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

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

黃林2008301510052電氣五班

20世紀80年代，企業文化風靡全球。人們發現，精神文化就像企業機體的神經中樞和潛意識，是其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有專家預言，21世紀的企業競爭，實質上將是文化競爭。長久以來，以儒家思想為代表和核心的傳統文化，已牢固地沉淀于中華民族的心理，形成長盛不衰的傳統美德、人格價值及品行修養，激勵著我們承擔起人生責任、社會責任及時代使命。

儒家思想倡導道德文化的合理化，它指出，人之所以區別于禽獸，是因為天生就有良知，有仁愛之心，有道德本性。“三綱”、“五倫”及“八德”，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它賦予整個社會嚴謹的“人倫”理念，強調人際關系秩序化，推行道德倫理、社會規范以及各種禮節，主張建立一個用禮治調節法治的德治社會。儒家思想還要求人們“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約束管制生命個體的言語行為，遵守嚴明的禮制，安于君臣、父子、尊卑的地位，不僭越，不逾矩，以實現那種“天人合一”的社會狀態，和諧而安寧。現代意義上的企業文化，與儒家思想有極大的淵源。對此，我們不妨探個究竟。企業文化，說大就大，說小可小。大到包括群體意識、思維方式，小到一個人的衣著打扮、言行舉止。它是全員價值、需求與行為的共同寫照，所有人都要參與滋育。他們的人生觀——生活目的及價值，職業觀——個人工作的意義，企業觀——企業存在的理由。三者集合，共同構成企業價值觀。企業應當整合不同觀念，形成統一的道德理念及規范，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

企業文化本質是向善向上的，它塑造的是一個積極向上、誠實守信、開拓創新、恪盡職守、思路開闊、協作分工的團體。《孟子·盡心上》中有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為一個企業人，不論何時何地，都必須忠誠敬業，正所謂：“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誠實守信，是人人所希望見到的。《禮記·中庸》中也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企業所追求的諸如此類關于人的精神品格和品行修養，無一不是儒家思想的延伸、發揚和創新。

企業文化的力量非常巨大。許多事實證明，優良的企業文化至少有：

1、規范力——約束人，從心理上行為上促使員工遵章守紀；

2、導向力——號召人，引導人們把個人理想凝集成企業同一目標；

3、凝聚力——團結人，人際關系和諧有序，內聚力強，員工精誠合作；

4、激勵力——鼓舞人，提升員工成就感與責任感，激勵他們努力工作。

無可否認，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和狹隘性。在其群體意識范疇里，人與人有著嚴明的層別，社會具有嚴格的等級化，下一層必須聽從于上一層，上一層擁有決定下一層的生死權。在這種金字塔式的人文思想的影響下，權力絕大程度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人際關系錯綜復雜，常常致使人治代替法治，官僚主義易于泛濫，各種指令、信息及行動自上而下進行傳遞、貫徹和實施，下一層處于被動局面。這對于凸現企業文化的力量，發揮團隊優勢，是一大障礙。如何辨證對待儒家思想，取之精華棄之糟粕，是至關重要的。

文明空前發展，幾千年的文化積淀，仍舊牢牢根植于人的內心，企業經營管理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十分深遠。一個企業的文化，只有建立在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之上，其精神源泉和

發展動力才能持久。

第二篇：淺談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論文)

淺談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

摘要：本文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文化出發，分析了儒家核心思想中“仁”“和”“義”“信”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延伸與應用，肯定了儒家人本主義管理理念對我國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和引導作用，同時，本文也指出，在運用儒家思想塑造企業管理思維和商業倫理時，應注意與現實現結合，保證科學性，實用性，避免文化錯位。

關鍵詞：儒家文化現代企業管理

當我們提到現代企業管理時，人們很容易想到西方管理學，從法約爾、韋伯到邁克·波特。但由于東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業經營管理哲學方面其存在著明顯的差別，西方企業比較注重“理性”管理，而中國的企業更強調“人性”的管理，這明顯受到了我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如今，“儒家管理思想與當代企業管理實踐”已經成為海內外中國儒家文化的熱門課題。作為儒家思想的發源地，結合管理學研究儒家思想，汲取有益的思想以豐富我國現代企業管理理論與實踐對提高我國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發展過程

儒家思想是一種倫理型思想，其主要內容十分豐富，其中對現代企業管理影響較大的有：仁、和、義、信等。

（一）“仁”

孟子吸收孔子的思想，確立仁政學說，在《大學》中提出“修齊治平”“內圣外王”的觀點。用現代思想來解釋就是要求企業領導者能夠有較高的道德修養（內圣），懂管理（外王），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施仁政。仁，又謂“愛人”，源于“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致敬之”。這就要求領導滴員工有仁愛之心，體恤下情，使得員工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

（二）“和”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句經典古語講的就是人和的意義，儒家倫理重視團體力量，強調“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就要求企業講人和，講團結，以合力促發展。當然，在管理中也要重視個人能力，處理好二者關系，既調動個人積極性，又體系高度的集體主義精神。

（三）“義”

儒家主張重義輕利，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觀點，雖然看似有些偏頗，但對于當今社會存在的一些企業個人見利忘義，背信棄義，無利不起早的卑劣行徑無疑是有針對性的。同時，儒家思想并非完全否定利，而是提倡道義經商。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儒家思想對企業發展的指導意義在于引導企業兼顧盈利與國家發展和人民的生活。

（四）“信”

子曰：“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即只有誠意才能取得對方的信任，如果沒有誠意，誰還敢信？古有商鞅立木為信，今有謝延信一諾千金，足見中華民族對忠誠守信的重視與傳承。縱觀商界能夠屹立百年不敗的企業，無一不是將誠信奉為企業發展的頭條。

儒家思想始于孔子，由孟子繼承發展，并逐漸定型為整個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之后，經歷代儒學大家（董仲舒、朱熹）集成發展，達到成熟頂峰。直至近代鴉片戰爭之后，西學流入，反帝反封斗爭大大削弱儒學地位，上世紀5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將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破壞殆盡。直至撥亂反正后，國人重拾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逐漸的將儒家的精華思想滲入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中。

二、“仁”“和”“義”“信”在企業管理中的具體應用

（一）“以人為本”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人是企業管理的核心和主體。現代企業管理應該從人出發，將道德、情感、心里等因素引入管理，形成“以人為本”的管理觀念。具體來講，在該思想的指導下，首先要樹立“以民為貴”的企業信念，把依靠全體職工辦企業作為企業管理的宗旨，尊重關心企業員工，培養人才，重用人才，發揮各級人員積極性和創造性；其次，“為政在人”，成立德才兼備的領導集體，強調德才兼備的企業領導層的關鍵作用，這對領導層不斷精近業務提高自身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將“顧客就是上帝”的經營理念貫穿始終。無論是聯想的“五星服務”還是康佳的“大拇指服務”都是對這種理念的現實應用。

（二）“以和為貴”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精誠合作的團隊精神是企業成功的保證。如何在“以和為貴“的思想下，培養職工團隊協作精神，確立共同的企業目標，以達到“內求團結，外求發展”的局面是每個企業領導層需要學習和探索的。張瑞敏帶領的海爾團隊無疑是將“和”的理念發揮的淋漓盡致的代表。海爾把自己的價值觀定義為“人的價值高于物的價值，共同價值高于個體價值，共同協作的價值高于獨立單干的價值，社會價值高于利潤的價值。”而這種文化牽引力確保了海爾最大限度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使員工滿意度達到最大化，從而奉獻出最好的產品。

（三）“義利并重”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現代企業要富有活力，要在競爭中取勝，單靠物質刺激和行政手段己不能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還要靠“理想”、“信念”、“義利并重”的價值觀。現代企業的價值觀，必須是有利于企業和職工正確對待和處理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深圳三九貿易集團一直主張：先義而后利者榮。在其1995年與法國一家貿易集團結算時，因對方疏忽而少收了三九集團7000萬法郎。該集團毫不猶豫的退還了這筆巨款，贏得了業內良好的信譽，在“利他”的同時，也給企業帶來了豐厚的回報與效益。

（四）“至誠守信”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人無信則不立，商無信也不立。現代企業在生產經營中務必要把握兩點：樹立契約意識，塑造“誠信為本的企業形象”；確立道德理念，維護“至誠守信”的企業信譽。這是現代企業長遠生存與發展的基石。青島啤酒深刻的明白這個道理，并身體力行的將這種理念運用到每一次交易與合作中。2001年青啤與新加坡一家啤酒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時，曾經約定：若甲方欲轉讓其余49%股權給乙方，轉讓價格按協議確定的定價原則計算”。2003年外方提出轉讓股權，盡管當時因市場環境不利，致使經營效果不盡理想，青啤公司還是信守承諾，堅決執行合同，保持了優異的合同履約率。這正驗證了青啤董事長所說過的：青啤的百年基業，可謂誠信為本。

三、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應用中應注意的問題

儒家管理思想對企業管理的現代價值，有幾集的一面，也存在消極的一面，即既有民主性的精華，也有封建性的糟粕，良莠混雜，瑕瑜互見，對此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照搬照用，應該堅持批判繼承、去糟取精的原則。

例如，儒家所倡導的“禮”，核心在于維持上下等級關系，“存天理，滅人欲”。這種思想拿到現代企業中就演化成消磨人的進取心和發展欲望，這是競爭

型社會所要不得的。再如，在管理目標上，儒家思想更強調“朝綱獨攬”，“分權制衡”，這與現代企業所需的“權責分明”“各司其職”是相悖的。權謀之術不能代替科學管理，企業與社會的長遠發展需要人治更需要法制。

所以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明的輝煌精神文明成果是值得學習、繼承的，但是每種思想都有其歷史的適用性和局限性，面對全球化的現代市場經濟時代，我們應該吸取其中的優秀成分，讓其在現代企業的發展中繼續發揮自己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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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儒家思想對現代企業文化的影響（本站推薦）

論儒家思想對現代企業文化的影響

黎敏

經濟離不開文化,文化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企業家們認為企業文化是企業管理的靈魂。中國的現代企業管理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而儒家文化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文化之“根”和“源”,長期以來形成了優秀的文化傳統,諸如仁愛和民本主義思想、為政以德的人格魅力、和為貴的處事方式等,成為中華民族奮進不已的精神動力。對于現代企業管理,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為獨特的文化資源和智力資源。作為現代企業,如何把儒家管理思想與現代管理思想結合起來,進一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文化,以便更好地指導企業的經營管理,提高管理成效,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借鑒儒家思想構建現代企業文化的基本原則

企業文化是社會文化與組織管理實踐相融合的產物。對任何一個企業來說,卓越的基礎在于戰略與文化的配合,新世紀的企業家應憑借具有儒家思想內涵的企業文化精心制定戰略,突破和超越舊有的管理模式。同時,在建設企業文化過程中要注意把握好兩個基本原則:

1.個性與共性互補的原則

任何一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微觀文化或者淺表層次的企業文化,哪些是適應企業的內外環境,有利于企業發展的；哪些是不適應企業的內外環境,不利于企業發展的；哪些是企業文化建設中共性的東西,哪些又是自己所必須具有的個性的文化,這些是企業家們應該注意的。企業文化建設中共有的儒家管理理念很多,“誠信”、“修身、治國、平天下”、“自強不息”等都是企業發展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都是企業文化建設中所必須遵循的準則。但是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和與眾不同的內外環境,因此在構建企業文化時應該具有極其鮮明的個性,有個性才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任何不切實際的、盲目的模仿都不是本企業應有的企業文化。如云南玉溪卷煙廠是享譽全國的著名企業,儒家思想“滿招損,謙受益”的借鑒,使企業提煉出了“天下有云煙、天外還有天”的企業精神。其獨特鮮明的警示和鞭策作用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2.時代性與民族性融合的原則

企業文化應該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既然是民族的,同時也要是傳統的,但傳統的并不意味著根深蒂固而一成不變。不同的民族,其傳統的價值標準、基本信念和行為規范等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中國的企業文化應體現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如儒家的勤勞節儉、自尊自強、重視民節、忠誠、和諧和仁

愛等觀念。因此,企業應在汲取優秀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相一致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本質上來講是一種競爭文化,有時需要的是企業間的頭破血流,難免會顯現得不那么“仁義”和“禮讓”,但這是市場的需要。擺脫封閉保守的小生產方式,建立與社會化、國際化大生產相聯系的現代企業文化,這才是根本。換句話說,我們應根據發展的前景來構設自己的企業文化,使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二、儒家思想對現代企業文化的影響

1.“以人為本”是現代企業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儒家主張“以民為本”,與現代企業文化把人置于組織中重要資源的地位有異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張“天生萬物,唯人為貴”；“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從實踐經驗中,得出一個真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可以說,儒家思想本質特征在于肯定人的價值。而把人作為管理活動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價值和尊嚴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前提條件,反映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就是肯定管理主體的創造力。東亞儒家文化圈繼承儒家學說,在企業經營中形成“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重視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取得了明顯效果。

企業文化建設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為本”,注重培養職工的互相尊重、團結協作、改進創新的精神。在企業內部以人為本的核心是解決員工和企業的關系問題,即如何看待企業員工的權力和需要的問題。具體地說,第一要關心和尊重每個人和承認每個人的成就、尊重個人的尊嚴和價值,注重激發人的自覺性,注重從組織、制度、授權、獎懲等方面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第二要使每個人都有適合其能力、志趣的崗位與責任,充分發揮個人的特長,即人盡其才；第三要把員工的智力開發和培養人才放在首要地位,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不斷提 高員工的文化和專業素質,讓員工覺得事業有前途、工作有奔頭；第四要重視在企業內部創建一個激發人上進、心情舒暢、協調和諧的工作環境,如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改善職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等；第五要盡可能改善、提高、滿足員工正當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要,解決員工的后顧之憂。這就要求企業既要學習國外先進的企業管理機制,又要立足于本民族傳統文化,在管理中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并同現代企業管理真正結合好,把儒家中“仁愛”思想運用到企業管理中。既重制度約束和經濟、行政手段的運用,更重思想引導、精神激勵。以仁愛之心關心人、愛護人、尊重人、培養人,對員工傾注極大的熱情。充分認識到員工的需要、想法和愿望,盡量滿足員工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并讓員工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這樣企業才能穩健發展。

2.“為政以徳”與企業領導者的人格魅力相一致

儒家思想主張“為政以徳”、“修身治國”,十分注意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儒家主張衡量一個領導者是否合格的根本標志,就在于他的品徳如何。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為政以徳,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在孔子看來,領導者要正人先正已,就可以取得“無為而治”的效果。這就像北極星一樣,處在一定的位置,眾星都會圍繞著它運行。

對企業而言,企業文化是為企業目標、企業使命服務的,管理的目的是實現企業目標,完成企業任務,使企業利潤最大化。領導者的品德--也就是人格魅力,在這一過程中能起的作用是關鍵的。“管”包括管人、管財、管物；“理”就是理順企業外部和內部的各種關系,協調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利益。一個企業的興亡,都深深打著企業領導人的烙印。一個好的領導者,一個真正能夠為企業服務、為員工服務,對企業負責、對員工負責的管理者,除了擁有現代化的管理才能和具備良好的個人品質外,還應具有一個管理者必須具備的人格魅力。他的人格魅力,能打動人、吸引人,贏得員工的信任和合作。他發出的號令,才有感召力,令行禁止。而感召力的產生,只能來自領導者的人格魅力,即個人品德、情操產生的一種親和力。許多條件下,這種領導者個人品德、情操產生的親和力與管理之下權力所產生的效力成正比。一個領導者如果沒有親和力,企業就不會產生凝聚力；沒有凝聚力,就不會產生競爭力。

3.“以和為貴”與現代企業文化所倡導的團隊精神相一致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貴“和”持“中”,注重和諧,堅持中庸。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這是強調以禮為標準的和諧,是一種貴和須息爭,息爭以護和的和諧論。孟子也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經成為一項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謂之中庸。《中庸》將孔子所主張的執中原則,從“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的哲理高度。貴“和”持“中”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項基本精神,使得中國人十分注重和諧局面的實現和保持。做事不走極端,極力維護集體利益,求大同而存小異,成了人們的普遍思維原則。這正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質,是企業文化建設所要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

企業內部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上下級之間、同行之間親密合作,齊心協力,那么企業就一定會興旺發達,即“家和萬事興”的道理。“團隊”(teamwork)是近年來企業管理界頗為流行的一個詞,幾乎成了將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相統一而

實現組織高效運作的理想工作狀態的代名詞。儒家倫理中講“天時”、“地利”、“人和”,這些思想為日本企業家們運用起來,他們十分注重團隊意識,推崇“人和”。平時十分注意領導者與職工的溝通,下班之后一起下酒館,節假日組織集體活動,在這些活動中領導與員工的關系親密了,員工就能較好地對辦好企業提出自己的意見,達到“共同管理”。

4.“誠信為本”與現代企業文化所倡導的經營理念相一致

儒家認為: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孔子指的“德”的基木內容是仁義。《論語·衛靈公》中講“德”時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誠之。”這話的意思是指君子辦事以合宜為原則,依禮制去實行,而且用謙遜的話說出來,用誠實的態度做成功。倡導“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儒家中“信”的地位極其重要。孔了認為為政的要素有三:兵、食、信。其中信最為緊要。無兵,國亡；無食,人死；國亡、人死均不足惜,國不可無信,人不可無信。這個“信”字在儒家看來,是立民、立兵.立國之本。誠實守信是儒家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義。

企業的誠信經營,首先表現在經營方針的正確。即儒家所說的“求財須有道,不義害自己”。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首先,就是要滿足廣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以賺錢與否為第一。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個行業的道德水平,改變社會不良的風氣。由于職業活動是在企業與一定行業內進行,它對社會道德水平有很大影響。如行業種種不正之風,大都與缺乏職業道德有關。如果各行各業都能忠實覆行自己的職業義務,不但有助于改變行業不良風氣,而且能促進社會道德的發展。再次,就是要“守信”。信,即誠實、講信用,與公眾交往言行一致,守信不移,重望無欺。以誠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譽,誠信使企業得到公眾的認可。誠信對于任何企業而言都是立業的根本。講誠信是講究商品質量,貨真價實,不短斤少兩,即企業對顧客應該坦誠,注重企業道德。如果耍手腕,搞欺詐,企業就不可能正常經營下去。

5.“天人合一”是企業文化的根基

儒家思想主張“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順應而不是違背自然規律。儒家認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萬物之本。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惟天地,萬物父母”；“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四時有明法”；“萬物有成理”。它說明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周圍的一切事物的關系。“天人合一”思想,溝通了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和諧關系,強調“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這種有為的思維方式。人上參天地,下化萬物,把天地萬物按照一定的規則運行起來,與天地一同合理地運轉。只不過

要求人在有為的時候,要愛天愛地愛人,做到既有所作為又與之和諧相處,不損害天地和他人。達到人與天地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德性的和諧統一。在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類在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如日本松下企業文化:“企業報國、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奮斗向上、禮節謙讓、順應同化、感激報恩”,松下文化散發著一種濃濃的天人合一的情結。由此看來,儒家思想的精神在更深的層次上是人的生命價值觀,它希望人們能夠充分理解并維護自己生命的理性,從而全面發揮其本性,回應天地的生命精神。

現代經濟重壓下的企業來不及或者說缺乏對自己心靈、生命及價值取向的反省,對工具理性、物質準備過于執迷,甚至覺得自己處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我”的荒謬境地。儒家思想的精神風格、人文智慧無疑可以為企業提供精神的調解和治療,它不僅有助于解決現代企業精神的迷失、文化的困惑,而且可以消解企業家的緊張浮躁,從而使人煥發出潛藏的創造性來。這正是現代企業文化所希望達到的最終效果。

三、結束語

現代企業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管理模式,它代表了現代管理理論發展的一個趨勢。進行我國的企業文化建設,一方面要注重企業使命觀和人才觀的充分體現；另一方面,應充分尊重與利用兩方面的資源:其一是我國傳統文化,其二是外國現代企業文化。我國傳統文化重點關注的是天地自然規律、人類自身本質規律的探討和應用,這有助于我們在理性有限的現實下,遵從天地自然規律；而國外現代企業文化則體現著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與要求,這可使我們盡快躋身現代世界經濟秩序的行列。我國的企業文化建設應置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變革之中,并結合現代化的進程,才能把握好企業文化發展的趨勢。可以說,儒家思想在企業經營管理中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它有轉化為企業活動以達到其目標的動力,也有使企業達到崇高目標與價值的基本方法。因此,我國的企業文化建設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傳統文化氛圍和文化價值去管理企業,為企業創造價值,同時借鑒國外關于企業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企業文化。

（選自《長沙鐵道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楚學編輯）

第四篇：儒家思想現代意義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華民族發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響著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重新理解儒學、準確闡釋儒學對于我們當前如何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儒家與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韓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禮貴法。法家反對儒家所謂的禮教，認為儒家主張禮教實質目的是為了固化等級制度，并認為禮教最終導致貴族階層的權力世襲和腐敗重生。法家認可人的好惡之私心，認為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認為民之好利對于國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強調法制，通過法制的建設來定分止爭，即通過對民眾財產的認可來實現恒產者有恒心的社會狀態。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進一步強調把“法”“術”和“勢”相結合以實現國家政權的穩定和鞏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舊的思想，強調“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張。由此可見，法家強調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強調內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莊子等人。道家強調道法自然，提倡人應該順應自然，實行一種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對對名利的追逐，強調至虛守靜。道家認為好的君王應該是無為而治，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無為而達到無不為。道家認為治大國如烹小魚，大道至簡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強調對自然的效法，自然體現了事物的本質規律，自然而然實質上就是一種順應自然、尊重規律的態度，對人民和君主來講都應該能夠有這樣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時強調管理的藝術，認為“大音希聲、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經》）[1]

二、儒家管理思想簡述，這種思想其實就是大智若愚的處世哲學。這種思想與儒家所倡導的克已復禮的入世哲學有著本質的區別。道家強調超世，儒家強調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樸歸真。而儒家強調因循社會的變化而主動的調整和克制。前者強調從個體的本性出發來形成社會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強調要因循社會的變遷來完善個體教養的修齊。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學博大精深，儒學所謂的“儒”即指有學問的關心人類幸福的人。儒學親仁愛、倡和諧，要達到孝悌信仁、無度不丈夫。儒家主張“仁者愛人”認為“仁”即人與人相處的和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2]

對于如何實行仁政，孔子認為要舉群賢之力，不恥下問。“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認為仁者對“上”人要忠，對“中”人要恕，對“下”人要慈。忠誠、寬恕和慈愛的主張對于處理好人際關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強調自身的修身和養性，后者強調對人治理上的專制和獨裁。孔子進一步提出“仁政”說，并主張“寬猛相濟”，可見孔子并非認為在治國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徹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雖然與法家所謂“尊禮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對立和不容，儒家更強調“仁者不憂”和“仁者憂道”，突出個人的“克已復禮”和“見義忘利”，這實際上是一種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強調領導者要德才兼備，要對賢者充分的放權，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種方法。孟子進而強調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傾聽多數人的諫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則由此可見，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非常具體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實行仁政時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強調君子“選賢與能”時要察之慎行，這對于當前管理工作中的選人用人機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2]政就是“正”，所謂政治家的責任就是領導社會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來轉移社會風氣，也可以說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帥之以正，這是孔子的定義，也是千古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名言。季康子是一個當權的人，所以孔子對他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帶著端正自己的言行舉止，下面自然就風清氣正了，這是偏重于為政，偏重于領導而言的。中國古代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2]，這都是強調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下屬，管理者正則下屬正，管理者不正則下屬不正。孔子因此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禮記·大學》）[4]。孔子在這里所謂的絜矩之道就是規范人的日常行為的尺度。儒家實際是強調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對待周遭的上下級關系，儒家主張“子所惡，勿惡于人。”孟子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3]

儒家認為正已的關鍵在于“修身”。孔子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孟子在這里指出仁德的言辭不如仁德的聲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獲得民眾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會違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則樂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斂到百姓的財富，良好的教育能贏得民心的擁護。由此可見，君王行仁政，要通過善教和仁聲來實現，而君王如何贏得聲望，則必然需要通過“正已”來實現。[4] 孔子進而指出修身貴在“誠”。孔子說“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禮記·中庸》）[4]孔子進而認為能夠天生真誠的人是圣人。孔子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禮記·中庸》）[4]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強調通過修身來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誠身。當今無論是政府管理還是企業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只有通過個人的行為來示范，才能最終通過聲望的魅力來實現最佳的管理狀態和良好的組織氛圍。這也就實現了儒家“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標。儒家強調入世，認為個體要學會與社會大眾的和諧共處。人和即人際關系的和諧與融洽。孟子曾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3]孟子進而說“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這學期我們學習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關內容,對于歷史,我們要傳承.正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 ",等經典思想一樣,儒家學說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們學習.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發展和推進有道社會的和諧進步,這是人類始終在求索和踐履的一個關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問題.正是在對這一問題的自我主動認識和實踐中,人類由遠古走向現代文明,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但是,由于人類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實踐,是一個不斷更新遞進的社會活動,因而關于這一問題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經形成而不再變化,它將隨著人類的生存而存在,并將隨著人類的進步而更新.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對這一問題認識實踐的豐富智慧的結晶.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組成部分,對此具有很深的認識.從儒家文化的內容特征上看,還是從儒家文化的價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說,儒家文化實際上是關于如何管理人類自身社會行為的學說.儒家的管理哲學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體內容,它構筑了儒家文化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論本身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我們只能對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進行一些分析.我們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為這么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誰來管?儒家的回答是“勞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樣來管?儒家的回答是“和為貴”.對這三個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儒家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這種觀點和儒家的哲學是分不開的,儒家有一句話很能反映這個哲學.“天地之性人為貴”.所以貴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個根本觀念.在儒家看來,天地之間只有人是最寶貴的,是萬物之靈.這同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把人看成社會的最重要的財富有關,那時是以人口的多少來反映國家的強弱.所以在儒家看來,一切的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對人進行分析.孟子認為,從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歸于他的本性,這是由于后天的各種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蓋起來了.另外,他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不去追求善,則善就會丟掉,而表現出來的是惡.儒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荀子則主張“性惡論”,荀子的性惡論是直接為儒家的“禮”而服務的,在于為實現國家的管理活動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所以,管理者們,必須對一般的老百姓進行正確的引導、教化和管理,這樣才能使之從善,才能把國家管理好.儒家對于人性的假設,從理論的深度來說,儒家的性善、性惡理論偏重于道德.從管理的對象來說,儒家的性善、性惡理論是著重于整個國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論.至于惡的來源,儒家的理論認為人的本性是來源于天生的,而改變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對人性的假設方面和對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當多的見解,認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過自身的修養來解決,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個人最高的奮斗目標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標奮斗的途徑.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和他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后人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禮和義,認為這是達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對于禮和義,儒學理論都有較多論述,當群建立起來后利用分來進行分工,再用禮來規范,用義來和諧,使之達到良好的組織運行.荀子認為：人們生來就有無窮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滿足,則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沒有一定的限度,則不能不引起爭奪,一有爭奪就會引起混亂,一有混亂就會導致貧窮.國家的管理者為了制止這種混亂的局面,就要制定禮和義,劃分等級,以調節人們的欲望,滿足人們的要求,從而使人們的欲望不至于因為物資的不足而得不到滿足,物資也不至于因為人的欲望而用盡.這就是儒家對于由誰來管理和通過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論的核心,其主要的內容有這樣幾點：首先就是能夠身體力行的人才能稱上仁,才是一個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時,在不同的時候有著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愛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難而后獲”,第三次則更為具體了：“居恭處,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則,以自己的行動來帶動其他人；二是無論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必須要有一種愛心,而且還要知道干什么事都會遇到困難,克服了困難然后才會有收獲；更為重要的是人在一個集體中活動,一種集體主義的精神才是一種真正的仁.在孟子看來實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他認為：凡事以民生安定為第一位,這是實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會才會穩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備“德”,再將“德”推廣,教導每個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說與國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德”.“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來,管理者要講求道德,以之作為自己的治國方針,這樣自己就可以取得無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來,要治理一個國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帶頭實行好的道德規范,就足以把國家治理好了.孟子還具體說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實力來使人服從,人家不會心悅誠服,只是因為他的實力本身不夠的緣故；依靠道德來使人服從的,人家才會心悅誠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過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悅誠服,這樣,天下無不心服地歸順于王者.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從道德教化的角度出發來進行管理的.在儒家看來,道德教化是一個國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種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則；要想使廣大人民迅速地歸附,這種歸附是心悅誠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講外在的管理規則,他們用的是“禮”,即所謂的“齊之以禮”.我們知道“禮”實際上是社會各種活動的一項規則,是社會的一種控制手段,其本質是在于規范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使得整個社會聯系在一起,這樣才有利于統治者的統治.這是一種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禮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總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其管理的終極目標,以管理者的自我修養為管理的前提條件,對人的內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轉化為誠服的臣民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來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學說,從來沒有提到效率和發展生產,這就給中國幾千年的生產力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作為一個指導全國的文化體系卻不能提高生產力,這不能不說是儒家學說的一個悲劇.雖然歷經數千年的歷史滄桑,但儒學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質為后代所賞識,盡管在中國極度動蕩的歷史時期曾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卻未能抹殺其光輝,尤其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它一直在影響著今天的中國、世界的東方以至于整個世界.其中既有人類的優秀文化遺產,同樣也有著封建的糟粕.無論它是什么,歷史告訴我們,它一直在影響著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講“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詮釋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時從哲學辯證法的角度來講，孔子認為“和”是和諧與統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體的；和是本質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個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認差異和矛盾，沒有差異、矛盾和不同，事物就無法發展和進步。只有承認差異、尊重差異和包容差異才能求“和”存異、共存共榮、和衷共濟。可見儒家強調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種內在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追求那種表象上的相同，這也是當今社會人類共存的基本法則和行為規范。費孝通曾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實際上是對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詮釋。現代管理強調人與人的交流與溝通，如何實現最佳的人際管理是擺在管理者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儒家強調的“和而不同”對于現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管理過程中對于具體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異的精神，特別是企業運營之中允許大家發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謂百花齊放的態勢的同時又強調人和，對于現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僅能夠保證群策群力作用的實現，同時又能夠保證企業整體的穩定與和諧。現代管理的每一個個體，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基層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學習這種管理文化，這對于組織長期穩定的運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4]

西學東漸以來，我們加大了對西方管理思想的學習和借鑒，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正統的儒學因其被質疑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手段而倍受責難。改革開放后，人們重新開始學習儒學、研究儒學，因為儒學畢竟是中國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文化血脈和管理智慧。我們有必要批判地繼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重習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華，對于我們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是重視人的因素。現在世界上的各種管理學說，無不強調以人為本，人本思想恰恰是孔子最先提出來的。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認為要搞好管理最重要的是充分發揮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為貴”的人本論思想，“舉賢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禮記·中庸》所謂“為政在人”，就非常明確的表達了這種思想。孔子“仁”的學說，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視人的理論基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2] 這里君子是統治者、管理者，小人則是被統治者、管理對象。孔子主張愛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為了使他們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為了實現管理的組織目標而努力。同時，他又強調“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3] 也就是說要選拔政治的人，罷黜***的人，這樣才能讓老百姓服從，也能管理好國家。孟子進一步發揚了孔子的這種思想，強調為政、治國的關鍵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要義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 同時又說“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5] 把是否重用賢能之時提到了決定國家存亡的高度。而他在用人問題上的反對論資排輩的觀點則在現代企業管理學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荀子則在兩者的基礎上，進一步精辟的闡述了人與法的關系。“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俱，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便，足以亂矣。”[6] 也就是說，制定法律僅僅是治理的開始，關鍵是要用賢能的人來執行，君子是制定法、執行法的根源。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條例，管理規則僅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彌補管理規則中的某些缺陷的，卻在于管理人才的運用。先秦儒家思想的這些觀點都說明了重視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發點。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對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來辦好。[7]儒家思想的這一個特點一直影響著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此后歷代賢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賢能來管理國家，而此后的科舉制也正是基于這個思想的指導下逐步發展和完善起來的。這種不論出身貧寒富貴，只看重個人才能的選管制度作為中國管理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但影響了中國，也影響了很多其它的國家。其次是重視管理中領導的作用。這種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領導者要對被領導者起表率作用。不論是國君還是庶民都要從自我“修身”做起，因為領導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8] 同時，孔子還把領導者自身的品質和行為對群眾的影響比喻為風和草的關系：“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9] 也就是說風往東吹，草必往東倒；風往西吹，草必往西道。下面的風氣不正，原因是從上面來的。充分強調了領導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領導者要寬以待人、取信于民。孔子強調領導者要“無求備于一人”，要“赦小過”。認為以寬容態度對待被領導者，容易得到他們的擁護，即“寬以得眾”。孟子則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即以民為貴作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則，認為只有得到了民心，才能真正得到天下，得到人民的擁護，才能更好的維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領導者主要應該做好領導工作，而不要包攬具體工作。孔子認為，擔負全局的領導、指揮工作的領導者和擔任各種具體工作的工作者必須有所分工，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職。重視領導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又一個主要觀點，這對我們今天的管理工作仍然有很大的啟示意義，其中的很多觀點蘊含著以人為本的思想。再次管理必須著眼于長期的戰略目標。所謂“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10] 這里，“大事”指長期的戰略目標，“無欲速，無見小利”則告誡我們不要急功近利。這是因為，實現長期的戰略目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還要具備各方面的主客觀條件，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一蹴而就。如果我們不著眼于長期的戰略目標而一味的只重視眼前的一些小利，缺乏 耐心和毅力，急于求成，不但會達不到預定的長期戰略目標，而且還會招致重大的挫折，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管理必須要著眼于長期戰略目標，不可一味急功近利，這是一條有普遍意義的原理。它不僅對國民經濟管理使用，對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同樣適用。最后，管理必須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思想十分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11]，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時，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則百事不廢。”[12]這些思想都說明了人際關系的和諧對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在現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間，管理者之間，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和諧，在整個管理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關系和諧了，則各項工作都可以順利開展了，關系不和諧，則不僅無法達到有效的效果促成管理目標的實現，甚至連正常的管理工作都無法完成。傳統儒家管理思想對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幾乎每個朝代的統治者無論在行政還是經濟軍事管理中都借鑒了其中的很多思想。繼秦始皇以嚴酷的法律來治理國家失敗后，諸葛亮吸取了秦漢以來的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選中了孔子“禮義”治國思想作為治國的基本理論。隋唐建立三省六部制，建立議事制度，并開科取士。輔助蒙古統治者進行改革的先驅者耶律楚材更是大張旗鼓的提出了“以儒治國”的思想。此后到宋元明清，我國管理思想的內容直至一直沒有發生變化，直到我國近代，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國有相當大的社會基礎，***實業家都把儒家倫理思想引入企業管理中來。天津東亞公司的宋斐卿在公司大樓的山墻上高懸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幾個大字，從管理學的角度看，這就是一種儒家的以自我管理來達到全系統管理的思想。這種思想也深深的影響了很多其它的國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就是很好的證明。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的儒家管理思想不僅是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的淵源，另一方面，它對今天的現代管理也有重大的影響。它的以人為本，重視人才，重視領導，著眼于長遠的戰略目標以及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的一些進步思想在今天仍然散發著璀璨的光芒。

第五篇：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

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

眾所周知，第二次大戰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來，日本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緊接著是香港、臺灣地區和新加坡、韓國的崛起。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內，這些國家和地區迅速改變了落后的面貌，成為新興的工業國家和地區，被世界公認為另一個世界經濟奇跡。

引起舉世矚目的另一個事實是，在推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正在極巨變革和迅猛發展之中，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在中華大地迅猛發展，并且實力大有同國有企業和三資企業一爭高低之勢，從而使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力顯著增強。在二十一世紀，東亞地區將可能由于中國的崛起而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

為什幺東亞地區會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最活躍、最生機勃勃的地區之一呢？它們的文化背景是什幺，共同的管理思想和經營特色又是什幺？

從文化的角度來進行考察，人們會發現這一地區的共同特點就是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經營管理都受到中華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它們都善于把當代西方科學的管理與東方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經營思想與管理模式。所以西方學者把中國、亞太地區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定為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創始人孔子作為偉大的教育家，是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提倡“仁愛”、崇尚：禮儀“，主張以德治國、以民為本。他所處的時代是百家爭鳴、學術繁榮昌盛的時代。他以天下為己任，周游列國傳播自己的學說。加上后人的不斷補充，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儒家思想體系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也是華夏民族幾千年來傳統美德和行為規范的重要基礎。其精華部分已經日益顯示出對現代經濟、現代管理和現代人類文明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從實踐中看，日本具有特色的企業管理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因素。日本是一個善于吸收各國先進文化的民族，在管理中既吸收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也汲取本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事實上，儒家文化對日本企業界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日本的許多企業家把儒家思想，比如“以人為本”、“任人為賢”、“貴在人和、”“敬天愛人”等作為企業的經營信條。日本實業界號稱一代霸主的著名實業家社澤龍一寫了一本《論語加算盤》的著作，總結自己成功的經營之道就是一手撥算盤、一手捧《論語》。既講精打細算的賺錢之術，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補充，大大有益于事業的發展。他的著作和成功的實踐經驗對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有相當大的影響。

儒家文化對新加坡、韓國以及香港和臺灣等地的影響更加直接。香港著名企業家李嘉誠自幼熟讀儒家的經典，并且把儒家的思想用到了經營當中，講求“信用”、“意氣”，講求“忠恕”之道，被稱為一代儒商。新加坡內閣咨政李光耀，在談治理新加坡經驗的時候說：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都受過儒家價值觀的熏陶，那幺我們是無法克服過去那些困難的。四十年的治國經驗使我相信道德、價值和倫理規范，對建設一個健全穩定的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許多陳腐的觀點，以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條條框框受到沖擊，同時出現了一切向錢看、不擇手段賺錢的現象，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道德滑坡。這些不正常的現象是不是發展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呢？發展市場經濟是不是一定要全面否定傳統文化呢？是不是一定要以犧牲道德為代價呢？顯然，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一些明智的企業家越來越認識到講求“誠實”、“信用”……等等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視企業文化與道德風尚的建設，出現了一批新的儒商。

儒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內涵及其豐富。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性，有些觀點是已經陳腐過時而成為禁錮人們頭腦的枷鎖，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糟粕。因為儒家文化根本上是一種農業社會的文化。在管理方面，它強調的是家族式管理，不是民主的管理。它是一種家長制，這種家長制與現代企業管理是完全相悖的。它強調人生依附觀念，強調人治，強調中庸，反對競爭原則；同時，儒家還主張崇古和繁文縟節等等。這些思想是同市場觀念和現代企業管理相沖突、相矛盾的。不過，其中也包含了許多具有生命力的永恒的哲理和精華。比如，儒家非常強調人的進取精神，強調社會的責任感和仁愛精神等等。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去條分縷析、去污存精，將科學合理的成分接納到現代管理當中，形成更具東方式的管理模式，同時也有可能為當代管理理論與管理哲學的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

面對現代企業管理，儒家文化又能夠提供我們什幺呢？

首先，以人為本。

儒家主張“天生萬物，唯人為貴”、“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治理國家應該以富民為本，“民為幫本，本固幫矣”。人民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根本鞏固了，國家才能夠安寧。現代經濟與科學技術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然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財富的增長，而忽視了創造財富的人，不懂得社會經濟發展歸根到底是為了人。

在企業管理當中，也存在見物不見人的傾向。東亞一些國家繼承儒家學說，在企業經營當中形成了“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重視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其次，儒家主張以義統利。

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論語·憲問》）；孟子說：“先義后利”，以義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不取不義之財，反對為富不仁。

如何認識“義”和“利”的關系，人們的認識不盡相同：有人極力批判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認為它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事實上，儒家倡導的“義”是指整體的利益、民族與國家的利益。強調生財有大道，利己不損人。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可見，孔子不是反對致富，而是主張正當致富。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每個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每個企業也都在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從而形成一種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這是積極的因素，必須肯定。但是，對于任何事物都不應過分強調，如果只講功利主義，甚至一切向錢看，不擇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業的自身發展，也不利于經濟的正常運行。儒家強調“義”恰好可以彌補這一不足。

在經營管理當中，一些企業家汲取了儒家的這一思想，明確提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營宗旨。強調把追求利潤與服務結合起來，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第三，儒家主張以德服人。

現代企業管理主要強調這制度與法律，這是十分必要的。孟子也曾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孟子·離屢上》）。不過，儒家更強調倫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張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會風尚，使人們高興地按照道德準則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孟子又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顯然，制度、法律、規范應當是相輔相成、同時并重，形成一種互補的關系。道德規范作為一種無形的約束力量是現代企業管理不可缺少的。

第四，儒家強調“仁者，莫大于愛”可見，仁的核心是一個“愛”字。

儒家主張“以仁愛之心待人”。在家庭當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弟”（《禮記·禮運》）形成一種融洽溫馨的親情關系，這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就整個社會來說，儒家提倡“溫、良、恭、儉、讓”，強調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崇尚“仁愛、禮儀、忠恕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儒家的仁愛思想對于建立和諧友善的人際關系，增進員工之間、員工與企業之間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以及日本的一些企業以“和為貴”、“和氣生財”作為重要的經營準則，并且在整個管理過程中，強調對人的關心、愛護和尊重，講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這正是東方管理的一大特色。在美國曾經轟動一時的一本書《掌握人性的管理》，提出激發員工的不二法則就是“你希望別人如何對待你，你就該如何對待別人”，這一被譽為管理的黃金準則，恰恰是孔子在兩千年前就已經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

第五，儒家主張以信取仁。

誠實守信是儒家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做人、人與人交往的一項基本原則。儒家認為“誠信者，天下之竭也”。主張真誠待人、誠實敬業、恪守信用、講求信譽。“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茍遜不羈，蒙無異也”。誠實守信既是傳統美德，也是歷代經商之道。過去，我國許多個人小商號都掛著“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牌子，作為他們的經營信條。弄虛作假、欺騙顧客、不履行契約的企業，是難以長久存在的。被稱為世界船王的包玉剛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譽成交，借信譽發展”。事實上“誠信為本，信譽第一”已經成為許多企業家的座右銘。同時，誠實與信用也是現代市場經濟運作的精神支柱。

第六，儒家強調勤勞節儉。

儒家歷來都主張勤勞治國，勤儉持家，“克勤與幫，克儉于家”。中華民族勤勞節儉的這一優良傳統，在世界上是很有影響的。每一個炎黃子孫，不論是讀書治學，還是經商稱賈，共同的特點都是十分勤奮刻苦，發奮圖強，吃苦耐勞，并且也是比

f13勤勞節約的價值觀念是符合現代管理要求的。因為任何企業都有把效益放在首位，都有一個如何激勵人勤奮工作、奮發向上的問題，都有一個精打細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的問題。

第七，儒家強調嚴于律己。

儒家主張正人先正己，嚴于律己寬于待人，撈瀋碚渙疃校黃瀋聿徽淞畈淮訑（《論語·子路》）；撊舭蔡煜攏匭胂日瀋恚荒蘢災疲罌梢災穩耍荒苤穩耍緩竽芪脭。這幾句話強調的是，要管理好別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首先要正己。

作為一個領導人，應當在才學、能力、品德、氣質、作風等各個方面率先垂范，為人表，嚴格要求自己。這也正是作為現代企業經營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

第八，儒家注重重才尚賢。

儒家主張撌Φ雷鷓蠑，尊師重教，重人才、尚賢能。摴⑺ハ滌諶瞬牛τ誆懦桑滌剎毆銛充分闡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強調撔硎恐綾厙篤涫擔萌酥醯本∑洳艛；撗∈坑媚懿瘓諧び讛；摻鷂拮慍啵宋尥耆藬；撚萌巳縉鰨魅∑涑等等。這些論述可以用于充實現代管理理論，用于經營管理的實踐之中。

第九，西方人強調人的自身價值，強調個性的自由；儒家主張的是撔奚懟⑵爰搖⒅喂⑵教煜聰，把個人、家、國、天下四者統一起來，在社會整體中建立個人的價值。強調培養個人對社會、對國家的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撎煜掄叻且蝗酥煜攏煜氯酥煜亂矓；撎煜灤送觶シ蠐性饠，倡導撓忍煜輪嵌牽筇煜輪侄謹（宋·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崇高的人生價值的追求。從總體上說，儒家強調的是整體，也并不忽視個性。以后歷代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而使個性受到了壓抑。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強調發揮每個人的創造性和主動精神，但也出現了一些過分貪婪、自私，對社會以及企業漠不關心的傾向。所以繼承和發揚儒家文化的群體意識和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高度責任感，處理個人與整體的關系，在充分發揮個人才能的基礎上，增強整體的凝聚力，強調群體意識與團隊精神，強調實現個人價值與奉獻社會相融合，這也正是東方式管理的一個重要特點。

儒家文化不僅從倫理道德、觀念意識、行為準則、價值取向和管理哲學等方面為現代管理提供了有益的成分，而且古代儒家學說中還包含了許多對管理活動的直接論述，如：撚μ煜輪隕煜輪疲瘓傯煜輪疲怨┨煜輪褦的理財之道；摲彩略ピ蛄ⅲ輝ピ蚍蠑（《中庸》）的預測觀點，以及許多關于決策和戰略決策的精辟論述，至今仍被一些企業家所研究和學習。

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這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歷史發展進程中長期積累起來的精神財富，是人們在共同的生活中經過提煉和生化所形成的社會習俗、價值取向、道德規范、行為準則、觀念意識等的總和，是人類文明的結晶。

一個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夠存在幾千年，是因為它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影響。可以認為，每一個民族文化都有它積極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財富的組成部分。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應該站在一個高處，兼收并蓄，從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管理要求出發，博采眾家之長，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礎上，來豐富現代管理理論，推進東方管理科學的發展。

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歷史的產物，反映了一定歷史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歷史局限性。因此，根據這一點，有人把儒家文化稱為農業文明，或是封建文化；把西方文化稱為工業文明，或是資本文化。事實上，這種劃分頗值得商榷:首先，一個民族文化的主流與核心部分是長期積累起來的人類文明的結晶，這部分具有相對穩定性；其次，隨著社會的進步，文化也是不斷發展、充實和不斷完善的。只適應某一歷史階段需要的過時的東西，自然應該被淘汰。中國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同樣面臨著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進行提煉、重塑和發展的問題。所以就要以寬闊的胸懷吸收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的精華，又要使儒家文化的優秀部分得以發揚光大，并且走向世界，為當代世界科學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猛進如潮的二十一世紀，儒家文化必然會在世界經濟生活產生越來越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