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三變改革與農民增收

摘 要：農業在“四化”進程中成為短板，農民增收困難，農民擁有的生產要素缺乏有效的社會組織，不能形成增收來源。“三變”改革解決了農民土地、勞動力、技術等資源成為增收的主要來源。

關鍵詞：生產要素；“三變”改革；農民增收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60532139

農村改革近40a，農民增產不增收狀況日益凸顯，投入大，生產成本高，產品銷售難等使農民處于市場中弱勢，緣自于農民經營主體分散，生產規模小，缺乏組織性和抗風險能力差，信息不對稱等。農民和農村發展滯后，使農業在“四化”進程中成為短板，表現為農村落后于城市，農業落后于工業，農民增收緩慢，這種局面背離了協調發展理念。

三變改革的意義

六盤水市地處山多、地少、溝深，土地碎片化嚴重，自然條件不利于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市委市政府結合本地實際，探索出一條適合城鄉、區域、工農業協調發展之路，并加以實施。這條路就是“三變”改革之路，這條路切合了習總書記在《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一文中所提出的那樣：“我們要通過深化改革，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 源泉充分涌流”應該有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搭建產業平臺，推進“以股權為紐帶、以農民為主體”的體制機制創新，“三變 ”改革適應六盤水農業發展實際，讓農民擁有的土地、山林、溝塘等生產要素涌流起來。

“三變”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為農民增收找到切實可行路徑。“三變”改革，將激活農村資源，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整合支農資金及閑散資金，為六盤水農村規模化、組織化、市場化發展奠定堅實基礎，農民增收也有了保障。

三變改革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

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堅持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新型農業服務主體成為建設現代化農業的骨干力量”“三變”。改革將把現行的農業經營主體眾多，經營分散，無力掌控市場的多個個體引導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聯合經營或公司化經營，最大限度地整合農村土地、荒山、森林等資源，集中連片規模化投入；“三變”改革更將現行農戶家庭為主的生產單位轉變為資源或資金入股規模化經營主體。從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生產活動角度分析，“三變”改革符合生產資料的公有性、生產主體的共建性、生產收益的共益性；“三變”改革突破了實施近40a“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為個體與集體，集體與規模化生產找到結合點，農民不再是個體應對市場。

農民的付出與收獲之所以不成正比，歸根結底是由于缺乏社會有效組織，導致生產效率低、交易成本高，農民無法融入國內國際2個市場，因此弱化甚至喪失農產品在流通、交易環節的收益。

隨著農村的積累，農民擁有的閑置房屋、山地、森林、生產技術、資金等不能轉化為生產要素和擴大再生產要素，農民就無法增收，農村面貌也無法改變。“三變”改革，讓農民擁有的上述生產要素形成效益找到出路，生產要素和生產要素擁有者靈活、自愿、有效結合。

“三變”改革打破了農村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較低的生產社會化和現代化體系，從而建立起尊重和保護農業生產者、生產要素所有權、保障農業生產者勞動投入和其它生產要素投入的收益體系；“三變”改革將農民個體的生產要素組織為集體（或公司）生產要素，進入規模化生產，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股分配，實現既保證農民生產者個人權利和權益，又取得組織起來擴大生產、提高生產社會化程度的雙重收益。農民既可以用土地或其它資源入股集體（或公司），又可在集體（或公司）打工，既得股紅收入又得工資收入，這種雙重收益可以克服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勞動者與資金分離，勞動者陷入打工地位，只能取得相當于或通常是低于勞動力價值的收入，而剩余價值全部為資本占有的根本矛盾，使勞動者真正成為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結語

不難得出“三變”改革，使農民成為生產要素受益者，從而實現全產業鏈收益，繼而擴大農民工資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

第二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問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有一個大體的先后順序。最早是農業問題，即如何發展農業以保障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之后是農民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的問題；最終是農村問題，即大規模開展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問題。從我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觀察，目前可能正處于由解決農業問題向解決農民問題轉變的關鍵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上。

資本“下鄉” 家庭經營收入占比下降

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家庭經營農業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四大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其中家庭經營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這一比重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4年，這一數字還是60%。5年時間，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這符合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通過家庭經營中獲得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這是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傾向性問

在2008年全國農村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中，農民經營所得最終占到可分配凈收入的70.6%。這一比重在2003年為74.3%，2000年為77%，新世紀以來基本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各種留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來投資者分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發達地區，這一下降趨勢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紹興市數據顯示，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資本不足 阻礙農民合作獲取經營利潤

在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獲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現代農業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單個農戶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從事經營的領域逐步收窄，大量資本趁機“下鄉”，資本獲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業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規模養殖所占的比重穩步提高，1996年規模飼養量在全行業的比重還只有6.3%，2006年達到50%，2008年已超過60%。大多數規模養殖的是資本主導企業形式的養殖。真正農戶主導的、家庭形式的所謂散養戶占的比重逐步降低，農戶逐步被迫退出畜牧業經營。統計數據上的表現就是，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出售畜禽產品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資本逐步占領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的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要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就一定要把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留給農民，要讓農民首先能夠在農村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它們都明確限制資本進入農村占領農民經營領地。要解決單個農戶資本不足和農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矛盾，我們也應該學習日本、臺灣等地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要通過機制創新，讓合作社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資本，能夠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守住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要讓合作社有能力獲取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再通過合作社內部的分配機制，把這部分利潤轉換為農民的收入。

從數量上來看，近兩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16萬家，比2008年年底增長90.8%；實有入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32%。但是，合作社發展質量還亟待提高。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還不能很好地幫助農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資本獲取經營利潤。當前，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合作層次較低。絕大多數合作社局限在技術信息服務領域，真正能組織農戶統一購買農資或銷售農產品的為數不多，能開展農產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數。二是合作機制不順。合作社內部規范的治理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不健全，社員不太愿意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監督，合作社對社員的民主權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積極性不高。農民入社動機不強，退社較為隨意。入社后參與活動較少，合作社內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場交易量，一些合作社與社員的交易量小于與非社員的交易量。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有因果聯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它是產生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原因。只要合作社無法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它就無法獲得這部分收益，分給社員的也就不多，農戶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農戶入社的積極性不高，且隨時可能選擇退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難以建立規范的治理機制，這樣的合作社發揮的作用不大，且隨時面臨解散的危險。由此可見，合作層次決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響到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合作積極性的提高。而合作層次不高，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缺乏足夠的資本，沒辦法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

推動合作社發展，要在加強政府服務、培養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證合作社能夠占有足夠的資本。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經營主體進入農產品加工等領域，才能夠擁有為社員謀利的手段。為此，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好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平臺，推動產業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結合。

交易份額認購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合作社同樣因為缺乏資本而陷入經營困境。這迫使它們進行制度創新，發展成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具體而言，我們在發展合作社時，首先要確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規模，再據此確定所需資金數額，然后把加工規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額（deliver share）。社員入社時按規定必須認購交易份額，并同時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資，通過調整比例，使得社員出資額之和剛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資金數額。交易份額規定了社員交售給合作社的產品數量，社員交售產品總數剛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規模。如果社員當年產出不夠，允許其從市場購買予以補齊；如果超出，超過部分由合作社視情況決定是否收購。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創新，就可以為我國合作社發展建立起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資金利用機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額的同時獲得了一筆穩定的資金，借此購買固定資產，開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業務。有了固定資產后，合作社就可以進入金融體系，獲得銀行貸款；就可以創辦或控股農產品加工企業、鋪設銷售網絡，獲取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合作社利潤按交易份額分配給社員，由于交易份額和社員認購資本額成正比，按交易份額分配也相當于按認購資本額分配。合作社通過參與加工和銷售，擴大了社員合作的范圍，也提高了社員分紅回報率，增強了合作社對農民的吸引力。社員認購交易額的積極性增加，反過來又保證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只有為合作社經營提供足夠的、可支配的資本，才能夠幫助農民利用合作社實現對資本的集體占有和控制，才能夠幫助農民占據農業農村經營領域并獲取更多的收入。通過努力，目前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的趨勢完全能夠得以止住。單此一點，農民收入每年就能夠增加0.5%。如果再能夠把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農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唯一的一個量化指標，就是要保證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換言之，必須保證農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長速度。通過制度創新，讓農民通過合作社實現收入每年增加3.5%，對完成全會規定的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員出資的數量始終從屬于交易份額，而交易份額取決于農戶生產的規模和與合作社的惠顧額，社員同時作為所有者與使用者的特征沒有改變，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沒有改變。因此，引入資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農產品生產的合作，是勞動的合作，而資本的合作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為導向的，而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為導向的。

第三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的障礙解析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小康社會 農業產業化 合作組織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性因素。其中，農民增收始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除初期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5.18%，高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個百分點外，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86年-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98年-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為3.58%，兩者差距擴大到了3.3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體制的制約

1、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基層政府因人設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

2、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普通小學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861.64元，城鎮人均水平為1423.85元。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接受過農業職業 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力的7.3%，接受過有關資格培訓的人數僅占勞動力的5.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現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

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

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

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機構與人員膨脹嚴重。從1998年開始，中國開展了鄉鎮撤并精簡機構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個鄉鎮，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46400多個減少到39000多個。現在不少地方也正在進行撤村并村工作。隨著農業稅費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少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將逐步失去相應財力保障。因此，新一輪的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有大動作，以適應農村發展的新要求。可以考慮分幾步走直至徹底減少政府層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鄉并鎮。從水平層面徹底減少機構與人員。第二步，撤縣建市撤銷縣級政權，把鎮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層次分為中央、省、市三級，加上鎮一級派出機構，從垂直層面減少機構與人員。同時重新界定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好各級政府事權，并給予相配套的財權。從現行政權運行的機制來看，縣、鄉兩級政權職能主要是貫徹和執行中央和上級 政府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執行機構，執行機構重置只會增加行政成本，導致效率低下。農業稅的停征將使不少縣、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大為減少，人員將更加富余。根據精簡效能的原則，“3+1”的行政體制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這樣變革對發展小城鎮建設，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最終打破超穩定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積極意義。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

現行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發揮主要是依靠鄉、鎮黨委領導下的黨、政、經基層政權的組織體系，一個以農民為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社區合作組織一直就沒有建立起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必須對傳統合作組織進行改造，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制度變遷探尋農戶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順利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積極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實質上是一種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它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中相互分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連接起來，實現產、供、銷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帶動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農戶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可以有效避免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盲目性，同時也可以順利實現農產品與市場對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要不遺余力地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創業扶持與服務，安排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專項資金，較大幅度地增加對龍頭企業的投入。同時也要加 強引導與監督幫助農民與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努力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加非農經營收入

目前，農村中有5億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達2億多。2002年底與1996年相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中，非農經營收入比重已從29.26%提升到51.7%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亮點，而支撐農民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因此，如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辟“綠色”通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動是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中央為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性障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無疑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的熱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與城鎮下崗失業人員雙增的態勢不可避免。城鎮就業壓力的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構成障礙。目前，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中，農民身份并沒有變化，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愿意擺脫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經轉移的農村勞動力處于不穩定的就業狀態，難以完成形式和本質都兼備的就業領域轉移。因此必須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定農民退出農村的決心。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落實一號文件鼓勵農民自主創業的各項措施，增強轉移勞動力資本積累能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有效的轉移。

（四）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民的競爭力

目前農民素質的偏低的狀況，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因素，農民收入低又進一步影響到農民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使他們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識和技能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農村教育體制變革勢在必行。首先，調整中、小學校布局，實行資源重組，加強農村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和培訓，提高師資水平。其次，改革農村教育費用制度，嚴格實行義務教育一費制，同時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由縣、鄉（鎮）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轉換。以徹底改變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與費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強農民繼續教育和科技培訓力量。利用農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資源，創辦農民培訓學校或農民夜校，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采取多渠道的辦學模式和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參考文獻：

《十六大報告》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二OO四年“中央一號文件” “人民網”的有關數據資料

安慶市委黨校講師

錢曉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三變改革匯報材料

2018年王家墩便民服務中心郭家莊則村土地

三變改革半年工作總結

一、因地制宜，探索農村“三變”改革模式

2017年郭家莊則行政村成立了由村黨支部領導、在村委會支持下獨立運行的郭家莊則村集體經濟合作社，構建“村黨支部+村集體經濟合作社+群眾(貧困戶)”的運營模式，按照“一公告、三公示、一確認、三審核、一登記”流程進行三變改革(一公告：對土地三變領導小組及基準日公告；三公示：對人口核查、清產核資、集體入股進行公示；一確認：股東代表大會對人口核查、清產核資、集體入股的最終結果予以確認；三審核：三變改革方案、清產核資結果、成員大會決議報便民服務中心政府審核；一頒證：由縣農業局頒發合作社登記證書)，根據《王家墩便民服務中心郭家莊則村三變改革實施方案》，全體股民選舉股東代表60名，選舉產生9人小組理事會、9人小組監事會。《郭家莊則行政村三變改革方案》、郭家莊則村集體經濟合作社《章程》通過股東代表大會。設置合作社名稱為：府谷縣王家墩便民服務中心郭家莊則村集體經濟合作社。最終確定“集體資產變股權、縣產業扶貧整合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模式。

二、合理劃分股權，確保股民合法權益

郭家莊則村三變改革設“人口股”、“資金股”和“集體股”三種股

— 1 — 權，共計1285股；分別占比60%、16%、24%（其中人口股占比60%（771人），人口股每人1股，共計771股；資金股占比16%（縣產業扶貧整合資金40萬），每人占0.27股；共計205.6股，集體股占比24%，共計308.4股（其中包含貧困戶每人1股共計貧困戶優先股13股，在貧困戶退出之日起歸集體所有），縣產業扶貧整合資金及村集體土地和人口作為股權分配基礎，折股量化到每名成員，依人定股、人均0.27股、在冊貧困戶每人在0.27股的基礎上增加1股，以戶頒證。

三、商定分紅，實現收益最大共享

郭家莊則村集體經濟合作社本著“壯大集體、發展公益、實惠群眾”原則，將利潤依次提取12%公積金（集體股），用于發展生產、轉增資本和彌補虧損；提取12%公益金，用于全村集體公益性設施建設和農村公益事業、扶貧救助等；其余76%經與全體股東商定分配形式后，一次性分紅按成員家庭占股比例分紅到戶。

四、選對路子，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郭家莊則村集體經濟合作社依托當地資源優勢，選擇產業前景良好、投資回報率高、市場風險可控的規模化大紅袍花椒種植、中草藥種植、羊子養殖兩個項目為切入點，與王家便民服務中心的大紅袍花、羊肉合作社建立購銷合作伙伴關系，充分利用當前各類資金、集體資源及成員股金，開墾武家峁村大善溝慌坡土地200畝，種植大紅袍花椒8000余株，現已開墾大紅袍花椒種植地80余畝，種植花椒2400余株，預計該項目在三至五年后，除去管護、肥料等支出，每株花椒收益達到200元左右。在馬連坪村園則峁建設村集體經濟合作社種養殖基地，該項目計劃占地600畝，建成以養殖、草場、采摘園為一體的種養殖基地，項目現已平整— 2 — 養殖場建設用地20余畝，建成500平方米羊舍一座，養羊62只。今后用三至五年時間，增加牛、羊、驢的養殖規模，達到1000頭（只）。著力建立以集中種植、家庭農場、生產加工為一體的新型農業化發展服務體系。技術人員全程跟蹤，把種植戶對技術的不足進行彌補，隨時督促其對技術上進行學習并且把其種植產品當以前種植的傳統農作物一樣進行關注。把風險通過技術上的支持和種植戶的關注當中降為零。

五、項目評估與建議

對各項數據分析表明，無論是生態效益還是社會效益，發展大紅袍花椒、養羊養殖的經濟效益都十分可觀。不但解決了本村貧困勞動力就業崗位，增加了貧困戶和村民經濟收入。同時，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走出一條新路。產、供、銷一條龍產業鏈優勢，嚴把質量關，提升品牌效益，著力建立以集中種植、家庭農場、生產加工為一體的新型農業化發展服務體系。

郭家莊則村集體經濟合作社

2018年5月24日

第五篇：三變改革（xiexiebang推薦）

農村 “三變”改革六問六答

一、問：什么是“三變”改革？

答：是指通過市場化運作方式，深入開展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等三項改革，將農村集體、農民的“死資源”變為“活資產”，讓村集體和農民群眾享受到入股分紅收益，進一步增加農民經濟收入，切切實實讓農民富起來，簡稱“三變”改革。

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總書記首次提及“三變”改革，他指出，要通過改革創新，要讓貧困地區的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活起來，讓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讓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帶動貧困群眾增收。

2017年2月5日，“三變”改革作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亮點措施被寫進中央一號文件，文件指出，要從實際出發，探索發展集體經濟有效途徑，鼓勵地方開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等改革，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和實力，進一步增加群眾經濟收入，不斷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村改革發展。

二、問：“三變”改革在我國什么地方取得了顯著成效？

答：2014年以來，六盤水市探索推進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三變”改革，激活農村自然資源、存量資產、人力資本，促進了農業產業增效、農民群眾增收、農村生態增值，改革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目前，六盤水市“三變”改革已覆蓋65個鄉鎮、31個社區（街道）、881個行政村、29個省級農業園區。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163.49萬畝，整合財政資金7.83億元，撬動村集體自有資金1.26億元、農戶自有資金5.07億元、經營主體資金44.98億元參與入股。共有49.32萬農戶成為股東（其中貧困戶13.97萬戶），帶動162.03萬農民（其中貧困人口40.16萬）受益。“三變”改革六盤水市“三變”改革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和充分肯定，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多次對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在全國探索試驗推廣。2016年8月23日至24日，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財辦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的唐仁建同志（現任甘肅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省長）赴六盤水市，就“三變”改革、農業產業發展等進行考察調研，并撰寫了《萬變不離其宗：打造“股份農民”》的調研報告，認為六盤水市“三變”改革的核心是打造“股份農民”，通過集體資源調動政府資源、政府資源撬動社會資源的“雙輪驅動”，有效活化了要素資源，實現了“產業連體”“股權連心”，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積極性。

三、問：“三變”改革有哪些主要內容？

答：1.資源變資產。村集體以集體土地、森林、經濟林、草地、荒山、灘涂、水域等自然資源性資產和房屋、建設用地（物）、基礎設施等可經營性資產的使用權，通過合同或者協議方式，投資入股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經營主體，享有股份權利和股金收益分紅。2.資金變股金。以各級各部門投入到農村的發展類、扶持類財政資金（補貼類、救濟類、應急類資金除外），在不改變資金使用性質和用途的前提下，原則上可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民持有的資金，通過合同或者協議方式，量化到村集體和農戶，投資入股經營主體，享有股份權利和股金收益分紅。3.農民變股東。農民自愿以自有耕地、林地的承包經營權、住房財產權、宅基地使用權，以及資金、技術、自有大中型農機具、設施蔬菜大棚、無形資產等生產要素，通過合同或者協議方式，投資入股經營主體，享有股份權利和股金收益分紅。

四、問：“三變”改革是強制性的嗎？

答：“自愿自主”是“三變”改革遵循的第一條原則。工作中，各級各部門將充分尊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村集體和農民意愿，把選擇權交給農民，依法行政，不搞強迫命令，不搞一刀切。

五、問：“三變”改革能為農民帶來哪些收益？ 答：舉個例子，李如明是六盤水市水城縣米籮鎮的一個普通村民，也是當地知名的貧困戶，家中拖兒帶老共有6口人，名下3畝田，過去以種植玉米、土豆為主，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元。自從村里實行“三變”改革以來，他不僅用3畝農田入股了當地的一家獼猴桃種植企業，還和妻子一起在獼猴桃基地打工，管理著一片果園，除每年固定領到一定數額的紅利，獼猴桃達產后還可以拿到分紅。當了半輩子農民的李如明現在有了兩個新身份——“新股民”和“職業農民”，去年底，通過自己的努力和“三變”帶來的經濟收益，他徹底實現了脫貧，家里蓋起了新房，還有了存款。

六、問：我縣“三變”改革試點的主要實施步驟是什么？ 答：縣委、縣政府將按照積極穩妥、試點先行、風險可控的原則，以行政村為基礎實施單元開展試點工作，在每個鄉鎮選2—3個行政村開展試點，主要按照“梳理可變資本、選準主導產業、引進承接載體、帶動農戶參與、確定受益對象、落實投放資本、協商合作事項、簽訂合同協議、推進項目實施、抓好總結驗收”等“十步走”的基本流程，循序漸進、穩步推進“三變”改革。在不斷實踐、探索、完善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工作方案，形成一套科學合理、簡便易行、有序有效、風險可控的規范化操作辦法，逐步推廣到全縣344個行政村，促進“三變”改革深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