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收入倍增的探討

人均收入翻倍能否改變中國國運？——十八大評析

晚上，連續好幾位朋友找我，提及十八大總書記胡錦濤所定目標：2020年實現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

這其實就是我此前多次建議和呼吁的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我建議政府走民富路線，學習日本當年的做法，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走這條路線。很多朋友為此感到欣慰。

那么，這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么？

（一）我在《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指出：二戰結束后，從廢墟上爬起來的日本，像謎一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展起來，其國力增長速度之快，令世界震驚。解開這個謎團，不僅對我國解決目前的現實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我國構思長期的發展規劃，實現民族復興亦具有重要價值。

1960年12月27日，是改變日本國運的一天，這一天，日本池田內閣為了推動日本經濟的發展，采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像傳統的習慣那樣，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時間為10年，它把國民收入倍增作為第一目標或者核心目標。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遠遠超過了計劃規定的目標。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僅次于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在日本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期間，日本股市也一路飛漲。

我查了當時的日經225指數，1960年12月27日，日本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這一天是1346.41，19年后的1989年12月29日，日經225指數漲到最高點38957.44，29年上漲了28倍左右。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大牛市！

建立在民富基礎上的日本，國力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發展起來。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在海外大肆收購，甚至有買下整個美國之勢，“美國正在變成日本的第四十一個縣”的名言一度在日本廣為流傳。如果不是美國動用貨幣武器給沖昏了頭腦的日本一次刻骨銘心的回擊，今日的日本不知道該多么令人畏懼！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國民個人傾斜的國家，其經濟發展越迅速，國力越強大。

20世紀90年代初，被美國用貨幣戰爭大傷元氣的日本，經濟顯露出衰退跡象，倘若日本再次實現類似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樣的宏大計劃，日本經濟或許走出泥潭，實現二次騰飛。遺憾的是，日本試圖通過擴大產能保持單向的貿易優勢，占據國外市場，而不是像上個世紀60年代那樣，增加國民的收入，拉動起內需，結果，導致了巨大的產能過剩。

日本既給我們帶來了經驗，也帶來了教訓。經驗就是，民富則國強；教訓是，民窮則國衰。

（二）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比日本在1960年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要復雜和嚴峻得多。

中國面對的是一個貧富分化嚴重、中產階級缺位、民眾整體性貧困、資源日益匱乏、環境惡化、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貪腐日益嚴重、裸官數量不斷增長、老齡化來臨等等社會現狀。

而解決的辦法，我在《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闡述過。要想實現國強，須首先實現民富，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我們首先應該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向國民個人傾斜。唯有此，中國經濟才能沖破內需不振的羈絆，實現最優效率的增長。

第一，增加民眾的可支配收入。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階段，美國和日本的政府、企業和居民在初次分配

中的份額大均致為1：4：5。而中國這些年來，卻大幅向政府傾斜。這種做法是與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相違背的。

中國之所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向政府傾斜，主要是基于下列思路：先發展經濟，等有了足夠的資金再去解決民生問題，再增加民眾的收入。事實上，這種主次顛倒的做法，不僅使民生問題的解決和民眾收入的提高變得遙遙無期，而且，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政府無論是在初次分配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還是在經過再分配后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便不考慮制度外收入），都是過大的。

有人曾經想當然地認為，稅收收入會增加財政收入，促進政府的消費，進而帶動起全社會的消費。然而，國外學者通過大量的數據早就得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是負相關的。

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推動力是最小的，損耗是最大的。在內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上，在這一關鍵點上，只有當機立斷，改變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機制，盡快實現民富，中國的國力才能實現快速騰飛，民族復興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要實現民富，就應該在增加就業和減稅方面做文章，而減稅本身就可以促進社會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我國應該通過降低稅率，消除重復征稅，提高就業機會等方式，逐步提高民眾的實際收入水平。

民富是國富的基礎，民窮則是國亡之先兆。要促進消費，拉動內需，必須實現“民富”。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才能真正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而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包含著兩個重要的內容：

一是必須加大財政在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二是確保公眾分享公共產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產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關公共產品供應結構性嚴重不足的另一個原因。醫療為例，據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透露，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

告）。在黨政干部占據80％醫療資源的情況下，剩下的13億人只能分享20％的醫療資源，公眾感覺看病難、看病貴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第三，削減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為社會保障節約出更多的資金……。

……

以上內容大都摘自《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

（三）中國能否實現收入翻倍？

我覺得，看待中國的問題，不能簡單從數字上來看。比如，GDP翻倍與收入翻倍的同時，是不是民眾購買力的同步上升？是不是幸福指數的同步上升？這是極其重要的問題。

因為，如果簡單從數字上來看，中國這些年的收入無疑是在快速增長的，但不能忽視的現實是：由于貨幣貶值過快，民眾的購買力并未同步增長，生活壓力反而在增大。原因就是，GDP的增長與收入的增長，很大一部分是貨幣超發使然，民眾的財富不僅未能同步增長，反而連原有的也被稀釋了。

我在《時寒冰說：經濟大棋局，我們怎么辦》中列出了如下數據：

美國1990年M2（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為3.28萬億美元，2010年末為8.848萬億美元，20年間，M2增長了1.69倍。

1990年，中國的M2余額為1.53萬億元，2010年末已經達到72.58萬億元，20年間，M2增長了46.44倍。

貨幣供應增長的步伐并未停止。截至2012年9月末，中國的M2余額已經高達94.37萬億，比1990年凈增長了60.1倍，折算成美元后，超過美國同期M2接近50%！

按照這種貨幣供應速度，根本用不了10年，國民收入翻倍的計劃就能實現，問題是，民眾的購買力能夠增長多少？——這才是最根本的！

而且，任何經濟的發展能源于體制帶來的強大推動力，這種非經濟之外的力量決定著經濟的發展方向。在政治體制改革遠遠滯后于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在權

力依然強力左右經濟運行的情況下（龐大的政府投資和依附于其上的嚴重的腐敗即為典型的例子），經濟健康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如何產生？

中國現在面臨的困境是：

國內：除了貨幣超發嚴重，資源也越來越向權力部門集中，向國企尤其央企集中，而最具活力的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尤其是在歐債危機等因素的影響之下，民營企業的生存處境日益惡化。權力部門因為私利干預經濟的動力越來越強烈，對稅收增長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中國20多來年稅收以GDP增速一倍甚至兩倍以上增長，這種情況即使放在世界范圍內來看，也是極為罕見的！而政府所主導的很多投資項目成本高昂、收益低下，成了國民沉重的包袱。國外：債務危機這條帶血的主線，正在爆發出越來越強大的殺傷力，而隨著危機向亞洲的快速蔓延，給中國留下的時間越來越少，越來越緊迫，中國能夠抓住最后的時機真真正正地進行改革，并在改革中發展壯大嗎？

如果中國能夠打造出民主、法制、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嚴懲貪腐，通過大力減稅，扶持科技發展等措施，從公平、效率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國的實力，那么，國民收入翻倍計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實現民族復興的機會！中國將能夠在全球性的債務危機的蔓延中，獲取廉價收購的機會，而不是成為別國的獵物！中國的資本市場也將獲得重生，走出一波像樣的牛市，以高回報贏得民眾的支撐。

但這一切現在看來都只能是假設。

“2020年實現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是一個令人振奮的遠景規劃，也是我在多年前就苦苦呼吁和建議的。期待它能夠真正地改變中國的國運，給我們這個民族、給億萬民眾，帶來福音，而不僅僅是一塊餅。

第二篇：收入倍增計劃0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計劃”

關于“收入倍增計劃”的具體數量含義。第一，“收入倍增計劃”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變價格說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增長。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擔憂的所謂倍增的收入會被價格上漲所吃掉的問題。

第二，根據2010年的實際情況和“收入倍增計劃”，到2020年我國GDP總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按2010年的價格將分別達到80.3萬億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已成定局，要實現“收入倍增計劃”，2013—2020年的8年間，我國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需要分別達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和世界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在放緩，我國2020年實現翻番目標后，我國GDP總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計劃”隱含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計劃”要求GDP總量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同時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長（假設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45%），所以，居民收入總量在翻番的基礎上，還要多增長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這意味著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個百分點。

總之，經過努力實現“收入倍增計劃”后，國家更強、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計劃”是個積極而又穩妥的目標。所謂積極，是指目標的實現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輕而易舉。在經歷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長時期之后，我國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發展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在增加，挑戰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經濟環境將比前10年要差。未來5年或更長時間，世界經濟將在波動中低速增長。從近期看，有歐債危機、美國“財政懸崖”和新興國家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發達國家政府、家庭、銀行和企業的去杠桿化能否平穩實現等問題。從中長期看，世界經濟“大病”過后的恢復需要時日，歸還“透支”欠賬需要時日，構建新經濟秩序以及理論科技創新需要時日，化解人口老齡化與高福利政策之間的矛盾更需要時日。

第二，國內資源環境勞動力制約強化。我國人均資源擁有量原本就較低。加上前些年破壞性開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國資源的約束進一步強化，主要能源、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有些已經超過50%。環境約束增強。土壤、水資源、空氣等污染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總體上已超過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勞動力優勢弱化。2011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出現下降苗頭，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3%，比上年下降0.1個百分點，為近年來首次下降。

第三，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進一步增加了實現目標的難度。這次“收入倍增計劃”目標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盡管從長期看，科學發展方式無疑會更加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轉變過程中，仍需要適當犧牲一點發展速度。而過度依賴外需、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工業的發展模式必須改變。此外，從歷史資料看，1979—2011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與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長6.86%時，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5.1%，無法保證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見必須較大力度地調整國家、企業與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關系才行。

第四，體制機制仍不適應科學發展的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科技創新體制等均有待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轉型期經濟社會矛盾趨于突出。就業結構性矛盾凸顯，收入分配關系急需理順，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完善，教育、環保等領域問題突出，潛在金融風險不容忽視。

所謂穩妥，是指目標經過努力可以實現。我們在看到實現“收入倍增計劃”目標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和挑戰的同時，也要看到實現目標的有利條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從國際環境看，盡管不及前10年，但總體仍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潮流。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有利于改善我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和創造新的發展機遇。全球理論科技創新也大有希望。

從內部看，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空間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穩定、方向明確、道路寬廣。黨的十八大的順利召開，向世人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新一屆領導集體的順利產生、思想路線的進一步豐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一步確認，為我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和思想基礎，減少了道路選擇可能帶來的“折騰”。二是經濟發展階段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鎮化的進一步加快，工業化信息化的進一步融合，農業現代化的加快發展，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都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事業的發展等都蘊藏著巨大增長潛力。三是幾十年快速發展為我們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業增加值、外匯儲備、貨物出口額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農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鋼、電解鋁、水泥、精煉銅、船舶、計算機、空調、冰箱等產品產量都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交通通訊、市政設施、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得到明顯加強，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數量增加、質量提高。四是歷史發展的實際讓我們充滿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0.7%和8.5%以上。

總之，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是積極而穩妥的。經過努力實現目標后，我們國家綜合國力將更強，人民生活水平將進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會定將呈現在世人面前。

我對“收入倍增”的理解和期盼

9月19日，無錫市旅商高等職校高級教師吳壽鑫也來信談了對此問題的看法。當日，江蘇省委黨校經濟學教授吳祥鈞發來郵件暢談了他對“收入倍增”的理解。原文摘發如下。昨日，快報評論員與吳教授進行了關于“倍增”的對話，以回應讀者的關切。

編者先生：好！閱今日《現代快報》第二版有關于“收入倍增”問題的討論。我也發表一些看法，供參考。祝編安！

我省《“十二五”規劃》首次提出了“居民收入7年倍增計劃”，這表明我省把改善民生放到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突出了“國強民富”的政策導向。這也反映了江蘇的經濟實力和潛力，更顯示了江蘇領導的膽識和魄力。

怎樣正確解讀“居民收入7年倍增計劃”呢？我想，是否至少有如下兩點要有足夠的認識：

1.這是扣除物價因素后的倍增（略）

2.這應該是縮小基尼系數下的倍增（略）

實現這個倍增計劃至少有兩個要點：

1.居民收入增長要快于經濟增長（略）

2.調節分配是個難度很高的課題（略）

實現7年收入倍增計劃是需要花大力氣去做的一項系統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年年初的“兩會”上，當省里提出7年收入倍增計劃時，有的市領導同志就表態，自己領導的地區只要6年，有的甚至提出只要5年就實現倍增計劃。這有點像當年“大躍進”的味道了，這是不慎重的。對此，千萬不能掉以輕心。我們要切實制訂實現倍增計劃的具體綱要、分年實施計劃和各項措施，切實落到實處，步步實現，最終完成對人民的承諾。

吳祥鈞（江蘇省委黨校經濟學教授、離休干部）2011.9.19

■對話吳教授 倍增計劃難在何處？ 快報：以您對江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了解，給收入倍增能否真正實現一個評估。吳：只要在這7年中世界經濟不出現全球性的大波動、我國的宏觀經濟狀況比較正常的話，我認為這個7年倍增計劃是能夠實現的。因為這個計劃是上了規劃的，也就說是經過多方論證和考慮的，不是拍腦袋的產物。

快報：收入倍增是扣除物價增長因素和縮小基尼系數的倍增，肯定很難。難度具體大在哪兒？

吳：難度在于：“倍增”要扣除物價因素，而物價因素不是一個省能控制的，但只要不出現大的物價漲幅，我們的發展是能夠抵消的。難度更大的在于縮小基尼系數，因為這不是單靠發展能解決的，它主要靠改革來實現，就是要改革現有的分配制度，這中間許多問題也不是一個省能解決的，特別是改革涉及到利益需要重新調整、分配的問題，這就要靠經濟、政治等各種措施的配合。這是一場革命。難在這里。但只要領導有決心、措施得當（包括輿論的監督和推動），也是能實現的。

快報：以您的收入和家庭經濟狀況，這個倍增對您重要嗎？您是否期待？

吳：就我個人而言，只要扣除物價因素后，能夠保持現有的收入水平就可以了，因為我的經濟狀況在工薪族中還是比較好的。在縮小基尼系數的倍增中，我應該屬于不足倍增的那部分人員。

快報：如果實現不了倍增，政府該如何給人民交代？

吳：如果實現不了倍增，政府該如何向人民交代，現在好像還沒有制度性的規定。但我想政府應該向人民說明原因，分析原因，屬于政府責任的應該檢討和承擔責任。

第三篇：你對收入倍增計劃

你對“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都有哪些期待？ 過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長相對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樣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十八大報告中，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首次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標。有專家評價道：“一個是經濟總量指標，一個是人民生活指標，這兩個指標的指導性、方向性更加鮮明，尤其是將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標寫入黨代會報告，分量更重，彰顯出今后更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的確，在“小康社會”的衡量指標中，居民收入指標格外引人關注。尤其是在當前收入分配問題相當嚴峻，已經影響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情況下，十八大報告首次宣布“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殊為不易——

十六大提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時，具體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對城鄉居民收入目標是“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十七大提出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城鄉居民收入目標則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十八大對收入分配則首次提出了具體量化指標，即“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從定性的目標到定量目標，由宏大的經濟發展目標到具體的民生，這無疑是個進步。既是執政黨執政理念的展示，更是對國民的莊重承諾。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各方已有共識；社會對收入分配改革也有諸多期盼。關鍵問題是，在國家發展戰略上，如何確定收入分配的目標。這對不久后將要出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著“頂層設計”的意義。“十年翻一番”，意味著每年城鄉居民收入的實際增長速度需要達到7.2%。這個速度的實現難不難？既不難，也不易。

說不難，是因為按可比價格計劃，過去10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分別為9.5%和7.4%，過去30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均為7.4%。如果繼續保持過去30年的平均速度，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說不易，是因為過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長相對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樣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而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初，面臨著與我們當前同樣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挑戰。日本適時地推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得到有效執行，其后十年，日本國民收入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11.5%，形成了近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使日本有效地轉變成為一個消費社會。

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分配翻番的目標，就是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如果這一計劃能

夠實現，將形成的中等收入人群，恐怕會有5億-6億，這不僅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最堅實的基礎，而且也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動力之一。

要實現中國版收入倍增的目標，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重大突破。應當說，只要明確了方向，下定了決心，有了頂層設計，突破口很多。收入分配的各個環節，都可以成為改革的突破口。例如，明確約束和限制財政增長的速度，使居民收入占比有更多的提升空間；再例如，加快資本市場改革，使城鄉居民能夠真正享受到財產性收入。

一句話，目標已然明確，關鍵看行動。

盡管千呼萬喚的工資條例難以出來，但黨的十八大報告實際上已經給出了很多令人欣喜的信息——“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為具體、明確和清晰的目標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之時，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這就是“中國版收入倍增計劃”！它使“小康目標”變得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掛鉤，使發展共享變為廣大老百姓的真切體驗，使國之大計、民之大事有機融合并變得觸手可及。因此有人評論說，從十八大開始，民富時代已經來臨。我們對此當然充滿美好期待。

其實，對于收入倍增，我們中很多人都已經歷過——回想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工資有多高、收入有多少、家中住的是什么房、有什么家電，再以其后10年、20年、30年為節點，進行數字對比，大家都曾“倍增過”，而且是實實在在毫不摻水的倍增。只不過改革開放不只“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公眾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收入增長沒有跑過大家的期待，才有了種種成長中的煩惱、發展中的煩惱。

按照經濟學理論，經濟社會發展是一種螺旋式前進，永遠的直升飛機式上升既不科學也不現實。經歷了30年快速增長，中國航母處于一個發展瓶頸，亟待解決資源、環境、產業布局及社會公平等多方面積累的問題，我們需要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需要經歷某種艱澀陣痛，但這也是為了積蓄更多能量，讓明天的發展步伐更快一點、收入增長更強勁一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調整，十八大報告中對未來的描繪、所明確的下一步改革要點，其目標正指向民心熱望之處，即讓大家能夠實現收入高增長，使工資漲幅能夠跑過GDP增幅。

當然，中國版“收入倍增計劃”不是等來的，而是奮斗而來的，需要我們努力爭取——只有億萬人凝心聚力按照十八大所描繪藍圖去奮進，經濟和社會財富的積累，最終才會在更為公平的分配中使人人受益。為了這一目標，我們當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戰分秒、搶機遇、謀發展。

第四篇：聚焦中國收入倍增計劃

聚焦中國收入倍增計劃：中低收入者將受益

分類: 財經 | 標簽: 收入

來源：經理世界網時間：2010-07-22

50年前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讓日本經濟全球第二，我們對比一下，中國收入倍增計劃讓讓中低收入者將受益。

近幾年，中國的GDP增速基本保持兩位數增長，但是勞動者的報酬卻停滯不前。1990年至 2007年，我國勞動者的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39.4%，降低了14個百分點。

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日前做客人民網與網友互動時表示，我國可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年底出臺。

年前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后，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如今，我們要再創奇跡。

在房價、物價無邊上漲的大潮里，這一計劃無疑暖人心胃，令人振奮。

然而細想起來，本該大快人心的事情又隱藏著頗多問題。誰會是加薪的真正受益者？全民倍增是否等于全民不增？加薪是否將為CPI火上澆油？中國制造業將因此失去競爭力嗎？加薪面臨多少困難？

本報今日推出“翻薪”專題報道，聚焦加薪及可能帶來的各種問題，逐一解析。

條件達標中國“翻薪”并不難

日本實施收入倍增計劃時各產業全面開花跟咱很像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不是新名詞，早在1960年，日本就已率先實施。

盡管在實施之前，這個計劃也飽受詬病，但當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目標后，老百姓實際收入增加了一倍，也讓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

“前車之鑒，后事之師”，日本之前的成敗得失，也許能為我們即將出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供一個很好的范本。

翻薪歷史

日本小餐館成為“倍增計劃”搖籃

上世紀50年代末，池田勇人和一群學者定期在東京一家餐館舉行聚會。作為主管日本經濟工作的主要人物，這個聚會是池田的智囊班子“宏池會”每周的必修課。也就在這個時候，年輕的經濟學專家下村治的見解吸引了池田勇人。

50年代中期，還在讀博士的下村治就認為日本經濟有可能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池田的經濟智囊田村敏雄將他推薦給池田。但在寫入政府正式計劃的數字上，下村和田村發生了一場論戰。

下村治認為應該有11%，田村則主張保守一點，堅持為7.2%。池田在聽取了他們意見之后，認為前三年應該定在9%，在十年內不低于7.8%，在十年內實現國民收入倍增，即翻一番。

1960 年7月，池田勇人以絕對高票當選自民黨總裁。同年2月27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改變日本經濟的宏偉規劃從此開始實行。

日本神戶大學石原教授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從5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經濟達到了10%的年增長率，已經具備了可能實現的條件基礎；再者，1960年修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所導致的政治對立，使日本迫切需要由政治時期轉向經濟時期，因而打開這種蕭條不振的局面。

對比分析各產業全面開花酷似現在中國

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它主要提出了五個中心議題：充實社會資本；引導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和確保社會穩定。

日本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充實社會資本，基本任務是整頓和完善產業基礎。在公路、港口、鐵路、機場、電信、工業用地和用水、農林水產的現代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1960年的投資額為前五年的4.2倍。

作為這一計劃的杰出形象代表，東京到大阪的時速為200公里的新干線東海道，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之前的9天建成通車了，從東京到大阪只需要4個小時。

在航空方面，地方航線從零開始不斷增加，而且日本繼美國和英國之后，實現了國際和國內航線的噴氣式化。

此外，日本的產業結構在這一時期出現了重大變化。日本的鋼鐵生產超過西德，躍居世界第三位，汽車僅次于美國、英國、西德之后居世界第四位。

重化學工業到1963年占工業固定資產的比率達到60%，出口比率在1965年達到62%。在引進世界先進水平的設備以后，日本建立了在經濟高速增長下的重化學工業生產體系，迅速提高了日本重化學工業的國際地位。

以上的這些成就，與現在的中國何其相似。

中國達標項目

消費：近幾年我國的消費一直保持在15%以上。

投資：去年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為8.2個百分點，今年仍然是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公路建設：目前我國投入運營的高速鐵路已達到6552公里，我國高速鐵路運營里程居世界第一位。

鋼鐵生產：目前，中國鋼鐵總產量相當于世界前十大產鋼國的總產量之和，中國粗鋼產量分別是美國和日本的5倍，2008年中國粗鋼產量將突破5億噸。

民眾反應日本人剛開始將信將疑

對于日本當時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剛開始頒布的時候并沒有受到民眾很大的歡迎。

當時的日本并不富裕，國內生產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尚不具備國際競爭力。所以不少人對當時頒布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能否實現持懷疑態度。而且國民收入是否真的可以在10年時間提高2倍，很多人對此半信半疑。

但是，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實現100%就業這個十分明確的目標，讓很多國民和企業對未來抱有很大的期待。而實際上，由于經濟增長率超過10%，實現國民收入倍增比原計劃提前了三年。

翻薪影響消費升溫“三大神器”飛入百姓家

日本經濟在1955年之后出現了大規模增長的勢頭，從那年開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12%，消費逐漸升溫。從1957年開始，消費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機、電冰箱、黑白電視迅速普及，進入尋常百姓家。

家用產品的增長率，電視機達到47倍，電冰箱達到24倍。普通工人兩個月的工資即可買一臺電視機，日本終于開啟了消費時代。

從1958年到1961年，日本經濟經歷了長達42個月的景氣階段，日本人稱之為“巖戶景氣”，這是用日本神話傳說中的天照大神開辟巖石，創造日本的巖戶為之命名的，意味著開天辟地的大繁榮。

在這一時期，國民生產總值每年遞增10%以上。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重化學工業投資迅速增長，生產大幅度增加。鋼鐵、機械、電力等產業部門也形成投資、引發投資的循環過程。

環境受污染胡同里走出的“公主”

隨著工資的提高，食品消費占比下降，耐用消費品、娛樂和交際費用比重增加，娛樂消費意識上升，保齡球、高爾夫球、滑雪、旅行成為時尚，日本的名勝古跡到處擁擠不堪。

追求生活舒適成為時代潮流，日本出現了“大眾消費社會”。由于消費內容趨于均衡和一致，在將近一半的國民中產生了“中產階層意識”。

但是，石原教授同時指出，在1961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推動下，日本的經濟規模得以擴大，最底層國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當時，政府的公共投資促進了鐵路、道路、港口、水壩、工業用水等產業基礎設備的完善。

雖然家用電器進入了都市的家庭，服裝也變得很時尚，但是住宅非常簡陋，環境也被污染了。身著潮流服飾的年輕女性也在當時被稱為“從胡同的陋屋里出來的公主”。

第五篇：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計劃”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計劃”

目錄“收入倍增計劃”的具體數量含義“收入倍增計劃”面臨的制約因素，挑戰及矛盾結束語新建小段4正文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一目標被社會冠名以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受到熱議。人們在為目標所鼓舞的同時，也提出了這樣或那樣的疑問：目標能實現嗎？收入上漲后會不會被價格上漲吃掉？從人們的議論中可以看到，做好“收入倍增計劃”的解讀十分必要。

“收入倍增計劃”的具體數量含義

關于“收入倍增計劃”的具體數量含義。第一，“收入倍增計劃”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變價格說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增長。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擔憂的所謂倍增的收入會被價格上漲所吃掉的問題。

第二，根據2010年的實際情況和“收入倍增計劃”，到2020年我國GDP總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按2010年的價格將分別達到80.3萬億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已成定局，要實現“收入倍增計劃”，2013—2020年的8年間，我國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需要分別達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和世界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在放緩，我國2020年實現翻番目標后，我國GDP總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計劃”隱含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計劃”要求GDP總量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同時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長（假設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45%），所以，居民收入總量在翻番的基礎上，還要多增長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這意味著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個百分點。

總之，經過努力實現“收入倍增計劃”后，國家更強、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計劃”面臨的制約因素，挑戰及矛盾

入“收倍增計劃”是個積極而又穩妥的目標。所謂積極，是指目標的實現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輕而易舉。在經歷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長時期之后，我國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發展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在增加，挑戰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經濟環境將比前10年要差。未來5年或更長時間，世界經濟將在波動中低速增長。從近期看，有歐債危機、美國“財政懸崖”和新興國家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發達國家政府、家庭、銀行和企業的去杠桿化能否平穩實現等問題。從中長期看，世界經濟“大病”過后的恢復需要時日，歸還“透支”欠賬需要時日，構建新經濟秩序以及理論科技創新需要時日，化解人口老齡化與高福利政策之間的矛盾更需要時日。

第二，國內資源環境勞動力制約強化。我國人均資源擁有量原本就較低。加上前些年破壞性開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國資源的約束進一步強化，主要能源、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有些已經超過50%。環境約束增強。土壤、水資源、空氣等污染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總體上已超過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勞動力優勢弱化。2011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出現下降苗頭，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3%，比上年下降0.1個百分點，為近年來首次下降。

第三，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進一步增加了實現目標的難度。這次“收入倍增計劃”目標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盡管從長期看，科學發展方式無疑會更加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轉變過程中，仍需要適當犧牲一點發展速度。而過度依賴外需、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工業的發展模式必須改變。此外，從歷史資料看，1979—2011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與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長

6.86%時，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5.1%，無法保證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見必須較大力度地調整國家、企業與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關系才行。

第四，體制機制仍不適應科學發展的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科技創新體制等均有待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轉型期經濟社會矛盾趨于突出。就業結構性矛盾凸顯，收入分配關系急需理順，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完善，教育、環保等領域問題突出，潛在金融風險不容忽視。

所謂穩妥，是指目標經過努力可以實現。我們在看到實現“收入倍增計劃”目標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和挑戰的同時，也要看到實現目標的有利條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從國際環境看，盡管不及前10年，但總體仍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潮流。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有利于改善我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和創造新的發展機遇。全球理論科技創新也大有希望。

從內部看，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空間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穩定、方向明確、道路寬廣。黨的十八大的順利召開，向世人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新一屆領導集體的順利產生、思想路線的進一步豐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一步確認，為我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和思想基礎，減少了道路選擇可能帶來的“折騰”。二是經濟發展階段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鎮化的進一步加快，工業化信息化的進一步融合，農業現代化的加快發展，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都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事業的發展等都蘊藏著巨大增長潛力。三是幾十年快速發展為我們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業增加值、外匯儲備、貨物出口額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農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鋼、電解鋁、水泥、精煉銅、船舶、計算機、空調、冰箱等產品產量都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交通通訊、市政設施、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得到明顯加強，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數量增加、質量提高。四是歷史發展的實際讓我們充滿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0.7%和8.5%以上。

結束語

總之，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是積極而穩妥的。經過努力實現目標后，我們國家綜合國力將更強，人民生活水平將進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會定將呈現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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