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泉州市民營企業考察報告

泉州市民營企業考察報告

摘要：2004年7月，福建省社科聯組織該省百家民營企業調查活動，到泉州市的十五家大中型民營企業進行考察，就企業家個人狀況、企業的外部環境、經營管理、人力資源、投融資體制、技術創新等六大當前我國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問題與企業管理層進行了深入的交談。本文總結歸納了各家民營企業所反映的情況，并提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期對當前我國民營企業發展所存在的問題作些探討。

一、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在所調查的十五家企業中，在談到對地方政府的看法時，無一家企業對地方政府表示滿意。企業對地方政府的意見集中在地方政府社會管理水平的低下，各種攤派、檢查過多，稅負過重，政府的官僚作風嚴重等等方面。其中反映最強烈的是很多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思維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經常利用行政手段對企業進行干預，通過各種所謂的檢查干擾企業正常的生產經濟活動。

調查企業中有兩家是私營酒店——豐澤大酒店與泰和大酒店。兩家酒店的總經理都表示對地方政府部門的行政檢查感到非常反感。按照泰和大酒店總經理的估算，有權對一家酒店進行檢查管理的行政部門竟達到了39個，包括消防隊、物價局、衛生局、工商局等等。酒店經常要為應付各種名目繁多的檢查而停止正常的工作，酒店的管理人員也要把很多精力放在與政府部門的公關上，甚至有些政府部門不惜動用手中的權利來為自己牟取私利，造成酒店經濟利益上的損失和酒店人員的精力耗費。由此看出，地方政府部門還未真正轉變工作作風，思維、意識形態還有很強的計劃經濟時代的色彩，而且對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進行干預往往就給腐敗的產生提供了機會。要給民營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政府機構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只有政府只能真正轉變，民營企業才會有一個有利于其發展的外部環境。

在一些與政府部門關系密切的行業中，一方面政府部門不應該干預企業，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有必要扶持這些行業的發展。例如泉州的錦繡荘工業品有限公司，它是一家從事民間工藝——木偶頭生產的企業。這一行業的發展需要有濃厚的地方文化底蘊和旅游產業的發展作為支撐。這就不是一家企業或一個行業協會的能力所能及了。因此，地方政府有責任采取措施保護民間工藝和民間藝人，發展旅游、文化產業，協調與此相關的各行業的發展，同時進行必要的配套建設，這樣才能為行業的發展創造一個基礎。為民營企業營造適合其發展的政策和產業環境，這是地方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再比如泉州的名流路橋有限公司，它采用BOT的方式參股泉州刺桐大橋的投資建設，從政府部門手中獲取泉州刺桐大橋30年的經營權。但此大橋的建成立即與泉州市區的其余三座由政府部門經營管理的大橋形成了競爭關系，致使名流路橋有限公司不得不直接面對與一些政府部門的競爭，經營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地方政府在與民營企業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夠以一個“經濟人”的身份出現，而更重要的是要履行其作為一個社會管理者的職責，要成為民營企業利益的保護者。

另外，在市場準入方面，民營企業還是受到歧視，民營企業在進入某些基礎性公共行業尤其是基礎設施行業方面經常受到來自各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門的阻擾。有些民營企業的發展已經觸及到各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因此雙方之間的利益博弈就變得更為復雜。本文認為，“小政府，大社會”是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努力的方向。地方政府必須完全從經濟領域撤退，甚至是某些自然壟斷行業如基礎設施行業等，也可以嘗試由民營企業建設、經營。而且在經營過程中一旦發生利益沖突，地方政府必須首先保證民營企業的利益不受侵犯。

接受調查的企業都普遍表示地方政府經營管理社會的能力有待提高。社會治安環境惡化、缺乏信用、沒有良好的輿論環境等等這些都在考驗著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許多企業都強烈要求地方政府提高執政能力，增加民營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溝通，建立互信，共同打造一個適合民營企業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

二、企業與宏觀經濟環境的關系

民營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一個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的快速成長與我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迅速提升是同步的。對于這一點，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都表示贊同，他們認為民營企業的高速增長一是得益于我國政府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其二就是我國一直保持著一個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發展態勢。

然而，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固然是一個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但是反過來宏觀經濟的波動也將對企業產生影響。市場競爭的加劇使企業直接面對市場時所感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信用的缺失也會對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產生沖擊。特別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正成為民營企業關注的焦點，很多民營企業家對這些不利因素感到十分擔憂。

首當其沖的就是從去年底開始出現，并席卷整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民工荒”問題。晉江市的許多民營企業正在深受“民工荒”的困擾，如恒安集團和安踏集團，其一線工人的缺口都在百人以上。恒安集團的一線工人中已經很難尋覓到當地人的身影，初級工種所需要的雇工大都來自經濟落后地區。但是從去年底開始，民工的數量逐漸減少，直到今年年初，民工的缺乏業已影響到企業的正常生產。恒安集團的人事部曾經通過勞務中介機構到經濟落后地區招工，但效果并不明顯，應征者寥寥。“民工荒”問題的突然出現是企業始料不及的，二十多年來民營企業最不缺的資源就是勞動力，企業成本中最不受關注的也是勞動力成本。民工的欠缺對企業改變對民工的看法、改善企業對民工的待遇、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是有助益的。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的發展速度可謂是令人驚奇，但是一線工人的工資水平和生產生活條件并未隨之出現大的改善。在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水平極大改善的情況下，工人也有很強烈的追求高工資和高的生活質量的欲望。所以，“民工荒”問題未必是件壞事。它使民營企業意識到了必須認真對待工人的待遇改善問題，這也是資方與勞方之間產生互信，共同協作從而互惠互利的一個良好契機。正如不少民營企業家所說的，民營企業正在努力提高工人的待遇和生產生活條件，但這需要有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要給予政策扶持，加強正面宣導，共同營造一個三方協同合作的氛圍。

電力的短缺也是各家民營企業十分關注的問題，尤其是一些從事服務行業的企業，對電力極為敏感。例如前面提到的兩家大酒店——豐澤大酒店與泰和大酒店，電力是整個酒店運營的基礎，供電能不能得到保證就成為整個酒店經營的關鍵之一。現在全社會大面積的缺電嚴重影響了酒店的經營。酒店不得不自我購買發電設備，以免電力供應不足造成無法營業。但這樣做的結果卻是酒店的用電成本大幅上升，因為酒店的自我發電遠遠達不到規模發電的要求。再加上國家提升電力收費標準，酒店為此就要增加不小的開支。如豐澤大酒店，一個月的用電費用高達28萬元，并且還時常受到停電的困擾。制造業企業也是如此，停電、限電及分時段供電擾亂了企業的正常生產，企業往往要因此而調整生產計劃，相關的人員安排和原材料供應也要改變，企業無法制定規則的生產秩序，這些都大大增加了企業管理的難度，提高了企業運營的成本。呼吁政府加大電力設施投入，增加供電量就成為許多民營企業的共識，民營企業大多認為電力建設可以由政府集中全社會的資源來組織進行，也可以允許私人投資于電力行業，因為現在的民營資本已經有能力建設符合規模經濟要求的發電企業，政府應該放開市場準入的限制。同時政府在實施供電管理的時候要適當考慮民營企業的要求，多與民營企業協商溝通，盡量保證其需要，減少政府行為中的官僚作風。

許多民營企業的商品大量出口，特別是泉州地區生產鞋帽、衣服、工藝品的企業，其生產經營的外向度相當高。甚至有些企業，例如華珠鞋業有限公司，其生產的運動鞋全都外銷，出口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對企業的影響相當大，因此企業與宏觀經濟發展狀況息息相關。我國從事輕工產品出口的企業甚多，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非常激烈，而主要的出口地又都集中在少數幾個發達國家，這使得企業對國際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變得極其敏感，企業必須及時地獲取市場信息并采取應變措施。這固然有益于企業貼近市場，提高其市場競爭能力，但是時常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牽制也使企業變得十分被動。企業的發展狀況會隨著國際經濟發展的起伏而發生改變，企業所考慮的宏觀因素拓展到了全球范圍。國際貿易中的一些貿易及非貿易壁壘也是企業所擔心的不利因素，我國與主要貿易國的貿易摩擦常常使企業蒙受損失。在此情況下，企業發展受宏觀經濟環境影響的程度大大加深，而且還受制于一些非經濟因素。比如生產并出口工藝品的亞倫集團，其生產的工藝品能不能滿足進口國消費者的偏好就成為了企業產品能否暢銷的關鍵。鑒于此，這家企業就不得不經常委派設計人員到進口國收集工藝美術信息，分析進口國消費者的喜好變化，從而設計出適應進口國流行趨勢的產品。更困難的是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個性要求強烈，流行趨勢經常處于變動之中，這就對企業的設計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企業不能跟上市場的變化，那么企業就會在短時間內被市場所拋棄。可以說，中央政府能否保持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決定著企業存在、發展的命運，尤其是中央政府要維持與主要貿易大國的良好額貿易關系，以維護本國出口民營企業的利益。

三、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

在所調查的制造業企業中，大多數企業都是由企業主個人或其家庭創辦的。企業大都是以家庭作坊起步，早期的企業成員主要來自家庭內部，最為典型的就是由兄弟合資、合作創辦一家小工廠，兄弟共同擁有股份，共同經營管理企業。這種早期的民營企業發展模式在泉州地區的民營企業中相當普遍。如果兄弟之間能夠和睦相處，正確決策，那么企業的發展速度就會極為迅速，十幾年的時間就可以使企業成為國內同行業的佼佼者。例如恒安集團，安踏集團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說，早期民營企業的這種家族式經營的模式有其獨特的功效。這種模式可以減少企業內部管理的摩擦，在企業競爭力較弱的發展早期將企業的各種資源集中配置以達到最大的效用。家族成員凝聚在一起時所產生的奮斗精神和互相支持的良好傳統是民營企業發展初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而且企業的核心管理層由家族成員組成，可以保護企業的核心商業機密，亦有利于企業降低管理難度。正如泰和大酒店總經理所言，酒店的采購，財務等重要部門都由其自己的親戚保持，不然的話肯定會出現部門負責人欺騙高層領導，侵害企業主利益的行為。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當初的很多家庭小作坊現在都已經發展成了大型的民營股份制企業。家族式經營的模式也正在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股份制企業的管理模式。其中在滬市上市的鳳竹集團和在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恒安集團更是走在這些企業的前列。在這些大中型股份制民營企業中，早期的企業創始人大多已經退出生產經營管理的第一線，改而擔任企業的董事長，總裁等職務，而具體履行管理職能的總經理，執行總裁等職務都由較為年輕的“經理人”擔任。這正是現代股份制企業所要求的管理模式，家族色彩褪去，企業采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股份公司治理結構。也正是這些企業能夠順應企業發展的客觀趨勢，及時改變經營管理模式，才保證了其在市場競爭中越來越強大的地位。

因此可以說，民營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與其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家族式管理適合于民營企業的起步階段，一旦企業越過競爭力最弱的早期，股份制管理取代家族式管理，“任人唯賢”取代“任人唯親”就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固然家族式經營管理模式在民營企業的發展歷史中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效，但現代企業制度才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方向，這將決定民營企業在新一輪的優勝劣汰中的成敗。可以預見，這些已經步上市場經濟正軌的大中型民營企業，將成為將來我國參與國際產業競爭的“生力軍”。

第二篇：中國民營企業考察報告

“倒u曲線”在經濟學中又稱“庫茲涅茨曲線”.“倒u曲線”現象主要是指企業在原始資本積累和原始創業階段,其業績與規模呈現正常的上升趨勢,但是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產品和利潤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時,會出現停滯不前甚至于嚴重的業績和利潤下降趨勢,直到消亡這樣一種軌跡.“倒u曲線”既可以指企業的產品,銷售額和利潤,也可以指它的業績和規模,但從本質上主要是指企業發展的運行軌跡.有三個民營企業案例:

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于歷史的原因,早期中國私營企業主大多是社會邊緣人士,即無法進入主流社會層面的人士,包括勞改勞教釋放人員,返城無業知青,個體戶,農民,城鎮無業人員,被國營企業開除或辭退人員,所受教育有限,層次不高.他們往往從個體戶開始,憑著一股草莽英雄的勇氣在商海中沖撞,一不小心就發了財,成了民營企業家.二,上世紀八七到八八年的價格雙軌制,差價總額達到幾百億元,大部分差價都落入了民企老板與少數政府官員手中.三,上世紀九十初期的原材料投機生意,很多人低價買高價賣賺取市場差價而起家;九二到九三年的房地產開發熱,大片土地轉手之間就賺得幾十萬,上百萬元;九十年代中期的炒股熱,一些膽大者低價購進大量股票,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是朋友,同事參股合資開辦的合伙企業.四,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國有企業轉制過程中,過去在黨,政,軍,行政,事業單位掌握一定權力,或者在國企,民營企業當經理人期間聚攏了大量資源的人,在機會適當的時候,跣足下海,開公司

辦企業,實際是將過去的權力和市場關系變現,將無形資源變現為有形的貨幣.一批特權者變著法傾吞國家財產發了大財.這是一種公然破壞市場經濟環境,人為制造市場不公平競爭的現象-.五,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至今,由于各種原因,下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為種種原因不愿困守鄉村的農民,以及剛剛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這是中國數量最大的一撥創業者,也是小打小鬧的小生意.這一類型的小老板,占中國創業者總數的90%.其中許多人是被逼上梁山,為了謀生混口飯吃.這批人中極少數因為偶然的機遇成長為大中型企業的,因為現在國內市場已經不像二十多年前,像劉永好兄弟,魯冠球,南存輝他們那個創業時代,經濟短缺,機制混亂,機遇遍地.如今這個時代,多得是每天一睜眼就滿世界找錢的主兒,少得是賺錢的機會,用句俗話來說,就是狼多肉少,僅僅想依*機遇成就大業,早已經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我們還要面對一個事實,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素質也普遍偏低.這是因為:

一,有關權威部門在九十年代末對溫州民營企業家做的一次述職調查結果顯示:小學畢業在3.86%,初中畢業占40.3%,高中畢業在38%,大專畢業占14.1%,本科畢業占3.1%.這表明,民營企業家的主體部分的學歷還是普遍偏低.由于絕大部分的民營企業家出身于社會邊緣人士,無論是思維模式還是行為方式都局限在他出身背景的圈子里.個體戶的所有活動都不需要正規企業的那種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激勵;農民的生產活動多數是小農經濟形態,獨家獨戶,精耕細作,自己自足,與外界的協調和配合很少,并不需要什么組織運作,處于半封閉的狀態;而城鎮無業人員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人,是城市社會中低層中的低層,完全*自己的單打獨斗來生存.所以,民營企業家從創業開始就不具備現代企業家精神.當企業規模擴大,運作復雜之后,他們所創辦的現代公司與他們內心深處的小農意識或市儈式的思維方式之間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二,中國市場經濟的反站不過短短二十來年,民營企業發展成規模型企業也不過十年左右,整個中國民營經濟形態尚未形成穩定而成熟的運作模式,正如鄧小平所說的,現在一切都還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走到哪。算哪.很多人都說西方管理不適合應用于中國民營企業,實際上是中國民營企業與種種發達先進而成熟的西方管理文化與技術相去甚遠,民營企業遠遠沒有達

到應用現代西方管理的境界.只不過走過了二十年的道路的中國民營企業家與經過了長達幾百年的市場經濟磨練的西方企業家相比,不過像小孩一樣幼稚.從本質上來說,中國民營企業還沒有跨越西方百年前的泰羅制時代,甚至大部分的民營企業還遠遠沒有達不到這個水平.三,很多民營企業家是*膽子大,眼光,善于投機,善于鉆政策空子,善于打擦邊球而起家發財的.在他們身上,更多的是市井鉆營者的機敏和梁山好漢式的豪氣,這些民營企業家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套住上家的貨款,如何為延遲付款找借口,如何通過某種手段讓合作伙伴落入其設下的圈套,如果擺脫追債者的糾纏.民營企業家身上更多的是生意人的精明與狡黠,甚至是街頭地攤式的精于算計,缺乏的是哲學家的頭腦,企業家的眼光和政治家的胸懷.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因具有政府背景而通過權利尋租,將國家資產侵為己有,這僅僅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而已,這些人的能力更多的是體現在玩弄政治權術,上竄下跳,欺上瞞下的官場,根本談不上什么經營與管理.當企業發展壯大之后,需要現代化,專業化,規則化和制度化經營的時候,大部分的民營企業家就顯示出無奈與無能.民營企業老板絕大部分都是地主老財型,跑江湖的生意人型,博彩投機型,紅頂商人型,具有現代企業家精神和一定哲學素養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這決定了大部分的民營企業家都沒有一種長遠發展,服務社會和振興民族經濟的思想境界.我們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大部分民營企業都不是學習型企業,而是游擊式的投機型企業;大部分民營企業老板都不是學習型 中國民營企業老板的發跡,很多都不是個人長期努力的結果,在中國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轉軌時期改革開放初期,頗有些類似十八世紀美國的西部拓荒,沒有規范的市場秩序,沒有嚴格的法律法規,市場經濟體制也是一片空白,有的只是無限的利潤空間,隨時隨地都是發家致富的機會,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市場,到處都是空白點,到處都屬無人競爭的領域,只要有超凡的膽量,沖進去就能獲得暴利.比如;經濟的轉軌期使一大批民營企業老板完全不用*個人努力,只*把握好時機和一定的膽量就發了大財,投機行為的巨大成功造就了成千上萬的富翁,也造就了這些富翁的一種投機心態——認為錢是*投機

賺來的,這些人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博彩愛好者,辦企業等同于買彩票,喜歡賭,當然他們就不太喜歡檢討賭博成功的概率,更不會謀定而后動,不打無準備之仗.因而完全忽視西方社會早已形成的企業家精神——*長期艱苦努力,*企業結構制度和經營戰略的真功夫.中國歷史是一部封閉的封建小農經濟發展停滯的歷史,是一部重農抑商的歷史,是一部對商業文化無情打壓的歷史.因此中國從來沒有形成過真正成熟的企業家文化和商業文化,因為從來沒有形成過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形成的只有政治斗爭的文化,而中國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玩弄權術,玩弄手腕,對權利的渴求,對當官的渴望,利用權利進行黑箱操作.這種文化模式從每個民營企業家青少年時期就影響著其思想,而一旦他們開始經營企業,潛意識中的中國式政治文化思維定勢就會發揮作用,無形中影響著這些先天不足的民營企業家們的行為方式.中國民營企業家血管里流淌著一種對市場經濟及規范化管理的血液:對組織,計劃,領導,合理運作和配置資源的無知;對規劃化市場經濟游戲規則的漠視;對公平,公正和倫理道德的蔑視;對企業長期發展的短視;對正規化制度化建設的不屑一顧;對人才的不重視.這是計劃經濟,小農經濟及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帶給民營企業家的無法磨滅的深深烙印.這是我們無可回避的真實景象.第二節民營企業的優勢

若干年前,人們對農民企業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顧,農民企業家也變成了飽含銅臭味的暴發戶之意的貶義詞.現在細細回味一下,農民種莊稼,懂得一份耕耘一份收獲,非常務實,少些浮躁,心態懂得知足,耐力比較持久.搞經營也是一樣的道理,民營企業產生,發展壯大,生存得下來,必然是有他的優勢所在的.現在有一種提法,一些專家認為民營企業已經褪掉了身上的鄉土味,逐漸開始上規模了.實際上,仔細研究一下民營企業的行業分布,就會發現,99%的民營企業都是分布在服務業,零售業,分銷業,五金金屬制品,農產品等零散型行業,就以中關村的民營企業來說吧,小本經營的占絕對優勢的比例.說白了,和大型公司比起來,都是小打小鬧.當然,小有小的優勢.我們都知道規模經濟效益,往往有些行業偏偏就沒有規模遞增的經濟效益.比如說,龍蝦捕撈,都是在一定面積的海域單船作業,多船作業對降低成本的作用極小,因為全部船只都將在同一水域作業

,其獲得好的捕撈量的機會也相差無幾.這樣就形成了許多小作業者以幾乎同樣的成本在作業.有的時候,盡管存在規模經濟,高運輸成本仍限制著效率高工廠的規模及生產地點.抵消規模經濟性的運輸成本,決定了工廠可以經濟的服務半徑.比如說,把上海生產的膨化食品用汽車運輸到東北去銷售,高昂的運輸費就限制了這種可能性.如果不是我孤陋寡聞,僅僅生產泡沫的企業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一家跨國大公司的,因為行業結構就已經局限它的擴張.還有些時候,雖然在生產過程中可能存在內在的規模經濟性,這種經濟性可能會因為庫存成本較大或銷售波動而無法獲得.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只能忽高忽低,這與大規模,資本密集,要求連續運行的設備的要求是相反的.同樣,如果銷售極不穩定且大幅度波動,擁有大規模設備的企業則不比較小的,更靈活的企業更有效.小規模,低專業化的設備或分銷系統通常在轉產方面比大的,專業性程度高的企業更靈活,雖然在穩定運行情況下,小企業的運行成本要高些.比如說,在服裝行業就是這樣,流行趨勢變化多端,時尚潮流難以捉摸,這就要求企業要有靈活性,具有快速反應能力.還要注意到,頻繁的花色變化是造成競爭的基本因素.在這種情況下,造成領先時間變短,一個大企業可能比小企業效。率低.和其它一些產業中就是這種情況.不可否認,民營企業大部分都是,技術含量低,管理水平差,競爭力不強,不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營企業所在的大部分行業的進入壁壘比較低,利潤空間有限的缺點,也正是其優勢所在.那就是,尋找一個市場狹小的空隙,人不做我做,自然多多少少總有一些民企可以生存下來.這點倒挺像猶太民族,只要能夠自己當家作主,就是在一片荒漠建立國家,也要在逆境中求生存,欲與天公試比高,讓沙漠變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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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看,民營企業家大部分都是出身社會中下層甚至是低層,這種從下層環境鍛煉出的強烈的生存欲望刺激了人的斗志.因此上帝非常公正,他給了掙扎于底層的人一種自發向上求生拼搏的意志.正是因為這樣,民營企業往往有著一種奮發向上,不畏艱難的勇氣和韌性,尤其可貴的是,企業有著一種自我完善,不斷克服自身缺陷的勇氣,這是民營企業的一大優勢,恰恰也是我們民族經濟騰飛的最大希望.中國一向是有家文化的傳統,在這個社會背景下,95%的民營企業都脫離不了家族型企業的形態,在本

節,我們討論一下,民營企業的第二大優勢,家族企業的優點.不過我們在這里要注意到的是,家族企業與家族化管理是不同的概念,在本書的后續章節,我們會有詳細的敘述.家族企業的優勢表現在下面幾點:

一,在企業初創時期,憑借家族成員之間特有的血緣關系,類似血緣關系,親緣關系和相關的社會網絡資源,以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全情投入,團結奮斗,甚至可以不計報酬,能夠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獲得競爭優勢,較快的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家族企業的創立者或繼承者,往往以其較大的股份,較高的輩份或獨特的個人魅力,在家族企業中扮著家長的角色.家長依托家族的血緣關系,將企業的決策權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內部,從而建立了集中,穩定而強大的領導實體.二,家族往往還是家族式企業融資來源的最初渠道.中國當前的金融體制主要是為國有企業服務的,家族企業的融資渠道相對單一,通常是利用家族式的網絡.創業時期企業的經營風險無疑偏大,而家族資金的介入實際上承擔了類似高科技發展中的創業風險投資資金的作用.根據調查,我國私營企業的開辦資金最主要來自于本人原來的勞動或經營積累,占56.3%,親友借款占16.3%.這一點在李書福,南存輝等江浙一帶家族企業中體現得非常突出,這些人身后往往站著一大批“隱身富豪”,使得他們的企業從來就不缺乏資金的支持.三,在迅速變動的環境中,家族企業的運作成本相對較低.家族的管理模式不僅有利于前期降低生產成本,而且從最初創業的意義上說,家族化經營的協調成本也相對較低.再加上有家族觀念的約束,信任度一開始就能達到一定水平,所以過程中的監督成本也相對較低.由于決策者與管理者均為家族中人,信息的傳遞極為快捷,遇到問題時可及時處理,無須先請示匯報.由于是利益的共同體,基本不存在內耗,從而能提高效率.在企業資金困難時,家族人員還可以不計報酬地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企業在資金上的壓力.比如藍招衍,藍招寶兄弟創辦的珍禽公司,如果沒有哥哥招衍早期在精神,物質,技術等各方面的支持,招寶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四,我國社會的道德水準較低,人們的可信度較低,加上法制不

健全,由上述三項成本所構成的代理成本就非常之高.家族管理有利于企業降低監控成本,因此家族企業的總代理成本相對于其他類型的企業低.家族成員之間特有的血緣,親緣關系,使家族企業具有強烈的疑聚力,加上心理契約成本較低,再加上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合一,家族企業的總代理成本可能較非家族企業為低.比如浙江天通股份的潘廣通,潘建清父子的“子主外,父主內”的家族企業.兒子的業績主要體現在使天通公司發展成國內軟磁行業的龍頭,國內市場占有率達35%以上.而只有高中學歷的父親則在小小的郭店鎮默默運籌天通公司的制度安排,根據環境變化,改造企業.試想,如果不是基于血濃于水,親情無價的父子關系,那么小潘恐怕不會安心在外東擋西殺“打天下”,天通電子要想做大應屬不易;而沒有老潘如此殫精竭慮的實現家族控股,小潘忙了半天很可能要“為他人作嫁衣裳”.目前的職業經理人階層的缺乏和信用環境的惡化,導致民營企業家不敢貿然選擇外部經理人員進入.民營企業的所有者在選擇經理人員時的一個基本準則通常是,民營企業所選擇的經理人員首先必須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那么 我們假設家族成員決策能力為60分,非家族成員決策能力為80分,似乎應該把這個崗位交給非家族成員.然而,一項正確的決策,不僅僅需要知識和信息資源作支撐,還需要人們對企業資產以及企業的整個發展發自內心的關心.家族成員對企業的關心是不言而喻的,他們把企業的資產當作自己的生命,甚至看成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們把企業看成自己的孩子,看到企業發展壯大,就像看到自己孩子茁壯成長一樣高興;看到企業有任何的損失,有任何的挫折和失敗,就吃不好,睡不香,格外傷心.這種關心,也是企業的一種資源,筆者將這種資源稱為關心資源.正確的決策,是信息資源和關心資源兩種資源的產物.僅僅有知識資源和信息資源是不能保證科學決策的.某企業設備更新,既可以買a設備,也可以買b設備,兩種設備質量和性能相當,a設備售價100萬元,無回扣;b設備售價150萬元,有10萬元回扣,設備工程師憑借他的知識和信息,完全可以作出正確判斷,即買a設備,但他實際的決策并不是買a設備,而是買b設備,因為

價格便宜是企業的目標,是老板的目標,10萬元回扣才是他的目標.如果在工程師這個崗位上不是外人,而是家族成員,他的目標與老板的目標是一致的,他決不會作出選擇b設備的決策,他肯定會選擇a設備.之所以有這種差異,因為前者只有信息資源和知識資源,而沒有對企業的關心資源,后者擁有的信息資源和知識資源可能不如前者,但后者擁有對企業的關心資源,為保證企業的正確決策,關心資源有時比知識資源更重要.上述實例還可以細化:有a,b,c三種設備.a,b兩種設備價格都是100萬元,兩種設備性能相近,只是b設備的使用壽命比a設備低10%,a設備可使用10年,b設備只能使用9年,兩種設備都沒有回扣;c設備的性能與a設備相當,但價格比a,b兩種設備高出50萬元.在a,b,c三種設備之間,最值選擇的是a設備,要能作出這種選擇,既要有關心資源,又要有較好的知識和信息資源;一個做工程師的家族成員,雖然有高的關心程度,但因知識局限和信息資源的不夠,結果他選擇的是b設備,沒有選擇a設備,即他沒有作出最佳決策,他作出了次佳決策;一個非家族成員的工程師,他有淵博的知識和信息資源,但可能會對這個事情漠不關心,結果他選擇的是c設備.這說明,在一定情況下,家族管理雖然不能實現最佳決策,但能做到次佳決策,一般不會作出最差決策;外部人員只有能力,而沒有對企業的歸屬感,有可能作出的是最差決策.不過我們還要看到,企業規模擴大之后最需要突破的一個瓶頸首先就是管理,而在家族企業中,任人唯親的問題相當嚴重.這種“近親繁殖”的后果,就是使家族企業在用人方面的選擇面越來越窄,可用的人越來越少;家長制的管理體制及創業初期的成功則使許多老板昏了頭,自以為是,而這恰恰又排斥了社會上更優秀人才的加盟;其次,家族企業通過血緣關系建立起的信任,也會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對其他員工產生不信任感.一方面缺乏人才,另一方面又缺少留住人才的環境,家族企業便會止步不前,甚至走向沒落.典型的例子國外有王安電腦,國內有三株和愛多.有資料證明這一點,浙江私營企業共有18.53萬戶,居全國各省區第二位,但戶均注冊資金僅76.05萬元,始終處于“長不大”或擴張緩慢的狀態.第二章“草根”與“貴族”—民營企業發展的社會障礙

第一節舉步維艱

1,國稅局征管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2,國稅局稽查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3,地稅局征管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3,地稅局稽查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4,國地稅案件復查來了——罰款或招待

5,國地稅執法檢查來了——罰款或招待.6,工商局征管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7,工商局稽查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8,質量技術監督局來了——罰款和招待.9,審計局來了——罰款和招待.10,勞動局來了——罰款和招待.11,環保局來了——罰款和招待.12,計生委來了——罰款和招待.13,公安局來了——招待.14,銀行來了——招待.15,市委工作組來視察——招待.16,市政府工作組來視察——招待.17,市人大工作組來視察——招待.18,市政協工作組來視察——招待.19,市委領導來視察——招待

20,市政府領導來視察——招待.21,市人大領導來視察——招待.22,市政協領導來視察——招待.23,省里來人視察——招待.24,學校來了——贊助.25,孤兒院來了——贊助.26,敬老院來了——贊助.27,老干局來了——贊助.28,文聯來了——贊助.29,洪水來了——贊助.30,旱災來了——贊助.31,援藏干部來了——贊助.32,八一來了——慰問.33,國地稅稅務師事務所來了——咨詢費.34,老板二奶來了——放血.35,黑社會來了——放血.36,報社來了——放血.37,電視臺來了——放血.在相對不穩定的大環境催長下的民營企業發展是步履艱難,困難重重.一方面要應付政策和市場的不規則變化,同時還要引導企業內部的不斷革新.孰輕孰重,從發展和運營的角度來看,都無法放的下,而柳傳志“找死和等死”之說則非常形象的概括了此種矛盾的對立和統一.比如政府的不正當干預,往往也使正在成長中的民營企業遭遇危機,某些政府部門利用權力參與不正當競爭,更是把企業推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營企業在政府的鼓勵下,愿意搞基礎設施建設,修建大橋.雙方約定,多少年內在旁邊不再批新橋,保證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資.橋建好了,有關部門一看不錯,又批準別人在他的旁邊修了另一座橋,條件更優惠,這條路更方便.政府部門的毀約,毀了當地政府的形象,也毀了這家民營企業.來看這樣一個現象:某餅店,小本生意,坐落在某公園門口,一度興旺.引起了“有關部。門”(即市環衛處)的注意.市環衛處要求他們交納80元/月的門前清潔費.餅店拒交,結果,不久之后,這家餅店前面四,五米處立了兩個大公用垃圾桶.再一個月后,餅店關門.不合理的費用你也得交,不交想看臉色.如狼似虎的“有關部門”.很多民營企業老板都有棄商從政的嚴重傾向與這個比喻不無關系,比如要數重慶力帆集團尹明善,他現在是重慶工商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再如,安徽某地的民營的輪船運輸公司在近幾年發展迅速,從幾條破船發展為擁有8000多萬元的企業了,董事長也突然搖身一變,干起當地交通局副局長.這是因為,我們的政府對私人產權的保護非常不夠,有些地方出現了政府任意侵犯私人產權和人生權利的現象.因此我們的民營企業家“理性”地知道,只有獲得了一官半職,或者與政府官員相勾結后,對他們的產權保護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正是因為民營企業看到我們在沒有與官員勾結的情況下容易被侵擾,那么自然地,一旦我們同官員勾結,我們就會和官員一樣,去恣意侵擾他人的私人產權——尤其是干擾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別人的產權,擴大自己的私人產權.當然在此過程中,也會接此機會,侵占國有資源,擴大自己的私人產權.例如海南曾經為

民間“反腐”事業而英勇犧牲的何海生先生的親生經歷所揭示的,他的公司一夜之間被篡改到別人門下,如此大膽且如此簡單的侵犯產權行為居然和法院還糾纏不清.一些民營企業家,在遇到這樣的敲詐與綁架時,采取了私下了結的辦法,讓這些黑惡勢力更加肆無忌憚.一些民營企業家不得不接受當地黑惡勢力的“保護”.另一方面的威脅讓民營企業家們更加束手無策.幾年前的雷獻強被綁架案在許多民營企業家心里都留下了陰影.被譽為“東南亞第一大排檔”的海口市獅子樓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業,而且成為海口的一大飲食景觀.他們組建的獅子樓京劇團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劇團.然而,該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雷獻強不幸與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創辦的匯通貿易公司,就獅子樓夜食城的有關合作問題發生了糾紛.雷獻強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然而,訴訟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卻在庭審后不到一小時出動十多名特警,將雷獻強先生從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轟動海南的“獅子樓事件”.該市公安局為了達到徹底制服,控制雷獻強的目的,在雙方正在法律訴訟期間下,在舉報雷犯有侵占罪不能成立的情況下,無視法律,違法將雷抓捕.其后該市公安局派人強行侵占了雷的公司,趕走公司管理人員;

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強行扣押,沒收雷私人及公司財產100多萬元;對雷的父親和女兒及親屬斷絕經濟來源,致使雷的女兒輟學,雷的父親無錢醫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們還強行解散由雷創辦并經海南省文體廳批準成立的獅子樓京劇團.同時,他們為了給其違法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還對雷關押了八九個月之久,并對其多次刑訊*供,*其撤銷對公安局的民事起訴,并承認自己犯有“流氓罪”,"賭博

第三篇：浙江省民營企業考察報告

浙江省民營企業考察報告

——對千家浙江上規模民營企業的問卷調查

中國加入世貿3年后的今天，民營經濟的發展面臨著新的挑戰。為深入貫徹黨的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和省委十一屆四次、五次全會精神，加快推動民營經濟新飛躍，促進浙江省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會、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對浙江省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的生產運營狀況、企業發展環境、公司治理等方面進行了調查、分析。本次問卷調查自2004年4月至10月，歷時6個月，共發放問卷1000份，其中回收的有效問卷704份，調查的上規模民營企業分布于浙江省的11個地市。我們將本報告中涉及到的主要問題，作出分析和提出對策建議，報送省委省政府及有關部門，以供制定政策時的參考。

現將調查的結果綜合分析如下：

一、浙江上規模民營企業的基本狀況

從創立時間看，在被調查的上規模民營企業中，近1/3是在1988年以前創辦的，其中相當一部分企業是由國有企業或集體鄉鎮企業改制而來的，不少企業目前仍面臨著“產權不清”的歷史問題。

從產業分布看，這些上規模企業大多分布在二、三產業，尤其集中于第二產業的工業領域。在第二產業的分布上，又主要集中在紡織業、服裝及纖維制品制造業、普通機械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等行業，這些行業分別占被調查企業總數的23％、9％、8％、8％和7％，第三產業則重點在商貿和建筑業。

從企業的組織形式看，這些企業多以公司制為主，其中有限責任公司占71.85％，股份公司、獨資、合伙分別占14.25％、7.61％和2.49％。這表明，隨著《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浙江省民營企業特別是其中上規模民營企業的組織形式明顯優化，但由于信用危機和代理成本過高等問題，大多數的民營企業仍沿用家族制的管理模式，浙江的民營企業要真正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的管理體系尚需時日。

從企業規模看，這次調查的民營企業注冊資本規模平均為2393.88萬元/戶，詳見表1，高于全國水平，企業的各基本運營指標可見表2。

表1企業注冊資本構成單位：萬元

注冊資本＜10001000～50005000～10000＞100000合計

比率56.2026.3311.456.02100.00

表2企業運營狀況的主要項目調查單位：萬元

調查項目平均固定資產平均流動資金平均產值平均銷售額平均出口值平均債務平均債權

被調查企業7267.304016.2523624.0321710.986666.769181.566170.39

二、浙江上規模民營企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制約因素

在調查走訪中我們發現，雖然2003年浙江民營企業克服了“伊拉克戰爭”、“非典”等影響，繼續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但一些企業在發展中也的確面臨不少困難。這些瓶頸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有的企業甚至連正常經營都難以維持。據調查顯示（見表3），目前生產用電、人力資源、生產用地已成為阻礙民企進一步發展的前3位制約因素。根據調查中反饋出來的企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困難，我們將從土地和電力、人力資源及融資等3個主要方面的問題來加以分析并給出建議。

表3目前影響企業發展主要困難構成序列第一位比率第二位比率第三位比率平均率名次

市場準入3.061.181.021.761

2執法環境4.971.702.913.199

稅費負擔12.558.656.119.106

外貿出口2.482.882.772.7110

外貿進口0.620.390.290.431

4生產用地18.517.214.5110.08

3融資11.9310.626.119.55

5市場開拓8.829.5710.779.724

人力資源10.5618.4813.5414.192

企業管理3.7311.4011.358.847

技術力量3.536.8211.647.338

市場信息1.242.364.372.661

1社會治安0.120.661.170.6514

生產用電17.0217.5619.9418.171

地方保護0.500.261.170.6415

其他0.360.262.330.9813

合計100.00100.00100.00100.00-

1.土地和電力問題

從表3可以看出，相當一部分企業把生產用地和生產用電這兩項資源列在“目前影響企業發展主要困難第一位比率”的前兩位。可見，自然資源和能源問題已成為浙江民營企業面臨的首要問題。

①用地問題。自2003年下半年開始，為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4年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央加大了宏觀調控的力度。國土資源部部長孫文盛在2004年5月表示，2004年第一季度國務院批準的城市分批次建設用地比2003年平均每季度批準的用地量下降了46％；另據浙江省建設廳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經整頓，浙江全省開發區（園區）已從原有的758個減少到134個，目前規劃面積已縮小到1257.06km[2]，比整頓前減少了近2/3，撤銷的開發區個數和規劃面積分別占原來的82.3％和72.5％。2004年4月，中央又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深入開展土地市場治理整頓嚴格土地管理的緊急通知》，提出重點對土地審批、土地占用、占補平衡、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土地征用補償安置及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拍、掛”等6個方面情況進行清理檢查和整頓，要在治理整頓的半年時間內，嚴格實施建設用地審批管理的“三個暫停”措施。這次“土地叫停”對浙江正在不斷發展壯大的民營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它大大削弱了企業的積極性和投資信心，也打亂了企業的長期發展規劃。數據顯示，溫州、紹興等地2004年前4個月的工業企業固定投資額的增幅已大幅下降，其中溫州固定投資額增幅下降為11.1％，遠遠低于浙江全省41％的幅度。由于土地資源的供給是稀缺的，且無法通過國際貿易等來解決，所以它將成為制約浙江省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瓶頸。（見表4）

表4企業生產用地面積希望值構成單位：萬平方米

＜11～22～55～1010～20＞20合計

目前面積18.3219.9126.7711.507.086.42100.00

（20.36）（22.12）（29.74）（12.78）（7.87）（7.13）

100.00希望達到11.6314.4726.6120.9313.1813.18

從表4中我們可以看到，由于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很快，隨著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對土地的需求也不斷增加。然而目前浙江許多民企期望的生產用地面積與企業實際所占面積仍存在較大缺口。調查顯示，上規模民營企業平均擁有生產用地56130.56m[2]，其中44.90％的企業要求擴大生產用地面積，平均每戶希望達到103004.51m[2]，新增幅度為83.51％。由于宏觀調控等因素使得用地更趨緊張，省內土地的限制嚴重制約了企業的壯大，導致許多企業到土地資源相對寬余的內地尋求投資發展，而內地相對沿海地區，交通不便、不利于出口，工業配套設施也不齊全，加之企業在外遷過程中中斷了原本成熟穩定的產業鏈，使企業的發展舉步維艱。

另外，土地資源緊張，項目用地指標難以落實，使招商引資難度日益加大，有些項目只能是“紙上談兵”，無法進入實質性的建設。正如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中國的民企尤其是浙江的民企，產品的競爭力主要是靠低成本來維持的，而這個低成本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土地政策，另一是勞工政策。而當政府加強了對土地的控制，征地手續嚴格后，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能拿到大量的低成本的土地，用地成本明顯提高；另一方面政府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不斷加強，用工制度、福利保障也逐漸完善起來，用工費自然會相應提高。面對這樣的情況，通過什么方式來維持企業低成本的競爭力，對浙江的民營企業來說將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②用電問題。綜合此次調查結果的各項比率（見表3），缺電已成為浙江民營企業所面臨的最大困難。

2004年1～5月，全國缺電省市已擴大至24個，其中以浙江地區最為嚴重。有關專家預測，浙江已進入“電力危機”階段。統計數字顯示，浙江省2004年的缺電量在200億千瓦時左右，在遇極端高溫天氣時，最大電力缺口達到630萬千瓦以上。2004年以來，除了春節期間的10天外，浙江每天都出現嚴重拉閘限電；到4月底，已累計拉閘限電34.52億千瓦時，超過2003年全年的拉閘限電量34.09億千瓦時，占華東電網拉閘限電總量的71.7％。各地也普遍采取了“停三開四”或“停二開五”的措施，有的企業則是“白天停電，晚上用電”，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在我們調查的上規模民營企業中，52.44％的企業存在非正常停電情況，平均每月停電達11.32天。

電力資源短缺，已經對浙江民營企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a.電力短缺所帶來的直接損失。電力短缺，使浙江大部分民營企業處于半停工狀態。生產規模較大的企業優勢被削弱，生產成本大大提高，產量增長率同比急劇下降，凈利潤也大幅度下滑，嚴重制約了企業的進一步壯大（見表5）。表5中的民營企業都位于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之中，但2004年由于缺電而造成營業額減少的幅度平均近20％。為了保證按時交貨，很多民營企業不得不自購發電機維持基本生產。據統計，浙江民營企業中有42.46％經常靠自發電維持生產，截止2004年5月底，浙江自發電機用戶高達83693戶。自發電加大了企業固定資產的支出，且生產效率低，導致企業成本大大提高。據杭州市初步測算，平均每度電可以創造產值22.44元人民幣，創造利潤1.36元，而自發電成本每度高于普通供電成本0.6元左右，僅此一項浙江企業全年將增加成本26億元。另據初步統計，2004年1～5月僅杭州市就有1289家企業虧損，占全市企業總數的1/4。

表5部分上規模民營企業因缺電造成的損失情況

20032004預計2004年因缺電減少

單位：億元營業收入凈利潤營業收入凈利潤營業收入凈利潤營業總額減幅（％）

浙江恒逸集團53.81.8490.003.0015.001.0016.7

杭州華東鏈條總廠2.480.131.390.201.000.0733.9

（71.9）

浙江華達通訊集團7.320.388.000.421.500.1018.8

華立集團67.003.60100.005.504.500.504.50

萬豐奧特集團20.002.2025.002.905.000.8020.0

海亮集團31.020.76442.001.108.400.2220.0

奧克斯集團724100.004.506.000.306.0

浙江柳橋羽毛公司9.350.1312.000.163.000.0425.0

浙江翔盛集團14.860.7025.001.253.000.25.0020.0

（12.0）

b.電力短缺所帶來的間接損失。缺電不僅導致企業生產成本的大幅提高，而且也嚴重影響了企業的信譽，令很多企業“有勁沒處使”，空有機器和工人卻不能開工。由于一般拉閘限電的時間較長，即使在有電時企業趕工，也無法完成計劃產量，不少訂單不能按時完成，合同未能履約。信譽是一個企業的生命，不能履約造成的經濟損失只是一時，而對企業信譽的負面影響卻是長期的，這種無形損失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有可能威脅企業的生存。

2.人力資源問題

此次對浙江省上規模民營企業所作的調查，人力資源方面主要涉及企業家和員工兩個方面。

①企業家。據此次調查結果顯示（見表

4、表6），企業家學歷在大專以上的比例占54.36％，獲得中級技術職稱以上的達55.80％，這表明，浙江省上規模民營企業的企業家的素質較先前已有了很大提高。這些企業家在長期的經營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市場的歷煉使他們的管理能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表6企業家文化學歷構成文盲小學初中高中職高中專大專大學研究生合計

比率0.240.4712.8523.821.187.0839.398.376.60100

表7擁有的職稱構成無職稱初級中級高級合計

比率37.246.9640.1415.66100.00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不少企業家在管理上還是存在不足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決策能力不強。民營企業家決策能力不強，一方面跟他們自身原有的知識水平有關。調查顯示，絕大部分被調查的民營企業家沒有接受過正規系統的管理學理論學習；另一方面也跟民營企業家習慣于“跟著市場走”，憑經驗決策有關，這種經驗式的決策方式在市場競爭的初期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隨著企業規模的壯大，這種決策方式日益顯示出不足。特別是在21世紀的今天，企業面臨著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經營管理又充滿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此時僅憑經驗決策容易導致決策失誤，這就要求企業家必須具備敏銳的市場觸覺，及時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快速作出應變決策，提高迅速決策的能力。

第二，創新能力不強。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是具有創新精神并實現資源新組合的一個特殊群體，其基本素質就是具有創新意識和先見之明，能夠將各種要素組織起來創造新的組合，并能夠將新的組合應用到實踐中去。美國《財富》雜志在分析全球最具競爭力企業的成功經驗時也認為，“第一是創新，第二是創新，第三還是創新”，可見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創新活動對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調查顯示，浙江的民營企業家不少都已認識到了創新的重要性，但從其具體的創新方式來看，還流于表面。其一，“口號式”創新。有的企業家把“開拓、創新”作為企業的宗旨，但經營管理還是老一套。其二，“跟風式”創新。有的企業家隨意跟風，被動地跟著市場跑，缺乏超前意識。其三，“閉門造車式”創新。有的民營企業家對市場調查不透徹，靠拍腦袋作決策，創新隨意性大，達不到創新活動的真正目的。

第三，組織能力不強。在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企業家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企業組織內部的授權。在現代企業中，企業家不能包攬一切，不可能事事皆通。因此，企業家應該充分發揮其組織協調的領導作用，進行合理的授權、放權，依靠員工的智慧和力量，集眾人之力成就事業。但是我們調查發現，浙江大部分上規模的民營企業家還沒能做到這一點，他們習慣于親歷親為，不放心放手讓屬下及員工去做，這除了跟員工能力和企業家意識有關外，主要原因還在于企業家不知道該怎樣合理授權，總覺得一放就亂。這種不盡合理的管理方式，造成了人心的不齊，也導致了一大批管理人才的流失。

②員工。我們在做企業員工的調查時發現（見表

8、表9），大多數民營企業開業時的工人數、管理人員數、技術人員數的比率與2003年底的比率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工人數量大致為管理人員數量的7倍左右，是技術人員的8倍多。從數據中可以看出生產人員、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之間這種比例很不合理，管理人員、技術人員明顯缺乏。另據學歷調查顯示，大學以上的人只占到23.97％，這說明民營企業的員工特別是生產人員整體文化素質不高。

表8工人、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平均數及構成一般工人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合計

開業時平均人數73.1111.587.9592.6

4開業時比率78.9212.508.58100.00

2003年底平均人數484.6968.6659.70613.0

52003年底比率79.0611.209.74100.00

表9學歷人才構成單位：

博士生研究生大學生大專生中專生合計

每家企業平均擁有0.291.2725.9644.8587.29159.66

民營企業整體人員特別是生產人員的文化素質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和浙江省民營企業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有關。一般來說，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的企業其產品的科技含量較低，工人只要熟識機器的操作和流程就可以從事生產，對工人的文化水平沒有較高的要求。且由于尋求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企業往往會排斥要求起薪較高的人才，這使得企業在同國外同行企業的競爭中享有成本優勢，但這種粗放型的增長是難以持久的。

很多民營企業內部制度不完善，因而也留不住人才，導致管理技術人員比重偏低。內部制度不完善表現在：一是缺乏合理的用人制度。很多民營企業存在專業人員學非所用的現象，限制了不少專業人員才能的發揮。二是缺乏有效的人才管理體制。不能形成“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局面。而海信集團之所以能“功以才成，業以才廣”，主要是海信集團有“尊敬人才，使用人才，培養人才，發展人才，造就人才”的良好人才管理機制。三是缺乏管理和科技興企的意識。調查發現，有些民營企業家對管理、科技興企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有的領導甚至認為：“企業是從事生產的，要那么多管理人員、科技人員干嘛！”或只使用，不培養；或重視引進，忽視挖掘；或重視學歷，忽視實際能力。

3.融資問題

融資難是制約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老問題。據目前銀行信貸資產統計顯示，非國有經濟所占比重不到30％；證券市場上，民營公司也僅占上市公司總數的1.6％，本次被調查的企業已上市的也只有1.39％。

調查表明，目前民營企業在日常經營過程中所需資金最主要的來源還是自有資金，占48.14％（見表10）；有90.78％的企業開業時資金主要來源是自有資金。但自有資金總是有限的，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資金短缺的矛盾就會突顯出來，成為企業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從縱向比較來看，企業最主要的三塊資金用途（基本建設、技術改造、流動資金）均是由自有資金來支撐的，其次才是銀行貸款。國家雖給了民營企業一些貸款方面的優惠政策，但尚未落到實處，影響了民營企業的發展。

表10民營企業日常經營所需資金來源

銀行貸款民間借貸自有資金親朋借款其它合計

基本建設（％）38.627.247.965.121.10100.00

技術改造（％）38.255.151.282.952.42100.00

流動資金（％）41.207.0945.175.361.18100.00

平均構成（％）39.366.4648.144.471.57100.00

浙江雖然民資豐裕，但調查顯示（見表11），被調查企業認為融資很困難和困難的共占38.84％，不很困難的占47.79％，不困難的為13.37％，這表明浙江民營企業的融資依然很難。調查發現，目前在融資渠道中，間接融資仍是浙江上規模民企的主渠道。而從表10可以看出，銀行借貸不暢是導致民營企業融資難的一個主要原因。在銀行貸款難問題上，本次調查中有70.54％的企業提到了所有制歧視。浙江的銀行與民營企業間還沒有建立起良好機制。而自2003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為使經濟平穩運行，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針對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部分行業過熱、投資需求過旺、信貸投放過快等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控制投資規模、壓縮貸款，這將使浙江民企的融資難問題愈演愈烈。

表11民營企業融資難度構成很困難困難不很困難不困難合計

比率3.6635.1847.7913.37100.00

從表12中可以看到，被調查的上規模民營企業中只有2.09％（國內已上市1.39％＋國內控股上市0.70％）在國內證券市場上市，2.21％在海外上市，而95.70％的民營企業未能通過企業上市來直接融資。調查還表明，大部分企業迫切希望能擴建、改造自身，繼續做大做強，但目前銀行貸款不暢、證券市場融資困難的現狀，使得民營企業的這種愿望很難實現。

表12被調查民營企業上市狀況構成國內已上市國內控股上市海外上市海外控股未上市合計

比率1.390.702.090.1295.70100.00

根據調查，我們認為融資難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來分析：

①從企業自身角度分析：被調查的民營企業很多是從小規模的鄉鎮企業開始發展的，雖然企業在不斷發展壯大，但其經營理念并未隨之有很大的轉變，為了避稅或其他一些原因，很多民營企業不愿如實上報自己企業的資料，造成銀企間信息不對稱。有些經營管理者不熟悉國家的金融信貸政策，不注重創造企業自身符合信貸需要的條件，如未辦理齊全的房產證、土地證等，使得銀行難以為其提供抵押等形式的貸款。再者，很多民企財務制度不健全，負債、抗風險能力低，客觀上增加了融資風險。

②從金融體系角度分析：近年來，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奉行“抓大放小”、“扶優限劣”，國有商業銀行為了配合國家政策的實施，也對自身機制進行改革，開始執行相對嚴格的信貸政策，如企業貸款時必須要有有效資產抵押或符合條件的企業進行擔保，而目前浙江有些民營企業的廠房設備較為簡陋，抵押置押的估價不高，土地沒有產權又不能抵押，爭取其他單位的擔保也較困難。加之目前銀行貸款手續繁瑣，費時費力，嚴重影響了企業間接融資的積極性。而最主要的則是整個社會有效信用體系缺失，且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銀企之間溝通不暢，信用中介機構發展滯后，也是目前社會信用發展受阻的一個重要原因。

③從政府角度分析：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中，不僅法律法規種類不齊全，而且明顯落后于實際的經濟運行。《商業銀行法》規定的“三性”原則，就決定了商業銀行因成本高、安全性差，故不愿把資金貸給民營企業；《證券法》雖已經出臺了好幾年，但并沒在實際中幫助民營企業上市直接融資；《公司法》又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要上市則需一定的年限。即使民營企業上市了，也不存在受政府行政保護，一旦面臨ST、pT或摘牌，很難指望政府會通過“資產重組”的注資方式來拯救自己，融資成本完全要由民營企業自己來消化，這顯然比國有企業上市融資要困難得多。另外，我國政府相對于美國、德國、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國，在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保險擔保機構的建立等非常滯后，而民營企業得不到這些中小機構的扶持。

三、對浙江上規模民營企業發展的幾點建議

從我們調查的情況來看，民營經濟在浙江省富民強省建設中功不可沒。為使民營企業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積極進取、開拓創新，實現新飛躍，各級政府都應審時度勢，研究、制定相關政策措施，切實解決企業的生產用地、用電等重大問題；完善金融支持、中介服務和人才保障體系，進一步優化環境，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民營企業也應抓住機遇、乘勢而上、提高素質、加快發展。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幾點建議：

1.針對土地和電力問題的對策

①用電方面：a.政府要進一步認清能源供應形勢，提高經濟運行質量。電力等能源的制約是長期性的，因此，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改變。政府要充分發揮產業引導作用，對高投入、高能耗企業，采取強有力措施，促使其實施技術改造或產業轉型，同時大力扶持技術密集型企業。b.對于企業自身，首先，要增強節約能源的意識。只有在思想上重視，才能在生產中減少能源不必要的浪費。其次，要進一步改進生產技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據調查目前我國能源利用效率約為30％，比發達國家低近10個百分點，其中主要用能產品的單位產品能耗比發達國家高25％～90％。因此，提高能源利用率已迫在眉睫。再次，企業應積極嘗試多樣化利用能源，降低對單一能源的依存度，這樣也會降低能源短缺給企業帶來的風險。c.必須堅決打破電力行業的國家壟斷，積極推行電力產業民營化。我國電力行業至今未進行深入的產權改革，獨家壟斷，獨家經營，由壟斷而導致低效率，引起電荒等一系列問題，嚴重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人民的正常生活以及政府的形象，這種狀況與中央所要求的社會和諧發展相悖。針對電力短缺的問題，有關部門應該盡早出臺一系列措施，進行產權制度改革，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改變發電、輸電和配電等環節的部門壟斷格局，政府須制定詳細接入條款，保障公平開放，對輸電和配電企業進行直接監管；發電和供電（銷售）等環節可以充分引入競爭機制，通過競爭，達到降低成本，提高供電效率和服務水平。

②土地方面：a.要提高原有土地的利用率。浙江在這方面可以參照江蘇的蘇州市，實行“無地招商”政策，即鼓勵已經投產的企業，在不占用新土地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自身土地資源的潛力，在擴大生產規模時盡可能向空中發展。主要措施有：嚴格限制建造單層廠房，提高廠房容積率，鼓勵和支持建造多層、高層廠房等。b.提高新分配土地的利用率。浙江的粗放型產業結構是導致土地資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土地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應因地制宜地進行產業選擇。浙江應該有意識地從“制造業高地”向“高科技產業基地”轉型，在新分配土地的利用上，用高科技、高稅收、高就業、高效益、高投入、少耗能、少占地的產業替代傳統的高能耗、土地資源高占用率的重化工、冶金、裝備制造等產業。c.完善城鄉土地制度。為強化對政府在處置存量土地時的約束，需要對城鄉土地制度進行改革創新，主要是要著眼于規范政府在獲取增量土地時的行為。具體而言，在城市，要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劃撥土地使用權進入市場的步伐；規范增量土地使用權市場，提高增量土地市場化的程度；嘗試以土地收益作為擔保發行證券，在不喪失土地所有權的前提下，推行土地證券化，促進土地使用權流動。在農村，則要約束征用權，強化規劃權；明確公益事業范圍的界定，進一步完善征地程序；保證土地規劃與其他規劃之間的銜接性以及規劃實施的強制性等。

2.針對人力資源問題的對策

①企業家方面：a.加強企業家的培訓。無論是提高企業家的決策能力還是創新能力，都離不開進一步提高企業家的素質。美國比較教育學家埃利雅德博士斷言，未來的人才要掌握三張“通行證”：一是學術的，二是職業性的，三是證明心理素質、責任心和開拓創新能力的。這不僅需要企業家自身的努力，還要依賴完善的再教育培訓體系。西方國家的多數公司與高校合作，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工商界的精英，其中MBA工商管理碩士的培養成了各個國家普遍的做法，同時西方國家的政府也很重視企業家的再教育。這一方面我們的企業和政府都應該向國外學習，努力建立和完善企業家再教育培訓體系。為此，應制定全面的企業家人才培訓規劃，使他們從傳統被動地參加，轉變為主動地參與；此外還應采取多種培訓方式，如到國內先進企業掛職、到境外企業考察，拓寬企業家的視野。b.學會合理授權。我們的民營企業家普遍受家族制管理模式的影響，習慣于親歷親為。但是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家的精力必然要分散，他們主要應關注企業的重大決策和重大項目投資，而把一些次要管理任務下放。這就必然要求民營企業家要學會合理授權，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權責明確。授權時，領導者要明確權利下放的范圍，使被授權者清楚自己工作的目標、責任和權力等；授權后，也并非放任不管，領導者要關注下級的行動，承擔起監督責任；且在他們出現困難時，要給予適度的幫助和鼓勵。第二，適度授權，相互信賴。領導者向下級授權應視其能力的高低并給予充分信任，一般不能越級干預。

②員工方面：①注重員工素質的培養。浙江民營企業員工的素質普遍不高，企業要實現進一步發展就必須把提高員工素質擺在突出位置。為此，一要注意吸收高素質人才，提升員工整體素質和知識水平，尤其要提高管理人員的素質；二要積極鼓勵員工自學成才，企業應支持他們參加各種層次的成人教育、自學考試，對學習優秀者給予宣傳表彰，也可支付一定的學習費用作為激勵；三要給員工以繼續教育的機會，不斷更新知識，提高他們的技能水平。②建立靈活高效的用人機制。一是建立靈活的用人機制。在用人上注重學歷但又不惟文憑，重視能力和個人品質，做到唯才是舉、任人唯賢。努力形成“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靈活用人機制，使每個人都能在企業中找到用武之地，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二是建立合理的競爭機制。要保證競爭公平、公正，就要建立有效的考核制度，既有壓力又有動力。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調查中，有些民營企業員工抱怨他們的工作業績沒有跟工資直接掛鉤，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民營企業要想使人盡其才就必須以一流的待遇回報一流的人才，這是經濟規律在人才價值上的體現，也是現代企業家的明智之舉。

3.針對融資問題的對策

①民營企業要擺脫舊觀念的束縛，處理好內外部關系。一方面，企業應構建科學的管理體制和經營理念，與銀行等機構培育起良好的合作關系和交流溝通機制；另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財務管理水平，注重企業形象的建設，提高透明度和信用度，建立起良好的企業信用機制。

②政府應盡快轉變理念，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政府在政策制定上，應適當向民營企業傾斜。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給民營企業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但是從政策制定到實施尚有一段時滯，政府應縮短這種時滯，并密切關注政策實施的效果，及時進行調控。此外，還應盡快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完善《公司法》、《中小企業法》、《擔保法》等等。政府還應在構建新的金融體系上加大力度，例如建立民營企業上市融資的綠色通道等等。

③金融機構應加快改革步伐，積極構建支持民營經濟的金融體系。隨著我國國有金融體系改革的深入，進一步建立適合非國有經濟的金融體系成了當務之急。國有商業銀行應轉變觀念，對不同企業一視同仁。隨著民營企業的發展，對資金的需求會逐漸加大，商業銀行應把握這個新的利潤增長點，開發新的金融品種，降低貸款成本，與企業及時溝通，與企業建立良好的銀企關系。同時應建立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例如地方性商業銀行，各類擔保機構、中介機構等，切實幫助民營企業解決經營過程中的資金問題、信用問題，真正做到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此外還應不斷完善國內資本市場機制，降低民營企業上市融資的成本，加快民營企業上市的進程。

注：本課題系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重點課題。課題組組長單東。組員：蔡青、陳美麗、方亮、沈瑜。單東系浙江財經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現代非國有經濟信息中心主任、浙江省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沈瑜系《浙江非國有經濟年鑒》編輯部主任，蔡青、陳美麗、方亮系浙江財經學院研究生。參與本課題的單位還有：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溫州紫瑞電子有限公司、金華市日普電動車有限公司、杭州長命印刷廠、江山市贏牌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寧波邦達實業有限公司。

第四篇：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近年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民營企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出現令世人矚目的“溫州模式”、“浙江現象”。民營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為浙江創造了良好的授信環境，使浙江金融機構的授信業務和其它金融業務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又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務和資金支持，民營企業與金融業務相互促進，推動了浙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一、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

以“溫臺（臺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民營企業起源于家庭作坊經濟，其發展的進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春風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闖天下的民風迅速綻放，溫州等地的千家萬戶各起爐灶，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家庭作坊經濟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同時，溫州等地的市場推銷人員走向全國各地，溫州當年的十萬供銷大軍“來自千家萬戶，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賺來千金萬銀”，在推銷當地家庭作坊生產的小商品的過程中，既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也實現了最初的資本積累。第二階段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經濟開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強了上下游企業的合作聯合，家庭作坊經濟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營公司初具規模，同時，一些專業市場和塊狀經濟初步形成。第三階段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民營企業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實力大大增強，出現大批極具規模和品牌效應的集團式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規模和經濟份額上都占據浙江經濟的絕對優勢，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天下。

杭州灣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歷程有所不同，但終究殊途同歸。80年代這些地區的經濟基本為“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經濟蓬勃發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規模。進入90年代，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權改革，通過職工參股、企業拍賣等方式，鄉鎮企業、國有企業大量轉制為民營企業，經濟結構由“蘇南模式”

轉型為“溫臺（臺州）模式”，民營經濟占據了絕對優勢。由于這一地區民營企業的特殊發展歷程，使其民營企業的規模比溫臺地區要大，而其企業機制比蘇南更為靈活。

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在浙江各地遍地開花，除少數基礎性行業外，競爭性行業已完全民營化。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浙江民營企業總數占浙江全部企業總數的98%，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口的82%,民營企業產值占浙江國民經濟總產值的83%，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代名詞。

二、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浙江民營經濟呈現出與其它地區民營經濟所不同的特征，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經濟的強勢和特有活力，也為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草根經濟。現在，人們喜歡將浙江民營經濟俗稱為“草根經濟”。

它指的是浙江民營企業都是土生土長，在家鄉本土成長壯大。浙江民營企業是浙江農民在離鄉不離土的家庭作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企業，與開放地區的外來經濟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長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起來后，業務擴展到各地，其公司總部、生產基地、資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塊狀經濟。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塊狀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經濟和主導產業，地區分工明顯，各地區的主導產業在浙江、全國仍至世界都較為突出。如義烏小商品城、紹興輕紡城、寧波服裝、永康五金、嵊洲領帶、海寧皮革、永嘉鈕扣、蒼南商標。塊狀經濟彌補了浙江小企業、小商品經濟的不足，通過地區專業化、規模化使小企業、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強。

3、專業市場發達。在塊狀經濟的基礎上，浙江各地組建了一系列的專業市場，為地區主導產業服務，如義烏小商品市場、永嘉鈕扣市場、永康五金城、寧波服裝市場、蒼南商標城等已成為全國性的專業市場。專業市場的發達為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供銷渠道和市場信息，使浙江民營企業站在了同一產業的市場前端。

4、地區發展較為均衡。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區不平衡。而浙江民營經濟在各地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不管是杭州灣地區的寧波、紹興，還是南部山區的溫州，乃至內陸腹地的義烏、永康、東陽，民營經濟都較為發達。民營經濟的遍地開花使浙江地區經濟整體上得到較為均衡的發展，經濟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6、制造業為主。浙江民營企業從家庭手工作坊發展而來，民營企業普遍從事的是制造業，其它行業的占比較少。浙江民營企業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實干做起來，目前經濟中投機的成份已較少，從而使浙江經濟的現有基礎較為夯實。

7、小商品生產占較大份額。浙江民營企業有相當部分從事小商品生產，他們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優勢將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場，通過大市場的規模效應進一步強化了自身的低成本優勢。這些小商品技術水平不高，市場競爭主要在于成本競爭，浙江民營企業的低成本優勢得到強化以后，其它企業已很難與之競爭。這些小商品雖為傳統產品，但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市場的波動性較小,浙江民營企業占領這一市場后，便獲得了長期穩定的市場空間，企業經營相對穩定。

三、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造就的金融環境

金融業務的發展以當地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浙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為當地金融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頗具特色的民營經濟和社會文化氛圍為銀行授信業務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近幾年，浙江各家銀行的授信業務發展較快，且授信資產質量優良，這些得益于當地以民營經濟發展為基礎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環境。

江浙一帶是中國最具歷史文化沉淀的地區，由于歷史的淵源沉淀，浙江地區民眾具備較高的素養，民風崇尚榮譽，注重名聲。進入工商社會以后，這種歷史文化和民風淵源逐漸演化為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而浙江以民營企業為基礎產生的草根經濟將誠信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得到強化。浙江各地目前沒有建立社會征信系統，但草根經濟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會征信系統。由于浙江民營企業土生土長于浙江本土，企業、經營者、法定代表人的經營歷程、資產情況、行業品行、歷史信譽以及社會關系等授信信息能夠得到比較順暢的溝通，授信信息不對稱的矛盾被草根經濟所化解。

同時草根經濟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機構很容易得到企業的動態信息，民營企業經營中的發展變化情況能夠比較及時地傳遞到授信業務人員，從而使授信業務人員能夠動態監控風險，隨時根據民營企業的經營變化調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針對性的風險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經濟使授信業務建立在信息較為充分、及時的基礎上，從貸前到貸后的整個業務流程中，授信風險的可控程度比較高，銀行的主動性較強。

從微觀經濟環境來看，民營經濟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觀經濟主體產權天然明晰，企業運作的深層次矛盾得到解決，經營者的責權利三者天然合一。

浙江的民營企業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具有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點，但當地的專業市場、塊狀經濟為浙江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其小商品生產具有獨特的市場空間；大量的民營制造企業股東的投入較大，負債率普遍較低。浙江民營企業的特點為浙江金融機構授信創造了良好的企業微觀環境，為浙江當地各銀行優良的授信資產質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東南西北中遍地開花，促進了浙江經濟整體上的均衡發展，從而為浙江金融機構創造了較為廣闊的經濟腹地。應當說目前浙江各銀行授信業務的回旋余地比較大，業務發展的內涵與外延空間都比較廣。

四、浙江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銀行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有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在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初、中期，民營企業基本為幾大國有銀行限制準入的客戶，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對象主要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當時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主要來自于地下錢莊和當地信用社，溫州等地民間融資非常發達。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各股份制銀行率先選擇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的授信支持對象并獲得較快的發展；而國有和集體企業開始從經濟競爭領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貫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為支持對象的幾大國有銀行的發展落后于股份制銀行，且資產質量也遠遠落后于股份制銀行并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國有銀行轉變了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加大了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支持力度。進入本世紀，不僅大、中型民營企業得到各家銀行授信的積極支持，眾多產品有市場的中小民營企業也成為各家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的對象。

由于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及其獨具特色的經濟特征，當地各銀行普遍看好民營企業。各家銀行創新民營企業授信理念，調整傳統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強產品創新，加大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對民營企業授信業務上，股份制商業銀行方法更為靈活，措施更為有力，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投放力度比國有銀行大。

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客戶戰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提倡客戶培植戰略，廣東發展銀行浙江分行將之稱為“種芝麻，抱西瓜”。對產權明晰的中小民營企業采取積極的培育政策，通過培育培植中小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培養客戶的忠誠度，分享中小民營企業成長壯大的成果，與民營企業共成長。部分銀行將此政策具體化到績效考核中，將中小民營企業培養成優質大戶的相關業務人員、責任人將得到績效獎勵。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選擇上，堅持兩個發展性和成長性原則，一是企業的經營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二是銀企業合作的的前景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注重二種效益，一是客戶提供的綜合效益，二是客戶提供的中長期效益。

針對中小民營企業擔保難的問題，浙江的股份制銀行充分挖掘企業兩方面的擔保資源，加強業務創新。一是充分挖掘企業的資產資源，各種動產質押、倉單質押、應收款質押、品牌質押、知識產權的質押等等應有盡有；

二是挖掘企業的客戶資源，通過客戶的上下游企業和一些關系客戶開辟擔保渠道。

財務報表是授信信息獲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營企業的財務報表不規范問題在浙江同樣存在，但多數情況是企業的資產利潤沒有全部在報表中反映，浙江銀行界稱為信息良性不對稱。針對民營企業財務信息的失真，商業銀行沒有固守財務信息，轉而尋求民營企業的活信息。銀行界在對中小民營企業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時，會認真調查企業用電量、銀行結算量、企業現金流量、納稅額等活性信息，并將這些活性信息納入企業信用評級指標體系。這些活性指標體系更能真實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的真實情況，從這些活性指標入手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風險，也有利于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拓展。

在中小民營企業的行業政策和地區政策上，浙江銀行界的民營企業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競爭過于激烈、產品替代性強的行業列為限制性行業，對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產業予以支持。一些專業市場發達、塊狀經濟特征突出的地區則成為各家銀行授信支持的重點地區，部分銀行將這些地區拉直管理，一些銀行則對這些地區分支機構給予了比較大的授信授權。

五、民營企業授信風險控制

針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浙江各商業銀行沒有簡單地回避這些風險，而是采取了一系列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這些風險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較好的保障，也使民營企業的授信能夠得到快速的發展。近幾年浙江各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授信超常規倍增式發展，但授信資產質量普遍良好，資產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許多地區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為國內銀行界的奇跡。這一奇跡的產生與浙江良好的授信環境有關，但更得益于銀行積極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

各銀行在從事民營企業授信中非常重視風險控制，近幾年各銀行在自己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強化了資產質量的權重，加大了獎懲的力度。有些地區的銀行將授信質量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薪酬直接掛鉤。廣東發展銀行杭州分行的風險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該行教育員工“授信業務收來的是利息，損失的是血本”，“騙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對待授信風險要象航空公司對待飛行一樣”，“要象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信貸資產”。在授信風險理念上，該行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反對風險最小原則，這樣將最大限度地獲得業務機會和利潤，反之則會喪失業務機會，獲得較低的利潤回報。在對企業監控的著眼點上，該行強調從資金流、物資流等動態和活性信息著手，而不是盯財務報表。該行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實行企業經營者的首席（行長）談話制，使問責審批人對中小民營企業經營者形成直觀認識。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調查實行雙人調查制，調查內容要重視活性信息而不是財務報表，對部分企業實行業務人員與審批人員的聯合調查；對部分企業直接參與企業的合同談判，獲得企業的第一手業務資料。在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貸后監控上，該行主動深入，授信達到一定規模后，該行要求企業增加注冊資金規范相關管理，關健崗位的員工必須符合其要求的素質，達不到其貸后監控的要求，該則堅決收貸。這些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較好的回報，其140億的授信資產，不良率僅為0.4%。

為控制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準入風險，有些銀行從一些活性指標入手設置了自己的準入指標體系；有的銀行要求一把手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包發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將此“三包”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掛鉤；在授權體系上根據地區風險和機構風險控制水平實行了差別授權和動態授權，設置了授權警戒線；對各種形式的中小民營企業貸款實行風險組合管理。為解決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風險溢價，銀行利率上浮的方法運用的較為普遍。一些銀行還要求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授信即貸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貸還貸。

六、浙江民營企業授信對我們的啟示

浙江各商業銀行面臨的民營企業授信環境與深圳不同，其民營企業授信的做法，我們不能簡單的移植照搬；

但其民營企業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運作機制、業務創新等對我們當前的授信業務及管理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借鑒。

1、在企業授信上，表面看來我們不會以所有制來歧視民營企業。但我們仍有認識上的不足。一是對民營企業的未來發展認識和準備不足。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昭示了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企業產權改革是企業改革的核心，民營企業以其產權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業改革的未來，同時民營企業的內在機制造就了其市場經濟中強勁的競爭力，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民營企業必將占據未來市場的絕對份額。因此，在內涵于未來的授信業務上，僅僅以一視同仁來對待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將可能使我們錯失未來。未雨綢繆，重新審視和規劃民營企業授信的未來是十分必要的。在當前以民營為核心的企業產權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準備，面對embo、mbo、企業并購等民營化授信業務，我們有時顯得手忙腳亂。二是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隨著授信市場競爭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業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業授信將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如果說我們現在沒有歧視民營企業，但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確實是我們所忽視的領域。有些中小民營企業規模不大，但卻小而專、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間，應該成為我們授信支持的對象；對于經營者素質較高，企業運作規范，經營機制靈活，有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的中小民營企業，我們應以客戶培植的理念給予授信支持，培養客戶的忠誠度，“種芝麻，抱西瓜”，為我們的授信儲備未來。

2、隨著授信買方市場的形成，我們的授信理念應作重新調整，我們應調整風險最小理念，堅持風險可控原則。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堅持風險可控為前提，風險是否可控無從把握的冒險業務不應納入我們的授信范圍，這是授信區別于風險投資的本質所在。二是堅持風險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賣方市場條件下，我們可以優中選優；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風險最小原則將束縛業務空間，失缺高利潤業務。授信業務與風險相伴生，關鍵在于授信風險是否能為我們所控制。在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將為我們爭得最大的業務空間和利潤空間。

3、正確認識傳統產業。當前，商業銀行的授信行業政策存在著重高新技術產業輕傳統產業的偏向。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價值取向并不在于技術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術產業（成熟前）在伴隨著高利潤的同時，也伴生著高風險，與風險投資的價值取向相吻合。企業能在傳統產業中占有較高份額，或有獨特的市場空間，這說明了企業具有較穩定的生存空間，從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價值內涵正是授信業務的取向，絲毫不能為我們的授信業務所輕視。

4、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重視企業活性信息。信息不對稱是授信業務的固有矛盾，民營企業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對稱是難以化解的。抓住企業的用電用水量、現金流量、銀行結算量和納稅額等企業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們了解到企業經營的真實信息，做活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事半功倍，更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5、開拓異地授信業務。從對浙江商業銀行授信情況的調查看，內地授信業務的客戶選擇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戶在深圳卻已成為各商業銀行爭搶的對象。

作為經濟組織的商業銀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區劃畫地為牢，深圳目前逐漸成為資金過剩地區，而深圳銀行相對內地行具有理念、服務、產品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局于深圳一隅只能喪失發展空間。當然，授信業務具有貸后跟蹤的特殊要求，對異地授信應選擇貸后跟蹤要求少，難度低的項目。

6、從與浙江商業銀行授信的比較情況看，我們對利率杠桿利用不夠，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很少上浮利率。

相對于大中型企業，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具有平均風險水平較高、人力資源投入大、業務成本相對較高的不足，但銀企合作中企業不占強勢。因此，我們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桿來彌補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風險溢價和成本提補。同時，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業從成本考慮而優先償還，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風險的控制。

7、加快社會征信系統的建設。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與浙江草根經濟的特征相反，人們缺少歸宿感，社會誠信的自然基礎較差，這更需要通過人為強化，建設社會征信系統，逐步為深圳各商業銀行的授信業務創造良好的誠信環境。

(作者單位：深圳市國內銀行同業公會)

第五篇：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近年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民營企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出現令世人矚目的“溫州模式”、“浙江現象”。民營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為浙江創造了良好的授信環境，使浙江金融機構的授信業務和其它金融業務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又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務和資金支持，民營企業與金融業務相互促進，推動了浙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一、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

以“溫臺（臺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民營企業起源于家庭作坊經濟，其發展的進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春風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闖天下的民風迅速綻放，溫州等地的千家萬戶各起爐灶，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家庭作坊經濟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同時，溫州等地的市場推銷人員走向全國各地，溫州當年的十萬供銷大軍“來自千家萬戶，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賺來千金萬銀”，在推銷當地家庭作坊生產的小商品的過程中，既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也實現了最初的資本積累。第二階段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經濟開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強了上下游企業的合作聯合，家庭作坊經濟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營公司初具規模，同時，一些專業市場和塊狀經濟初步形成。第三階段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民營企業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實力大大增強，出現大批極具規模和品牌效應的集團式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規模和經濟份額上都占據浙江經濟的絕對優勢，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天下。

杭州灣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歷程有所不同，但終究殊途同歸。80年代這些地區的經濟基本為“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經濟蓬勃發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規模。進入90年代，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權改革，通過職工參股、企業拍賣等方式，鄉鎮企業、國有企業大量轉制為民營企業，經濟結構由“蘇南模式”轉型為“溫臺（臺州）模式”，民營經濟占據了絕對優勢。由于這一地區民營企業的特殊發展歷程，使其民營企業的規模比溫臺地區要大，而其企業機制比蘇南更為靈活。

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在浙江各地遍地開花，除少數基礎性行業外，競爭性行業已完全民營化。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浙江民營企業總數占浙江全部企業總數的98%，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口的82%,民營企業產值占浙江國民經濟總產值的83%，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代名詞。

二、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浙江民營經濟呈現出與其它地區民營經濟所不同的特征，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經濟的強勢和特有活力，也為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草根經濟。現在，人們喜歡將浙江民營經濟俗稱為“草根經濟”。它指的是浙江民營企業都是土生土長，在家鄉本土成長壯大。浙江民營企業是浙江農民在離鄉不離土的家庭作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企業，與開放地區的外來經濟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長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起來后，業務擴展到各地，其公司總部、生產基地、資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塊狀經濟。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塊狀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經濟和主導產業，地區分工明顯，各地區的主導產業在浙江、全國仍至世界都較為突出。如義烏小商品城、紹興輕紡城、寧波服裝、永康五金、嵊洲領帶、海寧皮革、永嘉鈕扣、蒼南商標。塊狀經濟彌補了浙江小企業、小商品經濟的不足，通過地區專業化、規模化使小企業、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強。

3、專業市場發達。在塊狀經濟的基礎上，浙江各地組建了一系列的專業市場，為地區主導產業服務，如義烏小商品市場、永嘉鈕扣市場、永康五金城、寧波服裝市場、蒼南商標城等已成為全國性的專業市場。專業市場的發達為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供銷渠道和市場信息，使浙江民營企業站在了同一產業的市場前端。

4、地區發展較為均衡。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區不平衡。而浙江民營經濟在各地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不管是杭州灣地區的寧波、紹興，還是南部山區的溫州，乃至內陸腹地的義烏、永康、東陽，民營經濟都較為發達。民營經濟的遍地開花使浙江地區經濟整體上得到較為均衡的發展，經濟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5、中小企業為主體。發源于家庭作坊的浙江民營企業日前絕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其中從業人員100人以下的占企業總數的92%。經營收入1億元以上的企業僅占1%。浙江民營中小企業數量眾多，經營靈活，市場反映靈敏，產銷對路，相當多的企業還具有小而優、小而專的特點，企業效益良好。但這些企業也存在著家族式企業、管理水平不高、財務不規范、抗風險能力差的缺點。

6、制造業為主。浙江民營企業從家庭手工作坊發展而來，民營企業普遍從事的是制造業，其它行業的占比較少。浙江民營企業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實干做起來，目前經濟中投機的成份已較少，從而使浙江經濟的現有基礎較為夯實。

7、小商品生產占較大份額。浙江民營企業有相當部分從事小商品生產，他們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優勢將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場，通過大市場的規模效應進一步強化了自身的低成本優勢。這些小商品技術水平不高，市場競爭主要在于成本競爭，浙江民營企業的低成本優勢得到強化以后，其它企業已很難與之競爭。這些小商品雖為傳統產品，但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市場的波動性較小,浙江民營企業占領這一市場后，便獲得了長期穩定的市場空間，企業經營相對穩定。

三、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造就的金融環境

金融業務的發展以當地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浙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為當地金融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頗具特色的民營經濟和社會文化氛圍為銀行授信業務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近幾年，浙江各家銀行的授信業務發展較快，且授信資產質量優良，這些得益于當地以民營經濟發展為基礎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環境。

江浙一帶是中國最具歷史文化沉淀的地區，由于歷史的淵源沉淀，浙江地區民眾具備較高的素養，民風崇尚榮譽，注重名聲。進入工商社會以后，這種歷史文化和民風淵源逐漸演化為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而浙江以民營企業為基礎產生的草根經濟將誠信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得到強化。浙江各地目前沒有建立社會征信系統，但草根經濟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會征信系統。由于浙江民營企業土生土長于浙江本土，企業、經營者、法定代表人的經營歷程、資產情況、行業品行、歷史信譽以及社會關系等授信信息能夠得到比較順暢的溝通，授信信息不對稱的矛盾被草根經濟所化解。同時草根經濟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機構很容易得到企業的動態信息，民營企業經營中的發展變化情況能夠比較及時地傳遞到授信業務人員，從而使授信業務人員能夠動態監控風險，隨時根據民營企業的經營變化調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針對性的風險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經濟使授信業務建立在信息較為充分、及時的基礎上，從貸前到貸后的整個業務流程中，授信風險的可控程度比較高，銀行的主動性較強。

從微觀經濟環境來看，民營經濟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觀經濟主體產權天然明晰，企業運作的深層次矛盾得到解決，經營者的責權利三者天然合一。浙江的民營企業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具有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點，但當地的專業市場、塊狀經濟為浙江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其小商品生產具有獨特的市場空間；大量的民營制造企業股東的投入較大，負債率普遍較低。浙江民營企業的特點為浙江金融機構授信創造了良好的企業微觀環境，為浙江當地各銀行優良的授信資產質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東南西北中遍地開花，促進了浙江經濟整體上的均衡發展，從而為浙江金融機構創造了較為廣闊的經濟腹地。應當說目前浙江各銀行授信業務的回旋余地比較大，業務發展的內涵與外延空間都比較廣。

四、浙江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銀行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有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在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初、中期，民營企業基本為幾大國有銀行限制準入的客戶，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對象主要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當時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主要來自于地下錢莊和當地信用社，溫州等地民間融資非常發達。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各股份制銀行率先選擇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的授信支持對象并獲得較快的發展；而國有和集體企業開始從經濟競爭領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貫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為支持對象的幾大國有銀行的發展落后于股份制銀行，且資產質量也遠遠落后于股份制銀行并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國有銀行轉變了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加大了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支持力度。進入本世紀，不僅大、中型民營企業得到各家銀行授信的積極支持，眾多產品有市場的中小民營企業也成為各家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的對象。

由于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及其獨具特色的經濟特征，當地各銀行普遍看好民營企業。各家銀行創新民營企業授信理念，調整傳統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強產品創新，加大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對民營企業授信業務上，股份制商業銀行方法更為靈活，措施更為有力，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投放力度比國有銀行大。

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客戶戰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提倡客戶培植戰略，廣東發展銀行浙江分行將之稱為“種芝麻，抱西瓜”。對產權明晰的中小民營企業采取積極的培育政策，通過培育培植中小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培養客戶的忠誠度，分享中小民營企業成長壯大的成果，與民營企業共成長。部分銀行將此政策具體化到績效考核中，將中小民營企業培養成優質大戶的相關業務人員、責任人將得到績效獎勵。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選擇上，堅持兩個發展性和成長性原則，一是企業的經營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二是銀企業合作的的前景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注重二種效益，一是客戶提供的綜合效益，二是客戶提供的中長期效益。

針對中小民營企業擔保難的問題，浙江的股份制銀行充分挖掘企業兩方面的擔保資源，加強業務創新。一是充分挖掘企業的資產資源，各種動產質押、倉單質押、應收款質押、品牌質押、知識產權的質押等等應有盡有；二是挖掘企業的客戶資源，通過客戶的上下游企業和一些關系客戶開辟擔保渠道。

財務報表是授信信息獲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營企業的財務報表不規范問題在浙江同樣存在，但多數情況是企業的資產利潤沒有全部在報表中反映，浙江銀行界稱為信息良性不對稱。針對民營企業財務信息的失真，商業銀行沒有固守財務信息，轉而尋求民營企業的活信息。銀行界在對中小民營企業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時，會認真調查企業用電量、銀行結算量、企業現金流量、納稅額等活性信息，并將這些活性信息納入企業信用評級指標體系。這些活性指標體系更能真實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的真實情況，從這些活性指標入手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風險，也有利于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拓展。

在中小民營企業的行業政策和地區政策上，浙江銀行界的民營企業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競爭過于激烈、產品替代性強的行業列為限制性行業，對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產業予以支持。一些專業市場發達、塊狀經濟特征突出的地區則成為各家銀行授信支持的重點地區，部分銀行將這些地區拉直管理，一些銀行則對這些地區分支機構給予了比較大的授信授權。

五、民營企業授信風險控制

針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浙江各商業銀行沒有簡單地回避這些風險，而是采取了一系列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這些風險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較好的保障，也使民營企業的授信能夠得到快速的發展。近幾年浙江各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授信超常規倍增式發展，但授信資產質量普遍良好，資產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許多地區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為國內銀行界的奇跡。這一奇跡的產生與浙江良好的授信環境有關，但更得益于銀行積極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

各銀行在從事民營企業授信中非常重視風險控制，近幾年各銀行在自己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強化了資產質量的權重，加大了獎懲的力度。有些地區的銀行將授信質量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薪酬直接掛鉤。廣東發展銀行杭州分行的風險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行教育員工“授信業務收來的是利息，損失的是血本”，“騙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對待授信風險要象航空公司對待飛行一樣”，“要象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信貸資產”。在授信風險理念上，該行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反對風險最小原則，這樣將最大限度地獲得業務機會和利潤，反之則會喪失業務機會，獲得較低的利潤回報。在對企業監控的著眼點上，該行強調從資金流、物資流等動態和活性信息著手，而不是盯財務報表。該行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實行企業經營者的首席（行長）談話制，使問責審批人對中小民營企業經營者形成直觀認識。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調查實行雙人調查制，調查內容要重視活性信息而不是財務報表，對部分企業實行業務人員與審批人員的聯合調查；對部分企業直接參與企業的合同談判，獲得企業的第一手業務資料。在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貸后監控上，該行主動深入，授信達到一定規模后，該行要求企業增加注冊資金規范相關管理，關健崗位的員工必須符合其要求的素質，達不到其貸后監控的要求，該則堅決收貸。這些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較好的回報，其140億的授信資產，不良率僅為0.4%。

為控制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準入風險，有些銀行從一些活性指標入手設置了自己的準入指標體系；有的銀行要求一把手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包發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將此“三包”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掛鉤；在授權體系上根據地區風險和機構風險控制水平實行了差別授權和動態授權，設置了授權警戒線；對各種形式的中小民營企業貸款實行風險組合管理。為解決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風險溢價，銀行利率上浮的方法運用的較為普遍。一些銀行還要求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授信即貸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貸還貸。

六、浙江民營企業授信對我們的啟示

浙江各商業銀行面臨的民營企業授信環境與深圳不同，其民營企業授信的做法，我們不能簡單的移植照搬；但其民營企業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運作機制、業務創新等對我們當前的授信業務及管理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借鑒。

1、在企業授信上，表面看來我們不會以所有制來歧視民營企業。但我們仍有認識上的不足。一是對民營企業的未來發展認識和準備不足。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昭示了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企業產權改革是企業改革的核心，民營企業以其產權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業改革的未來，同時民營企業的內在機制造就了其市場經濟中強勁的競爭力，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民營企業必將占據未來市場的絕對份額。因此，在內涵于未來的授信業務上，僅僅以一視同仁來對待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將可能使我們錯失未來。未雨綢繆，重新審視和規劃民營企業授信的未來是十分必要的。在當前以民營為核心的企業產權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準備，面對EMBO、MBO、企業并購等民營化授信業務，我們有時顯得手忙腳亂。二是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隨著授信市場競爭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業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業授信將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如果說我們現在沒有歧視民營企業，但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確實是我們所忽視的領域。有些中小民營企業規模不大，但卻小而專、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間，應該成為我們授信支持的對象；對于經營者素質較高，企業運作規范，經營機制靈活，有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的中小民營企業，我們應以客戶培植的理念給予授信支持，培養客戶的忠誠度，“種芝麻，抱西瓜”，為我們的授信儲備未來。

2、隨著授信買方市場的形成，我們的授信理念應作重新調整，我們應調整風險最小理念，堅持風險可控原則。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堅持風險可控為前提，風險是否可控無從把握的冒險業務不應納入我們的授信范圍，這是授信區別于風險投資的本質所在。二是堅持風險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賣方市場條件下，我們可以優中選優；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風險最小原則將束縛業務空間，失缺高利潤業務。授信業務與風險相伴生，關鍵在于授信風險是否能為我們所控制。在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將為我們爭得最大的業務空間和利潤空間。

3、正確認識傳統產業。當前，商業銀行的授信行業政策存在著重高新技術產業輕傳統產業的偏向。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價值取向并不在于技術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術產業（成熟前）在伴隨著高利潤的同時，也伴生著高風險，與風險投資的價值取向相吻合。企業能在傳統產業中占有較高份額，或有獨特的市場空間，這說明了企業具有較穩定的生存空間，從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價值內涵正是授信業務的取向，絲毫不能為我們的授信業務所輕視。

4、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重視企業活性信息。信息不對稱是授信業務的固有矛盾，民營企業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對稱是難以化解的。抓住企業的用電用水量、現金流量、銀行結算量和納稅額等企業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們了解到企業經營的真實信息，做活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事半功倍，更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5、開拓異地授信業務。從對浙江商業銀行授信情況的調查看，內地授信業務的客戶選擇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戶在深圳卻已成為各商業銀行爭搶的對象。作為經濟組織的商業銀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區劃畫地為牢，深圳目前逐漸成為資金過剩地區，而深圳銀行相對內地行具有理念、服務、產品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局于深圳一隅只能喪失發展空間。當然，授信業務具有貸后跟蹤的特殊要求，對異地授信應選擇貸后跟蹤要求少，難度低的項目。

6、從與浙江商業銀行授信的比較情況看，我們對利率杠桿利用不夠，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很少上浮利率。相對于大中型企業，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具有平均風險水平較高、人力資源投入大、業務成本相對較高的不足，但銀企合作中企業不占強勢。因此，我們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桿來彌補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風險溢價和成本提補。同時，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業從成本考慮而優先償還，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風險的控制。

7、加快社會征信系統的建設。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與浙江草根經濟的特征相反，人們缺少歸宿感，社會誠信的自然基礎較差，這更需要通過人為強化，建設社會征信系統，逐步為深圳各商業銀行的授信業務創造良好的誠信環境。

(作者單位：深圳市國內銀行同業公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