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危機

1、1988年１０月何新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文章《當代中國政經危機與成因》，預言中國將發生**。此文震撼內外。

19**年，中國發生事變。

2、１９８８年何新在《中國金報》撰文稱戈爾巴喬夫改革必定失敗，蘇聯東歐帝國體系將解體。1990年6月12日，何新給國家當時最高領導同志(鄧公)寫信，預言蘇聯即將面臨解體。

1991 年8月，蘇聯“819”政變發生，何新應某高層領導（丁關根同志）問詢而寫了一封信分析形勢并報中央領導。何新認為此次蘇聯政變不會成功。并預言：此次政 變失敗后蘇聯政局的崩盤趨勢已難逆轉，蘇聯體系將崩潰，葉利欽必將掌控實權，戈爾巴喬夫將僅成為象征性人物和下臺。

12月21日，前蘇聯11個加盟共和國首腦發表了《阿拉木圖宣言》。宣告蘇聯體制的徹底瓦解。

這年圣誕節之夜，葉利欽從戈爾巴喬夫手中接過了前蘇聯的最后一項權力——核按鈕控制權。1991年12月25日18時40分許，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辭職。

3、1991年，何新在《對我國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國對華進行其意識形態和政治滲透的具體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個代表美國及西方在華利益的代理集團——新買辦階層。

（2）美國以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工具，以現代藝術、美國文化和消費模式，作為催化媒介，誘導中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在中國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國的社會心理。

（3）在倡導“開放主義世界觀念”的旗幟下，以“世界主義”觀念，來否定以民族國家利益為本位的愛國主義觀念。（即“普世價值”）

（4）試圖徹底破壞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讓中國人將來心安理得地接受國家分裂的事態，為此而作意識形態和社會輿論的準備。

（5）以民主、人權為兩大道義鎖鏈，約束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手腳，削弱和解除中國國家制度的自衛機能。使這種自我防衛機制，喪失道義性的基礎。

（6）美國及西方公開策動中國的少數民族分立運動、并伺機準備插手支持區域性的自立運動。

美國對華進行大規模意識形態攻心和政治滲透。它要求中國政治制度按照美國標準，實施美國模式的“民主化”，在經濟上實施私有化、市場自由化，以此作為引導中國改革的三大目標。

回看我們的歷史，私有化（下崗改制）、普世價值、西藏拉薩事件、臺海問題、否定岳飛、李銀河的所謂性革命，一一發生，難道是偶然的嗎？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戰略斗爭的焦點區域》文中預言：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東已很難再結聚為威脅美國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戰略性整體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動蕩狀態在這個地區仍將長期延續下去。但是從整體看，此地區已能夠被美國和西方政治經濟力量所主導和把握。因此，此地區在90年代以 后將不再世界戰略斗爭的焦點地區。

何新說：全球戰略中心未來將東移，中國大陸及沿海邊緣區域將是未來世界戰略競爭的中心焦點，成為矛盾的敏感區和觸發點——在中國大局維持穩定而無內亂發生的前提下——中國的邊緣區域將事變不斷。即：

朝鮮半島、中南（印支）半島、港臺海區、南中國海區域以及環鄰西藏、新疆的西部區域。這些區域目前蘊涵復雜經濟、政治、主權領土爭端和民族、宗教問題，因此隨時都可能成為突發矛盾、沖突激化的國際爭端區域。

此后，朝鮮問題、南海問題、臺海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不斷涌現。

何新還針對美國開始大規模向臺灣銷售武器，認為這是一種信號。

何新預言：李登輝掌控臺灣局面后將搞臺獨，臺、陸關系未來面臨急劇裂變。

何新建議以中程導彈威懾臺灣。

5、1997年3月（亞洲金融危機前夜），何新寫報國務院領導《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研究報告，建議警惕金融行業出現危機，此后，中國明顯地放慢 了關于人民幣自由兌換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進度，由于中國金融市場沒有與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接軌，所以不久后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未能禍及于中國。

6、1997年3月，何新在《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中指出，實施分稅制改革，建立中心與地方稅收分流的新稅收體制，使得地方政治與地方民營經濟日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事實上只有民營經濟才能為地方政府提供豐厚的稅收（而多數國營經濟均瀕臨虧損或破產）。

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官員以權力對私營經濟的保護和支持，一部分官員借此獲得個人經濟收益。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下，導致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干部階層因而將發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與地方財閥相結合的地方主義勢力。

（二）出現為民營經濟利益集團直接提供政治服務的買辦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協小組發言《論股市泡沫、統計失真與下崗問題》并致信朱某公，稱被媒體大肆吹噓的新經濟是莫須有的神話。預言香港不久還會發生第二次金融危機。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數由年初的11397點下滑到9072點，前三季度累計下跌2325點，跌幅達20.4%。

8、在上文中，何新還認為：決定自由市場中競爭成敗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經濟效益，而是靠累積資本的實力和規模。資本炒作決定商品價格，而不是競爭或市場需求決定價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對對國企私有化和讓工人下崗失業的政策。他尖銳抨擊：將工人驅趕下崗，使企業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業效益；實際上是將國有（社會）資產廉價地贈送給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時把失業者拋向社會，制造了社會不穩定的禍亂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崗政策終于有所減緩和收斂，失業引起的社會不穩定問題以及相關的社會保障問題開始得到高層的重視。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對伊拉克局勢發表評論，預言美國攻擊伊拉克根本不會有大型的、有意義地對抗性戰爭。伊拉克即將發生坍塌性的崩潰。薩達姆政權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數。這種論點與當時央視評論等主流媒體的論調截然相反。

然而伊戰迅速結束的結果驚人地驗證了何新的該預言。

11、2003年3月，何新發表著名《論某公》文，歷數某公執政時期改革政策之誤，斷論其種種私有化及盲目市場化之激進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遠，竭譯而漁，必 遺患后來。

如今，教育、醫療、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壓得國人透不過氣，兩極分化、貧富對峙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國家主義經濟觀》序言中，何新預警：種種跡象明確顯示，我們正處在爆發新的大規模國際金融危機的前夜。危機的焦點將集中在日元——美元——歐元的 匯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這個泡沫大得驚人），就必將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大災變。何新還肯定地說：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突變已經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發表《中國人該有過苦日子的精神準備》一文，預言：國內物價和社會就業問題，未來將極其嚴峻。發生企業 大倒閉、高失業，同時伴隨高物價的經濟時代，即將到來了。過去幾年的國內經濟的表面繁榮，奢靡揮霍，廉價貨物充斥于超市的時代，就要結束。

這些話在當時仿 佛是“唱衰論”而受到譏笑。但現在對這一點，想必一切工薪階層已有切膚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層的《人 民幣升值是物價上漲全球通脹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幣持續升值必將引發惡性通脹》等文論中提出：人民幣持續升值會吸引外匯熱錢大規模流入，導致兌換人民幣 過量發行流動性資本失控。同時人民幣估價的一切國內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勢必帶動中國商品對于世界其他貨幣和商品發生普遍的物價上漲。換句話說，伴隨人民幣 升值，自然意味著中國物價節節高漲。

由于中國也是世界消費品的主要出口國家，因此中國出口品的價格上漲必然拉動全球通脹。中國作為全球廉價商品供應商的時 代即將結束。

——如今伴隨著人民幣大幅升值發生的，正是中國與世界物價的不斷上揚。、2008年6月，何新在《談國際通貨膨脹與美元貶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價，這是美國國家當前核心利益的現實選擇，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國對沖投機基金。就是這些基金在石油期貨市場興風作浪導致油價飚升。

油 價上升是美國解決其龐大的國家負債的重要選擇，這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國政府未來制訂一切政策的定位點。

經過2008年下半年短暫下跌后，盡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終呈負增長，油價仍然從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過９0美元/桶。一直以來美聯儲實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匯率連年持續走低。

16、201０年夏季，何新發表博文《想到中國未來有時想哭》。２０１１年春，何新發表博文《2011年中看內外 大勢》預言：預料國內物價，主要是民生用品物價在今年７月以后將會飛起來。

何新又針對當時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唱好美國經濟以為即將復蘇的論調，預言：這場 國際金融危機方興未艾，仍遠未結束。金融大海嘯會在未來意想不到的情況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態突然發生。

何新還預言：10年之內，中國與世界必有非常之變！無內變則必臨外戰。

中華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險的時候！

何新說:如不改弦易張，通盤檢討過去１０年來改革方向的失誤，未雨綢繆；則未來會如何——也許只有天知道????

從此何新基本失語，很少發言。但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兩年，何 新出版了《匯率風暴：中美金融戰爭揭秘》、《統治世界：神秘組織共濟會揭秘》、《命運與思考》等著作。

在２０１１年于香港出版的《命運與思考》一書中，何新說：我不講假話。但我并沒有講出所有的真話。

［附注：以上預言見何新有關著作：《新戰略論》、《致中南海密札》、《論政治國家主義》以及《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何新看中國經濟》等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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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測到東歐、蘇聯劇變及對中國影響;

2.判讀出 當今世界商品經濟向資本經濟過渡;

3.認為戰略中心由中東轉移到中國；

4.預言2008金融危機，其后通貨膨脹時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嘯；

5.揭示出 隱蔽的共濟會組織

我想這五點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當代地位。

第二篇：中國,道德危機？

中國，道德危機？

單名揚 2011級法碩一班

一、前言

2011年10月13日，廣東佛山，2歲的小悅悅在相繼被兩車碾壓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21日，隨著一個鮮活生命的流逝，對小悅悅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被眾人贊揚，碾壓他人卻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機被輿論聲討，女孩母親的監護職責也被社會關注，而更多的人則感嘆那18位路人的冷漠與無情，道德問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近年來，隨著網絡等媒介的發展，輿論力量得到不斷壯大，一些負面社會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現，讓我們不禁反思，不禁疑問，當下的中國社會真的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嗎？中國社會真的世風日下了嗎？

二、長河落日，對傳統的沖擊與繼承

還記得在小學時代，學校組織我們觀看了一部主題電影，名為《離開雷鋒的日子》，故事中，主人公喬安山身為雷鋒的親密戰友，數十年如一日，堅守著雷鋒同志那樂于助人的可貴精神，其中他救起被撞老人反被訛詐的情景與今天的一些事件頗為相似，但是影片中他的執著與堅持最終換來的是大眾對他的尊敬和對雷鋒精神的繼承。

回溯中華五千年文明，中國傳統道德的形成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發展之路。

如果問起我們中國人，能夠詮釋傳統道德的詞匯有哪些？相信“孝慈”“愛國”“仁義”等必會高頻率地出現。而在傳統道德的形成過程中，儒家思想、佛道文化等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激烈的社會轉型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傳統的奴隸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國家四分五裂，禮樂崩壞，諸侯混戰，民不聊生。孔子，這位在西方學者眼中，可以與耶穌并論的東方圣人，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開啟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凝結升華之路。從一定角度而言，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是以儒家道德為核心而萌芽、發展、成熟和消亡的。其中，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主張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奠基之舉。此后，歷代王朝統治者雖然在尊崇程度上有所差別，儒家思想也經歷過佛道文化等意識形態的歷史沖擊，但至清末民初，其依舊是中國社會道德中的一條主線，影響著大眾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同時依靠著封建帝國對周邊國家的政治影響，也滲透到朝鮮、日本、越南等亞洲國家的文化體系之中，逐漸形成了與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對立而生的東方文明。

在中國社會對傳統道德繼承發展的道路上，近現代可稱為一個劃時代的“拐點”，而其中的五四運動更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在那個風雨飄搖，危機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蘇俄的社會主義學說傳入中國并被一批批仁人志士接受和傳播，而封建主義作為社會矛盾的中心，其思想核心儒家學說便被至于爭議甚至批判的境地，其中的綱常倫理、忠君思想更是遭受著疾風驟雨般地沖擊。筆者認為，對于五四運動中“打到孔家店”等針對儒家文化的號召更應理性客觀地看待，對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與地位理應公正科學地予以評價。誠然，在那個廢舊立新的時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口號，蘇俄“共產主義”的理想

更有號召力和社會價值，但過于盲目地否決已有數千年社會基礎的儒家文化，極端激烈地摒棄綱常思想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眾思想的混亂，甚至影響深遠。隨著時間的流逝，那道在傳統文化上刻下的傷疤似乎一直在隱隱作痛，并產生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雖然儒家文化一直與封建帝王的政治功能息息相關，作為其思想工具統治民眾，但其中的孝道、仁愛、忠義等核心理念也是從人性的本身出發，引導人們的個性發展，并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不斷調整以使自身具有普世價值。所以，如何正確看待和評價歷史，并正視其影響，趨利避害，對一個民族的振興至關重要。

新中國建立之初，人民群眾懷著對社會主義美好前景的向往，辛勤勞作，團結友愛，進而涌現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先進標兵，王進喜、焦裕祿、孔繁森便已是耳熟能詳；而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社會發展進入了更高更快的節奏，中國社會也經歷著歷史性的轉型與變革，人民群眾的角色日益多樣化和復雜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等價值理念在推動經濟建設大步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似乎也沖淡了我們對社會理想的堅守。“社會里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這已經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即使通過調查量化，也很難使人們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不過，“感動中國”等欄目還是讓我們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輝，感動人物對道德的堅守、對價值的追求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我們前行的路。與此同時，一些關于儒家文化的復興活動也再次引起了世人對傳統的關注，世界范圍內孔子學院的設立、對國學中儒家文化的研究新潮、以及學者（如于丹等）對儒家著作的宣傳介紹，即使有形式主義之嫌、快餐文化之弊端，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也可以起到引領大眾思維導向的作用，在引導國人繼承傳統道德、文化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三、輾轉反側，當代社會真的遭遇道德危機了嗎

提到“危機”一詞，不禁讓人嚴肅起來。政治危機可能引發政府的倒臺、國家的動蕩，經濟危機關乎民眾切身利益，高失業率、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等詞匯于近年來更是不絕于耳，而道德危機雖看似無形，其影響比之前兩者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負面作用可能更加觸目驚心、令人咋舌。近年來，一些如上文所述的社會焦點事件引起了人民群眾的關注和討論，人們紛紛質疑、反思，甚至奔走呼號，“社會真的到了如此冷漠之地步嗎”、“中國真的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嗎”。

想要解答以上疑問，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筆者認為，以下幾項因素值得參考。

（一）社會轉型中的精神陣痛

在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中，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依此而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必將對傳統意識形態形成有力沖擊。舉例示之，我國經濟的主導力量——各大國有企業為了適應國際競爭趨勢以及世界市場形勢的客觀變化，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進行具有攻堅意義的體制改革，力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增強自身競爭力，擺脫虧損困境，并以帶頭人的姿態引領中國經濟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在此過程中，豐碩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奮，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希望，但其中出現的問題更是值得關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場經濟經過數百年的錘煉已經日益成熟，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態及理論在我國進行國企改革的過程中逐漸被引入并發揮巨大作用，而其帶來的意識形態沖擊更對中國傳統的精神理念形成挑戰之勢。封建傳統中的集權制思維與現代西方的分權結構理論在實際操作中相互角力，博弈之下，領導腐敗、員工謀私之事例層出不窮。而在主要

矛盾之外，一些次生矛盾也倒影出道德層面的問題與缺陷，領導層基于功利、政績等方面的追求致使其與工人階層之紐帶斷裂，進而引發了一系列群體性事件。凡此種種，都揭示出，在中國社會物質形態轉換的過程中，其與意識形態的變化存在著步調上的差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作為統治階級的號召，不僅具有指示作用，在當代，似乎更多了一分警醒意味。如何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穩定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如何引導人們的意識形成合力，團結、友愛、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統治階級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也是每一位中國人需要思考和實踐的人生命題。

（二）信息時代的輿論導向

20世紀50年代末，以計算機的出現和普及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出現于西方國家。而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以及世界市場的形成，中國民眾受到網絡等媒體的影響日益加深。可以說，網絡等新興媒體給中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全方面的、革命性的變化。在中國古代社會，信息傳播的方式受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影響局限于烽煙、驛站、飛鴿傳書、派遣信使、官府通告等形式，而這些傳播方式也受限于事項以及人群范圍。近現代，隨著廣播、電視等媒體的出現，公眾對信息的掌握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當代社會，手機、網絡等傳播媒介的發展使各種社會信息井噴式地呈現在公眾面前，讓我們更快、更多地了解到了國內、國外的一些重要事件。這種力量在帶給人們快感的同時，也發揮著一些隱性的作用。例如，在“小悅悅事件”中，媒體的廣泛宣傳使得受害者家屬得到了更多人的援助，在拯救女孩生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它也將一個社會課題擺在了公眾面前——“是什么讓18個過路人如此冷漠”。接著，人們開始反思、聲討、游行，針對道德滑坡開始一系列討論，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解決之道。而反觀網絡等媒體的作用，筆者認為需要一分為

二、結合其他因素來綜合看待。一方面，隨著近年來媒體對“見義勇為”反被訛詐這樣的事件的曝光，更多的人也許是出于自我保護等角度出發，選擇“見危不救”、“見死不救”，從而又引發了另一輪媒體關于道德問題的報道，喚起了人們的“循環”思考和思想矛盾。這里，筆者認為，部分新聞媒體在關注事件本身的同時，也存在著夸大報道、失實報道等問題，而這背后可能牽扯到的是媒體對利潤、對關注度的追逐。另一方面，媒體在將焦點落到“道德”之上的同時，是否對深層次原因進行解讀，是否對解決方式進行理性探討，更值得我們去發掘。誠然，一些社會事件反映出了當下中國社會道德建設之不足，但在綜合考慮的角度下，社會發展中的制度建設、法律規范等社會力量是否也已經足夠完備，這樣的問題也許更值得我們去思考和解決。

（三）“地球村”中的思想交鋒

交通工具的發展，通訊方式的變革，讓各國之間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人民處于更加開放的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的GDP逐年攀升，國際影響也日益加強，意識領域的國際交流更是此起彼伏，中國的一代又一代人在繼承本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面臨著對西方文化價值觀的選擇。在中國人的眼中，“百善孝為先”、集體主義、勤儉等是傳統道德的重要內容，與此相對應，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獨立、個人主義和“超前消費”等觀念看似則背道而馳，也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著中國大眾的思維和行為方式。“5·12”地震中，“范跑跑”事件一度使得輿論嘩然，人們都在質疑身為師長的他為何在危難關頭會有如此舉動，而當事人范美忠的回應更是值得反思。然而，這卻是當代中國社會里，道德領域價值觀沖擊的真實寫照，是追求“自由公正”更有說服力，還是“先人后己”更值得頌揚，一時間莫衷一是。現代文明之中，社會尊重個體合法、合理的多樣化選擇，這是保障人權之所在，也是人性本

質的一種必然反映，而提倡“禮義廉恥”、“包容厚德”的中華文明也正經歷著這樣一種選擇的劇痛。在選擇與揚棄的過程中，不同道德價值觀之間的博弈將決定一些焦點事件的社會效應，怎樣去規范和引導，以達到理性與感性的有機結合，實現中華精粹和西方瑰寶的完美調配，才是解決當前中國社會道德問題的方向所在。

在思考一些負面社會事件的時候，多角度、多層次地分析原因之所在，將有助于認清事件背后的本質。而在思考過以上問題之后，筆者認為，討論中國社會是否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已經不再是首要問題，因為“道德危機”本身并不存在統一的評判標準，作為人類意識領域的重要一環，其更難以像經濟指標一樣進行量化分析。所以，我們關注的焦點應集中于中國社會的道德現狀存在哪些問題，以及我國道德建設該何去何從。

四、長風破浪，道德發展方向之我見

在普遍聯系與發展的理論中，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道德，作為一種調節人們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的社會規范、意識形態，其依舊存在于一定的環境之中，與其他因素相互影響，彼此共生。如何進行我國當下的道德建設，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探索。

（一）營造良好的現實環境

作為社會調控方式之一，道德與法律、國家制度等規范共同影響著社會的發展變革。道德，作為人民群眾內心的意識，其制約途徑主要是個人的良心勸導與社會的輿論譴責，相比法律的國家懲罰手段，其強制力和威懾力要薄弱很多。在生產力尚未達到高度發達、人民意識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單依靠道德力量來規范顯然遠遠不夠。所以，國家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完善合理，在法律設立及實施中的嚴格劃一，將有利于道德發揮其內在的規范力量，通過多樣化的手段解決社會變革中的道德問題。

（二）積極借鑒，繼往開來

如筆者第二部分所述，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在經歷了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提倡、頌揚、質疑和批評之后，如何由當代中國人更好的評價與繼承，是一個關乎道德體系建設的核心問題。盡管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中孕育的西方核心文化價值觀對于當代的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個體成長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在思想交鋒的過程中，若迷失自我，盲目推崇，則勢必導致中華文明的衰微，必將阻礙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合理地分析中西文化、道德中的價值差異，從實際出發，在繼承優秀傳統道德的同時，積極借鑒，才能開辟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真正為社會大眾認可和接受的道德建設之路。

（三）明確媒體道德責任，正確利用輿論導向

在道德體系建設中，新聞媒體將發揮重要的宣傳和監督作用，客觀、及時地對善良、友愛等優秀品質進行褒揚，以及對自私、貪婪等惡劣品質給予批判，將有助于社會大眾明晰

善惡，分清良莠，規范自身行為，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同時，應建立媒體監督機制，杜絕對網絡等媒介的惡意利用、嚴禁肆意炒作以混淆視聽，通過立法、行政等手段規范新聞媒體的道德責任，正確引導社會大眾，積極發揮輿論的導向作用，并建立和完善輿情解決機制。

（四）共產黨員發揮模范作用，社會成員堅守自身責任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自身隊伍的建設、紀律的維持將對社會大眾產生重要影響。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對具體工作的奉獻精神，對個人作風的嚴格把持將起到立竿見影的示范作用。反之，腐敗行為、政績工程、“官本位”等不良現象只會增加群眾對國家的失望情緒、對社會主義道德的質疑程度和對統治階層的不信任感。此外，每一位中國人都應實踐自己對美好道德的信仰，學校之教育，家庭之培養，工作單位之循循善誘，社會組織之宣傳引導將形成道德體系建設之合力，使優秀傳統與現代文明和諧發展。

綜上所述，道德體系建設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亟待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伴隨著時代的進步，文明的發展，道德水平理應更上一層樓。因此，我們每一位中國人應仿先賢、開后世，擔當起“匹夫之責”，以助我泱泱中華早日實現民族復興之夙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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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期貨交易所危機

中國期貨該死難活

期貨的作用:價格發現和規避風險，如監管不當，其基本功能無法實現。

目前，中國完全沒必要搞期交所：1.期貨及衍生品是發達國家某些大鱷研究、操縱的，我們學透游戲規則，掌握改進措施，制定完善的監管辦法后，才考慮設立交易所，不能摸著石頭過河。2.現階段的期交所會誘導國人投資國外的期貨及衍生品，造成巨大損失。3.當潮水落下時我們才知道誰在裸泳。百姓的投資渠道狹窄，非合法所或打著合規所旗號的經紀人設計種種花招，欺騙投資者，如五花八門的白銀期貨，整得許多人血本無歸。

規范不夠的期交發現的價格未必真實；規避風險可以采取其他手段，投資保險一樣可以實現套期保值。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取消期交所，將會促進社會和諧，萬姓臚歡！

第四篇：中國肉牛產業面臨危機

需缺口日益擴大中國肉牛產業面臨危機

2013-11-28 09:26來源：作者：武鳴

“中國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肉牛產業危機。”業內專家表示，隨著肉牛存欄量繼續下降和牛肉消費不斷增長，我國牛肉價格還將持續上漲。

生產方式的演變和牛的用途改變導致肉牛存欄量大幅下降，是促成牛肉價格暴漲的根本原因。而由于肉牛繁育和育肥飼養脫節，作為產業基礎的母牛的存欄量不斷減少，使整個肉牛產業走向萎縮。同時，肉牛補貼政策缺失，中國肉牛產業短期內難以提振，國外牛肉則乘機大舉進入中國。

存欄驟減 價格大漲

2008年前一斤牛肉十三四元，而2013年以來，各地牛肉價格紛紛突破60元/公斤的大關，廣西柳邕牛肉批發價格甚至高達69元/公斤。眼下牛肉消費旺季來到，年底牛肉價格有望同比上漲35%。

據統計，2008年至2012年，我國肉牛存欄量從8900萬頭減少至 6500萬頭，短短四年間減少2400萬頭。傳統意義上的肉牛產業大省山東、河北、安徽、河南四省的肉牛存欄量最近十年來出現加速下滑勢頭，而由四省組成的“中原肉牛產業帶”也已名存實亡。不過，與市場預期相左的是，雖然牛肉價格一路走高，農戶的補欄積極性卻沒有想象中那么高。雖然牛肉價格在不斷上漲，但養牛成本也在不斷增加，首先是飼料，飼養成本增加，特別重要的是科學飼養帶來的成本增加。再就是人工成本也不斷增加，規模化養殖對資金的需求比較大，對技術的要求也比較高，所以，農戶補欄的積極性并不高，肉牛存欄量還會進一步下降。而在肉牛存欄量不斷下降的同時，牛肉的消費需求卻在不斷增長。統計顯示，2008-2012年，全國牛肉人均消費量從4.3公斤增長到5.6公斤。

繁養脫節 產業萎縮

大部分投資仍然流向了肉牛育肥和屠宰加工環節。很多公司將主營業務產業鏈延伸到下游餐飲企業，而不是向更上游的肉牛繁育環節延伸。

肉牛生長的特點也使企業對肉牛繁育興致寡然。如果企業從事肉牛繁育環節的話，周轉就將大大放慢，若只是收購架子牛育肥的話，四個月就能實現周轉。這樣一來，中國肉牛的產業鏈便出現了脫節問題，企業專注于育肥和屠宰加工環節，98%以上的母牛和小牛則掌握在農戶手中，而母牛和小牛又不斷被宰殺，中國肉牛產業的基礎越來越薄弱。

據了解，從世界平均水平看，肉牛屠宰的安全線應該是25%，即存欄100頭牛屠宰25頭左右，可中國目前的速度已經達到40%。在這種情況下，近些年來中國肉牛產業不斷萎縮。

補貼缺失 “城門”失守

從產值上來說，我國四大畜禽產業的排名依次是生豬、肉牛、禽類、奶牛，但是，與生豬和奶牛產業的發展所獲得的大量扶持和補貼政策相比，肉牛產業的發展缺乏關注，至今沒有實質性的扶持和補貼政策出臺。

在此背景下，進口牛肉，特別是走私牛肉正乘虛而入，并逐步占領國內市場，國內肉牛產業將受到進一步的沖擊。

雖然由于檢驗檢疫的原因，我國目前只批準從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烏拉圭、阿根廷、哥斯達黎加6個國家進口牛肉，2012年的進口量也只有7萬噸，與我國每年560萬噸左右的牛肉缺口相差甚遠，但是進口牛肉加速膨脹的勢頭卻不得不引起人們注意。

9月13日，國家農業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鮮冷牛肉、凍牛肉進口額同比分別增長1379%和978%，出口額則呈不同程度下降。

現在物美價廉的國外牛肉也如當初的國外大豆一般大量進入中國，雖然牛肉和大豆的政策和性質有所不同，在肉牛企業沒有提升競爭力之前，牛肉大幅度進口會對國內肉牛產業帶來實質性沖擊。

第五篇：中國食品行業存在“四大危機”

中國食品行業存在“四大危機”

近年來，有關食品行業的負面新聞太多了，先是有毒奶粉和地溝油，后是瘦肉精和染色饅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聽了讓人頭皮發麻。

可以說，食品行業目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與發展危機。一方面，公眾對食品行業的信心在下滑。在一個13億人的市場，中國食品行業的地主優勢在消失；另一方面，食品行業又具有剛性需求。一些外資品牌正乘虛而入，竭力瓜分這個市場。因此，整個行業形勢相當嚴峻，也非常令人痛心。

不過，正所謂“否極泰來”.在這個艱難的時刻，如果有關方面能夠正視食品安全絕不是一個簡單的飲食問題，而是關系到國家安全和民族安危的大事，關系到中國服務業的未來，那么，我們就應該從現在起，本著對人民健康與歷史承擔高度負責的態度，從各個環節抓起，將危機化為轉機，讓民眾重拾對中國食品行業的信心。只有這樣，才能走出目前面臨的困局。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在透視食品行業及相關行業問題時，人們不難發現，圍繞著這個行業存在著四大危機。

一是本末倒置、見利忘義，導致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從最近曝光的染色饅頭和毒豆芽事件看，之所以會出現大批量、大范圍制售有毒食品事件，并非是相關商家不知道這么做的危害，而是在暴利的驅使下，非法制售已成習慣。商家已經麻木，只要自己有利，誰還管顧客的健康？

二是惡性競爭、損人害己，導致整個行業的運行危機。近來，一些龍頭企業之所以也出現了食品安全問題，這與激烈的惡性競爭和行業自律的淪喪有關。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就不只是三鹿一家的問題，而是整個奶粉行業的問題。為了普查3000萬受影響的兒童，光是國家就花去了20億元，更遑論市場的丟失。三是綱紀松弛、管理懈怠，導致國家法律與行業標準的信譽危機。從早年的蘇丹紅、毒海帶、毒火腿，到近年的“人造蜂蜜”、人造“鮮棗”,以及在雞鴨魚肉中被檢測出來的禁用藥物和食品中過量的添加劑等，無不觸犯法律，觸犯行規。如此目無法紀，與管理的長期缺失密切相關。

四是科研不足、文化缺位，導致行業發展的戰略危機。現在，浮在臺面上的問題還只是食品行業的違法亂紀，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與轉基因等相關的動植物物種問題及飲食文化的主導權問題。中國是世界上物種最為豐富的國家，也是飲食文化歷史最悠久、內容最豐富的國家。中國在這方面主導權的喪失，問題更嚴重。現在，面對中國食品行業遭遇的四大危機，外國商家也沒閑著，乘機在中國拓展市場。在基礎食品方面，比如轉基因大豆，不僅進口量大增，而且也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在產成品方面，比如進口奶粉，現在幾乎占據了中國市場的半壁

江山，不僅市場份額大增，而且還占據了高端人群的消費，直接影響著中國下一代的身體素質。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食品行業現在真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弄不好，不僅丟了民心，還要失去市場，更可能會對民眾身體素質和子孫后代健康等構成負面影響。有鑒于此，現在要解決問題，走出危機，就必須從源頭抓起，從文化、制度、執法、市場和企業等各方面抓起，健全制度，強化從生產環節到最終消費環境的“全程控管”.只有這樣，未來中國食品行業才有復蘇的可能。

具體而言，一是要保護好中國食品的物種，這是未來中國食品與飲食服務業發揮其獨特競爭力的重要物質基礎。二是要抓緊對食品及相關行業的綜合性科學研究，將食材的生產制作與社會文化結合起來，提升飲食文化在服務業中的水準。三是要健全標準，嚴格執法，增強食品行業的透明度。四是要強化對食品生產及市場服務領域的監管，讓消費者放心。

正所謂“不破不立”,現在雖然是危機重重的時候，但也是食品行業大洗牌的最好時機。只有那些講品質、講管理、有擔當、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只有那些嚴格執行標準、產品信息透明和能夠讓老百姓放心的企業，才有生路，才會崛起，才會做大做強，才會成為自“十二五”開始的食品行業龍頭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