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當前最大的危機是什么

中國當前最大的危機是什么?

一場華爾街風暴席卷世界，西方各國陷入百年難遇的蕭條之中，人人自危。而對于中國來說，改革放開三十年來積累的巨大國家財富，某種程度上確實能保證在危機中相對的獨善其身?？梢灶A見，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不斷加深，中國經濟狂飆猛進的步伐或許會放緩，但絕對不會停滯不前。但是，不管未來經濟的走向趨于何方，現實中的中國無疑正面臨著一場最深刻的危機。

中國最大的危機是什么？作為危機管理專家，很多人會上升到更宏觀的層面追問我諸如此類的問題。而我的回答總是很干脆：就業。

“就業猛于虎”。中國最大的危機正是就業問題，今年以來愈演愈烈的農民工返鄉和最近幾年問題已經很突出的大學生就業難值得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危機這片烏云不僅會飄到企業與個體頭上，整個宏觀環境一樣會遭遇危機。

作為一個外向型的國家，中國GDP的增長很大部分依賴貿易順差。順差成為拉動中國GDP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中國制造的崛起也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在08年之前，企業還在為缺口越來越大的民工荒擔憂。

然而，在2008年這個多事之秋，變數遠遠多于定數。越來越多的企業倒在宏觀環境的驚濤駭浪中，民工荒的缺口越來越小，有些地方還出現了農民工無工可打的現象，尤其是九十月份金融海嘯的爆發，持續了5年的民工荒竟然戛然而止，而填補這個缺口竟是以大批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為代價。大量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使得大量農民工即使降低身價，也未必能找到工作，民工荒變成浩浩蕩蕩的返鄉流。據中國科學院12月15日發布的2009年《社會藍皮書》調查結果顯示，400萬農民工提前返鄉。400萬可不是個小數目，大量的農民工返鄉后該如何安置？

有些人認為，農民工回家后可以繼續務農。但這并不可取，首先，迫不得已返鄉的農民工，缺乏務農知識，在務農方面是門外漢，而且習慣了都市生活的他們，也對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田生活提不起興趣。再者，在他們看來，靠種田連兒子都養不活，返鄉務農意味著生活窘迫。正如某位返鄉的農民工抱怨，“哪有一畝？只有幾分了，靠種田連兒子都養不活。家里的一畝多田，一年的收入大概只有四五千元，而要負擔全家五口人的生活，根本無法維持。”

在當地繼續打工也不是長遠之計。如果家鄉的經濟景氣，恐怕農民工也不會千里迢迢去異鄉打工了。數額巨大的農民工返鄉，當地企業根本難以消化，增加了當地的就業壓力。有些農民工選擇回鄉創業。但回鄉創業的農民工存在技術水平底、資金不足、眼光不夠長遠等問題，創業并不是一帆風順。即使勉強支撐起來的作坊式企業，由于金融危機不斷升級，恐怕難成氣候。

農民工返鄉潮遠未見底，而就業形式更為嚴峻，這將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

其一，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返鄉的農民工在短時間內找不到工作，無地可耕或者不愿務農，成為“剩余勞動力”。受多年城市生活的熏陶，很多農民工把自己定位“城市人”的角色，并很有可能在當地自認為是社會精英。與此同時，農村生活較為單調，他們已很難融入農村既有的社會網絡，從而形成角色錯位，導致返鄉農民工患有不適癥，出現抑郁、報復等心態失衡問題，不利于社會穩定。

其二，為當地社會保障事業增加負擔。很多農民工外出打工時，幾乎是破釜沉舟，不但土地轉包，有的連房子也賣掉了。不過，他們的戶籍關系仍在當地，這就是我們為什么稱其為農民工的緣由了——在城市打工，卻沒有城市身份證，戶籍在農村，卻不務農。被企業倒閉所累，他們非但沒有衣錦還鄉，反而灰頭土臉地回家，醫療、子女上學包括衣食住行都成問題，這勢必會增加當地社會保障事業的負擔。同時，他們也在與當地農民爭奪社會資源，引發當地農民的不滿，從而產生新的社會沖突。

可見，農民工存在返鄉就業難的問題。這些無事可做的農民工，由于社保缺失、心態不平等問題，很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導致犯罪率上升，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

除了農民工返鄉，大學生就業難也是一大危機。金融危機導致大量企業倒閉或資金鏈緊張，一些企業即使不裁員也會緊閉對外招聘的大門。而與企業需求萎縮形成對比，大學的連年擴張導致大學生數量劇增，從而形成企業需求與校園供求之間的剪刀差，大學生畢業就失業的現象越來越多。

在殘酷的就業現實面前，大學生“天之驕子”的自我認同早已支離破碎，巨大的就業壓力成為誘發大學生心理問題的重要因素。剛剛邁進大學校園的大學生，最關注的不是所選專業是否為自己的興趣所在，而是迫切地想知道所學的專業能不能找到工作。整個大學期間，大部分大學生也是一切以“就業”為中心，奔波于能讓面試官增加印象分的考證等活動，一旦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狀態，他們就會產生焦躁、痛苦、失落等負面情緒。

而畢業前夕，殘存的希望被現實擊打的七零八落，他們更容易身心疲憊，恐慌、焦慮、內疚等負面心理加重，嚴重者還有可能患有抑郁癥等心理疾病，大

四、研三學生跳樓自殺的悲劇事件已屢見不鮮。

而且，大學生就業難的心理影響已從大學生個人輻射到家庭乃至整個社會。供孩子上大學，往往是一個家庭最主要的支出，有些經濟困難的家庭甚至要四處借債以讓孩子順利完成學業。他們也往往存在這樣的預期，即大學生畢業后即使沒有“一人得道，仙及雞犬”那樣的風光，但大學生起碼捧上鐵飯碗。

但事實上，很多剛畢業的大學生只能捧個泥飯碗甚至連泥飯碗也捧不上?，F實與先前預期的巨大落差，會對家庭乃至社會形成巨大的心理沖擊，導致抑郁、失落、仇恨等負面情緒的出現。而且，從長遠看，“讀書無用論”會再次抬頭，教育的光環效應會越來低，不利于國民素質的提高。

就業已成為中國最大的危機。危機管理最重要的是預防危機，要防患于未然。既然我們已經看到，就業問題關系民生，就業難度越來越大。那么，我們決不能把失業視為兒戲，社會各方應未雨綢繆，積極動員，竭力解決失業缺口。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失業演變為駭人的洪水猛獸。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民工返鄉潮，溫家寶總理這樣鼓勵大家，“我總說這句話，冬天總會過去，春天總會來的，太陽也總要出來的。我相信，渡過這個難關，我們一定會生活得更好?！钡拇_，如果能認識到危機的根源，各方合力攻其軟肋，定會攻克當前中國最大的危機，迎來“太陽也總要出來”的溫暖時刻。

第二篇：1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大社會問題

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大社會問題

應該說，毒奶粉事件發生之后，在網絡上形成了普遍的社會輿論，為政府根治這一問題，提供了很好的社會氛圍和群眾基礎，而政府有關部門也確實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為什么毒奶粉問題會久拖未決，而不法分子為何仍為非作歹，利令智昏，置人民生命于惘然而不顧，繼續不法勾當，危害民眾，尤其是無辜兒童的生命健康。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呢？我認為，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軟弱無能，社會管控能力下降所致。

不僅僅在毒奶粉問題上，而且在更多的社會問題上，都表現了政府的這一軟肋。讓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近年來，涉及到社會的民生問題，如看病難，大學高學費問題，住房問題，有哪一個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的，幾乎沒有。尤其是房價問題，經過近兩年的整治，反而比整治前更加混亂，一些房地產商更是有恃無恐，公開和政府叫板。在海南，甚至出現惡性炒房現象，有的樓盤房價竟然日漲幾千甚至上萬元㎡。試問，這是在政府管控機制健全之下，可能發生的情況么？只能說明，政府的管控可有可無，甚至失控，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由于政府軟弱，更多的民生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最后的結果是讓民眾為政府的過錯買單。作為歷年來社會熱點的官員貪腐問題，至今也沒有一點好轉，反而變本加厲，更加積重難返，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直到現在，政府對于官員的貪腐行為，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就連治標，也只能憑著一些偶發的事件發生，才可能發現官員的腐敗問題。而在防范機制上的措施，幾乎一無所為，基本上是聽之任之。

在環保問題上，也是如此。不少地方政府環保執法相當軟弱無力，以至于污染肆虐，百姓遭殃。根據法律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地區的環境質量負總質，實際上經常是不僅不負責，而且為了眼前利益，在使著法子糟蹋環境。所以，環保問題，涉及到政府領導的政績觀，也有群眾的意識問題，以及企業謀利的良知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歸根到底都是，因為政府的教育管控不到位所致。

政府管控的軟弱無能，幾乎表現在社會領域各個方面。誰都知道，中國的股市也是投機商興風作浪的寶地，幾乎是政府管控的真空；對教育的管理，也處在一種無作為，或少作為的狀態；本來中國的體育事業的發展，舉國體制創造出來的輝煌，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和民眾引以為傲的。但是，隨著體育界不斷爆出丑聞，先是游泳隊出現獎金門事件，接著是足球界爆出愈演愈烈的賭球**，中國體育界的形象，已經被糟蹋的狼藉不堪，面目全非。

究其原因，無一不是因為政府管理不到位，管控措施不力造成的。還有人指出，在外交上，也顯現了中國政府的軟弱無能。無論在臺灣問題上，還是中日領土爭端，或者南海問題，藏-獨、疆-獨問題上，都無不打上政府處置軟弱無能的烙印。從中國歷史看，民族的淪亡，都是因為政府的軟弱無能造成的，宋朝是這樣，明朝是這樣，而清朝也是這樣。以我們現在的國力，不應該如此軟弱，該出手時就出手，在維護民族尊嚴及國家安全上，不能有半點含糊。

關于造成中國政府軟弱無能的原因，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但歸根到底是主觀的。雖然中國正處在歷史發展的轉型時期，政府的管控機能有先天不足之虞，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關鍵的原因，就在于現在的政府本身。具體的原因這里就不一一列舉，只想指出一點，那就是腐敗的政府，必定是無能的政府。腐敗是根本，其他原因幾乎都是由于腐敗派生出來的。比如比比皆是的執法不嚴，有法不依，執法無果等等，其根子就在于官員腐敗。

可怕的是，政府這種軟弱無能不是局部的，而是整體的，而且還是機能性缺陷所致。記得西藏平暴之后，一位自治區高級官員說過，執行力就是政府的生命力。沒有執行力、執行力差的政府就是軟弱渙散、難有作為的政府。應該承認，這些話是說到點子上的。說明政府不是沒有一點自知之明，只是無法改變現狀而已。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讓政府硬起來，樹立或者重建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做到這一點，便將損害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幾乎是社會關系和利益的大洗牌，談何容易，而天又將降大任與誰們來完成呢？

第三篇：中國危機

1、1988年１０月何新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文章《當代中國政經危機與成因》，預言中國將發生**。此文震撼內外。

19**年，中國發生事變。

2、１９８８年何新在《中國金報》撰文稱戈爾巴喬夫改革必定失敗，蘇聯東歐帝國體系將解體。1990年6月12日，何新給國家當時最高領導同志(鄧公)寫信，預言蘇聯即將面臨解體。

1991 年8月，蘇聯“819”政變發生，何新應某高層領導（丁關根同志）問詢而寫了一封信分析形勢并報中央領導。何新認為此次蘇聯政變不會成功。并預言：此次政 變失敗后蘇聯政局的崩盤趨勢已難逆轉，蘇聯體系將崩潰，葉利欽必將掌控實權，戈爾巴喬夫將僅成為象征性人物和下臺。

12月21日，前蘇聯11個加盟共和國首腦發表了《阿拉木圖宣言》。宣告蘇聯體制的徹底瓦解。

這年圣誕節之夜，葉利欽從戈爾巴喬夫手中接過了前蘇聯的最后一項權力——核按鈕控制權。1991年12月25日18時40分許，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辭職。

3、1991年，何新在《對我國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國對華進行其意識形態和政治滲透的具體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個代表美國及西方在華利益的代理集團——新買辦階層。

（2）美國以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工具，以現代藝術、美國文化和消費模式，作為催化媒介，誘導中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在中國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國的社會心理。

（3）在倡導“開放主義世界觀念”的旗幟下，以“世界主義”觀念，來否定以民族國家利益為本位的愛國主義觀念。（即“普世價值”）

（4）試圖徹底破壞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讓中國人將來心安理得地接受國家分裂的事態，為此而作意識形態和社會輿論的準備。

（5）以民主、人權為兩大道義鎖鏈，約束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手腳，削弱和解除中國國家制度的自衛機能。使這種自我防衛機制，喪失道義性的基礎。

（6）美國及西方公開策動中國的少數民族分立運動、并伺機準備插手支持區域性的自立運動。

美國對華進行大規模意識形態攻心和政治滲透。它要求中國政治制度按照美國標準，實施美國模式的“民主化”，在經濟上實施私有化、市場自由化，以此作為引導中國改革的三大目標。

回看我們的歷史，私有化（下崗改制）、普世價值、西藏拉薩事件、臺海問題、否定岳飛、李銀河的所謂性革命，一一發生，難道是偶然的嗎？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戰略斗爭的焦點區域》文中預言：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東已很難再結聚為威脅美國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戰略性整體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動蕩狀態在這個地區仍將長期延續下去。但是從整體看，此地區已能夠被美國和西方政治經濟力量所主導和把握。因此，此地區在90年代以 后將不再世界戰略斗爭的焦點地區。

何新說：全球戰略中心未來將東移，中國大陸及沿海邊緣區域將是未來世界戰略競爭的中心焦點，成為矛盾的敏感區和觸發點——在中國大局維持穩定而無內亂發生的前提下——中國的邊緣區域將事變不斷。即：

朝鮮半島、中南（印支）半島、港臺海區、南中國海區域以及環鄰西藏、新疆的西部區域。這些區域目前蘊涵復雜經濟、政治、主權領土爭端和民族、宗教問題，因此隨時都可能成為突發矛盾、沖突激化的國際爭端區域。

此后，朝鮮問題、南海問題、臺海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不斷涌現。

何新還針對美國開始大規模向臺灣銷售武器，認為這是一種信號。

何新預言：李登輝掌控臺灣局面后將搞臺獨，臺、陸關系未來面臨急劇裂變。

何新建議以中程導彈威懾臺灣。

5、1997年3月（亞洲金融危機前夜），何新寫報國務院領導《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研究報告，建議警惕金融行業出現危機，此后，中國明顯地放慢 了關于人民幣自由兌換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進度，由于中國金融市場沒有與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接軌，所以不久后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未能禍及于中國。

6、1997年3月，何新在《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中指出，實施分稅制改革，建立中心與地方稅收分流的新稅收體制，使得地方政治與地方民營經濟日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事實上只有民營經濟才能為地方政府提供豐厚的稅收（而多數國營經濟均瀕臨虧損或破產）。

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官員以權力對私營經濟的保護和支持，一部分官員借此獲得個人經濟收益。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下，導致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干部階層因而將發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與地方財閥相結合的地方主義勢力。

（二）出現為民營經濟利益集團直接提供政治服務的買辦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協小組發言《論股市泡沫、統計失真與下崗問題》并致信朱某公，稱被媒體大肆吹噓的新經濟是莫須有的神話。預言香港不久還會發生第二次金融危機。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數由年初的11397點下滑到9072點，前三季度累計下跌2325點，跌幅達20.4%。

8、在上文中，何新還認為：決定自由市場中競爭成敗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經濟效益，而是靠累積資本的實力和規模。資本炒作決定商品價格，而不是競爭或市場需求決定價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對對國企私有化和讓工人下崗失業的政策。他尖銳抨擊：將工人驅趕下崗，使企業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業效益；實際上是將國有（社會）資產廉價地贈送給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時把失業者拋向社會，制造了社會不穩定的禍亂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崗政策終于有所減緩和收斂，失業引起的社會不穩定問題以及相關的社會保障問題開始得到高層的重視。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對伊拉克局勢發表評論，預言美國攻擊伊拉克根本不會有大型的、有意義地對抗性戰爭。伊拉克即將發生坍塌性的崩潰。薩達姆政權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數。這種論點與當時央視評論等主流媒體的論調截然相反。

然而伊戰迅速結束的結果驚人地驗證了何新的該預言。

11、2003年3月，何新發表著名《論某公》文，歷數某公執政時期改革政策之誤，斷論其種種私有化及盲目市場化之激進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遠，竭譯而漁，必 遺患后來。

如今，教育、醫療、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壓得國人透不過氣，兩極分化、貧富對峙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國家主義經濟觀》序言中，何新預警：種種跡象明確顯示，我們正處在爆發新的大規模國際金融危機的前夜。危機的焦點將集中在日元——美元——歐元的 匯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這個泡沫大得驚人），就必將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大災變。何新還肯定地說：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突變已經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發表《中國人該有過苦日子的精神準備》一文，預言：國內物價和社會就業問題，未來將極其嚴峻。發生企業 大倒閉、高失業，同時伴隨高物價的經濟時代，即將到來了。過去幾年的國內經濟的表面繁榮，奢靡揮霍，廉價貨物充斥于超市的時代，就要結束。

這些話在當時仿 佛是“唱衰論”而受到譏笑。但現在對這一點，想必一切工薪階層已有切膚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層的《人 民幣升值是物價上漲全球通脹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幣持續升值必將引發惡性通脹》等文論中提出：人民幣持續升值會吸引外匯熱錢大規模流入，導致兌換人民幣 過量發行流動性資本失控。同時人民幣估價的一切國內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勢必帶動中國商品對于世界其他貨幣和商品發生普遍的物價上漲。換句話說，伴隨人民幣 升值，自然意味著中國物價節節高漲。

由于中國也是世界消費品的主要出口國家，因此中國出口品的價格上漲必然拉動全球通脹。中國作為全球廉價商品供應商的時 代即將結束。

——如今伴隨著人民幣大幅升值發生的，正是中國與世界物價的不斷上揚。、2008年6月，何新在《談國際通貨膨脹與美元貶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價，這是美國國家當前核心利益的現實選擇，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國對沖投機基金。就是這些基金在石油期貨市場興風作浪導致油價飚升。

油 價上升是美國解決其龐大的國家負債的重要選擇，這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國政府未來制訂一切政策的定位點。

經過2008年下半年短暫下跌后，盡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終呈負增長，油價仍然從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過９0美元/桶。一直以來美聯儲實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匯率連年持續走低。

16、201０年夏季，何新發表博文《想到中國未來有時想哭》。２０１１年春，何新發表博文《2011年中看內外 大勢》預言：預料國內物價，主要是民生用品物價在今年７月以后將會飛起來。

何新又針對當時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唱好美國經濟以為即將復蘇的論調，預言：這場 國際金融危機方興未艾，仍遠未結束。金融大海嘯會在未來意想不到的情況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態突然發生。

何新還預言：10年之內，中國與世界必有非常之變！無內變則必臨外戰。

中華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險的時候！

何新說:如不改弦易張，通盤檢討過去１０年來改革方向的失誤，未雨綢繆；則未來會如何——也許只有天知道????

從此何新基本失語，很少發言。但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兩年，何 新出版了《匯率風暴：中美金融戰爭揭秘》、《統治世界：神秘組織共濟會揭秘》、《命運與思考》等著作。

在２０１１年于香港出版的《命運與思考》一書中，何新說：我不講假話。但我并沒有講出所有的真話。

［附注：以上預言見何新有關著作：《新戰略論》、《致中南海密札》、《論政治國家主義》以及《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何新看中國經濟》等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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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測到東歐、蘇聯劇變及對中國影響;

2.判讀出 當今世界商品經濟向資本經濟過渡;

3.認為戰略中心由中東轉移到中國；

4.預言2008金融危機，其后通貨膨脹時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嘯；

5.揭示出 隱蔽的共濟會組織

我想這五點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當代地位。

第四篇：什么才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危機？

什么才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危機？

——答英國《華聞周刊》

1、“中國夢”提出已經多年，如果您用一句話概括這個夢，它是什么？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國夢是什么樣子？

王沖：我心中的“中國夢”應該是人民的夢。具體來說就是人民能幸福地生活，居者有其屋，生病可以享受免費醫療，孩子上學能有一個公平的教育環境，能尊重孩子的成長。

2、你覺得中國政府如今提出和倡導的中國夢是什么夢？它可以實現嗎？需要多久才能實現？

王沖：政府提出的“中國夢”主要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但不同的機構、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解讀。我在美國做過一個關于“中國夢”的報告，中國夢有兩種，一個是“國家的夢”(China Dream)，一個是“人民的夢”(Chinese Dream)。但是當“國家的夢”和“人民的夢”有矛盾的時候，會以哪個為主？按照現在官方的宣傳，更多注重“國家富強，民族振興”這個層面。習主席說的：“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反而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要達到“國富民強”這個目標需要多久這不好說，因為從“國富”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了，中國已經有了足夠的錢了。但是現在“國富”和“民窮”之間的距離也算是很大了，特別是社會不公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政府反腐也從這方面來考慮。但是沒有一個機制的變革，給人民更多對財產的保護和更多的權利，其實很難達到這個目標。

3、辛亥以來，中國人有過很多個夢，歷史告訴我們很多夢是難以實現的，你覺得這些曾經抱以巨大希望的夢之破滅原因是什么？

王沖：主要是人為的原因，人的素質還沒有達到一定程度。1898年的“戊戌變法”就是官方發動的，而且不同政治派別有不同訴求，即使到了1910年的辛亥革命，也是一個以上層知識分子、精英群體發動的政變或是革命，和底層人民沒有太大關系。之后在國共斗爭期間，共產黨所做的就是把底層人民調動起來了，在解放后又開始了底層斗上層人的斗爭。直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后，才真正開始底層人民和上層人民的融合，這種融合發展到現在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到現在，教育和信仰的缺失使得人們一切向錢看，走向了一種“邪路”。

4、您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十年怎么看？它會保持高速的發展嗎？

王沖：我覺得今后10年不會像之前這幾十年這樣，7%-8%地高速增長，甚至到10%-11%這樣地增長，這是不正常的。中國經過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的發展，經濟已經體量很大了，在這么大的體量的基礎上，增長率有所放緩，這是很正常的。關鍵是在放緩的過程中改變經濟模式，從粗放型發展改為注意提高質的發展，從高耗能的發展到更節能的發展，從依靠勞動力優勢改為依靠科技創新，增加GDP的含金量。中國政府高層現在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我覺得中國經濟發展只要保持在5%以上就已經很好了。

5、你認為本屆中國領導核心會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嗎？你期望是什么樣的體制改革？哪一種改革既能夠保證國家生活的平穩、也能夠實現效率的提高？

王沖：首先要承認改良和改革比革命要好，從辛亥革命以來，一直有一種“槍桿子出政權”的思維，其實給我們民族帶來了一種災難。但是光靠經濟改革是不行的，還要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果說因為國情不同，我們不能照搬美國、日本、韓國的發展模式，那我們為什么不能學臺灣？臺灣地區在上世紀50年代進行了土改，這讓地方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并保留了儒家傳統，再加上引進西方的文明和日本的管理模式，從而推動了臺灣經濟的騰飛。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至上而下發動了政治改革。我想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由上層啟動的、民間配合的一種變革。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已經啟動了鄉村的改革，包括鄉村的選舉。這些年大家不滿意的是，以鄉村選舉為代表的這種改革基本上還是沒有往縱深發展，這是在往后退而不是在向前走。我們一直以國情和經濟基礎薄弱為借口把這種改革往后拖延。

阻礙政治體制改革最主要的因素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黨內保守派為了黨的領導，不愿意讓民眾參與政治，其實越早推動變革恰恰越有利于推動中共統治，中共應該有自信讓一些民眾參與進來提高執政能力；另一方面，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害怕失去現有的利益，從而阻礙變革。

6、深圳模式曾經引領中國發展，直到今天仍保持著強勁的生命力，你認為中國經濟再度“質變式前進”的“動力基地”在哪里，是深圳還是上海？

王沖：上海和深圳不一樣，深圳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需求，當時的情況是只要不管它，它就能茁壯成長。而現在的上海并不是釋放活力，是自上而下的“特權”，讓它發展。我覺得中國的經濟單靠特區模式或者靠政府扶持，已經不會有好的效果。過去五年、十年，中央一直在扶持環保企業，但是現在很多環保企業發展得并不好，甚至瀕臨破產，反而是國家沒管的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為國家帶來很多的就業。這是因為國家對產業的調研一直是落后于生產的，與其依靠國家投巨資和人力去扶持一個產業，不如讓其“野蠻生產”。

7、作為一個“公知”，你如何確定自己在實現中國夢中的社會角色位置？

王沖：如果你愛一個人，當他衣著不整的時候，你會提醒他。一個人和一個國家的關系也是一樣，因為你愛這個國家，所以這個國家出現什么問題，你才會提出建議。作為一個“公知”，當我們發現一個問題時，我們愿意指出來，這是我們的責任。對一個國家提出批評，是我們實現“中國夢”最好的方式。

8、現在的中國有著復雜的問題，在依然蓬勃的經濟活力之下，也有著隨處可見的危機，你認為最嚴重的危機是什么？它能否被“安全”地解決？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克服這些危機的解藥嗎？

王沖：我覺得環境問題、恐怖主義這些都是可預見的問題，但是現在中國社會最大的危機是信仰危機。人一旦沒有了信仰，沒有了恐懼，沒有了敬畏，就導致所有的制度和規則都會打折，發生變異。再好的制度政策都要由人來執行，其實在西方的法律并不是完全沒有漏洞，但是人有底線。中國最大的危機還是沒有底線，除了錢別的什么都不管，這是很可怕的。

9、你覺得目前發展企業的最大障礙是什么？企業的遠期目標是什么？

王沖：民營企業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管得太多，就是“婆婆”太多。比如有一些行業的認證標準，只能由某個部位指定，由某兩個公司經營。本來應該交由市場解決的東西，因為部委之間爭權奪利管得太細，嚴重攪亂市場秩序；第二，與國企相比，民企的生存空間的問題??；第三是民企融資難的問題。

第五篇：當前中國大學的雙重價值危機

當前中國大學的雙重價值危機 作者：楊曾憲

2003年由北大改革方案引發的論爭迄今未息。爭論是好事，說明大家關心中國大學的發展與命運，因為畢竟高等教育也是社會公器。所以，筆者盡管身處大學體制外，也曾發過兩篇短文[i]，或表支持，或提建議，算是插話吧。最近，讀過閻光才先生大作《對大學人事制度改革的反思》（《探索與爭鳴》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我感到對這場爭論本身也該進行反思了。如果我們只關注“應怎樣建立”和“建立怎樣”的大學人事制度，很可能忽略了對中國高等教育價值迷向、結構錯位等深層問題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北大的示范效應很可能是負面的。這便是筆者不揣簡陋，憑個人觀察與經驗做此發言[ii]動機所在。所持觀點，如有不當處，盼方家教正。

需預先說明的是，我是贊成北大改革路徑及策略的。中國大學是計劃經濟產物，目前面臨的問題，諸多屬共性體制之弊，譬如行政化管理、社會化內容等等。對這些弊端改造無疑是正確的。一個行政化大學里，教授以爭當處長為榮，一個社會化大學里，校長們忙于應酬八方神仙，這都談不上教學本位的。這些問題有目共睹，卻不能畢其功于一役，立

馬改變的。抽象地呼喚公平、主張正義，看起來很有道理，也很合理，但道路難尋的道理，難免是空論，合理性被無邊強調，必是非理性。因為能承諾實行這一點的，只有上帝。激進的改革主張，往往會葬送改革。世上沒有抽象絕對的“好”；漸進式改革，就是追求相對的“好”。中國的改革一直是這樣實踐的。借用有學者用過的“雞”做喻體：這以前被改革的都是些不會叫的菜雞，現在觸動的卻是專司打鳴的報曉雞，這不公就被放大了，就滿世界都知道了。但北大不應因此便改變這一策略，個中道理，我曾在短文中闡述了，此處不綴。

但問題在于，北大就是北大，她并不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全部；北大面臨的主要問題并不是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如果追隨北大的改革目標及路徑，中國的大學改革很可能南轅北轍，越來越背離其價值本位。因此，本文所論，與北大本身倒是關系不大的。

一、現代大學的雙重價值構成

我想，我們首先需要搞清楚：大學的主要任務是什么？評價現代大學[iii]的價值尺度是什么？這問題看似有些多余。大學，首要任務當然是培養大學生了。盡管對于研究型

大學來說，它還承擔科研任務——西方國家，在沒有或少有國家科學院、國家社科院情況下，科研任務主要由大學承擔——但這也并不改變其教育屬性。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教學、科研都是一流的，不僅擁有“諾貝爾”，更培養出許多杰出人才。這些自然都是常識。北大此次改革的重要目標，就是要盡快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這目標也沒錯。問題是，所謂“世界一流”沒有統一尺度，而教育質量的標準更難確定，因此，許多先生所論及的“世界一流”，全都體現在科研上。盡管文章的觀點可能對立，大家討論的卻都是“學術體制”、“學術自由”、“學術評價尺度”等等。既然“國際一流”大學要有被國際同行認同的科研成果，那么，那些沒什么科研成果的應用型大學，便永遠只能屈居國內“

二、三流”了。這樣一來，作為大學首要任務的教學問題，反倒沒人提起了，既往已經偏頗的現代大學評價尺度便愈加偏執一端了。

這里特別強調“現代大學”，是因為許多人心目中的“大學”依然是傳統的象牙塔概念：大學是培養社會精英、高級人才的地方，是學者、科學家的搖籃。無論中外，大學生都曾與“精神貴族”、“天之驕子”劃等號，這說明他們不是普通人，更不是普通勞動者。但隨著現代社會的進步，高等教育日益大眾化，這樣的概念早過時了?，F代高等教育的首位任務，一面是滿足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為分工精細的工作崗

位培養有全面素質和專業技能的勞動者，一面是滿足大學生的就業需求，為大學生提供求職謀生的實踐本領。因此，現代大學的工具價值日益突出，人文價值相對弱化；前者已構成現代大學的價值重心。特別是在中國，強調大學的工具價值尤為重要。據統計，2004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為280萬，2005年將超過300萬。而目前，我國大學的毛入學率不到15%，還低于世界平均水準（17%）。如果將來達到30%,每年畢業生將達到600萬人。顯然，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是要做普通勞動者的，其素質的高下，將直接關系中國的發展速度與質量。因此，對絕大多數中國大學而言，它的首要任務不是去追趕“世界一流”，而是要把這幾百萬人培養打造成高素質的勞動者。中國大學，應在特別強調工具價值前提下實現其人文價值，而不是相反。

所謂“人文價值”和“工具價值”[iv]，是我對大學研究型和應用型學科的價值屬性歸類。前者，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人文學科的學問傳習等等，目前大學中傳統文理科，大多屬此類；后者包括對科學技術的普及應用、人文知識的傳播教育，目前大學基礎性、應用性學科包括工、商、農、醫科及修養性本科教學任務，皆屬此類。從文化價值角度講，前者屬于對人類文化的傳承、研究和創造，是故稱為“人文價值”；后者屬于對人類文化的應用、推廣和實踐，是故稱為“工具價值”。這里的“人文”，不是傳統的狹義概念，而取其體現人類文化創造性本質的價值含義。“人文文化”，本身不能直接滿足人類生存的功利需求，卻是人類“類本質”的體現，它是能創造“工具文化”的文化，能間接滿足人類功利性需求。任何輕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傾向，當然是錯誤的。這里的“工具”，也不是一個貶義概念。人是目的，也是工具；能創造豐富的物質及精神財富，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求的個體，同樣實現了人生價值。比起空頭理論家、泡沫學者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更大。任何輕視應用型技能的傾向，更是錯誤的。

在這兩種價值中，傳統大學是畸重科研人文價值、輕蔑應用工具價值的。現代大學，卻應是工具價值為“本”，人文價值為“末”。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和課程設置、教學方法都要服從、服務于市場需求，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一所大學辦得好壞，最終應由市場、由大學生就業率，特別是對口專業就業率裁定。說白了，現代大學首先是人才加工廠，它的產品要滿足社會需求才行。那種認為文理綜合大學地位高出應用型學院的觀點是極為錯誤和有害的，因為那些培養出一流專業人才的學院，其社會價值要遠高出二、三流的綜合型大學。瑞士的酒店管理學院，德國包豪斯建筑工程學院（現為大學）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我們的綜合大學即便也有

建筑學院、也開酒店管理專業，其教學質量卻難望其項背。實際上，在市場的無情淘汰或調節中，發達國家的高教資源早已實現了這種合理配置。他們的高校，８０％以上是應用型學院，大學（university）不超過２０％。而這些大學中，又只有不到３０％的開設社會人文學科，屬研究型綜合大學，其余大學，同樣以應用學科為主。我這些數據是否準確，有待行家指正，但西方國家應用型院校比重遠大于研究型大學的金字塔結構，卻是客觀存在的。

而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還在于他們對工具性價值取向的重視（盡管這不一定形成權威理論，因為權威理論總出自研究型大學）。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極深刻。幾年前，德國拜羅依特大學與青島大學聯合舉辦中德“跨文化”學術研討會。餐桌上彼此介紹專業時，我稱自己從事美學研究。誰知，幾位來自美學故鄉的副教授，硬是聽不懂美學（aesthetics）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們請教一老教授，該教授告我，德國慕尼黑大學有美學專業，你們中國學生在那里研究黑格爾。我不禁感慨系之。在中國，幾乎每個文科生都知道美學，都知道黑格爾；豈止黑格爾，德國從古典到現代到后現代哲學家，那一個我們不如數家珍地熟知且膜拜之至呢？人文學者誰如果開口不講幾句海德格爾，那簡直等于沒文化！但就是這些德國學者，他們研究中國面子的論文卻給我很大啟發，甚至令我感到震撼。德國教授研究面子，不單純為了學問，更是為了幫助德國商人到中國投資（因為不懂面子曾使德商吃過虧?。?。我們某些學者似乎以形而上為榮，總喜歡把形而下的東西搞到形而上，變成抽象的人文學問；西方一些學者[v]卻不以形而下為恥，甚至很善于把形而上的東西放到形而下，變成具體的工具。

正是在這種價值取向指導下，西方許多大學應用型課程設置及教學方法，都非常強調實用性、實踐性。我女兒在荷蘭一大學讀酒店管理，令她感到驚奇的是，教師上課不講課，只讓學生不斷討論、實習、寫作業。惟一系統開設的，是一門輔導學生進行自我設計的課程。結果，枯燥的酒店管理，她學得津津有味。據了解，原來該校這套教學方法是特別引進并創新的，他們且以此為榮。我去歐洲看她時，她開學不久，卻能指出我所住酒店在管理上之種種特點和不足。這令我深感欣慰（因她在國內上學時完全是被動的，缺少興趣），如此學下去，她肯定會學到真本領的，如果畢業后被酒店聘用，她第二天就能上崗頂班的。這也給我上了一課。能讓大學生熱愛平凡的職業，能在普通崗位上服務和回報社會，這就是最成功的教育！為何非要讓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些終極意義問題呢？侈談玄學，好發空論，輕視實踐，原本就是中國文人的弱點，如果因某種錯誤價值導向將這種弱點放大傳播開

去，那必然是要誤國誤民的。這便是我對北大負面示范效用之憂慮所在。

三、中國大學價值倒置造成高校教育危機

事實證明這并非杞憂。由于北大有追趕“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時間表，國內其它重點高校紛紛跟上，也定出自己的時間表，地方大學，則有進入“國內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時間表，而且都迅速落實行動。不僅國內著名理工大學紛紛辦起文科學院，筆者所在城市的理工院校，建立人文學院后，還都創建了藝術系。與此同時，各高校都在“大干爭上”博士、碩士點，大學校園里的“教授遍地走”，變成了“博導遍地走”。這樣，自1990年代由大學合并熱、“ｘｘ工程”熱刺激起的高教大躍進便呈再加速之勢。中國的大學，好像也承擔起了為國爭光的使命。這種做法是否符合文化發展規律姑且不說，它客觀上卻加劇了中國大學的工具價值危機。

盡管目前中國的“大學”占高校比重也在２０％左右，但隨著“學院”不斷向“大學”升格、普通大學不斷向研究型大學轉型、以及重點大學規模不斷擴張，中國的高等教育結構已趨向倒金字塔型。加速這種趨勢的，便是“萬般皆下品，惟有科研高”的價值導向。評價大學質量、評價教授好壞的幾乎惟

一尺度，就是科研，包括論文發表數量、獲得科研獎項等等。在中國高等教育相對落后、高教資源配置不合理的情況下，這種價值導向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是致命的。因為盡管許多大學都將“研究型”作為其發展目標，但由于市場調節作用，不斷擴招的學生卻只想進“應用型”專業，許多大學的傳統的文理院系被迫取消或調整。這便使中國大學呈現一種悖謬的發展態勢：大學中的應用型專業數量比重越來越大，但其價值地位卻越來越低。這是因為應用型專業科研題目少，又難以孵化出博士、碩士點，與爭“一流”無關，所以，自然得不到重視。應用學科的教師，僅靠教學無法晉升教授，他們自然也心不在焉。實踐證明“大學教師不搞科研就教不好學”，絕對是“真實的謊言”。實際情況是，大學教師紛紛搞科研、發論文的結果，只能使一些人成為“二半吊子”，既糟蹋學術，更誤人子弟。何況，大學中某些面向市場的院系，原本就是為擴召而設、由改行教師任職的，其中，不少專業還屬“高興學”[vi]、不少知識原是“屠龍術”。這樣，即便很敬業的教師，也無法扭轉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脫離實際、脫離社會的局面。其結果，便加劇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工具價值危機，這一危機的爆發形式，就是大學生就業難。

面對突如其來的大學生就業難，有人歸咎于大學擴招。這當然沒道理。中國受高等教育人口只占總人口的５％，甚

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騰飛時期，人才資源的匱缺，已成為制約社會發展的瓶頸。在這種情況下，怎能說中國的大學生多了呢？于是，又有人將責任歸咎大學生的擇業觀。這道理也只講對了一半。但就是這一半，責任也不全在學生，而在大學脫離社會的教育本身。另外一半，屬于客觀的，則是大學生所學專業技能不適應社會、市場的需求。眼下，這才更為關鍵。筆者近年來留意對所接觸的大學生做隨機調查，用非所學的姑且不論，即便有幸走上專業崗位的，上崗后也要經過很長的磨合期，談不上勝任愉快。課堂上的知識“離實際太遠”，這是很普遍的一種評價。以文科大學生為例，無論專業是什么，起碼應會寫文章吧！但筆者不斷聽到企業老板或政府主管的傾訴：招聘不少文科生，卻眼高手低，找個會寫材料的，難上難！北大才子賣肉，那只是暴露出來的個案。在計劃經濟時代，拿著文憑混飯吃的，大有人在。但今天，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這種脫離社會需求的大學生，就業能不成難題嗎[vii]？

當然，造成大學生就業難還有其它社會原因，但大學教育與社會需求脫節卻是關鍵因素。問題是，目前高等教育對此卻沒有深刻反思，反而用擴招研究生辦法緩解危機（這也正滿足了一些研究型大學的需求）。于是，考碩熱，考博熱持續升溫。由于文理科專業研究崗位畢竟有限，將來的碩士、博士將同樣面臨就業難問題[viii]。這種趨勢，其實是對社會資源、教育資源的更大浪費。對此，已有不少文章提出批評和質疑，此處不論了。

四、中國大學價值倒置造成高?？蒲形C

我強調現代大學應以應用工具價值為本，這肯定會召來質疑，認為它將影響大學發揮科研人文價值。其實恰恰相反，正是目前本末倒置的價值導向，才使中國高?？蒲邢萑敫≡隊顟B，難以發揮其人文價值創造功能。這便又涉及對中國大學深層危機的另一種表現：泡沫學術[ix]的認識了。我認為，中國的泡沫學術，就是大學過于強調科研人文價值導致的“人海學術”的產物。

盡管目前中國大學相對數量很少，但其絕對數量卻已居世界前列了。而在畸重科研的價值導向下，全國所有的大學，甚至地方黨校，都將重點向科研傾斜，都在實行量化管理，甚至都采取了“錦上添花”的重獎政策：重點刊物發文重獎，獲省部、拿到國家課題更重獎等等……。表面上看，這非常有利于促進科研，繁榮學術，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后果甚至是災難性的，因為它必然形成千軍萬馬搞科研的“人海學術”局面，催生出大量毫無價值的泡沫學術。以高校文科為例[x]，目前共有教師20余萬人，落實到每個學科，少則也是上萬人隊伍，按規定則應年產數萬篇論文[xi]。這么多論文，什么題目做不爛呢？如同大躍進時期“萬斤田”密植小麥收的全是麥草一樣，有限的研究資源經如此高密度、高強度地開掘，收獲的自然多是學術泡沫或垃圾了。因為大家難以靜下心走內涵開掘型研究之路，難免在外延拓展型學術道路雷同撞車。譬如將西方理論變學問，在編著譯著上尋出路，像西方哲學史、美學史，幾乎年年都有新成果；譬如將諸子學說變理論，靠販賣傳統文化吃飯，像儒家新說、道家新論，幾乎月月都見新文章。這之中，多數“新成果”只是學術拼盤或概念游戲而已，且拼盤質量每況愈下，游戲程序早已僵化。問題是，就這樣后來者也很快就無“路”可走、無“飯”可吃了，連像樣的“新泡沫”都“泡制”不出來了，于是便忙著編什么“大典”了。這種泡沫學術看似是學界鬧劇，實則是學界悲劇、學人悲??！它浪費了學術資源，浪費了國家財富[xii]，更浪費了學者的生命！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華教授比今天少得多，但卻名家云集。當時沒有量化管理，述而不作的先生，照樣是著名教授?，F在北大、清華依然在吃那時的老本；那時的北大、清華，起碼在人文學科上當屬“世界一流”。究其原因很簡單，就是當時大學寬松自由的學術環境、民主科學的校園文化，為這些優秀教授提供了潛心治學的優越條件。人文價值創造

與工具價值實踐相反，它特別需要超功利。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靜心玄覽馳騁思想，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的天賦和獻身精神。無論是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或人文學者，不是人人想當就當的；寧靜方致遠，半百或成名。而眼下，茫?！皩W術人海”中，即便青年才俊，也不能潛心學術，要３５歲拔尖，便只得走捷徑。捷徑之一，就是做西方學術“倒爺”，以“知道分子”（知道西方大師最近學術動向）自居，以當西方大師的好學生為榮。

問題是，這樣的科研方向，即便有所成就，既與“世界一流”無關——大師再好的學生，也頂多屬于“二流”；又與中國現實隔膜——對海德格爾、德立達倒背如流的哲學博士，面對中國現實，卻不能進行哲學思考。像上文提到的“面子”，雖早已被稱為了解國人秘密的“鑰匙”，長期來卻難入國內學者法眼。這樣，青年才俊們同樣被泡沫學術耗盡了學術青春，中國學者離“世界一流”目標也越來越遠。其實，悠久的歷史文化、復雜的社會現實、特殊的改革路徑，誰能將中國這些本土問題提升到理論層面系統解決，便絕對具有世界意義。理科我不敢說，中國文科進入世界一流，不是遙不可及的；諾貝爾的大門，起碼經濟獎的大門是向中國學者敞開的。問題是方向要正確、心態要平和、人海學術局面必須終止。

五、對中國大學價值回歸的改革建議

基于以上認識，我認為，中國的大學改革，無論是研究型還是應用型，都先不要侈談“世界一流”，關鍵是要價值歸位，按教育規律辦事。好比我們身體虛腫了，首先要減肥強體，而不是爭做世界健美冠軍。只要教授像教授、教學像教學、科研像科研，大家該干啥干啥，假以時日，以中國之大，有幾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不是什么難事。為此，我建議：

１、立即扭轉高等教育全面“升級”競賽趨勢，要同樣支持和扶植重點的應用型院校（含高職學院）和應用型學科；如果一定瞄準世界一流的話，那么，就鼓勵它們辦成世界一流的專業學院。

２、將目前已有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統計科學化、制度化，將一般就業率和專業對口就業率分別統計，每年排名次，以此作為對各類大學排行榜的首位依據。國家也以此為據加大教育經費投入，鼓勵大學以就業為導向進行競爭，徹底扭轉重科研輕應用的價值取向。

３、改變對大學教師的崗位要求及考核辦法。應用型大學及研究型大學應用型專業，一律以教學實績作為評定職稱 的主要依據（設授業教授、副教授）。要制定可操作的、讓學生參與的評定方法。授業教授必須具有相應實踐經驗，了解最新科研成果，這既利于提高他們的教學質量，這也有益于提高研究教授的研究質量。授業教授也要承擔提高大學生人文素質的任務（我堅決主張保留文史哲課程），這對于保證教育質量非常重要。研究型大學的研究型專業中，設部分研究教授崗位。研究教授上崗條件要苛刻，日常管理要寬松，考核時間單元以五年為宜。如此縱橫兩刀切下來，全國高校教師可能只剩下１／２０人員肩負科研任務。像哲學、美學、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等領域，全國各保留一、二百名研究教授崗位（含研究員）足矣[xiii]。這樣一來，人海學術自然消失，泡沫學術產生動能大大減少，大學科研經費可大大節約，研究質量卻可穩步提高。授業教師當然也可從事科研，但其主要任務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提高應用型教學的質量。

正基于這樣的認識，我看到北大的改革方案中已分設“教學型”和“研究教學型”崗位時，很是高興。如果再徹底一些，效果更好。這也是我支持北大改革的理由之一。遺憾的是，恰恰這重要的一條，卻沒有產生應有的示范效用。

刊載上?！短剿?/p>

與爭鳴》２００４年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