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中國佃農生計困苦原因思考

近代中國佃農生計困苦原因思考

作者：劉克祥

中國封建租佃制度在二千余年的漫長歲月中，經歷了萌發、興盛和蛻變、衰朽的全過程。與此相聯系，佃農家庭經濟也有一個產生、成長和衰萎的歷史過程。近代時期、特別是20世紀初，佃農極度貧困化和貧農雇農化，完全無力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最低限度的生活，封建租佃制度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資本主義的路又被堵死，徹底廢除封建租佃和整個封建制度，恢復歷史發展的活力是唯一的選擇。

近代以來佃農生活水平直線下降

在不同歷史時期，佃農的身份、地位和經濟狀況多有變化和反復。佃農家庭經濟的產生、成長和貧困化，有一個發展過程。早期的“佃客”地位低下，被附載于主人戶籍，沒有獨立的身份和家庭經濟，是一種世襲的私屬性分成制佃農，其性質近乎家丁。封建社會中后期，隨著封建制度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逐漸松弛，開始具有獨立的戶籍、身份和家庭經濟，不過對地主土地并無使用權或支配權。直至明清之際，時人仍然認為，“佃戶出力代耕，如傭雇取值”，①佃農地位接近于長工。

明中葉后期、特別是進入清代，城鄉商品經濟加速發展，明、清兩朝政權先后推行賦役改革。萬歷初年制定“一條鞭”法，康熙末期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實施“攤丁入地”。封建地租形態加速變化，由勞役地租向實物地租、實物分成租向定額租、實物定額租或分成租向貨幣地租演進，押租制和永佃制也開始在一些地區流行。所有這些都促進了封建宗法關系的松弛，原有的超經濟強制部分為經濟強制所取代，提高了佃農的人身自由和生產獨立性、積極性，有利于佃農個體經濟的成長。早期押租的基本功能是保證地主的征租權，但也有穩定佃農耕作的一面。在永佃制下，租額固定，地主只能照額收租，不能增租換佃或收回自種，佃農除了耕牛、農具，還有土地使用權(俗稱“田面權”)，由以前“出力代耕取值”的傭工式佃農上升為“佃主”、“面主”，與“底主”(地主)分庭抗禮，地位明顯提高。同時，清政府推行墾荒政策，農業生產有較明顯的恢復和發展，乾隆時期人均耕地面積超過10畝，人均糧食產量上千斤。佃農經營規模較大，生活相對充裕，佃農經濟的發展呈上升態勢，有學者將其概括或冠名為“佃農中農化”。②

鴉片戰爭后，特別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歷史條件發生根本性改變。中國由獨立的封建帝國淪為帝國主義共同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列強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不斷升級，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發展最具潛力的臺灣、東北三省及熱河先后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帝國主義日益擴張的經濟掠奪和滲透，嚴重破壞農民家庭手工業，將農民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外國資本勢力成為插入農民軀體的巨型吸血管;國內戰爭不斷，兵禍連綿，農民不僅失去了農業生產所需的和平環境，而且人員、勞力、牲畜、房屋、器具損失不菲，稅捐、兵差空前沉重。同時，隨著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下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全國人均耕地面積不足3畝，南方地區不足2畝;1931~1937年間，全國人均糧食產量只有622市斤，扣除種子、飼料、工業用糧，人均口糧僅353市斤，每天不足1市斤。③耕地、口糧如此緊缺，家無寸地的廣大佃農生計自然更加嚴酷。

封建租佃關系也發生重大變化：押租惡性膨脹，功能蛻變，不僅地主將增押換佃作為加強地租壓榨的捷徑，城鄉富戶和高利貸者還合伙集資，高息貸與佃農繳押以謀利，押租由原來的地租保證蛻變為殘酷的地租和高利貸盤剝。佃農負擔的押租越高，租佃期限反而越短，土地耕作越不穩定。20世紀40年代，法幣急速貶值，進一步刺激地主退押換佃，佃農所交押金大幅縮水，甚至變成廢紙。四川一些地區，佃農原交銀元、法幣等押租，折合多石稻谷，退押時只能買幾斤鹽巴甚至一個燒饃、一根油條。④沒有押租的租田，同樣地租加重，期限縮短，不少地區的租佃期限已短至二三年或一年、一季，而且是先納租后種地，謂之預租或“上打租”。國民黨政府雖然明文禁止押租、預租，但從未實行。永佃制也加速瓦解。因佃權可以典賣，意味著永佃農隨時可能喪失佃權。故永佃制從形成之日起，即伴隨著瓦解或分解。近代特別是20世紀初葉，地權兼并加劇，永佃權越來越成為地主富戶的兼并對象，永佃農因欠租或經濟惡化等原因而失去佃權的情況日益普遍。同時，永佃權失去了地方官府和習慣法的保護，國民黨政府采取種種措施限制永佃權，規定佃農欠租2年或地主自種，均可撤佃，并禁止永佃農將土地轉租。⑤于是地主以各種借口侵奪佃權，永佃制加速沒落。永佃權一旦同佃農分離，不論地主收回，還是他人購買;土地不論原佃繼續耕作，還是他人承租，耕者都必須同時繳納田底、田面雙重地租，剝削成倍加重，愈加殘酷。

封建地主的變化同樣明顯。洋貨傾銷，西風東漸，商業和城市發展，地主生活日益奢靡，家庭開支大增。光緒初年即有報道說，地主“用度之奢侈，百倍前人”。⑥20世紀后更是變本加厲。加上農村治安惡化，地主經商、居城之風更盛，商人地主和城居地主成為封建地主的重要成分。地租(含押租)是地主商業資本的主要來源，1931年四川溫江縣城7家綢緞鋪中，4家的本錢來自押租。⑦地主以地租為資本經營商業、高利貸，復以商業利潤、高利貸利息買地收租，地租、利潤、利息輾轉增殖，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緊密關系進一步強化。山東萊蕪全縣的銀行、錢莊、油坊以及百貨商店，全操在地主手里;山西平順，不僅交易規模最大的花椒和黨參由地主富農或行商直接收購外運，并無市面和專營商號，就是糧食和其他商品買賣的商業權，也并不由商號操控，而是在地主手中。佃農出賣農產品，購買生產、生活資料，都必須通過地主;廣東潮州，更是地主、高利貸者、中間商和官府政策執行人“四位一體”，地主直接掌控地方政權，兼營商業、高利貸。佃農所需肥料、日用品，都必須從地主經營的商店采買或賒購，農產品也只能賣給地主商店或抵償債款。⑧

顯然，鴉片戰爭后尤其是民國時期，佃農經濟的發展出現重大逆轉，不僅地租剝削加重，生產經營規模縮小，家庭手工業衰敗，農業、副業收入減少，經濟困窘，甚至連原來有所增強的生產經營獨立性、自主性也明顯削弱或消失。若將清代前期佃農經濟的發展態勢稱作“佃農中農化”，那么近代尤其是民國時期佃農經濟的發展，無疑是“佃農貧農雇農化”。隨著佃農的“貧農雇農化”，佃農中的貧農雇農比重不斷增大。到民國時期，貧農雇農已成為佃農的主體。據1938年對四川雙流、溫江3個村的調查，佃農中的貧農占80.4%。⑨四川部分縣區土地改革時，佃農單設從貧農到富農的階級序列。數據完整的巴縣、永川、銅梁、大足、壁山、合川、萬縣、渠縣、南溪等9縣，佃貧農占佃農總數的63%，而且只限于以租種田地為主要或全部生活來源的佃農，那些租種小塊土地并從事小販、傭工、手藝，或農忙種地、農閑行乞的貧苦佃農，以及幫工式佃農，都被劃入了佃農以外的貧農、雇農序列，故佃農占農戶總數的比重僅為39.7%，明顯低于實際數字。佃農中的貧農、雇農實際比重應在80%以上。⑩有的地區佃農中的貧農、雇農比重更高。廣西憑祥土地改革時，845戶佃農中，僅有佃中農64戶;鎮向、龍茗兩縣地主出租土地3625畝，只有佃中農10戶。11雖然3縣佃農中的富農(其數極少)等成分不詳，貧農雇農的比重無疑大大超過90%。某些地區，佃農甚至幾乎全是貧農，如安徽滁縣，佃農單列而未劃分成分，全部置于貧農之后。12在北方一些地區，佃農則主要由幾乎完全喪失生產資料的“幫工佃種制”(亦稱“分益雇役制”)雇農構成。13原來“幫工佃種制”罕見的南方地區，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也開始多起來。據1941年的調查，四川全省“幫工分租法”占7.7%。14

生產資料、生活成本急劇上升，佃農負債累累

對于以貧農雇農為主體的佃農，在主佃關系上，地主居絕對統治和支配地位，強勢專行、說一不二，佃農只能俯首帖耳、仰其鼻息;在產品分配上，地主得大頭，佃農得小頭或零頭;在商品和市場交換中，佃農的所付價格總是大于所得價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工農業生產和商業交換的進行，都是以剝奪農民尤其是廣大佃農為前提的。20世紀初，工農產品“剪刀差”進一步擴大，佃農和自耕農民所受剝削愈益殘酷，經濟落后和偏遠山區尤甚。如云南陸良，鮮梨每斤1分錢，生豬每頭2.5元;宣威火腿每斤0.2元，而紅糖每斤1元，5斤火腿才能換1斤紅糖。15廣西向都，10斤稻谷換不到1斤食鹽，40斤稻谷換不到1斤洋紗，農民“賣盡了所獲農產還不夠主要日用品的費用”。16

這樣，無論勤惰與否，因為經營規模小，大多佃農生活艱難。20世紀30年代，江蘇無錫一個生活極為簡單的佃農，每人全年需生活費44.15元，一畝租田年收24元，扣除地租、工資、種子、肥料、灌溉、農機修理等開支18元，僅余6元，必須租種7畝半水田，方能勉強維持一個人的生活，而妻子兒女的生活費用全無著落。另據調查，該地一個家有3口、租種10畝水田的佃農，全年米麥收入316元，種子、肥料、車水、除草人工以及全家生活費支出共330元。尚未計算地租，已虧短14元。如以半數(即158元)交租，實際虧損達172元，足見虧損數額之大。17何況在地狹人稠的無錫，能夠租種10畝水田的3口之家佃農是極少的。四川雅安，佃農耕種一畝水田，年收19元，地租、牛力、種子、人工、肥料等支出共19.2元，凈虧0.2元，但這還是人工出自己力，膳食自備，肥料亦用糞肥，無需外購。如果雇用人工，外購肥料，虧損愈加嚴重，一家老小的衣食更無從籌劃。18成都平原一個租田10畝的佃農，大春畝產折價20.98元，納租16.74元，僅余4.24元，10畝合計42.4元。而生產費用需50元，虧損近7元。虧損部分和全家老小的生活全靠小春和副業彌補。但小春每畝不過10元，合計100元，扣除生產費用后，余額甚微，無異杯水車薪。而且在成都平原，租種10畝水田，僅押租和中人酬謝就需七百數十元，非小康農戶無此能力。小康佃農尚且如此，赤貧下佃更不待言。19在北方，河北玉田佃農以種田10畝計，產糧6石，折款36元，納租30元，種子、肥料10元，其他雜費4元，合計44元，尚未計算人工和家人消費，已虧損8元。20另據1936年的調查，一戶租種15畝水田的佃農，畝產大米1石，15畝合計折款90元，對半交租，或每畝3-5元納錢，共扣租45-75元，按戶繳納的捐稅、攤款，1934年為每戶60.8元。這樣，即使不算生產成本和家庭消費，已虧短15.8-45.8元。調查者不禁哀嘆：“農民真還想活命嗎?”21

種植經濟作物一度獲利的佃農，也都虧折，其程度甚至超過糧食作物。江西鄱陽煙葉種植區，一個勞力種煙一畝，收煙2擔，過去可得款100余元，扣除地租，尚可換回全年食用的米麥。到20世紀30年代，一畝所得僅三四十元，扣除地租和成本，所余無幾，半年以上要靠苦菜和草根活命。22安徽鳳陽、河南襄城、山東濰縣等地的種煙佃農，虧損比種糧食的佃農更嚴重。鳳陽、襄城種煙佃農的虧損分別比種高粱的佃農多6倍和3倍。濰縣種大豆的佃農尚可每畝獲利1元，而種煙佃農每畝虧損5元。江蘇武進的養蠶佃農，因繭價低落，經濟一年比一年艱難。繭價由每擔八十而七

十、而六十，1936年已降至30余元乃至20元左右。桑葉更不值錢，幾角錢一擔，尚無買主。因蠶桑生產難以維持，只得又回到稻麥種植。從前拼命開辟的桑園，現在又拼命挖掘，恢復為稻田。但谷價也持續低落，還是“還了租籽，不夠償債;償了債款，不敷還租;自己吃的穿的，完全落空”。23

為了活命，度過眼下難關，佃農除了勒緊褲帶，最大限度減少消費，還不得不壓縮生產開支，降低耕作質量。江蘇海門佃農的肥料、人工費用，分別從1929年的50元減少到1934年的30元，種子費用從10元減至5元，5年間減少了40%~50%。24一些佃農家庭收支統計顯示，盡管各地佃農生產費用、生活費用各自所占比重互有高低，但地租始終是生產支出的最大項。耕畜、農具、種子、肥料、飼料等費用，反而無足輕重，能省則省，能免則免。據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江蘇吳縣，浙江武義，四川江北、巴縣、犍為等5縣，生產費用平均占佃農家庭支出的57.9%，其中68.6%是地租，犍為更高達91.4%。種子、肥料、飼料和耕畜、農具費用，分別只占31.4%和8.6%，所攤數額很少，甚至空缺。25廣西玉林、藤縣、果德等3縣，因地租率不算太高(一般為50%左右)，地租占佃農生產開支的比重相應稍低，平均為42.5%。但因收入很少，生產費用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亦低，僅有38.2%。地租以外的生產費用，同樣微乎其微。26生產開支的縮減，直接導致經營粗放，生產萎縮，收獲歉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

生活費用則絕大部分用來果腹充饑，家庭消費的最大比重是食品，衣著、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費用極少。上述江蘇吳縣等5縣佃農，食品平均費用占消費開支的73.4%，加上煮食燃料，達85.8%。衣著占11.4%，家用器具、教育、醫療、衛生、嗜好、年節禮情等，僅占2.8%。廣西玉林等3縣佃農，食品比重相對稍低，平均占消費開支的65.3%，加上煮食燃料為81.3%。不過這不表明廣西佃農生活水平相對較高，主要是當地婚喪、生子等酒席、禮情開銷大，一次婚喪的費用往往接近全年消費開支，拉低了食品、衣著在家庭消費中的比重，尤其是衣著費用，其比重低至2.3%。更有21.5%的佃農全年沒有一分錢的衣著(包括棉花、紗線、布匹、印染、成衣、縫衣等)開支，顯見該地佃農生活水平之低。27

即使如此，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佃農還是入不敷出，連最低限度的生活也無法維持。20世紀30年代末有調查者對四川佃農生活所下結論是：“無論大佃小佃，純依佃耕之收入，大都不能維持其全家最低之生活，尤以小佃為甚”。28同期調查統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浙江蘭溪410戶佃農中，310戶收支不敷，占75.6%;嘉興1404戶佃農中，1271戶收支不敷，占90.5%。29云南昆明73戶佃農中，57戶收支不敷，占78.1%。30廣西玉林、藤縣、果德等3縣的情況尤為嚴重，65戶佃農中，62戶入不敷出，占95.4%。平均每戶不敷金額為101.5元，相當收入的31.5%，高的為80%~90%，最高達173.5%。31收入只是家庭開支的零頭，可見收支不敷的嚴重程度。

佃農在生產嚴重虧損、家庭入不敷出的情況下，若不乞討，唯有典當、借貸之一途。因此，各地半數以上乃至全部佃農負債。上述蘭溪410戶佃農的負債率為77.8%，嘉興1404戶佃農為89.1%。安徽合肥調查的198戶佃農有191戶欠債，負債率為96.5%。云南昆明，1938年調查的526農戶中，佃農負債率為50.4%。32廣西玉林等3縣65戶佃農，僅1933年一個年度中，典當衣被、農具的17戶，借貸現金、糧食的11戶，典當加借貸的25戶，合計53戶，占總數的81.5%。33加上舊債未償者，可能接近100%。河南洛陽、陜州，則80%以上的佃農負債于地主，不過并非地主貸給佃農現金，而多為佃農欠租折款或借糧折款，往往新舊相積，既還而復欠，永無休止，最終完全破產。34其他地區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帝國主義掠奪剝削是佃農破產“罪魁元兇”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佃農被剝削、貧困破產，與鴉片戰爭前不同，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封建剝削和貧富分化，而是一種特殊形態的資本原始積累。

剝奪農民、使其成為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者，是西方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的基本手段，英國的“羊吃人”是其典型。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佃農的剝削，則是這種資本原始積累的延續和擴張，是西方資本將對本國農民的剝削轉移和擴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國家，而且，這種剝削是以暴力劫奪、軍事侵略、領土占領和大規模屠殺、驅逐為前提和手段。這不能叫“羊吃人”，而是“狼吃人”。

“羊吃人”和“狼吃人”這兩種資本原始積累的性質和結果不同：“羊吃人”是本國資本剝削國內農民，將社會分化為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者和被役使勞動者的資本兩極，以加快生產力的發展，它是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前提。而“狼吃人”是外國資本剝削中國農民，既有中世紀的匪盜式劫奪，又包含資本主義條件下特有的行業、地區間經濟剝削。在國內，具體表現為工業剝削農業，城市剝削農村，被剝奪的佃農財富和資金，絕大部分流向城市，導致農村資金枯竭。結果，農村只有破產農民一極，并無役使破產農民的資本聚集，形成“一頭沉”式的貧困積累。有些地區甚至只有小貧赤貧之別，并無貧富之分，問題已經不是佃農普遍借債和無力償債，而是無債可借。35由于農村失業、半失業和富余勞力數量龐大，人工低賤，不僅機器耕作無望，連畜力使用也顯得不經濟，以致一些地區紛紛由牛耕倒退回到鋤耕。在國際，歐美列強和日本是先進工業國，中國是落后農業國，全國大部分或絕大部分資金和財富流往歐美列強和日本。即使充當剝削農民主要經手人的官僚、軍閥、地主、商人、買辦、高利貸者，也只分得一杯殘羹。就是這杯殘羹，相當部分也因購買洋貨或出國觀光、旅游、考察、探親、醫病、留學、置產、移民，或將金銀、錢財存入外國銀行等，最終流向了國外。資本、財富積累全部集中在歐美列強和日本，中國成為貧困一極，全國一窮二白，建設無資金，產品無市場。

抗日戰爭前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支出中，有經濟建設開支和有數可稽的1934—1936年，共支出“企業資本”6300萬元，折銀4410萬兩。3年的國營企業建設資金，相當于同期財政支出318100萬元的1.98%，軍費及債務支出213600萬元的2.9%，財政赤字74900萬元的8.4%，對外貿易入超88280萬海關兩的5%，白銀凈出口55130萬海關兩的12.5%;36相當于《馬關條約》對日賠款及遼東半島贖款23000萬兩的19.2%，庚子撥款本息98000萬兩的4.5%。這組數字十分簡單，中國的財政狀況和財富、資金去向，一目了然。

國窮民更窮。廣大佃農、村民和城市工人、貧民，生活困苦，購買力極其低下，絕大多數農民連火柴都買不起。37在農產品不斷商品化的條件下，一些地區的農民也只賣原料，而不買產品。如只賣小麥、棉花，不買面粉、機紗機布。出售小麥大多是“糶精留粗”或“糶精糴粗”，即出售精糧小麥，保留或糴進高梁、玉米等粗糧自食，根本吃不起白面;出售棉花，則所得錢款幾乎全部用于完租、納稅、償債，衣不蔽體而無力購買機紗機布。38國內工業品市場本已十分狹窄，又被進口洋貨和外國資本產品搶占先機，留給本國資本的產品市場愈加少得可憐，民族資本主義根本不可能正常生存和發展。

這正是西方列強所希望的。基于利益最大化法則和白人種族主義信條，列強寧愿中國維持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永遠充當其農產品、工業原料供應地和工業品銷售市場，不愿意也不允許中國正常發展資本主義，成為主權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與其平起平坐。它們用掠得的資本，大批擄買“華工”(貶稱“豬仔”)用于發展美洲、澳洲的資本主義，就地役使中國破產農民進行資本主義生產，尚居其次。因此，寄希望于外國資本，試圖通過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途徑實現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絕對行不通。事實上，近代時期由殖民地轉化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是白種人殖民和鳩占鵲巢，并無一個有色人種土著民為主體的國家。

顯然，“狼吃人”的資本原始積累，既為加速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演變創造了條件，又釜底抽薪，從資本和產品市場兩方面堵死了中國農業資本主義和整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

剝削者將佃農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吸吮殆盡，卻不可能也不愿意在中國農村建立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成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中國佃農的命運比英國農民更慘，既無能力維持傳統的簡單再生產和最起碼的生活，又不能離開土地和農村，另謀生計，封建租佃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展土地革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政權，趕走外國侵略勢力，實行土地改革，實現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張，徹底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消滅封建剝削，解放生產力，推動和加快了歷史發展的步伐。事實證明，廢除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非中國共產黨人的單純主觀意志，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十二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經濟史(1937~1949)”階段性研究成果，批準號：10&ZD074)

注釋

①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93卷)，“漳州府·田賦”，清代抄本，第3頁。

②方行：“清代佃農的中農化”，《中國學術》，2000年第2輯。

③劉克祥，吳太昌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927～1937》(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8頁。

④參見《綦江縣志》，重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83頁;《蓬安縣志》，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第221頁;《巫山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頁。

⑤吳經熊：《中華民國六法全書理由、判解匯編》(第一冊)，1936年增訂本，第454、259、453頁。

⑥《申報》，光緒三年三月初二日。

⑦陳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2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國]中文資料中心，1977年版，第32461頁。

⑧天津《益世報·農村周刊》，1934年9月15日、7月28日、4月17日。

⑨據陳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2冊)，第32451~32452、32454、32457頁各表綜合計算。

⑩據1936年和1941年的調查，9縣的佃農比重分別達64.3%和73.7%，高出24.6和34個百分點。這部分缺漏的佃農，全是貧農、雇農。(參見劉克祥：“關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問題”，《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1《憑祥市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35頁;《天等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6頁。

12《滁州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242頁。

13參見劉克祥：“試論近代北方地區的分益雇役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4應廉耕編：《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四川農村經濟調查報告第七號·四川省租佃制度》，中農印刷所，1941年刊本，第7頁。

15國民黨政府鐵道部財務司調查科編：《粵滇線云貴段經濟調查總報告書》，1930年調查、印行，第83頁;國民黨政府鐵道部財務司調查科編：《湘滇線云貴段附近各縣經濟調查報告書》，1930年調查、印行，第57頁。

16梁建民：“廣西經濟出路應注重農業以促進工商抑注重工商以保戶農業”，《廣西經濟出路討論集》，1934年刊本，第45頁。

17章子鍵：“中國佃農問題之檢討”，《新中華》，1933年7月第1卷第14期，第26頁。

18李錚虹：“四川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89冊)，第47143~47144頁。

19陳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2冊)，第32580~32582頁。

20“玉田農村破產，農民辛勞得不償失”，《農村經濟》，1934年1月第1卷第2期，第71頁。

21志明：“防共自治下的玉田農村”，《中國農村》，1936年3月第2卷第3期，第65~66頁。

22沙蕓：“鄱陽縣的種煙農民”《中國農村》，1936年2月第2卷第1期，第63、65頁。

23念飛：“劇變中的故鄉——武進農村”，《東方雜志》，1936年3月第33卷第6號，第115~116頁。

24沈時可：“海門啟東之縣佃租制度”，《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0冊)，第30933頁。

25金履昌：“吳縣尹郭區農村的一瞥”，《農村經濟》，1934年5月第1卷第7期，第101~102頁;《中國經濟年鑒續編》，1935年，第141~142頁;李錚虹：“四川農業金融與地權異動之關系”，《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89冊)，第47143~47144頁。

26273133據前社會調查所廣西經濟調查團編：《廣西省農戶經濟調查表》各表綜合計算。

28郭漢鳴，孟光宇：《四川租佃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44年，第132頁。

29馮紫崗：《蘭溪農村調查》，浙江大學1935年刊本，第128頁;馮紫崗：《嘉興縣農村調查》，浙江大學、嘉興縣政府1936年刊本，第159頁表170。

30林定谷：“昆明縣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3冊)，第32698~32699頁。

32馮紫崗：《蘭溪農村調查》，第128頁;馮紫崗：《嘉興縣農村調查》，第159頁表170;趙世昌：“合肥租佃調查”，《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58冊)，第29809~29810頁;林定谷：“昆明縣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3冊)，第32700~32701頁。

33孟光宇：“洛陽陜州之租佃制度”，《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65冊)，第29809~29810頁。

34張肖梅：《四川經濟參考資料》，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1939年刊本，第M48頁。

36[美]阿瑟·恩·楊格著：《1927至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陳澤憲、陳霞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486~489頁附錄一“1928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常年歲入和歲出·歲出部分”。

37青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組：《中華民族火柴工業》，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46頁。

38參見劉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鐵路沿線地區的農產品商品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1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第二篇：近代中國衰敗原因分析

中國近代衰落的原因

中國是一個屹立在世界東方的文明古國，我們有燦爛的五千年文明，我們也有值得驕傲的貞觀盛世，康乾盛世，但是到了鴉片戰爭，中國這個曾經的天朝上國，為什么就成為了世界上的魚腩，成了每個西方列強的欺凌對象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值得我們探究。在我看來中國近代的衰落是多方面的，是綜合多方面要素決定的。

文化方面，中國的燦爛文化值得我們驕傲，但是往往驕傲的東西也是我們的拖累。因為我們的儒家文明，決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觀念，圣上的意思是不能違背的，再加上明朝開始的八股科舉，一切的一切，將我們那時的年輕一代都束縛起來，思想僵化，沒有了創新意思。自然我們的文明沒有了前進的動力。還有明朝的倭寇侵襲，我們開始了漫長的閉關鎖國，剛剛萌芽的資本經濟毀于一旦。我們開始沉浸在我們的燦爛文明當中無法自拔，而那時的西方列強，開始他們的工業革命，開始了他們的強國之路。甚至在西方列強用堅船利艦轟開我們的國門后，我們的統治者還是沒能有一點前進的思想。文化的牽絆使我們的的改革動力降到了無法啟動的地步，我們的封建文明其實在唐朝已經到了頂峰，但是直到清朝我們的封建文明還是這樣，沒有得到過改革。沒有進步的文明是不值得強大的，我們的文明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里沒有進步自然要衰落。天朝上國的夢終究要在別人是堅船利炮下破碎的。所以文明可以是我們的驕傲但也可能是我們的累贅。好好對待文化的利與弊才能使我們的今天走的更遠。

社會矛盾方面，中國近代的矛盾是階級矛盾，是特權階級和平民階層的矛盾。但是當時的清朝抑或是后來的民國都是如此。他們沒有認識到這點所以一味的用自己手中的武力來鎮壓那些反抗的人們。在當時的社會，西方的思想已經有點傳入中國，人民是思想已經開始開放，他們對封建君主的統治已經感到厭倦，甚至是憎恨。再加上在鴉片戰爭以后的戰爭中，屢屢失利。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封建的君主制已經沒有市場，但是當時的統治者沒有認識到這點，當然無法在世界強林中立足，自然衰落啦。我們的民國也是如此，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下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打了這么多不該打的戰爭，一個沒安定環境的國家是不能富強的，衰落在所難免。我們如果在那個時候能夠緊追世界的潮流，我們的衰落或許就是一個短暫的片段，但是歷史說明這都是想象，我們的衰落成了百年的痛楚。認清現實的狀況才是一個統治者者的本職工作。社會矛盾，這個社會的本質需要我們的重視。

科技方面，近代我們還在抱著四大發明開心的時候，人家已進是大船大炮了。我們的義和團還在神功護體是人家的槍一槍就將你解決掉了。科技實力真的不如人家的先進，我們的科技還停留在冷兵器，人家已經是熱兵器的時代，沒有國防的國家時沒有立足的地方的，只能衰落下去，所以我們的鄧爺爺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是牛的，有見解的。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已經將我們甩在了后面，我們的科技已經不能和他們同日而語了。我們應該奮起直追的，但是沒有，我們還是原地踏步，就算是買來了大炮大船，有了遠東第一艦隊，還不是一樣戰敗在日本的手中，割了臺灣，賠了白銀，這個樣子的政府，這個樣子的國家當然不能富強，只能衰落了

我們習慣于對祖國予以歌頌,比如說，中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和勤勞的人民等等，并且從啟蒙教育到現在一直在其氛圍中“熏”大成人，要在這里談論中國國民性格之極端性就很不合時宜了。但是我們的民族與國家應該“吾日三省吾身”，這樣才不會出現錯誤的“因果輪回”。

人的意志一直是改變的實質。沒有一個與時俱進的思想，國家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換做現在流行的話就是沒有改變，沒有出路。我希望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國在一個有改革思想，有抱負是政黨的領導下，走得更遠，更棒。

第三篇：近代中國屢戰屢敗的原因

.0近代中國屢戰屢敗的原因，：社會制度腐敗，自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愚昧腐朽落后；經濟技術的落后，西方通過工業革命經濟技術飛速發展，而當時的中國已久保持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雙方的綜合實力相當懸殊；歷史教訓

天朝田畝制度：天朝田畝制度是最能體現太平天國社會理想和這次農民起義特色的綱領新文件。它確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天》實際上是其農民提出的一個已解決土地問題為中心的比較完整的社會改革方案。《天》意義：a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會的基礎即封建土地所有制，表現了廣大農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強烈愿望，是以往農民戰爭中“均貧富”，“等貴賤”和“均平”“均田”思想的發展和超越，具有進步意義b他并沒有超出農民小生產者的狹隘眼界，是小農業生產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傳統生活方式c同時又是一個沒有商品交換和絕對平均的社會，具有不切實際的空想性質d《天》中的平均土地方案及實在太平軍占領地區并未付諸實際資政新篇： 是一個具有資本足以色彩的方案。內容：在政治方面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學習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經濟方面主張發展近代工況、交通、郵政、銀行等事業，獎勵科技發明制造，將向西方的學習從生產領域擴展到生產關系領域，即開始提倡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議設立新聞官、新聞館，破除陳規陋習，提倡興辦學校、醫院和社會福利事業。在外交方面主張各國交往平等、自由同上，但嚴禁鴉片輸入。辛亥革命的成敗：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從根本上說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半封社會中資本主義建國方案是行不通的教訓a沒有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b不能充分的發揮和依靠群眾c不能建立堅強的革命政黨作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強有力核心

幾次論戰：第一次論戰是19世紀末維新派同封建頑固勢力的論戰，第二次論戰是指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間的論戰。第一次論戰。

1、背景：甲午中日戰爭后，中國面臨瓜分危機；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資產階級要求救亡圖存，發展資本主義；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維新派形成，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要求維新變法，開展了維新運動。

2、內容：要不要維新變法；要不要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要不要提倡西學、改革教育制度。

3、作用： 是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正面交鋒，使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擺脫封建思想束縛，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的高漲。第二次論戰。

1、背景：資產階級維新派領導的戊戌變法失敗，宣告了改良道路的破產；《辛丑條約》簽訂后，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成立同盟會，領導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康有為、梁啟超等淪為保皇派。

2、內容：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實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制度。

3、意義：通過論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有力地推動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來。

洋務運動19世紀60年代目的為挽救清政府的統治危機內容a興辦近代企業b建立新式海陸軍c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作用a客觀上對中國的早期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某些促進作用b培養了通曉洋務的人才，開辦了近代學堂，開始了中國近代教育，開闊了人們的眼界c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念開始改變，工商業者地位提升，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失敗原因a洋務運動具有封建性b洋務運動對外國具有依賴性c洋務企業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新文化運動1915.9陳獨秀《青年雜志》口號：提倡民主與科學五四運動1915.5.4導火索：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歷史特點a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b是一場真正的群眾運動c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近代半殖半封的基本特點a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不但豬肚操控了中國的財政和經濟命脈，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國的政治，日益成為支配中國的決定性力量b中國的封建勢力日益衰敗病痛外國侵略勢力勾結，成為資本-帝國主義壓迫、奴役中國人民的社會基礎和統治支柱c中國自然經濟的基礎隨遭到破壞，但是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的土地所有制仍然在廣大地區內保持著，成為中國走向現在花和民主化的嚴重障礙d中國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雖然已經產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剝主義的壓迫下，它的發展很緩慢，力量很軟弱，而且它的大部分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e由于近代中國處于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爭奪和間接統治之下加之中國地域廣大，以及在地方性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形成的地方割據勢力的存在，近代中國各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房展是及不平衡的，在資本-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一只大批的破產，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

為何說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走向半殖半封a鴉片戰爭中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的門戶，把中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世界市場之中，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家庭手工業，但是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發展，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造成了某些客觀條件b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了經濟掠奪與壓迫

評述近代中國三種不同的建國方案第一種是地主階級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方案。地主階級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

是半殖半封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力量，因而主張繼續試想地主階級、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統治，使中國繼續走半殖半封社會道路。第二種是名族資產階級的方案。主張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對于地主階級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專政是一種批判，但是實際上卻并不具備現象是的可行性。第三種是工人階級和其他進步勢力的方案。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很主要依靠，他們的政治代表中國共產黨主張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便建立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并經過這個共和國住不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1957.2發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還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區分社會主義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用民主的、說服的、教育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是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他創造性的闡述了社會主義矛盾學說，是對科學贖回主義理論的重要發展，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第四篇：失地農民生計問題解決措施思考

達縣楊柳工業配套園區管理辦公室 關于園區失地農民生計問題的措施

楊柳工業配套園區占地面積2.74平方公里，4110畝。涉及南外鎮楊柳埡村1、2、3、4、6組，堰壩村1、2、3、4、7、8組，共需搬遷村民戶1127戶，3284人。截止目前，園區共征地1200余畝，已搬遷村民戶380戶，1325人。土地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也是農民生產和發展的重要保障，隨著園區的快速推進，城市化建設加快，成為失地農民可持續生計的一大障礙。為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的生計問題，園區辦已將失地農民的房屋安置、社會保障、培訓就業等問題納入議事日程。采取適應措施以增加失地農民收入為出發點，建立健全保障機制，推動自主創業和培訓就業，為失地農民解決后顧之憂。

一、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

一是建議建立健全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所有符合條件的征地農轉非人員納入城鎮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做到應保盡保，將符合條件的農村失地農民納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

二是建議建立健全失地農民失地養老保障制度，對征地范圍楊柳埡村、堰壩建立社區，將失地農民轉為非農業戶口，按照相關制度統籌解決養老保險。確保失地農民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三是建議建立健全失地農民醫療保障制度。對已轉為城鎮居民戶口的，應當參加城鎮醫療保障制度；對仍為農村戶口的，應當參加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防止失地農民醫保兩頭落空。

四是建議建立健全失地農民失業保險機制，對失地農民在勞動年齡段、已參加養老保險且符合其他規定條件的失地農民辦理失業保險，由社保機構發放失業保險金。

二、安居工程全面保障。

一是由于園區安置房正在建設中，各項目正在快速入駐，轄區兩村失地農民無房租、無房住。園區征地搬遷堅持先拆除村民房屋稀松地塊，較密集地塊用于被拆遷村民的租住房屋，待今年一期安置房建成后，再大規模拆除。

二是園區統籌安置房的出租。園區項目多，用工大，項目設計上也不允許大規模修建住房，園區辦正在征求村民意見，在保障失地農民的住房后，多余房屋集中起來統籌設立租賃公寓，增加失地的農民的收入。

三、培訓就業、循環對接。

一是開展失地農民與培訓基地對接。積極幫助失地農民參加各種形式的職業技能培訓，建立學員培訓檔案，創建企業用工人才庫。不斷提高失地農民的業務素質和勞動技能。今年預計舉辦培訓班10期，參加培訓人員1000人。

二是開展畢業學員與企業對接，聯系學員深入企業實習鍛煉，鼓勵引導園區企業優先安置培訓班畢業學員就業上

崗，簽訂用人協議，明確勞動合同，實現企業用工制度化、規范化。

據了解，我縣現有八所師資力量強、教學質量高、辦學規模大、學員就業高的定點培訓學校，長期從事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勞動力和其他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工作，此次培訓工作可依托這些培訓學校開展失地農民培訓工作。

1.委托式培訓：根據楊柳園區企業所需專業，銜接職業技術學校開設相關培訓班，與職業技術學校簽訂委托培訓合同。

2.訂單式培訓：由村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自主選擇所學專業，培訓單位進行分專業分期分批培訓。

3、企業定崗培訓：由企業根據所需用工條件和崗位，針對崗位所需知識開辦短期培訓班，培訓完畢后安排在企業所需崗位就業。

妥善解決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千方百計維護他們的合法利益，讓他們居住有房，就業有崗，社保有份，生活有著，真正成為城鎮化、現代化發展的受益者、參與者和擁護者，這不僅是實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和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的重要舉措，也是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義不容辭的職責。

第五篇：近代中國農民起義的點滴思考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中國任何革命與社會變革，沒有農民的參與是不可能成功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農村沒有實現大的變動，農民沒有一個大的變動。而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勝利，是因為農村有了一個大的變動，農民有了一個大的變動。

毛澤東將農民稱之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這是

一個十分準確的定位。農民不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也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力軍。但是，中國農民存在著許多嚴重的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例如皇權主義、帝王思想、絕對平均主義、流寇思想、山頭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這種思想，那種主義，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固然要表露，在時機并不成熟的時候常常也表露得一覽無余。

中國社會由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農民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變革的主力軍，依然是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長期處于弱勢群體的農民時時都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生活陷入絕望的農民往往敢于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太平天國運動就是近代農民希望改變自己命運的一次生動寫照。在這次運動中，農民的弱點也再次表露出來：他們痛恨不平，所以擁戴平均主義甚至絕對平均；他們痛恨皇帝，但自己也想做一回皇帝夢；他們痛恨政治腐敗，但自己也羨慕奢豪腐化的生活。

延安時期，毛澤東為了把主要由農民組成的中國紅軍改造成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軍隊，特意請郭沫若寫了著名的長篇史論《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聯系《甲申三百年祭》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毛澤東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當時，中央將《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印行，作為全黨整風的學習文件。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政治部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向全黨發出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敗在于進北京后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脫離群眾，妄殺干部，實為明末農民起義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一代偉人毛澤東特別希望總結歷史上李自成和洪秀全兩次農民起義的教訓，也特別要求我們黨要吸取這兩次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

而毛澤東之所以要突出明末農民軍和太平天國的教訓，顯然是這兩次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實在太典型了，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又確實有太多的相似相通之處。例如：

1、大勝即驕。作為勝利者，特別是農民革命的勝利者，驕傲的反映是腐敗。在勝利到來或快要到來時，農民起義的首領丟棄了革命的宗旨，迅速地走向腐敗，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所有農民起義的通病。李自成在極短的時間里取得了極大的勝利，在凱歌聲中滋長了驕傲情緒。李自成和大順王朝的農民領袖們在接受大明江山的同時，也接受了大明王朝的專制與腐敗。他們在北京縱聲色、奪名利、掠財物、殺功臣，“縱貪橫于京畿”，弄得京城民怨沸騰。與李自成如出一轍，洪秀全與太平天國的農民領袖們在定都天京的同時，也接受了大清王朝的專制與腐敗。無論洪秀全還是楊秀清，其貪婪、奢侈的程度較之他們革命的對象有過之而無不及。

2、忽略強敵。農民起義領袖在取得勝利后幾乎無一例外地急于斂財享樂而置當前大敵于不顧。李自成農民軍進京后，大敵在關外虎視眈眈，他卻熟視無睹，聽任數十萬大軍在北京城飲酒作樂。洪秀全的大敵在北方，他卻只派了兩萬人的部隊北伐，而自己在南京城大修天王府宮殿，所用兵丁達十多萬。無論是李自成還是洪秀全，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敵人，結果吃了大虧。

3、不講政策。李自成在起義之初以民謠的形式宣傳起義軍的綱領：“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洪秀全也宣傳“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革命的宣傳是必要的手段，但是虛假的宣傳卻是革命運動的大敵。李自成與洪秀全的革命宣傳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是一張永遠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李自成提出建立政權后將實行“三年免征”。可是，面對如此龐大的一支軍隊，軍餉從何而來？為了籌集軍餉，李自成縱容其部下在北京對明代高官富豪嚴刑拷打，勒索錢財，結果造成社會劇烈動蕩。洪秀全宣傳的平等，只是遮人耳目的一面旗幟。在這面旗幟的背后，他自己娶了88個老婆，他十幾歲的兒子也娶了4個老婆，卻不允許他的“兄弟姊妹”合家團聚。李自成也好，洪秀全也好，廉價的許諾終于引起天怒人怨。

4、脫離群眾。李自成是一個軍事家，身先士卒，歷經百戰，馬上18年，奪得大明江山。他在西安立國稱帝，國號大順。奇怪的是，山海關戰后，李自成敗歸，匆匆在4月28日于北京武英殿再次登位，接受百官朝賀。當夜五鼓，李自成倉皇出京。李自成兩次稱帝，說明他的帝王思想非常濃厚。其實，豈止是李自成，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領袖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有濃厚的帝王思想。洪秀全起義之初，迫不及待地在武宣東鄉稱王。定都南京，尚未取得全部江山，便在南京城里當起逍遙自在的太平天王了。洪秀全深居簡出，以至于清軍一直以為洪秀全只不過是太平天國虛擬的一尊偶像，可見洪秀全脫離群眾到了何等程度！

5、妄殺功臣。妄殺功臣是歷朝歷代的通病，所謂“狡兔死，走狗烹”，農民起義領袖也未能例外。李自成聽信牛金星讒言，妄殺李巖、李牟兩兄弟，引起大順政權內部分裂。1856年，天京發生內訌，韋昌輝殺了楊秀清，洪秀全殺了韋昌輝，太平天國早期核心領袖六個人到內訌后僅剩洪秀全一個孤家寡人。民間流傳說：“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長毛非正主，依舊讓咸豐”，民間傳言竟不幸而言中。

重慶《新華日報》當年在刊登郭沫若的文章時，同時刊登了毛澤東的一段名言：“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確實不應當割斷歷史。這是因為，我們需要將歷史作為一面鏡子。

縱觀歷史上一朝一代的更迭，莫不與農民有關。一個王朝的崛起，往往是借助農民的力量；一個王朝的覆滅，往往也是出自農民的力量，真所謂“成也農民，敗也農民”。李自成和洪秀全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個王朝的滅亡首先是人心的喪失，也即道義的喪失，而喪失人心、喪失道義的王朝注定是短命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史學家對三個世紀前農民起義失敗的總結，對共產黨人而言，則反映了共產黨人以歷史為鏡對未來命運的思考，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思想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