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校青年教師憂思錄

高校青年教師憂思錄：無法明言的無助感

作者：艾青椒

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有為”式的學術GDP主義，而是無為而治的放任，營造一個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圍，提供最基本的學術環境，給每個青年教師松綁或者解咒。

3月15日，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年僅36歲的青年學者張暉因患腦出血和急性白血病突然病故，這讓所有認識或不認識他的關心青年知識分子生存處境的人都痛感惋惜。這一事件在中國知識界和媒體持續發酵，《南方周末》《東方早報》《中華讀書報》和《南方都市報》等報刊都出版紀念專輯，哀悼和追思這位逝世前已經出版學術專著四部，古籍整理著作一部，編纂著作三部的杰出青年學者。

張暉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讓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掙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當然，我們不能將張暉的病逝簡化為職稱、住房、收入等物質性指標，若如此，無疑矮化和窄化了擁有廣闊精神世界的張暉的學術生涯。但是，張暉在博士畢業后的這幾年又確實處于一種極度緊張的境地，這種焦慮敲骨吸髓般壓榨了一個青年學者的心力、體力與腦力。張暉的碩士導師張宏生教授在紀念文章中特別指出：“工作以后，對生活的壓力，做事的艱難，他（指張暉——引者注）越來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來，每一次見面都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無奈，感受到他的那種深深的無助感，那是一種有所感覺，卻又無法明言的東西。”

這或許是每一個從校園走向社會的青年人都要面臨的共同處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師這個群體，因其在學術鏈條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隨的低收入和高強度的工作量，以及他們（尤其是人文學科）因知識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個性，除非內心特別強大或者極度超脫（比如皈依佛門等），這群人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與社會（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間觸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助感甚至屈辱感。毫無疑問，張暉是一個內心精神世界強韌的個人。他曾在2012年底“六合叢書”新書發布會（他的隨筆集《無聲無光集》亦為其中一種）的演講中感慨道：“好的人文學術，是研究者能通過最嚴謹的學術方式，將個人懷抱、生命體驗、社會關懷等融入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最終以學術的方式將時代的問題和緊張感加以呈現。目前來講，有識之士都已經感覺到現有的古典文學研究陷入了困境，陳陳相因不說，選題僵硬沒有生氣、沒有時代感，已經進入死胡同。與此同時，有理想抱負的研究者在學術體制中開展學術活動的時候，會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較大的不滿，但學者沒有將這些不滿內化為學術研究的動力，提升學術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過酒桌上的牢騷或者做課題撈錢等簡單的方式發泄掉了、轉移開了。”

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錄》所呈現的那樣，關于“如何認知自身社會地位”的問卷調查，5138位受訪高校青年教師中，84.5%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層及中層以下，其中，36%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13.7%認為自己處于“底層”，僅有14.1%認為自己處于“中上層”，0.8%認為自己處于“上層”，另有0.6%的受訪者未回答此問題。雖說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之間會存在一些差異，但這些數字仍舊讓我們震驚，一個被譽為“象牙塔”里精神貴族的群體，本應該是引領社會文化風潮的群體，結果卻普遍地將自己歸位在社會中下層，歸位為轉型中國的“學術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認知和精神狀態，如何可能在“金權主義”盛行的今日中國，開創出一片自主的天空？一個充滿挫敗感和下行感（所謂中產的下流化）的知識群體，非但不會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會有丁文江上世紀20年代在燕京大學演講《少數人的責任》時倡導的精英意識，無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會在威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兩股潮流的擠壓之下日漸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義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心態。

精神劫難

正如社會學者應星在《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中指出的那樣：“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央財力的大大增強，國家調整了對學界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加大了對學界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通過‘數目字的管理’增強了大學的行政化，以包括各類各級課題、基地、學位點、獎項等在內的各種專項資金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界。如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說新父們當年還能夠咬緊牙關克服清貧的話，那么，面對大量可以用學術成果去爭取的資源，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積極地投入了這場持久的資源爭奪戰。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一批名利雙收的學術新貴，他們不僅頭上頂滿了各種頭銜和榮譽，而且住上了豪宅，開上了名車。然而，在這些耀眼的光輝背后，卻是空前的墮落：雖然他們著作等身，但在課題學術的引導下卻是言不及義，空洞無物，且剽竊成風，學風敗壞；雖然他們榮譽環繞，卻是以徹底破壞避嫌原則或啟動利益交換及平衡的‘潛規則’為代價的；雖然他們爭來了博士點、重點基地、重點學科，卻是以赤裸裸的行賄為鋪路石的。學界腐敗之深已不亞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過之的是，學界的腐敗卻很少得到體制的追究。”被應星所批評的這種現象，確實是支配當代相當一部分學院和科研機構的基本邏輯。青年教師正是處于這種現實之中。

在這種數目字管理的驅逐之下，高校已經公司化，以競爭體制內資源為主要目標，高校青年教師成為學術生產的主力軍。

“50后”學者許紀霖在《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一文中曾尖銳地指出：“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于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好時代而已。這十年留給我們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紀之交，當十七年（1949——1966年）一代人逐漸退休時，我們這一代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全面接班，成為最資深的領軍人物。這不是我們這代人爐火純青，有了這個實力，而只是時代的陰差陽錯。但這代人自我感覺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襲、腐敗的丑行，第一個反應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辯護，一口咬定一點問題都沒有！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觀念的啟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沒有留下道德遺產，很少像民國那代知識分子那樣有德高望重之譽。”青年教師就生活在由剛性的課題管理體制和柔性的父權式（家長式）人際結構構成的學院文化之中，他們要實現學術和精神上的雙重突圍何其困難！

前幾天，筆者跟一位在某高校中文系任教的朋友打電話聊天，他大吐苦水，談所在省份出臺的扭曲的職稱評審細則，比如要求學術成果的被引用率、被媒體報道率之類，又言及所在學校的權力主宰一切資源的現狀，以及對青年教師評價標準的惟課題化、惟獎項化。這位很有才華的朋友不愿意同流合污常被看作“無能之人”，領導時時敲打，外加冷嘲熱諷，在這樣極端的氛圍中，明哲保身或者潔身自好都幾乎沒有多大空間。這種日常性的精神劫難與深度壓抑，是最折磨青年教師的重要因素。

教師分化

高校青年教師于是迅速地分化、分層甚至分道揚鑣，一些人迅速地熟悉并適應體制的弊端，如魚得水地在學院體制里“上行”，獲取各種類型的課題、人才計劃等，其中有一些青年學者仍舊對學術抱有敬意，他們倡導一種布迪厄所言的“用國家的金錢，做獨立的研究”，但是，這種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鼓勵。另外一群人則徹底與學生階段的學術理想切割，迅速向所謂變味的“應用性研究”靠攏，成為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掃地的生產偽學術的知識分子。

另外一部分學人則對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種本能性的心理抵觸，也深刻地認識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后項目、課題管理體制對高校多元生態的破壞，謹慎地將自己定位為自甘邊緣者，既非堅決而激烈地反抗這一套體制，也不是完全退出體制，而是追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狀態。他們或者通過兼職、培訓、撰稿等來謀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將生活盡量地簡化。毫無疑問，這部分教師和前述青年教師相比，他們在物質生活、學院內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標等等各個方面都有強烈的落差，逐漸就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或者憤憤不平之感。

還有一個為數極少的群體，完全沉浸在學術所建構的人文世界之中，將那些以學術換取“稻粱”的人視為不恥之徒。自然，這個群體的人都是內心世界特別強大的個人，他們注重的是大學原本意義上的精神使命，是學術薪火相傳之地，他們是一群“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的讀書人，懷抱“為知識而知識、為學問而學問”的求真態度，以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重視教學，重視與學生之間的心智交流。或許正因為此，當旅法華人學者趙越勝追懷其師周輔成先生的《燃燈者》一文發表之后，一時間洛陽紙貴，弦誦不絕。趙越勝在文中的這段話更是觸目地映照了當今中國大學異化了的師生關系和學院生態：“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誨，體會先生的偉大人格，漸漸明白，希臘先哲所區分的‘靜觀的人生’與‘活動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渾然一體的。先生用超越的純思貢獻學術，又以入世的關注體察民生。平日慎言篤行，卻不忘讀書人‘處士橫議’的本分。邦有道，先生聞雞起舞，邦無道，先生鶴衣散影。內心守死善道，終不忘循善取義。”

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如今的大學校園，正在構成一種與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校園極其不同的學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個相對松散的同人共同體，自由散漫和理想主義的氣質相互交融，學術和文化生活被賦予一定的神圣感，形成的是一種相對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

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學院體制，或者強調政治意識形態，或者倡導去政治化的學術研究（比如史學傾斜于文獻整理的學術計劃）的課題、項目、計劃大量出現，工具理性開始主導學院體制，追求美好的物質生活成為學院主流價值，大學陷溺在瘋狂的資源競賽之中。正如《南方周末》兩年前的一篇深度報道《教授的“圍城”》呈現的那樣，高校緊箍咒式的課題、項目等各種理性規劃機制對知識人的束縛，并不會隨著職稱問題的解決就得到一勞永逸的緩解，似乎成為一個無法退出的“游戲”。

現在，“民國范兒”成為一種懷舊熱潮，民國優秀大學的風度越來越引起世人的向往。無論是何兆武的《上學記》、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等回憶錄、口述史，還是葉文心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等研究著作，以及十多年前陳平原、夏曉紅等學者編撰的《北大舊事》等，都在紛至沓來地疊映成一種民國大學的影像。不管這種風潮如何被質疑為一種浪漫化的歷史記憶或歷史想象，我們可以根據一些歷史研究的成果發現，在大部分時段內，民國大學的教師收入確實足以讓這群知識文化的傳承者與創造者，在一個急劇動蕩的時代仍舊可以維持一種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根據湘潭大學歷史系青年學者陳育紅的“民初至抗戰前夕國立大學教授薪俸研究”課題研究成果，上世紀30年代北平一戶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費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即便是較為有錢的知識階層，全家每月生活費80元也已經相當寬裕。以主要食物價格計算，1930年-1936年間，大米每斤6.2分錢；豬肉每斤2角錢；白糖每斤1角錢；食鹽每斤2-5分錢；植物油每斤1角5分錢；雞蛋每斤2角錢。當時北京大學教師在1931年-1934年間月薪收入統計顯示其平均月薪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達500元（外教更高達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元-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當時的大學教授則普遍在校外尚有數份兼課收入，光兼課收入幾乎就夠滿足全家較為寬裕的生活。歷史學家郭廷以曾經說“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說是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這種黃金時代除了學術自由有充分保證之外，也跟物質生活、業余生活的豐富有關：“優厚的薪俸使北京大學的教授們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都具備了極高水準。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房租費六七十元者不少見。食物支出方面也很充裕。一個大學教授的薪俸除了撫養五口之家外，還能請得起五個傭人。他們大都還會有閑情逸致去‘下飯館、看戲、泡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

松綁

青年教師難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這也未必，高校體制雖然造成了對個體的壓抑，但體制畢竟也是由個體形成，或者說“我們就是體制”，若個體對這套體制的規則文化有了相當地了解，就不會過度地順從這套體制，尤其當他知道順從（服從）就意味著某種變相支持的時候，他會在道德上形成某種掙扎感。最可貴的就是內心良知上的覺醒，這正如張暉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無休無止地抱怨與牢騷，這種負面情緒只會不斷地掏空甚至撕裂學院中的自我，而是將對體制的不滿轉化成追求真學術的動力，同時在盡可能的范圍內對體制弊端采取一種相對疏遠甚至抵抗的態度，將自己定位為體制的中等生或許就是一個明智的選項，既不做遵從“贏者通吃”邏輯的優等生，也不做基本考核都無法通過的差等生，在完成學院體制基本的考核之后，盡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正如著名學者崔衛平在西北政法大學的演講《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國”》指出的那樣：“你是現實存在的一種，沒有人能夠無視你、漠視你。在這個世界上，你是一個終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開的，你不是無足輕重的，不是可以抹殺的。

我想說的是，你不是沒有力量的。許多幻覺將我們捆住了。有些東西像符咒一樣，從內部將我們鎮住；像噩夢一樣，將我們的四肢魘住。讓我們以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沒有力量的，不產生任何效果的。好像人與人之間有了一種區分隔閡：一些人從正面看起來是人，但是從背面看過去，卻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他們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慚形穢的份兒。事情不是這樣的。

改變這種狀況，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說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們選一個良辰吉日，來解除自己身上的種種符咒、魔障，種種看不見的繩索和鏈條，然后出門，在藍天下深呼吸，說一句生活真好，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好，我們不是生病的，我們不是令人羞慚的。”

超越了幻覺，我們才能回到藍天之下的真實生活之中，通往自我內心和真實世界的學問之門才會真正地在面前打開。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有為”式的學術GDP主義，而是無為而治的放任，營造一個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圍，提供最基本的學術環境，給每個青年教師松綁或者解咒，同時在物質上提供充分的保障，讓人的內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來，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計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異想甚至離經叛道的行為和言論，重拾學術傳統，培養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學術文化，讓那些懷抱理想的年輕人投身到學院有一種內心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第二篇：家訪憂思錄

農村中學家訪憂思錄 陳店中學

鄒慧珍

“家訪進萬家”活動如火如荼的開展，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可許多我們不愿看到的現象又再度揪住了我們的心，讓人不由憂思重重。

憂思之一：重男輕女思想死灰復燃。

2011年11月22日晚8:30分，又一個女生黃冰倩被她的爸爸媽媽帶出了校門，她媽媽留下的堂皇的理由是：孩子壓力大。

這壓力并不是大家所習慣認為的學習壓力，而是做父母的重男輕女思想。黃冰倩的父母在漢打工，帶著她7歲的弟弟租住著一室一廳，黃冰倩的弟弟在武漢就學，黃冰倩在陳店中學就讀，享受一學期1000元的物質待遇，另外就是一個月也難得有一次的電話聯系。孩子小，還不大懂得合理利用這些錢，買一本青春雜志，買一套漂亮衣服，日子就捉襟見肘了。于是不上學，在家呆著（爺爺奶奶家是不去的，怕嘮叨，他們也忙，根本沒人想到這孩子沒上學），肚子餓的沒轍了，就弄點米煮粥吃，有一次還連餓了兩天??

幾次家訪，無數次的促膝而談，孩子時來時走，看著這爹不疼娘不愛的小可憐，我們的心都跟著疼痛起來。

其實，這樣的事例，在我們農村學校并不少見。就我如今所帶的班級而言，這已經是第二個了。另一個女孩叫孫麗，父母離異后又各自組織了家庭，孫麗隨父親和繼母生活，在繼母生下兒子之后，孫麗就淪為小女傭，漸漸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進入九年級，孫麗就再也沒有踏入學校一步了。

就學生就學比例而言，男生是遠遠高出女生的，而且越到高年級越發比例失調，這和農民的重男輕女意識是緊密相關的。

窺一斑而見全豹，在農村，一度甚囂塵上的重男輕女思想在經過短暫的沉寂之后又死灰復燃了，尤其是在對待子女受教育問題上。

憂思之二:拜金短視增大教育難度

這個時代似乎變成了遍地金條的時代，隨便一對農村夫婦，哪怕連小學都沒上完，只要上上東北抹抹灰，幾個月下來就能掙個大幾萬、上10萬回家。金錢就像勾走了他們的魂，他們紛紛外出淘金，誰也不愿留在家里帶孩子，孩子就交給爺爺奶奶吧。爺爺奶奶呢，管吃飽管穿暖不掉膘，兒子媳婦回來能交代就行。至于學習，爺爺奶奶既沒法管也管不了，就由他去吧。于是，孩子本來一周在家的時間也不多，再加上寵溺的爺爺奶奶，基于補償心理的父母要啥給啥，給許多孩子造成了唯我獨尊，貪圖享樂，不重視學習的負面影響，大大增強了學校教育的難度。

去家訪的幾個村里，幾乎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青年、中年勞力都基本上外出了。老人們除了客氣地說幾句感謝外，就只能說“老師，我當年也沒讀多少書，教不了孩子，請你們多費心”。“多費心”，多么輕巧的一句話。于是教育的責任就全盤落在了教師肩上。

教育，是學校、家庭和社會共同的責任，試想，僅教師一肩能承載如此重擔么？

第三篇：《電子商務專業人才培養憂思錄》

《電子商務專業人才培養憂思錄》

電子商務專業的就業形勢不僅為非應屆畢業生蒙上沉重的就業壓力與心理負擔，而且他們有的已經考慮輔修其它專業，有的建議學弟學妹不要報考電子商務專業。如果不能扭轉這種局面，未來中國電子商務人才梯隊將會出現斷檔的局面。

電子商務專業人才培養憂思錄

文/鄭培

教育部從2000年開始批準在全國部分高校試開電子商務專業，首批高校包括：北方交大、北京郵電大學、浙江大學、西安交大等13所，于2001年開始招生。2000年8月起，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委員會也面向社會開設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電子商務專業（專科、本科），并設立電子商務高、中級專業證書。

2002年初，教育部又批準了中山大學、天津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83所高等院校試辦電子商務專業。另外，還有很多學校在不同專業的教學中都增加了電子商務課程并準備設置電子商務專業。

截止至2003年，教育部已經批準181所普通高等學校本科開設電子商務專業，在讀的電子商務專業方向的學生達數十萬人。

質疑

自2002以來，最早是在網絡上逐漸出現一些文章，對電子商務專業課程設置，尤其對電子商務專業大學生未來的就業前景提出質疑。這些質疑者認為：高校電子商務專業課程設置脫離了企業電子商務的實際應用情況；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很難適應企業用人的實際需求；中國企業電子商務進程將受到人才缺乏“瓶頸”的制約；高校電子商務專業將會因為低就業率而失去學科發展的推動力；最嚴重的后果是：在當前中國就業形勢嚴峻、就業壓力增大的情況下，盡管國家和政府一再引導、鼓勵、支持、推動大學生就業，但是數十萬電子商務在讀學生中的不少人將面臨整體的“尚未畢業，就已失業”。

2003年1月，《揚子晚報》發表了集學術機構、用人企業、高校代表、在讀學生四方在內的對話文章，探討電子商務專業人才教育與電子商務人才就業問題。當時，對話已經顯示了對電子商務專業大學生未來就業前景的隱憂。時任江蘇愛濤信息產業有限公司電子商務總監的方保華先生表示：“我同意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就業狀況不樂觀的說法。我們公司目前就沒有聘用大專院校輸送的電子商務專業學生。但是社會需求已處于緊缺階段，比如我們公司，企業正在擴展，這方面的人才缺口就很大。問題的關鍵在于院校教育現狀與企業需求有一定差距。”

自2004年3月起，筆者率領的研究團隊開始對高校電子商務專業學生、自學考試電子商務專業學生進行就業情況調查。通過在線調查與進入高校調查，結果顯示：從整體上來看，我國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就業形勢不容樂觀。

截止到2004年6月15日，電子商務專業應屆畢業生就業率為20%，但2003年6月中旬教育部公布的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簽約率已達47%，可見，電子商務專業應屆畢業生就業率遠遠低于全國大學生就業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在京表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將力爭2004年全國應屆畢業生在9月1日前平均就業率達到70%以上，而電子商務專業應屆畢業生就業率距此目標還有很大差距。

專業不對口？

分析顯示，絕大部分應屆畢業生談到之所以不能順利找到工作，不知道應聘何種企業、何種職務是最主要的原因。

未能順利就業的應屆畢業生中有76%是因為就業方向模糊。這直接影響應屆畢業生投遞簡歷、應聘職位的針對性與應聘效果。由于不能準確定位應聘的行業與職位，因此泛泛的簡歷不能吸引用人企業，應屆畢業生往往失去面試機會；即使獲得面試機會，由于不了解電子商務在各行各業的應用現狀及發展前景，對于企業提供的職位缺乏工作方法、經驗和熱情，使他們也很難應聘成功。

未能順利就業的應屆畢業生中有16%是因為供需雙方對“電子商務”專業理解的偏差導致。8%的應屆畢業生表示學習電子商務專業的學生很難獲得面試機會，盡管他們在簡歷中都標明了電子商務專業、課程設置及學分成績，但經過我們的開放式調查發現：目前，人力資源市場上的招聘企業很少在招聘崗位上明確寫出“電子商務專員”這樣的職位。但事實上經過仔細分析，對于很多企業，包括信息調查、市場策劃、市場營銷、國際貿易、網絡計算機技術、財務、行政等等在內的工作崗位都需要電子商務專業人才，只不過這些企業沒有在崗位描述中列出“電子商務”四個字罷了。由于畢業生不了解電子商務在各行各業的應用現狀及發展前景，當他們沒有發現“電子商務”四個字時，便放棄投遞簡歷；即使投遞，也作為專業不對口的無奈之選。并不具備將所學專業、課程與以上某個崗位實際需求緊密結合，突顯自己知識與優勢的簡歷撰寫能力、面談能力。

舉例來看，目前，人力資源市場緊缺營銷類人才，絕大部分招聘企業會在崗位描述中列出需要“市場營銷”專業人員。僅僅從名稱上來看，“市場營銷”畢業生比“電子商務”畢業生專業上更對口。但是“市場營銷”同樣是電子商務專業的基本課程與核心課程，而且“電子商務”畢業生還具備利用電子化工具開展市場調研與分析、網絡零售、網絡渠道營銷、電子化國際貿易、電子化客戶服務等額外的知識與技能，理應更具有競爭優勢。正是這種對字眼理解上的差別，造成8%的應屆畢業生認為面試機會專業上不對口。

專業不對口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多數高校電子商務專業設置了十五至二十二門之多的課程，雖然本意是為了培養“多面手”，中國企業也需要掌握傳統手段與現代手段相結合的復合型人才，但是繁重的科目、割裂的教學導致學生復合上不系統、專業上不精通，因而電子商務專業學生既不符合專業嫻熟的當前要求，也不符合綜合駕控的未來要求。正如中央財經大學電子商務教研室林政主任認為：“學生的精力有限，這么多的課程該如何設置，培養目標怎樣才能更科學，一直是我們關注的問題。”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42.9%的電子商務專業非應屆畢業生表示：雖然沒有畢業，但是他們已經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電子商務畢業生很難就業。電子商務專業的就業形勢不僅為非應屆畢業生蒙上沉重的就業壓力與心理負擔，而且他們已經考慮輔修其它專業或者建議考生不要報考電子商務專業。因此，如果不能扭轉這種局面，未來中國電子商務人才梯隊將會出現斷檔的局面。

培養與就業的嚴重脫離、職業發展前景渺茫還會造成高校電子商務專業失去學科發展的推動力、中國企業電子商務進程將受到人才缺乏“瓶頸”的制約。在歐美電子商務迅速發展并顯著推動國家經濟增長的國際形勢下，中國電子商務行業卻顯現院校人才培養不力、專業人才信心缺失、企業缺乏優質人才的危險信號，這應當引起有關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的關注。

把問題擺出來

隨后，部分媒體與網站發表了這份調查報告，引起了廣泛反響。一種聲音是：我們不能回避電子商務專業人才培養冒進與行業快速發展帶來的復合型人才匱乏之間的矛盾，這有利于我們理清思路、漸進“突圍”、厚積薄發。但是另一種聲音卻表示：這是漠視高校電子商務專業教育積極推進作用的“不和諧聲音”，在目前我國電子商務整體環境不成熟、電子商務人力資源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起到“一言毀市”的副作用。

筆者認為，我國高等院校中開設電子商務專業或者電子商務方向的已經很多，設立電子商務系甚至電子商務學院的也必將越來越多，他們極大夯實了今后電子商務應用與發展的人才基礎。

但是客觀面對高校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就業形勢不喜人、就業前景不樂觀的狀況，不客氣的說，如果拿數十萬大學生的前程作“市”。筆者倒認為“毀”的晚了，“毀”的輕了，《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就業情況調查》今后可能還要繼續發布。

導致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就業形勢嚴峻、電子商務后備人才信心不強及未來人才可能流失，主要由于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師資嚴重缺乏。現有師資大多數從計算機、網絡、管理、營銷或其他專業調派，其知識儲備大多來自以往出版的一些電子商務書籍，不夠系統、不夠深入、不夠實用，由于師資大多沒有電子商務實戰經驗，不少師資在從事電子商務教學時顯得勉為其難；

培養方向模糊。許多培養機構不能清晰地界定其培養的電子商務人才將來的就業方向，多數培養機構提出了培養目標寬泛，以“萬能”為應用目標的電子商務人才，但這并不符合中國企業目前對電子商務人才的專業、實用的需求；

課程設置欠佳。由于缺乏對電子商務在國際上領先應用、在中國企業實際應用的理解，課程設置的隨意性很大，其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現有的有關技術和商務方面的課程簡單堆砌在一起，缺乏有機結合的系統特性；二是強于書本而弱于實務，缺乏必要的案例教學和實務操作能力的培養；

缺乏技能訓練。現有高校電子商務教育的現狀是：教師以說為主，學生以聽為主，而電子商務是一門綜合性的商務學科，無論是計算機與網絡技術、商務策劃、項目實施都需要大量的動手訓練，盡管這兩年很多高校都意識到這個問題，并推出了電子商務實驗室系統，供學生模擬練習。但是這些軟件仍然脫離于實際的商業環境，甚至有不少軟件已經落后于現有的應用。而商務行為本身又是復雜多變的，電子商務實驗室系統如果沒有真正的商人參與、如果將所有的商業行為都固化，事實上與書本教育并沒有本質區別。

另外一個問題是：由于教師本身很少參與商業企業的實際運作管理，案例來源、案例討論、創業指導、實習指導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教育市場也要細分

因此筆者建議，首先，激發高校教師的學術研究能力，引導他們向商務與技術結合的方向開展課題研究、組織教學內容及加強自身的知識儲備；其次，在教學中引進企業人員，通過一線實戰經驗的傳授，縮短高校學生畢業后適應工作崗位的時間。尤其建議在進行案例教學的過程中加入企業家或個人商人口述的案例分析；最后，借鑒國外培養電子商務人才的成功經驗，例如：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相結合、小組討論與項目實習相結合、人才培養與人才認證相結合等等。

另外，高校還應當根據企業的實際需求，為電子商務學科設計專業方向，一種方案是結合傳統行業細分，比如，醫藥電子商務、媒體電子商務、汽車電子商務、地產電子商務等。

專業方向要圍繞特定行業的企業對電子商務的需求專門設計。

高校學生可以在學習期間努力將自己的職業發展目標、專業知識積累、電子商務應用技能向該行業看齊。畢業生最起碼在行業知識、行業電子商務應用方面具有豐富的積累及極強的感性認識，初次就業當然沒有太大難度。當然，需要提醒的是，行業的選擇應遵循寬窄適當、前景看好的原則。

也可以結合企業的崗位環節設置，比如市場營銷方向的電子商務專業、客戶服務方向的電子商務專業、供應鏈管理方向的電子商務專業等等。例如客戶服務方向，一方面，E化程度很高的企業，客服工作對創造企業利潤的貢獻是較大的，而且往往依賴于電子化工具。亞馬遜服務部門人數眾多，也是最重要的部門之一。由于以前沒有這類專業人員，客戶服務方向的電子商務專業學生是經過系統訓練的專門人才，擅長利用電子化工具創造顧客滿意最大化，必定受到這類企業的青睞。

另一方面，傳統企業不論行業，不論性質，都將越來越重視客戶服務，電子化手段的使用，將大大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因此，除了具備傳統意義上的客戶服務知識與技能，客戶服務方向的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在面對這個人才需求量極大的崗位時，將會突顯競爭力。這種專業素質將會為企業打造服務方面致勝的核心競爭力。

2004年11月27日，中國電子商務先鋒資訊網舉行了“電子商務職業發展問題專家交流活動”，筆者應邀與眾多在校或業已畢業的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及電子商務愛好者進行了熱烈的在線交流。筆者發現，目前，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及電子商務愛好普遍關心的問題是“電子商務職業發展的方向和定位”。對此，筆者認為：

第一，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及電子商務愛好者應當建立職業感。這表現在：盡一切可能熟悉不同類型企業的傳統商務運作流程及特點，從中尋覓能夠與某些電子商務思想、電子商務技術結合的應用環節。還應當熟悉大量企業電子商務實施案例，用現代企業管理方法、網絡技術、項目管理等方法論分析企業電子商務實施的成敗經驗教訓。這樣有助于建立商務尋求技術、技術推動商務相結合的職業敏感與職業素養。

第二，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及電子商務愛好者應當具備獨特性。應當形成自身的一個或多個優勢。現在來看，對于很多企業而言，包括市場調研、市場策劃、市場營銷、國際貿易、IT服務、財務、行政等等在內的工作崗位都需要電子商務專業人才。除了具備全面的電子商務知識和系統的電子商務思想，應該在軟件技術、網頁技術、市場營銷與國際貿易的知識及實踐、生產管理、供應鏈管理、客戶關系管理、項目管理、團隊領導等方面擁有特長。年輕人在職業發展初期，必須做減法而不能做加法。定位過寬將會導致無所適從。

人才需求 迫在眉睫

回顧2004年，我國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再次印證了互聯網巨大的潛力。一批極具特色的商務網站，如阿里巴巴、當當網、卓越網、淘寶網、易趣網等，在電子商務B2B、B2C、C2C領域成為一方霸主。IDC數據顯示，近3年，亞洲電子商務銷售額除日本外，將會以年均38％的速度增長，中國位居榜首，預計增速將高達年均61％。2004年8月28日十屆人大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并將于2005年4月1日實施。這是我國第一部實際意義上的電子商務法律，為電子商務信息流、金融流和物流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必將對我國電子商務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易觀國際預測，中國電子商務的交易總額在2005年將激增至6200億元人民幣，因此，2005年我國電子商務將整體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發展階段。高素質、復合型的電子商務人才隊伍建設迫在眉睫。

現在的國際貿易、商務活動越來越依賴網絡技術開展，目前我國有10萬左右國際貿易從業人員，大部分已經程度不一的利用電子化工具，但基本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電子商務培訓。今后5年，我國至少需要200萬外貿人才，然而，中國每年經濟類大學畢業生才13萬，所以，有效利用網絡技術的復合型外貿人才非常緊缺。

我國目前擁有大量從事國內貿易的生產型企業和服務型企業，統計顯示：1100萬中小企業中，已經有近1/4的企業開始嘗試并越來越熟練運用電子商務工具。從與不同職位專業知識的結合來看，未來我國將缺乏能夠結合市場營銷、客戶服務、生產管理、行政財務等多個領域的復合型電子商務人才。

新年伊始，回顧過去五年我們在電子商務專業人才培養方面的成敗得失，必須明確：高校為中國電子商務人才梯隊的打造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社會培訓力量在滿足企業實際需要、培養個性化電子商務人才方面獲得了突出成就。我們希望高校與社會培訓力量加強聯系，實現理論培養與實戰培養的強強合作；建議有關政府部門對企業引進、培養電子商務人才以提升核心競爭力加強政策引導與輿論宣傳；呼吁學術機構、行業協會建立、完善統一的電子商務人才培養體系與評估體系。

背景說明：

廣田國際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是江蘇廣田投資有限公司的項目機構，致力于電子商務領域的知識研究、開發，為社會各界提供網絡貿易、數字化出口商機、供應鏈管理、IT服務管理、商業智能、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咨詢服務，同時提供多種相關的培訓項目，為各行業培養電子商務領域的卓越人才。

第四篇：置換培訓之憂思錄

置換培訓之憂思錄

沙洋縣后港小學楊方英

今年，國培置換培訓已開展了三期。目前我也和荊楚理工學院的置換生結成了培訓對子。通過我自身體驗和收集的一些情況分析，我覺得國培置換培訓確實給置換生提供了一個實踐的平臺，也為農村基層教師提供了提高理論知識和專業知識的平臺。但我也從中發現了一些問題，提出來供專家們研究解決。

1、置換教師和置換生前期接觸過少。致使置換生對置換教師承擔的工作還很迷茫，感覺無處下手。

從置換生九月十日下午到達我校，至我到沙洋縣教育局開動員會只有短短的兩天半時間。在這兩天半時間里，我的上課任務重，基本是我講課他聽課的模式，置換生缺少實際上課后和我交流的機會。

2、置換培訓中學生的利益如何保障？

毋庸置疑，置換生的專業知識和理論知識比置換老師深厚，可對學生身心特點的了解可能還停留在理論上，缺乏實際的教學經驗和教學技巧。學校沒有為置換生指定指導老師，在備教輔改考評各個環節上缺乏細致。出現學生聽不懂，家長投訴的現象。雖然其中安排了置換老師三天回校交流的時間，但教學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教好學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我認為：置換生最好有個指導老師。如果在無人指導的真空環境下靠自己摸索，要什么時候才能成熟？更何況，為了置換生的成長，是否間接損害了學生的利益，阻礙了學生的成長？

3、工作問題直接影響了置換生的工作成效。

現在的大學生不包分配，實習成效并不決定工作。加上現在教師工資收入偏低，很多畢業生并不把教師作為理想職業。而且，實習的效果再好，實習學校也沒有能力留置換生，置換生還得面臨實習后找工作的困境。不解決人的生存之道，人心怎能安定？

4、置換時間、置換內容決定置換教師的學習成效。

現在的置換時間大致定在二到三個月，學習的內容偏重理論提高上。重新當學生，要有個潛心修煉的好心態。現在的教師年齡普遍在三十多歲上，脫離家人和工作環境，置換教師還是很難靜下心來。其次，置換教師渴望的是一線教學經驗和專業知識提高，而理論性課程設置過多，沒有親身體驗或體驗流于形式，對置換教師能力提高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很多老師不愿參加培訓。

我認為，國培置換培訓是一項好工程，但只有關注細節，認真組織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才能把好工程辦成利國利民的樂事！

第五篇：茶殤：中國茶品牌發展憂思錄

前一陣子?西湖龍井?因難以支付500萬元贊助資金，倒在奧運門檻外的消息令我震驚不已，剛剛對中國茶業興起的一股自豪感蕩然無存。

且不說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能夠隨手拿出500萬而不皺一下眉頭的富豪在中國何止千萬，更何況是每年穩坐中國GDP頭把交椅、臥虎藏龍的長三角江浙滬一帶？在上海、杭州就一棟算不上頂級的豪宅、一輛中上水平的跑車，甚至是一部中小投資的電影，都不止500萬，卻還有那么多人趨之若鶩；難道作為有著千年制茶史、飲茶史的中國，一涉及“國飲”興亡，資金就捉襟見肘了嗎？更何況是關乎茶圣——陸羽之鄉的名茶！

中國的“茶文化”源遠流長，陸羽《茶經》云：“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早在神農時期，茶及其藥用價值已被發現。西漢時，茶已是宮延及官宦人家的一種高雅消遣，王褒《童約》已有“武陽買茶”的記載。三國時期，崇茶之風進一步發展，此時出現“以茶當酒”的習俗，說明華中地區當時飲茶已比較普遍。可以找到證據顯示，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飲茶的習慣是從中國傳過去的。茶飲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靜心、靜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雜念、修煉身心，這就是中國茶文化，是千百年來一直受到人們重視和喜愛的魅力所在。

為何當我們翹首以待“劉翔以天才的速度與豪氣跨越2008”的同時，我們幾千年來“茶葉王國”的驕傲與底氣，卻反而越來越遠了？是市場經濟太殘酷，中國茶適應不了市場競爭，只能退居為世界名牌茶的原料？還是我們不懂經營，不敢經營，不愿經營，將中國千年的“茶”優勢拱手相讓？

俯觀中國茶產業發展現狀

面積第一、產量第二、出口第三、創匯第四，這是中國茶葉在世界上地位的真實寫照。2006年全國茶園面積為2175萬畝，比上年2028萬畝增長7.2%。全國茶葉總產量首次突破100萬噸大關。全年茶葉平均單價為24.8元/公斤，全國茶葉農業總產值為248億元，比去年219.2億元增加13.1%。我國是茶葉大國，但還不是茶葉強國。

1：生產主體以茶農為主，生產方式各有側重。傳統的生產方式、加工方式是我國茶葉生產的基本特點，我國茶葉生產主體主要有：一家一戶的茶農；茶商或茶葉大戶；委托加工基地；有一定生產規模的茶場。我國茶葉一直沿襲著傳統的生產方式，主要特點是：中高檔茶、名優茶以手工為主；中低檔茶、大眾茶以機制為主。

2：區域分布明顯，茶區快速發展。我國紅茶區主要在廣東、云南；烏龍茶區主要在福建；花茶區主要在福建、廣西、湖南等；名優茶區主要有浙江、湖南、四川、安徽等省。特色茶產區已經成為我國茶葉發展的新亮點，如新昌的龍井產區，平江的銀針產區，安溪的烏龍茶區，云南的普爾茶區等等。由于我國農業綜合開發的實施及各地大力調整農業及農村經濟結構，新型茶區正在快速發展，如山東日照茶區、陜西午子茶區及湖南、云南、廣西、重慶等地的新茶區就是這幾年新發展起來的。

3：產品結構變化加快，新品成為新的增長點。市場趨勢表現在：普通紅茶、中低檔紅茶繼續下降，高檔紅茶有一定市場。花茶在經歷了長足發展后總量正在減少。綠茶快速增長，綠茶中，名優茶發展快。烏龍茶快速發展，保健茶生產增長，市

場穩定。傳統茶葉創新速度加快。茶產品結構正在朝優質、有機、特色、質優價廉方向發展，總體結構不斷優化。

4：經營企業數量多，龍頭企業少；產品多，名牌少。茶樹種植以農戶為主體，平均每戶僅1畝左右，能制茶或開個茶莊就算一個企業。全國僅加工茶葉的茶廠6.7萬家，平均每個茶廠年加工茶葉僅15噸。加工企業由于規模小，導致設備落后、技術水平低、產品質量不穩定。經營企業中由于缺乏龍頭企業和知名品牌。沒有知名品牌，出口茶葉只能以原料茶為主，受制于人，難以開拓市場。中國有近千個茶葉品牌，擁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是鳳毛麟角，象“立頓”這樣的世界級品牌，對中國茶產業來說，現階段就是一種奢求。由于生產工藝簡單，產品質量、原料、感觀品質等很難保持穩定。有的純粹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衛生指標不合格，農殘超標。

5：管理水平低，管理不規范。由于我國茶葉經營以家庭經營為主，經營者普遍對管理重視不夠，管理人員基本上沒有受過管理專業培訓，家族管理盛行，對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接受程度不高，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現有企業潛力難以發揮。

對中國茶產業發展的憂慮

中國茶葉之所以難以擺脫“一流品質，二流包裝，三流價格”的怪圈，其根本在于缺乏“品牌”。我國雖然名茶林立，但這些輝煌卻并沒有造就一個真正屬于中國的世界級茶葉品牌。而要讓中國“名茶”真正變為世界“品牌茶”，更遠不只是加一個“牌子”而已。突出表現在：

一、名茶多，缺品牌。西湖龍井、洞庭碧螺春等名茶名氣很響亮，售價也很高，“茶王”的拍賣價遠遠高過黃金，但消費者在購買茶葉時，則很難分辨茶葉品牌，極少數消費者買茶葉時指定品牌。

二、廠家多，品牌少。中國茶葉進出口公司的12家省級公司中，只有4家有品牌；全國加工茶葉的茶廠6.7萬家，只有近千個茶葉有注冊商標，根本談不上品牌。

三、有資源、缺整合。

在企業發展過程中，企業對資源利用、產品定位、市場維護都要提前進行規劃。資源過度分散最為直接的影響就是造成企業生產、管理成本的浪費。當初，蒙牛乳業創造崛起神話，就是依靠高度整合資源、從幾個人發展到年創利稅幾億元的奶業“巨鱷”。中國茶葉資源分散、生產分散，出口一直以散裝為主，自然也就只能充當國外品牌茶葉的原料。

四、行業混亂、無序競爭。目前，行業內部的產品競爭，已經演變成更為激烈的“價格戰”，甚至一些廠家不惜用“李鬼”，違背行業規則，惡意攻擊競爭對手，消費者難辯真偽，購買假冒偽劣產品，給“李逵”產品造成極大傷害，而更為嚴重的是，傷害了消費者對整個中國名茶的信心。長此以往，給中國名茶造成的“硬傷”，則難以去除。

五、有經營、無管理。大部分企業還是依靠傳統經驗進行經營管理，一些實力較強的龍頭企業還是存在經營管理水平不高的問題。湖南省一家省級茶葉龍頭企業，通過改制由集體企業變成了私營企業，機制變活了，但經營管理工作大部分由家族成員擔當，管理粗放，變成了家庭企業。

打造名茶龍頭企業，引領行業發展

近幾年，培育名茶龍頭企業成為地方政府抓茶產業發展的重中之重。這一點從地方政府有關茶產業發展的文件可見一斑，“龍頭企業”這一關鍵詞出現極其頻繁。地方名茶龍頭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不僅直接提高了茶業產業化的水平，而且增強了茶業生產經營能力。

但目前這些龍頭企業大多空有其名：首先，大規模企業不多，在品牌塑造、市場開拓等方面的能力比較有限。龍頭企業無論是在市場份額、產值規模，還是在市場影響力方面與其他非龍頭企業的距離還不是很明顯，很多地方還是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態，勢均力敵的茶企一時難見高低。以重慶市為例，全市300多家茶企，目前僅一家茶企取得QS現場認證。其次，龍頭企業輻射能力不強。龍頭企業自身的實力不雄厚，沒有強勁的茶葉經營能力，自然就很難網絡大片的茶農，與茶農的利益聯結還比較松散，沒能真正體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緊密關系。

名茶龍頭企業的發展形成，需要政府、行業、企業的共同努力。

中國茶產業發展的思索

一、貫徹品牌戰略

多少年來，我國的茶葉市場被形象地比喻為“有姓無名”。有姓，是指有品種，如龍井、烏龍、毛峰等；無名，是指茶葉沒有自己的品牌。茶葉品牌建設遠遠落后于市場，已經成為制約我國茶產業發展的一大障礙。

李明利本人認為，沒有品牌，就沒有競爭力。目前我國出口茶在國際市場上每公斤僅值1至2美元，平均茶價比印度低4成，比斯里蘭卡低6成多，甚至比肯尼亞的茶葉價格還要低20％。沒有品牌，市場魚龍混雜。今年3月中旬，杭州西湖區的西湖龍井茶原產地的茶農還沒有開摘一芽新茶，但每斤售價千元的龍井新茶已在杭州街頭出現。實施企業品牌戰略，打造中國茶葉品牌，已成為中國從茶葉大國走向茶葉強國的必由之路。

二、加快資源整合步驟

為盡快改變茶葉企業數量多、規模小、無名牌的現狀，應加快資源整合力度。雖然近年來茶葉行業資源整合已經有了一定發展，但其發展水平與市場經濟下對茶葉企業的發展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如何把分散的茶葉企業和資源加以整合、改造和提升，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茶葉企業和企業群體，是茶葉行業進行資源整合的重要任務。

三、苦練內功，提高管理水平

新形勢下，對茶葉企業的傳統經營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苦練內功，加強管理，與企業的實際相結合，使企業管理工作進一步規范化、標準化、細致化、準確化的同時，生產效率也得到提高，企業管理和決策水平得到加強。從而使企業獲得某種競爭優勢，確保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

四、引進外腦，圓發展之夢

要減少決策失誤，就要善于引進“外腦”。說到引進，在大多數企業經營者的頭腦中，首先想到的就是引進技術、設備、資金。而對于聰明的經營者來講，引進“外腦”卻是優先考慮的事情。在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的今天，經營者只有善于引進“外腦”，引進專業的團隊，企業決策才能少失誤或不失誤。

以品牌戰略為紐帶的市場競爭最終要從魚龍混雜的市場中殺出一條血路，但品牌影響力和市場表現若不能在大范圍覆蓋和占有市場份額上取得突破，資源整合和引領市場的宏偉目標將失去依托。中國茶產業再創輝煌的遠大目標仍需付出艱辛的努力，但我們分明已經聽到巨人歸來的空谷足音。