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年大國博弈時事解讀

2014年大國博弈時事解讀

1、歐洲目前的策略是：如果與美合作能達成共利，則合作，如果只是單利，只有美獲得利益，歐洲沒好處時歐洲是不配合的。更不用說損害歐洲利益換來的是美國的單向利益。在制裁俄國的問題上，烏克蘭局勢上，如果強力配合美制裁俄國，那么未來烏克蘭局勢深度惡化后，萬一出現俄全面介入，而歐洲被動卷入（歐洲被戰爭）后果是不堪設想的。美一方面在東歐有限的口頭加強部署軍事給歐洲打氣，給波蘭打氣，鼓動歐洲介入，自己在臨界軍事碰撞面前選擇的是退縮，在烏克蘭上玩的兩面手腕，作亂歐洲，為禍歐洲的意圖下歐洲怎么可能全面配合？因此，只要俄不出大昏招，歐洲與美在烏克蘭問題上，在制裁俄問題上就是穿的兩條褲子。

2、中國的作為，目前既然與中國交惡為主軸，我們也少談和諧。但中國策略不要扒整個西方的祖墳，只針對美對中國的政策進行反擊，不將矛盾擴大化，與歐洲目前利用可能的合作機會進行經濟金融貿易方面的合作。目前美在貿易問題上小動作不斷，是想起“示范”作用，給歐洲做姿態，中國要注意歐洲借這個事向中國要利。溝通工作一定要做好。南海問題上，我的觀點還是不給越南擦屁股，不要聽有些大仙什么戰爭論。只要給越南的共產黨以足夠的提醒：越共利益集團只要想執政，不想被顏色，就要選擇與中國合作，你不合作丟失政權，與中國無鳥關系。現在竟然到一國總理選擇與其它黨派合作，且到與境外勢力合作的地步，顏色越南之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現在越共還不清醒？因此，越共現利益集團只要不想上斷頭臺，就由他們。中國要將他們的后路堵死，一旦出現當年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的局面，中國絕對不會收留他們。這個要私下點明，但如果他們清理門戶，需要中國做些支持，或是安全保證，中國是可以給的。前提是不得損害中國利益。目前，越南是與中國消耗中，那就消耗吧，看誰消耗得過誰。如果越南黨軍隊都控制不了了，那中國崛起第一戰就順理成章了。呵呵，相信越南黨是清醒的。

3、美在波斯核問題上的作為，再次將美的實用主義暴露的一覽無遺。我昨天說的，美是兩點出擊，東西出擊，中總支撐的策略，通過美與波斯今天的核會談，證明我的猜測是正確的，這就有工作好做了。相信俄不會閑著。

4、俄羅斯在兩場選舉表露出向西方實質性妥協的苗頭，中國沒有提前拿出對俄的實質性支撐從而避免了中俄雙雙被持續消耗，并繼續夯實占領南海和解決日本的戰略準備，中俄戰略合作也沒有出現大的問題，出于對中國兩種戰略準備的忌憚，西方的下一步動作就是繼續套住俄羅斯并徹底解決俄羅斯問題，如果俄羅斯將對西方的實質性妥協進一步走實，西方再下一個動作就是：在對俄羅斯進行經濟特別是金融實質性制裁的威懾下，不惜一切手段，迫使同情伊朗的伊拉克、黎巴嫩、阿曼、敘利亞等中東國家與西方微調后中東戰略保持一致！

5、2014年6月13日伊拉克局勢突變，全球油價大漲，引誘俄獲利，打擊中國經濟同時告訴世人我還是老大。6月10日中俄兩國向裁軍談判會議共同提交“外空條約”新草案。這是一件重大事件。同時，四架俄戰略轟炸機集體逼近美國領空，美F22緊急攔截。測試美國（更多是美國國家利益這一制約西方資本的制約因子）對伊拉克局勢13日突然變幻（西方利益-西方資本利、準確地講、是歐洲利益-西方資本）的真實態度。

6、中國務必要避免局勢走到西方資本全面兼并南方經濟，轉而拿這些被控制的南方實體經濟去不計成本地消耗中國實體經濟，并用西方控制下的全球金融防火墻去窒息中國經濟活力的這一步。手握兩種戰略準備的中國，務必要在局勢走到這一步之前（如果俄羅斯最終選擇將對西方的實質性妥協進一步走實、而不是斷然反擊的話），伺機進行“半渡而擊”！我們繼續期望俄羅斯能果斷回頭，伊拉克局勢13日突變這一最新發展之后我們不妨順水推舟盡快地將伊拉克之亂的局勢導向必然的、且也必將公開支持伊拉克之亂的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對沙特阿拉伯這類的中東國家，中國應該階段性地放棄幻想，直到伊核問題有個明

確走向為止，這至少要到7月20日）。從而以三種方式之一的中東大亂，或之

二、之三的手段去實質性打斷西方微調后中東戰略，終止，至少是實質性干擾西方資本的復雜轉進進程，從而為重新撕裂歐美利益制造機會！在俄羅斯進一步態度沒有明確之前中國要保持一定耐心等待：更加堅定且加速必要時絕對控制南海、必要時提前解決日本問題的進程！如：不理會日本（美日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東海（其實是整個東北亞）擦槍走火的企圖心，對越南開始加載實質性壓力、發布“香港一國兩制之實踐”白皮書等動作。

7、莫斯科消息：據俄羅斯之聲6月12日報道，維基解密網站日前曝光了兩份美國外交電報，稱烏克蘭新當選總統彼得·波羅申科(PetrPoroshenko)曾為美國國務院線人。在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2006年4月29日送出的一份絕密情報中，曾兩度提及這位如今世界聞名的巧克力大亨。

8、

第二篇：2014年大國博弈時事解讀

2014年大國博弈時事解讀

1、歐洲目前的策略是：如果與美合作能達成共利，則合作，如果只是單利，只有美獲得利益，歐洲沒好處時歐洲是不配合的。更不用說損害歐洲利益換來的是美國的單向利益。在制裁俄國的問題上，烏克蘭局勢上，如果強力配合美制裁俄國，那么未來烏克蘭局勢深度惡化后，萬一出現俄全面介入，而歐洲被動卷入（歐洲被戰爭）后果是不堪設想的。美一方面在東歐有限的口頭加強部署軍事給歐洲打氣，給波蘭打氣，鼓動歐洲介入，自己在臨界軍事碰撞面前選擇的是退縮，在烏克蘭上玩的兩面手腕，作亂歐洲，為禍歐洲的意圖下歐洲怎么可能全面配合？因此，只要俄不出大昏招，歐洲與美在烏克蘭問題上，在制裁俄問題上就是穿的兩條褲子。

2、中國的作為，目前既然與中國交惡為主軸，我們也少談和諧。但中國策略不要扒整個西方的祖墳，只針對美對中國的政策進行反擊，不將矛盾擴大化，與歐洲目前利用可能的合作機會進行經濟金融貿易方面的合作。目前美在貿易問題上小動作不斷，是想起“示范”作用，給歐洲做姿態，中國要注意歐洲借這個事向中國要利。溝通工作一定要做好。南海問題上，我的觀點還是不給越南擦屁股，不要聽有些大仙什么戰爭論。只要給越南的共產黨以足夠的提醒：越共利益集團只要想執政，不想被顏色，就要選擇與中國合作，你不合作丟失政權，與中國無鳥關系。現在竟然到一國總理選擇與其它黨派合作，且到與境外勢力合作的地步，顏色越南之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現在越共還不清醒？因此，越共現利益集團只要不想上斷頭臺，就由他們。中國要將他們的后路堵死，一旦出現當年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的局面，中國絕對不會收留他們。這個要私下點明，但如果他們清理門戶，需要中國做些支持，或是安全保證，中國是可以給的。前提是不得損害中國利益。目前，越南是與中國消耗中，那就消耗吧，看誰消耗得過誰。如果越南黨軍隊都控制不了了，那中國崛起第一戰就順理成章了。呵呵，相信越南黨是清醒的。

3、美在波斯核問題上的作為，再次將美的實用主義暴露的一覽無遺。我昨天說的，美是兩點出擊，東西出擊，中總支撐的策略，通過美與波斯今天的核會談，證明我的猜測是正確的，這就有工作好做了。相信俄不會閑著。

第三篇：氣候變化與大國博弈【教案】

氣候變化與大國博弈

呂艷君

氣候變化問題是近年來國際社會一直關注的熱點，從聯合國到各式非政府組織，從多邊舞臺雙邊關系，從政府到企業、普通個人，無不津津樂道，尤其是2009年底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五次締約方會議，將人們對氣候問題的關注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在這場全球矚目的關乎地球、人類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前途命運的大會中，充分暴露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分歧，與此同時也將中國置于這場爭議的風口浪尖中。本教學專題就是圍繞氣候變化問題的嚴峻性、國際關系中的氣候變化問題和中國在氣候談判問題上的機遇挑戰三個問題進行分析，以使同學清晰了解國際關系中的氣候變化問題，了解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對策，充分認識到氣候變化問題的嚴峻性，認識到低碳經濟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認識大學生在低碳生活中的角色作用。

一、氣候變化問題的嚴峻性

教學安排：首先看視頻：美國氣候災難片《后天》，對氣候變化可能產生的后果有一個感性認識；

其次看視頻：央視新聞調查《面對氣候變化》，對氣候變化對中

國產生的影響有一個現實感受。氣候變化是指氣候平均值和離差值兩者中的一個或兩 者同時隨時間出現了統計意義上的顯著變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一款中，將“氣候變化”定義為：“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觀察，在自然氣候變化之外由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全球大氣組成所導致的氣候改變。”尤其是指由于人類活動向大氣排放了過量的二氧化 碳等溫室氣體，導致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過高，從而在全球平均氣溫基礎上產生了以增溫為主要特征的全球范圍的氣候變化現象。全球變暖指的是在一段時間中，地球的大氣和海洋溫度上升的現象。近100多年來，全球平均氣溫經歷了冷→暖→冷→暖兩次波動，總的看為上升趨勢。進入八十年代后，全球氣溫明顯上升。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氣溫比100年前上升了0.48℃。根據IPCC的氣候模型預測，到2100年為止，全球氣溫估計將上升大約1.4-5.8℃。

將更多的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中所造成的危害，誰也無法確切地說明將來會有多嚴重。科學家正在估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危害，但事實總是超出人們的預期。按目前的技術水平計算，真正理解這一切要到2050年。顯然，科學家和政治家都不會等到進一步的結果出來才采取防治措施，現在的觀察和研究成果應該都讓公眾了解，才不至于使人們不得不在50年后自咽苦果。全球海平面上升： 由全球變暖，近百年來全球海平面已上升了10-20厘米。如果海平面上升多1米，一些島國，比如馬爾代夫便會被淹沒。而IPCC在2007年的報告中預測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將上升18-59厘米

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全球氣候變暖使大陸地區，尤其是中高緯度地區降水增加，非洲等一些地區降水減少。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厄爾尼諾、干旱、洪澇、雷暴、冰雹、風暴、高溫天氣和沙塵暴等）出現的頻率與強度增加 兩極冰川融化：北極的地區暖化情況比全球平均高出1至3倍。科學家預測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將迎來第一個無冰的夏天。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南極。如果兩極冰蓋全部融化殆盡，將使全球海平面上升約70米。

大量物種滅絕：英國一份研究表明，地球歷史上的四次物種滅絕都與溫室效應有關。如果全球變暖繼續加劇，將會導致地球一半的物種滅絕。首當其沖的將是北極熊，目前世上僅存的2萬只北極熊被預計將在2050年滅絕

淡水資源流失：如果世界幾大山脈上的冰蓋不斷消褪，山下居民將面臨淡水資源危機。其中源于青藏高原的江河流域影響涉及到世界1/3的人口。另外，非洲乞力馬扎羅山的“赤道雪峰”也將在10年內消失

農作物減產：全球氣溫變化直接影響全球的水循環，使某些地區出現反常的旱災或洪災現象，導致農作物減產，且溫度過高也不利于種子生長

疾病肆虐：氣候變暖將使西尼羅病毒、瘧疾、黃熱病等熱帶疾病將向較冷的地區傳播。另外，全球氣溫上升令北極冰層溶化，被冰封十幾萬年的史前致命病毒可能會重見天日，導致全球陷入疫癥恐慌

造成新的冰河期：由北極冰原融化，降雨量增加，以及風的類型的不斷改變，大量淡水正匯入北西洋，從而對墨西哥灣暖流造成破壞。而墨西哥暖流一旦因全球變暖被切斷后，歐洲西北部溫度可能會下降5－8℃之多。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世界各地，地球甚至可能面臨一次新的冰河時代！

氣候是公共物品，氣候變化問題是溫室氣體排放帶來的外部性。溫室氣體排放者沒有承擔其排放成本，而是將其成本轉嫁給全社會和未來。除非實施有效的政策干預，市場無法糾正外部性。氣候又是均質流動的，氣候危害產生的后果是全世界的，因此對氣候變化的治理也必須是全世界的。面對氣候變化有可能出現的嚴重后果，世界各國必須行動起來，共同應對這一危機。

二、國際關系中的氣候變化問題

（一）氣候變化問題國際博弈

1、力量結構:一個地球兩大陣營三足鼎立

所謂“兩大陣營”，指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它們之間的互動也就是國際政治上俗稱的“南北關系”。兩大陣營在氣候政治中的博弈始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簡稱《公約》）談判啟動之時，博弈的重要結果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成為《公約》框架下的首要合作原則。三足鼎立則形成于《京都議定書》談判時期，指的是歐盟、傘形集團以及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這三大集團共同作用影響國際氣候政治進程的格局。歐盟。歐盟當然不是為國際氣候政治所建的集團，而是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產物。歐盟《公約》生效之初，歐盟僅有12個成員國，1995年擴大到15個。在《京都議定書》中，歐盟15國集體性承諾到2012年前將溫室氣體減少到比1990年低8%的水平。隨著地區一體化進程的深入，歐盟迄今已發展為27個成員國。多年來，歐盟一直是全球氣候合作的推動者，并自稱為領導者。

傘形集團。傘形集團形成于1997年，由9個國家構成，即：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挪威、冰島、俄羅斯和烏克蘭。“傘形集團”這一名稱從何而來，至今尚無定論，該集團也從未對此發表聲明或解釋。但一般的說法是，傘形集團國家在地圖上的位置用線條連起來就像是一把傘，故此得名。傘形集團成立的初衷是反對在京都議定書》中制定雄心勃勃的減排目標，其自議定書達成以來的所言所行也從未違背其成立初衷。

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七十七國集團成立于1964年，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集團，目前有130個成員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七十七國集團長期以來擁有良好的合作。作為一個大的談判集團，“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并非創建于國際氣候政治領域，而是開始于國際貿易領域，該集團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國際氣候談判問題上，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自《公約》生效以來就一直代表著廣泛發展中國家的立場，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應有的減排責任，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在《京都議定書》談判過程中，傘形集團、歐盟以及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的三足鼎立格局對進程的作用相對而言是積極的，它直接推動了《京都議定書》的生成。進入哥本哈根談判階段，“兩大陣營、三足鼎立”的格局依然延續。

2.博弈新舞臺：哥本哈根會議

國際社會希望哥本哈根會議能夠落實于2007年12月通過的《巴厘行動計劃》，即：達成一個氣候協定，就2050年的長遠目標有一個共同愿景；發達國家在202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水平相對于1990年下降25%-40%；發展中國家采取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查的減緩行動；發達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毀林。然而，哥本哈根會議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火藥味，兩大陣營圍繞在多個問題上爭執不下。歸納起來，博弈的焦點集中在談判機制、減排問題和資金供給三大方面。

（1）談判機制：單軌 VS 雙軌

根據“巴厘路線圖”安排，哥本哈根談判是一種“雙軌”談判機制，即《公約》框架下的長期合作談判與《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后期承諾談判。這種機制安排的好處是，既能將美國納入談判進程，又可以維持各階段承諾的連續性與可比性。令人遺憾的是，在哥本哈根會議伊始，發達國家就主張將談判并軌，僅保留《公約》框架下的談判，企圖扼殺《京都議定書》，以否認它們在京都第一承諾期所作的減排承諾。發展中國家堅持雙軌制談判，堅持《京都議定書》。迫于發展中國家的壓力，會議同意繼續進行《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的談判。

（2）減排問題：北方 VS 南方 減排問題是氣候談判的首要問題。在哥本哈根會議中，代表北方的發達國家和代表南方的發展中國家就減排問題分歧很大，在多個方面均有角力。首先，全球和發達國家長期減排目標。IPCC報告主張將氣溫上升限制在比前工業化時期高2℃的水平之內，全球排放量到2050年至少應比2000年水平減少50%，其中發達國家到2050年比1990年水平減少80%，溫室氣體濃度維持在450ppm。在“丹麥草案”中，發達國家雖為自身設定到2050年減排80％的目標，卻沒有提及到2050年的全球長期減排總目標，反而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分別制訂了2050年人均排放目標。其中，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量為2.67噸，而發展中國家則為1.44噸以下。這種毫無公平基礎，無視發展中國家發展需求的行為遭到發展中國家的震怒。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表現出以下特征：①遠期目標明確，中期目標模糊，意在要求發展中國家做出遠期減排承諾；②中期目標與其長遠目標并不匹配，并不能滿足其長遠目標要求；③承諾不僅留有余地，而且以他國、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減排承諾為條件。

最后，發展中國家行動。發展中國家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是《巴厘行動計劃》的

一個重要安排，是哥本哈根談判的重要內容。但是，包括《公約》、《京都議定書》和 “巴厘路線圖”在內的所有政治協議都沒有要求發展中國家做出有約束性的量化減排承 諾。這是分階段性談判的一種制度安排。

哥本哈根會議前夕，巴西、中國、印度和南非等主要發展中國家相繼提出了到2020 年的各自自主減排目標。這些舉措大幅提高了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得到了 包括大部分發達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然而，一些發達國家在承認發展中國 家減排承諾力度很大的同時，在自身沒有任何新的積極承諾或讓步的前提下又要求主要 發展中國家做出進一步的減排承諾。除此之外，發達國家還提出發展中國家所承諾的減 排目標要接受“三可(可衡量、可報告和可核實)”的國際監督。美方表示，如果發展中 大國拒絕接受“三可”，根據美國國會剛剛公布的應對氣候變化框架性文件，在遵守世 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前提下，美國可能采取措施，以防這些貿易競爭對手逃避履行碳減排 義務。

對于發達國家這種采取雙重標準和違反“巴厘路線圖”授權的做法，發展中國家堅

決反對。解振華表示，中國自主采取的減緩行動是公開透明的，有法律保障，有統計考 核體系和問責制度，要向社會和世界公布，但決不接受國際“三可”。發展中國家的減 排目標是自主自愿的行動。只有那些在獲得的技術和資金支持情況下采取的行動，才應 接受“三可”監督。

（3）資金供給：供方 VS 需方-71-資金問題是《巴厘行動計劃》授權談判的四個支柱內容之一。由于發達國家的保

守，資金問題成為哥本哈根會議中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供資方和需資方就資金供應的 大小問題展開了激烈的博弈。

在“丹麥草案”中，發達國家僅提出2010年至2012年間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 億美元的應對氣候變化基金，且這筆資金只向草案所列附件C發展中國家供應；草案還 主張將應對氣候變化的融資撥款大權交給世界銀行管理。對于發達國家這種既保守又試 圖破壞發展中國家團結的做法，發展中國家予以嘲諷和抵制。一些發展中國家指出，100億美元平均到全球，人均不到2美元，連買棺材板都不夠。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指 出，發展中國家僅在減緩氣候變化影響這項工作上，每年就需要至少4000億美元。為發 泄不滿情緒，一些發展中國家甚至要求發達國家每年拿出GDP的1.5%，也就是4500億 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供資承諾離《公約》要求還相去甚遠。

為緩解發展中國家不滿，發達國家相繼提出一些新的供資承諾。11日，歐盟宣布

2010年至2012年間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24億歐元的援助資金。14日，美國能源部部長 朱棣文提出美國將提供8500萬美元在未來5年內幫助發展中國家盡快掌握可再生能源技 術和提高能效的技術。15日，日本宣布在2010年至2012年出資約100億美元。16日，日 本又提出，如果哥本哈根會議能達成強有力的協議，未來3年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資金 將提高至約150億美元。但這些資金數目依然是杯水車薪，七十七國集團主席盧蒙巴指 出，對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供資不應與官方發展援助資金混為一談，因為這不是 “施舍”，而是義務。

在雙方預期相差巨大的形勢下，談判裹足不前，全球目光都聚集在哥本哈根，聚焦 在發達國家身上。17日，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突破性”地提出了 發達國家的供資新目標：美國將和其他國家一起到2020年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每 年籌集1000億美元。這一目標雖然離《公約》的要求還有些距離，也沒有闡述資金的具 體來源，更沒有說明美國將會出資多少，但它基本上也算得上是發達國家的一個重大讓 步和會議的重大進展。需要提及的是，希拉里提出的新供資承諾也并非無條件的，前提 是所有主要經濟體所采取的減排行動都必須是透明的。這被發展中國家認為是“顛倒邏 輯”，違背《公約》和“巴厘路線圖”的規定。代表歐盟談判的瑞典環境大臣卡爾格倫 也責怪美國提出的這項建議為時太晚。3.哥本哈根會議結果

作為規模空前的一次氣候談判，來自世界194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國際組織、非

政府組織、學術團體和企業界的4萬3千名代表參與了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包括119個國 家首腦。然而，這次被形容為拯救地球的會議，卻沒能在“童話之國”編織令人欣慰的 童話。在談判機制、減排目標、資金供給等諸多問題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下，經過13天 馬拉松式談判的哥本哈根會議在全球期待卻無奈的心情中落幕。在這個“希望”之城，會議唯一留給世界的是一份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哥本哈根協議》。-72-盡管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從正面對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做出積極評價，但國際 社會普遍表示了失望情緒，尤其是那些滿腔熱情、風塵仆仆、忍凍耐寒卻難以進入會場 的非政府談判代表。《哥本哈根協議》是在談判最膠著狀態下，18日由美國、中國、印 度、巴西和南非五國討論提出的。根據規則要求，任何協議都須經所有締約方，也就是 192個國家一致通過后方具有法律約束力。《哥本哈根協議》在19日的表決中僅得到了 部分國家的通過，各國只是注意到有這樣一份協議，可自愿決定是否簽署。

《哥本哈根協議》的關鍵內容可歸納為三點：一是長期行動目標方面，維持了將

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比前工業化時期不超過2℃的此前共識。二是減排承諾方面，《公 約》附件一締約方在2010年1月31日前提交2020年的量化減排目標；非《公約》附件一 締約方在2010年1月31日前提交減緩行動措施，僅供文件匯編用途。三是資金供給方 面，在有意義的減緩行動和透明的背景下，發達國家到2020年每年共同籌集1000億美元 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減排需要；在2010年至2012年間發達國家提供300億美元額外資金 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因毀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上述供資大部分均由新設立的“哥 本哈根氣候綠色基金”管理。

正所謂“期望越高，失望越大”。除了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外，國際社會對《哥本 哈根協議》最大失望莫過于未能就發達國家2020年的減排目標作出規定，即便是給出相 應的數字。

回顧哥本哈根會議，期間不時出現一些插曲。先是發達國家爆出“氣候門”事件，質疑氣候變化數據的可靠性，混淆視聽，動搖人心；接著發達國家密謀的“丹麥草案” 又被曝光，試探發展中國家底線，同時利用島國憂心“水淹”的焦慮，離間發展中國 家；會議期間歐盟、日本大力鼓噪“中美對峙”、“美中共治”，企圖推卸責任；會議 臨近最后，大會主席換人，康妮·赫澤高辭職，由丹麥首相拉斯穆森接替，又引發來諸 多猜測。實質上，這些插曲都是氣候博弈的表現形式。

人們有理由對此次會議感到失望，但還不至于絕望。《哥本哈根協議》維護了《公

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同時就發達國家實行強制 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緩行動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長期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持、透明度等焦點問題達成廣泛共識。至少，各國都亮出來底牌，也學會放棄一些不切實際 的幻想和不合理預期，這會為后續談判奠定一定的基礎。哥本哈根已逝，后續談判更難。關注點將集中在溫升2℃目標與減排幅度的關聯、發達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的量化明確、發展中國家“適當的減緩行動”的具體化、測量、報告和核查的技術細節與安排等。

第四篇：敘利亞問題-敘利亞問題起因及大國之間博弈

敘利亞問題-敘利亞問題起因及大國

之間博弈

初探敘利亞問題及大國之間博弈

“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6年12月阿拉伯世界一些國家民眾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推翻本國的專制政體的行動。而敘利亞動蕩不安也被稱為“阿拉伯之春中的又一春”。

直接引發敘利亞動蕩不安的導火線是在2016年1月下旬，敘利亞警方扣押了德拉的小學生。因為他們在墻上涂寫了一些自己聽到的反政權標語。而這些學生的家長們走上街頭，抗議自己的孩子被捕。最終，這場抗議浪潮變成一場對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積怨已久 的起義。但引起敘利亞今天結果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敘利亞公民權利缺失，敘利亞人的自由遭到嚴格限制。軍隊、復興黨及官僚機構牢牢穩固著阿薩德政權，其統治通過對社會團體的控制和滲透延伸到社會基層，敘利亞人的自由遭到嚴格限制。直到去年4月19日敘利亞政府才通過法案，廢除實施48年之久的緊急狀態法

其次，敘利亞經濟困境，并且石油面臨枯竭 失業率節節攀高。巴沙爾在執政后，重視國內經濟建設，推動現代化進程。但由于缺乏完整的改革方案、對改革國有經濟缺乏政治決心以及國際環境不佳，敘利亞的經濟改革難以深入，使人均收入徘徊在阿盟成員國的中后位。

再者，官員貪污腐敗，整個敘利亞幾乎變成總統的家族企業。政府部門腐敗問題嚴重，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風盛行。巴沙爾的弟弟馬希爾的貪污腐敗

問題一直都為社會所熟知。他的叔伯兄弟等都掌控著敘利亞的壟斷行業和要害部門，不同程度地涉嫌貪污腐敗，對巴沙爾總統的威信造成負面影響

另外，教派矛盾也是造成該國不穩定的因素之一。該國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人矛盾交織，68%的敘利亞人是遜尼派，但他們被占全國人口20%的什葉派所統治，各個民族之間矛盾不斷，教派間利益此消彼長。

如此眾多內因外因，導致了敘利亞這個一直都不太平的國家再度進入水深火熱的戰爭中，變成了東西方大國博弈的一盤棋局。

目前，在敘利亞問題上，東、西多方正在進行激烈博弈，呈現出拉鋸戰的狀況。由于中、俄這次在對敘問題上做出了不同于上次應對西方干預利比亞的舉措，使得霸權國家顛覆敘政權增加了不小的難度。

在阿盟看來應當對敘利亞實施制裁。阿盟的大部分成員國都是遜尼派組

成的政府，所以意識形態有所不同，而且，近年來中東地區戰亂不斷，嚴重影響了中東地區國家的和平與發展。阿盟并不愿意看到外來勢力總是干涉自己”地盤”上的事務，也不想讓阿拉伯的聲音淹沒在各方喧囂之中。所以，自從敘利亞問題出現以來，阿盟反對巴沙爾政府的態度逐步升級。先是譴責武力事件，后是終止敘利亞的成員資格，并對其實施嚴厲的經濟與政治制裁，再后來，就是討論承認反對派，并要求在聯合國討論敘利亞局勢。希望通過聯合國干涉，促使敘利亞問題快速解決。

同樣是支持制裁敘利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則心懷不軌。就以美國與法國為例。在美國眼里，敘利亞是中東地區的“眼中釘”。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就把敘利亞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在以色列問題上，敘利亞向來高舉反以大旗，直接干擾了美國在中東實現改造的戰略。美國一直用武力威脅、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等手段對敘利亞步步

緊逼。法國與敘利亞在黎巴嫩問題上一直不和，甚至對立。自敘局勢發生動蕩以來，法國反復譴責敘當局的行動，但也多次表示不主張武力干涉敘局勢，而應通過制裁來迫使敘政府就范。

與上述國家唱反調的主要是俄羅斯與伊朗，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之一就是敘利亞。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依然保留在敘利亞塔爾圖斯的海軍基地。敘利亞是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維護其國家利益的重要一環。俄羅斯要抑制北約東擴對其戰略空間的擠壓，必須維護在中東的利益。所以，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上態度鮮明，主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敘危機，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敘利亞國家內政，偏袒敘反對派并向反對派提供武器。敘利亞和伊朗均為伊斯蘭教什葉派掌權。兩伊戰爭時期，敘利亞是唯一反對伊拉克入侵伊朗的阿拉伯國家。在反對以色列的立場上，兩國始終站在一起。所以，伊朗會力挺敘利亞政府。

中國與俄羅斯投反對票否決聯合

國制裁敘利亞的草案，在中國堅持主權大于人權的意識形態下，反對霸權國家干預敘利亞內政。中國堅持通過和平、對話和政治方式解決問題的原則立推動敘利亞問題和平解決，促進中東地區局勢逐步走向穩定。體現了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世界和平的高度責任感。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和平希望，就必須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讓敘利亞人民自己選擇他們國家的政府，這樣做才最真正對敘利亞人民負責。

在敘利亞問題上，明顯體現出了世界走向多極化。各國之間的博弈在國家利益的驅使下愈演愈烈。但我們都希望看到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在世界舞臺上消失，這樣才能促進世界長期和平與穩定發展。

第五篇：Cyygdia_a大國博弈：中美新能源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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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個人總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風景，聽陌生的歌，然后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你會發現，原本費盡心機想要忘記的事情真的就這么忘記了..大國博弈：中美新能源競合

導讀: 而美國的新能源戰略，最終將在那些進軍中國市場的美國新能源企業身上現實地逐一體現。在中美新能源合作大幕即將拉開之前，從已經深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光伏巨頭First Solar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它在中國市場的野心和困頓。

? 2011年1月，在中國貿易代表團訪美之行中，中美在新能源領域達成的一系列合作，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此間，中美兩國政府與企業簽署了多項協議，總額逾230億美元，其中僅清潔能源領域就超過200億美元，范圍涉及核電、風電、太陽能、水電、智能電網等多個領域。

“中美新能源合作空間巨大，并且在推動各自經濟發展和改善環境方面都有極大好處。”近日，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趙玉文表示，新興可再生能源是世界關注的焦點，也是社會轉型的關鍵，中美雙方應當共同促進這一市場的發展。趙玉文參加了第二屆中美清潔能源務實合作戰略論壇，這也是此次中國貿易代表團訪美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新能源領域，中美雙方的合作，已經開始從框架性協議進入到具體項目。”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表示，一系列具體項目的簽訂，標志著中美新能源合作開始正式進入實質性領域。

不過，在看好中美在新能源領域合作前景的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戰略領域，中美亦是直接的競爭對手。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能源消費國，在全球新能源市場謀求話語權，對于中美兩國來說，均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近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于宏源撰文稱，“我們仍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隨著美國政府把中國看成最強勁的經濟競爭對手，隨著中國在新能源領域日益領跑世界，中美新能源領域的合作潛力可能有限，新能源可能成為未來雙方競爭和沖突的新領域”，“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在新能源革命中領跑世界，它勢必從戰略、貿易和技術標準等方面對中國的新能源發展進行遏制。”

而美國的新能源戰略，最終將在那些進軍中國市場的美國新能源企業身上現實地逐一體現。在中美新能源合作大幕即將拉開之前，從已經深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光伏巨頭First Solar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它在中國市場的野心和困頓。

新能源大單背后

中美簽訂新能源合作大單，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是，2010年10月，美國政府曾發動了一場針對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的301貿易反壟斷調查。

當時，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稱，中國政府為其風能、太陽能、電池及節能汽車等產品提供了不公平的支持，導致美國相關企業的利益受到損害、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大、美國在此類行業的就業機會減少。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列舉的中國“違規”罪狀包括“出口限制、歧視外國公司”，以及“商品進口要求技術轉讓、補貼國內公司”等等。美方還稱，中國政府自2007年起對光伏產業實施了多個扶持政策，中國政府還給電池生產企業提供了很廣泛的支持，包括津貼、減稅、優惠貸款、土地及其他補貼。

顯然，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一個副作用便是貿易爭端日益增加。商務部副部長鐘山在近期召開的2011年全國貿促工作會議上表示，2010年全年中國遭遇貿易摩擦64起，涉案金額約70億美元。

而大規模商業采購，或許被視為國際貿易爭端的緩沖劑。此前兩個月，中國簽署的經貿大單就已經近千億美元。

2010年12月15日至19日，中國與印度和巴基斯坦大約簽署了45項總價值超過200億美元的協議，涉及電力和醫藥等領域。2011年1月4日至12日，中國與西班牙、德國、英國分別簽署了75億美元、87億美元、47億美元的經貿協議。

在趙玉文看來，在某種意義上，中美新能源合作，亦可視為緩解中美貿易爭端的重要手段，“在第二屆中美清潔能源務實合作戰略論壇上，簽訂的主要是對美國新能源的投資協議。”公開資料顯示，在中國貿易代表團訪美期間，中美簽訂了超過200億美元的新能源合作協議。

“新能源雖然總體量不大，但卻是引起廣泛關注并且可以實現雙贏的合作領域。”林伯強稱，對于美國而言，中國有世界最大風能市場，而且太陽能市場也極具潛力，因此，中美合作能給美國新能源廠商帶來大量的訂單和利潤，而對于

中國而言，美國有世界最先進的新能源技術，因此，中美合作能快速提升中國新能源產業的技術水平。

奧巴馬的“國策”

早在2009年9月，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之初，其便將“新能源戰略”提升至了美國國策的高度。

奧巴馬上任后，在國會發表首次演講時，就呼吁加強對清潔能源的投資，并重申將在3年內使美國的新能源產量翻一番。當時，奧巴馬稱，要想使美國的經濟真正轉型、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并使地球免遭氣候變化之苦，生產清潔的可再生能源勢在必行，掌握新能源的國家將領導21世紀。

而在奧巴馬政府公布的預算中，風能、太陽能、生物燃料以及清潔煤技術等每年將從中獲得150億美元的投資，10年共計1500億美元。

當時，奧巴馬的新能源戰略更多的被視為美國政府振興經濟、低于全球金融危機之舉。但在于宏源看來，美國政府寄望于通過新能源戰略，“維持其全球經濟領袖的地位”，“發展低碳核心競爭力、新能源和低碳經濟，對美國未來經濟競爭力和國際地位影響重大。美國推動氣候變化和綠色壁壘可以保護其競爭力，同時削弱中國等競爭對手的競爭力”。

于宏源指出，“奧巴馬政府通過綠色新政建設清潔能源結構和減少石油依賴，強調將技術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途徑，采取‘限額與交易’等減緩行動，加強低碳能源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強化包括生物燃料、風能、太陽能、氫能、碳捕集和封存等新能源及核能利用帶來的長期機遇和競爭力。”

在他看來，美國之所以在2010年10月對中國的清潔能源行業進行301貿易反壟斷調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2010年，美國對太陽能的需求增長了41%，但美國本土產量只增加7%，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太陽能電池卻實現了翻番”，并且，“4家美國主要生產商損失了580個就業崗位”，“正因如此，奧巴馬政府開始推動邊界碳關稅協調，刻意把中國出口與美國的失業率聯系起來，對包括中國清潔能源行業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

? 全方位進軍中國

目前，中國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費國。2010年，中國有10%的能源消耗來自可再生能源，而2020年，這一比例可能將達到15%。對于試圖

主導全球能源新秩序的美國來說，中國市場顯然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場。更何況，中國還可能是其最主要的新能源競爭對手。

“在新能源領域，美國什么都想賣給中國。”林伯強稱，美國極其渴望在中國新能源市場占有一席之地，而在合作方式上，“美國最希望通過做項目來賣產品和技術”。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美國已經是中國最主要的新能源設備供應商，以美國太陽能設備供應商GTsolart應用材料為例，其絕大部分訂單來自中國，而且，中國也是美國太陽能級多晶硅的主要采購商。

而在風電領域，美國通用電氣2005年向中國出口的風機達8萬千瓦，2009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向中國出口的風機達34萬千瓦，增加了四倍。在這5年間，美國累計向中國出口113萬千瓦風機，而中國僅向美國出口了3臺風機，不到1萬千瓦。

不過，在新能源產品領域，中國企業正在迅速追趕。目前，風電設備的國產化已基本完成，并開始大舉出口，而在太陽能領域，趙玉文稱，中國現已基本可提供全套太陽能生產設備，制約中國太陽能產業發展的太陽能電池原材料多晶硅，也實現從無到有，現已占據中國市場的半壁江山。

“只要掌握了技術，中國企業就能快速打敗國外企業，占領市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能源產業人士稱，中國新能源產業與中國其它產業類似，“模仿復制能力特別強，中國需要的是技術”。

雖然海外企業嚴控技術外流，但中國新能源技術的快速發展，已讓它們的國際競爭對手不得不改變策略。林伯強看來，隨著中國新能源企業的快速崛起，國外企業比較現實的方式是把技術賣一個好價錢，“單純的技術轉讓，收益不佳，比較好的方式是，以技術入股合資企業，組建合資企業，然后從中國市場的快速發展中獲得持續的高收益”。

事實上，這種模式目前正在日益成為主流。比如，全球最大風能電機生產商之一Vestas、GE等，都在中國設立了合資企業。

First Solar的野心

“當然，美國新能源企業最希望的，還是能直接接觸終端市場，做項目，即建設新能源項目，但現在，這樣做基本賺不到錢。”林伯強稱。

通過直接興建太陽能發電站，美國新能源企業將能夠將其整條產業鏈引入中國市場。不過，這種項目，也最能反映美國新能源廠商在中國的機遇與困頓。

談到大型新能源項目，最為著名的莫過于美國太陽能廠商First Solar準備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建設的全球最大的光伏電站項目。公開資料顯示，鄂爾多斯日照時間非常長，每年平均有3000到3200小時之多，年照射量也高達140至160千瓦/平方米，被稱為中國太陽能的“新金三角”。

2009年9月，世界按產能計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商First Solar宣布，將在鄂爾多斯沙漠中建設2GW級(200萬千瓦)大型太陽能發電廠，并與中方簽訂了相關備忘錄。

據First Solar提供的資料顯示，整個項目分為四期進行，其中第一期30MW，于2010年6月1日開始建設，并在條件許可的條件下盡快完成，二期、三期分別是100MW和870MW，計劃于2014年建成，并將于2019年建成第四期1GW。

據趙玉文統計，2009年中國太陽能電池的產量為4GW左右，這個電站所需的太陽能電池，將相當于2009年中國太陽能電池產量的一半。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目前雖然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產地，但與其相比，國內的太陽能發電能力，卻微乎其微。2010年，國內太陽能發電累計裝機容量僅為70萬千瓦，而2011年的目標也不過120萬千瓦。也就是說，如果First Solar最終完成這一項目，其發電能力將相當于2010年中國已有發電能力的接近3倍。

不過，中國國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商，可能并不會從鄂爾多斯項目中獲得多少機會。因為，First Solar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商之一。

在與中國政府簽訂的備忘錄中，First Solar還承諾將在項目建設過程中考查在鄂爾多斯投資設廠生產太陽能電池的可行性。First Solar首席執行官邁克·埃亨(Mike Ahearn)稱，“公司興建這一項目，在于看到中國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能源政策，此外公司也對太陽能發電成本控制有信心，并計劃在中國拓展供應鏈，以滿足薄膜太陽能光伏模塊的生產和回收利用”。

更為重要的是，First Solar還有望通過這一項目在中國確立一個全新的技術標準。與國內太陽能電池生產商普遍生產的“多晶硅電池”不同，First Solar的核心技術是“碲化鎘薄膜電池”。目前，它是全球最重要的碲化鎘薄膜光伏模

塊制造商，與傳統的晶硅技術相比，使用碲化鎘專利技術的太陽能電池發電量更大，并擁有更低廉的生產成本。

顯而易見，First Solar的目標是，將整個“光伏產業鏈”引入中國市場。在該項目公布后，First Solar的股價從9月8日的134.64美元上漲到了10月20日的156美元。

? 令人艷羨的機會？

至少在當時，First Solar能夠在中國興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站，曾經被外界視為是一個令人艷羨的機會。

從這一項目最初的設想來看，First Solar似乎找到了一個中美新能源電站項目合作的多贏共同點。“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First Solar，都可以從這個項目中獲得極大收益。”一位接近這一項目的人士稱，據測算，這一項目的總投資額將達到40億到60億美元，內蒙古及鄂爾多斯政府可以從項目建設中獲得可觀的GDP，更何況，First Solar還準備在鄂爾多斯新建一個太陽能電池生產基地。

而對于First Solar自身來說，其將提供該電站所需的電池片，也就是為它自己在中國第一家的工廠找到一個穩定的客戶。并且，“這也是一個極好的廣告，在中國這個極有前景的太陽能市場建了一個世界最大的太陽能電站”，將幫助它“緊緊抓住中國這個新能源發展最為迅速的市場”。

事實上，在當時看來，First Solar的機會是如此令人艷慕。2009年8月，中國剛剛結束第一次敦煌市10MW(1萬千瓦)太陽能項目的招標，當時，新建太陽能電站項目還處在嚴控階段，而規模高達2GW(200萬千瓦)的項目，更是前所未有。當時，甚至有知情人士稱，“這一項目不是通過公開招標，而是通過特殊渠道進入中國的”。

2009年11月，First Solar與鄂爾多斯政府正式舉行合作框架協議簽字儀式，并再次確認，鄂爾多斯電站第一階段30MW項目將于2010年6月1日開建。

中國市場的門檻

但時至今日，First Solar的鄂爾多斯2GW項目，進展得并不順利。至2010年9月，鄂爾多斯項目的第一期才獲得前期可行性研究的許可，而按First Solar公布的計劃，2010年6月1日應開始建設。

知情人士稱，阻礙鄂爾多斯2GW項目的關鍵是上網電價，“First Solar一直無法獲得滿意的上網電價”。

在電站建設運營中，出售電力給電網是電站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而所謂的“上網電價”是指，太陽能發電站以一個特定價格，將電力出售給電網，對于電站來說，較高的上網電價是項目取得經濟效益的關鍵。不過，與傳統的火力、水力和核能發電相比，目前，太陽能發電的成本要高出許多，在市場上并無競爭力，其間的差價需要政府進行補貼。所以，能夠獲得多少補貼，是國內光伏電站項目能否盈利的關鍵。

政府補貼方式有多種，如建設補貼、產品補貼、電價補貼等，但在全世界較為主流的是電價補貼，即規定一個太陽能、風能電力上網電價，政府補貼水力發電、火力發電與太陽能、風能發電之差的差價。

比如一個地區主要的火電上網價格為0.5元/千瓦時，而太陽能電力上網電價為1.5元/千瓦時，即太陽能電站每發一千瓦時電力，國家向它補貼1元，電網支付0.5元。

在2009年8月的新聞稿件中，First Solar即稱，鄂爾多斯的2GW項目將獲得政府補貼的上網電價。邁克·埃亨也稱，政府電價補貼是打開光伏電站市場并與傳統電源競爭的必要手段。

不過，“First Solar原來以為，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解決這個美國新能源企業在中國投資的最大問題，但現在看來還是很難。”上述知情人士稱。

目前，與風力發電已經明確上網電價不同，中國太陽能發電的上網電價的確定，還在探索過程之中，具體方式為，通過對太陽能電站項目進行公開招標競價，希望通過市場公開競價確定太陽能電站上網電價。

2009年7月，發改委主持的第一次太陽能電站甘肅省敦煌市10MW太陽能項目招標落下帷幕，由江蘇百世德太陽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中廣核能源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廣核”)以及比利時太陽能開發商Enfinity聯合中標，中標的上網電價為1.09元/千瓦時。

不過，在First Solar看來，這個價格是不可接受的。上述知情人士稱，鄂爾多斯項目要求1.8-2元/千瓦時的上網電價，但國家發改委認為，只能按此前敦煌太陽能項目招標電價1.09元/千瓦時給予批準。

事實上，在敦煌項目招標價公布后，國內不少光伏企業人士均認為“招標價格太低”，中國太陽能電池按產量計最大的生產商無錫尚德電力CEO施正榮就認為，中國太陽能電站項目沒法做，“起碼民營企業做不了”。

當上述知情人士稱，發改委認為，如果敦煌項目1.09元/千瓦時可以做，那鄂爾多斯項目也應該可以做，而First Solar要求的與敦煌項目近一倍差距的上網電價，令鄂爾多斯項目陷入困境。

并且，可能讓First Solar更為驚異的是，2010年9月，發改委公布的第二輪總共280MW的多個光伏電站特許權項目招標結果顯示，內蒙古國電能源投資有限公司分別以0.8847元/千瓦時和0.8444元/千瓦時的上網電價，中標了內蒙古阿拉善和巴彥淖爾項目。

這位知情人士稱，在第二輪招標之后，發改委認為，鄂爾多斯的項目也只能給予接近阿拉善和巴彥淖爾項目的上網電價，而且，“未來的招標上網電價可能更低”。

? 與國企的合作

“First Solar看懂了一些地方，但它沒想到中國市場如此復雜。”上述知情人士認為，而2011年First Solar與中廣核的合作，或許意味著它開始真正摸懂中國市場的門道。

當這家美國光伏巨頭試圖將整個產業鏈引入中國市場，并在中國直接運營太陽能電站時，它遭遇了來自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國國有企業的有力競爭。最終，它轉向了與中國國企合作。

2011年1月5日，就鄂爾多斯項目第一階段的30MW項目，First Solar與中廣核旗下中廣核太陽能開發有限公司簽訂諒解備忘錄，中廣核成為鄂爾多斯項目第一階段30MW項目的建設者、擁有者和運營方。而First Solar則退居二線，成為中廣核的供應商，主要提供太陽能電池組件。

First Solar總裁宋博思(Bruce Sohn)改口稱，其在歐洲和北美的類似項目，也都是由其它的公司進行建設和運營，而與中廣核的合作，實際上是其在世界其他地方典型做法的延伸。

“與國有企業合作，將是國外新能源企業進入中國的主要方式。”林伯強稱，此前出于保護自有技術等考慮，國外新能源企業希望在中國獨立開展業務，但

“這種模式風險很大，往往非常容易失敗，在現實運作中也是越來越少了。選擇有實力的國有企業進行合作、合資，將是主要潮流”。

“上網電價太低，國有企業擁有特殊的資源可以做(電站)，但民營企業不行。”此前，施正榮公開稱，低價競標光伏項目的國有企業，表面是虧的，但深層次可能是獲利的，而“民營企業沒有這樣的獲利能力”。

而對于中國的國有能源企業來說，進軍新能源，賬面收益并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事實上，對它們來說，擁有一定比例的新能源資產，是一個剛性需求。

根據2007年發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10年和2020年，對權益發電裝機總容量超過500萬千瓦的投資者，所擁有的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權益裝機總容量應分別達到其權益發電裝機總容量的3%和8%以上。

由于達不到目標將會受到處罰，所以，國有電力企業作為國內主要電力投資者紛紛投資非水電可再生能源，而這一定程度上，造成國有電力企業低價圍獵新能源項目。

“目前，無論是國內的風能電站還是太陽能電站，中標的主要還是國有企業。”林伯強稱，在現行中國電力市場定價體系里，民企和外企，尚無法從新能源電站的定價中獲得足夠的收益。

而在洞悉了中國新能源市場的這一玄機之后，First Solar 或許將找到一條新的道路。“國外新能源企業通過與國有企業進行合作合資，在國企中標后，利用中標企業的合作關系向中標項目出售設備，從而賺取穩定的收益。”

雖然，這與First Solar最初的期待尚有差距，不過，這家美國新能源企業仍有望實現其最為重要的目標：從中國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中分一杯羹，在保證穩定收益的前提下，擴大市場份額，并逐步推廣其技術標準。

電力體制困擾

“中美應共同促進，各自啟動光伏市場。”趙玉文稱，中國光伏市場已成為制約中國光伏產業發展的最大阻礙。據能源局的數據，雖然我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組件生產國，但其80%以上的市場均在國外。

中國為推動光伏市場的發展，正在進行兩方面的努力，一直是補貼上網電價，比如光伏并網發電特許權項目招標，另一是一次性補貼光伏系統建設，比如，金太陽及建筑一體化工程。

在上海市太陽能學會理事長崔容強看來，國內光伏并網發電特許權招標，并不是解決國內光伏市場的辦法，關鍵還是要樹立“標桿并網電價”，國內可以參照國外光伏并網的成熟標準，“更復雜的風電都能出臺標桿電價，光伏應該更容易”。

不過，即使在設立標桿電價的風能領域，雖然據國家能源局統計風電裝機量當年新增1600萬千瓦，風電裝機總容量達4182.7萬千瓦，躍居全球第一，但棄風現象卻時有發生，最著名的莫過于，“風電三峽”之一的內蒙古，據報道，在夜晚用電低谷期，因電力無法消化，約80%的風機不得不棄風停轉。

而相對于傳統電力，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受環境因素影響較大，比如，太陽能必須在白天有陽光時才能發電，風能則需要風力才能發電，并且發電強度受光照、風力強度影響。

前述了解鄂爾多斯項目的人士還稱，電網調配能力的限制，也阻礙了中國新能源的發展。在他看來，國外新能源發展較好的國家，如德國，無論是誰都可以安裝新能源發電設備，并就近上網。

但在中國，新能源并網一直是一個難題，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趙春江遭遇的“雙向收費”問題，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趙春江在自家屋頂上安裝3kW的光伏發電裝置，但當其將富余電力向其家庭所連接的電網輸電時，其所裝電表卻顯示正在用電，即無論是用電還是輸電，電表均看做用電。

前述知情人士稱，目前，新能源發電采取“集中發電、遠距離輸電”的傳統電力模式，這反而增加了其不穩定性——“電力強弱差被放大”，“新能源應是分布式能源，通過強大的電網減少甚至消除新能源的不穩定性，從而實現大規模部署，并最終快速降低產品制造與應用成本，實現平價上網”，但是，“現在的電力體系中，電網的單位資產輸電量并不是核心指標，因此，電網也就沒有動力去推動分布式能源的發展”。

并且，根據《可再生能源法》，“建設可再生能源并網發電項目，應當依照法律和國務院的規定取得行政許可或者報送備案”。而上網電價均由國家確定，在此情況下，或許正如林伯強所言，“在現有電力市場體系下，美國新能源企業與國有電力企業合作將是最好的方式”。

2011-02-17 17:50:00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