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如何保護農民工權益問題的思考

關于如何保護農民工權益問題的思

考

農民工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市煤炭、造紙、耐材、建材等行業發展迅速，吸引了大批外來農民到我市就業、創業和發展。目前在我市務工就業的外來人員已達8萬人，加上本地就業的農民，我市的農民工超過14萬人。這些人員大多來自農村，多數在煤礦、建材、耐材、建筑、餐飲、服務等行業和其他臟、累、苦、險等工種崗位工作，為我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成為促進我市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屢屢受到侵犯，尤其是

一些私營企業主，只重經濟效益，不重視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因此，如何保護好農民工的權益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農民工權益保護存在的問題

（一）勞動關系不規范。2005年上半年人事勞動局對全市的磚瓦窯廠、石灰石料廠、小煤礦的用工情況進行了專項治理，共檢查了376家用工單位（其中磚廠64家，石灰石料廠127家，小煤礦185家），這些單位共使用農民工15172人（其中磚廠1996人，石灰石料廠1924人，小煤礦11252人）。檢查中發現，有144家單位沒有或未完全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其中磚廠29家涉及農民工759人，石灰石料廠45家涉及農民工1222人，小煤礦78家涉及農民工51人），無證經營63家（其中磚廠54家，石灰石料廠9家）。檢查中發現，目前我市的用工秩序比較混亂，大部分磚廠沒有營業執照，不具備用工資格；部分用人單位沒有按《勞動法》要求與勞

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或合同到期后沒有及時續簽。部分已簽訂的勞動合同也存在著許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內容和條款。如一些從事建筑、采礦等危險行業的用工單位私下與農民工簽訂”事故責任自負”的“生死合同”。

（二）部分農民工勞動權利受到侵害。主要表現在：一是加班不給或少給加班工資。多數農民工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待遇低。一些私營企業，每天工作時間在10個小時以上，有的高達18個小時，超時工作現象嚴重。二是拖欠甚至拒絕給付工資和其它福利待遇。我市在農民工合法權益保護方面存在不少問題：如非法使用童工，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拖欠工資，收取抵押金，強迫勞動等行為。2003年勞動部門接待舉報投訴266起，查處違法案件93起，涉及職工3250人，共追回工資萬元，退還押金3萬多元，補交社會保險金17萬元；2004年接待舉報投訴346起，立案查處128起，涉及職工4271人，共為勞

動者追回工資萬元，返還押金萬元，補繳社會保險費萬元。2005年春節前到現在，勞動部門已接待職工舉報上訪119次，涉及勞動者670人，立案處理41起，協調處理16起，為勞動者追回工資萬元，返還押金萬元。三是休息休假權利沒有落實。不少用人單位在元旦、春節和國際勞動節等國家法定的節假日也不讓農民工休息。四是工作環境惡劣，缺乏勞動保護。有的用人單位不給農民工配發必要的勞動保護用品，農民工經常進行“沒遮攔”作業，導致農民工職業病發病率較高，容易造成傷亡事故。

（三）社會保障權利缺失。目前我市大部分用人單位還沒有為農民工進行社會保險登記，不給農民工買社會保險，農民工在年老、患病、工傷、失業的情況下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沒有保證。

（四）社會權益得不到尊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歧視。農民工這一稱謂不僅是對民工身份與職業分離的形象描述，也是一種歧視性稱謂。

隨著農民工在城市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城市對農民工的認識正逐步深化。但是，城市對農民工的社會排斥現象仍然存在；二是農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教育。城市學校入學的戶籍體制使很多農民工子女不能進入學校接受教育，既使能夠進入學校學習也需要繳納高額的借讀費。

二、建議

（一）完善權益保護的政策機制。一是要盡快出臺農民工權益保障的相關政策。進一步完善《勞動法》的配套管理措施，盡快制定有關農民工工資支付的規定和辦法，建立起勞動者工資支付責任制和預警制度，對拖欠工資的企業進行懲治。二是加強勞動合同管理。以勞動合同執法檢查等形式推進勞動合同全面普及，實現勞動關系合同化和規范化。三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險登記制度，讓廣大農民工都能參加社會保險，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

（二）加強就業前培訓工作。重點

搞好兩個培訓：一是職業技能培訓。通過培訓，提高農民工的勞動技能和勞動力價值。二是做好農民工維權教育。通過教育使農民熟悉法律，提高農民工運用法律維權的意識。

（三）轉變城市主體的管理理念。城市管理部門要轉變管理觀念，實行積極的農民工管理政策，取消對農民工的各項歧視。要多增設一些學校，接納農民工子女上學，不增收其他費用，確保農民工子女正常上學。

（四）加大執法力度和提供法律援助。勞動保障部門要加大勞動執法檢查力度，嚴厲查處侵害農民工權益的用人單位，打擊非法職業中介，確保用工市場信息準確。司法行政部門要在農民工集中的地方開展法規咨詢服務，常年為農民工提供幫助，法律援助中心及法律服務機構要及時為外出農民工提供代理、辯護等幫助。

第二篇：農民工權益問題

農民工權益問題摘要：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是和諧社會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可現實中，農民工工資待遇低。社會保障、政治權利、文化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障，由此引發了各種矛盾與沖突。唯有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加強勞動執法，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安全網，重賦其文化教育權利，建立媒體常態的報道機制，才是較優的解決之道。

建構和諧社會的關鍵在于切實保障社會各階層的合法權益，2億農民工的權益理所當然成為其中的應有之義。可現實中，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屢遭侵害，由此而引發的各種矛盾與沖突危及社會穩定，已成為踐行和諧社會理念的重大障礙。

一、農民工權益的現實敘事

現實中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屢屢遭受侵害，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經濟權益受損

1．勞動安全衛生條件較惡劣，工資待遇低還常被拖欠。農民工就業的企業大多設施簡陋，環境惡劣，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勞動保護，有些企業甚至讓他們在有毒的環境中工作，并采取輪換的辦法，使其在尚未發病時被打發走以逃避責任。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統計，全國每年因工傷致殘人員近70萬。其中農民工占大多數。農民工從業人數較高的煤炭生產企業，每年因事故死亡6000多人。工傷和職業病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即使如此，盡管國家采取了追討工資專項行動，但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前清后欠現象仍較普遍。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抽樣調查，仍有10％的農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資7個月。

2．社會保障權利缺失。由于現行的城鎮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和企業的認識差距等因素，絕大多數農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會保障。調查數據顯示，目前農民工工傷保險的參保率僅為12.9％，醫療保險的參保率為10％左右，養老保險的參保率為15％左右，許多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和經濟賠償，拖著傷殘的身體回到原籍，成為農村新的貧困戶。

(二)政治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障

1．參與城市政治的權利被邊緣化。憲法規定：凡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享有各項政治權利。可是農民工雖為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貢獻，卻因為政治權利屬地賦予緣故，不能和市民一樣參政議政，不能選舉自己的利益代表，失去了話語權(調查顯示，80％的農民工沒有參與所在城市社區的選舉)，其權益只能通過

其他階層和間接渠道來反映，例如，傳媒的道德同情心、學者的正義感以及相關部門官員的關心等。

2．戶籍所在地的政治權利無法充分實現。由于回鄉參選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往返的交通費用、誤工的收入損失、回鄉的額外支出(走親訪友所支付的費用)等等。許多民工比較在城做工的收益和回鄉參選的私人成本后，主動放棄了回原籍參加村民自治選舉等政治權利。與選舉支出的私人性相比，選舉成立的村委會是以公共產品形象出現的，所具有的公共性使民工的選舉收益很難量化，因而放棄選舉權也就情由可原了。

(三)文化權利及子女受教育權缺位

1．農民工缺乏基本的文化娛樂，職業培訓權難以落實。雖然城市娛樂生活豐富，但大多農民工收工后就蝸居在狹小的“工棚”里，主要的休閑方式排序為：打牌41.73％，看電視37.46％，聽收音機38.86％，聊天32.81％，看書報18.33％，外面的生活幾乎與其無關。職業培訓權方面，由于大多數民工只具有初中或更低的文化，其中受過技術培訓的僅占9.1％，與企業的崗位要求差距很大，理應接受教育與培訓。但他們自身沒有足夠的財力和精力，企業則顧慮他們就業的流動性而不愿組織培訓，致使其技能素質不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2．民工進城子女義務教育權缺失。獲得義務教育，是每個適齡兒童應有的權利，可現行義務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按戶籍歸口入學，許多地方沒有將進城農民工子女納入當地義務教育體系。盡管中央三令五申。農民工子女要想進入城市學校就讀，每學期仍必須交納一定數額的借讀費。許多人只好讓子女就讀民工子弟學校，而民工子弟學校由于得不到當地政府的財政支持，只有依靠高收費維持運轉，加重了農民工的子女教育負擔。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在京的6～14歲的民工子女達10萬余人，而其入學率僅為12.5％，可以說“現在的外來工子女受教育現狀完整地復制了中國城鄉之間不平等的關系，也損害了基礎教育的義務性、公平性、完整性的原則”。

二、農民工權益受損溯源

農民工權益受損，涉及社會各個方面，既包括戶籍制度、法律體系、教育管理和媒體報道等外因，也包括農民工自身原因。

(一)戶籍制度的歷史原因。農民工是二元戶籍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在職業上他們是工人，身份上卻是農民，這種職業與戶籍的矛盾使得他們維權時處于弱勢。而且因為農民身份，當城市職工普遍享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五大保險時，他們卻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外，極少有單位為他們辦理保險。當他們生活遭遇困難時，也就不可能有相應的措施及時提供救助。

(二)現行維護民工權益法律有待進一步完善。勞動監察乏力。我國還沒有專門維護民工權益的法律，雖有《勞動法》，但其中的許多規定缺乏操作性，也沒有具體的處罰辦法，而且勞動監察部門的執法手段十分單薄，年終集中整

治欠薪時，執法部門也只能幫民工討回工資。雖然監察部門有權進入企業檢查，但由于人員嚴重短缺，使之無法落實。據統計，廣東現有專職勞動監察員1161名，而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約2500多萬人，平均每個監察員要負責2萬名以上職工和近千家企業的監督檢查工作，遠遠超過國家規定的l：8000的比例，導致監察人員疲于應付，只能依賴年關時節運動式的大檢查，農民工權益維護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三)農民工自身因素。整體而言，農民工素質較低，法律和維權意識淡薄，很少有人主動和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導致不法雇主有機可乘。調查顯示，對于《勞動法》只有10.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54.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18.7％的人只是“聽說過，但不知道是咋回事”，還有15.8％的人甚至“聽都沒有聽說過”。其次，農民工組織化程度較低。沒有組織就沒有力量，也就沒有話語權，不能訴求利益。雖然全國總工會十四大會議報告肯定了“進城務工人員是工人階級隊伍的新成員”，但目前農民工加入工會的比例仍很低。

(四)農民工在媒體中缺乏話語權。近年來，雖然報紙數量增加到兩千多種，但多以面向市民的晚報、都市報為主，專門辦給農民工看的幾乎沒有，其中的綜合類報刊，留給農民工的版面和篇幅也是少之又少。譬如，2004年的《解放日報》，每月農民工稿件數量均值一直徘徊于1.58～1.97篇的低水平，春節高峰時期的最高值也只有6篇。

三、農民工權益保障的路徑探析

和諧社會的建設離不開農民工的參與，只有保障其合法權益，才能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妥善解決進城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加快戶籍改革，已是大勢所趨。雖然全國性措施還沒出臺，但各地可從實際出發進行改革，同時統籌相關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制度，賦予農民工“市民待遇”。在城務工的民工，只要有固定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就可以辦理城鎮常住戶口。而有關農民工進城子女的教育問題，各地也應順應民心，把它納入城市的社會事業發展規劃之中；鼓勵公立學校積極接納民工子女入學；通過設立助學金、減免費用等方式，幫助家庭困難的民工子女入學；盡快將民工子弟學校納入現行管理體制中，引導其健康發展，促使它們從“合法”到“合格”。

(二)完善法律體系，加強勞動執法。雖然《農民工權益保護法》還沒有制定，但各地可從需要出發制定相應法規，對用工不簽合同、收押金扣證件、延長勞動時間、克扣工資等侵犯農民工權利的行為，給出具體的、操作性強的懲罰標準。對那些拖欠工資比較嚴重的行業(如建筑業)，還應執行工資支付擔保制度，建筑和施工企業在項目開工前，必須分別按工程承包合同總價的一定比例繳納保障金，存入主管部門開設的專用賬戶，當發生拖欠民工工資時可先行支付。同時，相關部門也要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及時處理勞動爭議案件和企業拖欠工資行為。

(三)動員農民工入會，借助工會力量維權。只有把農民工組織起來，借助工會載體，才能實現其利益表達與維護的合法化、制度化。各級工會要積極向民工宣傳《工會法》和《勞動法》等法律，提高他們的工人階級意識，鼓勵他們加入工會。同時，針對農民工流動性大的特點，采用計算機網絡系統對其進行動態管理，把他們入會、轉會以及其他信息錄入計算機，轉會者只需憑身份證到轉入地的工會網絡系統中調出信息后，就可以獲得新發的會員證，從而一次入會，進城務工期間有效。

(四)保障農民工文化教育權利。保障農民工文化權利，主要包括豐富其工余生活和落實其職業培訓權兩方面。豐富民工的文化生活，要從發展的角度出發，讓流動圖書館、流動電影院、專場演出走進他們中間；公園、體育場館、名勝古跡等文化設施向其優惠開放；還要強制企業將民工文化生活消費計入生產成本，并接受社會監督。同時，針對許多民工因缺乏技能而“就業無門、致富無術”，應“政府推動、社會承辦、各方協作”，積極引導民工自主參加職業教育與培訓，經費由政府、企業和民工個人共同承擔；教育主管部門也要積極整合現有培訓資源，打破地區與部門所有制的界限，充分發揮高校、職業技校和各類培訓機構的功能，增加培訓項目，擴大培訓規模，提高培訓質量，幫助民工以最低的成本學到最實用的技能。

(五)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安全網。農民工大多從事的是累、臟、險的工種，受工傷、疾病困擾的可能性非常大，把他們納入社會保障網絡有利于社會穩定。可目前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只有15％左右，部分地區如廣東、大連的參保率也僅為2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基本養老保險不能跨地區轉移，一些地方已參保的農民工紛紛退保。例如，東莞市2004年農民工退保40萬人次，平均參保時間僅7個月。這不僅是因為農民工對參保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也是目前推行的制度還沒能足以讓他們信任所致。就目前條件，在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時，應充分考慮農民工的特點和需求，實行分層、分類保障的策略，將穩定就業的民工(正規就業、建立勞動關系以及事實勞動關系5年以上)納入現行制度，參加城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保險；對不穩定就業者(簽訂短期合同、頻繁流動、從事各種靈活就業)則采用過渡性的辦法，除工傷、失業保險執行現行規定外，養老保險可先建個人過渡性的賬戶，以后再予以社會統籌。

(六)建立媒體對農民工常態的報道機制。建立媒體常態的報道機制，還原農民工生命和生活的原生態，多報道農民工中的先進事跡和先進人物，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享有應有的話語權。針對農民工權益表達載體稀缺的狀況，政府必須給予媒體適當的政策支持，鼓勵它們開設民工專欄、專版或專門頻道，為他們做好政策的宣傳與解讀，使其對各地勞動力的需求和政府的態度有所了解。此外，媒體還應積極接受民工的新聞舉報，對拖欠工資等侵權行為及時給予曝光，協助農民工維權。

第三篇：淺談農民工權益保護

淺談農民工權益保護

作者：楊建林

【內容摘要】：農民工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產物,是淵源于中國傳統的城鄉分割制度.農民工為當地的經濟建設和城市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他們的合法權益卻經常遭到侵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護進城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消除對農民工的各種歧視,已經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關鍵字】：農民工 合法權益

我國是有著悠遠歷史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0%左右，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農村生產力得以極大解放以及城市勞動力市場不斷增長的需求，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地向城市轉移，“農民工”群體開始形成。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民工潮”趨勢愈演愈烈，目前已經有相當數量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根據2006年《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我國農民工總數大約2億人，其中外出務工的超過1.2億，在全國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民工分別占58%和52%，城市建筑、環保、家政、餐飲服務人員90%都是農民工。農民工實際上就是指具有農村戶口身份卻在城鎮務工的勞動者，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涌現出來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已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

一、農民工權益保護的重要意義

農民工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他們生活在城市的最下層，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為城市的建設奉獻著自己的青春和健康，卻不能像城市市民那樣享受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只能享受最低的工資待遇，居住、就業、子女受教育等方面仍然受社會的歧視。這種付出和回報的不對等，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及時有效保護的生存方式決定了他們的弱勢地位。一個文明健康的法治社會，要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了賦予人們平等的權利外，更應注重對他們權利的保護，尤其是對社會弱勢群體權利的保護。

（一）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有利于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農民工不是一個勞動法律意義上的概念。它包含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也夾雜著戶籍管理制度的因素。現階段，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及城市的大規模轉移，實現了生產要素合理配置與優化組合，加快了城市的現代化。但另一方面農民工仍然受到城市的歧視和排斥，自身的合法權益卻未能得到相應的保護，這使得城鄉二元結構顯得格外突出，城鄉差距越發拉大，不利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因此，加強對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障對完善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重慶被中央確定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如何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當然地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農民工權益的保護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目前我國在農民工權益保護方面問題比較嚴重，這勢必影響了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卻無法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平等的待遇，出現了同城不同命的社會不公平現象，有悖于和諧社會要求所有人，不論身份和地位，都應平等地融入整個社會，在權利、地位平等的基礎上各盡所能，共同發展。二是由于自身的付出與回報不能對等，農民工難免產生對社會的不滿甚至對抗情緒，造成不必要的社會動蕩。近年來，農民工因被拖欠工資引發的突發性事件由原始的反抗、絕食等逐步演變為停工、罷工、上訪等形式，還發生過農民工因討要工資被雇主暴力毆打的惡性事件。三是隨著民工潮的不斷發展壯大，農民工對城市的依附性加強，進城農民打工收入成為自己和家庭生活的主要來源。與此同時，城市對農民工的依附性更強，目前，農民工已占社會總就業人口的50%以上，在建筑業中可占到80%以上，城市建設中的臟、累、高危工種、有毒污染工種、家政服務、餐飲業低收入工種，幾乎全部由農民承擔，一旦大批農民工離去，整個城市運轉都受到影響。我們只有保護好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發展和諧的勞動關系，才能最終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

二、農民工權益保護存在的問題

我國對農民工問題從各個方面予以了高度關注。1995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勞動法》）是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基本法，適應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要求。近年來，我國政府加大了對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中央政府及相關部門在改善農民進城務工環境、保護農民工權益等

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頒發了一系列行政規章和政令，加大了監察力度。全社會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農民工自身的維權意識也越來越強。可以說，我國農民工合法權益保障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農村城鎮化、產業化步伐的加快，我國在保護農民工權益的相關工作上顯得缺失和滯后，農民工權益狀況仍令人堪憂。

（一）農民工就業限制仍然存在

對于農民工來說，在就業方面至今仍受到種種限制，主要體現為：沒有公平的就業機會，不少行業禁止或限制農民工進入，使大多數農民工只能從事苦、臟、累、險的工作，有的用人單位還以扣留農民工身份證等證件，或是強制交納抵押金等方法來限制農民工自由擇業；有些即使就業，其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遠遠超過了《勞動法》規定的標準。不少用人單位還經常讓員工加班加點，即使元旦、春節、國際勞動節等國家法定節假日也不放過，法律規定的加班時限及報酬亦形同虛設。

（二）農民工取得合理勞動報酬的權利遭到侵害

獲得勞動報酬是勞動者的權利，在法治社會中，付出勞動而獲得報酬是勞動者的“天賦權利”。然而，農民工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卻屢遭用人單位侵害：一是同工不同酬。部分農民工從事與城市市民同樣的工作，卻得不到相同的報酬，在同樣的崗位上，一個固定工的工資待遇相當于農民工的1-3倍。二是加班不給或少給加班費。據有關研究機構調查，農民工工作時間有70%以上超過8小時，而且多數沒有節假日。其中，50%以上的農民工工作時間長達10小時以上。這種現象，在建筑業表現尤其突出。三是拖欠、克扣甚至拒付工資。由于受多種因 素的影響，在企業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已很普遍，從全國來看，建筑、制鞋、制衣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比較嚴重。

（三）農民工的社會保險沒有保障

社會保險、福利權是指勞動者享受國家和用人單位提供的福利設施和種種福利待遇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和《勞動法》都規定，勞動者在年老、患病、工傷、失業、生育和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農民工是以工資性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一旦遭遇風險，就不 3

能再依靠土地來獲得保護。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只有城鎮居民才能享受到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五大保險，外來農民工一般享受不到這種保障。

（四）農民工工作和生活環境差，缺乏勞動保護

農民工勞動保護措施不受重視。農民工大多從事城里人不愿干的重、臟、苦、累、險等工種，如施工作業、井下采掘、化工有毒有害、環衛清潔等崗位。有的用人單位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不改善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不對農民工進行必要的安全培訓，也不配備必須的安全防護設施和用品，造成農民工普遍處于勞動強度大、勞保條件差的工作環境中，致使勞動者健康受損、傷殘喪生的比例比社會其他群體偏高，尤其是經常面臨重大特大傷亡事故頻繁發生的危險。

三、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原因分析

（一）歧視農民工的觀念比較嚴重

目前，城市市民和政府對農民工的認識逐漸部分認同，但對其歧視的心態仍然存在。城市居民在戶籍制度中，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城市居民當然地成為該城市的主人，農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成“盲流”,得不到作為公民應有的基本尊重。而不健全的法制也未對身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予以傾斜性的保護，導致農民工仍然很難獲得遷移城市、定居城市的權利，其在教育、就業、保險、住房等方面仍然不能取得和城市市民相同的待遇。

（二）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制建設滯后，執法力度不足

一是現有的保護農民工勞動權益的法律法規不完善。目前，《憲法》、《勞動法》等法律，未能有針對性地對農民工這樣的弱勢群體給予特殊保護，為他們提供便捷有效的保護措施和手段。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在一定意義上說我們以犧牲勞動者為代價換來了經濟的發展。你們看看那部《勞動法》有什么真正的保護措施？可以說《勞動法》把勞動人民這個過去被稱為領導階級的整個階級出賣給了企業家。”

二是現行法律法規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不夠。在勞動關系的建立上，《勞動法》要求用人單位必須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對用人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處罰只是責令改正，對仍未改正行為沒有進一步的處罰措施，這就使勞動合同對勞動者保護的有關規定很難真正惠及農民工。在工資支付方面，對拖欠、克

扣工資等行為，只是設定了50%到一倍的賠償金，對企業主拖欠、克扣工資等行為沒有強制手段；在勞動保護方面，對恣意延長勞動時間、不依法提供勞動保護措施的行為缺乏強硬的處罰措施等等。

三是欠缺切實有效的法律救濟制度和法律援助機制。現行勞動爭議解決機制對農民工維權不利，根據《勞動法》第79條的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勞動糾紛適用“先裁后審”的勞動爭議解決機制。即發生了勞動爭議，當事人必須先申請勞動仲裁，對仲裁結果不服才可以向法院起訴。事實上，在勞資糾紛中，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如果沒有公力救濟，很難和侵害他們勞動權益的單位及有關部門相抗衡。法律援助機制的不完善使農民工難以承擔冗長的爭議解決程序。農民工普遍缺乏法律常識和維權意識，如果沒有相對應的援助措施，他們就很難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現實中，一方面農民工因貧窮無力承擔相對高昂的差旅費、律師費和訴訟費等費用，另一方面由于勞動爭議案件涉及標的小，從經濟成本分析，通常律師不愿代理這類案件，而由司法行政部門建構的法律援助中心遠不能適應和滿足勞動爭議案件勞動者的需求。

四是農民工未納入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從社會救助系統看，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漸確立，城市市民已基本實現了社會保險，而農民工往往不在保險對象之列，據有關調研顯示，在養老、失業、工傷、醫療、生育“五大社會保險”中，除工傷保險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外，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

（三）農民工組織化程度低，自我維權能力較弱

在勞資雙方的關系中，勞動者處于弱勢，單靠勞動者個人的力量很難與用人單位抗衡，因此，勞動爭議的解決一般應遵循“三方性”原則，即勞資糾紛應在 政府、用人單位及勞動者團體的共同參與下來解決。在中國，勞動者的維權團體就是工會。但事實上，農民工在進城務工和擇業上，主要依靠“血緣、人緣、地緣”關系，盲目性大，且各自為“工”，組織化程度低，很少加入工會等正式組織，失去了參與社會活動的正式組織依托，使他們缺乏利益表達和權益維護的渠道和載體，面對合法權益遭受侵害，不能借助組織、集體的力量去解決問題，往往束手無策。

（四）我國的民工維權機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由國家組織起來的正式的維護農民工的機構有勞動監察，勞動仲裁和法院三個機構，它們都有各自的問題。先說的勞動檢察，因為它對農民工進行幫助的時候是不收取任何費用的，因此農民工多愿意到勞動檢察來尋求幫助。可是勞動檢察在執行到受害人工作部門進行調查的時候，老板根本就不買他們的帳，很多時候是采取躲避的方法。就算給他們下行政指令，他們不予于理會，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沒有法律效應的，所以沒有必要理會的。而且老板不服檢察結果的話，是可以把告上法院的。勞動檢察有時候怕麻煩，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有不能不理農民工的投訴。于是對于一些比較麻煩的案子能拖就拖，不能拖的就引導仲裁的途徑。農民工一般經過這個環節不成功以后，會因為金錢和時間等方面的原因不會選擇走下去了。勞動仲裁職責其實和勞動檢察差不多，只是它交錢，和它的仲裁結果具有法律效應。勞動仲裁當然是希望有人來投訴了，因為是有錢收的事它是很樂意做的。而他們共同的問題都是處理事件的時效過長。勞動監察大隊接到農民工舉報后的處理時限是60個工作日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處理時限是60日，法院一審的處理時限是3個月-15個月，二審的處理時限是3個月-6個月，執行階段的處理時限是6個月-不確定。這些問題都造成了農民工的維權程序過于繁瑣。

（五）農民工的法律素質有待提高

由于經濟實力、文化知識和社會地位等原因，農民工相對用人單位或其他機構、組織來說，明顯處于弱勢地位。農民工文化素質比較低，普遍缺乏法律知識和維權意識，事先不能預見可能的風險而進行自我保護，權益受侵犯后又不知如何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許多農民工在發生勞動爭議后，不知道通過法律途徑去尋求公力救濟，而是通過傳統的方式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訴等以尋求解決方案，有的甚至直接通過其他非正常的方式（如爆炸、自殘、自殺等）來謀取問題的解決。不少農民工因此而導致勞動爭議訴訟時效過期，即使他們最終能夠意識到要尋求法律的幫助，卻往往因為已超過訴訟時效而失去了法律幫助的機會。即使勞動爭議順利進入了司法救濟程序，由于農民工法律知識的欠缺和配套法律援助的不完善，農民工在訴訟中取勝的機會也會大打折扣。

四、探索農民工權益保護的途徑

（一）根本扭轉歧視農民工的錯誤觀念

要根本扭轉歧視農民工的錯誤觀念，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在立法上促進農民工在實質上享有各方面的平等權，禁止任何機構、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歧視農民工，侵犯農民工利益。其次，在司法上對侵犯農民工的案件予以特別關注，在程序上為農民工開辟“綠色通道”，實現司法上的實質公平。再次，政府管理部門特別是制定政策和執法監督者，應從自身做起，消除歧視觀念，把農民工作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加快城鎮化進程和農民向城市轉移的先導力量來對待，從統籌協調城鄉關系和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性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在政策制定和執法過程中，做到對農民工平等對待。最后，還應加強輿論宣傳，積極引導，努力在全社會營造關愛農民工，切實維護農民工權益的良好環境。

（二）加快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制建設

一是構建立體化、多層次的法律保護體系。法律是通過立法機關經過嚴格的立法程序，以適當的形式形成的一種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范體系。所以，“有法可依”才是農民工合法權益最有力的根本保障。而當前這方面的法律制度還不夠健全，法院在審判工作中還時常遇到缺少強有力的法律依據的尷尬情形。因此，完善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方面的法律制度，構建立體化、多層次的法律保護體系刻不容緩。建議制定專門的《農民權益保護法》，專章規定農民工的各項權利，確定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各種基本原則和制度。

二是加大對侵害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對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除責令整改外，還要給予相應的經濟處罰。這一點已在今年施行的《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作出了相應的規定。有的學者認為，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從表面看是民事責任，但實際上卻是一種騙取勞動者的勞動或非法占有勞動者勞動成果的觸犯刑律的行為，這種行為應當歸類為侵犯財產罪。建議在我國刑法中作出相關規定，對惡意拖欠、克扣或拒付農民工工資情節嚴重的可追究企業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同時建議在我國刑法中作出相關規定，對不依法提供必要勞動保護條件并對農民工合法權益造成重大損害者，也可追究有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三是建立切實有效的法律救濟制度。完善勞動爭議機制，及時處理涉及農民工的勞動爭議案件。第一、變仲裁前置原則為仲裁自愿原則，第二、改革勞動爭 7

議司法程序，在依法、公正的原則下強調快立、快審、快結、快執，在勞動爭議發生較多的地方建立勞動巡回法庭和速裁法庭，提高辦案效率，減輕農民工時間和經濟上的成本。

四是建立法律援助機制，給予農民工切實的法律幫助。人民法院在受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受理時，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訴訟費應作出減、緩、免的決定；在判決時，應當將農民工訴訟的誤工費、律師費、旅差費、證人出庭費用等直接損失列入賠償范圍；判決生效后對一些故意拖欠不履行判決給付義務的，執行中應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二倍標準支付遲延履行金。對于農民工的勞動爭議，應當實行仲裁或訴訟費用由用人單位預付的制度，同時明確將因仲裁或訴訟而引起的律師費納入到用人單位賠償的范圍之內，從而促進經濟實力低下的農民工能夠拿起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五是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社會保障立法。農民工應享受與城鎮勞動者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險待遇，但客觀條件的限制使我們不可能馬上將農民工納入現行的適用于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網絡。當前不宜采取一刀切的辦法，而應分輕重緩急，采取分層分類的保障辦法，優先解決突出的基本問題，可先從最緊迫、費用 較低的險種——工傷保險、醫療保險著手。還要建立農民工應急救助機制。對遭遇意外傷害或重大疾病生活陷入困境的農民工，由當地民政部門給予臨時性的應急援助。

（三）提高農民工組織化程度，推進集體協商制度建設

將農民工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的保護范疇，吸收其入會，將分散的農民工組織起來，使工會成為農民工權利的維護者，以提高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增強與雇主的抗衡能力。農民工也可以在自愿合法的基礎上設立自己的社團組織，增加農民工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農民工在勞動權益受到侵害后，可以由該組織出面與用人單位協商交涉。協商不成由該組織代表農民工去勞動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或向法院起訴。這樣，農民工的愿望和合法請求就可以通過信賴的組織、秩序化的渠道得到表達。

（四）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農民工依法維權意識

農民工法律意識的培養，是保證其走出法律維權困境的內在動力。沒有農民工對法律的堅定信仰和法律意識的覺醒，解決農民工法律維權的困境在很大程度 8

上只能是紙上談兵。因此，必須大力拓寬勞動保障普法宣傳教育渠道，擴大宣傳教育覆蓋面，靈活運用各種宣傳教育手段，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相關法制宣傳活動，增強農民工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使農民工能熟悉和正確地用法律法規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政府勞動主管部門、政府司法部門及各司法機關，應通過各種方式舉行勞動法等方面的法律講座，組織法律服務中介機構深入農民工基層進行普法宣傳和義務法律咨詢。

【參考文獻】

[1]、黃云峰：“保障農民工權益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安徽農學通報》2007年第13期，第9頁。

[2]、譚立光：“論農民工勞動權益的法律保護”，《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84頁。

[3]、張乃劍：“農民工權益亟待立法保障”，《中國建設報》2004年2月26日

[4]、高文驍、王勤：“農民工權益保障的法律思考”，《昌吉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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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慧星：“合同法的成功與不足（下）”，《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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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永惠，王嘉林：“企業拖欠工資的法律思考”，《中國勞動》2002年第14期。

第四篇：農民工權益保護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農民工權益保護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一、勞動關系不規范。部分用人單位沒有按《勞動法》要求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或合同到期后沒有及時續簽。部分已簽訂的勞動合同也存在著許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內容和條款。如一些從事建筑、采礦等危險行業的用工單位私下與農民工簽訂“事故責任自負”的“生死合同”。

二、部分農民工勞動權利受到侵害。主要表現在：一是加班不給或少給加班工資。多數農民工勞動時間長、強度大、待遇低。一些私營企業，每天工作時間在10個小時以上，有的高達18個小時，超時工作現象嚴重。二是拖欠甚至拒絕給付工資和其它福利待遇。在農民工合法權益保護方面存在不少問題：如非法使用童工，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拖欠工資，收取抵押金，強迫勞動等行為。三是休息休假權利沒有落實。不少用人單位在元旦、春節和國際勞動節等國家法定的節假日也不讓農民工休息。四是工作環境惡劣，缺乏勞動保護。有的用人單位不給農民工配發必要的勞動保護用品，農民工經常進行“沒遮攔”作業，導致農民工職業病發病率較高，容易造成傷亡事故。

三、社會保障權利缺失。目前大部分用人單位還沒有為農民工進行社會保險登記，不給農民工買社會保險，農民工在年老、患病、工傷、失業的情況下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沒有保證。

四、社會權益得不到尊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歧視。農民工這一稱謂不僅是對民工身份與職業分離的形象描述，也是一種歧視性稱謂。隨著農民工在城市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城市對農民工的認識正逐步深化。但是，城市對農民工的社會排斥現象仍然存在；二是農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教育。城市學校入學的戶籍體制使很多農民工子女不能進入學校接受教育，既使能夠進入學校學習也需要繳納高額的借讀費。

農民工權益保護中存在的問題

來源：海南陳震律師：日期：2009-06-25

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調節作用日益彰顯。勞動力市場化調節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不斷提高。與此相反，傳統管理體制仍未得到根本改革，城鄉隔離模式下的許多制度仍阻礙著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充分有效地保護。由于歷史及制度形成的城鄉差別，農民與城鎮居民差距顯著。與這兩個群體相比，由農村進城務工的農民則形成了一個相對龐大的“中間階級”。一方面，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工根本無法享有許多由《勞動法》規定的權利，地位十分低下；但與仍然留在鄉下的農民相比，則這些人致富快，條件相對要好得多。正如 *** 同志在中國共 *** 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在一個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傳統農業國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工業國轉變的過程中，“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一方面，農民進城務工就業，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加，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城鎮化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經濟和社會的繁榮。在目前這種條件下，農民工權益的保護是一項亟待解決而又相當艱巨的任務。從同為一個國家的公民來看，對農民工的差別對待是于法不容的，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持續地發展。因此，從制度上消除不合理的障礙，切實加強對農民工權益的法律保護，既是廣大農民工的迫切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

關鍵詞:權益保護 勞動法 農民工

農民工權益法律保護存在的問題

農民工是對務工農民的一種稱謂。他們是一種保留農民身份的城鎮務工者。在我國的傳統戶籍制度中，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十分困難。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除了土地對農民的束縛，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鎮尋找出路；但進城務工的農民并沒有改變其農民的固有身份，農民工現象由此而存在。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工隊伍也空前壯大，農民工權益的法律保護問題日顯突出。

改革開放后農村率先實行改革，打破了傳統集體化生產經營方式，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對農民的束縛逐漸削弱，出現了剩余勞動力。與此同時，沿海開放城市通過大量引進外資獲得了飛速發展。尋找出路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涌向迅速發展的新興城市，成為農民工。在未來的發展中，城鎮化、規模化是一個主流方向。“大城市不僅將繼續是人居中心和經濟增長的極核，而且仍將是知識、技術創新的中心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航空母艦?。面對繁重的城鎮化任務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我國不僅需要大大增加中小城市的數量，而且需要大大增加大城市的數量。”[1]在這種條件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也必然加劇。“按照規模經營的要求，我國實際需要的農業勞動力僅為4，000萬至5，000萬人。據此測算，在未來20年中，將有3億左右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若加上需要贍養的人口，則將有4.5至5億的農村人口轉入城鎮。2002年我國的城鎮化率達到39.1%，比前年提高了1.4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當年新進入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勞動力超過1，500萬人。” [2]目前，全國農村勞動力到鄉以外的地方就業人數在一億人左右，且平均每年以500萬人左右的規模迅速增加。

但是，對照《勞動法》的有關要求，當前農民工合法權益法律保護的現狀十分堪憂，主要表現在：

1、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在湖北鄂州汀祖鎮，有小鐵礦17家，500多名礦工，簽了勞動合同的不到一半。去年11月，一名李姓礦工在井下被砸傷，律師和勞動部門前后調查了半個月，才弄清礦工是誰。類此事件，在其他地方也比較普遍。這為雇主逃避責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2、工資增長緩慢。在我國南方外來勞動力集中的某省，過去10年農民工年工資增長率不足百元。有的地方農民工10年間月收入幾乎沒有什么變化，甚至還有倒退，“過去在東莞打工，月工資一般600-1000元，如今降到了500-800元。”這么微薄的工資，還被拖欠克扣。2002年全國各地累計拖欠農民工工資達400多億元，當年勞動監察部門僅追回14億元。許多農民工辛辛苦苦干一年，連過年回家的錢也得不到，更不用談養家糊口了。

3、培訓參加率低。楊葉鄉某廠的50名技術工人，只有10人有資格證書，培訓率僅為20%；有的根本就不對農民工進行培訓。

4、安全防護措施差。漢口永清片一民工在拆遷舊房時，被水泥樓板砸中頭部，不治身亡。據該工地工頭姚安友介紹，去年11月，該工地就曾發生了起事故，造成兩死一重傷。

5、勞動時間被無限延長。在不太規范的中小企業打工的農民工基本沒有休息權的概念，每天平均工作時間在10小時以上。如一家生產季節性產品的小廠，本小利大，產品暢銷時為擴大生產量，農民工工作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甚至十七八個小時。

6、社會福利和保險無著落。按照規定，用人單位要向勞動保障部門支付每人一年1000元的社會福利保險金。為了不出這筆錢，有人就瞞報、少報人數。如某鎮容器廠，實際用工120個，但向勞動部門只報20個，社會福利保險金的繳納僅為1/6.7、亂收費現象嚴重。城市政府為自身管理利益出發，對農民工的進城設置了種種制度上的障礙，主要是各種各樣的亂收費，如暫住費、衛生費、治安費等。例如，南京市政府于2002年取消了針對農民工的7項行政性收費，其中僅暫住人口管理服務費、就業調節金和就業管理費三項金額就達4500萬元之巨，從中可見農民工面對收費承擔了何種巨大的壓力。

面對保護狀況很差的現狀，要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困難很大。①招收農民工的單位多為實力較弱的中小企業，本小利薄，市場上的生存競爭迫使它們不顧一切地節減成本；②近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進城鎮，城市中還存在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勞動力明顯地供過于求，每一個崗位的競爭都十分激烈；激烈的就業競爭迫使農民工服從雇主（企業）的需要而放棄自身的合法權益。這種惡性循環增加了農民工權益法律保護的困難。③執法不公現象依然存在。有的企業可以通過與執法人員的特殊關系來增強他們的市場競爭力；沒有這種執法資源的企業則只有通過降低生產成本來增加利潤，增強市場競爭力。④城市政府出臺了許多限制甚至剝奪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規章制度，主要是出于方便城市管理的需要。廢止或放棄這些規章制度，會加大城市管理的成本。

農民工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的及時和強有力地保護，所產生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農民的不滿情緒在增長。當前進城打工的基本上是青年農民，他們民主意識和反抗意識強，對社會不公平的忍耐性差，思想上容易走上極端。農民怨言：在家里沒有出路，而進城又無門路，干的是臟、累、險的活，受到的卻是歧視待遇；遇到困難沒人管，打官司又沒有錢。甚至有人公然地說：“我們的生命本來就像垃圾一樣，生不如死，不如轟轟烈烈干一場。”2000年發生的震驚全國的湖南常德張君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這不能不要求我們的政府引起高度的重視與警惕！

維護農民工權益遇到的問題與對策當前，生存在我們周圍的農民工群體是我們經濟建設的主力軍、服務者，他們的生存環境還十分艱苦。這與中央提出的全民共享改革、經濟建設成果是不相適應的，工會組織有義不容辭的職責，要用科學發展觀統領工會工作全局，切實保障和維護農民工群體的切身利益，努力構建和諧社會。

由于市場機制作用的充分發揮，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呈現出擴大趨勢，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為了自身更好的發展，從農業領域、鄉村、欠發達地區向非農產業、城鎮、發達地區轉移流動；另一方面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制約和宏觀體制改革的滯后，那些走出鄉村的農民工，卻難以走入城市、融入城市、實現社會流動和身份轉換，成為擁有穩定職業的人員，因而，現階段農民工問題日趨突出。根據當前實際情況，可概括為：一是進城就業不暢。農民工進城就業在資格上因設置了職業和工種的各種準入條件而受到限制，在管理上因辦理手續繁瑣、收費繁多的各種證卡而受到歧視。如保險機制。二是企業用工不規范。相當一部分企業勞動合同不規范，農民工勞動條件差、強度大、報酬低，工資常常被拖欠。三是子女就學困難。農民工由于工資偏低，子女上學相當困難。四是很難享受社會保障。農民工未納入職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社會保險和生活、教育、醫療等社會救濟范圍。五是職工培訓難。農民工不管其在一個地方工作多長時間，都不能像當地下崗職工那樣享受政府提供的職工培訓和就業服務。六是個人生活質量差。農民工的情感生活嚴重缺失。必須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切身利益

農民工作為社會成員，應該享受法定的各項公民權利，這些權利并不因為他們身處異鄉而改變。為此，我們應該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各級黨政組織務必認真貫徹《關于解決農民工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成立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專門領導小組，相關部門要各司其職，狠抓落實；要組織“關愛農民工”的相關活動，以此在全社會形成關心農民工的濃郁氛圍。

明確公平公正的城鎮居民待遇。我們要通過降低成本，實現農民工與城鎮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實行平等就業，同工同酬，一樣享受城鎮社會福利等，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切身利益。當前我們工會組織要認真做好各級人大代表中生產一線職工和政協工會屆委員候選人的推薦工作，把黨的民主意圖貫徹好、落實好。

不斷構建靈活的維權機制。農民工維權的希望在政府，政府理所當然地要保護公眾包括農民工的利益，并且通過各種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平衡社會的利益格局。解決農民工維權難題，同時還應當從制度層面上改變農民工在勞動與資本矛盾沖突中的邊緣境遇和弱勢地位，提高他們的地位，建設有序的利益表達機制和政治參與機制，從而有力地提升農民工參與市場經濟的素質能力，保障農民工公平享有改革發展的機會權益。各級工會組織要充分發揮困難職工幫扶中心的作用，加強對農民工權益維護的司法援助，以低廉甚至免收訴訟費讓農民工積極參與到依法維權中。要積極參與勞動爭議仲裁工作，努力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要認真辦好“愛心超市”、出臺會員優惠辦法；扎實開展“雙聯”、“金秋助學”等活動，真正讓幫扶措施觸手可及。

健全基本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出臺一些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法規制度，建立符合農民工就業特點的養老保險制度，根據企業規模和招收農民工的數量，將企業所要交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金總額分為若干等級，強制企業對照級別標準及時繳納。參照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為農民工建立醫療保障，解決農民工進城務工期間的就醫問題。

創新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對農民工的管理，應由防范、限制性管理向源頭型、服務性管理轉變，將農民工就業和相關事項的管理，納入城鄉就業管理體系。

加大靈活高效的就業培訓。開展職業技術教育，是提高農民工素質的重要舉措。要充分發揮工會職工學校的作用，加大對農民工的就業培訓力度，為農民工就業開辟綠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服務。

滿足農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在努力提高農民工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更多考慮滿足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各級工會工人文化宮要充分利用資源，引導農民工積極開展文化娛樂活動，滿足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告別“白天機器人、晚上木頭人”的單調生活，全面改善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李總理：農民工權益屢遭侵害是農村之

殤、是城市

之痛；是道德法制的淪喪、是政府職能的渙散；是

對公平正義的摧殘、是對民族復興的禁

錮！

----從“包工頭”崔春慶幾番努力多次向梁守民討要自己應得的微薄報酬根本無法拿到引發的深度社會思考

韓天蓉

一、奸商猖獗，敗壞社會道德風氣，撕裂社會信任體系，葬送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成果。

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誕生的“包工頭”這個角色，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曾經起到了活躍城鄉經濟聯系，促進農村勞動力與經濟建設接軌的紐帶作用，為改革初期粗放式的城鄉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官僚資本和新型資本主義對市場的不斷控制和壓榨下，“包工頭”這個曾經活躍的群體，越來越被盤剝、擠壓到了邊緣境地。在權力的操縱下，在利益的交換中，工程被層層轉包，有資質的企業“求神拜佛”拿到象征權力的批條，沒有資質的企業借殼入市，騙取剩余的利潤，工程的主體參與者卻是夾縫中求生存的農民工群體，他們靠出賣被盤剝的僅剩的體力換取毫無尊嚴的、微薄的、被層層剝削所剩無幾的活命錢。

梁守民就是一個典型的沒有任何工程資質的個體老板，其公司多次借用其他公司的工程資質及手續承包土建工程項目，并雇傭一名項目經理李五全。“包工頭”崔春慶2011年經人介紹給梁守民的工程公司搞土建，2011年至2012年在陽泉盂縣二景煤礦，崔春慶帶領的二三十名農民工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的活，按照出工天數和出工人數梁守民應該付農民工25萬左右的工資，實際崔春慶只拿到了14.7萬元，梁守民拖欠了農民工10多萬元的工資。每次崔春慶拿工資都得提前和項目經理李五全申請然后才能從會計處領到錢。2012年4月梁守民借用西山煤電下屬的西山金信第八公司的手續承包了古交鎮城底項目。2012年4月8日“包工頭”崔春慶又帶領十幾名農民工到古交鎮城底礦搞綠化工程，到5月3日綠化工程干完，按照出工天數和出工人數梁守民應付農民工2.3萬左右的工資，實際崔春慶只拿到了1.4萬元，梁守民雇傭的項目經理李五權在綠化工程項目中私自從會計處領取農民工8000多元工資沒給崔春慶。2012年5月4日崔春慶又帶領的十幾名農民工到古交鎮城底洗煤廠赤泥巖矸石山治理項目干活，該項目由于發包方西山煤電古交鎮城底礦的原因，未能正常施工，工人只得在工地滯留了大半個月，梁守民的項目經理李五權答應付工人基本生活費，但是一直也沒兌現，崔春慶只得自掏腰包支付工人生活費。2012年9月14日古交鎮城底洗煤廠赤泥巖矸石山治理項目開工，項目經理李五權主動給崔春慶打電話讓工人來干活，“包工頭”崔春慶又帶領的十幾名農民工到古交鎮城底洗煤廠赤泥巖矸石山治理項目干活，干了一周左右，由于項目原因又停工，工人只好放假回家。10月6日項目開工一直施工到了12月3日。按照出工天數和出工人數梁守民應該付農民工435423元的工資，卻一直拖欠工資不發，直到快過春節，“包工頭”崔春慶沒辦法帶領三十五名工人在古交討要工資，在當地勞動局的調解下崔春慶只拿到了23.4萬元，梁守民拖欠了農民工20多萬元的工資。崔春慶拿到的23.4萬元工資還是在梁守民和李五權強迫簽了兩份不平等的協議后才拿的，其中一份協議內容是讓“包工頭”崔春慶承擔工程施工過程中的機械費、柴油費、耗材費、共計188322元；另一份協議內容是讓崔春慶承認古交工程款全部付清，負責盂縣的剩余工程款一分不付。崔春慶為了讓跟著自己干活的農民工能回家過年只得屈辱的簽了協議。

二、政府職能流于形式，“為人民服務”成為空頭口號

“包工頭”崔春慶幾番努力多次向梁守民、李五權討要自己應得的微薄報酬根本無法拿到，只好請求山西省勞動監察大隊出面維權！處于城市邊緣、社會底層的農民工，勞動監察部門就是他們唯一報以希望的最后一棵稻草。然而幾次三番的申訴，得到的答復總是“不歸我們管”。到底是憲法賦予了你們不管的權利，還是政府賦予了你們不需要管的職責？那你們起碼也有責任讓這些忍受了無數次冷落、鄙視、推諉的民工們知道你們不管的理由吧！在這不屑的聲音里，除了聽出蔑視，還能聽出權力的冷漠，最為關鍵的是能夠看出一些人骨子里對底層群眾的不僅僅是蔑視，更多的已經是從骨子里的恨意。我們根本感受不到我們的社會能夠存在人權的氣息，大抵這正是“不管?的關鍵。在一個沒有了公平作為根基的社會下，農民工們還敢奢望誰可以為了他們破釜沉舟的改變這個頹然的社會，換回一個公平、人權的社會呢？難道偌大一個國家，任何事情都得找到總書記、總理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嗎？ 一起農民工群體遭受欺騙、盤剝的血淚控訴和官員冷漠、求助無門遭遇維權難，折射出政府職能部門對履職意識的麻痹、對責任意識的淡漠，對服務意識的冷酷！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們的政權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如果以廣大農民工為代表的“無產者”體會不到自己作為無產階級的主體地位，反而屢遭奸商、黑官的“專政”，那么這種被各種烏煙瘴氣熏陶的“民主”，那種小團體、排他性的利益統治，不管叫什么名稱，有沒有“民主”兩個字，都屬于專制統治，是封建君主制的延續，屬于被人類淘汰的政治制度。政府部門失去了為人民服務的靈魂，還有存在的必要嗎？請山西省勞動監察大隊牢記：如果沒有為民執政的能力，如果沒有以民為本的思想，請保存自己殘存的一點自知之明，趁早回家頤養天年，以免在正義的討伐下搞得自己灰頭土臉、聲名狼藉！

三、通過“包工頭”崔春慶的遭遇，我們的黨、我們的社會應該反思什么？

利益是經濟活動永恒的主題，當利益鏈被不正常的市場行為打亂的時候，如果社會沒有了道德的約束，如果企業沒有了責任和良知，如果維系人與人之間紐帶的信任和良心被金錢擊的粉碎，必然會出現被掏空的“豆腐渣”工程，必然會出現拿錢跑路的無良奸商，必然會出現繁華掩映下被凍死的民工，必然會不斷上演擾亂社會秩序的群體事件悲劇。倘若一個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無法安身立命的群體，一個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無法平等地享受尊嚴與平等的階層，一個被金錢壓榨、被社會遺忘的微弱角色在受盡傷害的時候，委屈得不到申訴，正義得不到伸張，還被傲慢虛偽的權力冠以“刁民”烙印的話，這還僅僅是社會的悲哀嗎？到底是我們的人民素質低劣？還是政府部門的虛偽無能？還是體制制度的嚴重滯后？需要中央深刻反思！

農民問題不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始終都是我國的根本問題。歷史經驗表明，農民階層不僅是社會主義事業勝利發展的重要保證，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堅力量。如何對待“三農”問題，如何改善“三農”發展空間，如何保障“三農”在社會發展中平等享受發展成果，是政府部門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問題，遺忘了這個群體，忽視了合理的訴求，黨丟掉的將是大量的“粉絲”，政府丟掉的將是維系政權的基礎

本報2月13日訊（記者黃敏 陳新衛）根據海口市總工會的調查，由于各種原因，農民工權益保障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據調查，我市中小非公企業與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簽訂率約不足30％。建筑、餐飲和商貿流通等用工流動性大的行業中，多以口頭協議代替書面合同，對職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部分企業即使與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合同期限大多在半年至1年之間，造成了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性。

超工時低工資情況普遍。農民工每天工作10至12小時相當普遍，一些企業以計件工資制為由，不按《勞動法》規定給付加班工資。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正常月收入不足1000元。一些企業以當地最低工資為標準測算計件單價，最低工資標準成為支付給農民工的標準工資。絕大多數非公企業沒有建立與經濟效益同步提高的工資增長機制，長期不給職工增加工資，農民工不能共享企業發展成果。企業拖欠工資現象依然嚴重。

社會保險參保率低。據了解，全市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不到總數的20%，工傷、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僅10％左右，絕大部分農民工還游離于社會保險的“安全網”之外。一些企業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逃避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

勞動條件作業環境差。農民工多數從事苦、臟、險、累的工作，安全生產事故、職業病發生幾率較高。一些企業為降低成本，追求最大利潤，安全投入不足，安全措施不落實，安全管理不到位，致使工傷等各類安全事故頻發。近年來工傷糾紛成為引發勞動爭議的焦點問題。

第五篇：關于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問題的調查研究

關于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的調查研究

湯曉靜

摘要：構建和諧社會必須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然而目前我國農民工的政治、經濟、社會、人身等方面的權益嚴重缺損,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農民工利益訴求機制不完善、自身維權意識不強、城市政府政策不合理、利益組織失缺。要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制度;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分類分層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勞動監察力度;幫助農民工提高自身素質、增強其就業能力和維權能力;提高農民工組織化程度。本文試圖通過對當前農民工勞動權益方面的現狀調查、存在問題的分析，提出解決和保障農民工勞動權益的方法和措施

關鍵詞：和諧社會;農民工;權益保護

一、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基本內涵

農民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其合法權益天然地來自憲法規定,因此,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最根本的就是共和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公民權。在現實生活中,農民工的公民權主要包括:經濟性的權益。包括:報酬權、收益權、同工同酬權、就業機會均等權、社會保障權、社會福利權等。社會性的權益。包括:自由擇業權、勞動安全保護權、子女平等受教育權、職業技能培訓權、勞動爭議處理權、休息權、休假權等。政治性的權益。包括:人格權、人身自由權、參與社會管理權等。

二、農民工合法權益保護問題分析

農民工是指具有農村戶籍身份,但已經完全脫離或部分脫離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主要在城鎮務工的勞動者。他們在城鎮建設、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已經成為一只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但在實際工作中,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工資被拖欠、企業不為他們辦理社會保險手續、勞動安全得不到保護等問題普遍存在。

三、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缺失的現狀及其表現

農民工是傳統的戶籍制度與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從職業角度講,他們是工人,從身份上講,他們是農民。這種職業與身份的矛盾使他們并沒有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而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而是演變為一個日益被邊緣化的弱勢群休。在現實生活中,作為新的城市群體,他們的經濟利益、政治權益、人身保障和社會權益等都難以保障,其維權道路漫長而艱難,甚至在某些城市農民工被作為最廉價的勞動力遭到漠視, 其惡劣的生存狀態和環境, 不能得到的尊重和信賴, 如此等等引發了大量的勞資沖突, 甚至出現了農民工因討要工資無方而自殺等極端行為,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農民工權益缺損的現狀

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 “進城就業的農業勞動力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是中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社會群休,是向我國工人階級過渡的新產業工人群體。但這個過渡狀態的群體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 由于社會歷史條件和環境的特殊性, 其應享有的合法權益難以保障甚至處于缺損狀態。

1、農民工的經濟權益缺損嚴重。

農民工進城的首要目的是要從經濟上獲得比在農業領域多的好處。他們的期待只是用自己的辛苦換得穩定的生活, 他們期望能按月發工資,待遇能稍高一些。這些在城市職工看來理所當然的要求,在具有很強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的農民工那里, 變得十分困難。農民工就業的企業內用工不規范、工資待遇低、隨意克扣工資的情況司空見慣。許多企業工作時間長, 沒有休息日, 工人加班領不到加班費, 每月工資只有幾百元, 有40%多的農民工不能按時領到工資。除拖欠工資報酬外, 部分用人單位還存在克扣或變相克扣農民工工資現象。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的調查, 一些企業每月扣留員工20%-30%的工資作為 “風險抵押金”, 要求農民工必須在本企業工作滿三年且不能出現任何差錯, 否則這部分工資就被扣除。

2、農民工的人身權益保障不力。

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增加了城市勞動力的供給,使得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勞動力市場供給大于需求是我國當前勞動力就業困難的主要原因,也是農民工在巨大就業壓力下其人身權益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重要因素。農民工作為城市就業崗位的競爭者,其文化素質、技能等致使他們常常只能從事最苦、最累、最臟的工作, 而這些工作不僅報酬低, 還常常受人歧視,遭人打罵,被人騷擾。初到城市的陌生感、恐懼感,加上各種各樣的限制,使農民工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如有些農民工所在的企業,進廠就扣押身份證和一個月以上的工資,如果對工作不滿意,也難以離職。

3、農民工的社會權益得不到尊重。

主要表現在:(1)農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由于流動,農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成為問題。法律規定我國凡年滿六周歲的兒童,都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但在當前,由于現行戶籍政策的限制,還有一些地區規定對農民工子女到城鎮上學要收取農民工家庭難以承受的贊助費,有的地方干脆拒收農民工子女入學。這樣,大多數農民工不得不將子女留在家鄉就讀,生活上寄養在親戚家, 或者由年邁的爺爺奶奶照料, 成為“留守兒童”。也有的則過早地輟學,隨父母在城市里“闖社會”。

(2)社會歧視。

農民工雖然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卻得不到城市社會的尊重,城市社會對農民工的社會排斥依然存在。據社會學者的調查,在被接受訪談的315位農民工中,有67%的人認為在與城市人交往的過程中,存在著令農民工感到疏離的社會氣氛—對農民工的偏見和歧視。在某些人的眼里 , 農民工已經成為一種歧視性的稱謂。這種疏離氛圍的存在 , 加深了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的“鴻溝”, 同時也加劇了農民工對城市的某種報復心理。

（3)城市職工普遍享受的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和工傷五大保險 , 農民工幾乎享受不到。調查顯示 , 中國農民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和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是33.7%、10.3%、21.6%、31.8%和5.5% , 如此低的參保率 , 給農民工當前和未來的工作、生活 , 也給社會穩定都留下了較大隱患

四、農民工權益保護缺失的原因

1、二元經濟結構導致“身份”不同的觀念依然存在,傳統的戶籍制度使流動就業的農民工得不到“市民待遇”。

2、農民工的特殊性決定了民工勞動力市場的不均衡性。農民工沒有特殊技能,只能從事無差別的體力勞動,導致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

3、農民工的“無組織”狀態,使其權益缺乏組織的保護,在與用人單位的抗爭中處于絕對的劣勢地位。

4、法制不健全、執法不嚴格是導致民工權益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

5、行業的經濟秩序混亂使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不規范的房地產開發運作制度和非法人承包工程使得建筑行業秩序混亂,農民工處在社會底層自然就成了受害者。

五、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對策探討

1、建立有關農民工保護的法律規章。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農民工合法權益,依法管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建立和完善農民工保護體系。一是司法援助體系;二是勞動爭議仲裁體系;三是社會保障體系;四是信貸支持體系;五是民工救助體系;六是輿論監督體系。

3、建立和完善農民工知識和技能培訓機制,培養技能型人才和實用型人才。

4、清理和取消不合理限制,包括歧視、限制農民工進城就業的不合理規定,針對農民工的不合法、不合理收費,用人單位對農民工的不符合規定的使用,農民工子女入學限制。

5、實施四項改革。第一是戶籍制度改革;第二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第三是農民(包括農民工)參保政策的改革;第四是教育體制的改革。

六、結束語

在農民工自身來看，要對農民工的進行法律意識的啟蒙與教育。所以,在國家“送法下鄉”的過程中,重要的是送思想,送觀念,而不僅僅是送制度和送規范,在教育、啟蒙農民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吸取以往普法的經驗教訓,必須要把真正的法律精神和現代法律意識告訴農民,努力培育他們具有現代法律所必須具備的“平等意識”而非“專政意識”,“公民意識”而非“百姓意識”,“權利意識”而非“義務意識”。在農村具體的普法過程中,我們不一定要讓每個農民懂得法律的具體規則、規定是什么,但一定要讓農民懂得法律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是什么,權利受到侵犯后,救濟的辦法和保障在哪里,法律的權威和地位有多高。

農民不論缺乏法律保護意識還是法律監督意識，都會放縱違法犯罪行為。一旦合法的權益缺少了法律之劍的保護，那么還會有多少人擔心自己犯法后的后果呢。所以，強烈的法律保護意識、維權意識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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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師：張志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