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有制企事業農民工加入工會問題的思考(藍光喜)

公有制企事業農民工加入工會問題的思考

藍光喜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

政策科學研究分會副秘書長

上傳時間:2007-3-13

關鍵詞: 農民工 權益 工會

內容提要: 農民工問題是當前廣受社會關注的問題。中國工會“十四大”提出農民工加入工會問題，為工會依法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提供了新的依據。農民工正日益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角，但由于各種原因，大部分農民工沒有加入工會或被排斥于工會之外，這使得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既沒有得以體現也難以得到有效維護。解決農民工入會問題需要轉變觀念，強化農民工自身的維權意識；推進工會改革，加大工會組建力度；完善工會制度，使工會維護工人權益的基本職能得到充分體現。

一、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客觀依據

1.農民工的身份已改變。

農民工的戶籍身份雖然依然歸屬農民，但從收入來源及工作性質上看，又和產業工人相同，他們已與普通工人群體、知識分子群體、企業經營管理者群體、機關公務員群體等一起構成了我國的職工隊伍。他們作為我國職工隊伍中的新成分，其人員總數已發展為僅次于農民而多于普通工人的第二大勞動群體。據全國總工會統計，進入城鎮在二、三產業打工的農民約有9400萬人，加上短期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人數達到1.2億，已經超過國有和集體企業的職工總數，并且每年仍以500萬人的速度增長。目前我國建筑業的90％、煤礦采掘業中的80％、紡織服務業中的60％和城市一般服務業中的50％的從業人員是農民工。農民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角。因此，組建民工工會或者將民工吸收為城市的工會會員，是順應我國產業工人主體結構變化的必然選擇。這一必然性早為歐美工業化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的歷史所證實，這些國家工會發展的歷史驗證了這一必然性。

2.將農民工吸納進工會是憲法和法律賦予農民工的法定權利。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參加工會是憲法和法律賦予我國公民（包括民工）的一項基本權利。第一，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中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規定表明，凡我國公民，無論其民族、性別、宗教信仰、職業、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如何，都享有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長期以來我國按戶籍的不同將人口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村民，在政策上總是采取厚城市居民薄農村村民的做法。從嚴格意義上講，這是有違憲法規定的平等原則的。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逐步建立，這種不平等的待遇終將成為歷史。至少目前從平等原則出發，城市人能有自己的工會組織，進城務工的民工也應當有自己的工會組織，這是憲法賦予民工的、任何人都不能剝奪的一項基本權利。第二，組建民工工會或將民工吸納進現有的工會，也是憲法賦予民工的一項政治權利。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我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結社權是公民為達到某一共同目的，依照法定程序結成某種持續性社會團體的權利。在我國傳統的政治社團里，有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有代表青年利益的共青團，有代表婦女利益的婦聯，有代表工商業者利益的工商聯等群眾組織，但一直沒有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也沒有代表民工利益的民工工會。在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 1 到非農產業后，民工理應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民工工會，或者參加現有工會組織的權利。第三，組織民工工會或將民工吸納進現有的工會，也是勞動法賦予民工的一項法定權利。勞動法第7條規定，勞動者有權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這是憲法結社權在勞動領域的具體化。組建民工工會或將民工吸納進現有的工會也是工會法所賦予的一項權利。工會法第3條規定，在中國境內的企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不分民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參加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擾和限制。這一規定表明，工會法并沒有以戶籍等身份作為組織和參加工會的資格條件，而是以中國境內的企事業單位及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作為入會的標準。按此標準，民工作為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當然享有組織或參加工會的權利。

3.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

從工會的產生看，工會是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以后的產物。在當時情況下，社會經濟矛盾表現為勞動關系雙方，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們為維護自身勞動權益而自愿組織了工會，并通過它來與雇主展開斗爭。因此，工會在當時的主要職能就是“維護和爭取勞動者的權益”，具體如提高工資、減少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等。工會作為一個在勞動關系中產生的勞動者自己的組織，必須將解決勞動者安身立命的勞動問題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否則它便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依托。在得到了全體勞動者的認同之后，工會以工人階級代言人的身份而存在，與資產階級形成了對抗之勢，這為整個社會勞動體系的協調和穩定起到了其他組織無法替代的作用。從工會發展史中可以看到，工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作用等等，但與勞動有關的內容（主要是維護職能），卻始終是工會工作的基本職能。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這種觀點通常被忽視。在很長的時期內，工會的主要作用是開展勞動競賽、群眾生產等等，工會始終處于無關痛癢的位置。經濟體制轉軌造成了從所有制結構到經濟運行機制的一系列變革，對于勞動者及代表其利益的工會來說，影響最大最直接的，就是經濟關系、勞動關系的深刻變化所引起的國家、企業職工間的利益格局的變化，這就要求工會在勞動關系日益市場化的狀況下，在維護職工利益、協調勞動關系方面發揮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現階段企業侵害農民工利益的事情時有發生，雖然《勞動法》為農民工維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個人維權的成本是巨大的，維權的過程也是艱難的，他們以個人的身份在跟資方談判中總是處于弱勢地位，無法和企業平等對話。而農民工自發成立的“同鄉會”、“打工者協會”等非規范性組織，又未能起到工會那樣的維權作用。種種現實表明，工會成為農民工的維權組織已到了勢在必行的時候了。

4.農民工加入工會的社會進步性。

首先，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發展離不開農民工。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約兩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了非農產業。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建設已經或正在作著貢獻。在建筑業、采礦業、服務業等行業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撤除農民工，整個行業都將癱瘓。由于他們向城市輸入的是低成本勞動力，這就使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經濟始終保持著較低的經濟運行成本。其次，加強城鄉交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離不開農民工。“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和民主革命時期不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農民問題不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的非農就業問題，也就是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問題。2 增加農民收入，必須減少農業人口。減少農業人口的惟一出路就是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使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成為農民工。農民工來自于農村，來自于農業生產的第一線，憑借自己的能力工作生活在城市，他們成為城鄉交流的橋梁。也正是農民工在城鄉之間穿梭來往，使城鄉之間、工農之間開始逐漸接近和交融，由此引起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改變，打破了“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格局，推動農村向工業化方向發展。不少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過程中，提高了自身素質，接觸了現代文明，掌握了市場經濟機制運作的規律，學到了專業技能，回到家鄉，辦起了屬于自己的企業，使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非農領域就業，使更多的農民轉化為農民工，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這一切給農村帶來了巨大影響，成為中國農村變化的一大動力，也是我國農民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使城鄉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使工農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

二、公有制企事業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基本情況及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企事業單位改革的不斷深化，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用工制度更加靈活多樣，一方面，單位冗員大量減少，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企業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又出現了人員短缺的結構性矛盾，從而使用了大量的非正式職工，主要是農民工。這些人分布在各個行業，而且人數多。我們調查了浙江省的金華、臺州、嘉興、寧波、溫州、麗水6個地區的75家單位，共有在職職工87435人，其中外來務工人員44870人，占職工人數的51.32％，加入工會組織的有6955人，未加入工會的有37915人，占勞務用工的84.5％。從我們調查的情況看，農民工主要集中在電業、郵電、銀行、保險、醫院、公交、自來水、建筑、新聞等單位，人數多的有上千人，少的也有近百人，這些單位招用農民工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種：第一種，用人單位與勞動力市場簽訂勞務協議，由勞動力市場根據用人單位的要求提供勞務人員，用人單位與勞動力市場進行結算，由勞動力市場向農民工支付工資，如移動公司、聯通公司、電信公司等單位都采用這種用工形式；第二種，用人單位與社區勞動服務中心簽訂用人協議，由社區派出勞務用工，并由社區派專人進行管理，醫院后勤服務人員大多是采用這種用工方式。第三種，由用人單位內部多種經營企業招聘勞務用工，并向本單位各個營業班組、科室等提供用工。第四種，協議用工。由于人事管理部們對一些熱門事業單位的用人指標卡得很嚴，而這些單位的事業發展需要又急需要人才，這樣就由用人單位自行招聘大中專院校畢業生或專業技術人才，簽訂勞動合同，享受用人單位一定的福利待遇。如醫院的協議醫生、護士、報社的協議記者等。這些企事業單位所謂的非正式職工在單位工作的時間長的達十多年，短的也有一年以上，都與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但絕大部分都沒有加入工會組織，也不享受單位的福利待遇。

從調查的情況看，近年來，浙江省大多數企事業單位工會已經認識到把農民工組織到工會中來是貫徹落實《工會法》、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需要，把這項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在組織他們加入工會及維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由于受用工制度和工會自身無法解決問題的影響，大多數單位還沒有解決農民工加入工會問題，在維護這部分人員權益和他們應享有的權利上，他們只是處于“準會員”的待遇，大多數單位在組織職工開展文體活動時，基本上能吸收他們參加，但在參加職代會履行民主權利以及享受經濟待遇等方面還是有很大的差別，與《工會法》的規定有一定的差距。

三、公有制企事業農民工未加入工會的主要原因

1.體制上的障礙和改革的不到位是制約農民工加入工會的主要原因。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用工完全是國家按指標進行分配的，企業沒有自主權，而按國家指標進的職工被認為是正式職工，是終身制的。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今天，這些身份特殊的職工也仍是企業的特殊階層，他們享有特殊的權益，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招聘的職工在權力和利益上有著迥然不同的待遇。這種差異直接導致了農民工在加入工會問題上的待遇的差異。體制上的障礙直接導致了對農民工入會問題上思想認識的不統一。許多單位沒有把農民工視作單位職工的組成部分，認為吸收他們入會會增加經濟負擔；一些工會干部怕麻煩，認為農民工入會后難管理，還會涉及到福利待遇等問題難以解決，存在著畏難情緒；部分職工也對農民工加入工會持反對意見，認為這些人加入工會會影響到自己的既得利益。

2.經濟利益問題、福利待遇和民主權益等深層次原因，導致一些單位對農民工入會問題視而不見。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客觀上存在著兩個不同群體利益之間的互相碰撞。在經濟上，正式工與臨時工的待遇天差地別，正式工從事的是重要崗位和相對輕松的工作，而且各項福利待遇沿襲計劃經濟時期的各項內容，而大量的合同工和臨時工從事的是艱苦和繁重的勞動，除了工資，基本沒有其他福利待遇；在民主權利上，農民工因為沒有參加工會，不是單位的正式職工，不能當選為職工代表大會代表，沒有民主權利；在單位的重大問題和涉及職工利益等方面沒有發言權。如果農民工加入工會，他們作為單位的職工，就要參加職代會，就要享受民主權利，就要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因此，一些單位行政和職工擔心失去控制力，擔心福利待遇受到影響。如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個別單位的合同工、臨時工的數量遠遠超過正式工，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正式職工在逐年減少。部分臨時工雖然已加入工會組織，但在享受民主權利上與正式職工是不同的，主要表現在推選職代會代表時，正式工和臨時工比例不同，使得農民工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在政治上成為“二等公民”。

3.農民工自身認識上有偏差。農民工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其法制觀念及自我保護意識淡薄，對于自身應有的權益、工會組織的性質和作用等知道不多或者全然不知，入會意識淡漠，入會愿望不強。另外，怕交每個月幾塊錢的會費。工會似乎沒有發揮什么作用，更使他們對工會產生了懷疑，影響了其入會的積極性。有部分職工擔心提這樣那樣的要求，怕丟了好不容易競爭到的飯碗，不敢提出應當享有的民主權利。這種情況在一些工作了三至五年以上的職工中存在，而在工作時間相對較短的農民工中就更為普遍，也有不少職工不了解《工會法》等法律法規，把加入工會組織當作一件很難的事而不愿主動提出。

四、加快推進公有制企事業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對策與建議

1.以加大宣傳為著力點，努力營造全社會重視的良好氛圍。

首先，通過大張旗鼓、扎實有效、形式多樣的宣傳，使各級黨政干部認識到，吸納農民工到工會是加強黨聯系職工群眾的需要，也是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需要；同時，更是政府加強對企業的管理，把勞動監察、勞動管理、社會保障等工作落實到基層，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地方經濟的要求。其次，要讓眾多的勞動用工單位明白，建立工會組織、吸收農民工入會，不是他們愿不愿意的問題，而是是否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問題。工會對農民工的維護是一種雙向的維護。通過維護，可以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企業的更大發展。第三，要使農民工明白，工會是他們自己的組織，加入工會是《工會法》等有關法律賦予他們的神圣權利，加入工會對他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十分重要，變“要我入 4 會”為“我要入會”。

2.創新建立多元工會建制，加大工會組建的力度。

在工作思路上，要打破傳統實現“四個轉變”。即由單一的工會組建模式向多種組建模式共同發展轉變；由單個企業建工會為主向成片地抓組建、整體推進為主轉變；由單純抓工會組建率向最大限度地抓職工入會覆蓋率轉變；由工會獨家抓組建向形成“黨委重視、政府支持、工會主抓、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轉變。在組織形式上，建議根據不同類型勞動關系的性質，引導和支持職工依法建立不同類型的工會組織模式，即在原有以單個企業為依托的工會建制之外，創新建立符合企業和行業特點的其他類型的工會體制。組建行業、職業工會、基層工會聯合會。如組建勞務市場工會。隨著企事業單位改革的不斷深入，勞動力派遣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勞動力使用和管理的用工模式，并被越來越多的企事業單位所接受。經過調查發現，在勞務市場組建工會，可以解決一些單位中通過勞務市場招聘的勞務用工的入會問題，提高農民工的入會率。這樣，既解決了這些社會化用工人員的入會問題，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又為勞務用工派往單位減輕了壓力。又如組建社區工會，特別是在農民工集中的社區建立工會組織，解決一些事業單位后勤服務人員入會難的問題。如很多醫院的后勤服務人員從社區服務管理中心招聘，與社區服務管理中心簽訂勞動合同，社區服務管理中心有專人進行管理，因此，通過在社區服務管理中心建立工會組織，可以有效地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再如組建臨時工會。在調查中發現，大量的農民工集中在建筑、服務行業，流動性大，發展會員的工作難度大，任務重，特別是在建筑行業，往往是一個項目開工了，就要招聘大量的工人，工程完工了，項目部就自行解散，工人也各奔東西，給職工入會帶來了許多困難。而這部分職工從事的是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職工的利益常常不能得到有效地維護。要解決建筑行業農民工的入會問題，就要改變原有的工作模式，采用新的思維方式，成立臨時工會。其次，大力推進鎮（街道）、村（社區）、企業工會的“小三級”組織網絡建設，跨地區流動的基層工會或會員，應由輸出地（單位）工會向用人單位轉移團體會員或個人會員關系，并委托用人單位工會進行管理；由用人單位與勞務中介公司簽訂勞務協議實行間接用工的，勞務公司和實際用人單位都有組織他們加入工會的責任和義務。在用人單位加入工會的，由用人單位工會管理；在勞務中介公司加入工會的，由勞務中介公司向用人單位接轉團體會員關系，委托用人單位管理，參加用人單位工會活動；大型商場、市場的廠方信息員、推銷員，如在原單位已經入會，可委托商場、市場工會代管；如在原單位未入會，則應由商場、市場組織他們入會，并可采取臨時會籍等方式進行管理。在入會形式上，要因企制宜，刪繁就簡。在堅持會員會籍管理隨勞動關系的變動而流動的原則的同時，要切實轉變作風和觀念，變“等職工來”為“到職工中去”，刪繁就簡。在領導體制上，要堅持屬地管理原則。要針對當前工會組織體制中出現的新矛盾，進一步明確工會屬地管理的原則，凡跨省或省內跨市經營的各類連鎖超市、商貿連鎖企業工會組織及管理，均由所在地工會負責；對長期跨地區流動的建筑企業，凡在輸出地已建立工會組織的，應主動與輸入地工會聯系，并實行雙重管理。要針對企業改制和分布情況，賦予鄉鎮、街道地方工會和基層工會的雙重職能，在組織形式上不強求統一，充分發揮中間層次工會組織的作用。在組織結構上，要大膽探索。如果條件成熟，建議政府設立一個專門的類似于女職工部的農民工工作部門，成員可從工會、工商、勞動、稅務、統計等部門抽調，辦公地點設在工會，以全面負責農民工的入會、合法權益的維 5 護以及協調和監督等工作。

3.完善工會制度。

現行的工會制度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按照現行的勞動法和工會法等相關的法律法規，基層工會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工會所在企業的撥款，工會的專職工作人員的工資由所在企業支付。這種任命習慣對企業的經濟依賴，往往導致基層工會難以建立，也致使基層工會喪失其獨立性。當勞資關系發生沖突時，這種基層工會很難起到其應有的作用，它們不能也無法與用人單位抗衡。因此，要使工會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必須進行改革。首先實行工會體制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工會體系。勞動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直選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組織，工會可以在企業內部建立，也可以在企業外部，由行業、產業工人組織建立行業、產業工會；勞動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工會之間，建立工會聯合會。工會與工會之間是平等的，相互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工會與工會聯合會之間關系，由工會聯合會章程來確定。從國際慣例看，大多數國家采取多元化的工會組織體系。在全國并存多個不同的工會組織，沒有一個囊括全國各種工會組織的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在雇傭單位通常可以同時存在一個以上的工會組織。其次，工會實行直選制度。實行工會主席、委員的直接選舉制度。由勞動者通過直選的方式，選舉自己心目中可以信賴的領頭人、代言人。這是工會能夠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基本前提。第三，把工會建成真正的群眾組織。一是明確政府與工會的關系。國家通過立法來規范工會行為，工會依法從事活動，一旦違法，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政府不再是工會的“婆婆”，工會也不再是政府的附屬機構。一是明確企業與工會的關系。工會依法設立，與企業一樣，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工會不再是用人單位操縱的擺設。第四，工會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工會會員的會費。如前所述，如果工會的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政府和企業，那么，工會就無法真正地獨立。在國外，用人單位對工會的物質支持，往往是被禁止或限制的。《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原則的實施公約》第2條規定：工人組織和雇主組織應享有充分的保護，以防止在組織的建立、運轉和管理等方面發生一方直接或通過代理人或會員干涉另一方的任何行為。意在促進建立受雇主或雇主組織操縱的工人組織的行為，或者通過財政手段或其他方式支持工人組織以期把它們置于雇主或雇主組織控制之下的行為，應被認為構成干涉行為。美國法律規定：控制或干涉任何一個勞工組織的成立或活動，或給它以財政或其他方式的支持是“雇主對待勞工的不公平勞工措施”；日本法律規定：對勞動者成立工會或開展工會活動進行控制或干涉，對工會活動經費的開支在財政上給以援助是“不當勞動行為”。

注釋:

[1] 農民工入會首次寫進全國工會報告[N].中國青年報，2003—09—24.[2]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切實做好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工作的通知，2003—08—07.出處:求實

第二篇：公有制企事業農民工加入工會問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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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

關鍵詞: 農民工 權益 工會

內容提要: 農民工問題是當前廣受社會關注的問題。中國工會“十四大”提出農民工加入工會問題，為工會依法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提供了新的依據。農民工正日益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角，但由于各種原因，大部分農民工沒有加入工會或被排斥于工會之外，這使得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既沒有得以體現也難以得到有效維護。解決農民工入會問題需要轉變觀念，強化農民工自身的維權意識;推進工會改革，加大工會組建力度;完善工會制度，使工會維護工人權益的基本職能得到充分體現。

一、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客觀依據

1.農民工的身份已改變。

農民工的戶籍身份雖然依然歸屬農民，但從收入來源及工作性質上看，又和產業工人相同，他們已與普通工人群體、知識分子群體、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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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管理者群體、機關公務員群體等一起構成了我國的職工隊伍。他們作為我國職工隊伍中的新成分，其人員總數已發展為僅次于農民而多于普通工人的第二大勞動群體。據全國總工會統計，進入城鎮在二、三產業打工的農民約有9400萬人，加上短期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人數達到1.2億，已經超過國有和集體企業的職工總數，并且每年仍以500萬人的速度增長。目前我國建筑業的90%、煤礦采掘業中的80%、紡織服務業中的60%和城市一般服務業中的50%的從業人員是農民工。農民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角。因此，組建民工工會或者將民工吸收為城市的工會會員，是順應我國產業工人主體結構變化的必然選擇。這一必然性早為歐美工業化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的歷史所證實，這些國家工會發展的歷史驗證了這一必然性。

2.將農民工吸納進工會是憲法和法律賦予農民工的法定權利。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參加工會是憲法和法律賦予我國公民(包括民工)的一項基本權利。第一，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中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規定表明，凡我國公民，無論其民族、性別、宗教信仰、職業、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如何，都享有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長期以來我國按戶籍的不同將人口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村民，在政策上總是采取厚城市居民薄農村村民的做法。從嚴格意義上講，這是有違憲法規定的平等原則的。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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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逐步建立，這種不平等的待遇終將成為歷史。至少目前從平等原則出發，城市人能有自己的工會組織，進城務工的民工也應當有自己的工會組織，這是憲法賦予民工的、任何人都不能剝奪的一項基本權利。第二，組建民工工會或將民工吸納進現有的工會，也是憲法賦予民工的一項政治權利。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我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結社權是公民為達到某一共同目的，依照法定程序結成某種持續性社會團體的權利。在我國傳統的政治社團里，有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有代表青年利益的共青團，有代表婦女利益的婦聯，有代表工商業者利益的工商聯等群眾組織，但一直沒有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也沒有代表民工利益的民工工會。在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后，民工理應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民工工會，或者參加現有工會組織的權利。第三，組織民工工會或將民工吸納進現有的工會，也是勞動法賦予民工的一項法定權利。勞動法第7條規定，勞動者有權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這是憲法結社權在勞動領域的具體化。組建民工工會或將民工吸納進現有的工會也是工會法所賦予的一項權利。工會法第3條規定，在中國境內的企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不分民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參加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擾和限制。這一規定表明，工會法并沒有以戶籍等身份作為組織和參加工會的資格條件，而是以中國境內的企事業單位及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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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

從工會的產生看，工會是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以后的產物。在當時情況下，社會經濟矛盾表現為勞動關系雙方，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們為維護自身勞動權益而自愿組織了工會，并通過它來與雇主展開斗爭。因此，工會在當時的主要職能就是“維護和爭取勞動者的權益”，具體如提高工資、減少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等。工會作為一個在勞動關系中產生的勞動者自己的組織，必須將解決勞動者安身立命的勞動問題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否則它便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依托。在得到了全體勞動者的認同之后，工會以工人階級代言人的身份而存在，與資產階級形成了對抗之勢，這為整個社會勞動體系的協調和穩定起到了其他組織無法替代的作用。從工會發展史中可以看到，工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作用等等，但與勞動有關的內容(主要是維護職能)，卻始終是工會工作的基本職能。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這種觀點通常被忽視。在很長的時期內，工會的主要作用是開展勞動競賽、群眾生產等等，工會始終處于無關痛癢的位置。經濟體制轉軌造成了從所有制結構到經濟運行機制的一系列變革，對于勞動者及代表其利益的工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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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影響最大最直接的，就是經濟關系、勞動關系的深刻變化所引起的國家、企業職工間的利益格局的變化，這就要求工會在勞動關系日益市場化的狀況下，在維護職工利益、協調勞動關系方面發揮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現階段企業侵害農民工利益的事情時有發生，雖然《勞動法》為農民工維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個人維權的成本是巨大的，維權的過程也是艱難的，他們以個人的身份在跟資方談判中總是處于弱勢地位，無法和企業平等對話。而農民工自發成立的“同鄉會”、“打工者協會”等非規范性組織，又未能起到工會那樣的維權作用。種種現實表明，工會成為農民工的維權組織已到了勢在必行的時候了。

4.農民工加入工會的社會進步性。

首先，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發展離不開農民工。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約兩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了非農產業。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建設已經或正在作著貢獻。在建筑業、采礦業、服務業等行業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撤除農民工，整個行業都將癱瘓。由于他們向城市輸入的是低成本勞動力，這就使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經濟始終保持著較低的經濟運行成本。其次，加強城鄉交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離不開農民工。“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和民主革命時期不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農民問題不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的非農就業問題，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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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問題。增加農民收入，必須減少農業人口。減少農業人口的惟一出路就是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使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成為農民工。農民工來自于農村，來自于農業生產的第一線，憑借自己的能力工作生活在城市，他們成為城鄉交流的橋梁。也正是農民工在城鄉之間穿梭來往，使城鄉之間、工農之間開始逐漸接近和交融，由此引起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改變，打破了“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格局，推動農村向工業化方向發展。不少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過程中，提高了自身素質，接觸了現代文明，掌握了市場經濟機制運作的規律，學到了專業技能，回到家鄉，辦起了屬于自己的企業，使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非農領域就業，使更多的農民轉化為農民工，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這一切給農村帶來了巨大影響，成為中國農村變化的一大動力，也是我國農民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使城鄉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使工農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

二、公有制企事業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基本情況及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企事業單位改革的不斷深化，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用工制度更加靈活多樣，一方面，單位冗員大量減少，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企業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又出現了人員短缺的結構性矛盾，從而使用了大量的非正式職工，主要是農民工。這些人分布在各個行業，而且人數多。我們調查了浙江省的金華、臺州、嘉興、寧波、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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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麗水6個地區的75家單位，共有在職職工87435人，其中外來務工人員44870人，占職工人數的51.32%，加入工會組織的有6955人，未加入工會的有37915人，占勞務用工的84.5%。從我們調查的情況看，農民工主要集中在電業、郵電、銀行、保險、醫院、公交、自來水、建筑、新聞等單位，人數多的有上千人，少的也有近百人，這些單位招用農民工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種：第一種，用人單位與勞動力市場簽訂勞務協議，由勞動力市場根據用人單位的要求提供勞務人員，用人單位與勞動力市場進行結算，由勞動力市場向農民工支付工資，如移動公司、聯通公司、電信公司等單位都采用這種用工形式;第二種，用人單位與社區勞動服務中心簽訂用人協議，由社區派出勞務用工，并由社區派專人進行管理，醫院后勤服務人員大多是采用這種用工方式。第三種，由用人單位內部多種經營企業招聘勞務用工，并向本單位各個營業班組、科室等提供用工。第四種，協議用工。由于人事管理部們對一些熱門事業單位的用人指標卡得很嚴，而這些單位的事業發展需要又急需要人才，這樣就由用人單位自行招聘大中專院校畢業生或專業技術人才，簽訂勞動合同，享受用人單位一定的福利待遇。如醫院的協議醫生、護士、報社的協議記者等。這些企事業單位所謂的非正式職工在單位工作的時間長的達十多年，短的也有一年以上，都與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但絕大部分都沒有加入工會組織，也不享受單位的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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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調查的情況看，近年來，浙江省大多數企事業單位工會已經認識到把農民工組織到工會中來是貫徹落實《工會法》、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需要，把這項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在組織他們加入工會及維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由于受用工制度和工會自身無法解決問題的影響，大多數單位還沒有解決農民工加入工會問題，在維護這部分人員權益和他們應享有的權利上，他們只是處于“準會員”的待遇，大多數單位在組織職工開展文體活動時，基本上能吸收他們參加，但在參加職代會履行民主權利以及享受經濟待遇等方面還是有很大的差別，與《工會法》的規定有一定的差距。

三、公有制企事業農民工未加入工會的主要原因

1.體制上的障礙和改革的不到位是制約農民工加入工會的主要原因。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用工完全是國家按指標進行分配的，企業沒有自主權，而按國家指標進的職工被認為是正式職工，是終身制的。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今天，這些身份特殊的職工也仍是企業的特殊階層，他們享有特殊的權益，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招聘的職工在權力和利益上有著迥然不同的待遇。這種差異直接導致了農民工在加入工會問題上的待遇的差異。體制上的障礙直接導致了對農民工入會問題上思想認識的不統一。許多單位沒有把農民工視作單位職工的組成部分，認為吸收他們入會會增加經濟負擔;一些工會干部怕麻煩，認為農民工入會后難管理，還會涉及到福利待遇等問題難以解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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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畏難情緒;部分職工也對農民工加入工會持反對意見，認為這些人加入工會會影響到自己的既得利益。

2.經濟利益問題、福利待遇和民主權益等深層次原因，導致一些單位對農民工入會問題視而不見。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客觀上存在著兩個不同群體利益之間的互相碰撞。在經濟上，正式工與臨時工的待遇天差地別，正式工從事的是重要崗位和相對輕松的工作，而且各項福利待遇沿襲計劃經濟時期的各項內容，而大量的合同工和臨時工從事的是艱苦和繁重的勞動，除了工資，基本沒有其他福利待遇;在民主權利上，農民工因為沒有參加工會，不是單位的正式職工，不能當選為職工代表大會代表，沒有民主權利;在單位的重大問題和涉及職工利益等方面沒有發言權。如果農民工加入工會，他們作為單位的職工，就要參加職代會，就要享受民主權利，就要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因此，一些單位行政和職工擔心失去控制力，擔心福利待遇受到影響。如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個別單位的合同工、臨時工的數量遠遠超過正式工，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加，正式職工在逐年減少。部分臨時工雖然已加入工會組織，但在享受民主權利上與正式職工是不同的，主要表現在推選職代會代表時，正式工和臨時工比例不同，使得農民工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在政治上成為“二等公民”。

3.農民工自身認識上有偏差。農民工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其法制觀念及自我保護意識淡薄，對于自身應有的權益、工會組織的性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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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等知道不多或者全然不知，入會意識淡漠，入會愿望不強。另外，怕交每個月幾塊錢的會費。工會似乎沒有發揮什么作用，更使他們對工會產生了懷疑，影響了其入會的積極性。有部分職工擔心提這樣那樣的要求，怕丟了好不容易競爭到的飯碗，不敢提出應當享有的民主權利。這種情況在一些工作了三至五年以上的職工中存在，而在工作時間相對較短的農民工中就更為普遍，也有不少職工不了解《工會法》等法律法規，把加入工會組織當作一件很難的事而不愿主動提出。

四、加快推進公有制企事業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對策與建議

1.以加大宣傳為著力點，努力營造全社會重視的良好氛圍。

首先，通過大張旗鼓、扎實有效、形式多樣的宣傳，使各級黨政干部認識到，吸納農民工到工會是加強黨聯系職工群眾的需要，也是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需要;同時，更是政府加強對企業的管理，把勞動監察、勞動管理、社會保障等工作落實到基層，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地方經濟的要求。其次，要讓眾多的勞動用工單位明白，建立工會組織、吸收農民工入會，不是他們愿不愿意的問題，而是是否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問題。工會對農民工的維護是一種雙向的維護。通過維護，可以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企業的更大發展。第三，要使農民工明白，工會是他們自己的組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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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會是《工會法》等有關法律賦予他們的神圣權利，加入工會對他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十分重要，變“要我入會”為“我要入會”。

2.創新建立多元工會建制，加大工會組建的力度。

在工作思路上，要打破傳統實現“四個轉變”。即由單一的工會組建模式向多種組建模式共同發展轉變;由單個企業建工會為主向成片地抓組建、整體推進為主轉變;由單純抓工會組建率向最大限度地抓職工入會覆蓋率轉變;由工會獨家抓組建向形成“黨委重視、政府支持、工會主抓、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轉變。在組織形式上，建議根據不同類型勞動關系的性質，引導和支持職工依法建立不同類型的工會組織模式，即在原有以單個企業為依托的工會建制之外，創新建立符合企業和行業特點的其他類型的工會體制。組建行業、職業工會、基層工會聯合會。如組建勞務市場工會。隨著企事業單位改革的不斷深入，勞動力派遣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勞動力使用和管理的用工模式，并被越來越多的企事業單位所接受。經過調查發現，在勞務市場組建工會，可以解決一些單位中通過勞務市場招聘的勞務用工的入會問題，提高農民工的入會率。這樣，既解決了這些社會化用工人員的入會問題，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又為勞務用工派往單位減輕了壓力。又如組建社區工會，特別是在農民工集中的社區建立工會組織，解決一些事業單位后勤服務人員入會難的問題。如很多醫院的后勤服務人員從社區服務管理中心招聘，與社區服務管理中心簽訂勞動合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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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服務管理中心有專人進行管理，因此，通過在社區服務管理中心建立工會組織，可以有效地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再如組建臨時工會。在調查中發現，大量的農民工集中在建筑、服務行業，流動性大，發展會員的工作難度大，任務重，特別是在建筑行業，往往是一個項目開工了，就要招聘大量的工人，工程完工了，項目部就自行解散，工人也各奔東西，給職工入會帶來了許多困難。而這部分職工從事的是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職工的利益常常不能得到有效地維護。要解決建筑行業農民工的入會問題，就要改變原有的工作模式，采用新的思維方式，成立臨時工會。其次，大力推進鎮(街道)、村(社區)、企業工會的“小三級”組織網絡建設，跨地區流動的基層工會或會員，應由輸出地(單位)工會向用人單位轉移團體會員或個人會員關系，并委托用人單位工會進行管理;由用人單位與勞務中介公司簽訂勞務協議實行間接用工的，勞務公司和實際用人單位都有組織他們加入工會的責任和義務。在用人單位加入工會的，由用人單位工會管理;在勞務中介公司加入工會的，由勞務中介公司向用人單位接轉團體會員關系，委托用人單位管理，參加用人單位工會活動;大型商場、市場的廠方信息員、推銷員，如在原單位已經入會，可委托商場、市場工會代管;如在原單位未入會，則應由商場、市場組織他們入會，并可采取臨時會籍等方式進行管理。在入會形式上，要因企制宜，刪繁就簡。在堅持會員會籍管理隨勞動關系的變動而流動的原則的同時，要切實轉變作風和觀念，變“等職工來”為“到職工中去”，刪繁就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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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體制上，要堅持屬地管理原則。要針對當前工會組織體制中出現的新矛盾，進一步明確工會屬地管理的原則，凡跨省或省內跨市經營的各類連鎖超市、商貿連鎖企業工會組織及管理，均由所在地工會負責;對長期跨地區流動的建筑企業，凡在輸出地已建立工會組織的，應主動與輸入地工會聯系，并實行雙重管理。要針對企業改制和分布情況，賦予鄉鎮、街道地方工會和基層工會的雙重職能，在組織形式上不強求統一，充分發揮中間層次工會組織的作用。在組織結構上，要大膽探索。如果條件成熟，建議政府設立一個專門的類似于女職工部的農民工工作部門，成員可從工會、工商、勞動、稅務、統計等部門抽調，辦公地點設在工會，以全面負責農民工的入會、合法權益的維護以及協調和監督等工作。

3.完善工會制度。

現行的工會制度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按照現行的勞動法和工會法等相關的法律法規，基層工會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工會所在企業的撥款，工會的專職工作人員的工資由所在企業支付。這種任命習慣對企業的經濟依賴，往往導致基層工會難以建立，也致使基層工會喪失其獨立性。當勞資關系發生沖突時，這種基層工會很難起到其應有的作用，它們不能也無法與用人單位抗衡。因此，要使工會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必須進行改革。首先實行工會體制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工會體系。勞動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直選的方式建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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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工會可以在企業內部建立，也可以在企業外部，由行業、產業工人組織建立行業、產業工會;勞動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工會之間，建立工會聯合會。工會與工會之間是平等的，相互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工會與工會聯合會之間關系，由工會聯合會章程來確定。從國際慣例看，大多數國家采取多元化的工會組織體系。在全國并存多個不同的工會組織，沒有一個囊括全國各種工會組織的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在雇傭單位通常可以同時存在一個以上的工會組織。其次，工會實行直選制度。實行工會主席、委員的直接選舉制度。由勞動者通過直選的方式，選舉自己心目中可以信賴的領頭人、代言人。這是工會能夠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基本前提。第三，把工會建成真正的群眾組織。一是明確政府與工會的關系。國家通過立法來規范工會行為，工會依法從事活動，一旦違法，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政府不再是工會的“婆婆”，工會也不再是政府的附屬機構。一是明確企業與工會的關系。工會依法設立，與企業一樣，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工會不再是用人單位操縱的擺設。第四，工會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工會會員的會費。如前所述，如果工會的經費來源主要來自政府和企業，那么，工會就無法真正地獨立。在國外，用人單位對工會的物質支持，往往是被禁止或限制的。《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原則的實施公約》第2條規定：工人組織和雇主組織應享有充分的保護，以防止在組織的建立、運轉和管理等方面發生一方直接或通過代理人或會員干涉另一方的任何行為。意在促進建立受雇主或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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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組織操縱的工人組織的行為，或者通過財政手段或其他方式支持工人組織以期把它們置于雇主或雇主組織控制之下的行為，應被認為構成干涉行為。美國法律規定：控制或干涉任何一個勞工組織的成立或活動，或給它以財政或其他方式的支持是“雇主對待勞工的不公平勞工措施”;日本法律規定：對勞動者成立工會或開展工會活動進行控制或干涉，對工會活動經費的開支在財政上給以援助是“不當勞動行為”。

注釋:

[1] 農民工入會首次寫進全國工會報告[N].中國青年報，2003—09—24.[2]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切實做好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工作的通知，2003—08—07.出處:求實

第三篇：農民工加入工會小常識(四)

農民工加入工會小常識(四)

加入工會一般有哪些程序？

《中國工會章程》第二條規定：“職工加入工會，須由本人自愿申請，經工會小組討論通過，基層委員會批準并發給會員證。”

一、本人申請：加入工會，一般先由本人向所屬的基層工會下轄的工會小組長口頭申請，撰寫好規范統一的入會申請書交工會小組討論。

二、工會小組討論、通過：工會小組長收到農民工本人撰寫的入會申請書（如果是他人代寫的，須由本人簽名或蓋章，以證明本人確屬自愿）后，會及時提交工會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的內容是：是否符合入會條件；是否屬個人自愿；是否符合入會手續三個重點。

凡夠條件的，又符合入會手續的通過；不夠條件、或不符合手續沒通過的，會在一周內通知本人，由工會小組長找其談話，講明原因。

三、基層工會委員會批準：工會小組討論通過后，會及時向申請人發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會員登記表》，由申請人填寫其相關欄目后，工會小組簽署“同意入會”意見，提交基層工會委員會批準。

如果工會小組與基層工會委員會間設有車間分會，所在車間分會一般情況下無批準權，但必須加蓋分會公章，以示同意。

怎樣在家鄉加入工會？

在家鄉（輸出地）加入工會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即成建制和非成建制入會方式。

一、成建制入會方式。

所謂成建制，就是組建農民工自己管理自己的組織，并有專門的輸出機構明確責任人和聯絡員，統一負責務工前的聯系和務工中的跟蹤服務，也就是經常說的“訂單勞務”。

成建制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加入工會，入會手續一般由輸出機構下設的基層工會統一辦理，只需按規定提供相應的材料即可。到達務工地后，輸出機構工會一并將所有成建制農民工會員關系轉入用工企業工會，接受企業工會和輸出機構工會的“雙重領導”。農民工與用工企業解除勞動關系后，返鄉務農的，會籍關系仍然保留。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所在用工單位尚未成立工會組織，可根據自己所從事的行業性質和用工單位的隸屬關系、所在區域等實際情況，選擇單位所在地的工會組織接續會員關系。

二、非成建制入會方式。

非成建制農民工外出務工，是不通過輸出機構統一組織，單獨或者結伴到城市務工的就業方式。

非成建制農民工外出務工前，可按照正常入會程序，先向所在地工會組織按照正常程序入會。到達務工地務工時，應盡快與用工單位工會取得聯系，憑會員證直接到用工單位工會辦理會員組織關系轉接手續，成為用工單位工會正式會員。

如果用工單位尚未成立工會組織，可持會員證依據自己所從事的行業性質和用工單位的隸屬關系、所在區域等實際情況，選擇單位所在地的工會組織接續會員關系。

怎樣在務工地加入工會？

一、在用工企業工會入會。

在務工企業直接加入工會，是最為便捷、最為有效的入會方式，只需同樣按照先申請，后經過工會小組批準，再經基層工會審批這一正常程序即可入會。

二、在社區工會入會。

如果務工企業尚未建立工會，在社區加入工會不失為一種較好的方式，特別適合那些在小餐飲、小門店、小超市等“五小”經營實體和靠做家政服務、臨時工的農民工加入工會。

三、在街道工會入會。

如果上述兩個機構都未組建工會組織，可選擇在街道工會入會。

四、在行業工會入會。

行業工會是近年來在行業協會中組建起來的同一行業職工自愿結合的群眾組織，較為適合那些從事同一行業的人員較多，務工單位行業、特性非常明顯的農民工，如從事建筑業、出租車司機、紡織工人等行業的農民工。

五、在園區工會入會。

園區工會就是指在工業園區、工業開發區等新建企業相對集中的園區成立的工會聯合會的組織模式，主要是維護和服務功能。

此外，近年來還有樓宇工會、施工項目工會、零工市場工會等新興的工會組織存在，農民工可根據自身情況選擇性地加入工會組織。（本刊綜合）

第四篇：國家公務員最新時事：我國四成農民工加入工會

國家公務員最新時事：我國四成農民工加入工會

5年前，王海霞作為首批農民工代表，參加了工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5年后的今天，她再次代表農民工參加工會十六大，身后的農民工會員已有1.1億，占2.6億農民工四成以上。

1995年末，王海霞來到沈陽打工，陌生的環境，讓她感到茫然無助。2006年的一天，打工11年的王海霞從報紙上看到農民工可以加入工會的消息，她就來到了沈陽市農民工維權中心要求入會。

隨著越來越多農民進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把他們吸納到工會，組織起來、切實維權逐漸成為各級工會的工作重心。在各級工會實踐基礎上，全總2010年制定了《2011-2013年推動企業普遍建立工會組織工作規劃》，其中著重提出要最廣泛地把包括農民工、勞務派遣工在內的廣大職工吸收到工會組織中來。

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加入工會，農民工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亮，農民工的權益保障也不斷加強。工會十五大時，像王海霞這樣的農民工代表有47名。到工會十六大，農民工代表達到75名。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權益訴求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不再是僅僅滿足于經濟上的獲得，同時對穩定的居住場所、享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也有較高的需求。

2011年9月，已經成為沈陽魯園農民工業余學校校長的王海霞，拿到了沈陽市為農民工提供的公租房的鑰匙，讓她在城市中有了一個自己的家。像沈陽一樣，各地、各部門對農民工群體的幫扶力度也在不斷加大。

根據全總的統計，近5年來，全國總工會共爭取中央財政補助全國困難勞模、幫扶困難職工及農民工專項資金53.5億元;各級工會籌集幫扶資金137.7億元，日常幫扶困難職工和農民工3810.3萬人次;籌集助學款46億元，共幫助336.6萬名困難職工和農民工子女走進了校園。

5年前，王海霞作為首批農民工代表，參加了工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5年后的今天，她再次代表農民工參加工會十六大，身后的農民工會員已有1.1億，占2.6億農民工四成以上。

國家公務員考試網http://bj.offcn.com/html/guojiagongwuyuan/

1995年末，王海霞來到沈陽打工，陌生的環境，讓她感到茫然無助。2006年的一天，打工11年的王海霞從報紙上看到農民工可以加入工會的消息，她就來到了沈陽市農民工維權中心要求入會。

隨著越來越多農民進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把他們吸納到工會，組織起來、切實維權逐漸成為各級工會的工作重心。在各級工會實踐基礎上，全總2010年制定了《2011-2013年推動企業普遍建立工會組織工作規劃》，其中著重提出要最廣泛地把包括農民工、勞務派遣工在內的廣大職工吸收到工會組織中來。

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加入工會，農民工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亮，農民工的權益保障也不斷加強。工會十五大時，像王海霞這樣的農民工代表有47名。到工會十六大，農民工代表達到75名。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的權益訴求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不再是僅僅滿足于經濟上的獲得，同時對穩定的居住場所、享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也有較高的需求。

2011年9月，已經成為沈陽魯園農民工業余學校校長的王海霞，拿到了沈陽市為農民工提供的公租房的鑰匙，讓她在城市中有了一個自己的家。像沈陽一樣，各地、各部門對農民工群體的幫扶力度也在不斷加大。

根據全總的統計，近5年來，全國總工會共爭取中央財政補助全國困難勞模、幫扶困難職工及農民工專項資金53.5億元;各級工會籌集幫扶資金137.7億元，日常幫扶困難職工和農民工3810.3萬人次;籌集助學款46億元，共幫助336.6萬名困難職工和農民工子女走進了校園。

文章來源：中公教育北京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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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提高對農民工加入工會的認識

提高對農民工加入工會的認識

農民工，是在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富余勞動力進行非農轉移和異地就業中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目前，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現實中，農民工都已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正視農民工的社會地位和作用，充分認識新時期工人階級隊伍外延和內涵上發生的深刻變化，不斷提高對農民工加入工會的認識，是各級工會組

織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站在發展的前沿：從推進城鎮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看，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后備軍，農民工是工人階級的新生力量。黨的十六大指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根據全面小康的實現指標，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要達到56％。這就意味著今后每年要有1300萬農民進入城鎮，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有越來越多的農民會成為工人，成為工人階級隊伍的新成員。工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必須順應歷史發展趨勢，著眼于統籌城鄉和經濟社會與人的全面協調發展，著眼于建設一支團結統一的、強大的工人階級隊伍，接受農民工已經走進并將繼續走進工人階級隊伍這一現實，真正把農民工納入工人階級的范疇，在鞏固原有工會會員的基礎上，關注和吸收新的職工群體，特別是明顯處于弱勢的農民工隊伍，使工會真正成為面向所有勞動者、面向工人階級全體成員的群眾組織。

站在維權的基點：從農民進城務工所遇到的問題和勞動的屬性看，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具有客觀的現實性。農民工是我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農民進城務工后，易受到社會歧視、就業歧視和利益侵害，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作為從農村走入城市依靠工資收入的勞動者，農民工所從事的工作，都是屬于產業工人的性質，與農民在土地上從事農業勞動已經沒有任何職業上的相似之處。他們與農村惟一的“天然臍帶”只不過是原農村戶籍所在地仍擁有的責任田而已。農民工在職業上已經實現了從農民向工人的轉變，在客觀上具有了工人階級的屬性，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新鮮血液和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農民工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我們不應該只承認他們的勞動，而不承認他們作為勞動者應享有的平等權益。面對農民工工資拖欠現象嚴重、超時加班加點普遍、勞動安全衛生缺乏有效保障等嚴峻的現實問題，面對農民工迫切需要表達和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強烈的組織需求，工會不應該也不能缺位。承擔起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職責，是黨賦予各級工會的神圣責任和莊嚴使命。工會要通過辦好事、做實事、解難事，來增強工會對農民工的吸引力，讓他們真正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感受到工人階級隊伍大家庭的溫暖，感受到工會組織的溫暖。

站在政治的高度：從工會組織需要發揮的“三個作用”來看，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具有長遠的戰略性。我國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工人階級不僅要有質的提高，而且還要有量的擴大，使工人階級具有先進性和群眾性的雙重屬性，實現質和量的統一。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發展壯大，一個重要的補充源頭在于農村和農民。農民工一頭連著農村、農民，一頭連著城市、工人。作為個體，農民工存在著重新回歸農民的可能性，但作為一個源源不絕的新群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他們將實現從農民到工人的轉變是必然的趨勢。因而，農民工加入工會不僅僅是要解決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給予農民工應有的國民待遇等問題，而是事關我們國家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工人階級隊伍的問題。最大限度地把已經屬于或將會屬于工人階級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民工”吸收到工會中來，強化他們的階級意識，增強他們的組織觀念，從而不斷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和引導，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的重要方面，是工會更好地發揮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國家政權的社會支柱作用、表達與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作用，努力為改革發展穩定服務的重要途徑。

站在群眾的立場：從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重點難點看，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具有十分的緊迫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根本利益。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完成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的歷史跨越，重點是農民，難度在農村，關鍵是農業。沒有發達的農業，沒有繁榮的農村，沒有殷實的農民，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全面小康。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這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是許多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并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道路，是我國沿海各省總結出的成功經驗。“出路，出路走出去才有路；困難，困難在家呆著總困難”。有調查顯示，全國農民收入的17％來自勞務收入；在勞務輸出大省安徽和四川，這個比例高達30％。只有把農民轉化為工人，農民脫貧致富才有希望。各級工會要從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農民工問題的本質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解決農民問題。要通過工會的組織形式，把農民工組織起來闖市場，團結互助求發展，不斷提高農民工就業的穩定性和競爭力，有效解決農民工外出務工無序流動、權益易受侵犯等問題，為農民增收、農業發展和農村穩定，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工會應有的貢獻。

站在責任的角度：從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要求看，吸收農民工加入工會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我們黨是執政黨，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不能停留在口號和一般要求上，必須圍繞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來落實。農民工作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他們的貢獻關乎社會的發展，他們的冷暖關乎社會的穩定。始于去年年底的農民工工資“清欠風暴”，使農民工的境遇和命運引起了全社會前所未有的集中關注，加大對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已成為整個社會的廣泛共識。工會作為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為職工利益的表達者和維護者，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的應有之責。而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必須首先把農民工組織起來，吸收到工會中來，使農民工通過組織化的方式，實現“組織起來，切實維權”。組織起來在一定意義上是團結起來，凝聚起來，壯大起來，最大限度地把廣大農民工組織到工會中來，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農民工投入城市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維護廣大農民的合法權益。也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增加工會組織的活力和戰斗力,才能發揮工會組織的維權作用,努力做到替職工說話，為職工辦事，解職工之難，幫職工謀利，不斷推動《勞動法》、《工會法》等關系職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規得到有效貫徹實施，推動更具根本意義的改革，實現農民工“權益困境”的最終破解，使城市真正成為農民工的謀生之地，創業之基，精神家園。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