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建立人大代表的辭職制度發展與協調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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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

論建立人大代表的辭職制度

據2002年4月3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區人大常委會按照代表法規定，實行了代表辭職制度。近年來已接受了15名人大代表的辭職，較好地解決了人大代表‘終屆制’的弊端，保證了代表結構的合理性、先進性和廣泛性。”去年以來，新聞媒體分別報道了湖南省茶陵縣鄉鎮干部調離辭去代表職務、山東省棗莊市薛城區打破人大代表“能上不能下”的“終屆制”、湖北省谷城縣人大推行人大代表辭職制度等，這些做法為全國各地人大常委會在處理代表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提供了很好的經驗。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人大常委會在前年也開始試行人大代表辭職制度，我積極參與并對此進行了調研，認為在新的形勢下，只有堅持以法律為依據，不斷創新，大膽探索，勇于實踐，積極穩妥地推行人大代表辭職制度，才能增強代表工作的生機與活力。

一、建立人大代表辭職制度的必要性

1、近年來，由于縣、鄉人大換屆選舉不同步、機構改革或鄉鎮撤并、屆中調整，使一些作為人大代表的鄉鎮領導人員的職務有了變化，有的單位由于崗位變動或情況變動，本來應當有的人大代表不再有了，有的則一下子有了好幾位人大代表，影響代表結構的合理性;同時一些新任黨委書記、人大主席和鄉鎮長，則因代表名額的限制當選不了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舉行會議時無合適人選出任代表團團長、副團長或在閉會期間代表活動無小組長，既不利于人大工作的開展，也不利于加強代表工作。

2、一些人大代表在社會上兼職過多，或本職工作過于繁重，或身體長期有病，或長期出國、出外打工等，這些人大代表中的一部分人與原選區選民或原選舉單位沒有或甚少有工作或生產上的聯系，既不便于聽取和反映原選區選民或原選舉單位的意見和要求，也不便于接受原選區選民或原選舉單位的監督，事實上已經不能夠很好地從事代表工作和參加代表活動，不能夠很好地執行代表職務。

3、一些代表的素質低，參政議政能力有限，被群眾戲稱為“會議代表”、“舉手代表”、“啞巴代表”，他們已經失去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對此人民群眾意見很大。

對于以上的情況，如果我們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將會使人民群眾對人大代表的性質、地位、作用產生誤解，把人大代表當成政治榮譽看待，使人大代表缺乏職務意識、責任意識和公仆意識，從而影響代表作用的發揮。而這樣的后果，將使原選區或原選舉單位的利益受到影響，不僅損害了是人大代表的工作和活動，而且也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和權威。因此，建立人大代表辭職制度，使以上的人大代表辭去代表職務，并根據代表法的規定進行補選，改善代表的整體結構是非常必要的。

在我國是實行兼職代表制的，除了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外，人大代表并不脫離原來的生產或工作單位，這是為了保持與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系，以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因此，人大代表的主要精力和時間仍然用于自己的本職工作。選舉時，按照代表的構成比例把代表名額分配到各選區或選舉單位，使人民代表大會有一個合理的整體結構。因此，代表在具有先進性的同時，還具有代表性、廣泛性。從這兩點來說，人大代表職務具有崗位性。我們要清楚地認識，人大代表的職務，從一定意義上說是給這個崗位的，而不是單純給個人的，代表履行職責與其本職工作有著密切的、內在的聯系;代表的選舉產生與其崗位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像鄉鎮黨委書記、人大主席、鄉鎮長，因為工作的需要安排選舉為人大代表，他們調離了原工作崗位，新任的領導同樣因工作需要人大代表這一身份。如果他們不辭去人大代表職務，那么因名額的限制新任的領導就無法補選為人大代表。像一些代表長期外出或身體長期有病，不能很好地通過崗位職務執行代表職務，應當說已失去了代表性，不再具備代表產生和發揮作用的條件。

二、如何開展人大代表辭職工作

為了打破人大代表“能上不能下”的“終屆制”，保證代表整體結構的合理性，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代表辭職制度。在這方面，應當有一套制度規定，做法要規范化、法制化。

一是要明確辭職對象。鄉鎮黨委書記、人大主席、鄉鎮長調入機關單位工作的;代表類別為領導干部，現已退休或改任非領導職務的;身體長期有病或長期出國、外出打工，不能執行代表職務的;代表素質低，不能勝任代表工作的，這些均應辭去人大代表職務。

二是要做好思想工作。對于辭職對象，是領導干部的由黨委組織部門去做工作，明確因工作需要需辭去代表職務，可在宣布調動時同時建議其辭去代表職務;是非領導干部的由人大常委會或鄉鎮人大主席團勸其辭職，指出其不能履行代表職責，不利于人大工作的開展。

三是由代表提出辭職申請。辭職請求由代表本人書面提出，寫明其辭職理由和請求事項，簽署姓名和日期。

四是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人大常委會接到代表的辭職請求后，先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并提出審查意見。人大常委會會議再聽取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意見，然后作出決定是否接受其辭職請求。如表決通過接受代表辭職的決定，會后須予以公告。

五是適時補選代表。在代表辭職務后，人大常委會或鄉鎮人大主席團必須及時按照代表的界別，及時在原選區或原選舉單位進行補選工作。

人大代表辭職是個嚴肅的法律問題和工作問題，人大常委會應該嚴肅、認真地對待。辭職雖只是個別的、必需的，但一定要發揚民主、依法辦事。特別需要注意這樣幾個問題：一是要取得同級黨委的支持。可先由人大常委會黨組向黨委提出代表辭職的意見，爾后由人大常委會制定代表辭職的制度。在確定辭職對象后，要多做協商、協調的工作。因為代表的辭職，涉及方方面面的關系，特別是涉及到一些領導干部代表職務的，情況更為復雜。只有各方面取得共識，才能保證這項工作順利進行。二是要做過細的思想工作。除了做好代表本人的思想工作外，還要做好原選區選民或原選舉單位的工作。要從人大代表執行職務的大局出發，多做細致的說服或勸說工作。三是要堅持依法辦事的原則。人大代表的辭職及補選工作，法律性、程序性、政策性非常強，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切不可主觀意志、馬虎從事。

三、建立代表辭職制度的評析

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大代表有5年的任期，鄉級人大代表有3年的任期。人大代表一經依法選舉產生，就要依法執行代表職務，在任期內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如果個別人大代表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夠履行代表職責或已不適合再擔任代表職務，那就應當依法停止執行代表職務或終止代表資格，或者根據工作需要勸其辭去代表職務。隨著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進一步加強，人們對人大代表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眾的代表意識、人大意識、法律意識等大大增強，他們期望人大代表能深入選區或選舉單位，聽取他們的呼聲，為他們辦實事、辦好事。法律規定人大代表是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來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代表如果發揮不了這方面的作用，就應當辭去代表職務，由更合適的人來當代表。代表法是一部關于人大代表制度的法律，實踐證明是她是一部好法，但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建立人大代表辭職制度將有助于進一步完善代表制度。

第二篇：關于建立和實行人大代表述職制度的思考發展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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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

關于建立和實行人大代表述職制度的思考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法履行職能，保證立法和決策更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在新的歷史形勢下，如何加強和改進人大監督工作，進一步提高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功效，是擺在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人員，人大代表履行職責的質量和水平如何，直接關系到國家權力機關能否有效的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關系到“兩個保證”的落實。

但是，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代表執行職務不夠、發揮作用不夠的問題，與憲法、法律的規定和廣大選民寄予的厚望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影響著人們對人大性質、地位、作用的認識，影響著人大工作的開展和加強。許多同志當了一屆代表，并不知道自己應當履行哪些權利和義務，有的代表在代表大會期間從不發言，很少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閉會期間也很少參加代表活動，不能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關系，對于這種情況，沒有人過問，更談不上監督，甚至這樣的代表還能連任幾屆。因此，加強對代表的監督，是當前做好代表工作，發揮代表作用，進一步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環節和當務之急，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對人大代表的監督，主要是指對代表的工作、作風等進行檢查、評定，并督促其改進的行為。這種權利屬于政治權利之一。《代表法》第五章規定：“代表受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的監督。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有權依法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它充分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這一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核心。

首先，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要求代表必須接受監督。社會主義民主，是全體人民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憲法總綱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第三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同時，選舉法、代表法也對代表接受選民的監督作了明確規定。這些規定使代表接受選民或原選區單位對代表進行監督有了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它充分發揚了社會主義民主，使選民有可能派出自己的優秀代表人民進入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同時，又使選民或選舉單位對代表行使監督權、罷免權，這樣就保證了民主選舉制度的真實、完善。

其次，人民與代表間社會主義本質關系決定了代表必須接受選民或原選舉單位的監督。我國的各級權力機關是由人民選出的代表組成的，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是通過人大代表來實行的，代表的權力來自人民，人大代表對人民負責。人大代表是否廉潔、是否公正，參政議政能力如何，直接影響國家權力機關的功能和權威。人民有權監督代表的活動，才能保證代表是合格的、人民滿意的代言人，才能使代表增強代表意識，不斷提高履行代表職務的能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根據人民的利益來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并始終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這樣，就能防止、避免人大代表發生脫變，顛倒主仆關系，做出違背人民利益的事情。

再次，只有加強人民群眾對代表的監督，才能使我國的政權始終置于全體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以保證其不至腐敗變質，永遠充滿生機和活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群眾加強對代表行職履責情況的監督，可以讓代表增強責任感，時刻牢記人民的重托，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最后歸宿，正確有效地行使國家權力，實施對國家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管理好國家事務，管理好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從而使我國的政權始終置于全體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

因此，加強對人大代表執行職務情況的監督，提高人大代表和參政議政水平，對于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機關作用具有重要意義。然而，憲法和法律雖然對人大代表接受選民和原選舉單位監督了規定，但究竟對人大代表在哪些方面進行監督，通過什么方式進行監督等等，到目前為止，無論國家法律還是地方性法規，都沒有成套的、詳盡的規定。如何加強對代表的監督，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和程序，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因為只有采取適當有力的方式，才能達到監督的實效和目的。實踐證明，建立和實行人大代表述職制度是加強對人大代表進行監督的一種有效形式。

人大代表述職，就是人大代表向選民、選舉單位口頭或書面匯報執行職務的情況，回答他們對代表工作和活動的詢問，并由選民或選舉單位對代表的工作進行評議，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督促代表發揚成績，彌補不足，更好地發揮作用。這一活動可以是定期的，也可以是不定期的，代表匯報的工作內容是執行代表職務的情況，包括代表大會期間和閉會以后的基本工作情況。從工作實際看，代表述職評議的優越性在于：

首先，建立和實行人大代表述職制度健全和完善了我國目前的監督機制。我國目前地方存在的基本監督脈絡是一府兩院行使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各級人大監督一府兩院，代表監督人大。而代表履行職責狀況如何，缺乏必要的監督。這是我國當前監督機制中存在的一個“空檔”。代表聯系著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最基層的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人民群眾對人大代表進行監督，是對國家權力機關監督的基礎。組織開展代表向選民述職活動，接受選民的評議，就是鞏固和加強這個基礎。因此，建立和實行人大代表述職制度，加強對代表的監督，對于健全和完善我國目前的監督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建立和實行人大代表述職制度有利于增強代表履行職責的自覺性，加強與選民的聯系。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代表一經產生，即參與集體行使職權，不受其他個人或組織的非法干預。而歷史和現實表明，任何不受制約的權力都將導致腐敗──濫用權力，以權謀私，是一種腐敗，疏于職守，不理政事，也是一種腐敗。代表定期或不定期的向選民或原選舉單位述職，是對代表依法行使職權的必要制約，對保證代表恪盡職守，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正確行使法律賦予的職權，起積極作用：它能促使代表充分認識肩負的責任和應做的工作，努力奮發，給述職創造條件，不致在任期中懈怠無為;同時，又是一種動力，能鞭策代表向選民負責，依法行使好職務。

再次，代表述職制度有利于廣大選民加深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認識，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識。人大代表定期或不定期地向選民匯報工作，接受選民的監督，能夠使選民認識到自己選出的代表就是為自己服務的，是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參政議政，就是自己間接參與了對國家事務的管理，真正體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增強了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這對于增強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和人大意識，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加快民主政治建設進程，都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建立和實行人大代表述職制度是對加強對代表監督的一種有效形式，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要扎實有效地開展好代表述職，各級人大應還應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1、要注意做好宣傳，提高選民對代表述職工作的認識，并進行積極地評議。人大常委會要把代表述職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深入、廣泛地進行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宣傳，使廣大選民和代表提高對代表述職工作的認識，增強對人大代表述職進行評議自覺性和主動性。同時，要使選民對明白對代表評議的內容：一是人大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參政議政的情況，包括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是否行使職權，是否有越權或濫用職權之行為，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時，他們在閉會期間是否積極有效地開展活動，是否與人民群眾全國各地密切的聯系，積極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這是評議的重點。二是人大代表的道德品行，主要是人大代表是否有違法亂紀、以權謀私、品行不規等行為。三是注意多提建議、批評、意見。

2、要組織代表多開展一些積極有效的活動，增強代表述職的內容。代表有“職”可述，是做好這項工作的重要前提。要使代表述職工作開展好，人大常委會應加強對代表工作的領導，使代表工作級級專人管，層層專人抓。在人代會閉會期間，可以根據代表的自身條件和特長，吸收代表參加工作活動，除有計劃、有重點、有針對性地統一組織代表參加集體視察、檢查、調查外，還要鼓勵代表持證視察，邀請代表參加對人大任命干部的政績考察。同時，還可以組織代表開展一些時間跨度比較大的具體活動，如代表“四學三爭”、“五個一”活動等，增加代表活動的內容，保證代表有職可述。

3、要加強對代表述職工作的領導和指導，確保述職實效。人大常委會、鄉鎮人大和各選區要對人大代表一視同仁，不論是老代表還是新代表，城市代表還是農村代表都要規定定期向選民和選舉單位述職，不應有例外。特別是擔任領導職務的代表、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要放下架子，不搞特殊化，以普通代表的身份，主動到原選舉單位和選民中述職，接受監督。如果領導干部不參加述職，做不到述職的普遍性，就會挫傷普通代表參加述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代表述職就會變成走過場，起不到任何實際的效果，人大的權威也會削弱。在述職中對代表提出的意見和要求應及時向代表反饋，督促其整改，并限期報告整改結果。對整改仍達不到要求及拒不落實整改意見者，可考慮對其依法予以罷免。

總之，建立和實行人大代表述職制度，是加強對人大代表的監督，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機關作用的有效形式。同時，它又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和前進。

第三篇：試論代表辭職制度發展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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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代表辭職制度

本文所指的代表辭職制度，是指那些因工作需要指定提名而當選的人大代表，又因工作需要調離原工作崗位時，雖未調離本行政區域，但需要辭去代表職務的制度。

對于這樣一項制度，一種觀點認為，這是違反法律的強加于人的做法。因為這些代表是經過合法的途徑依法選舉產生，雖崗位變了，職務變了，但未調離本行政區域，其代表資格應該繼續有效，任何組織無權要求其自動辭去代表職務。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些代表是因“工作需要”指定安排提名而當選的，現“工作需要”這個前提不存在了，理應要求辭去代表職務，使繼任的領導干部能依法及時補選為人大代表。筆者執后一種觀點。

一、支持代表辭職制度的主要理由

(一)代表辭職制度，符合代表結構合理安排的本意。

代表要具有廣泛性、代表性、合理性。在代表名額分配上，就要體現這“三性”。那些因工作需要指定提名的代表候選人，是各級組織保證當選的重點，也是代表選舉是否成功的主要標準之一。原因是什么?就是因為“工作需要”。現“工作需要”這個前提不存在了，理應辭去代表職務，讓那些繼任的領導干部又能因“工作需要”依法及時補選為人大代表，為履行相關職責提供前提條件，讓“工作需要”原則貫徹始終，而不是一選定終生，一定要到任滿屆為止，不管代表結構是否合理，是否真正需要。不可否認，若

不實行代表辭職制度，到一屆任期的后幾年，很可能出現一個部門或單位出現幾個代表，而另外一大行業甚至一大系統沒有一名代表的現象，而代表辭職制度的有效實施，符合代表合理安排的初衷，也是代表布局合理的延續。

(二)代表辭職制度，是法律精神的真實體現。

人大代表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是一種職務，不僅代表榮譽，更是責任。人大代表既要履行好職權，還要履行好義務。代表法第四條規定，“代表應當與原選區或者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選舉法第四十三條和代表法第五條都規定，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受原選區或者原選舉單位的監督。選舉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各級人大代表都可以向相關的人大常委會或人民代表大會書面提出辭職。法律雖未明確哪些代表屬應該辭職的范圍，但明確了辭職程序和對人大代表的基本要求，說明有需要辭職的情況存在，只要符合法定程序，可以有辭職制度的存在。

這里，也許有人會說，縣級黨政主要領導和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代表職務也是分到各基層單位選舉產生的，他們也不能說能與原選區保持密切聯系或受到原選區選民的監督。但要指出的是，這些代表名額分下去時的本來用意就是如此，未發生變化，而需要辭去代表職務的人脫離原工作崗位后，代表名額分配時的初衷目標達不到了。簡言之，是因為某崗位安排代表而當選，而不是因某具體的人安排代表而當選。筆者認為，代表法和選舉法的基本規定，已經為代表辭職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較為充足的法律依據。代表辭職制度沒有突破現有的法律框架，它不是對現行法律的否定和棄置，恰恰相反，它是對選舉法和代表法中有關代表辭職方面的細化，使法制更加完備，讓一些原本模糊的地方更加清晰，更便于操作，以應對現實中存在的各種情況和問題。

(三)代表辭職制度，是人大工作所需。

因縣鄉人大換屆的不同步和干部人事調整等原因，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干部因工作需要指定提名而當選的代表調離原工作崗位的情形，而且在5年一屆的過程中，這種調整的人員比例還很高。

以浦江縣為例，上一屆人大代表到召開第五次人代會時，原先17個鄉鎮領導干部中指定提名而當選的31名縣人大代表中，仍在鄉鎮工作還應安排代表職務的僅剩下4名，其余27名代表都調離原工作崗位，而新崗位不指定安排代表職務，且新崗位大多是政府部門，造成自己監督自己的尷尬局面，影響人大工作的有效開展。全縣15個鄉鎮、街道(注：區劃調整后，原先17個鄉鎮改為12個鄉鎮3個街道)中，在第五次人代會上，僅有2個街道的主要領導是代表，其余13個鄉鎮、街道的黨政主要領導都座在列席位置上，6個代表團中的12名正副團長中僅有4名是鄉鎮領導，其余都是部門領導且大部分是政府部門領導，給人大工作帶來很大的被動。

再以該縣新一屆人大代表來說，換屆至今不過半年多一點，原來因工作需要而指定安排代表職務而當選的27名鄉鎮、街道主要領導代表中，已有8名調離原工作崗位。可見，代表辭職制度，不僅需要，而且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二、需要辭去代表職務的主要類型

(一)提拔任用型。這類人主要是鄉鎮、街道的主要領導干部提拔到黨委、政府部門任職。

(二)平行調動型。這類人即使對新崗位不是很滿意，但因畢竟有官職在身，有制度在前，組織上又有要求，不管從大局出發還是領導干部的一般要求出發，也能接受。

(三)因犯錯誤被處理型。

(四)自動辭職型。這類人因本身健康或其他原因，長期不能履行代表職務，自愿申請辭去代表職務的。

(五)退居二線型。這類人因年齡或身體等原因被動退居二線，不再擔任原領導職務，按工作需要也應辭去代表職務。

三、有效實施代表辭職制度的主要對策

代表辭職制度是一項符合民主法制建設新形勢要求的創新工作，是一項需要全社會理解、支持的創新工程，是一項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規范完善的制度。為使代表辭職制度有效實施，筆者認為應堅持以下原則，逐步完善、規范。

(一)堅持和依靠黨委的領導。這是代表辭職制度有效實施的前提。在干部崗位調動時，黨委也應把代表辭職手續當作一項干部調動過程中的必備手續來辦，在調動談話時，把需要辭職的代表的辭職報告一并完成。

(二)實施要堅決，對事不對人。人大工作要嚴格依照法律法規來做，代表辭職制度的最大難題是遇到不愿辭職的人怎么辦?筆者認為，大多數領導干部應該是顧大局、識大體的，只要工作到位，做過細的思想工作，且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對事不對人，應該是能夠說得通的。執行制度應嚴肅認真、不打折扣，不能遇到一點難題，就縮手縮腳，底氣不足。實在不行，必要時運用黨員干部的組織紀律手段。

(三)發揮人大立法優勢，規范代表辭職制度。代表辭職制度不能有效實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規定的不完善，只規定人大常委會可以接受辭職，而沒有規定哪些情況下應該辭職。為保持代表隊伍的代表性、合理性、廣泛性，建議能像《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一樣，具體明確規定因公辭職、自愿辭職、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使代表辭職制度走上法定化、程序化和規范化軌道。

第四篇：特別行政區制度發展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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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特別行政區制度

一 特別行政區的概念

特別行政區是指在我國版圖內，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專門設立的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實行特別的社會、經濟制度，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區域。

二 特別行政區設立的法律依據

【憲法】第三十一條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三 特別行政區域的特點

第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自治權包括：

(1)行政管理權。除國防、外交以及其他根據基本法應當由中央人民政府處理的行政事務外，特別行政區有權依照基本法的規定，自行處理有關經濟、財政、金融、貿易、工商業、土地、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行政事務。

(2)立法權。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但備案并不影響法律的生效。(但若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同基本法沖突了，可以發回，不能修改或撤銷，然而一旦發回該法律就立即失效了，但對以前的判決不具有溯及力)1

(3)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法院為最高審級，該終審法院的判決為最終判決。

(4)自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的權力。中央人民政府可授權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如：簽發護照和其他旅行證件;實行出入境管制;國際協議是否適用特別行政區發表意見;參與和香港有關的外交談判。

第二，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都規定，在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法律教育|網整理)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第三，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該區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組成。永久性居民是指在特別行政區享有居留權和有資格依照特別行政區法律取得載明其居留權和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居民。

第四，特別行政區原有的法律基本不變。特區的原有法律除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原有法律予以保留。

修改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修改基本法(常委會無權)

修改提案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分之二多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后，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四、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

1、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并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任職期內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不得從事私人贏利活動)

行政長官由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任期5年，可連任一次。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特別行政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本特別行政區負責。

2、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府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行政官員必須是在當地連續居住15年并在外國無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澳門除行政長官外，其他不要求無外國居留權)

3、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立法會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行使立法權、監督權和其他職權。議員一般是由永久性的居民擔任。不過在香港，非中國籍的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在立法會的比例不得超過20%，而在澳門則沒有這些資格限制，但澳門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任期除第一屆另有規定外，每屆任期為4年。

第七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并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第七十二條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主席、副主席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副主席由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十五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4、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

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組織系統是：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裁判署法庭和其他專門法庭。高等法院設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法官是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它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一般終身任職，除法律規定的幾種情形外。

②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

澳門設終審法院、中級法院、初級法院和行政法院。澳門還設有檢察院。各級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律師和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的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檢察官經檢察長提名，由行政長官任命，檢察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五、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制度

1、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它在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中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高于特別行政區的其它法律，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必須以基本法為依據，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

2、予以保留的原有法律：

原有法律基本不變，除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的法律。但原有法律是有特定范圍的，主要是指在當地形成的法律。(法|律教育網整理)原有法律是否被采用要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查。

3、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對于凡屬高度自治范圍內的事項都可立法，其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法律的生效。

4、適用于特別行政區的全國性法律：

①必須是載明在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僅限于國防、外交和不屬于高度自治范圍內的法律。這些法律并不能自動生效，需要由特別行政區將法律公布或由立法實施。

②附件上所指的全國性法律有：《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國籍法》、《國旗法》、《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駐軍法》等。

③特定情況下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的適用。

第五篇：論級別管轄權異議制度的完善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論級別管轄權異議制度的完善

李浩

【摘要】對級別管轄權的異議是管轄權異議制度的重要內容，對級別管轄權的異議分為不同的類型。我國司法實務對級別管轄權異議與對地域管轄權異議采用不同的處理程序，不允許當事人對受訴法院就異議所作出的決定提起上訴。這種限制上訴的做法既缺乏法律依據，也不利于保障當事人的程序權利，且與修訂后的民訴法允許對管轄錯誤申請再審的規定不相協調。應當賦予當事人因訴訟進行中確定級別管轄的事由發生變動而請求將案件移送到上一級法院審理的權利，應當賦予當事人對級別管轄異議裁定的上訴權。

管轄制度是既與法院相關也與當事人相關的一項重要的程序制度，“管轄權是對審判權的具體落實，管轄權的正確確定，是人民法院公正審判的前提。”管轄權異議是我國1991年全面修訂民事訴訟法時新增加的內容，增設這一制度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法院依法正確行使管轄權。管轄權異議制度的設立，也為當事人增加了一項程序性權利。立法機關意在通過與管轄有著直接利害關系的當事人提出異議的方式來促使法院依法行使管轄權。法院對第一審民事案件的管轄分為級別管轄和地域管轄，當事人對管轄權的異議，也相應地分為對級別管轄權的異議和對地域管轄權的異議。本文擬對級別管轄權的異議作些探討。

一、級別管轄權異議的類型

由于級別管轄的確定要比地域管轄的確定相對簡單，與對地域管轄權的異議情形相比，提出級別管轄權異議的數量也相對較少，但盡管如此，級別管轄權的異議仍然會呈現出不同的類型：

(一)對下級法院異議型與對上級法院異議型

依照當事人針對的法院，級別管轄異議可以分為以下兩種：

1.對下級法院的級別管轄權提出異議

當事人之所以會對下級法院的級別管轄權提出異議，是由于當事人認為下級法院受理了按照法定管轄應由上級法院受理的案件。下級法院審理上級法院管轄的訴訟是訴訟實務中時有發生的現象，下級法院受理依照法定管轄屬于上級法院受理的訴訟分為合法與不合法兩種情形。

合法是指下級法院雖然受理了依法原本由上級法院管轄的訴訟，但卻是通過合法的途徑取得的管轄權。這具體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上級法院依法受理原告提起的訴訟后，認為該案件比較簡單，由下一級法院審理更便于當事人進行訴訟，于是便按照《民事訴訟法》第39條第1款關于管轄權下放性轉移的規定，把依法由本院管轄的案件交給下級法院審理。另一種是原告在起訴訟時訴訟標的的金額屬于下級法院管轄的范圍，但在法院受理后又通過增加訴訟請求等方式增加了請求的數額，法院認為原告這樣做并非是為了規避級別管轄。

違法是指下級法院違反級別管轄的規定，出于不正當目的，超越其職權范圍受理上級法院管轄的訴訟。下級法院違法行使級別管轄權也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原告向不具有級別管轄權的下級法院提起訴訟，下級法院在審查時也明知該案件依法應當由上一級法院管轄，但出于多收一些訴訟費或者地方保護的目的，不是依照《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4款的規定告知原告向有管轄權的上級法院提起訴訟，而是向上一級法院請示，要求上級法院把管轄權下放給自己，上級法院則是在未對案件進行審查的情況下，將原本由自己管轄的案件下放給下級法院。另一種是原告為了規避級別管轄，在起訴時故意只主張較少的金額，使訴訟標的金額符合下級法院的管轄標準，待法院受理后，再增加起訴的金額，而法院則對規避管轄的行為聽之任之，不把案件移送到上一級法院。

對下級法院合法審理上級法院管轄的訴訟，當事人雖然也有可能提出管轄權異議，但提出異議的情形是比較少的，實踐中多見的是，被告對下級法院違法行使級別管轄提出異議，尤其是在被告認為變更級別管轄與地方保護相關時。

2.對上級法院的級別管轄權提出異議

在當事人認為上級法院受理了按照法定管轄屬于下級法院受理的訴訟時，當事人也可能對上級法院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上級法院受理下級法院管轄的訴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上級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39條的規定通過管轄權轉移的方式把下級法院管轄的訴訟提到上級法院審理，另一種是上級法院直接受理了屬于下級法院管轄的訴訟。當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主要是針對第二種情形。在訴訟實務中，如果案件的性質和數額都是明確的，上級法院一般不會去受理依法屬于下級法院管轄的訴訟，當事人與法院也不會產生級別管轄權的爭議。出現管轄權爭議，主要是由于最高法院原先把民事案件分為傳統民事案件和經濟糾紛案件，并對這兩類案件確定不同的級別管轄的數額。當某一案件的訴訟標的的金額按照民事案件應當由上級法院管轄而按照經濟糾紛案件屬于下級法院管轄時，當事人與法院之間就可能因對案件的性質認識不同而產生管轄權爭議。

最高法院采用大民事概念后，不再區分民事案件與經濟糾紛案件，因而在用訴訟標的金額確定級別管轄時，該金額標準統一適用于各種民事案件，所以原先的問題已基本不復存在。當然，由于在以訴訟標的金額確定級別管轄時，最高法院根據雙方當事人是否同在受訴法院的轄區、案件是否涉外或涉港澳臺，規定了不同的數額標準，[6]當事人仍然可能因為對是否在同一轄區、是否為涉外或涉港澳臺案件的認識不同，同法院產生管轄權爭議。但同民事案件與經濟糾紛案件的區分標準相比較，新的區分標準確定性更高，產生爭議的可能性會較小。

(二)訴訟開始時提出型與訴訟進行中提出型

依照提出級別管轄異議的時間，可分為訴訟開始時提出與訴訟進行中提出兩種：

1.訴訟開始時提出

訴訟開始時提出，是指當事人在起訴與受理階段向法院提出管轄權異議。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在答辯期間有權提出管轄權異議，所以訴訟實務中對級別管轄的異議通常都發生在這一階段，在法院受理原告提起的訴訟后，被告在答辯期內對受訴法院的級別管轄權提出異議。

2.訴訟進行中提出

有的案件，原告起訴時是按照級別管轄的標準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起訴訟的，受訴法院審查后，認為是屬于本院管轄的訴訟，所以就受理了原告提起的訴訟。由于此時法院是依法行使管轄權的，所以被告方不會提出異議。但在法院受理后，原告又在審前準備階段或案件審理階段增加了訴訟請求的數額，使得訴訟標的的金額超出了受訴法院級別管轄的權限，被告認為原告這樣做是為了規避級別管轄的規定，所以不同意由原審法院繼續審理該案件，對原審法院的級別管轄權提出異議。

二、級別管轄權異議的程序

為了保證當事人依法行使管轄異議權，保證法院依法審查當事人提出的管轄異議，同時也為了保證訴訟不至于由于管轄異議的提出而被拖延，《民事訴訟法》對管轄權異議的程序作了精心的設計：法院受理訴訟后，當事人對管轄權有異議的，應當在提交答辯狀期間提出，法院對當事人提出的異議，應當及時進行審查，異議成立的，裁定把案件送到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異議不成立的，裁定駁回(第38條)。當事人對法院作出的裁定不服的，還有權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第140條第2款)。考慮到《民事訴訟法》第140條對明確列舉的10種裁定，只允許對其中的3種裁定提起上訴，而管轄權異議的裁定便是其中之一，應當認為立法機關對管轄權異議的程序性救濟還是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的。

雖然法律增設了管轄權異議制度，但是，在這一制度開始運行之初，由于當事人對法院管轄權的異議，基本上都是針對法院的地域管轄權的，所以連當事人是否有權對法院的級別管轄權提出異議都是不清楚的，[8]因而提出和處理級別管轄異議的程序問題自然也就未能引起關注。由于法律并未把當事人的管轄

權異議限定在地域管轄，再加上訴訟中有當事人開始對法院的級別管轄提出異議，所以如何處理級別管轄權異議自然就浮出了水面，成為法院審判實務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在1995年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針對下級法院就級別管轄異議如何處理作出了兩次答復。1995年，針對山東高院的請示作出了《關于當事人就級別管轄提出異議應如何處理問題的函》(法函[1995] 95號)，[9]其內容是：級別管轄是上下級法院之間就一審案件審理方面的分工。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經濟糾紛案件訴訟標的金額分級確定管轄法院的規定，雖不是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但一經我院批準，即應當認真執行。當事人就級別管轄權提出管轄異議的，受訴法院應認真審查，確無管轄權的，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并告知當事人，但不作裁定。受訴法院拒不移送，當事人向其上級法院反映情況并就此提出異議的，上級法院應當調查了解，認真研究，并作出相應的決定，如情況屬實確有必要移送的，應當通知下級法院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對下級法院拒不移送，作出實體判決的，上級法院應當以程序違法為由撤銷下級法院的判決，并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同時還應以違反審判紀律對有關人員作出嚴肅處理。199年，最高人民法院又針對江西高院的請示作出了《當事人就案件級別管轄權向上級法院提出異議上級法院發函通知移送，而下級法院拒不移送，也不作出實體判決應如何處理問題的復函》(法函[1996] 150號)，該《復函》的內容為：原則同意你院傾向性意見。你院《關于江西省第一審經濟糾紛案件級別管轄規定》已經我院批準，你省各級人民法院都應當認真執行。上級人民法院認為下級人民法院違反級別管轄的規定，應通知有關法院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該法院必須移送。如果受訴法院拒不移送，即使尚未作出實體判決的，上級人民法院也可參照本院法函[1995]95號函的精神，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1款第11項的規定，裁定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同時應對有關人員給予嚴肅批評;情節嚴重的，應以違反審判紀律對有關人員作出嚴肅處理。

這兩份公函明確和強調了下列問題：其一，級別管轄的標準確定后，各級法院都應當嚴格遵守和執行，應當按照級別管轄的權限受理訴訟;其二，當事人有權對級別管轄提出異議，對提出的提異議，受訴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第三，受訴法院審查后，根據情況作出是否移送的決定并通知當事人，但不作裁定;第四，對受訴法院所作決定不服，當事人可以向上級法院反映意見，上級法院應當認真調查，對級別管轄確有錯

誤的，以裁定方式告知下級法院進行移送;第五，下級法院拒不移送并作出實體判決的，上級法院應當撤銷判決并指令下級法院將案件移送到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

這兩份公函盡管充分肯定了當事人的異議權，但在處理異議的程序上卻與地域管轄存在著相當大的區別，即對于地域管轄權的異議，法院審查后須以裁定的方式作出回應，而對于級別管轄權的異議，法院雖然也要把處理結果告知當事人，但卻不作裁定，而以通知的方式告知當事人。相應的，由于法院不作裁定，當事人對受訴法院作出的決定不服，也無權提起上訴，只能通過向上一級法院反映情況的方式尋求進一步的救濟。

如果說上述當事人對一審法院作出的級別管轄異議的決定無上訴權的結論是從最高人民法院公函中推論出來的話，最高人民法院對何榮蘭訴海科公司等清償債務糾紛一案的二審判決則是極為清晰地說明了這一問題。該案件的原告何榮蘭受讓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濟南辦事處依法享有水泥制品廠債權本金1260萬元及相應利息后，向山東高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水泥制品廠和海科公司償付本金和利息3000余萬元。由于依照山東高院的規定，經濟糾紛案件的訴訟標的額需達到5000萬元以上，高級法院才有管轄權，民事案件的訴訟標的的金額只需達到3000萬元以上，高級法院就有管轄權，而海科公司則認為本案是經濟糾紛案件，數額尚未達到由高級法院管轄的標準，所以在一審中就對山東高院的級別管轄權提出異議，請求一審法院把案件移送到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管轄異議被山東高院駁回，海科公司針對山東高院的一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時，把管轄錯誤也作為上訴的理由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審判決書中駁回了海科公司的上訴請求，駁回的具體理由是：“海科公司在上訴主張中就本案級別管轄問題提出異議，因級別管轄是上下級法院之間就一審案件審理方面的分工，當事人就級別管轄提出管轄異議的，受訴法院應認真審查，確無管轄權的，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并告知當事人，但不作裁定。上述規定表明，當事人雖然就級別管轄問題有權提出異議，但就異議不具有訴權。當事人不得以級別管轄異議為由提起訴訟主張，對異議被駁回后亦不具有上訴的權利。海科公司向一審法院提出的級別管轄異議，已經一審法院予以答復，且在一審卷宗中有所記載。海科公司就級別管轄問題提出的上訴請求，超出了當事人提起上訴的請求范圍，故不應支持。”在這里，二審判決并未對該案件在性質上究竟是民事案件還是經濟糾紛案件，一審法院受理這一案件在級別管轄上是否有錯誤這一實質性問題進行審查，而是從程序上明確，當事人對級別管轄的異議被一審法院駁回后，當事人對駁回的決定沒有上訴權，而沒有上訴權的原因，是由于一審法院在駁回時未采用裁定方式。

不過，由此便得出對級別管轄的異議不能上訴的結論還太早。在河北新凱汽車制造有限公司、高碑店新凱汽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稱河北新凱和高碑店新凱)與(日本)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東風本田汽車(武漢)有限公司、北京鑫升百利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侵犯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管轄權異議案中，同樣是針對一審法院對級別管轄異議處理提出的上訴，最高人民法院卻采取了與何榮蘭訴海科公司案不同的做法。

在該案件中，上訴人河北新凱和高碑店新凱因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訴他們的侵犯外觀設計糾紛案，對受訴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異議。在一審中，北京高院是依據原告提交的經公證的北京鑫升百利汽車貿易有限公司銷售被控侵權產品的證據受理這一訴訟的，因而作為共同被告的河北新凱和高碑店新凱一方面對該案件的地域管轄權提出異議，另外一方面對級別管轄權提出異議。兩被告對地域管轄權提出異議的理由是：被控侵權產品即型號為HXK6491E的汽車系由河北新凱汽車制造有限公司制造，該公司住所地在河北省，依據有關司法解釋，本案應由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管轄。而對級別管轄權異議的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專利糾紛第一審案件，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該規定并未說高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第一審專利糾紛案件，而北京高院卻根據本院作出的關于級別管轄的規定受理了這一訴訟，所以認為北京高院違反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受理訴訟。北京高院審查異議后作出了駁回異議的裁定，在裁定中僅對地域管轄的異議闡述了為何異議不能成立的理由，而未說明級別管轄權異議亦不能成立的理由。[11]異議被駁回后，河北新凱和高碑店新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上訴的理由有兩點：其一是對原審裁定關于北京鑫升百利汽車貿易有限公司銷售被控侵權產品的說法，被上訴人未舉證，也未經質證;其二是原審裁定對上訴人在管轄異議中提出的專利糾紛第一審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而不能由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的理由未予答復;且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級別管轄的有關規定違法，與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規定相悖。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后，并未因為第二點上訴理由是針對級別管轄問題的而認為上訴人無權就級別管轄問題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后對這一上訴理由作出了明確的評價，即：《專利糾紛規定》第2條的本意在于專利糾紛案件的最低審級應當是這些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并未排除高級人民法院依法行使一審專利糾紛案件管轄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17日制定的《關于北京市各級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審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級別管轄的規定》中規定，爭議金額1億元以上的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含涉外糾紛案件)由高級人民法院管轄。該規定內容符合民事訴訟法及本院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可以作為確定本案級別管轄的依據。本案原告起訴請求的賠償額為1億元人民幣，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具有級別管轄權。兩上訴人關于高級人民法院不能管轄第一審專利糾紛案件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關于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級別管轄的有關規定違法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但原審法院對兩上訴人的此管轄權異議理由未作評判，亦有所缺憾。

該案件與何榮蘭訴海科公司案的不同之處在于，該案件被告既對地域管轄權提出了異議，又對級別管轄權提了異議，一審法院雖然未就級別管轄的異議作出答復，但針對地域管轄權的異議作出了裁定，這樣原告就能針對這一裁定提起上訴。而在何榮蘭訴海科公司案中，被告雖然也對一審法院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但由于異議是專門針對一審法院的級別管轄權提出的，一審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復函》不作裁定，所以被告無從對一審法院駁回異議的決定提起上訴，只得在對判決提起上訴時把其認為的級別管轄錯誤作為上訴的理由之一。不過，即使兩被告利用對地域管轄權異議裁定的上訴一并就級別管轄權異議提起了上訴，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時，也是可以按照《95號函》的規定，如同在何榮蘭訴海科公司案中一樣，以當事人對法院作出的級別管轄的異議的決定無訴權為由，對這方面的上訴不予審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不僅審理了對級別管轄權異議的上訴，而且給出了為何異議不能成立的理由。

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例中對就級別管轄的異議進行了審理，但總體而言，當事人就級別管轄的異議無上訴權的結論還是能夠成立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按照《復函》的要求，受理訴訟的法院對級別管轄的異議不作裁定，而民訴法又偏偏規定只有對管轄權異議的裁定才能夠提起上訴。

三、改進級別管轄權異議的建議

(一)明確規定當事人在訴訟中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權利

如前所述，原告起訴后增加訴訟請求，被告提起反訴，都可能使得訴訟標的的金額超過受訴法院的級別管轄的權限。對于此種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出于管轄恒定的考慮曾作出過批復：“當事人在訴訟中增加訴訟請求從而加大訴訟標的金額，致使訴訟標的金額超過受訴法院級別管轄權限的，一般不再變動。但是當事人故意規避有關級別管轄等規定的除外。”

上述規定采取區別對待的做法，在實質上是具有合理性的，并且“一般不再變動”也是有利于程序的安定和提高訴訟效率的，但從程序權利保障的視角看，仍然存在著不足，因為按照上述規定，管轄是否變動，完全由法院決定，當事人對此完全沒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可是說是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不應有的忽視。其實，如果一方當事人為了規避級別管轄而采取起訴后再增加訴訟請求金額的做法的，其行為損害的不僅是司法程序的公正性，而且會損害對方當事人的程序利益甚至是實體權利。對方當事人由于同這一行為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因此理應享有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權利。從比較法看，德國、日本也都是賦予了當事人請求把案件移送到上一級法院的權利。

(二)賦予當事人對級別管轄權異議的上訴權

從最高人民法院的復函看，之所以對級別管轄的異議程序作出了與地域管轄異議程序不同的解答，其理由是級別管轄不同于地域管轄，是上下級法院之間關于受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的分工，所以對級別管轄的異議法院不用裁定。

但是，這一理由是否充分，仍然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其一，對級別管轄的異議不作裁定缺乏法律依據。從民事訴訟法對管轄權異議的規定看，并沒有對級別管轄的異議與地域管轄的異議設定不同的程序，所以《復函》對這兩種意義的處理程序作出區別對待的依據似乎并不充分，既然從管轄權的確定來說級別管轄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并且只有首先確定級別管轄后

才能夠進一步確定案件的地域管轄，既然法院正確實行管轄權既包括正確行使地域管轄權又包括正確行使級別管轄權，那么在允許當事人對級別管轄提出異議的情況下，就沒有理由不允許當事人對法院作出的決定提起上訴。對級別管轄提出異議行使上訴權的障礙在于法院對當事人提出的異議不作裁定，而從民事訴訟法關于裁定適用范圍的第140條看，是非常清晰、明確地規定了對管轄權有異議的處理法院應當適用裁定的。

其二，損害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從訴訟實務中當事人對管轄權提出的異議看，既有對上級法院受理了按照規定由下級法院管轄的案件提出異議，也有對下級法院受理了按照規定應當由上級法院管轄的案件提出異議，所以不能把民事訴訟法允許上級法院審理依法由下級法院管轄的案件作為拒絕當事人上訴的理由。法院對當事人提出的級別管轄異議不作裁定，就像法院不受理當事人提起的訴訟用通知而不用裁定一樣，會嚴重損害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其三，不利于下級法院嚴格按照級別管轄的規定受理訴訟。從異議的效果說，只允許當事人在第一審對級別管轄提出異議，法院作出處理決定之后就不再允許在提起上訴，既不利于上級法院監督下級法院是否依照級別管轄的規定受理訴訟，也不利于保障當事人的程序救濟權。“上訴手段之許可不僅考慮了當事人對正確裁判的利益，而且也考慮到了良好運轉的司法的公利益。因為上一級審查的可能性加強了法官致力于細心思考和審查自己的判斷傾向。”如果不允許上訴，下級法院在處理此問題時就難免有時候不那么慎重，而對于當事人來說，在法院駁回異議的情況下，就失去了有效的救濟手段。

其四，不利于救濟途徑的有序化。從救濟途徑和方式有序化的視角看，允許上訴比當事人通過非程序的向上級法院反映情況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復函》雖然不允許當事人對一審法院作出的關于級別管轄的異議提出上訴，但是并未禁止當事人繼續向上級法院反映一審法院級別管轄錯誤的問題，相反，《復函》還明確要求上一級法院對當事人反映的問題，“應當調查了解，認真研究，并作出相應的決定，如情況屬實確有必要移送的，應當通知下級法院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雖然《復函》要求上級法院應對當事人反映的問題認真調查和處理，但由于對采用什么樣的方式調查，在多長的時間內調查處理完畢，采用

什么樣的方式把處理結果告訴當事人等都未明確，反映和處理的方式能否有效地保障當事人的救濟權，上級法院能否對下級法院實施有效的監督都不無疑問。既然肯定當事人可以就其認為的級別管轄錯誤進一步向上一級法院反映，允許當事人采用這種非程序性的方法，那還不如賦予當事人上訴權，把當事人就這一問題的程序性救濟方法制度化和規范化。

其五，有悖于程序安定的要求。在民事訴訟中，法院的裁判是通過環環相扣的程序獲得的，后一程序行為是前一程序行為的繼續并且是建立在前一程序行為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前一程序行為存在嚴重的瑕疵，就可能會影響到后一程序行為的效力，甚至使得當事人和法院辛辛苦苦實施的訴訟行為歸于無效。所以，如果當時人對法院、對方當事人的訴訟行為的合法性、有效性存在著異議，就應當及時提出。允許對級別管轄權異議的處理提起上訴有利于盡早解決管轄權爭議，符合程序安定的要求。在當事人對級別管轄的異議被受訴法院駁回后，如果允許當事人提起上訴，解決管轄權的爭議就會按照常規的程序進行，上訴法院作出裁決后就能夠給爭議劃上休止符。而按照目前實務中不準許上訴但允許當事人向上級法院反映的做法，一方面由于解決管轄權爭議的正規的途徑已經走完，受訴法院需要對案件繼續審理，另一方面由于允許當事人繼續向上級法院反映級別管轄存在的問題，一旦上級法院認為下級法院受理案件的確違反了級別管轄的規定，就會要求下級法院糾正，而此時下級法院已經進行的審理活動就會前功盡棄，這顯然不符合程序安定的要求。

其六，有違程序的協調性。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事訴訟法做了局部修訂，將再審事由從原來的5種擴展到1種，在新增加的再審事由中，就包括了“違反法律規定，管轄錯誤的”。這意味著，對管轄錯誤，當事人不僅有權提出異議，有權提出上訴，而且在裁判確定后，還有權申請再審。2008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了《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第14條對“管轄錯誤”作了解釋，即“違反專屬管轄、專門管轄規定以及其他嚴重違法行使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為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款第7項規定的‘管轄錯誤’。”這里其他嚴重違法行使管轄權的行為至少應當包括原審法院出于地方保護的目的受理原本應當由上一級法院受理的訴訟這種情形。既然對嚴重違法的級別管轄錯誤允許申請再審，那么不允許上訴顯然是不合邏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