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橄欖型”：國民收入倍增關鍵是中等收入群體倍增

“ 橄欖型”：國民收入倍增關鍵是中等收入群體倍增

普遍觀點認為，中等收入群體無論從經濟層面、政治層面，還是社會文化層面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這個群體在國民中所占的比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穩定狀態。一個健康向上發展的社會，是以中產為中堅力量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等收入群體作為私人消費的引擎，是內需的重要來源與保障，未來住房、汽車、耐用消費品、教育、金融、醫療、文化體育服務消費的增長點，都要依靠這一群體的成長壯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要在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基礎上盡快出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國家規劃》[?詳細]。他期待，到2020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到6億人左右、占全民人口40%以上。到那時，這一群體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而不是現在的“偽中產”。

第二篇：淺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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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作者：吳柏軍 孫麗紅 陳攀宇

來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6期

摘要：本文以我國十八大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該計劃提出的背景，實現收入倍增的途徑和實現國民收入倍增倍增的意義，淺析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重要作用和時代意義。關鍵詞： 國民收入 收入倍增

一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背景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但與多年來GDP保持兩位數增長相比，居民收入增速無疑相對滯后，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更是讓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大，成為世界上貧富分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在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全球經濟陷入低迷，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受到沖擊，過去被高速發展所掩蓋的收入分配結構嚴重失調的矛盾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能否實現居民收入有效增長，無疑將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成敗。在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別提出“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和“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的愿景后，十八大明確提出國民收入倍增的量化目標，彰顯了決策層對于這一問題的重視。

十八大”提出“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就是所謂的收入倍增計劃。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明確納入黨的報告在我國還是第一次。這表明我國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即將開啟新一輪利益格局和制度紅利的調整分配。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進一步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其根源在于我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但內需不足導致產能過剩問題制約了可持續發展；加上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導致社會矛盾擴大，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近年來急劇增加。因此在這個關鍵的節點上，中央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和收入分配等領域的深層次改革，尋求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長、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之間的平衡，具有極為現實的戰略意義。

二 國民收入倍增的途徑

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確保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標。

首先，要在2020年實現收入倍增計劃，若人均收入勻速增長，則人均收入每年需要增長約7%。雖然從絕對速度來看，7%并不算是一個特別高的增速。但考慮到2000年至2010年間，我國名義GDP增速超過300%，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僅在200%左右，這意味著，如果居民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不改變，則未來數年里，名義GDP增速仍要保持一個兩位數的高增長，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其次，收入倍增最主要的來源無疑是工資收入的上漲，但工資收入的增長實際是在增加企業成本，不利于企業盈利和資本支出，而因工資收入帶來的消費增加也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對于GDP增速而言，這一變化則將帶來下行壓力。從日本經驗看，1962年和1965年這兩個工資大漲的年份，對應也是GDP增速的低谷。這也證明，如果簡單以壓縮企業利潤來換取居民收入倍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未必是正面的。事實上，當年日本的國民倍增計劃之所以能夠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出口大幅增長從而抵消了工資上漲對企業利潤的不利影響。

最后，當前我國企業的結構性分化也將影響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一方面，我國存在相當規模的壟斷企業，這些企業員工平均收入水平已經遠遠超出居民人均收入，未來如果這部分群體的工資繼續上調，無疑將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國存在著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這部分企業也是吸納中低收入就業者的主力，但從實際情況看，前幾年出臺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效果并不明顯，中低收入群體的工資合理增長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毫無疑問，要實現收入倍增的目標，首先要進一步做大國民經濟的蛋糕，但更關鍵的是要理順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分好蛋糕。正如十八大報告指出的，“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也要花更大力氣進行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尋找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為中國經濟下一個十年的輝煌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 國民收入倍增的意義

首先，居民收入倍增目標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經濟社會的發展根本目的是以人為本，民生優先，全體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要達此目的，必須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勞動收入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從而實現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其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是縮小收入差距，保持社會穩定，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根本保證。目前我國收入差距過大，基尼系數達到0.438，超過警戒線，已經影響社會穩定，阻礙消費增長和內需擴大，不利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增加居民收入更加迫切。再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需要。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是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發展。這種發展方式受到環境、資源的限制，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限制，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要把這種發展轉變轉變到主要依靠國內需求拉動的發展上來，因此，必須實現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總之，“收入倍增”是富民強國路徑，因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將直接帶動我國消費總量與消費結構的雙飛躍。消費總量的飛躍與國民收入水平提高直接正相關，而伴隨著收入分配改革

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中低收入群體在社會消費總額中的比重必將越來越大。按照邊際效應，收入增長后中低收入群體消費意意更高，消費行為的變化也更加明顯，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更強勁。無論總量還是結構，消費的新飛躍將為產業發展帶來巨大空間，為投資帶來更多機會，在拉動經濟增長中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循著“收入倍增”這個富民強國路徑，邁入新的成長周期。

作者簡介：吳柏軍，承德醫學院，助教，碩士研究生

孫麗紅，承德醫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

陳攀宇，承德醫學院，助教，碩士研究生

第三篇：經濟學科普：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Income Doubling Program)

日本1961～1970年間的經濟發展計劃。該計劃由池田勇人內閣制定并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內容是：①充實社會資本。②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高生產率部門在產業中的比重。③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④培訓人才，振興科學技術。⑤緩和二重結構，確保社會安定。這一計劃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經濟達到極大的增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實現充分就業，消除日本經濟所具有的經濟結構不平衡狀況；其具體目的是 10 年后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倍以上。這一計劃規定：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日本實施的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超過計劃規定的目標；實施計劃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價格計算，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間實際工資平均增長83％。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后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于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貨膨脹、兩極分化、大都市人口過密化和農村人口過疏化等問題愈益嚴重。

簡介：

在國家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能夠使民眾有更強購買力？如果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沒有隨著GDP的增長比例而增長，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反之只有工人和農民收入倍增才能解決國家經濟中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

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宣布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這個人口數字達到美國一半的國家發起了一場消費者革命，并成為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為西方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

為此本期話題討論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一些經驗教訓帶給我們的一些啟示。

資料來源：日銀《日本經濟為中心的國際比較統計》制圖/趙斌

注：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按制造業平均月工資計算，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為6萬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為13萬日元左右。

這10年間平均計算約為每月10萬日元左右），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時制造業工人月工資在20萬-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為什么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

20世紀50年代可以被認為是日本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準備和過渡階段。資源從生產力相對低下的部門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部門，通過國外技術的進口加快了發展的腳步。1953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二戰前的水平。

但是與此同時，日本社會并未就此穩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條約》簽署了補充修訂協議，引發了東京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此外，當時日本的勞資關系也十分緊張。

在南九州島Miike礦場發生了長時間的罷工。在當時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業者為49萬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萬人。這時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決定將國內的注意力引向經濟發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池田勇人宣布啟動了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池田勇人認為，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很快就可以穩定在年均增長7%左右。在此基礎上，日本應當在1970年把國民生產總值從398億美元增加到720億美元。

不過，在當時的貿易支付差額和產能限制的情況下，許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對日本政府設定7%的經濟增長目標表示反對，認為這可能會加重通貨膨脹的壓力。普通的日本人一開始也并不相信這一計劃。他們認為，雖然從表面上看，人們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貨膨脹會抵消名義上的收入增長。令日本民眾驚訝的是，這一計劃超過了預期，在短短7年內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該計劃時預計的時間縮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過一番，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經濟學者林直道在《現代日本經濟》一書中指出日本的這種高速增長時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日本列島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像換了個國家似的。

如何解決國民收入分化問題？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

這一計劃規定：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從具體措施方面來看，解決收入分化的問題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希望以此消除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此外，政府還增加了公共投資，制定了從1961年開始的公路建設五年計劃、國有鐵路的柴油機化和復線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開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減稅方面，計劃從1961年開始，每年在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上共減稅1000億日元，同時降低利息、扶植公債和公司債的債券市場。

另一方面，池田內閣1961年制定了目的為“增加從事農業者的收入，使其達到從事其他產業者的生活水平”的《農業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業基本法》，通過各種措施推動中小企業的設備現代化和專業化生產，以便提高它們的勞動生產率。

通過這些措施實現了國民財富增加和國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讓我們看看“國富”，1955年日本國民財富總額為20.2970萬億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萬億日元，增長了約8倍。而國民生活和社會文化各項指標即“民強”如各種家庭耐用消費品彩電、冰箱、洗衣機、吸塵器、微波爐、熱水器、立體聲音響等等普及率甚至達到90%以上。

日本人均報紙消費量比美國還要高。日本人成為了亞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學率1960年到1975年從57.7%上升為91.1%，大學升學率也從10.3%上升為34.2%，日本搖身一變成為高學歷社會。

日本如何推動居民儲蓄轉化投資？

一旦他們對經濟增長習以為常，生活水準的實際改善就成為了消費者群體關心的主要問題。工資上漲，而生活開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貨膨脹速度，消費熱潮隨之出現。

關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戰后日本經濟》中指出，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資。從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資的數字增長超過10倍。

一方面，這得益于日本貨幣和財政當局五六十年代實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儲蓄率為高投資率提供了足夠的資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當年增長的幅度高達24%.盡管如此，高儲蓄并不等于高投資，因此，日本政府還實行了控制外國投資的政策，以促使國內的高額儲蓄能夠轉化為高額投資。同時，由于平衡的預算，政府開支也沒有影響私人投資。

可以說，直到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始實施，對于經濟將繼續增長的信心才真正傳遞給了日本消費者。這一計劃醞釀出的信心成為了日本消費者對之前的消費水平感到不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們對經濟增長習以為常，生活水準的實際改善就成為了消費者群體關心的主要問題。工資上漲，而生活開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貨膨脹速度，消費熱潮隨之出現。

與之相應的，過去以出口為主的日本制造企業也開始為國內市場進行生產。

孫執中在《戰后日本經濟史1945—2004》指出的戰后日本的消費革命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5-1964年，黑白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三大件是熱門貨，獲得迅速普及，這是所謂的“舊三大件”，這些商品當時的價格平均在5萬日元左右（按現在匯率約3000左右人民幣），約相當于日本職工2-3個月的工資。第二個階段是1965-1974年，“3C”時代終于到來了、所謂“3C”，指的就是汽車（car）、彩電（colorTV）和空調（cooler），這就是“新三大件”。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按制造業平均月工資計算，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為6萬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為13萬日元左右。

這10年間平均計算約為每月10萬日元左右），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時制造業工人工資在20-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

1961年第八屆東京車展擠滿了汽車發燒友，他們感到，擁有自己的汽車的時代開始了。1961年10月25日舉行的第八屆東京車展，其展示區域比前一屆幾乎擴大了一倍，展覽時間也被延長到晚上8點。

20世紀90年代，日本再次出現了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前類似的機遇———住房、醫療、城市建設和城市交通都出現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沒有選擇60年代那樣的拉動內需為主的發展道路，而是選擇將日本經濟更加緊密地與美國聯系起來，并且試圖通過擴大產能保持單向的貿易優勢。但是其實際結果卻是與國際和國內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產能過剩。而這導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銀行危機和經濟蕭條。

■專家評析

從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看“經濟增長”與“國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國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長，是當前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透過日本池田內閣1960年12月制定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1～1970），日本高速發展時期的一些經驗教訓也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1.理論根據以下村治為代表“高速增長論”

作為“代表并體現了戰后日本高速度發展期的經濟政策構想”的“國民倍增計劃”，誕生于激烈的爭論之中。

如何解決過剩的生產能力與市場銷路之間的矛盾？

當時的理論界有兩派觀點：一是“穩定成長論”，以后藤譽之助為代表，認為日本經濟已經結束戰爭后的恢復時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發展，今后只能“穩定”增長。一是“高速增長論”，下村治為代表，認為日本正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礎都處于技術改造時期，只要采取擴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繼續高漲，并精密計算出國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組閣后，內閣會議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權衡下村11%與經濟企畫廳

7.2%兩個對立的方案，池田內閣以頭三年9%的增長率落定。這一計劃更主要的意義，是作

為計劃背景的對高速增長的自信，為政府和經濟界提供了日本經濟看好的前景。

2.“經濟增長”為手段，“國民增收”是目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標是10年，計劃以“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業”為目標，最大限度地實現增長；計劃國民生產年增長率平均7.2%；到1970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倍以上，最終達到26兆日元目標。為此，計劃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個中心議題：充實社會資本；引導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和確保社會穩定。計劃的正文分為四部：總論、政府公共部門的計劃、民間部分的預測與誘導政策、國民生活的將來。

在計劃目的的闡述中，明確指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的必須是，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從而謀求通過增加雇用實現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致力于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項政策，就是采取積極措施，提高工人、農民的購買力。對于工人，明確規定了進一步推行“最低工資制度”，以在“國民收入的第一階段，就使收入差別不致擴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資指數增長了近1.7倍。（見表1）對于農民，政府規定了“生產者米價”，它遠高于國際市場，是美國的2.7倍。米價帶動整個農產品價格上漲，結果1960-1969年，農產品價格上漲為95%左右，而農村購入的工業品價格指數僅上漲30%左右。（見表2）“剪刀差”的縮小，一方面使農民積極購買生產資料，農業的全面機械化基本上是在這個時期實現；另一方面，買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資料，使一般耐用消費品得以在農村普及。這些都為工業品生產創造出了廣泛的市場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高齡者與年輕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由于消費內容趨于均衡和一致，國民具有的“中流階層意識”就形成于這個時期，后來近一億人口的中產階層成為日本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的重要因素。

3.“消費革命”刺激經濟飛速發展

隨著工資的提高，人們的食品消費比例下降，“恩格爾系數”穩定變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僅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費革命（1956-1970）中，開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適化”、追求“實現物質需求欲望”發展，進而引發了戰后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費革命。娛樂和交際費用或從無到有，或從少到多，比重也不斷增加，保齡球、高爾夫球、旅行等休閑產業成為時尚。日本進入了“大眾消費社會”。可以說，日本消費革命的不斷升級，得益于“倍增計劃”實施期間創造的“消費時代”所打下的物質基礎。

更重要的是，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增長11.6%（計劃目標7.8%），而國民收入年增長率也達到11.5%（計劃目標7.8%），二者實現了同步增長。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造就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60年代，它堪稱日本的“黃金時代”。

第四篇：收入倍增計劃0

如何理解“收入倍增計劃”

關于“收入倍增計劃”的具體數量含義。第一，“收入倍增計劃”中的“倍增”，即“翻番”是按不變價格說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增長。因此，不存在一些人擔憂的所謂倍增的收入會被價格上漲所吃掉的問題。

第二，根據2010年的實際情況和“收入倍增計劃”，到2020年我國GDP總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按2010年的價格將分別達到80.3萬億元、38218元和11838元。由于2011年和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已成定局，要實現“收入倍增計劃”，2013—2020年的8年間，我國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需要分別達到 6.86%、6.86%和 6.3%的水平。

第三，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和世界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在放緩，我國2020年實現翻番目標后，我國GDP總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

第四，“收入倍增計劃”隱含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有所提高。“收入倍增計劃”要求GDP總量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同時翻番，由于人口每年要增長（假設今后1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45%），所以，居民收入總量在翻番的基礎上，還要多增長 10年人口增加的 4.6%才行，這意味著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 4.6個百分點。

總之，經過努力實現“收入倍增計劃”后，國家更強、人民更富。

“收入倍增計劃”是個積極而又穩妥的目標。所謂積極，是指目標的實現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而非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輕而易舉。在經歷了30多年年均9.9%的高速增長時期之后，我國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發展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在增加，挑戰和矛盾增多。

第一，外部經濟環境將比前10年要差。未來5年或更長時間，世界經濟將在波動中低速增長。從近期看，有歐債危機、美國“財政懸崖”和新興國家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發達國家政府、家庭、銀行和企業的去杠桿化能否平穩實現等問題。從中長期看，世界經濟“大病”過后的恢復需要時日，歸還“透支”欠賬需要時日，構建新經濟秩序以及理論科技創新需要時日，化解人口老齡化與高福利政策之間的矛盾更需要時日。

第二，國內資源環境勞動力制約強化。我國人均資源擁有量原本就較低。加上前些年破壞性開采和超高速出口，使我國資源的約束進一步強化，主要能源、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有些已經超過50%。環境約束增強。土壤、水資源、空氣等污染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總體上已超過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勞動力優勢弱化。2011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出現下降苗頭，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3%，比上年下降0.1個百分點，為近年來首次下降。

第三，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進一步增加了實現目標的難度。這次“收入倍增計劃”目標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盡管從長期看，科學發展方式無疑會更加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就短期而言，在轉變過程中，仍需要適當犧牲一點發展速度。而過度依賴外需、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工業的發展模式必須改變。此外，從歷史資料看，1979—2011年年均經濟增長速度與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之比是9.9%∶7.4%，按此比例，今后 8年 GDP年均增長6.86%時，只能使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5.1%，無法保證翻番需要的6.5%的速度，可見必須較大力度地調整國家、企業與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關系才行。

第四，體制機制仍不適應科學發展的需要。政府管理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科技創新體制等均有待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五，轉型期經濟社會矛盾趨于突出。就業結構性矛盾凸顯，收入分配關系急需理順，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完善，教育、環保等領域問題突出，潛在金融風險不容忽視。

所謂穩妥，是指目標經過努力可以實現。我們在看到實現“收入倍增計劃”目標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和挑戰的同時，也要看到實現目標的有利條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從國際環境看，盡管不及前10年，但總體仍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潮流。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有利于改善我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和創造新的發展機遇。全球理論科技創新也大有希望。

從內部看，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空間依然巨大。一是政局穩定、方向明確、道路寬廣。黨的十八大的順利召開，向世人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新一屆領導集體的順利產生、思想路線的進一步豐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一步確認，為我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和思想基礎，減少了道路選擇可能帶來的“折騰”。二是經濟發展階段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鎮化的進一步加快，工業化信息化的進一步融合，農業現代化的加快發展，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都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事業的發展等都蘊藏著巨大增長潛力。三是幾十年快速發展為我們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制造業增加值、外匯儲備、貨物出口額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谷物等農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鋼、電解鋁、水泥、精煉銅、船舶、計算機、空調、冰箱等產品產量都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交通通訊、市政設施、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得到明顯加強，科技水平提高，人才數量增加、質量提高。四是歷史發展的實際讓我們充滿信心。近10年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0.7%和8.5%以上。

總之，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是積極而穩妥的。經過努力實現目標后，我們國家綜合國力將更強，人民生活水平將進一步提高，全面小康社會定將呈現在世人面前。

我對“收入倍增”的理解和期盼

9月19日，無錫市旅商高等職校高級教師吳壽鑫也來信談了對此問題的看法。當日，江蘇省委黨校經濟學教授吳祥鈞發來郵件暢談了他對“收入倍增”的理解。原文摘發如下。昨日，快報評論員與吳教授進行了關于“倍增”的對話，以回應讀者的關切。

編者先生：好！閱今日《現代快報》第二版有關于“收入倍增”問題的討論。我也發表一些看法，供參考。祝編安！

我省《“十二五”規劃》首次提出了“居民收入7年倍增計劃”，這表明我省把改善民生放到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突出了“國強民富”的政策導向。這也反映了江蘇的經濟實力和潛力，更顯示了江蘇領導的膽識和魄力。

怎樣正確解讀“居民收入7年倍增計劃”呢？我想，是否至少有如下兩點要有足夠的認識：

1.這是扣除物價因素后的倍增（略）

2.這應該是縮小基尼系數下的倍增（略）

實現這個倍增計劃至少有兩個要點：

1.居民收入增長要快于經濟增長（略）

2.調節分配是個難度很高的課題（略）

實現7年收入倍增計劃是需要花大力氣去做的一項系統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年年初的“兩會”上，當省里提出7年收入倍增計劃時，有的市領導同志就表態，自己領導的地區只要6年，有的甚至提出只要5年就實現倍增計劃。這有點像當年“大躍進”的味道了，這是不慎重的。對此，千萬不能掉以輕心。我們要切實制訂實現倍增計劃的具體綱要、分年實施計劃和各項措施，切實落到實處，步步實現，最終完成對人民的承諾。

吳祥鈞（江蘇省委黨校經濟學教授、離休干部）2011.9.19

■對話吳教授 倍增計劃難在何處？ 快報：以您對江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了解，給收入倍增能否真正實現一個評估。吳：只要在這7年中世界經濟不出現全球性的大波動、我國的宏觀經濟狀況比較正常的話，我認為這個7年倍增計劃是能夠實現的。因為這個計劃是上了規劃的，也就說是經過多方論證和考慮的，不是拍腦袋的產物。

快報：收入倍增是扣除物價增長因素和縮小基尼系數的倍增，肯定很難。難度具體大在哪兒？

吳：難度在于：“倍增”要扣除物價因素，而物價因素不是一個省能控制的，但只要不出現大的物價漲幅，我們的發展是能夠抵消的。難度更大的在于縮小基尼系數，因為這不是單靠發展能解決的，它主要靠改革來實現，就是要改革現有的分配制度，這中間許多問題也不是一個省能解決的，特別是改革涉及到利益需要重新調整、分配的問題，這就要靠經濟、政治等各種措施的配合。這是一場革命。難在這里。但只要領導有決心、措施得當（包括輿論的監督和推動），也是能實現的。

快報：以您的收入和家庭經濟狀況，這個倍增對您重要嗎？您是否期待？

吳：就我個人而言，只要扣除物價因素后，能夠保持現有的收入水平就可以了，因為我的經濟狀況在工薪族中還是比較好的。在縮小基尼系數的倍增中，我應該屬于不足倍增的那部分人員。

快報：如果實現不了倍增，政府該如何給人民交代？

吳：如果實現不了倍增，政府該如何向人民交代，現在好像還沒有制度性的規定。但我想政府應該向人民說明原因，分析原因，屬于政府責任的應該檢討和承擔責任。

第五篇：收入倍增的探討

人均收入翻倍能否改變中國國運？——十八大評析

晚上，連續好幾位朋友找我，提及十八大總書記胡錦濤所定目標：2020年實現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

這其實就是我此前多次建議和呼吁的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我建議政府走民富路線，學習日本當年的做法，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走這條路線。很多朋友為此感到欣慰。

那么，這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么？

（一）我在《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指出：二戰結束后，從廢墟上爬起來的日本，像謎一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展起來，其國力增長速度之快，令世界震驚。解開這個謎團，不僅對我國解決目前的現實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我國構思長期的發展規劃，實現民族復興亦具有重要價值。

1960年12月27日，是改變日本國運的一天，這一天，日本池田內閣為了推動日本經濟的發展，采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像傳統的習慣那樣，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時間為10年，它把國民收入倍增作為第一目標或者核心目標。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遠遠超過了計劃規定的目標。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僅次于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在日本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期間，日本股市也一路飛漲。

我查了當時的日經225指數，1960年12月27日，日本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這一天是1346.41，19年后的1989年12月29日，日經225指數漲到最高點38957.44，29年上漲了28倍左右。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大牛市！

建立在民富基礎上的日本，國力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發展起來。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在海外大肆收購，甚至有買下整個美國之勢，“美國正在變成日本的第四十一個縣”的名言一度在日本廣為流傳。如果不是美國動用貨幣武器給沖昏了頭腦的日本一次刻骨銘心的回擊，今日的日本不知道該多么令人畏懼！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越是向國民個人傾斜的國家，其經濟發展越迅速，國力越強大。

20世紀90年代初，被美國用貨幣戰爭大傷元氣的日本，經濟顯露出衰退跡象，倘若日本再次實現類似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樣的宏大計劃，日本經濟或許走出泥潭，實現二次騰飛。遺憾的是，日本試圖通過擴大產能保持單向的貿易優勢，占據國外市場，而不是像上個世紀60年代那樣，增加國民的收入，拉動起內需，結果，導致了巨大的產能過剩。

日本既給我們帶來了經驗，也帶來了教訓。經驗就是，民富則國強；教訓是，民窮則國衰。

（二）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比日本在1960年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要復雜和嚴峻得多。

中國面對的是一個貧富分化嚴重、中產階級缺位、民眾整體性貧困、資源日益匱乏、環境惡化、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貪腐日益嚴重、裸官數量不斷增長、老齡化來臨等等社會現狀。

而解決的辦法，我在《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闡述過。要想實現國強，須首先實現民富，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我們首先應該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向國民個人傾斜。唯有此，中國經濟才能沖破內需不振的羈絆，實現最優效率的增長。

第一，增加民眾的可支配收入。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階段，美國和日本的政府、企業和居民在初次分配

中的份額大均致為1：4：5。而中國這些年來，卻大幅向政府傾斜。這種做法是與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相違背的。

中國之所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向政府傾斜，主要是基于下列思路：先發展經濟，等有了足夠的資金再去解決民生問題，再增加民眾的收入。事實上，這種主次顛倒的做法，不僅使民生問題的解決和民眾收入的提高變得遙遙無期，而且，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政府無論是在初次分配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還是在經過再分配后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便不考慮制度外收入），都是過大的。

有人曾經想當然地認為，稅收收入會增加財政收入，促進政府的消費，進而帶動起全社會的消費。然而，國外學者通過大量的數據早就得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是負相關的。

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推動力是最小的，損耗是最大的。在內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上，在這一關鍵點上，只有當機立斷，改變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機制，盡快實現民富，中國的國力才能實現快速騰飛，民族復興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要實現民富，就應該在增加就業和減稅方面做文章，而減稅本身就可以促進社會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我國應該通過降低稅率，消除重復征稅，提高就業機會等方式，逐步提高民眾的實際收入水平。

民富是國富的基礎，民窮則是國亡之先兆。要促進消費，拉動內需，必須實現“民富”。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才能真正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而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包含著兩個重要的內容：

一是必須加大財政在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二是確保公眾分享公共產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產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關公共產品供應結構性嚴重不足的另一個原因。醫療為例，據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透露，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

告）。在黨政干部占據80％醫療資源的情況下，剩下的13億人只能分享20％的醫療資源，公眾感覺看病難、看病貴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第三，削減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為社會保障節約出更多的資金……。

……

以上內容大都摘自《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

（三）中國能否實現收入翻倍？

我覺得，看待中國的問題，不能簡單從數字上來看。比如，GDP翻倍與收入翻倍的同時，是不是民眾購買力的同步上升？是不是幸福指數的同步上升？這是極其重要的問題。

因為，如果簡單從數字上來看，中國這些年的收入無疑是在快速增長的，但不能忽視的現實是：由于貨幣貶值過快，民眾的購買力并未同步增長，生活壓力反而在增大。原因就是，GDP的增長與收入的增長，很大一部分是貨幣超發使然，民眾的財富不僅未能同步增長，反而連原有的也被稀釋了。

我在《時寒冰說：經濟大棋局，我們怎么辦》中列出了如下數據：

美國1990年M2（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為3.28萬億美元，2010年末為8.848萬億美元，20年間，M2增長了1.69倍。

1990年，中國的M2余額為1.53萬億元，2010年末已經達到72.58萬億元，20年間，M2增長了46.44倍。

貨幣供應增長的步伐并未停止。截至2012年9月末，中國的M2余額已經高達94.37萬億，比1990年凈增長了60.1倍，折算成美元后，超過美國同期M2接近50%！

按照這種貨幣供應速度，根本用不了10年，國民收入翻倍的計劃就能實現，問題是，民眾的購買力能夠增長多少？——這才是最根本的！

而且，任何經濟的發展能源于體制帶來的強大推動力，這種非經濟之外的力量決定著經濟的發展方向。在政治體制改革遠遠滯后于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在權

力依然強力左右經濟運行的情況下（龐大的政府投資和依附于其上的嚴重的腐敗即為典型的例子），經濟健康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如何產生？

中國現在面臨的困境是：

國內：除了貨幣超發嚴重，資源也越來越向權力部門集中，向國企尤其央企集中，而最具活力的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尤其是在歐債危機等因素的影響之下，民營企業的生存處境日益惡化。權力部門因為私利干預經濟的動力越來越強烈，對稅收增長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中國20多來年稅收以GDP增速一倍甚至兩倍以上增長，這種情況即使放在世界范圍內來看，也是極為罕見的！而政府所主導的很多投資項目成本高昂、收益低下，成了國民沉重的包袱。國外：債務危機這條帶血的主線，正在爆發出越來越強大的殺傷力，而隨著危機向亞洲的快速蔓延，給中國留下的時間越來越少，越來越緊迫，中國能夠抓住最后的時機真真正正地進行改革，并在改革中發展壯大嗎？

如果中國能夠打造出民主、法制、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嚴懲貪腐，通過大力減稅，扶持科技發展等措施，從公平、效率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國的實力，那么，國民收入翻倍計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實現民族復興的機會！中國將能夠在全球性的債務危機的蔓延中，獲取廉價收購的機會，而不是成為別國的獵物！中國的資本市場也將獲得重生，走出一波像樣的牛市，以高回報贏得民眾的支撐。

但這一切現在看來都只能是假設。

“2020年實現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是一個令人振奮的遠景規劃，也是我在多年前就苦苦呼吁和建議的。期待它能夠真正地改變中國的國運，給我們這個民族、給億萬民眾，帶來福音，而不僅僅是一塊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