組合而成。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利劍——法律的權威和公正。這也反映了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運用法律鏟除腐敗的決心。《反貪污法》賦予貪污行為調查局十分廣泛的特別權力：

貪污行為調查局局長和特別調查員可以不用辦理逮捕證。逮捕涉嫌貪污受賄的人，以及被指控并掌握可靠證據和被懷疑已觸犯《反貪污法》條款有關的人；調查局局長和特別調查員無需公訴人的命令，可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賦予的權力和警方偵察調查的有關特別權力來調查貪污受賄罪；有權入室搜查，沒收被認為是贓物或其他罪證的任何銀行存款、股票或銀行保管箱等；有權進入各部門、機構，要求其官員、雇員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內部資料、材料；要求涉嫌貪污受賄者對其合法收入以外的財產說明來源，不能作合理解釋的，有權將其提交法院判罪。

貪污行為調查局還有一項特殊的權力，那就是行為跟蹤。對于所有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新進的工作人員，貪污行為調查局有權暗中派人跟蹤，調查他們的日常行動。行為跟蹤制度能夠及時地清除不法分子，從而有效地維護國家工作人員清正廉潔的形象。不過，對于貪污行為調查局的這項特權，一些人提出了異議，但新加坡領導人認為，防止國家被少數敗類所腐蝕則是最先要考慮的問題。

貪污行為調查局雖然大權在握，但它自身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監督。因此，調查局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在查辦案件和日常生活中都必須謹慎小心，依法辦事，行為十分檢點。

2、嚴格執法，“刑上大夫”

在執法中，新加坡自上而下，綱紀嚴明，嚴肅認真。即使對那些身居高位、功勛卓著的人，也決不同開一面，真正做到法不容情。

黃循文，新加坡前環境發展部政務次長，在1975年被指控接受印度尼西亞商人 84萬新元的賄賂，判處罰款 7 O23新元，坐牢 18個月。

鄭章遠，曾與李光耀并肩戰斗，爭取獨立，創建了共和國。鄭于1960年進入建屋局，1979年擔任主管國家發展與建設的部長。他在實施“居者有其屋” 的政策時功勞顯赫，深受李光耀的器重。1986年12月，貪污行為調查局指控鄭章遠收取兩筆各50萬新元的賄賂。因鄭章遠與李光耀私交甚厚，公眾普遍認為此案將不了了之。李光耀雖感痛心，但并未因其“勞苦功高，人才難得”而心慈手軟，對私情。李光耀根據有關法令將鄭章遠停職審查，交有關司法部門處理。鄭章遠自知罪責難逃，最后畏罪自殺。

格林奈，新加坡商業事務局局長，長期從事與商業犯罪斗爭的工作，是新加坡公認的“商業犯罪的克星”。他曾親自處理轟動全國的七大商業案件，為國家追回15億新元的資產，被譽為“杰出的公務員”，可謂功勛卓著。1991年，他被指控犯有“說謊罪’”：一是1990年他向財政部申請一筆購買新汽車貸款，卻挪用來還一部舊汽車的賬；二是他在印度尼西亞某商人尚未**時，先后兩次對八達汽車公司謊稱：某商人已**買下某度假村，勸說該公司也投

資300萬新元。而事實上這位商人只是有投資意向，還沒有兌現。格林奈最終被判處3個月的監禁，失去月薪 12萬新元的公職，擔任公職 20年的 50萬新元的公積金和30萬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如此執法如山，法不容情，真正體現了國家法律法規的嚴肅和公正。正如李光耀在鄭章遠案處理之后所說：“要采取行動對付一個認識多年的密友和部長是很困難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動，任他連遙法外，那整個制度就會受到損害。新加坡過去3O年建立起來的廉潔制度就會很快削弱，而且毀于一旦。”

以身作則為政清廉的總理

新加坡的廉政建設成效舉世聞名。這一方面歸功于政府執法時不講情面，另一方面也歸功于最高領導人的率先垂范。新加坡貪污行為調查局局長楊溫明說：“肅清貪污的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是，政治領袖必須是一些絕對誠實和清廉的人，并且肯為國家徹底消除貪污而獻身。”

人民行動黨在成立之時就提出了“打倒貪污”的口號，并把黨旗的基調定位白色，以示清廉。李光耀出任總理后，一再告誡他的同事們要從國家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廉政問題。1980年，他在人民行動黨會議上語重心長地說：“當我們的深交、同事或親屬提非分的要求時，我們都得加以拒絕，要在公事上保持絕對廉潔。” 他不僅要求屬下大公無私，而且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李光耀執政30多年，政敵頗多，非議不少，但從未有人指責他貪污腐敗。他力戒裙帶惡習，親友都未依仗他的權勢謀取官名利祿。他的父親一直做鐘表生意，沒有一官半職。他的三個弟弟有的當律師，有的經商，均靠個人奮斗起家。李光耀當選政府總理后仍住在50年代任總理前的住宅。政府為他安排的一套總理官邸，只是用來舉行外交禮儀場所。澳大利亞記者布魯斯魯登曾在《澳洲人》雜志上發表文章說，在新加坡看不到“當權者生活奢華的跡象”，那里沒有李光耀國際機場，沒有李光耀快速公路，沒有李光耀國家體育館，新加坡的硬幣和郵票上面，都沒有李光耀頭像。特別應提到的是李光耀有個“賢內助”柯玉珠，她全力支持和幫助丈夫做個廉潔清正的總理。她對李光耀說：“人民期待你的政府是個廉潔清白的政府。”“你身居高位，但不宜拿最高薪金。”“錢不夠用就到我的律師事務所來拿。”

作為開國元勛，最為可貴的是李光耀不貪戀權位，以國家利益為重，主動引退讓賢。他在44歲時開始培養接班人，在67歲時就從總理的職位上退了下來，這充分顯示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雅量。有人曾猜測他去挑選其子李顯龍接班，但李光耀坦誠相告，自己還沒有患上那種“意識模糊癥”。李光耀的行為成了政府官員看齊的標桿，也是約束不.行為的戒尺。他的一言一行成了無聲的命令，無言的法規。

嚴厲的法律法規，加上最高領導人的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使新加坡政府始終保持著廉潔。高效的鮮明形象。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大多數能做到廉潔奉公，不以特權謀私利。在新加坡，政府官員日常辦公都是坐自己購買的私車，自己花錢買汽油和維修汽車，只有國家慶典或者有重要的官方集會時，才申請公車。因為公車太少，許多部長干脆從來不申請使用公車；政府官員都是自己購買房子，自己繳納水電費和其他維修費用，只有電話費由政府每月報銷幾十元；政府領導人出席國際會議也只能領取最低的津貼，絕無機會揩公家的油水，致使許多重要的政府官員每次出國時都得自己掏腰包。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已連續執政40余年，被稱之為“***”。國內雖然有幾個反對黨，但都不成氣候。國會84個議席，反對黨只占二三個席位，人民行動黨占絕對優勢。其基本原因就是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黨堅持倡導的廉潔奉公精神和黨政領導者帶頭遵紀守法的模范行為，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本文轉載自網絡原創文學門戶—起點中文網：http://forum.qidian.com/threaddetailnew.aspx?threadid=117474409

第三篇：李光耀講話稿

環球網11月30日消息，新加坡前內閣資政李光耀發表新書《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披露了李登輝當年自比“摩西”（紀元前13世紀的猶太人先知）、以及導致后來兩岸和新加坡合作設立船運公司失敗的舊事。

據臺灣《聯合報》報道，書中提到，1994年4月李登輝接受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自比為“摩西”，要“率領人民出埃及到應許之地”。大陸方面對此非常不滿，導致兩岸和新加坡合設船運公司的提案因此破局。

李登輝談“摩西”，最早可能要追溯到1993年的年初，他在接見“立委”時就觸及“摩西”的話題，雖引起了一些注意，但并未形成波瀾，然而到了一年多后的1994年3月，他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福田輝一)對談，再次提及“出埃及記”時，就引發了各界高度關注，包括大陸對此的痛擊。

這次談話中，李登輝還提出了“身為臺灣人的悲哀”、“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說法，而引述《舊約圣經》出埃及記摩西帶領子民出埃及的故事，用以形容“臺灣應該進行的政治追尋”。

李登輝當時跟司馬遼太郎說，“我曾和內人商量過，在和您談話時，什么話題比較好呢？她說《臺灣人與生俱來的悲哀！》于是夫婦二人就談到了舊約圣經上的‘出埃及記’。”司馬遼太郎回應：“出生地，是由上帝所決定的咧！我想今天就和‘總統’來談談生長處所的痛苦??雖然說是漢民族，但臺灣總歸是臺灣人的‘國家’”。

李登輝回說：“臺灣如果獨立，(中共)必將攻打過來。”李登輝還在這次談話中說，“以前，掌握著臺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可以滿不在乎地說：即使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噢！只是為了統治臺灣人而來的黨！必須把他改成臺灣人的國民黨。”

這番言論在當時喧騰一時，并且大陸也注意到了，并在當年的《人民日報》與香港《文匯報》都有所指責(當時兩岸關系尚屬良好，前一年才舉行了“汪辜會談”)，《文匯報》以警惕李登輝的“臺獨”言行為題發表社論。而《人民日報》則進行罕見的激烈抨擊，指責他背叛了“一個中國”的想法。

另外，對于學華語，李光耀表示，如果他不會中文，當年就無法和蔣經國建立良好的關系，臺灣也不會代訓新加坡的軍隊。李光耀還說，能與中國大陸之間營造某種融洽關系，主要是早期中國對美國及西方世界還缺乏足夠了解，但現在不再需要新加坡當中間人了。

第四篇：如何評價李光耀？

幾天前謠傳他去世的時候，就有人邀請我答題，我沒有說話。畢竟“蓋棺論定”是對一個人的尊重。

現在李光耀去世了，維基百科頁面被擠爆。各大媒體紛紛發文評論。

我也寫點東西。

李光耀這個人，不管你喜不喜歡他，你都得承認他是一個少見的明白人。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他都明確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它。到治國的時候，他也非常明白新加坡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它。

李光耀祖上是客家人，生活方式卻已經西化。小時候家里想讓他上華文學校，他去了一段時間，嫌老師水平太低，執意要去英文學校。

高中時遇上日本侵略。日本人沒來之前，亞洲殖民地對日本還是很自豪的，認為這是打破西方優越神話的象征。日本人來了之后，亞洲殖民地人民無比懷念英國。

日軍撤走后，李光耀去英國念書。去倫敦一開始接觸的是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接觸過費邊主義，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著作。按照李光耀自己的回憶，他從拉斯基那里學到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外“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從費邊主義那里汲取了殖民地爭取獨立和經濟平等的重要性，從毛那里學到了政治斗爭的技巧。也在這個時期，他對列寧式共產主義的憎惡扎下了根。這個人讀書是真正“拿來主義”的，他覺得什么值得吸收借鑒，就主動去讀什么。真正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劍橋畢業后，李光耀回到新加坡，當選議員。59年，新加坡成為自治邦，63年，新加坡與馬來亞一道以馬來西亞聯邦的形式獨立。

李光耀當時的設想是要留在馬來亞聯邦，成為大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為達到這個目的，他曾對與他一道謀求新加坡獨立的共產黨開刀，動用各種強硬手段壓制共產黨。馬來亞對他的反共政策是認可的，但是馬來族害怕華人影響他們的主導地位，64年新加坡接連爆發種族沖突，65年馬來西亞踢開新加坡，新加坡被迫獨立。當時李光耀在電視上一度失態，記者會中止20分鐘。

當時的新加坡就是一片漁村，第三世界水平，國內還有華人、馬來人、各種來自英國和荷蘭殖民地的移民，國際上與印尼關系不好，馬來人還要搶回他們貿易中轉地的位臵。所有人都不看好這個沒有希望的國家。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李光耀開始超神。

李光耀的第一個舉措，是練兵。

被踢出馬來西亞4個月后，馬來西亞駐新加坡步兵旅的準將來見李光耀，以保衛他安全的名義堅持要護送李光耀去國會開會。一國元首被另一國警衛隊護送去開會，用屁股想都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李光耀當時什么也沒說，默默同意了。同年，新加坡秘密向印度、埃及、以色列求助他們幫助訓練軍隊。前兩個國家拒絕，以色列答應了。

也是在這一年，新加坡開始組織人民衛國軍。李光耀的想法是用十年時間達到像以色列那樣，雖然不要全民皆兵，但至少要有一批能夠迅速動員成為戰斗力的人民。

以前我曾跟朋友聊天的時候談起，拋開意識形態偏見，單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講，以色列和朝鮮的策略其實是類似的。它們都是地緣政治爭端夾縫中的小國，都要強調共同體的團結一致、紀律嚴明，都要依靠反撬大國博弈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形勢使然，沒有辦法。新加坡也不例外。

當然，金家在治理內政方面，基本是純粹的垃圾。

在沒有穩定國際環境的前提下，小國要想成功地生存，必須走集體主義、紀律嚴明、準軍事化的道路，這是那些批評新加坡缺乏自由的西方媒體根本無法理解的。

李光耀有多硬？68年處死在新加坡引發爆炸事件的印尼突擊隊員，當年印尼就在新加坡旁邊海面上搞軍事演習。69年新加坡華人和馬來人爆發激烈沖突，李光耀有先見之明從以色列進口了坦克和裝甲車，開上街震懾暴徒——當時新加坡還很窮，沒有錢，但馬來西亞還沒有坦克，被李光耀的坦克震懾了，所以沒有敢在族群沖突中支持馬來人。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新加坡經濟騰飛之前的。新加坡一直實行全民服役，該你服役了，你不去公司工作，老板受損失，這些在大家眼里，都理所當然。

這是一個緊密團結的共同體。

我們的生存原則很簡單，只有一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它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李光耀

李光耀的第二個舉措，是發瘋一樣地招商。

現在大家只看得見新加坡的輝煌，看不見在此之前李光耀為了招商愁白了頭。

新加坡一開始嘗試過開造紙廠、陶瓷廠、造船廠，甚至還有魚鉤廠，全部失敗。

67年李光耀訪問馬耳他，看見碼頭工人因為蘇伊士運河關閉沒工作，領著全薪打球，大為驚訝，一問，英國人因為該地的戰略意義，給予全面支持。

李光耀當即決定，新加坡絕對不能走這樣的依附道路。68年，英軍開始撤離新加坡，到71年撤完，新加坡因此損失大筆好處費，李光耀眉頭都沒眨一下。

67-68年，李光耀多次親自去美國招商。憑著優秀的口才和準確的判斷力，一些美國商人被他吸引了。

當時的經濟學受左翼思潮影響，批判發達國家對殖民地的剝削。但李光耀的觀點是，反正新加坡沒什么自然資源好剝削的，你無非是看著我們的人勤勞。我們的人本來就勤勞，有工作不是很好？難道所有人都一樣懶，才叫不受剝削？

為了招商，李光耀提出第二個舉措，那就是動用群眾組織，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在公共安全、個人安全、教育、服務方面能跟第一世界相比的國家，為投資者服務。

中國共產黨如果能夠利用這個辦法，消滅所有的蒼蠅和麻雀，我們沒有理由不能協助人民改掉第三世界國家的習性。——李光耀他不是反共嗎？你看看他怎么從共產黨身上學習長處！

人民行動黨雖然是一黨獨大，但快到大選的時候，黨干部/候選人老老實實拉一張桌子去小區聽選民意見，聽選民說你去年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要改善。這個一黨制跟群眾緊密聯系的程度，根本不是某些黨能比的。

新加坡為了把自己建成城市花園，連口香糖都會禁止。

當時恰好趕上大陸搞文革，很多人認為臺灣、香港離大陸太近。李光耀把新加坡搞成全心全意為投資者服務的天堂后，吸引了一大批美資企業。到裕廊工業園區設立，新加坡就此開始走上騰飛道路。

李光耀的第三個舉措，是把新加坡打造成金融中心

當時新加坡有一位經濟顧問溫斯敏，對新加坡助力良多。有一個關于他的故事廣泛流傳：他去見美國銀行新加坡分行副總裁，說新加坡要打造金融中心。對方說，好，你過來。然后給他看地球儀：整個金融世界的活動，最早是蘇黎世。蘇黎世上午9點開市，然后是法蘭克福，然后是倫敦。下午蘇黎世先閉市，然后法蘭克福，然后倫敦閉市，紐約就開市了。紐約完了之后是舊金山，等舊金山閉市了，全世界金融活動就睡覺了。而如果你新加坡做起來，全世界金融市場就會第一次全天候運作。

然后李光耀決定，做。

開始做之后，李光耀的原則就是，不向大國壓迫新加坡貨幣匯率的要求低頭，不向大公司的裙帶關系要求。還是上文中那個副總裁，有一次為了國際信用商業銀行跟李光耀求情，李光耀堅決沒答應。91年，該銀行因信用不佳停止一切業務。

李光耀對誰都不卑不亢。形勢逼人的時候，他可以默默忍受，但從不低頭屈服。

新加坡是個小國，周圍所有國家都會下意識用大國心態來看他。不管李光耀怎么成功，他都改變不了新加坡不可能成為大國的事實。

想象一下今天的馬云走在路上，來一個市長還能對他頤指氣使的情況，你覺得他會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李光耀就是這么過來的。

跟馬來西亞的恩怨就不說了。

蘇加諾訪問新加坡的時候，指著新加坡的樓說，印尼人的錢都花在你們這蓋樓了。

李光耀什么話也沒說，一直看著蘇加諾后來被推翻。

菲律賓政要曾經就阿基諾被刺之后的局勢征詢過李光耀的意見。李光耀委婉指出菲律賓不適合采納美國式的分權制度，菲律賓沒有聽。

呵呵。李光耀跟中國的緣分很有意思。

新中國建立后，尤其是朝鮮戰爭之后，中國在東南亞的政治地位一下子變得很高大，畢竟是跟美國正面干過。李光耀在國內推行的許多舉措，比如推廣英文教學，比如關閉傳統華人為主的南洋大學，比如反對共產黨向該處滲透革命，其實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70年代的時候，周恩來曾托人帶話給李光耀，奇怪他一個華人為啥這么害怕中國入侵新加坡。李光耀回復，他根本不擔心中國侵犯新加坡，因為這樣對中國一點好處都沒有。他討厭的是中國不斷告訴其它東南亞國家應該搞共產主義革命。

76年，李光耀來北京見過毛澤東。毛對他來說，是一個巨人，他的國家一直都在這個巨人的影子里。而他對毛來說，什么都不是。

但李光耀看到的是這個巨人垂垂老矣，口齒不清，說話需要張玉鳳遞紙條。

李光耀坐車經過長安街的時候，大概暗暗比較了這里低矮的平房和灰蒙蒙的天空，與新加坡的城市花園。然后他堅信，盡管巨人依然橫亙在他面前，但他自己才是對的。

李光耀跟鄧小平之間的關系也很有意思。他第一次是在人民大會堂見鄧小平，對大會堂里的痰盂印象極為深刻。新加坡全國公共場合都沒有痰盂，78年鄧訪問的時候，李光耀專門讓人準備了痰盂，但是鄧沒用。后來人民大會堂也不設痰盂了。李光耀專門在回憶錄里記了這一筆。

插一句，1982年的時候鄧小平跟撒切爾會談，吐痰吐得把撒切爾看愣了。聯想到78年鄧到新加坡沒用過痰盂，看來吐痰也是他的外交武器。

李光耀跟鄧交談的時候，曾經當面對鄧說，中國不應該再輸出革命。他沒想到，鄧接下來問他，我該怎么做？

李光耀愣了一下，然后說，停止對印尼和馬共的電臺廣播，停止對游擊隊的支持。

鄧小平照做。馬共總書記陳平徹底丟掉了在湖南的電臺主播這個工作。

78年越南入侵紅色高棉政權，現在還有人拿這個黑TG。但當時東南亞國家，比如像泰國這樣的，人心惶惶。李光耀當時就致電泰國首相克良薩，絕對不要接受越南人開出泰國保持中立的條件。同年見到鄧小平的時候，李光耀告訴鄧，克良薩決心把泰國生死托付給中國，只看中國是否對越南舉動不聞不問。

鄧小平面色凝重。第二年，中越戰爭爆發。

李光耀在位時鞭打過美國人，美國官方說他是理解中國的最好橋梁。

李光耀一生堅決反共，***說他是值得尊敬的長者。

因為這個在最絕望的時刻領導一個國家摸爬滾打出來的人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實用哲學，他用這套哲學不偏不倚地對待這個世界上的每一股力量，不會有隱瞞，不會有偏袒。他自信跟著這套實用哲學走，而不是跟著某些主義或意識形態走，才會成功，不管對誰都一樣。

這個人盡管自我，但是公道，所以他說的話可靠。所以他的對手還是朋友，都會尊重他。

看看李光耀的奮斗史，有時候你會覺得這不是一個政治家的成功史，這是一個企業家的成功史。李光耀的故事基本上跟馬云一樣勵志。

我認為這才是對李光耀的正確理解：他是用管理企業的方式管理國家。

李光耀74年的時候成立淡馬錫控股公司，這家公司到13年投資組合價值大概1690億美元，年盈利83億美元，比騰訊高10億美元。這家公司全面控股新加坡的銀行、報業等機構，規模比東南亞其他地區華人銀行資本加起來還要大。

這家公司的CEO是李光耀的兒媳婦何晶。

新加坡還有一家更神秘的公司，就叫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控制的資產超過3000億美元，甚至還持有盛大12%的股份。

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就是李光耀。

這兩家銀行加起來，能夠掌控新加坡絕大部分的不動產、金融、媒體行業。所以新加坡的事，李家人在飯桌上就能決定。

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大資本為底氣，新加坡才能成功地搞公積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制度。新加坡人想要有房，基本都能有房。李光耀在評價新加坡福利制度時說，我們不搞施舍，不學歐洲那一套。新加坡不養懶漢。

當然了！如果你從企業高管的角度出發，你肯定不愿意雇懶漢！新加坡人在李光耀眼中，就是他的員工！所以他那么重視住房和教育，提倡新加坡人要早結婚多生孩子，這一切都是勞動力資本再生產！

我覺得看明白這一點，就能客觀看待新加坡了。新加坡的問題跟不民主、不自由沒有什么關系，而在于這個家族企業選的接班人可靠嗎？家族企業未來的投資方向靠譜嗎？少了第一代創業者，企業董事長的眼光會不會出問題？

在目前可以預判的將來，新加坡的國際優勢，也就是馬六甲海峽通道和金融中心地位尚難改變。跟香港不同，新加坡離大陸足夠遠，暫時不會受到上海崛起的挑戰，但受到影響是難免的。李光耀不卑不亢的作風能使他贏得周圍大國的尊重，但李顯龍有沒有這個本事，那就難說了。

至于國內，我對新加坡反對派的看法跟香港年輕人差不多。他們沒有生于動蕩因而不理解新加坡為什么要像軍隊一樣紀律嚴明，他們不是英國人而做著英國夢，想要改變卻不知道要變到哪里去。真正靠譜有為的年輕人，是關注新技術、新產業這些真正改變世界力量的人，而不是上街鬧革命的人。新加坡的未來系于這樣的年輕人有多少，以及威權政府是不是能像過去一樣成功吸納這些有為的年輕人。至于這條道路到底好不好，我不評價。

我只能說，在這個世界上，政治組織形式豐富多樣的程度，超過了很多人的想象。道路的好與壞，最終只能以是否能夠可持續地保障其人民過上幸福生活為標準。

第五篇：李光耀中英文簡介

Late founder remembered

李光耀：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Lee Kuan Yew, the founding father of Singapore and one of postwar Asia’s most revered and controversial politicians, passed away at 91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March 23,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announced.新加坡政府日前宣布，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于3月23日清晨逝世，享年91歲。他是二戰后亞洲最受尊敬、也是最具爭議的政治家之一。

Lee, a Cambridge-educated lawyer of Chinese descent, led Singapore from 1959 to 1990 and remained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fter leaving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He resigned as “Minister Mentor” in 2011.His son, Lee Hsien Loong, is Singapore’s third and current prime minister.身為華裔的李光耀曾在劍橋大學學習法律，并獲得律師資格。1959至1990年期間，他一直擔任新加坡總理。1990年，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但仍以議員身份留在國會；直至2011年，李光耀辭去“內閣資政”一職。其子李顯龍是新加坡的現任總理，也是第三任總理。

“To many Singaporeans, and indeed others too, Lee Kuan Yew was Singapore,” Lee Hsien Loong said in a televised address to the nation’s 5.4 million people.President Xi Jinping praised Lee as an “old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aid he was widely resp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strategist and a statesman.在電視講話中，李顯龍對540萬新加坡人民說道：“不論是在很多新加坡人眼中，還是在其它國家的人眼中，李光耀就是新加坡。”習近平主席曾稱贊李光耀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并表示，他是一位廣受國際社會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Lee oversaw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 and separation from Malaysia.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says that Lee saw himself in a never-ending struggle to overcome the nation’s lack of natural resources, a potentially hosti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 volatile ethnic mix of Chinese, Malays and Indians.李光耀見證了新加坡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也見證了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評論道，為了克服新加坡匱乏的自然資源、應對潛在的惡劣國際環境、穩定新加坡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動蕩不安的民族關系，李光耀一直在不懈努力。

Lee cemented Singapore’s status as the most business-friendly location in the region by eliminating corruption and building a politically neutral jurisdiction based on the British legal system.A BBC obituary says: “His greatest achievement was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good governance in Southeast Asia, a region long plagued by corrupt, inefficient governments.”

通過消滅腐敗，并以英國法律體系為基礎建立政治中立的司法機構，李光耀鞏固了新加坡在地區內“最友好商業環境”的地位。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其訃告中寫到：“李光耀最大的貢獻，就是在飽受政治腐敗和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困擾的東南亞，推廣了‘良政善治 ’的理念。”

Up the ladder 勇攀高峰

That helped propel Singapore from an economically adrift port city in the 1950s with a per-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just $550 to an Asian financial powerhouse with a GDP per-capita of $55,000, says a Financial Times article, citing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金融時報》所援引的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二十世紀50年代時，新加坡還是一個經濟落后的港口小城，人均GDP僅有550美元；在李光耀“良政善治”理念的指導下，現在的新加坡已經成為人均GDP55000美元的亞洲金融中心。Lee was famous for his “Singapore model”, sometimes criticized by the West as soft authoritarianism, including centralized power, clean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liberalism.李光耀以其“新加坡模式”聞名于世。該模式包括中央集權、廉潔政府以及經濟自由主義，但這種模式也一度被西方批評為“軟權力主義”。

Lee was a master of “Asian values”, a concept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adopts a paternal role and the good of society took precedence over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His strict rule was reflected in the clean, modern and affluent city that Singapore is today.With low taxes, good schools, low crime and investment-friendly laws, Singapore became a popular plac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to base their employees and operations focused on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李光耀同樣精通 “亞洲價值觀”。這一觀念強調政府的“父親角色”以及社會利益高于個人權利。他嚴明的治理鑄就了今日整潔、現代、富足的新加坡。加之低稅負、良好的教育、低犯罪率以及有利投資的法律法規，這些都讓新加坡成為諸多跨國公司東亞或東南亞總部的首選之地。

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says Singapore reflected Lee: efficient, unsentimental, incorrupt, inventive, forward-looking and pragmatic.《紐約時報》的另一篇文章則認為新加坡反映了李光耀個人的品質：高效、冷靜、廉潔、富有創新精神、高瞻遠矚、腳踏實地。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Lee’s sharp intellect meant his advice was sought by US presidents from Lyndon B Johnson to Barack Obama, and by European leaders such as Helmut Schmidt, the former West German chancellor with whom he remained close,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Times.據《金融時報》報道，在國際舞臺上，李光耀智慧過人，包含林登?約翰遜和奧巴馬在內的美國總統都曾向他請教。此外還有一些歐洲領導人，比如西德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曾與李光耀一直交往甚密。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spot the potential of China under Deng Xiaoping, the former Chinese leader whose pro-market reforms unleashed the economic juggernaut that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on purchasing parity terms, says the Financial Times.《金融時報》還寫到，李光耀也是最先看到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潛力的人之一。作為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釋放了中國的經濟活力。若以購買力平價來衡量，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 controversial video

[,k?ntr?'v?:??l]

adj.有爭議的；有爭論的

? Singaporean video

[,si?ɡ?'p?:ri?n]

n.新加坡人adj.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

? hostile ['h?stail,-t?l] video

adj.敵對的，敵方的；懷敵意的n.敵對

? volatile ['v?l?tail] video

adj.[化學] 揮發性的；不穩定的；爆炸性的；反覆無常的n.揮發物；有翅的動物

? ethnic ['eθnik] video

adj.種族的；人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