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找準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五大著力點

找準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五大著力點

李長安2010-07-27

摘 要： 收入分配歷來是經濟社會關注的一大焦點。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提高。不過，在非均衡經濟發展戰略的慣性軌道中，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出現了明顯的失衡，而且已經演變成影響中國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因此，盡快實施收入倍增計劃，實現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相協調，使人民真正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成為當前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五大著力點：一是將迅速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作為計劃的核心；二是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盡快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三是加快政府體制改革，改變政府及其管理的國有企業占有社會財富過多的局面；四是減輕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稅負，形成利潤提高帶動工資提高的良性循環；五是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注重對弱勢群體的保障。關鍵詞： 收入倍增計劃，城鎮化，中等收入，政府體制改革，民營企業，社會保障制度

收入分配歷來是經濟社會關注的一大焦點。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提高。不過，在非均衡經濟發展戰略的慣性軌道中，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出現了明顯的失衡，而且已經演變成影響中國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因此，盡快實施收入倍增計劃，實現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相協調，使人民真正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成為當前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

一、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經濟發展的“短腿”

自1978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實現了持續30多年、年均增長率接近10%的高速增長，國民財富的總量迅速壯大。1978年，我國的GDP總量僅為3645億元。而到了2009年，GDP總量已經達到335353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90多倍。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三，趕上并超過排名第二的日本只是時間問題。在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提高。1978

年，中國的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2009年，人均GDP已經增長到接近3000美元，增長了大約15倍。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一直比較突出，嚴重制約了居民整體消費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國民收入分配過分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據統計，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代表勞動者所得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50%以上，2001年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產稅凈額和代表企業所得的固定資產折舊及營業盈余占GDP比重則分別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

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另一個證據是，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收入增長速度要快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總量連年增長，尤其是自2003年突破2萬億關口之后，開始連續多年實現了大幅度增長。2001年后的全國財政收入年增長速度大都在20%以上，即使是在受到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的2009年，我國全年的財政收入仍然比上年增加7147億元，增長幅度達到11.7%。在企業的利潤分配中，資本強勢與勞動弱勢的格局不斷被強化。過去10多年間，不少企業銷售額、利潤都是陡峭的上升曲線，而工人工資卻是一條水平線。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現不斷擴大的趨勢。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發布的2007-2008年度報告，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高達0.469，不僅超過國際上0.4的警戒線，而且高于報告中127個國家的平均值，屬于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國家。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表現在多個方面，如城鄉差距，2009年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3.33比1，考慮到各種福利差距，這個差距可以達到6比1或更多；行業差距：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中，證券業172123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9倍；其他金融業87670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0倍；航空運輸業75769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6倍；地區差距：有研究表明，我國地區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從1992年的0.15擴大到2007年的0.21。

收入水平增長的相對緩慢，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也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大障礙。在我國現行的分配體系下，收入增長緩慢以及差距不斷擴大，壓制了居民的消費意愿，使經濟增長失去了消費這一重要的引擎。2009年我國總消費率為52.5%，比最高峰時的1981年下降了14.6個百分點，和發達國家平均70%的貢獻率相比依然相距甚遠。再從消費貢獻率看，統計顯示，2007年我國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消費貢獻率下降了43.8個百分點，占比為

81%；城鎮居民消費貢獻率下降了6個百分點，占比為11%；政府消費貢獻率下降了4.2個百分點，占比為8%。農村居民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大幅下降，是我國消費貢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收入倍增計劃：強國富民的有效舉措

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看，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協調地發展，是走向富裕強盛的共同之路。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為推動經濟的發展，提高社會購買力，采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68年，日本躍升為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到1973年，國民收入增加了2倍。日本也因收入倍增計劃而在國內誕生了一個強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成為支持日本經濟繼續發展的不竭動力。

日本的經驗不僅在于通過實行收入倍增計劃實現了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而且還避免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這一世界性的難題。日本政府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通過制定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財政、金融政策，達到了促進不發達地區的工業開發、增加就業和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差距的目的。通過調整稅收政策如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同時還完善制訂了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在于，用提高國民收入來帶動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以國民收入倍增為第一目標，實現了兩者有效地平衡。

美國是目前世界頭號強國，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雖然美國政府沒有正式提出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但他們的許多做法也同該計劃有異曲同工之妙。1914年，福特汽車公司決定將工人的工資從每天2.5美元大幅提高到5美元，這樣的工資比當時制造業的平均小時工資幾乎高出了一倍。絕大多數人預測，高昂的工資將很快壓垮福特公司。然而，事實正好相反。福特的高工資戰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據估計，就在實施新工資政策的當年，福特公司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51%。正是這種突破傳統思維定勢和大膽的創新行為，亨利·福特也因此被稱為美國“20世紀的工業之父”。

三、中國式收入倍增計劃的五大著力點

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收入分配困局，已經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重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盡快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已成為目前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盡快解決的重大課題。實施中國式的收入倍增計劃，必須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事，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找好著力點。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五個方面內容：

一是將迅速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作為計劃的核心。在國外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收入分配的格局基本上屬于“紡錘形”，中產階級是其中的主流階層，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均屬于“少數”階層。但是在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過低。中等收入階層的不斷壯大，不但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積極作用，而且還有利于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穩定和協調。從機制上來說，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大，就是低收入者不斷向中等收入階層流動的過程。由此可見，要解決中國收入分配領域的種種矛盾，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無疑是必須要做好的一門“功課”。而中等收入階層壯大的過程，就是不斷減少低收入階層的過程，就是提高廣大農民、城市失業下崗人員和流動人口收入水平的過程，這與我國加快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完全吻合。

二是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盡快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農村居民收入低下是收入分配領域內的主要矛盾。城鎮化的意義在于能夠提高農村遷移者的收入水平，進而增強他們的消費能力。經濟理論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早已證明，當一國的工業化發展到一定水平，城市就會發揮一種聚集效應，人口、財富就會向城市集中。因為在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二、三產業發達且比較利益高于農業，在其中就業可以獲得比從事農業更高的收益。從目前情況看，我國的城市化步伐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據測算，在過去30年間，我國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左右。原因在于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遭遇到各種制度性障礙，其中既有宏觀體制上的弊端，也有城市內部體制的人為因素。要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必須盡快破除傳統的戶籍制度，減少流動人口的流動成本，同時城市內部體制的變化必須盡快主動適應人口流動的現實，無論是在地區的公共財政使用上，還是在城市規劃與公共設施建設上，都應充分考慮流動人口的需求，真正發揮服務型政府的積極作用和功能。

三是加快政府體制改革，改變政府及其管理的國有企業占有社會財富過多的局面。從政府層面來說，要

加快財政體制改革的步伐，扭轉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不對等的錯位，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對國有企業而言，如何真正消除市場壟斷者的身份以及由此被社會詬病的高工資高福利的特權，實現“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改革目標，依然是一項緊迫而又復雜的攻堅任務。

四是減輕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稅負，形成利潤提高帶動工資提高的良性循環。民營企業在數量上占有絕大多數，其雇傭的勞動者人數則構成了低薪勞動力的主體。由于技術水平落后和國際分工中的劣勢，我國民營企業的利潤率水平普遍不高，缺乏給勞動者加薪的動力。盡快將我國較高的宏觀稅負水平降下來，對微利企業實行稅收減免，客觀上能對提升民營企業的盈利水平起到積極作用，也增強了他們提高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的能力和動力。

五是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注重對弱勢群體的保障。從本質上來說，社會保障也是勞動者的一種隱性收入。社會保障的功能不僅在于能使勞動者免除后顧之憂，從而產生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還在于能減輕他們的負擔，提高他們的實際消費能力，這客觀上也就是增加了勞動者實際收入的“含金量”。此外，社會保障制度還是再分配領域中調節貧富差距的關鍵因素之一，必須加強對弱勢群體的傾斜，縮小他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近些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加大社保資金的投入力度，在擴大社保覆蓋面、提高保障標準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當然，面對社保資金龐大的供需缺口，以及社保不均衡的現實，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依然任重道遠。

第二篇：收入倍增計劃0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計劃”

關于“收入倍增計劃”的具體數量含義。第一，“收入倍增計劃”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變價格說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增長。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擔憂的所謂倍增的收入會被價格上漲所吃掉的問題。

第二，根據2010年的實際情況和“收入倍增計劃”，到2020年我國GDP總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按2010年的價格將分別達到80.3萬億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已成定局，要實現“收入倍增計劃”，2013—2020年的8年間，我國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需要分別達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和世界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在放緩，我國2020年實現翻番目標后，我國GDP總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計劃”隱含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計劃”要求GDP總量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同時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長（假設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45%），所以，居民收入總量在翻番的基礎上，還要多增長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這意味著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個百分點。

總之，經過努力實現“收入倍增計劃”后，國家更強、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計劃”是個積極而又穩妥的目標。所謂積極，是指目標的實現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輕而易舉。在經歷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長時期之后，我國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發展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在增加，挑戰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經濟環境將比前10年要差。未來5年或更長時間，世界經濟將在波動中低速增長。從近期看，有歐債危機、美國“財政懸崖”和新興國家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發達國家政府、家庭、銀行和企業的去杠桿化能否平穩實現等問題。從中長期看，世界經濟“大病”過后的恢復需要時日，歸還“透支”欠賬需要時日，構建新經濟秩序以及理論科技創新需要時日，化解人口老齡化與高福利政策之間的矛盾更需要時日。

第二，國內資源環境勞動力制約強化。我國人均資源擁有量原本就較低。加上前些年破壞性開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國資源的約束進一步強化，主要能源、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有些已經超過50%。環境約束增強。土壤、水資源、空氣等污染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總體上已超過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勞動力優勢弱化。2011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出現下降苗頭，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3%，比上年下降0.1個百分點，為近年來首次下降。

第三，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進一步增加了實現目標的難度。這次“收入倍增計劃”目標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盡管從長期看，科學發展方式無疑會更加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轉變過程中，仍需要適當犧牲一點發展速度。而過度依賴外需、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工業的發展模式必須改變。此外，從歷史資料看，1979—2011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與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長6.86%時，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5.1%，無法保證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見必須較大力度地調整國家、企業與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關系才行。

第四，體制機制仍不適應科學發展的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科技創新體制等均有待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轉型期經濟社會矛盾趨于突出。就業結構性矛盾凸顯，收入分配關系急需理順，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完善，教育、環保等領域問題突出，潛在金融風險不容忽視。

所謂穩妥，是指目標經過努力可以實現。我們在看到實現“收入倍增計劃”目標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和挑戰的同時，也要看到實現目標的有利條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從國際環境看，盡管不及前10年，但總體仍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潮流。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有利于改善我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和創造新的發展機遇。全球理論科技創新也大有希望。

從內部看，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空間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穩定、方向明確、道路寬廣。黨的十八大的順利召開，向世人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新一屆領導集體的順利產生、思想路線的進一步豐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一步確認，為我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和思想基礎，減少了道路選擇可能帶來的“折騰”。二是經濟發展階段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鎮化的進一步加快，工業化信息化的進一步融合，農業現代化的加快發展，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都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事業的發展等都蘊藏著巨大增長潛力。三是幾十年快速發展為我們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業增加值、外匯儲備、貨物出口額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農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鋼、電解鋁、水泥、精煉銅、船舶、計算機、空調、冰箱等產品產量都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交通通訊、市政設施、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得到明顯加強，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數量增加、質量提高。四是歷史發展的實際讓我們充滿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0.7%和8.5%以上。

總之，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是積極而穩妥的。經過努力實現目標后，我們國家綜合國力將更強，人民生活水平將進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會定將呈現在世人面前。

我對“收入倍增”的理解和期盼

9月19日，無錫市旅商高等職校高級教師吳壽鑫也來信談了對此問題的看法。當日，江蘇省委黨校經濟學教授吳祥鈞發來郵件暢談了他對“收入倍增”的理解。原文摘發如下。昨日，快報評論員與吳教授進行了關于“倍增”的對話，以回應讀者的關切。

編者先生：好！閱今日《現代快報》第二版有關于“收入倍增”問題的討論。我也發表一些看法，供參考。祝編安！

我省《“十二五”規劃》首次提出了“居民收入7年倍增計劃”，這表明我省把改善民生放到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突出了“國強民富”的政策導向。這也反映了江蘇的經濟實力和潛力，更顯示了江蘇領導的膽識和魄力。

怎樣正確解讀“居民收入7年倍增計劃”呢？我想，是否至少有如下兩點要有足夠的認識：

1.這是扣除物價因素后的倍增（略）

2.這應該是縮小基尼系數下的倍增（略）

實現這個倍增計劃至少有兩個要點：

1.居民收入增長要快于經濟增長（略）

2.調節分配是個難度很高的課題（略）

實現7年收入倍增計劃是需要花大力氣去做的一項系統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年年初的“兩會”上，當省里提出7年收入倍增計劃時，有的市領導同志就表態，自己領導的地區只要6年，有的甚至提出只要5年就實現倍增計劃。這有點像當年“大躍進”的味道了，這是不慎重的。對此，千萬不能掉以輕心。我們要切實制訂實現倍增計劃的具體綱要、分年實施計劃和各項措施，切實落到實處，步步實現，最終完成對人民的承諾。

吳祥鈞（江蘇省委黨校經濟學教授、離休干部）2011.9.19

■對話吳教授 倍增計劃難在何處？ 快報：以您對江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了解，給收入倍增能否真正實現一個評估。吳：只要在這7年中世界經濟不出現全球性的大波動、我國的宏觀經濟狀況比較正常的話，我認為這個7年倍增計劃是能夠實現的。因為這個計劃是上了規劃的，也就說是經過多方論證和考慮的，不是拍腦袋的產物。

快報：收入倍增是扣除物價增長因素和縮小基尼系數的倍增，肯定很難。難度具體大在哪兒？

吳：難度在于：“倍增”要扣除物價因素，而物價因素不是一個省能控制的，但只要不出現大的物價漲幅，我們的發展是能夠抵消的。難度更大的在于縮小基尼系數，因為這不是單靠發展能解決的，它主要靠改革來實現，就是要改革現有的分配制度，這中間許多問題也不是一個省能解決的，特別是改革涉及到利益需要重新調整、分配的問題，這就要靠經濟、政治等各種措施的配合。這是一場革命。難在這里。但只要領導有決心、措施得當（包括輿論的監督和推動），也是能實現的。

快報：以您的收入和家庭經濟狀況，這個倍增對您重要嗎？您是否期待？

吳：就我個人而言，只要扣除物價因素后，能夠保持現有的收入水平就可以了，因為我的經濟狀況在工薪族中還是比較好的。在縮小基尼系數的倍增中，我應該屬于不足倍增的那部分人員。

快報：如果實現不了倍增，政府該如何給人民交代？

吳：如果實現不了倍增，政府該如何向人民交代，現在好像還沒有制度性的規定。但我想政府應該向人民說明原因，分析原因，屬于政府責任的應該檢討和承擔責任。

第三篇：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計劃”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計劃”

目錄“收入倍增計劃”的具體數量含義“收入倍增計劃”面臨的制約因素，挑戰及矛盾結束語新建小段4正文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一目標被社會冠名以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受到熱議。人們在為目標所鼓舞的同時，也提出了這樣或那樣的疑問：目標能實現嗎？收入上漲后會不會被價格上漲吃掉？從人們的議論中可以看到，做好“收入倍增計劃”的解讀十分必要。

“收入倍增計劃”的具體數量含義

關于“收入倍增計劃”的具體數量含義。第一，“收入倍增計劃”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變價格說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增長。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擔憂的所謂倍增的收入會被價格上漲所吃掉的問題。

第二，根據2010年的實際情況和“收入倍增計劃”，到2020年我國GDP總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按2010年的價格將分別達到80.3萬億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已成定局，要實現“收入倍增計劃”，2013—2020年的8年間，我國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需要分別達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和世界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在放緩，我國2020年實現翻番目標后，我國GDP總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計劃”隱含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計劃”要求GDP總量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同時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長（假設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45%），所以，居民收入總量在翻番的基礎上，還要多增長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這意味著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個百分點。

總之，經過努力實現“收入倍增計劃”后，國家更強、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計劃”面臨的制約因素，挑戰及矛盾

入“收倍增計劃”是個積極而又穩妥的目標。所謂積極，是指目標的實現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輕而易舉。在經歷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長時期之后，我國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發展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在增加，挑戰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經濟環境將比前10年要差。未來5年或更長時間，世界經濟將在波動中低速增長。從近期看，有歐債危機、美國“財政懸崖”和新興國家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發達國家政府、家庭、銀行和企業的去杠桿化能否平穩實現等問題。從中長期看，世界經濟“大病”過后的恢復需要時日，歸還“透支”欠賬需要時日，構建新經濟秩序以及理論科技創新需要時日，化解人口老齡化與高福利政策之間的矛盾更需要時日。

第二，國內資源環境勞動力制約強化。我國人均資源擁有量原本就較低。加上前些年破壞性開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國資源的約束進一步強化，主要能源、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有些已經超過50%。環境約束增強。土壤、水資源、空氣等污染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總體上已超過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勞動力優勢弱化。2011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出現下降苗頭，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3%，比上年下降0.1個百分點，為近年來首次下降。

第三，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進一步增加了實現目標的難度。這次“收入倍增計劃”目標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盡管從長期看，科學發展方式無疑會更加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轉變過程中，仍需要適當犧牲一點發展速度。而過度依賴外需、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工業的發展模式必須改變。此外，從歷史資料看，1979—2011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與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長

6.86%時，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5.1%，無法保證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見必須較大力度地調整國家、企業與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關系才行。

第四，體制機制仍不適應科學發展的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科技創新體制等均有待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轉型期經濟社會矛盾趨于突出。就業結構性矛盾凸顯，收入分配關系急需理順，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完善，教育、環保等領域問題突出，潛在金融風險不容忽視。

所謂穩妥，是指目標經過努力可以實現。我們在看到實現“收入倍增計劃”目標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和挑戰的同時，也要看到實現目標的有利條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從國際環境看，盡管不及前10年，但總體仍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潮流。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有利于改善我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和創造新的發展機遇。全球理論科技創新也大有希望。

從內部看，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空間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穩定、方向明確、道路寬廣。黨的十八大的順利召開，向世人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新一屆領導集體的順利產生、思想路線的進一步豐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一步確認，為我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和思想基礎，減少了道路選擇可能帶來的“折騰”。二是經濟發展階段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鎮化的進一步加快，工業化信息化的進一步融合，農業現代化的加快發展，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都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事業的發展等都蘊藏著巨大增長潛力。三是幾十年快速發展為我們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業增加值、外匯儲備、貨物出口額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農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鋼、電解鋁、水泥、精煉銅、船舶、計算機、空調、冰箱等產品產量都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交通通訊、市政設施、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得到明顯加強，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數量增加、質量提高。四是歷史發展的實際讓我們充滿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0.7%和8.5%以上。

結束語

總之，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是積極而穩妥的。經過努力實現目標后，我們國家綜合國力將更強，人民生活水平將進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會定將呈現在世人面前。

新建小段4

新建小段內容

第四篇：你對收入倍增計劃

你對“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都有哪些期待？ 過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長相對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樣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十八大報告中，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首次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標。有專家評價道：“一個是經濟總量指標，一個是人民生活指標，這兩個指標的指導性、方向性更加鮮明，尤其是將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標寫入黨代會報告，分量更重，彰顯出今后更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的確，在“小康社會”的衡量指標中，居民收入指標格外引人關注。尤其是在當前收入分配問題相當嚴峻，已經影響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情況下，十八大報告首次宣布“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殊為不易——

十六大提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時，具體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對城鄉居民收入目標是“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十七大提出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城鄉居民收入目標則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十八大對收入分配則首次提出了具體量化指標，即“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從定性的目標到定量目標，由宏大的經濟發展目標到具體的民生，這無疑是個進步。既是執政黨執政理念的展示，更是對國民的莊重承諾。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各方已有共識；社會對收入分配改革也有諸多期盼。關鍵問題是，在國家發展戰略上，如何確定收入分配的目標。這對不久后將要出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著“頂層設計”的意義。“十年翻一番”，意味著每年城鄉居民收入的實際增長速度需要達到7.2%。這個速度的實現難不難？既不難，也不易。

說不難，是因為按可比價格計劃，過去10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分別為9.5%和7.4%，過去30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均為7.4%。如果繼續保持過去30年的平均速度，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說不易，是因為過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長相對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樣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而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初，面臨著與我們當前同樣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挑戰。日本適時地推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得到有效執行，其后十年，日本國民收入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11.5%，形成了近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使日本有效地轉變成為一個消費社會。

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分配翻番的目標，就是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如果這一計劃能

夠實現，將形成的中等收入人群，恐怕會有5億-6億，這不僅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最堅實的基礎，而且也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動力之一。

要實現中國版收入倍增的目標，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重大突破。應當說，只要明確了方向，下定了決心，有了頂層設計，突破口很多。收入分配的各個環節，都可以成為改革的突破口。例如，明確約束和限制財政增長的速度，使居民收入占比有更多的提升空間；再例如，加快資本市場改革，使城鄉居民能夠真正享受到財產性收入。

一句話，目標已然明確，關鍵看行動。

盡管千呼萬喚的工資條例難以出來，但黨的十八大報告實際上已經給出了很多令人欣喜的信息——“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為具體、明確和清晰的目標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之時，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這就是“中國版收入倍增計劃”！它使“小康目標”變得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掛鉤，使發展共享變為廣大老百姓的真切體驗，使國之大計、民之大事有機融合并變得觸手可及。因此有人評論說，從十八大開始，民富時代已經來臨。我們對此當然充滿美好期待。

其實，對于收入倍增，我們中很多人都已經歷過——回想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工資有多高、收入有多少、家中住的是什么房、有什么家電，再以其后10年、20年、30年為節點，進行數字對比，大家都曾“倍增過”，而且是實實在在毫不摻水的倍增。只不過改革開放不只“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公眾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收入增長沒有跑過大家的期待，才有了種種成長中的煩惱、發展中的煩惱。

按照經濟學理論，經濟社會發展是一種螺旋式前進，永遠的直升飛機式上升既不科學也不現實。經歷了30年快速增長，中國航母處于一個發展瓶頸，亟待解決資源、環境、產業布局及社會公平等多方面積累的問題，我們需要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需要經歷某種艱澀陣痛，但這也是為了積蓄更多能量，讓明天的發展步伐更快一點、收入增長更強勁一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調整，十八大報告中對未來的描繪、所明確的下一步改革要點，其目標正指向民心熱望之處，即讓大家能夠實現收入高增長，使工資漲幅能夠跑過GDP增幅。

當然，中國版“收入倍增計劃”不是等來的，而是奮斗而來的，需要我們努力爭取——只有億萬人凝心聚力按照十八大所描繪藍圖去奮進，經濟和社會財富的積累，最終才會在更為公平的分配中使人人受益。為了這一目標，我們當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戰分秒、搶機遇、謀發展。

第五篇：聚焦中國收入倍增計劃

聚焦中國收入倍增計劃：中低收入者將受益

分類: 財經 | 標簽: 收入

來源：經理世界網時間：2010-07-22

50年前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讓日本經濟全球第二，我們對比一下，中國收入倍增計劃讓讓中低收入者將受益。

近幾年，中國的GDP增速基本保持兩位數增長，但是勞動者的報酬卻停滯不前。1990年至 2007年，我國勞動者的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39.4%，降低了14個百分點。

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日前做客人民網與網友互動時表示，我國可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年底出臺。

年前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后，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如今，我們要再創奇跡。

在房價、物價無邊上漲的大潮里，這一計劃無疑暖人心胃，令人振奮。

然而細想起來，本該大快人心的事情又隱藏著頗多問題。誰會是加薪的真正受益者？全民倍增是否等于全民不增？加薪是否將為CPI火上澆油？中國制造業將因此失去競爭力嗎？加薪面臨多少困難？

本報今日推出“翻薪”專題報道，聚焦加薪及可能帶來的各種問題，逐一解析。

條件達標中國“翻薪”并不難

日本實施收入倍增計劃時各產業全面開花跟咱很像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不是新名詞，早在1960年，日本就已率先實施。

盡管在實施之前，這個計劃也飽受詬病，但當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目標后，老百姓實際收入增加了一倍，也讓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

“前車之鑒，后事之師”，日本之前的成敗得失，也許能為我們即將出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供一個很好的范本。

翻薪歷史

日本小餐館成為“倍增計劃”搖籃

上世紀50年代末，池田勇人和一群學者定期在東京一家餐館舉行聚會。作為主管日本經濟工作的主要人物，這個聚會是池田的智囊班子“宏池會”每周的必修課。也就在這個時候，年輕的經濟學專家下村治的見解吸引了池田勇人。

50年代中期，還在讀博士的下村治就認為日本經濟有可能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池田的經濟智囊田村敏雄將他推薦給池田。但在寫入政府正式計劃的數字上，下村和田村發生了一場論戰。

下村治認為應該有11%，田村則主張保守一點，堅持為7.2%。池田在聽取了他們意見之后，認為前三年應該定在9%，在十年內不低于7.8%，在十年內實現國民收入倍增，即翻一番。

1960 年7月，池田勇人以絕對高票當選自民黨總裁。同年2月27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改變日本經濟的宏偉規劃從此開始實行。

日本神戶大學石原教授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從5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經濟達到了10%的年增長率，已經具備了可能實現的條件基礎；再者，1960年修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所導致的政治對立，使日本迫切需要由政治時期轉向經濟時期，因而打開這種蕭條不振的局面。

對比分析各產業全面開花酷似現在中國

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它主要提出了五個中心議題：充實社會資本；引導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和確保社會穩定。

日本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充實社會資本，基本任務是整頓和完善產業基礎。在公路、港口、鐵路、機場、電信、工業用地和用水、農林水產的現代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1960年的投資額為前五年的4.2倍。

作為這一計劃的杰出形象代表，東京到大阪的時速為200公里的新干線東海道，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之前的9天建成通車了，從東京到大阪只需要4個小時。

在航空方面，地方航線從零開始不斷增加，而且日本繼美國和英國之后，實現了國際和國內航線的噴氣式化。

此外，日本的產業結構在這一時期出現了重大變化。日本的鋼鐵生產超過西德，躍居世界第三位，汽車僅次于美國、英國、西德之后居世界第四位。

重化學工業到1963年占工業固定資產的比率達到60%，出口比率在1965年達到62%。在引進世界先進水平的設備以后，日本建立了在經濟高速增長下的重化學工業生產體系，迅速提高了日本重化學工業的國際地位。

以上的這些成就，與現在的中國何其相似。

中國達標項目

消費：近幾年我國的消費一直保持在15%以上。

投資：去年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為8.2個百分點，今年仍然是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公路建設：目前我國投入運營的高速鐵路已達到6552公里，我國高速鐵路運營里程居世界第一位。

鋼鐵生產：目前，中國鋼鐵總產量相當于世界前十大產鋼國的總產量之和，中國粗鋼產量分別是美國和日本的5倍，2008年中國粗鋼產量將突破5億噸。

民眾反應日本人剛開始將信將疑

對于日本當時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剛開始頒布的時候并沒有受到民眾很大的歡迎。

當時的日本并不富裕，國內生產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尚不具備國際競爭力。所以不少人對當時頒布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能否實現持懷疑態度。而且國民收入是否真的可以在10年時間提高2倍，很多人對此半信半疑。

但是，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實現100%就業這個十分明確的目標，讓很多國民和企業對未來抱有很大的期待。而實際上，由于經濟增長率超過10%，實現國民收入倍增比原計劃提前了三年。

翻薪影響消費升溫“三大神器”飛入百姓家

日本經濟在1955年之后出現了大規模增長的勢頭，從那年開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12%，消費逐漸升溫。從1957年開始，消費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機、電冰箱、黑白電視迅速普及，進入尋常百姓家。

家用產品的增長率，電視機達到47倍，電冰箱達到24倍。普通工人兩個月的工資即可買一臺電視機，日本終于開啟了消費時代。

從1958年到1961年，日本經濟經歷了長達42個月的景氣階段，日本人稱之為“巖戶景氣”，這是用日本神話傳說中的天照大神開辟巖石，創造日本的巖戶為之命名的，意味著開天辟地的大繁榮。

在這一時期，國民生產總值每年遞增10%以上。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重化學工業投資迅速增長，生產大幅度增加。鋼鐵、機械、電力等產業部門也形成投資、引發投資的循環過程。

環境受污染胡同里走出的“公主”

隨著工資的提高，食品消費占比下降，耐用消費品、娛樂和交際費用比重增加，娛樂消費意識上升，保齡球、高爾夫球、滑雪、旅行成為時尚，日本的名勝古跡到處擁擠不堪。

追求生活舒適成為時代潮流，日本出現了“大眾消費社會”。由于消費內容趨于均衡和一致，在將近一半的國民中產生了“中產階層意識”。

但是，石原教授同時指出，在1961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推動下，日本的經濟規模得以擴大，最底層國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當時，政府的公共投資促進了鐵路、道路、港口、水壩、工業用水等產業基礎設備的完善。

雖然家用電器進入了都市的家庭，服裝也變得很時尚，但是住宅非常簡陋，環境也被污染了。身著潮流服飾的年輕女性也在當時被稱為“從胡同的陋屋里出來的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